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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廉洁司法的实现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司法制度的建构.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公正.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进行纠正.以保证人类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因此,公正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灵魂。建设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最为根本也是最为关键的还是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而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则在于制度的设计是否符合社会大众对公正的期许.制度的正当性是否得到了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同如果背离了这个基本要求.司法制度本身就会面临困境,甚至遭遇认同危机。因此,如何建构出一种能够取得民众的认同的司法制度.这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根本保证。值得欣慰的是。当今国人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司法中许多不公正的问题实际上是司法制度体系的不公正或者司法制度体系的欠缺和不完善引起的.这使得日益成熟的人们逐渐把追求公正的目光投向了司法“背景公正”,即司法制度框架体系的公正。
二、公众认同: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公众认同作为司法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是由司法本身的属性决定的:一方面,对法治建设有极大影响的人的关系在交往中产生。交往是基本实践活动之一.指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交流、往来及其作用的过程,是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它最初表现为族内的行为。其后由种族内部扩展到部落、地域之间.今天已经演变为全球性活动并生发出全球化趋势其实.司法活动从本质上体现的是司法机关与民众之间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如同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体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民众认同是实现公正廉洁司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司法是在社会的芸芸众生之间自发地发生、存在的,因此司法具有鲜明的公共道德之属性和意义。由此,司法孕育和承载了大众司法法观。但是,司法不是单纯的道德生活.不是仅仅靠良心和舆论来表现的.而是直接导致社会冲突之解决和责任之分配的这决定了司法活动争取民众认同的现实性当司法真正取得民众认同之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等现象也就相对被压缩到了一个微小的空间。由此决定。在一个司法的价值观念日趋复杂与多元化、司法的后果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公正廉洁司法与其说是追求司法公正.不如说是寻找司法共识.也就是说,通过开放司法赢得民众观念上能够接受的有关公正廉洁司法实现的方案
三、司法为民:制度创新的目标定位
1.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的内涵
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是一种综合全面的制度体系改革,所谓创新就是在原有事物的基础上开展的持续性的完善,不断促进现有事物持续发展的活动。我国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创新,应该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继承现有图书馆制度的基础上,对不符合时代特征的东西进行革新,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并对其进行合理规划。换言之,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主要遵循现有制度原则,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与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一系列原创性活动,从而形成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
具体来说,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开展:一是观念创新,就是要求我们要紧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解放思想,以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为导向,不断深人开展图书馆制度变革;二是内容创新,内容创新就是根据现有图书馆制度,结合时代特征,摒弃有悖社会发展的内容,对图书馆实践活动进行概括总结,不断深化和丰富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内容,使公共图书馆制度能够体现时代性,充满生机与活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三是体系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开阔眼界,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突破单个图书馆的局限,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内容,以适应不同服务对象的需要;四是方法创新,方法创新就是对图书馆制度的制定方法进行创新,改变过去单一由图书馆少数人参与制定的现状,应该结合图书馆活动的实践,扩大图书馆制度的制定人员参与面,积极调动读者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参与到制度制定中来,从而使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和社会,同时还要根据实践需要,对制度进行不断的修订和完善,把这项工作纳入到图书馆的曰常管理活动中。
2.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2.1充分体现图书馆的作用与功能
图书馆制度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对于维持图书馆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但是当前社会不断发生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由于制度往往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就会出现现有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这种滞后性阻碍了图书馆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就需要我们对制度中不能反映时代特征的内容进行修订、补充、调整和完善,从而保证图书馆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制度创新在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图书馆制度才能够具有适用性,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才能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2.2图书馆实践发展的必由之路
图书馆制度是保证图书馆正常、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制度伴随着图书馆实践活动而产生,并随着实践活动的深人进行而不断地持续优化,如果制度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图书馆实践活动,显然这样的制度是存在问题的。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图书馆制度基本上能够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是制度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颁布和实施《图书馆法》或者《公共图书馆法》,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导致图书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够得以有效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速度。二是公共图书馆制度建设滞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也建设了大量的图书馆,但是与图书馆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工作却相对滞后,导致不少图书馆在管理工作上十分混乱’工作开展效率低下,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缺失不能适应公共图书馆的现实需要,这些因素阻碍了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三是图书馆制度的制定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指导。由于公共图书馆涉及层面较多、服务面广以及各地历史文化条件存在差异等原因,制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特殊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该有一些共性,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84和指导,导致图书馆制度相对混乱,大大降低了读者和管理人员的热情。
2.3推动全国图书馆制度的创新
公共图书馆作为我国图书馆行业的主体,在全国图书馆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图书馆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服务覆盖人群广泛,同时,公共图书馆作为全国各地信息收藏中心和互借中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书馆制度创新不仅可以提升我国图书馆行业的服务水平,同时对于我国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推进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创新也必然会影响和带动其他图书馆的制度创新,从而整体上提高我国图书馆业的制度建设水平。
3.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的原则
3.1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指导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指导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图书馆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和完善图书馆制度创新,剔除其中阻碍制度创新的不利因素,从而发挥图书馆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应有的作用,通过图书馆及其配套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推动图书馆制度建设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2充分体现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开放性
公共性、群众性、公益性、开放性、服务免费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特征。创新公共图书馆制度,就是要使图书馆能够充分体现这些特征和特性,一切制度创新都应该围绕是否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些特性去开展,只有这样才能将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放大,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从而真正实现人类信息知识的自由获取,做到真正服务于每一位读者。
3.3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要积极建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是一切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公共图书馆要将管理理念创新作为重中之重,将“以人为本”作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为读者创造良好轻松的阅读空间。在当今知识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社会对人们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共图书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加,读者对图书馆服务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够享受快速便捷的个性化服务。针对这种情况,公共图书馆要明确发展方向,建立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与服务机制,提升馆内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保证优质的服务水平,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价值与社会功能。
