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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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产业集聚；集聚空间形成机制；集聚效应
一、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集聚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地位提高，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集聚研究热，中外学者对集聚理论做了充分的研究，出现众多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本文主要综述产业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理论。在现有的文献中，产业集聚的生成被认为是运输成本、贴近市场区位、基于历史事件带来的的机会、本地可用资源、主导企业以及外部性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2005）。具体来讲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外部性的解释
新古典学派的鼻祖，马歇尔最早对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进行研究，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使用了“集聚”的概念去描述地域的相近性和企业、产业的集中，指出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马歇尔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和效应等问题均未能触及（黄曼慧、黄燕，2003）。新经济地理学派发展了马歇尔关于外部性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在马歇尔的基础上，提出集聚的外部性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劳动力共享、专业化服务以及知识和信息的外溢。
2.基于交通、运输、交易成本成本的解释
工业区位论者德国经济学家韦伯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以运输成本)为核心的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第一次将产业集聚理论化系统化提出。他认为工业所在的空间位置由成本因素决定，影响成本的因素主要是运输成本、劳动成本和集聚因子和分散因子。任何带来工业成本的节约都会吸引工业的选址。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重工业的最初的区位和集聚地就是那些接近铁矿和煤矿的产地（陈柳、刘志彪，2008）。胡佛通过细分运输成本，修正了韦伯的理论，提出了终点区位论和转运点区位论，成为成本学派的代表。众多相关企业毗邻选址有利于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信息交流，彼此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形成共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规范，防止机会主义倾向，从而减少签约于监督、履约成本（陈柳，刘志彪；2008）。
3.基于竞争的解释
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主要是竞争的结果（易先桥、李晓琼，2006）①。他将产业集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非正式、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的一种具有超凡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其所拥有的优势来自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及激励，是远离的对手所不能达到的(谭力文，李文秀；2004)。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产业和企业在围绕资源而形成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竞争和共生。徐强和陈甬军（2004）通过建立竞争模型和共生模型，分析出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变化是区域内产业之间互相关系作用的结果。竞争的产业在静态条件下，将产生共生型产业集聚。互补的产业则将出现互惠的互补型产业集聚。
4.基于人力资本的解释
陈柳和刘志彪（2008）提出了人力资本型员工创业形成区域产业集聚的概念。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从集聚区域内企业分裂出来新企业增加区域集聚度的生成机制。企业核心能力衍生是这种集群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而员工的学习效应使得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可能是这种机制能被复制，从而到一定阶段就可能模仿出新的企业。他们的边际研究贡献在于，对进入集聚区企业来源进行了分类，把人力资本做为集聚形成机制的内生因素，并通过实证案例研究（江苏省金坛市服装行业集聚）进行了论证。但是，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这种员工创业型的形成机制一般来讲只适合于轻工业中产业集聚现象的解释，而在重工业中像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集聚现象则不能充分解释，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大量的资金瓶颈和关键技术的瓶颈只通过员工的“干中学”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全部突破的。
5.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集聚体的最佳规模论，算是第一次涉及到了从量化方面对集聚度的研究。他将一个产业规模经济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等)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同时实现时，就可以得到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胡佛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集聚规模太小的话，则达不到集聚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可能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黄曼慧，黄燕；2003）。
二、总结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中外有关学者已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从本质上说，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企业选址问题，诸如外部性成本、资源、竞争力、增长极、人力资本等因素都可以看作是存进企业选址趋于集中的各种影响因素。笔者认为，产业集聚理论还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集聚的边界
有关产业集聚度的量化研究尤其在实证方面并不是很充分，胡佛虽然提出了最佳规模理论，但具体的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外部性经济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全面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难点。要素在企业内集聚和企业外集聚是怎么替代的，即为什么集聚区域的规模经济的形成不是以单个厂商的规模扩张来实现，而是要以集聚企业的数量增加和单个厂商的规模扩大两个方面来世现？如果规模经济是企业集聚的动力的话，那么根据规模经济存在区间的理论，在进入规模经济最优区间之前，企业为什么会在区位选择上出现趋同现象？
（二）集聚质的确定
集聚并非企业数量在一个地域空间范围简单地增加，更重要的是企业间有机地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集聚效应。那么如何判断出企业不是简单的选址上的邻近，如何量化地去测量企业之间的这种有机的相互作用呢？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性的产业区、开发区等，由于地方性的优惠政策而吸引了大量的企业集中，那么如何和区分和评价这种企业为寻政策性的租带来的企业集中与集聚的区别和效果？
（三）“企业内集聚”和“网络集聚”②的现象
传统的集聚理论只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一个地域空间范围内，在该区域范围内，产业集聚就归结为企业如何选址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中零售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大型的零售巨头，如大型购物超市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等，家电行业的苏宁、国美、大中电器等。在这些零售业巨头里，各种同类或相关的产品的集中销售，是否也属于集聚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整个网络空间中，各种网络虚拟企业大量出现网络空间，是否也属于网络空间中的产业集聚现象呢？各种企业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注册，“设点”是否也属于产业集聚呢？传统产业集聚理论中的空间概念是否应该拓展而把上述“网络空间”、“企业空间”也包括进来？
如果上述“企业内集聚”属于产业集聚，那和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建设的产业工业园里集聚有什么区别呢？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建设适合企业居住的产业工业园，并且给其享受各种政策优惠；而私人建设的大型超市或购物广场，同样也需要各种供应商进入，但是并没有各种优惠，反而要缴纳各种“通道费”，有时候甚至很高，以致于经常也引发供应商和零售之争，就像最近的“家乐福和康师傅之争”。如果把地方政府看成是一个追求税收和租金最大化的组织（与企业类似），则其与大型超市的控制者无异，但是为何产业园内的企业可以坐享政策优惠，而超市内的企业则要忍受零售商的剥削？
注释：
①易先桥.李晓琼.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综述[J].琼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3卷第12期.
②不知这种提法是否合理.
参考文献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
[2][美]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0.
[3]迈克尔.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
[4]徐强,陈甬军.产业集聚形成机理的理论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2004年第三卷第2辑,P81.
[5]黄曼慧,黄燕.产业集聚理论研究述评[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1期.
[6]苏贵光.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机制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成长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企业而不是国家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组织，企业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最终依靠。因此，企业的成长问题理应备受经济学家关注。然而，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却长时间徘徊于主流经济学之外。尽管在经济理论史中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关于企业成长理论有价值的观点，并且EdithPenrose女士在1959年发表的专著——《企业成长理论》（英文名《TheTheoryoftheGrowthOftheFirm》）——为企业成长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遗憾的是，目前对于企业成长的系统研究仍然是十分匮乏，这一点在经济学文献中表露无疑。本文尝试对企业成长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做以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的分析——从亚当•斯密、小穆勒到马歇尔
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企业存在与扩张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是企业成长的主要诱因——企业中生产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这又进一步深化了企业的分工协作，如此循环往复，最后通过企业规模经济的获得实现了企业的成长。
（一）亚当•斯密和小穆勒的企业成长观
最早在著述中涉及到企业成长思想的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在他的传世巨著《国富论》中，斯密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协作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1972,p5）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具体地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是因为有了分工，才使得每个人不是各自为营地生产和交易，而是将生产过程分割成若干的工序和工种，由工人在企业中“集中地”分工作业，这样既“提高了每个工人的灵巧性”“发明了许多方便和节省劳动的机器”同时也“节约了更换活计时通常会损失的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最终实现企业的成长。
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小穆勒，作为斯密思想的继承者，也对企业成长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小穆勒的企业成长理论主要集中于对于企业的规模和成长的探讨。他首先认为企业是劳动联合和分工的结果，劳动者的联合需要足够的资本来供养，分工的专业化也会因为“采用需要配备昂贵机器的生产工艺”而需要大笔的资本，故企业资本量的大小决定着企业规模的大小。同时他还指出，企业规模的扩大在细化专业分工、提高工人熟练程度的同时，还能保证“每个适宜从事专门工作的人工作饱满”（约翰•穆勒,1900）并且通过机器大生产固定资本的增加代替流动资本的增加，从而从比例上节约完成全部业务活动所需的劳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在小穆勒看来，正是由于规模经济对资本的需要和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作用，才出现了大企业代替小企业的企业成长趋势，其企业成长理论就是企业的规模经济理论。
（二）马歇尔关于古典企业成长思想的集大成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成长问题研究最全面的当属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他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一部集古典企业成长思想之精华的巨著。马歇尔的企业成长理论是由企业规模经济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企业的市场结构论和企业家理论等三部分构成。
1、企业规模经济论
在企业成长这个问题上，马歇尔是规模经济决定论的积极倡导者。他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个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个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他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在马歇尔看来，企业要想成长为大规模的经济，需要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具备，这才是企业成长的源泉。之后，马歇尔颇具先见性地指出，销售能力是制约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他分析道，企业能不能享受到外部经济，取决于企业是否有强大的销售能力。然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所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业中，没有能够保持它自己的地位”，（马歇尔，1965，p323）未能实现企业持续成长。他进而明确指出，“极有组织的采购和销售的经济，是实现在同一工业或行业中许多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组织的倾向的主要原因”。（马歇尔,1965,p323）马歇尔的这一思想为后来专门分析大批量销售于大批量生产结合导致企业快速成长为大公司集团的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2、企业的市场结构论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增长会导致垄断市场结构的出现，这将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社会效率和福利水平，然而马歇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企业完全有可能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甚至可以持续成长以至形成行业垄断地位，但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企业将会随着成长后的规模越来越大，失去灵活性和进步的力量，从而竞争力下降，成长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丧失成长的势头，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精力和寿命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的企业和年轻企业家的进入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甚至打破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这里，马歇尔对企业垄断的看法与在其之后并得到普遍认可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马歇尔是最早认识到垄断的社会效应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先于芝加哥学派指出，企业成长到巨大的规模，可能形成垄断地位，却不一定使公众受损，也有可能使公众收益。他认为，企业的垄断最多是“有限的垄断”，“很高的价格会引起竞争者的出现”（马歇尔，1965，p228），从而打破垄断的市场结构。因此，他得出结论，企业的成长道路是艰难曲折且难以持续的，企业的成长不会造成持久的垄断市场结构。
3、企业家理论
马歇尔关于企业家作用的看法可谓卓越独到。在马歇尔眼中，企业家是进行组织管理并承担风险的人，但不一定是雇主，他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系统地论述了企业家的作用。马歇尔认为，一般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买卖双方都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供求情况，因而造成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而企业家则是消除这种不均衡性、透过迷雾解决种种难题的特殊力量，因此企业家是企业“车轮”的轴心，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和根本动力，无论是实现内部经济、还是突破销售障碍都需要有赖于“能干、辛勤、富于进取心的、创造性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担负着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的特殊使命，企业成长的越大，风险就越大，企业家也就越重要。他分析道：“能力薄弱而掌握大资本的人，很快地损失资本；他也许是一个能够和会要很好地经营一个小企业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处理重大问题的才能，则企业愈大，他搞糟企业就愈快……从迅速成交的很大营业额中所得的微薄利润，对于能干的商人却可产生丰富的收入……一个乡村中的商人，能比他的较为能干的竞争者从他的营业中少赚5％的利润，但仍能维持，不会破产。但是，在获得利润很快、而纯然是例行工作的大工厂或大商店中，营业的全部利润，往往是如此之少，以致一个人如比他的竞争者即使少赚一点，在每次营业上就有很大损失；而那些经营困难和不是依靠例行工作的大企业，对于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可提供很大的营业利润，但只有普通能力的人，要想经营这种企业，绝不会获得利润的”。（马歇尔，1965，p323）
然而马歇尔不无遗憾地发现，“天才”的企业家并不多见，企业家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很稀缺的，如何才能使得有天才的人承担企业经营管理的职责更是一个现实且关键性的问题。这里马歇尔天才地指出，实施新的治理结构——股份公司，使得有资本无能力的人做股东，有能力无资本的人成为职业经理人，从而在很多程度上享有对企业剩余的控制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见解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依然是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可以说马歇尔对企业家和管理作用的先锐认识为人们日后的企业成长研究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的分析——最优规模经济理论
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成长理论，企业在“厂商理论”中，不过是个被高度抽象化的黑箱，是一般均衡分析的最基本逻辑单位，只需表达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而不涉及结构、产权、规模之类的讨论。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的成长及规模不影响企业的效率，而所谓的企业成长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尽管如此，Penrose等人还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最优规模的企业成长理论。新古典理论将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一切基本因素都是外生的，企业随着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规模，它从总成本曲线出发推导出规模报酬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的成长可分为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企业的投入产出有一个最优规模问题，在这个范围内，企业才能更好地利用一些先进设备、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提高投入——产出率，降低成本，获得规模收益，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可以说，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过程。
三、熊彼特的企业成长理论——企业成长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可谓颇丰，对于这一点我们仅从《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就可以略见一斑。然而，其最为著名成果的莫过于他的企业家理论。可以说，熊彼特差不多是最早探讨企业成长的理论家了，虽然企业家的概念并不是熊彼特首先提出的，然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熊彼特的名字已经企业家一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于熊彼特自身而言，他的所有的经济理论之火，也无不发源于其企业家理论之火花。
早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就提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这样的著名思想。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根源，并且经济周期也与创新活动的特点有重大关系。他尖锐地指出，传统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仅限于抓住经济体系对外界条件变化的连续性适应过程，把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这些单纯的经济领域外的情况变化所带来的。熊彼特深信经济体系内部必然存在一种由它自己打乱均衡的动源，并认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北非已很小的幅度变化、成长，而是一种非连续的、突发的、迅猛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的主体就是从事“创造性毁灭”革新活动的企业家。熊彼特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创新：（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发掘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不是发明家，而是决定如何配置资源以便发明利用；企业家也不是风险承担者，承担风险的是向企业家提供贷款的资本家的职能。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发挥的是管理或决策作用，但不等同与一般的经理，他必须是具有创新思想、冒险精神、先见之明，一句话，“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王国里的国王”，企业的成长甚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周期由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由此，熊彼特沿着企业家“创造性地毁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这样一条主线，构筑出他的一系列经济理论。
四、来自管理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现在我们来看企业管理理论对企业成长的认识。在管理学这个广大的领域，自彭罗斯（penrose,1959）始，有玛瑞斯（Marris,1963）、安索夫（Ansoff,1965）、钱德勒（Chandler,1977）、吉尔（Gill,1985）、斯托里（Storey,1994）以及察斯顿和曼格尔斯（ChastonandMangles,1997）等人，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做出经典贡献，这里我们仅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加以介绍。
（一）彭罗斯的内因成长论
彭罗斯是现代企业成长理论的奠基人，她在其重要著作《企业成长理论》中，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严密、全面的系统性理论分析，第一次将企业成长作为分析的对象，以“管理能力”的供给为分析框架系统地阐述了企业成长的理论，开创了在管理学领域研究企业成长问题的先河。
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一种纯内因成长论，它强调管理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而基本不考虑大量的外在因素。彭罗斯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成长经济”，她主张以“成长经济”理论代替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在彭罗斯看来，所谓“成长经济”，就是指有利于企业向特定方向扩张的、各个企业可能享受到的内部经济，是从企业内可能利用的生产性使用价值的独特集合中挖掘出来的，可以使该企业在投入新产品或增产原有新产品时，比其他企业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的东西。她进一步分析道，企业是“建立在管理型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获取和组织人力与非人力资源以赢利性地向市场提品或服务”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则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penrose,1997，p88）。
彭罗斯注意到由于资源的不可分割性、资源间的不平衡性以及理性和能力的有限性的原因，企业总是存在着未被利用的资源，而未用完的生产服务的继续可利用性是企业成长的原因。她批评传统“规模经济论”单纯从物质资源的一定时点以及经济的、数量的纯生产的角度来把握企业成长的研究方法，主张视企业成长为一个不断地挖掘未利用资源的无限动态变化的经营管理过程，认为管理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源泉，突破管理服务供给的限制、释放管理能力对企业成长有着显著的意义。
（二）钱德勒的企业成长技术论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教授在其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以美国企业演进的丰富史料详尽地叙述了古典式企业逐渐扩张为多单位的现代工商企业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大型一体化工商企业的诞生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指出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增加资本家的竞争能力这一事实是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家族式公司的衰落和经理式公司的兴起最深刻原因
钱德勒认为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它引起企业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根本性变化，而“现有的需求和技术将创造出管理协调的需要和机会”，由于借助管理协调的现代工商企业提供了比借助市场协调的古典企业更高的效率，因而导致出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上的反应，即现代企业对古典企业的取代和家族式公司向经理式公司的转变，这一过程被钱德勒称为“美国企业界的管理革命”。在他看来，企业制度的发展史，就是现代公司制度取代古典的、老板占有和管理的企业的历史，是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替代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历史。现代企业就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管理层级制的存在是现代工商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现代工商企业的成熟过程，就是市场内部化的过程，是管理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过程”，“高效率管理协调是其生命力之源”（钱德勒，1987，p1-6）。
毫无疑问，钱德勒的这些卓越的经济思想不仅将理论、历史与统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成长理论，其理论著作成为一切研究企业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目。
五、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分析
从这部分开始，我们将介绍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成长问题的主要观点。