3.4创新管理体制
公共图书馆要改变传统的管理运营机制,积极寻求一套较为完善的科学管理机制,与现代绩效挂钩,促进图书馆的长期发展。首先,要突出公共图书馆的公共产品效应。相关政府部门要在思想上对图书馆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为图书馆建设提供经济扶持,保障图书馆建设工作能够有序展开。其次,由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共享,加强协作机制构建,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输送,为各级图书馆输送最新的文化资源和学术动态,并对其进行严格分类,优化图书馆资源管理结构,使读者能够快速找到自己需求的资源,为读者提供便捷的服务。同时,实现资源的“免费性三馆”免费开放就包含了免费提供文化共享工程的省级分中心、县级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点的服务。这是将图书馆管理机制与资源共享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是实现资源共享的中心环节。最后,图书馆要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与运营机制,制定一套适合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实现图书馆的长足进步。采取科学合理的人员管理机制,调整工作人员的处事态度,树立先进的工作典范,促进工作人员的全面发展。要引人绩效管理机制,将个人的成绩与薪酬直接关联,激励工作人员提升个人修养与工作能力。公共图书馆作为知识与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在促进知识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图书馆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观念尤为重要。依照我国图书馆改革现状,公共图书馆的近期发展目标应该是促进文化共享工程的落实与施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共享化,提升其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制度创新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公共图书馆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制度创新,使公共图书馆能够体现出时代特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循环经济;环境技术创新;产权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44-02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业已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循环经济的概念界定、模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经验的总结等方面。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技术创新的支撑,而环境技术创新成果又需要相应的产权制度保护,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与产权制度创新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然而,目前理论界关于三者结合起来的系统研究还非常贫乏。从系统的、集成的观点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清技术与产权之间的互动演进及良性循环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巨大推动作用,有助于探索适合我国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
一、循环经济发展与环境技术创新的内在联系
1.循环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次技术范式的变革
技术范式的变革(Technology Paradigm Shifting)是技术主体的积极行为在新产品、新工艺、新的消费观念等方面的体现,是一系列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体系的出现[5]。通过对弗里曼技术创新分类法的分析,有益于理解循环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次“技术范式”变革的观点。弗里曼认为,技术创新按其对经济系统影响的大小可分为四大类[6],即渐进的(或称增量的)创新,根本性创新,“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技术范式”的变革。其中,“技术范式”的变革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和渗透效应最为巨大。
循环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设备创新以及原料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可能是渐进的创新,也可能是根本性的创新,它们都统一于由环境友善技术应用所形成的“技术体系”变革之中。以环境无害化技术和环境友善技术为支撑的“技术体系”变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改变原有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大幅度的降低输入和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的质量型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循环经济发展以环境友善技术体系变革为依托,对线性经济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技术主体的积极行为在新产品、新工艺、新的消费观念等方面得以体现。
2.环境友善技术体系创新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实施循环经济需要独特的技术支撑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技术是环境友善技术,其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量,更多地回收利用废物和产品,并以不损害环境质量的方式处置最终废弃物。环境友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如下技术类型:污染治理技术,主要用于消除污染的环境工程技术,其特点是不改变生产系统和工艺路线,只是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通过净化废弃物来实现污染控制;废物利用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清洁生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污染零排放和产品的绿色化,它在环境友善技术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资源替代技术,通过这些技术使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减少自然资源的初始投入量。当然循环经济的发展还需要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排放监测技术及信息传递技术的支撑,它们同环境友善技术一起组成了循环经济技术体系,其应用与发展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生态市场产权制度创新与环境友善技术创新的辩证关系
1.产权制度创新通过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以增加创新收益
环境技术创新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要使技术能够得到高效和广泛的运用,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以保证新技术产生的收益不致被外部化。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的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推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在缺乏产权制度保护的情况下,个人或企业的创新收益往往不能得到保证,这将严重影响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以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为例,当生态市场资源是公有财产时,没有人有动力进行污染治理,因为污染治理总是要花费成本的。此时,即使有污染治理的技术发明,个人和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去使用。而当生态市场产权得以明晰,生态资源的使用就不再是零价格,而是必须付出与环境容量相对价格相符的市场价格时,生态资源的稀缺程度就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得以体现。
2.技术创新增加了产权制度演进的潜在利润,降低了新的产权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为进一步产权制度创新创造条件。生态市场产权制度的明晰需要支付制度变迁的成本,而这一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创新水平。比如要对环境容量进行产权明晰,就必须具备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排放监测技术和信息传递技术,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我们就很难做到以较低的成本对环境容量进行产权明晰。正是这些监测技术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不断地降低环境容量产权明晰的成本,从而推动着排污权交易的顺利进行。而排污权交易的顺利进行,又推动着污染治理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排污权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使各种明晰环境容量产权的技术如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排放监测技术、信息传递技术等得到迅猛的发展。总之,产权制度创新诱导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降低产权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为进一步产权制度创新创造条件,而新的产权制度创新又诱发新的技术创新,技术与产权互为依赖,协调发展。
三、基于技术与产权互动演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是,目前依然有许多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的非排他性引起的。这种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的非排他性导致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成为一种无价的公共产品,引起了竞争性消费,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明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产权,形成排他性的明晰产权机制,使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价格在市场中显现。此时,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就与劳动力、土地及资本同样地作为生产要素被企业计入成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会主动寻求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更合理利用的环境友善技术,推进面向循环经济的环境技术创新。在环境容量资源产权可转让的情况下,对更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的技术需求就会增加,新技术供应商也更乐于投资开发新技术,所以供求双方积极性都很高,从而带来环境友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更加迅速。而污染治理技术、废弃物回收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及资源替代技术等环境友善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意味着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容量资源供给量的逐渐增加。技术与产权互动演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可用下图表示。
总之,人类正是依靠产权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演进,不断地改变资源利用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地扩大资源基础存量,才克服了一次又一次资源严重稀缺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才创造了今天的文明和繁荣。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产权与技术互动演进的可持续发展史。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资源稀缺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迫切需要通过“技术范式”的变革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严重稀缺所带给人们生存的压力,因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技术范式”的变革也依赖于一系列面向循环经济的环境技术创新,同时,技术创新又依靠产权制度创新的激励和保护。我国要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同时依靠技术创新与产权制度创新,并使二者在互动演进过程中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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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问题,认为有限理性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行为,资产专用性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是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改进中国融资制度绩效。