1、科斯的企业成长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分析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科斯教授最先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而企业以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为显著特征，其盈利来源于替代市场价格制度而节约的交易费用。在1937年的那篇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将企业的规模看成是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共同运动的结果，指出企业的边界是由在企业内完成交易的费用与在市场上完成交易的费用相比较而确定的。科斯认为，市场通过契约完成交易，企业则依赖权威来组织交易，如果以为数不多的企业内长期合同替代市场中为数众多的短期合同可以节约成本的话，那么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便会自然出现，并且只要成本上的节约仍然存在，企业的规模和边界就会继续扩张直至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同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2、威廉姆森的企业最优规模分析
奥利费•威廉姆森教授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性学者，一直注重对企业存在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的研究。他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定为理论前提，指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连续易中合约谈判的信息成本；资产专用性使得连续易变成备选数目极小的交换关系或双边垄断关系，并在机会主义的威胁下进一步被锁定。威廉姆森视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认为交易本身是异质且多样的，各种交易的特征及其成本差异决定了交易组织形式的选择，并通过提出决定交易异质性的三个维度和三种缔约背景，从而揭示了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以及企业所处的契约环境。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不同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通过成本效益的比较可以得出理论上企业的最优规模——什么时候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继续扩张，什么时候选择市场组织形式——停止扩张。
具体地讲，威廉姆森是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的，他将市场与企业内部组织加以区别，认为市场不仅可以限制官僚性扭曲、降低管理费用，还便于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内部组织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节约交易费用。在威廉姆森看来，不论是交易费用、管理费用，还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都是资产专用性的函数；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一定可以用资产专用性表示出来。他认为，当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时，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应该选择企业或企业间纵向一体化这种组织形式，如果不存在资产的专用性，那么通过市场合约来联结生产的各个连续阶段，是可以大大节约交易费用的。总之，企业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均服务于最大限度节约成本的目的。
3、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成长分析——“团队生产”理论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买卖物品的契约和雇佣劳动的契约并无区别，企业内交易与市场交易亦无二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组织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批评科斯未能说明企业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他们明确提出企业与市场区别，不在于其组织生产的权威，而在于其对团队成员的监督结构。
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那里，“团队生产”实用技术的不可分性来定义的，而企业不过是“团队生产”的一种。他们认为，如果团队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团队成员分别生产之和，并且增加的部分足以弥补组织和管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团队生产就会被采取，于是企业就产生了。他们写道：“如果以团队生产的方式能使生产力有净增长，扣除维持团队纪律的有关的考核成本后仍有净利，那么就应该依靠团队生产，而不依靠许多分离的个体产出的双边贸易”（阿尔奇安、德姆塞茨，2003，p121），可见，企业的规模就界定于团队总产出大于团队成员分别产出之和的部分与组织、管理团队的成本支付之比较上。进一步地讲，由于团队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得团队成员的劳动投入非常难以度量或度量成本很高，于是导致出团队成员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相应的监督费用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团队生产理论中，对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成本是企业规模限定的界限。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分工 零售业 业态 商业集聚
零售业是商业集聚区下较为常见的国民经济部门之一，目前，国内外对于商业集聚状态下的零售行业业态研究多停留在消费经济和福利经济层次，基于分工理论视角的零售行业业态多样性和集聚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从商业分工效应出发，对集聚状态下的零售业业态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文献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理论研究的贡献
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他在对分工进行系统研究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分工的结果呈现出两种基本表现形式，首先是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最大化增进，其次是工人面对同质工作展现出更高的劳动效率”；对于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增进成因，斯密作出了如下解释：“劳动者熟能生巧、节约下来的转换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新劳动机械对人力劳动的简化都构成分工利好”；对于社会分工的限制因素，斯密指出“市场交换能力和市场范围都影响分工效率，受限的要素交换能力和狭小的市场都不利于有效分工的形成”，这实际上就在古典经济学范畴内研究了分工和商业集聚的关系，只是商业集聚概念被替换为了广义市场大小概念。
（二）现代商业集聚和零售业业态理论研究
1.商业集聚理论研究。曾宪达（2012）对浙江省义乌市的商贸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义乌周边区域形成的商品研发、生产、销售等一条龙分工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基于义乌这个中心大市场而展开的，中心市场不断向周边辐射所产生的经济协同效应最终导致周边市县因比较优势利益而自发形成优势分工格局，经济外部性和规模报酬在其中体现的较为彻底；齐讴歌（2012）研究了城市经济圈下的劳动和知识分工效应，他认为城市商业集聚有三个原因，一是要素和产品的集聚、扩散和分享，二是同类商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三是异质商铺之间的利益互补。
胡晨光（2012）研究认为既定的城市商业集聚区都存在着一定的品牌效应，进驻的商铺可以节约吸引流量所付出的成本，他指出我国非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集聚形式依次为政府主导、产业吸引和自然演化；肖岳峰（2010）从产业集聚测度视角对城市商业圈品牌集聚和消费者行为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城市商业圈声誉度与消费者选择性消费偏好、消费金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消费者对商业集聚区越是认可，潜在和现实购物消费比例也就越高。
2.零售业态理论研究。殷腾飞（2012）从国美电器的门店转型视角分析了我国零售业的业态变迁，他认为，在零售业业态由百货店向连锁店发展过渡的过程中，内部追求超额利润和外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的变迁因素都构成零售业业态转移的原因；鲁敏（2010）从顾客让渡价值视角研究了日本战后的零售业业态演进历程，杂货店、百货店、中小型超市与便利店、专业店、大型综合超市以及购物中心构成了战后日本零售业态的主要发展脉络；郭彦玎（2010）从我国商务部的《零售业态分类》国家17类标准划分出发，对其中我国市场常见的九种业态共性进行了总结，认为专业化、细分化和规模化是未来我国零售业态的发展趋势。
商业分工效应和商业集聚零售业态特点
（一）商业分工效应
专业人员各司其职和采用集中交易模式所形成的成本集约是商业分工的突出优势，在现代化市场条件下，以应用信息网络而形成的巨大市场扩张能力使得社会分工有了更为广泛的外延，新型分工相比传统分工在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上都有了革命式的进步。斯密对于商业分工的传统解释可以概括为“市场扩张-分工细化-商业集群内部业态多样化-业态集聚-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线性流程，而在新型商业分工利益格局下，分工的线性流程能否全部完成更加依赖于市场需求规模的发展程度，高端的分工专业化水准建立在足够的市场需求规模支撑基础上。
（二）商业集聚零售业态特点
在本文中，笔者将商业集聚定义为地点名词，即存在这样一种商业经营场所，大量互有关联价值的商铺基于分工利益而纷纷进驻，导致该经营场所具备较高的商铺密度和专业化商业发展程度，“核心产业”、“供应链”、“分工”、“相互独立”是商业集聚的主要特点，“商铺数量多”、“单个商铺规模小”是集聚区内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要特点，而“水平产业集聚”、“半自给自足”、“区内生产消费一体化”以及“同质、异质商品混营”则构成现代商业集聚区别于传统集市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三产业，零售业行业分工的目的主要是基于生产和组织过程的效率提升，并且与流通业和批发业密不可分。
竞争性是零售业的首要业态特点，即在垄断竞争市场格局下，零售业细分出了大量的同质业态，这些业态组织形式尽管在规模和产品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不能脱离零售业务的本源，不同业态之间的商品替代性差异也必将导致具体企业或商铺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的存在关系；共生性是零售业业态的另一特点，即虽然由于差异化业态所导致的商铺竞争大于合作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无可否认的是，各种业态形式都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相对较为牢固的份额比例，市场分工和定位已经较为明确，短期内很难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冲击而改变其共生存在的特性。
为了更加具体的说明零售行业的共生性特点，可以从零售行业业态组织形式、店铺选址、产品策略、价格策略、设施条件和业态规模角度来对不同业态进行综合比对和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不同的店铺选址和价格策略减轻了各种业态之间的竞争强度，而产品策略事实上对零售业态之间的共生性贡献最少。
商业集聚下的零售业业态多元性贡献因子解析
从对商业聚集状态下的零售业发展特点研究可知，在产品策略因素以外，支持差异化业态共生并存的多种因素都决定了零售行业的分工和动态竞争格局，而消费者需求层次差异则促进了零售行业分工不断向精细化深入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信息技术进步的外部因素和产业规模扩张的内部因素对多元零售业态的发展贡献（见图1）。
（一）商业区位分工因子
商业区位分工因子主要指地理、交通等因素造成零售业态的选址差异，进而形成和特定地域或区位相适应的零售业态组织形式。一般而言，城市中心区人口密集，客流量大，店铺租金高，适合如高档百货市场之类的零售业态进驻；城市商业街和居民区同样具备较高的人口密度和客流量，但是租金相对较低，处于迎合居民消费需求的考虑，较为适合超市和中型店铺营业；对于城市干道和居民住宅区来说，大量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便利店和杂货铺构成主要的零售业态组织形式；而对于城郊结合区域，由于居民需要兼顾城市便利生活和适宜的居住环境，因此对于大型购物中心之类的零售业态具有刚性需求。
（二）消费需求分层因子
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群具有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这也是造成零售业业态丰富性的根本原因。零售业作为商品供给一方，其行业规模和发展格局归根到底要适应社会消费需求，以高收入群体为例，其消费需求体现出追求个性化和时尚性的特点，商品价格因素对高收入群体不构成首要考虑因素，因此，高档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的零售业态形式可以迎合这类人群的消费需要；对于中等收入者而言，商品性价比是购物的首要考虑因素，消费要做到质量和价格兼顾，其购物地点不规则的分布于购物中心和商业步行街一类中端消费场所；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便利店、杂货铺、平价超市则构成其接触最广的零售业态。
（三）产业规模扩张因子
零售产业规模扩张最终来源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只有在零售行业市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生产力水平的同步提升才会催生多元化的业态组织形式，其作用机制如下：以特定地区商业圈作为研究对象，在零售行业发展初期，基本分工形成的业态形式具有发展的稳定性，随着越来越多的要素和商品流入商业圈，初期分工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市场规模和经济效率要求，零售业各经济单元出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会自发将本部门特色经济活动作为核心业务来发展，这时部分零售形式就会脱离原有组织而独立出来，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而成为崭新的零售业态。
（四）信息技术进步因子
伴随电子信息技术在商品批发、零售、物流以及仓储行业中的利用，经济部门得以直观的对商品生产效率、物资调拨速度、商品库存数量以及消费需求意愿进行量化统计，以此来科学决策和安排放货时间、放货种类以及放货地区。以特定商品A为例，通过统计零售数据，管理者可以分析其在不同地区、不同店铺的销售数量，并且研究特定业态规模、形式、以及分布数量等因素对商品销量的影响，进而决定在何地、何时、采取何种业态展开零售业务，通过长期的数据研究和分析，企业布局零售网点就可以科学设置业态形式和规模，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新的零售业态形式就会不断出现。
结论
零售业业态的多元性是在长期市场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和精细化的作用结果，集聚状态下的零售业经济单位正是以外部规模经济来弥补了单一零售部门流量小和业务种类单一的劣势，因此，商业集聚下的多样化零售业态之间不只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商铺或企业间的互补性、共生性、规模经济性才是维持零售业态“散而不乱”、“集聚共进”的核心原因，本文从分工理论出发研究商业集聚与零售业多元业态，也指出了不同业态之间的这种动态“竞争-共生”关系，对于创新零售业业态研究思维和丰富零售业集聚理论都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曾宪达.基于专业市场发展的义乌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2（8）
2.齐讴歌.城市集聚经济微观机制及其超越：从劳动分工到知识分工[J].中国工业经济，2012（1）
3.肖岳峰.区域产业集聚的测度分析[J].商业时代，2010（6）
4.胡晨光.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一个双重分工的理论框架[J].学术月刊，2012（5）