198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力量控制着金融资源,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不必担心融资难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并未得到体现,一方面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资源的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民间资本难以流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断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脐带”关系,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要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融资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本动员,为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有效的融资制度是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创新融资制度成为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不下,超过16万亿(2007年最新统计),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并不是缺少资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制度。
一、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
1.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
戴维斯和诺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对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J: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即技术创新是采用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制度创新往往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新发明的结果。和技术创新一样,只有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成为可能。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决定制度创新的主导因素。
从融资制度创新发展来分,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认知成本,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存的社会形态、封闭的传统与僵化的意识牢固粘合的文化形态。这种体制与观念影响和束缚着制度变迁,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认识、觉察与比较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变迁容易发生在大规模的战争、经济萧条或动乱中,但是在中国这样很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福利状况不断改进的社会发生制度变迁,政府的认知成本是长期的而且是很高的。第二,制度设计成本,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在政治力量与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决定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时,“搭便车”是制度变迁固有的行为,政府往往会复制或照搬其他先进国家的制度,但是,制度往往有一定的适用性,失去了一定的具体环境,制度就失去了原来的效率;况且一项制度实施是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牵涉到政府主体利益得失,政府受个人理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歪曲制度供求关系,这说明融资制度创新有很高的设计成本。第三,制度实施成本,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受到参与者意愿的约束,制度变迁牵涉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当政府进行强制性变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强制时,地方和下属往往就修正上级的制度供给来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修正上级安排的方法有: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等。从这一方面看,融资制度有很高的实施成本。
2.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
有限理性是Arrow(1951)最初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根据North(1971)的观点”。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由于中国企业数目较多(大小企业总共有1000多万个),每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信誉等级、财务管理水平等千差万别,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源分散;况且,每个企业不可能将自己所有的真实信息完全透露出来,一般来说,在财务报表上或其他方式公开的资料是经过企业自己筛选过的,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所掌握企业的信息少于企业实际的情况;二是政府的选择受限于有限的决策技巧,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时解决方案单一,不能考虑所有企业的情况,融资问题依然难于解决。政府经过各种途径可掌握企业一定的真实信息,但企业的内部信息是不可能掌握的,政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只知道企业融资难,中央政府想极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于是颁布法律,出台政策和文件扶持企业融资,但是也未必能真正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分别从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别是1999年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中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的标志,这一法律具有强指导性、针对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后来又出台了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促进企业融资,但从近年实施效果来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依然未变。因此,政府的有限理性行为制约融资制度创新。
3.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它是指人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往往与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机会主义有时把自己的成本或费用转嫁给别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伤害。表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主要是利益诱导而阻碍融资制度创新,比如明明知道给国企贷款坏账率高,但贷款还是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将一些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挡在门外。根据Rajanh和Zingales的利益集团理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发展呈现差异的内在原因。制度的创新表现为利益的重新瓜分,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创新的原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正规金融机构仍然是一种政府直接控制和国有银行垄断的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改革20多年来,经济市场化虽然有很大改进,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仍然只有市场主体的名分,而没有市场约束和行为能力,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下运作,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借债可以不还,也可以赖账,还可以核销和转移,市场机制不能反映资金需求价格,风险得不到补偿,因而高风险和低风险资金的价格不能有效区分开来,从人性来分析,没有人会承担制度变迁的风险,因而国有商业银行只要有政府的担保和授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定的国企贷款大开绿灯,甚至争相放贷,对其他国有企业也不会拒绝,其行为约束不是源于主体本身,而是来自外部。在证券市场上,利率没有成为资金供求变化的传导和调节机制,特别是当资产收益率大大高于产品收益率和利率的时候,负盈不负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必然会利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通渠道。正是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思考和分析,不愿意承担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正规金融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融资制度创新。
4.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指资源在用于特定的用途之后很难再移作他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用途中程度不同0资产的专用性有强弱之分,资产专用性越强的资产转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越高。由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隐含担保和企业的软约束成为全部金融活动和整个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中国正规金融机构基本上控制着企业的融资,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排斥在整个企业融资之外,在这种制裁环境中,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被迫将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地下金融、黑色钱庄等经济的体外循环,形成了很强的专用性,现在若想将这些资本重新积聚,成本非常之高。加之在金融活动领域,政府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预相当强大,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生活仍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有时随意关闭民间信用机构,政府信用的不可预期性为这些资本进入企业融资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使非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主体不敢轻举妄动,民间信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由资产的专用性导致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阻碍了融资制度创新。 二、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
1.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
市场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而计划则能纠正市场失灵,起战略调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计划被用过火了,往往将行政力量普遍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干预不应该干预的领域,造成资源配置关系扭曲,价格机制失灵,市场经济中计划在唱主角,颠倒了市场与政府的主导关系,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劳动富余的国家,但解放后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点扶持资本密集型企业,将有限的资本投资于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而扶持的国有企业恰恰又是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组织,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行业的利益,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此,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关系,阻碍了中国融资制度的创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利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好二者的位置,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顺利实现融资制度创新之必要。
2.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换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嘲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出现了“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的争论,“循序渐进”即改革政策B应当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实行,B体制的实现以A体制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它可以图示为:循序渐进:A—B—c;“平行推进”理论认为,改革政策应该尽可能多地开放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无须等体制改好了一个再改另一个。
前者的优点在于它对一种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的重视,确认了一种体制的有效性与其他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但是这是在政府充分理性这一假设条件下的,它忽视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现实条件,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国家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过早地开放资本帐户,导致大量游资进入国内进行投资,但是一旦金融预期下降,“游资”抽走,发生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早熟的现象,循序渐进改革在政府有限理性的现实下很容易选择错误的路径。后者避免了前者中“过激”或“早熟”的现象,也考虑了政府有限理性这一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矛盾,但是事物发展也是事物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发展有先有后,正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一样,金融市场只能最后才开放,利率市场化也只能逐步放开。因此,平行推进理论也并非融资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j,事物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不是简简单单的按照人为的“循序渐进”或“平行推进”等固定的路径前进,事物的发展有其正常的步骤,只有各体制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才是事物成长规律,而相互阻碍和不遵守规律的发展不是事物的进步,中国推进改革也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得认真观察融资制度创新的规律,总结其发展的客观事实,走最适合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路径,最大效率地推进制度创新。
关键词:中国流通产业;流通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5-0022-04
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所引发的流通产业的国际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流通产业虽然经历了多元化蓬勃发展的阶段,但与迅速变化的形势相比,已越来越显得创新不足、流通产业效率和竞争能力弱化。因而,本文从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当前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深层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推动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产业演进的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指的是人们在接触到物质环境中如何行动的习惯方式。T・W・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V・W・拉坦也将制度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给出流通制度定义,它是指约束在商品流通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界定彼此权利与义务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总和。按照康芒斯对交易活动的分类,流通制度可以划分为企业、市场和政府对流通活动的管理等三方面的制度。现代流通活动采取了市场和企业这两种联系形式,因而受市场交易规则和企业内部规则的约束。政府对流通产业的管理以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为主要形式。同时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它对流通产业的管理着眼于建立法制化的市场环境,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保护流通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活动的交易费用。其次,政府也利用行政手段,通过价格调节、风险基金等制度干预和控制商业活动,将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是通过复杂的规则、标准和实施的边际调整实现的。而制度创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创新利润。创新利润是预期收入和预期成本之差。当由于相对价格、偏好的变化,增加了预期收益或减少了预期成本时,原有的制度均衡状态被打破,受到外在利润驱动的组织便会从事制度创新活动。从世界各国流通产业发展过程来看,流通制度创新大致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流通企业制度创新。从个体商人和合伙商业企业到现代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正是流通企业制度创新的真实历程。二是市场交易制度的创新,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是市场交易制度的核心。这两者的创新降低了商业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有效地节约了交易的签约费用和监督费用。三是政府流通管理制度的创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制度变迁也就是制度从僵滞阶段经由创新阶段,而至均衡阶段的循环,是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制度变迁完成之后,并没有静止不动,实际上,形成为制度均衡三个阶段的制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创新性收入同样会降低,而在这个阶段要再获得较多的收益,同样要在制度的总收益中争取较大份额,也就是均衡制度实际上潜伏着向僵滞阶段过渡的趋势,一旦这个过渡完成,那么制度就进入了下一个从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制度均衡的循环。当然下一个制度变迁循环的开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循环,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实际上预示着一个更高效率的经济制度的来临。
纵观20多年我国流通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看出这一轮制度变迁主要是引入市场机制,形成多元化竞争,减少流通环节的过程;也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流通制度已经处于僵滞阶段。流通制度已陷入制度危机状态,制度变迁的外部利润非常巨大,制度已经具有了变迁的必要条件。但由于交易成本、有限信息以及国有流通利益集团的约束,流通制度不可能迅速自发地演进到一个外部利润完全内部化的新制度,而只能采取政府从上到下的强制的推行。因为当时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流通产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流通主体自发变更、突破坚如磐石的计划体制,无疑将面临极高的风险和代价,这样由流通主体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是非常困难的。只有由政府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创新,政府只需对高度集中的流通制度环境作一些渐进的边际调整,就能获得在现有的流通制度安排下所不能获取的巨大利润。当然创新的发生还取决于其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从改革开放初期情况看,变革流通制度最具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一方面,城镇负担着沉重的就业压力,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流通产业又处于非常短缺的状况;另一方面农产品的计划外集市贸易和个体商业在改革前并没有彻底消失,较其他领域与传统体制的摩擦成本较小,创新成本较低。这样流通制度创新得以发生。从具体的流通制度创新过程来看,主要表现在:一是流通企业制度创新。改革以来,随着集体、个体私营商业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商业企业的迅速发展,突破了改革前单一的国有流通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国有流通企业进行了“承包制”、股份制改革,实现了组织创新。此外,在业态上突破了原有三级批发、百货店形式,出现了诸如连锁业、超市、购物中心、物流中心、流通集团等新型业态。二是市场交易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培育市场,使之逐渐取代传统的流通体系,政府在适度保留一部分计划内商品的同时,缩小计划管理商品的品种、改革商品统购派购制度、取消对固定购销关系的限制以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等,逐步扩大市场机制调节的数量、范围和力度,并实现了流通渠道多样化。三是政府逐步推进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流通管理制度的创新。政府对流通产业的管理正朝向间接调控的方向转变,国家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规范流通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监控物价的法律、法规和适当的行政手段来实现对流通的间接调控。此外,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政策,建立调节基金和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对商品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总之,改革以来的流通制度创新已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一是向商品活动主体提供了充分的激励机制;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交易费用的过快上涨;三是确保了流通的平稳运行;四是提高了商业活动的规模效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流通制度创新是我国流通产业飞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中国流通制度演进的现实困境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领域,虽然僵化的计划流通体制被冲破,但新的流通格局尚未建立,流通领域的盲目、混乱、堵塞状况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当前我国流通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主要是由流通制度创新受阻引起的。从流通制度变迁的周期来看,当前中国流通制度演进已进入僵滞阶段,而制约新一轮流通制度创新的因素主要有:
1.前一轮流通制度创新的边际效率已趋于零。由于前一轮流通制度创新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渐进性制度转轨过程,流通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现有流通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巨大潜在利润,政府在改革初期对高度集中的流通制度环境作一些渐进性边际调整就能获得这一利润。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流通体制改革已进入到深层次的产权、政治、法律等制度创新阶段,即要进行制度环境的变迁。由于进行产权制度、政治制度等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创新要涉及到意识形态、政党、利益集团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要减少政府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对于制度变迁的收益而言制度创新成本太高了,这种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边际效率已很小,这也是目前我国流通制度创新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新的流通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任何方式的制度创新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并不总是制度创新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从公共选择理论来看,政治市场上的基本活动也是交易,政治是个人、集团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都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是利益的交换。不过,政治市场上交易的是规章、政策、议题等公共物品,交易主要在集团、政党之间进行;并且政治市场上的交易具有一定程度的非自愿性、非平等性和强制性。制度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正中由不同个人利益集团、政府官员、政党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政府在支持一项制度创新时,受到统治者的多元性与有限理性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的约束。只有当统治者的财富、意识形态、政治威望、国际影响等方面的总边际收益大于其支持或推行这一制度安排的总边际成本时,制度创新才会发生,流通制度创新也遵守同样的规律。如粮食流通体制、供销社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村网点、国有股减持、商业地段较好的企业转制,特别是中小国有流通企业在改造上求稳求过渡等,都是因为从政治稳定和主观上的良好愿望的角度考虑较多,而从市场经济规律考虑不够的结果。从而,使当前我国流通制度供给明显不足。
3.流通制度变迁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性。理性的经济人会选择不利制度但这并不说明这种制度的合理。由于初始的制度选择提供了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沿着原有的制度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方便得多。而既得利益集团要巩固现有制度反对或拖延进一步改革,即使新的制度安排比现有制度更有效率。于是初始制度安排为后续制度创新划定了范围。在各地机构改革中,撤销贸易局,成立捆绑式的行政管理性流通集团,主要功能不是经营而是稳定人员、安排人员,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具体体现。这也是我国流通制度创新过程中总是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难以摆脱计划经济影响的重要原因。
4.意识形态刚性强化了“流通制度锁定”。大量实践表明是政府对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偏好,赋予“菜蓝子工程”、农贸市场、各种批发市场、大型流通集团等的政治功能与社会性质远远超过了经济功能,过多地赋予国家流通企业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导致国营流通企业改革更多地考虑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目的,而不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目的。重叠的商业管理机构内含的信息不对称与行政指令的偏好,使政府对计划型制度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而对外部知识的局限又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流通领域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享垄断权力与垄断租金,必然要维护已有的制度安排。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又加大了我国流通制度创新的成本。所有这些构成了对我国流通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刚性。
三、打破流通制度创新的僵滞状态,积极推动我国新一轮流通制度创新
1.积极推进我国流通制度环境创新
当前制约我国流通制度创新因素中主要有制度的供给不力、“路径依赖”及意识形态刚性所强化的“制度锁定”等,而这些因素都涉及到流通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为此,要想进一步推动我国流通制度创新,就要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产权制度、商业法律法规等基础制度安排进行创新。我国加入WTO,对流通领域开放将步入新阶段。为此我国要修改一系列有关流通产业的政策、法律、法规,并对政府商业管理部门进行职能转换,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显然,入世后,我国的制度创新又多了一个内生变量,自此,以后的制度创新便要更多地受世界多边规则的影响,这将有利于我国的流通制度环境创新。当前政府体制已成为改革的制约因素,必须有效地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体制框架。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产权制度创新重点放在明晰产权、保护产权上。对国有流通企业产权改革主要采取股份制。此外要加快对流通产业的立法、执法,尤其要加快反垄断立法,为流通产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2.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商业管理制度创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现流通制度创新的要害在于理顺流通领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打破目前依然明显存在的内外贸分割、部门垄断、地区封锁、管办不分、分工重叠的不合理格局。在管理范围上,可选择实行面向全社会的大市场、大流通、大贸易的商务流通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上,实现内贸、外贸、工商管理、物价、质量监督、计量等合并;在管理方式上,可选择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中央垂直领导两种形式并存。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把政府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市场规划、流通产业政策、市场法规建设上。
3.以需求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推动微观流通组织创新
由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边际效率很小,加之我国加入WTO,整个流通制度环境将变得更加开放、有序、透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将转变为制订行业规划、制定发展战略、依法管理等上面,而不再直接干预流通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为此,流通组织制度创新要坚持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根据不同行业的重要性和企业规模、盈利程度等标准,应当采取不同的组织制度,对大中型国有流通企业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数量,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大型国有流通企业改制力度,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坚决实现股权多元化,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对中小国有流通企业的改造改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兼并、重组、租赁、股份合作、出售、合资、合作等,这样非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参与国有流通企业改革,逐渐形成一定的控制力;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非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全部控制。这样逐步形成公司制、合伙制、合作制、个人业主制和国有制、外商独资、合资等不同的企业制度。如果能真正实现国有商业资本的渐进退出、民间资本的逐渐进入,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这必将切断政府对大部分流通企业的持续不断的干预(因为国有流通企业很少了),流通企业就会拥有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样对流通企业或参与商业活动的个人而言,制度创新的经济的政治的风险成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让人望而生畏,而创新的收益能迅速转化为市场竞争的优势。企业获得较大的制度创新的外在利润,而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次级行为团体也获得增加的税收、就业、持续的商业增长等创新效用。并且由于诱致性制度创新是创新主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只要存在外在盈利机会,流通企业就会持续地进行组织制度创新,从而推动整个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
4.实施反垄断的流通产业政策,积极推进流通行业协会成长
进入新世纪,流通产业的政策重点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相互协调,透明度要高。例如,设计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产业政策中的流通产业政策;在流通产业政策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流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商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为加快我国流通产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所有政策调整中,最重要的政策是“放权”。为此,一要政府最大限度地放弃以往事无巨细的审批制度。这种缺乏市场经济依据的权力独揽,不仅是的温床,而且是对国内批发、零售业的巨大束缚。二要配合机构改革,最大限度地将原有政府职能交由各种民间流通行业协会承担,推动民间商会组织名副其实地尽快成长,以使在“入世”过渡期,使已经同政府脱钩的大量物流、运输、仓储、批发、零售业找到合法、可靠的社会依托,实现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刘勇.商业增长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程红.制度变迁的周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Pushing a New Round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Circulation Industry:A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Circulation Industry in the 21st Century
HU Hong-li SUN Yu〖JZ(〗(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2. Department of Finance,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This essay undertakes an analysis under the frame of New System Economics and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attributes to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y. The existing difficulty in the industry lies in a sluggishness of the progress in the circulation system, that is, a hang-up i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circulation industry. This is resulted from a low marginal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dominat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 heavy dependence on innovation measures, an intensified “lock in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derived from ideological rigidity. Accordingly, the author comes up with such countermeasures as an inno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and so on.