5.殷腾飞.从国美电器门店转型看我国零售业态的变迁[J].江苏商论，2012（7）
6.鲁敏.顾客让渡价值与零售业态的演进―以战后日本零售业为例[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4篇
新经济作为一种重大的经济现象和存在模式，其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形成的资本创业模式进行了自我否定，它创立了知本创业环境，推出了知本创业制度，即把知识转化为资本的制度。信息、知识和因特网等技术已经成了区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主要标志。具体说来，旧经济是由各个专业化的规模生产驱动的，以便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新经济的驱动力量是信息知识和网络技术，在高速滚动的运动中极大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是相对于以传统产业为核心的旧经济而言的。
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等是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生产和供给不仅要有固定资本的投入，而且还要不断地有流动资本的投入，其发展变化受规模经济和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影响。而新经济不同于旧经济的最突出之处是，它以特定条件下的服务产品为特点，一次性的固定资本投入很大，获得成功后并不消耗实物资源，却提高了实物产品的使用量，其再生产所需的流动资本投入很小，但产出很大，再加上网络的外在性效应，需求不断扩大，引致更大规模的供给，从而会出现收益递增的趋势。
不少民营企业的事实已表明，新经济作为一种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对企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使产品从导入到增长或扩大、再成熟、再到老化诸阶段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并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日益提高。应该说，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在其赖以生存的产品完成生命周期以后，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但在注重技术创新，实现外向型的产业整合以后，这些民营企业又焕发了青春活力，甚至有可能做到长生不老。加之，新经济中的知识产品几乎没有运输成本，市场又具有高度统一性，因而会出现企业强者恒强和赢家通吃的局面。这有别于旧经济中由于存在巨大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市场又可以被分割，因而市场竞争说得极端一点不过是双寡头垄断竞争，赢家通吃局面几乎不会出现。
当然，新经济之所以产生和发展，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有其制度前提。这就是：
（1）必须建立有激励动力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种制度允许知识转化为资本入股，并明确界定知识的所有权，使得知识资源的占有者的界定划分更个体化，知识的共享更具有广泛性；从而让掌握专业知识的经理、经济专家、工程师、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才都可以在企业里以知识专利换取股份。这样，这些专业人才就可以既有劳动收益权，又获得股份分配权，并使得工资与利润都具有激励的性质。
（2）高利率的资本市场。只有知本产权资本化， 才能让知识产权利用资本市场，包括创业板和股票期权，实现资本的最大利好。民营企业家作为创业者，一定要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制度，使知识创新者不仅获得一般的劳动报酬，还能分享企业发展的长期利润和资本市场的最大利益。像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市场的存在，就出了一个微软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知本创业者，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推出了全新的制度。此外，资本市场上的大量资源投入到互联网公司中，形成了一批优质高价的网络股，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得以迅速拓展新经济的发展空间。
（3）杜绝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这是经济学说史上以18 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做到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创业自由，使开业资本低到任何一个想成为企业主的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地步；与此同时，投融资体制必须市场化，使手无分文而有知识产权的创业家能够获得资金的支持。
为了加速我国民营企业新经济的成长，我们需要培植新经济的沃土，诸如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为知识积累提供有效的所有权激励；建立与激励相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新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条件；发展教育，增加人力投资，提高知识（包括技术形态的知识和信息形态的知识）存量和流量的积累；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才能达到目的。
民营企业如何应对新经济的冲击
谈到新经济，当然并不是希望凡是民营企业都搞高科技，事实上也不可能家家民营企业都搞高科技。何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旧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差，提供培植新经济的沃土也绝非易事。但是，民营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要高度重视新经济的冲击，因为新经济对旧经济、对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观念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是全球性的浪潮，在其冲击下，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传统产业有相当大一部分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当大一部分通过改造提高会脱胎成现代产业，还有一部分通过重组，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优良的质量，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业或“科技板块”，将影响未来产业的变动方向。无视这一潮流，不参与全球新经济的竞争与角逐，我国的民营经济就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不少响当当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辉煌不再，为什么民营企业会出现“你唱罢来我登场，各领三五年”，就是因为它们无视或轻视新经济的潮流，不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公司经营体制的调整和治理方式的调整的缘故。
谈到发展新经济，也不要忘了我国还面临发展传统工业的繁重任务。我们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武装传统工业，使其融入新经济的浪潮中。现在许多以传统模式经营的民营企业纷纷投资网络建设，运用网络来提升自身的层次，利用实用的信息和服务，在“后发效应”作用下赶上全球新经济的形势是不成问题的，而不像旧经济需要资本和技术的长期积累。由于获取知识的渠道远比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渠道方便，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并借助于网络来完成，其流动不受空间距离限制，所以成本也要低得多。只要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就可以使知识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不需要有形的要素投入。
应该指出，在由旧经济迈向新经济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要向旧传统挑战，向旧规则挑战，在挑战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并将其付诸实施。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创新精神。如果没有创新精神，民营企业是很难发展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正是创新的动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任何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充分自主地进行创新活动。但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养。这其中，民营企业家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努力更新知识结构，使观念创新具备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民营企业家要进行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必须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更新知识和改善知识结构，否则，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按照西方知识经济学家的说法，“世界上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无知。”民营企业家的责任要求其自身必须认真地研究知识经济的理论，提高发现优化配置生产资源机会的敏锐力，关注知识经济理论融入企业的实践后，对企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敢闯敢冒敢试，从企业不协调因素中发掘出新的东西。民营企业家如果墨守成规，按部就班，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是因为，创新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必须将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坚韧果断的魄力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目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F·Drucker ）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举出一个例子，道破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真谛。这个例子是说，有夫妻俩到市郊开设了一家餐厅，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那个地区到外面就餐的人日益增多这个预测上。尽管对自身而言，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新的经营，但他们不是企业家，他们既没有给顾客带来新的满意，也没有激起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因而没有体现创新精神。再以麦当劳快餐公司来说，它尽管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但却应用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使产品实现标准化，生产工艺和服务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招揽了新的生意。这种敢闯敢冒敢试的做法就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
第三，不怕冒险的压力。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民营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包括提高已有产品的质量），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科学技术上新的发明创造、经营组织上的调整以及引进新的产品流通手段），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在新地区的出口市场），常常需要采取一定的冒险行动。但是，不同的民营企业家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程度和所受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的经历等等的不同，在面临风险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信心、勇气和毅力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营企业家遇事畏缩不前，害怕不确定的因素和未知的事物。相反，有的民营企业家却知难而进，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问题，在企业的发展中体现出创新精神，并获取难以言状的愉悦。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5篇
是否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为传统的投资理念之一，然而对我国企业集团来说是否适用，值得商榷。在企业集团的发展结构的取向上，存在多元化经营与专业经营两种基本取向。由于深受西方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影响，多元化一度被认为是分散投资风险的最佳方法，而认为专业化是一种存在较大风险的投资与经营战略，并认为原因就在于特定产业与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产业发展的周期性，相应的企业集团的发展也将随之陷入不良的周期性波动境地，多元化经营则能熨平这种波动，从而稳定收益，减少风险。然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不仅风险未能降低，反而遭受了更大的风险损失，走向了失败的边缘，有的甚至逐渐出了市场，而采取专业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反而蓬勃发展，竞争优势日渐强化。人们对多元化认识的误区在于混淆了投资组合多样化与投资经营多元化的本质区别。对于投资组合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处于资本或资产价值的虚拟形态，因而在投资的复合或分割上就完全脱离了实物体自然属性的限制，而使进入、组合、转换或退出均能在低成本下得以迅速实现。而投资效果的好坏主要在于投资时机的把握及顺势而为、合理投资的组合策略。而对投资经营的多元化来说，无论进入转换或退出某一行业或领域，都要伴随巨大的成本风险、信息风险和整合风险，这不但极大分散了企业集团的资源优势（资金、技术、管理等），而且其中一产业的经营失败极易影响集团其他产业的经营失败，使企业集团陷入连锁性的风险与危机之中。
把投资经营多元化误同于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我国企业来说，多元化经营中热衷于追求单纯数量上的扩张，往往在企业集团刚刚迈出第一步，初步打开市场局面之时，就开始构造企业集团不切实际的发展设想，以进入国内500强甚至世界500强为目标，在产业发展和规模扩张过程中，极易忽视产业与产业之间、项目与项目之间的互诉、互补、独立等不同关系，扩张过程往往造成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背离了集团扩张发展的初衷，扩张的起步往往是企业集团走向衰败的开始。
把投资经营多元化混同于经营领域的渗透与扩展。多领域投资与经营也有成功的案例，国内的海尔集团就是以冰箱起家，逐渐向空调、洗衣机、电视、电脑等家电业务领域拓展和渗透，这是在核心业务与核心能力带动下的产业渗透与产品扩张，而不是多种业务领域相杂合的投资经营多元化，把这两种形式相似而性质不同的经营战略相混同，必然会引起对多元化经营的误解。
专业化经营对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纵观国外许多知名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其成功的战略因素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坚持走专业化经营之路。