Key words:circulation industry in China; an evolution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收稿日期:2002-02-21
关键词:管理制度;创新;新形势
企业管理的好坏与企业的制度有着很大关系。企业管理制度是管理工作经验的积累总结。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管理制度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来看,企业在进行管理时,主要采用的是管理的经验与方法,里面渗透着深厚的人为因素,对于新形势下企业的管理,此种方式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所以,为了使企业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必须进行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
1、进行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1.1有利于组织外部环境的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与社会经济的变迁,传统的管理制度已经与现代的环境基础不相符。对于外部市场对企业的压力,传统的管理制度并未给予重视,也就使得外部市场的竞争信息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到企业内部,更无法在员工间进行传递,而最终的结果是,企业员工对市场不了解,企业在创新与应变能力上变得比较弱等问题。所以,在系统论、控制论等先进学科的理论下,采用相应的手段与方法进行创新企业的管理制度已势在必行。
1.2新形势下,有利于经济形态的发展
(1)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发展,使企业在管理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①知识要素变成了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员工的知识与技能等的基本知识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所以在进行制度创新时,要考虑知识资本管理与物资资本的关系,把目光重点转向知识资本的管理。②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密不可分的,而知识是人脑的终极产物,所以,在传播与积累知识时,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企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管理制度的创新下,充分调动人积极性、发挥人的最大潜力。③内部知识的积累与外部网络的共享共同构成了企业的知识资源[2]。怎样设立科学有效的知识体系,并渗透到企业的流程中,这也是对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更高要求。
(2)有利于客户经济的发展
客户经济的到来与发展,对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客户经济的作用下,同一价值链上的不同企业整合到一起,把顾客作为主体,为其创造价值。企业的管理制度既要对内部的管理关注,又要对同一价值链上的协调管理生视,同时,顾客价值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管理也要给予关注。②由于企业出现的网络化、虚拟化等,各组织间的所有权控制已经淡化,而是以契约、虚拟与经济控制的管理为主[3]。对于这种要求,企业的管理制度要与之相符,进而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连接外部资源与组织。
1.3有利于创业型经济的发展
创业型经济不同于传统的管理经济,它是在经营创新与事业创新的前提下,体现出的多种高水平的创业活动与创新发明等,主要经济特点有自主、创新、多元化等[4]。第一,人们要进行思维方式的转变,形成良好的创业精神观念。第二,创业经济还提出管理上的创新,创建创业管理的模式。传统的管理模式的前提均是大工业,经过计划、组织、领导等职能使组织目标实现。而创业管理模式则是以发现和辨别机会为基础,在创新、敢于担风险的情形下,实现创业过程中,组织与资源间的整合。在创业型经济中,稳定与控制已不是管理制度的核心,而是把机会、创新作为起点,鼓励个体发展、团队合作。
2、进行企业管理创新的对策
2.1建立健全有效机制,打造专业化的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在创新中起着主导作用。企业家推陈出新,经常在传统的轨道上带来创造性地改变。我国当前的企业管理在创新上没有显著的效果,其重要因素就是缺少专业化的企业家。所以,只有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才能促进企业的管理创新。基于此,可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责、权、利互不影响下,要尽快建立并健全公平、公正、合理的激励约束体系,使经营者的个人利益直接受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影响。在设立管理干部的制度时,要利用竞争机制,构建人才市场,进而通过市场机制使企业家得到合理分配。另外,国家也要通过各种渠道构建人才市场、继续企业家教育的培训体系等等,使我国的经营者更专业化。
2.2观念革新,使管理创新成为企业经营的战略
企业管理进行创新时,最大的阻碍就是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还有不少企业的管理层没有意识到现代的管理模式对企业带来的意义。有关调查表明,在各种创新中,观念创新是最不易实现的。所以,在新形势下,企业的管理层要真正意识到管理创新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同时,对于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战略的布置要及时更新,使集约化的经营意识提高,进而使企业的管理创新不断推进。
2.3制度创新要加强,以此促进管理创新
制度创新影响着企业管理的创新,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企业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是由制度创新决定的,换句话来说,企业在制度创新下,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满信心。而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则是由管理创新来决定的,即要对市场内部的组织架构进行建立,从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与良好运行的体系结构。企业管理创新的前提保障就是进行制度创新,它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管理创新。所以,只有企业不断革新,创建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才能推动企业的管理创新。
2.4文化建设要创新,形成良好的文化管理氛围
在企业的管理中,企业文化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渗透影响着企业管理的创新。所以,企业要有强烈的创新观念,员工也要有强烈的认同感;营造企业管理创新的良好环境,进而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敢于创新的先进人物,要充分发挥其表率的作用;企业创新体系要尽快健全,使创新有着更强的动力;同时也要对文化礼仪的创新与网络文化的创新进行设计,让员工接受创新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创新的动力,最终实现企业管理的创新。
结语
企业管理的先决条件就是企业的制度,它将企业管理的具体要求形象地体现了出来,是对管理工作的归纳与总结。企业的管理工作水平的优劣,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要充分意识到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作者单位:上海闸北发电厂)
参考文献:
[1]李晓蓉.试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J].经营管理者.2009(06):112-114.
[2]刘婷婷.浅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J].中国商贸.2011(21):156-158.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微观主体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是简单地运用现行的市场机制,而是在矫正制度缺陷以及弥补制度的缺失,从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规则,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从制度本身上分析,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产生出不同的经济绩效。随着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规模、科学技术等的变化,原有的制度均衡就会打破,就会出现新的获得机会,从而产生新的制度。可以说,制度的创新同技术的创新一样,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源泉。一个社会将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偏好结构以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
根据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理论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制度的创新是推动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而且随着政府进一步的接近具体的环境,政府进行直接创新的动力就会越大。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存在的现状
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的初始阶段,在既定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选择行为可以用博弈论来说明。博弈主要是指参加竞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微观主体,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作为当代中国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着不同的创新任务。
1.中央政府方面
在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最大化这两个目标的驱动下,通过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来降低交易成本和竞争约束,尽可能持久的维持政权的稳定。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制度创新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但是,从理论上,由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性,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障碍。并且,在制度变迁的开始阶段,中央政府对于制度变迁的相关知识的认识不够,因此,中央政府主动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进程将十分缓慢,而且有可能存在改革的极限。因此,作为理性的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个低成本的知识积累以及传递知识的媒介,并且可以组织实施相应的制度供给。
2.微观主体方面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制度的创新与社会上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分不开的。微观主体,力求追求机会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市场经济充分自由时,市场上的获得利益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但是,社会上的微观主体毕竟每一个主体的力量甚微,其自主制度创新受到各个方面的约束,比如,受到政治风险障碍,成本的约束等。而且,社会上的微观主体往往缺少能和中央政府谈判,难以及时反映其对制度创新的需求的有效地渠道,同时广泛的搭便车的心理导致社会上的微观主体很难将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的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所以微观主体渴望能有一个廉价的可以代表他们的制度创新需求的集体行动机制或者是组织。
3.地方政府方面