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最早涉及这一概念的普拉哈德和加兰・哈默在1990年提出核心能力是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少数几个关键技术或在少数几个领域成为最好而获得成功。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认为，核心能力是某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能力。
笔者认为，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把企业的技术优势、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及企业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在本业务领域长远发展与获利的内在发展动力。从动态上说是要使企业具有不断研究与开发的能力，具有企业管理、制度及技术创新的能力及自我战略协调和组织的能力，对企业集团来说，还要有整个集团母子公司一体化及协同发展能力；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是核心产品的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及品牌效应力。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应成为企业集团战略的核心。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源泉，尤其对于多层级法人复杂组合体的企业集团来说，核心竞争力的建立与提升，对于确立企业集团在市场中的领导地位与竞争实力是极为重要的，应上升到企业集团战略高度予以把握。对于企业集团管理总部来说，应审时度势，内审自己的业务、产品特征、自身的资源能力、组织结构与企业文化，外察市场需求、技术发展趋势及竞争态势，独具慧眼地识别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方向，作为一项战略总图贯彻于母子公司之中，使其凌驾于生产、财务和营销等各子战略而又统领各项战略，成为贯穿于整个集团的一项核心战略意图。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集团的内在粘合剂。企业集团成立的深层次动因源自于市场与企业间的替代机制及由此而带来的“交易内部化”效应，源自为抵御日益增强的竞争风险而不得不谋求资源聚合的规模优势、组织结构重整的管理协同优势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体竞争优势。总结国内外企业集团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企业集团成败的基础因素是否具有以核心竞争力为依托的产业发展线。
在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下，不但使整个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团，也使母公司的总体战略与子公司的具体战略找到了切合点，产品强大的发展潜力和一体化协同效应，这是企业集团成功的基础。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集团业务扩张与渗透的内在动力。在核心竞争力的引领下，运用整个集团前向、后向或综合一体化，借助核心产品的品牌效应、技术领先优势和管理、技术、人才资源，进行产品或业务的多角扩散，使集团产品链得以扩充、深化和延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条产品链上的相关业务或产品是以核心产品为依托，核心产品的发展为这些相关产品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相关产品的发展又会强化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一元核心下良性互动的竞争产业面。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集团取胜市场的一个法宝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总结出两种通用的竞争战略是成本领先和差别化，而专业化经营则可以实现对这二者的有机融合，它首先旨在确立企业集团的成本领先和产品特征与市场形象，而且还在于最大限度发挥企业资源聚合优势和“一个整体”的合力，增强企业集团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
专业化经营有利于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意图沟通，拥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企业集团追求的目标。大企业集团的子公司成百上千家，遍及世界各地，确定了专业化经营的方向，也就为整个集团进行了准确地核心竞争力定位，它首先把公司的战略目标在企业内外进行了有效地沟通，为各层级执行主体所感知和认同，并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得以清晰地理解和贯彻。
在保持产品市场份额优势及差别性上，利基（niche）战略被认为最具竞争力，即企业选定一个较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第一，同时建立进入壁垒，逐渐形成稳定、持久的优势地位，并获得高于本行业水平的收益。仔细分析可见，利基战略本质上是进行专业化经营。如国际知名的是日本生产企业YKK公司以其拉链产品起家，先成为日本第一，后成为全球第一，至今仍保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去年50%的骄人业绩，运用利基战略和专业经营获得了成功。
要使企业集团在核心产品与业务上长盛不衰，就要保持其持久的价值创造力或说获取收益的能力，而持久的收益能力从外部来说靠的是市场的占有优势和消费者的忠诚度，多元化经营和纷繁芜杂产品不利于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同，更难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世界最具价值的品牌中，Cocacola、Marlbora、IBM、Kodak等无不是开展专业化经营的典范，公司长久不衰的秘密也在于此。
专业化经营战略的实施
企业成长路线的选择。根据企业集团产品或业务的市场范围及系列产品多寡可以选择不同的成长路线。
我国目前许多成熟的企业集团，即产品在全国市场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产品或业务上也有了扩张，但它们却不急于进行产品的延伸与增加，而是借我国加入WTO之机，集中优势资源，开发国际市场。如格兰仕集团的发展战略即是基于此，该企业1993年进入微波炉行业并在本地站稳脚跟，1996年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率已达到35%以上，1999年达到60%之后不失时机的先后推出了电饭煲和电风扇产品。目前，其微波炉产品在全球销量已达到第一。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国际分工 产业链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国际分工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它影响着国际贸易地区分布、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国际贸易利益。研究国际分工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对于制定国家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分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万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2002年）认为“信息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影响才刚刚被人们感觉到。而激起或助长这一影响的不是‘信息’，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计算机或数据处理对决策、政策或战略所发生的作用。它是电子商务，即互联网作为推销渠道的出现。这是10年前或15年前人们实际上始料不及的事情，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改变着消费才细分、消费者价值和消费者行为，岗位和劳动市场。”德鲁克指出，电子商务对信息革命的意义与铁路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相似。徐正华和马智胜(2004年)认为电子商务是影响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廖玉麟(2000年)认为电子商务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流。本文拟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特点和我国的对策。
一、国际分工理论
分工产生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的好处在于获得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得到生产效率的提高。他的“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部分原因，也首次论证了分工能给贸易双方带来好处。
分工的外在动力是科技进步。科技革命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工业发达国家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和建立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扩大了国际分工。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为这种分工提供了物质条件。
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大小。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观点（即斯密定理），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扬格进一步深化了斯密定理，提出了“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水平”，即扬格定理。这不是同义反复，因为首先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即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中间产品才可能被分离出来，这是斯密定理的内容。但同时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因为一方面市场很依赖于购买力，即实际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又依赖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使生产链条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企业，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生产链条的环节之间也在相互促进，从而使市场规模扩大。在这种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最终导致经济进步。
劳动分工的水平还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一方面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产品价值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交易是需要费用的。分工越发达，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越高。人们必须比较交易费用与分工的好处。如果交易费用超出分工的好处，人们不如自己生产而不分工。交易费用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交易的效率越高，费用越低，反之，交易费用就高。因此，交易效率越高，分工的水平也越高。
二、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电子商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企业所讲电子商务是狭义的，一般是指人们利用电子化手段进行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各种商务活动，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主要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所进行的各类商务活动。从整个社会讲的电子商务是广义的，它是指各行各业种业务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分析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般从广义来分析。电子商务具有虚拟化、低成本、效率高和透明的特点。电子商务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深入到生产、交换、消费中，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经济。所谓电子商务经济，简单的说，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生产方式。从经济特征和技术背景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网络经济”；从国民经济构成和主导产业的意义上来说，电子商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从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的知识的作用上来说，电子商务就是“知识经济”；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特征来看，电子商务经济就是“数字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种社会经济形态。
电子商务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因为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范围扩大了，交易效率提高了。
首先，电子商务推动“无国界”全球大市场的形成。电子商务地出现，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格局，在全球形成了一个以信息网络为纽带、以Internet为载体的“无国界”全球化大市场。这种市场被称为虚拟市场。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客商可以汇集在这个虚拟市场中，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各国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得到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虚拟市场的形成使得商品与服务等有关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充分、自由的流动。
其次，电子商务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费用。一笔交易包括三种流，即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与传统交易相比，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流和资金流都可以通过网络瞬间完成。首先是文件处理成本的节约。通过调查表明，在传统的辅导贸易业务中，一笔进出口业务需要处理相关单据约200份～350份，业务流程可长达数月，而纸张打印及差错的总费用约用货值的7%。如果应用电子商务，不仅可以简化数据处理程序、缩短文件处理周期，而且可以消除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对称，大大降低成本。新加坡贸易网在运用之前每次报关需要3天，花费12新元～25新元，应用EDI以后，每次报关只需15分钟、1新元～2新元，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新加坡节省6亿美元文件处理费用。其次可节省传统业务中往返、住宿等许多交易中的人员费用。