地方政府自身具有推进本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意愿,而这种意愿表现在实际中往往是超前的,当辖区内存在的制度安排与社会发展目标不相适应时,这时就需要地方政府发起创新行动。而相对于中央政府,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比如经济发展措施、行政体制改革等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这样,这些地区既给予了一些发展的鼓励政策,还可以作为改革的“试验田”。从辖区内居民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必须回应本地居民提出的各种需求,当社会和市场遇到环境变化而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民众就会期望政府能够进行制度创新,并同时施加不同程度的压力给政府。地方政府的优势在于地方政府在地方上能够替代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能够克服中央政府对社会需求的不敏感性,大大节约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成本,但是,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资源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间也会像在市场上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方面,最终逼迫当地政府不得不考虑进行制度的变迁行为。
作为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成本也相对于中央政府和社会微观主体要小得多。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规则、程序或者行为规范,在制定的过程中要需要一定的人员成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进行的制度变迁的安排是最佳的,因为地方政府连接着中央政府和社会微观主体之间,能很好的起到一种媒介或者是桥梁的作用。
二、我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出现的问题
地方政府在进行制度创新时,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并且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变得毫无效率。首先是将诱发地方政府的寻利行为,这是由于优先的进入权力可以带来垄断的租金,只要一个地方突破并且进入壁垒,其他的地方就会看到他获得的利益而一起开始模仿,这样就能很容易的造成壁垒被全部突破,最终导致垄断租金的消失。
从地方政府方面考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出现中央政府的一些调控政策和地方上实际的经营之间发生矛盾时,往往地方政府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比如:(1)和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2)故意误解一些政策规则。“用足用活中央政策”,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在这样的名义下来解释中央政策的,时不时的和中央政府打一些有利于本地区利益的“球”,而且又不会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问题。(3)表里不一。就是会有一些政府为了不与中央政府产生冲突矛盾,表面上会表现得服从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政策,但实际上背地里却是另有一套和中央政策冲突或不同的实际的经营政策。(4)公开抗衡。当一些地方上的利益在中央强制性的宏观控制政策下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就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会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有时还会私底下的不满慢慢发展成为公开与中央政府的抗衡。
从地方政府的官员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官员在任职的期间内,往往急功近利,不去进行长远考虑或者根本就缺乏长远考虑的能力,只是一味的求能够尽快尽早的做出一些能看得见的所谓政绩。在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上,地方政府官员总是要求要快,而且和其他地方进行相互的攀比;在投资的规模上,地方政府官员要求投资要大,因此争着去找投资,争着去中央要项目,最终导致经济过热一次有一次的发生;在投资项目上,地方政府官员总是想着投资那些发展花钱少的,经营周期比较短的,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项目,却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基础农业项目像农业、交通运输业、能源等置之度外,最后导致了地方上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的“瓶颈”突出。真正具有潜在的长远利益的制度创新只是靠这些短期行为,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而且还会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困境中。
从地方上的微观主体方面考虑,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在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合谋性契约: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和自主的制度创新为微观主体提供有利于扩大微观主体自和保护产权的制度环境,微观主体则以实际的制度创新行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间接地为地方政府官员实现可显现的政绩最大化创造条件。1当微观经济主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独立的承担制度创新产生的成本时,有独立的产权的微观经济主体就会不再需要依附于地方政府,他们就会脱离地方政府自己进行制度的创新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获得利益的机会。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就会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关于决策权的分享以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冲突。这时,地方政府官员就会利用其手中的政治权利进行干预,参与到利益分割中区: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来干预通过增加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认为的创造出租金,诱使微观经济主体为了获得这种权利而分割出一部分的利益给他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威胁微观经济主体,逼迫微观经济主体拿出一部分的利益与其分享,会故意的制定出一系列会使微观经济主体受到损害的政策规定。这种政府官员故意分割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的扭曲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引起微观主体的强烈不满,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严重阻碍了制度的创新。
从地区公共问题管理方面,其一,行政区行政的的管理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其封闭性和机械性总是能完完全全的体现,更是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其二,按照行政区划分的地区来治理,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很少关注其他区域甚至是相邻区域的问题。其三,地区内的行政区行政,可以说是垄断性的,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主题只有政府,政府处理一切的公共问题,制定政策并执行,以及区域行政区内的一切大小公共事务。其四,行政区行政的关于公共问题治理的基本法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因而一些不属于本等级上的区域公共问题,就会被排除在此等级治理层次以外。
三、为完善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诱致型和强制型的制度变迁交替进行。
一方面,诱发促使微观经济主体进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创新。政府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到自身的限制,包括知识、实践等方面的限制,为了可以降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可能会对自身所处的位置进行重新的调整,其中直接退出制度创新就是一种简单的途径。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经验总结来看,往往当改革处于后期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减弱。而且随着政府的地位慢慢变弱,也就会逐步的退出制度创新以及渐渐地社会上排他权利的确立,关于新的制度是否会出现,这就会主要的取决于社会上微观主体在新旧制度非均衡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外部利润的预期收益以及成本的大小。显然,要想使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能够有效率的运行,还必须能够克服在新旧制度转换的过程中一些外部性的“搭便车”行为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压力问题,会导致在招商引资、市容建设等方面会有很强烈的愿望进行发展,且创新的主动性就会大大加强。同时,经济发展的指标和地方上的市容生态环境方面也是中央政府以及上级政府考核的主要内容,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采取一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这样就可以节约一些成本,而且由于是政府强制的,中间可以避免协商过程中时间的浪费,行动实施起来的速度也会很迅速,并且最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的。不过,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式,如果没有很好地处理,很容易导致政府的失灵,所以要谨慎进行。
其次,地方政府要转变公共治理的理念。
地方政府制度的创新,要突破简单的行政区行政,确立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或者是新的治理思维方式,就是把行政区行政转变为区域公共管理的思维方式,这样就可以避免行政区行政区划的一种刚性的约束以及行政区行政的缺失问题。首先,区域公共管理的社会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符合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是现如今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其次,区域公共治理,弥补了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弊端,可以最大化一些区域的“外部性”“外溢性”问题,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再次,区域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要求彼此之间是一种合作的,交叉的关系,而非传统的上下级的关系,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协调、谈判等方式实施对区域一些事物的治理,。
最后,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绩效三方面的综合的考核。
地方政府制度的而创新,其目标要简单有效,而且要监督与执行相协调,要真正的进行改革,转变政府的职能,完善政府的管理方式。还有,在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方面,要真正能够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满足区域地方上的产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水平。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位置的地方政府,其管辖区内的人民群众也都会认同本地的政府官员的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成绩的政治绩效,还必须要以经济社会绩效为基础的。地方官员就不能一味地追求短期的经济绩效,或者一些对长远发展会产生不利因素的项目建设。
注释:
①资料来源:黄永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1,2.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
[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出版社.
[3]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
[4]谢庆奎.职能转变与政府创新[J].新视野,2003.
[5]赵景来.政府创新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述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
[6]严荣.公共政策创新及其限度[J].理论文萃,2005.
[7]张志辰.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2011.