再次，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科技进步速度更快。企业为了降低投资风险，规避市场不确定性，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和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纷纷开始通过外包和全球采购等方式剥离加工制造等非核心价值环节，甚至直接出售国内外的生产性分支机构，形成价值链模块化。所谓价值链模块化，即某一行业一体化的价值链结构逐渐裂变成若干独立的价值节点，通过各节点间的横向集中、整合以及功能的增强，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模块制造者以及若干规则设计与集成者的产业动态分化、整合过程。价值链模块化的过程也是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
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分工的精细化和水平化。国际分工的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所谓垂直型国际分工就是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分工体系。水平型国际分工就是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协作，而且是有层次的。产品内分工的特征是某个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供应过程的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区段、不同的环节在不同的空间区位完成，它是区别于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整个工序流程的一种生产方式。国际的产品内分工是把不同的工序、区段和环节展开到不同的国家，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础要素。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为产业内分工提供了条件。
三、结论和启示
电子商务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这种发民表现在产业内分工和水平型分工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演进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也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在生产环节，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这就意味着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如果我国继续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外贸条件会不断恶化，外贸利益会不断减少。要争取有利的外贸条件就要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培育自主品牌和装备制造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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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7篇
2012年2月，科技部的《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中提出科技服务业是基于信息网络、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现代技术和分析方法，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和支撑的产业，重点领域主要包括研发设计、成果转移转化、创新创业服务、科技金融、科技咨询五大细分领域。科技服务业产业链较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人民的长期利益，而科技服务的价值体现具有滞后性，使人们对服务价值的认同缺乏即时感；科技服务活动的条件差异性很大，科学试验的工具、仪器设备的研制与使用本身就是创新活动，与生产线和生产设备有本质区别，形成与一般生产活动性质不同的劳动方式、不同社会分工。如图1，科技服务业产业链中，上游的研究与发展活动形成的科技成果经过技术转移和推广，在专业技术服务和综合技术服务支持下，达到产业化科技服务业的结果。
从全球科技服务业发展历程来看，根据经济和技术发展历程中的服务需求，可划分为科技服务机构出现、科技服务机构大量涌现、科技服务业态形成、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四个阶段。第一，科技服务机构(19世纪中期—20世纪30、40年代)，19世纪中期诞生了科技服务，最早的科技服务组织形态主要是资讯类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发展迅速同时带动了一些新兴的组织形态；20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咨询行业获得了发展，出现了研发服务、天使投资等科技服务机构。第二，科技服务机构大量涌现(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以原子能和电子信息技术发明与应用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进一步掀起了科技服务机构快速发展，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加重要，科技服务机构主要是以政府创办为主并兼有部分民间组织。第三，科技服务业态形成(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科技创新需求的多样化，不断细分了创新服务链条，一批市场化的科技服务机构快速出现，科技服务以政府推动为主转向依靠市场化发展，科技服务业态形成。第四，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创业服务快速发展，生物医药行业兴起促使高端服务业逐渐取代传统服务业，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科技服务业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重点行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科技服务业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我国科技服务业是在后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兴起而产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服务业内容不断丰富，服务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与此同时，科技服务业内部不断产生新的分支，专业化和社会化分工不断深化，新的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推动了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和国家整体竞争力。但总体来看，我国科技服务业在发展速度、规模和结构上仍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2014年8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战略举措，释放了科技服务业提速发展的重要信号。党的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中国推动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从以往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将是解决产能过剩等产业机构问题、细化服务分工、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要举措。国务院五项扶持举措背后传递出中国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信号。
当前，科技服务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具有高附加值的重要产业，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纵观国内外文献，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服务业的内特征及分类、发展能力及水平评价、发展与产业升级耦合机制、发展模式及路径、政策支持体系等相关方面展开。在国外，与科技服务业相对应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外学界对科技服务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科技中介服务业和科技产业领域，如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科技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科技产业集聚的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在国内，科技服务业的研究大多集中理论层面，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甚少，大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服务业、生产业集聚的测度和空间演化方面，如区域科技服务业能力评价、运行机理、部分地区科技服务业空间分布，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因此，在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对我国迎接创新转型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态势下，揭示科技服务业发展及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掌握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律，不仅可以丰富产业经济中产业布局的相关理论，探究科技服务业的地理分布，探索空间演化特征，认识演化机理，为我国及各地区科技服务业提供对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国内外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一)国外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
当前，发达国家形成了良好的科技服务业发展环境，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结构合理的科技服务体系。
第一，科技服务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发达国家科技服务业起步于19世纪，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增值高、消耗少的新型高端服务业态，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科技服务业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经济2%左右的平均速度，如图2所示，2012年美国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为11922.9亿美元，占GDP为7.6%，比2000年增长了80%，年均增长率为5%，远高于信息服务业占比(4.4%)，是第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同时，美国科技服务业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第二，由政府主导向市场驱动转变。20世纪90年代前的科技服务机构都是由政府出资或主导设立，以非营利性为主，1993年美国开始出现市场化机制运行的高科技孵化器，随后在市场环境下催生的科技服务机构大量涌现。2000年后，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滋生新的服务模式和盈利模式，新的科技服务机构应运而生，如专利运营公司、创业媒体等，在市场化环境驱动下催生新的服务模式和差异化发展路径，如以色列的“玛雅孵化器”等。
第三，科技服务业新兴业态持续涌现。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厚的科技创新资源，技术进步和变革促进了各创新要素的重组和对接，更容易产生新的服务业态模式。近年来，国外领先出现了HackerDojo、CitizenSpace等创业咖啡。这些模式在我国也得到了发展，如2009年以来在国外率先出现众筹的天使投资模式等，产生了Kickstarter等著名机构。2011年我国也出现了点名时间、天使汇等大众筹资平台，如表1所示，国外新兴业态机构和设立时间表。
第四，创新全球化带动科技服务全球化。在经济、科技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部分发达国家正采取各项措施推进创新全球化，具体包括创新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创业活动的全球化和创新服务的全球化。伴随创新的全球化进程，科技服务由于巨大影响力，在各细分领域服务对象和分布均朝向全球化方向迈进。
(二)国内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服务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力地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从科技人力资源从相对稀缺的国家，逐步成为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第一，我国科技服务业规模小、增速快、前景光明。我国科技服务业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对较小，据最新数据显示，如图3，2012年我国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为8241.1亿元，占GDP的15.9%，近年来呈快速增长态势，发展势头良好，20082012年我国科技服务业平均增速达20%，伴随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服务业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第二，科技服务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创新资源密集区。我国科技服务业首先是在北京和上海等创新资源密集地区发展起来的，如北京2012年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为1268.4亿元，占全市GDP为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远超其他地区；其次是上海市，2012年科技服务业增加值为503.8亿元，明显高于除北京的其他地区；此外如杭州、青岛、苏州等，如图4所示。
第三，从高度集中向多点分布发展。科技服务业呈现出从高度集中化向多地特色发展的趋势，呈现区域发展的差异化。近年来，深圳、青岛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迅猛，2009-2012年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发展空间广阔；南京、宁波、东莞根据自身特色，针对不同领域出台优惠政策，制定发展目标。
(三)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趋势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分支，科技服务业是以技术和知识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产业，其服务手段是技术和知识，服务对象是社会各行业。未来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趋势和特征：一是科技服务业成为创新资源的重要配置者。全球技术创新与产业组织变革推动科技服务业成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以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渗透和应用，正在颠覆传统产业组织形式和创新模式，加速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以全新方式配置技术、资本、产业要素的科技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二是科技服务机构呈“开放-外向”趋势。伴随科技服务链条的不断完善，服务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以单个企业内部创新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发展形势，大企业开放服务平台、中小企业组成联盟等联合创新模式成为主流。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更清楚其发展定位和战略，积极融入产业生态圈，通过各种方式压缩式、集成式结合，以小规模和小空间聚大资源。三是服务模式走向“集成商+专业机构”模式。科技服务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推进，哪个环节都需要为企业提供集成化的高效服务，服务模式呈现出集成商加专业机构的趋势，前端由集成商为企业提供集成化的服务资源，后期通过集成商的推荐帮助，企业与专业的科技服务机构分别对接、得到全方位服务。四是协同化和网络化发展。伴随科技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产业恶业面临多层次、虚拟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其在产业上的地位由原来取决于技术产品的竞争力，现在源于对创新资源的系统配置能力；同时城市、区域和国际化的科技服务网络已经出现，科技服务网络化作为虚拟的科技服务形式，消除了时间、空间的客观因素的障碍，提高了创新要素与行为主体的效益和竞争水平。