【关键词】 制度 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管理制度创新
一、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视角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方面构成。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特定制度的产物,是人在特定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表现。用这个观点看教育问题,教育改革本质上并不仅仅是教育内容的改革,也不仅仅是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命题方式之类的技术性改革,而更重要的是管理制度的改革。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和利用教师及学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与西方人相反,我们向来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教学,轻技能培养;更关注技术创新,而忽视制度创新。这种思维方式是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但在当今市场化的社会,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作为上海办学历史悠久、基础条件雄厚的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上海交通学校,为上海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应用型职业技术人才。学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但是,要谋求更深层次的发展,必须在稳定规模基础上走内涵发展之路,而目前在内部管理上,深感传统管理有余而激励与创新不足,集中统一有余而各部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足,行政调控有余而各部门自动协调配合不足,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重视制度建设。
二、学校管理现状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1、制度的有效性
制度,本身可分为有效率的制度和无效率的制度,一种制度有没有效率主要取决于这种制度的交易费用,正因为此,一般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高低,又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激励相容”,即这种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否与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一致。当然,任何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都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还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任何一种制度都难免会有弊端,但是只有激励相容才能节约交易费用,只有激励相容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制度。
近几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的教学和实训条件明显改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学校将原专业科改设专业系部,并增设专业教研室,统管中高职教育,学校在管理中的分工线条更为明确。当然,从古典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分工和专业化可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学校在分线条管理后,上下衔接趋于紧密,线条内办事效率有所提高,但不可避免地会过度倾向于纵向一体化,从而在各自为政下忽略了管理线条横向协作的重要性,势必出现学校范围内的外部不经济,甚至导致制度失效。
2、制度创新的必然性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为它不具有专利性,是一种公共品,可以“搭便车”,人们可以简单的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进行制度创新的人就缺少激励,这类稀缺可视之为利益驱使下的制度稀缺。另外,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约束容易移植,而非正式约束由于内蕴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因为,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对象的技术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传统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因此,学校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内部决策者和管理者不断更新的理念。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对于一个勇于创新的团体或管理者而言,意识和理念往往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观念上,要求我们立足于未来,不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其次,从学校管理总体上来看,缺少一种开放机制,与外部环境缺乏一定的沟通。随着学校组织边际的不断扩大,在理念上理应打破原来狭隘封闭的藩篱,整合现有资源,不断吸取兄弟学校办学的长处,根据学校实际借以对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或进行有效的创新。当然,这必须基于学校逐年积累建立起来的校园文化环境,要基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使学校的管理工作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3、现行制度与合作博弈
博弈又称为对策,它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团体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团体的选择。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使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如果说竞争能够给人们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就能够给人们带来和谐与效率。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学校如同一个国家或集团的缩影,上级和下级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即非合作博弈;另外,学校工作虽有分工,但毕竟是个系统工程,学校一直强调各条线的工作要相互协调,但有时涉及到各线条本身利益时总会出现一些非合作现象。所以,学校在制定一项制度时一定要注意细节,必须强调合作、强调团体理性,强调一盘棋,把非合作博弈产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三、职业院校管理制度创新的若干思考
1、学校管理者应树立创新兴校的理念
学校管理者支配和引导各个群体的行为,他们是否具有创新素质将直接制约和影响学校的发展和走向。管理者没有创新精神,就不会产生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思考;没有创新人格,对创新建议就不能果断的接纳,更不会激发全校教职工的创新潜能,制度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教育管理者必须把创新作为基本的兴校理念,积极转变教育观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素质,及时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广大教职工潜在的创造性品质,并尽可能采取多样的活动方式,不断的激励和鞭策全体教职工,正确引导和促进教职工创新能力的发展。
2、正确看待“路径依赖”
诺思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沿着既定的路径,既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但必须认识到,制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与协作过程中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总和。一项好的制度,都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后制定。好的制度应当体现并能够协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从而获得大家的拥护,表现为长效性和相对稳定性。
学校组织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与以往改革的关系是扬弃的关系,所以要建立新旧改革的有机联系,既不能过分依赖原有的途径,也不能想当然地设置一些不讲效率的制度,而应注重学习、总结,学别人之长,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我校汽车工程系曾在专业群开发、考证与技能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过成功的尝试,我们应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校特点,要敢于否定学校旧有的、影响学校发展、束缚人性张扬的条条框框,大胆进行各项管理制度创新,提高制度的有效性。
3、注重规则的权威性
制定规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在我国这个市场经济尚欠发达、特权意识较浓厚的国度里,人们尊重规则的意识还较淡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希望找到规则的漏洞,并利用这个漏洞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世界上最好的规则都有漏洞,对规则的遵守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素质,大家都遵守规则可以大大的降低交易费用。当然许多规则的实施除了激励、约束机制外,还需要人的自律。如果学校员工都有自律意识,那么整个学校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的降低,而最终受益于全体员工。
二是除了寻找规则的漏洞以外,人们还喜欢规则能约束别人,而自己是例外。如明明违规也要找关系通融一下,即规则对别人是硬的,对自己是软的。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最终规则就形同虚设了。规则的软化是特权思想和等级思想的一种集中体现,学校的管理者应增强各项制度的权威性,做到令行禁止。
三是有利时遵守规则,不利时违反规则。我们总有一部分人在遵守规则上“斤斤计较”,打小算盘,总希望游离于规则之外。而实际上,规则的好处来自于大家的遵守,尤其是学校的各级教育管理者理应带头遵守规则。
学校在注重规则制定的同时,要创造一种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使得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人人遵循约定的学校竞争规则,认真履行承诺。学校管理者也应注重规则的权威性,切不可朝令暮改。
4、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
机制是制度赖以实践的保障,完善而巩固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团体运行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将会使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具有长期优化运作的意义。它为落实依法治校、确保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保障。但不可否认,在某些部门的实施中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什么原因?主要还是存在实施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所以为了实现学院的管理目标,将制度落到实处,必须建立与之相符的实施机制。
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应创设决策保障机制,可专设一支决策智囊团,定期研究和解决学校管理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对策,必要时制定新制度。其次要形成一整套与之呼应的监督机制,比如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校务公开监督机制,良好的督导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等等。最后要制定好善后处理机制,形成一种“凡事有规则、凡事有负责、凡是有处理”的实施机制;最后,要创设自动协调机制,协调不同管理线条间的部门合作,达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学生利益的最大化,使学校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卢永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