对于我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当前我国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远低于同期美国科技服务业占GDP的比。未来我国科技服务业将进入快速扩张的发展阶段，科技服务业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国家各级层面都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未来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机构的升级，科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将持续提高，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规模经济、知识溢出和政府行为的加强，都会对我国科技服务业集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科技服务业是新兴产业，在技术集约化背景下，技术由制造业向服务业集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科技服务业发展将不断催生新的业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丰厚科技创新资源，技术变革促进了创新要素的重组和对接，更容易产生新的服务业态和模式。跨国企业为降低成本，一部分业务外包造就了研发外包、生物CRO、检测服务等专业领域的市场空间。
在此发展背景下，科技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集成化并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科技服务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方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新材料领域，研发设计、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等服务环节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的新型研发组织和机构，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构建专业服务团队，提供专业化的第三方服务。另一方面，集成化服务模式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形态。当前我国科技服务向整个“创新链”拓展，从技术咨询、技术转移、信息服务等单一服务发展到技术熟化、创新创业等综合。一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科技服务机构围绕产业集群开展研发外包、产品设计、技术交易、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综合服务，为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提供了集成化的“一站式服务”。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科技服务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拓展了科技服务机构的服务半径。科技服务机构将一部分通用型服务模块化并在线上提供服务，深度个性化服务则在线下解决，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群体需要。利用互联网开展服务，成为科技服务机构的必然选择，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相结合成为未来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集聚发展是国内外科技服务业发展趋势之一，我们也必须把握住这个大趋势，深入研究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态势以及影响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为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寻求更好的对策。
三、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态势分析
(一)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态势分析
国际上对于产业集聚程度的测算指标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以及集中率；第二阶段包括MS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第三阶段是产业的共同集中指数。结合对中国科技服务业的分析，选取前三者指标较为合适。基于可获得性数据，本文选取的数据为1995-2013年，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等。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西北、西南地区。
(1)空间基尼系数，地区i的空间基尼系数用Gi为i地区的空间基尼系数，SPi、SP、Xi、X分别为地区i科技服务业就业数、全国科技服务业就业总人数、地区i的就业人数、全国就业人员数。
根据上述公式，结果如表2，多数区域空间基尼系数大于零且存在空间集聚态势，东中部地区的空间基尼系数大于东北、西北、西南地区，与现实中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符合，因而东中部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现象更显著；由图5所示，更进一步证明了东中部地区集聚态势与现实科技服务业发展吻合，而东部、东北地区整体上呈现出先减小、再趋于平稳的发展态势，集聚现象趋于平稳，中部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与近年来中部地区在国家的大发展战略中不断加强科技发展有关，如中部地区近年来新科技市场将携手产业研发机构、企业、大专院校，打造新科技市场智库功能，未来为中部地区提供科技、资金规划和技术支撑；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平稳，但集聚度不高。
(2)行业集中度数，分别为科技服务业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科技服务就业人数最多的前n个省市人员数之和。根据公式计算1995-2013年的全国科技服务市场集中度(n=2，3，4，…，10)，计算结果如表3、图6所示。
从表3和图6可以看出，分别从中国科技服务业行业集中度CR2、CR10可知，前者都大于18，后者都大于48，表明中国科技服务业存在较明显的集聚现象，整体上集聚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态势，但总体上呈现出区域平稳的特点；1995-2013年间，科技服务业集聚值呈现出增幅态势，表明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有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对比五大地区之间的空间基尼系数，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区域内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现象更为突出。
(3)区位熵，LQi=[SPi/SP]/[Xi/X]，其中，地区i区位熵用LQi表示，i为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全国31个省市科技服务业的区位熵，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为更明晰表明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状况，也为与上述研究年份一致，选取1995、2000、2005、2013年的区位熵，更好地描述中国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状态分布图，如图7所示。
综合表4和图7，1995-2013年期间，科技服务业区位熵分值大多在0-3之间，中国科技服务业区位熵都大于1小于2的有天津、四川、甘肃、青海，大于2的有北京、上海、陕西，表明北京、上海、陕西的科技服务业集聚最为突出，表明这些城市的科技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较高，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优势；而天津等的集聚水平相对较高，具有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有待于进一步发展；1995年科技服务业区位熵低于0.8的省市有14个，2013年科技服务业区位熵低于0.8的省市有10个，少了安徽、内蒙古、河北、黑龙江、新疆，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科技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较低。
(二)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全局与局部模式分析
为测度我国科技服务业水平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我们运用全局Moran-I指数来计算我国区域科技服务业的空间相关性，并绘制Moran指数散点图，Moran-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为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范围为(-1~+1)，当值大于0时，空间目标间存在正空间自相关，指数值增大时，空间目标相关度越高，反之亦然，值为0时，空间目标间呈现随机独立的分布模式。
空间统计分析，用一阶空间邻接矩阵，计算中国科技服务业全局自相关Moran’SI指数及检验值，检验表明，1995年后的Moran’sI值为正，且在0.2501-0.3012间变动，表明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相似的地区集聚分布态势，各年份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相异时期内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中国科技服务业表现出空间集聚性和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由图8所示，中国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趋势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继而平稳，后又增大的变化趋势。1995—2002年集聚度减弱，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相邻地区由于受科技服务业水平的减弱而使与较远区域的科技服务业发展机会相对平等；2002—2005年集聚度呈上升发展态势，表明局部出现了快速集聚现象；2005—2008年集聚度趋于均衡；2008—2013年集聚度呈现平稳增长趋势。整体上表明中国科技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但发展并不平衡，呈现出异质性特点，如1995—1999年、2005—2013年这两个阶段集聚度强烈。
在此基础上，分析局部自相关，发掘区域对象间可能存在的局部显著性关联，以及空间目标间的空间依赖性随位置变化度。
为观测值与均Zi=(Xi-X)，Zj=(Xj-X)为观测值与均值间偏差，Ii为Zi与观测目标i观测值加权平均乘积。
从局部相关性分析，Moran散点图可将各省市科技服务业水平分为HH、LH、LL和HL四个空间关联模式，如图9所示。1995、2013年位于第一、三象限的省市个数分别为26、20个，1995、2013年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市分别有9、4个，位于第三象限的省市分别有17、17个，表明中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相邻省市间集中性更高，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市的集中性呈先减弱后增强、总体上平稳的趋势。
通过局部自相关分析，可生成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局部LISA图，进一步对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模式进行空间演变分析，如图10，“高—高”集聚模式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低—低”集聚模式的省市大多集中在西部地区，地区内省市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地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省市；“高—低”、“低—高”集聚模式具有扩散态势，前者主要包括四川等，后者主要包括山西等，这一方面表明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省市的科技服务业发展对周边地区基友集聚及扩散效应，发展科技服务业对现代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东部集聚度高于中西部，这与现实中的经济水平发展呈现出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与现代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各个时间段内科技服务业的局部空间集聚特性，我们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总结出1995—2013年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模式，如表5所示。从以上计算得到的结果，分析如下：
(1)“高—高”集聚模式的省市逐渐减少。1995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和吉林9个省市，2000年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7个省市，2005年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河南、陕西6个省市，2013年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河南4个省市，这说明考察期内中国科技服务业“高—高”集聚模式的地区有所减少，且主要集中于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中部地区部分省份。
(2)“低—低”集聚模式的省市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1995-2013考察期内，西部地区没有出现“高—高”集聚模式的省市，且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均表现出“低—低”集聚的模式，同时，中部地区也一直有“低—低”集聚模式的省市，这表明考察期内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部分省份的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不同省市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3)“高—低”、“低—高”集聚模式地区有向周边蔓延的趋势。考察期内，一直出现“高—低”集聚模式的省份包括辽宁和四川，且随着时间推移，出现这种集聚模式的省份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一直出现“低—高”集聚模式的省份也由河北、山西等省份逐渐蔓延至天津、安徽、重庆等地区。
(4)东部地区集聚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分析结果不难看出，东部地区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总体上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部分省份的集聚程度较高，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最低。
四、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机理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多数的服务行业本身就具有类似集聚经济的特征，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与集聚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由于科技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密不可分性、不能实物化、不可储存性等特点，科技服务业相比与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更为显著。因此，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中，必然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空间依赖性。通过对科技服务业发展与集聚空间演化机理的理论分析，总结出对科技服务业发展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中国与西方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动因具有差异性。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推动了西方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因此，政府在建设和发展科技服务体系中承担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离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需要分析推动及制约科技服务业的动力机制，更好地促进发展。
科技服务业产生的动力机制是推动科技产生、发展等动力演化的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作用机理的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按照系统动力学理论，科技服务业发展中，会有一系列因素影响其发展。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及集聚也是由多种动因交织发展、演变的产物，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条件和背景下，不同因素推动，有内生和外生机制。从空间演化机理的本质上分析，科技服务业发展是在演化过程中由不同的主导因素形成，有可能逐渐演化成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现象。因而，从科技服务业的动态性考究，才能揭示科技服务业空间发展演化机理的动态特征。
1.外部因素对科技服务业发展及集聚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外部动力在科技服务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市场需求是科技服务业及集聚发展的外部动力，政府环境等有效促进了科技服务业及集聚的发展是外部的重要力量。一是城市服务经济的发展。城市由于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强的科研机构、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区位条件、能级水平、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的机会等优势，都会成为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首选地。尤其是在国际化或区域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各方面会拥有更大的优势，如集聚的功能、科技服务的功能、创新的功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功能等主要是通过科技服务业来实现的。科技服务业高度集聚于国际化或区域化的大城市，更集中于具有国际化或区域化城市的中心区域。一方面，中心城市具有辐射扩散的功能；另一方面，积极促进了现代化国际性或区域性大都市的产业结构。科技服务业不仅高度集中在国际化都市、大城市，而且一般是集聚在这些国际化或区域化都市、大城市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它要求城市的服务业非常发达。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更是城市服务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二是市场需求拉力。一方面，在创新主体进行创新活动时，需要外部的科技、资金、人力、市场等要素作为条件支撑。当然，这些创新主体也可以以自身的努力，找寻需要的条件和因素，得到内外部发展的支持，但这需要花费一个较长的时间和阶段，需要具有系统复杂的一个过程，也需要花费较大的费用等。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与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越来越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市场条件的作用和机制下，创新企业的科技成果，面临和缺乏实践应用问题，需要广泛的市场需求信息，要么需要中介去寻求，要么自己去寻求所求信息，这都需要花费时间、人力、物质等条件，在市场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和扩散。由此，为了节省寻求需要信息的成本、便捷性等，技术的供需双方都需要科技中介作为支撑，需要以科技中介为组织的交流平台、市场化的网络，从中得到信息、技术、资金、经验等一些供需双方所需。三是规划、扶持及行业协会。在科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规划、扶持以及行业协会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因为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财政支持政策和措施以及行业协会服务平台的建设往往为科技服务业的形成和发展构建了初始条件。首先，政府加强立法，保护产权，为科技服务业创建良好的法制环境，提升科技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次，政府设立科技服务产业园区，引入科技服务企业与机构，提供基础、配套设施等，并提供财政补贴、税收等相关优惠，重点扶持科技服务骨干企业，建立专项资金支持，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再次，政府加大研发经费支出，积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设立研发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开发，加快和转化科技成果，为科技服务业发展培育良好的技术环境；最后，行业协会对科技服务业的作用，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服务业发展来看，行业协会的作用日渐突出，可以规范市场秩序、协助制定政府政策，建立服务平台，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进行行业培训，引导行业发展，为科技服务业提供高端化人才。
2.内生机制是科技服务业发展及其集聚演化的内在推动力，存在于科技服务业组织内部，如竞争与协作、规模经济、知识溢出等。一是分工和协作。相比其他生产模式，科技服务业发展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最基本的来源是生产效率，体现生产效率的最基本方面是分工和合作的协调机制。专业分工可积极促使科技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一是分工促进和提高了生产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程度，提高专业化程度，不仅可以使企业速度掌握生产知识和技能，节约相应的时间，使更充裕的时间用于生产，降低生产活动所需要的成本，也可以使企业从长时间的生产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二是分工简化了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降低了劳动力技能复杂度，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因而，就生产工艺、生产技能、产成品方面，社会分工的发展壮大不断促使发展并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在市场发展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在不断增强市场需求多样化条件下，一个独立的、单个企业不可能涵盖整个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基于社会分工的加强，这些因素逐渐促使企业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随着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深入，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会更加活跃和频繁，在生产活动中，交易成本也逐渐成为企业重要的成本，分工协作也可以节约成本。在空间布局上，企业分布与成本也有一定关系，企业布局越分散、距离越远，更容易提高交易成本。因此，科技服务业发展及空间上的聚集，在集聚区内，会降低交易成本。因而，正是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的深化，增强了生产能力，提高了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科技服务业集聚。二是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常对于科技服务业不断发展而产生的集聚现象，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分析，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交通网络及通信等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具有不可分性，充分表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与科技服务业集聚区规模也具有关系，但随着科技服务业集聚区规模的增加，降低了公共物品平均成本。因此，在集聚区内，科技服务企业可共享基础设施、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等，节约了基础设施、信息、交易等方面的成本和费用，并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从劳动力需求分析，科技服务业发展不断产生的集聚现象，积极带动了地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效应，逐渐发展和形成了区域劳动力市场，有利于科技服务人才的流动，有利于吸引自由劳动力，也有利于劳动力流出，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不仅为集聚区内的企业提供了广泛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劳动力的工资支持，也降低了企业的搜寻等相关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了人力资本流动成本，在区域内更加容易实现人才的流动和集聚，更便于企业吸收高素质的人才，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三是知识溢出。科技服务业发展逐渐演变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其动力机制是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创新是科技服务业发展及集聚的动力核心，一是在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区内，会产生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的积累效应，加速了要素和资源的高速流动；二是集群内新企业的产生、发展与成长，优化了资源配置；当科技服务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获取、创新和应用成为企业下一步提升的关键性因素。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与集聚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创新网络，在集聚区内，企业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相互支撑以及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形成和建立了集体学习机制，尤其是在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方面的外溢，激发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发展和应用，在知识溢出的网络中，不同的服务企业可从中获益，从而促进了创新。随着科技服务业发展及集聚现象的产生，集聚内部的创新功能也越加明显，创新对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持续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二)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
近年来，科技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并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解析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研究中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既要以产业经济学理论、科技创新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又要结合中国转型期的国情，内外因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促进或阻碍中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的影响。本文以行业协会、政府理性规划为基本假设前提，在此前提下构建完整的影响因素概念模型，以期更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出影响因素变量与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动态关系并加以检验。结合上述机理分析，在这个概念模型里，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因素、知识溢出因素、交易费用因素、科技实力因素和规模经济因素作为六个主要因素制约并影响中国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影响内部或外部环境推动或阻碍中国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在各个变量作用下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如图11所示。
基于上节构建的概念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Y为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X1为各省域的人均GDP；X2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X3为R&D经费支出；X4为科技成果登记数；X5为技术市场成交额；X6为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X7为人力资本；X8为第三产业总值占GDP的比。
从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及集聚内涵出发，在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的前提下，研究年份固定在1995-2013年，主要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6-2014年)、《各省统计年鉴》(2014)等。实证研究主要借助于Arcviews3.3和Geoda0.9.1等软件。
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统计计量模型的关键，也是地区间空间影响方式的体现。目前，空间权重矩阵的基本形式有的只考虑地理相邻信息，即“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也有的考虑了涉及经济差距的空间权重矩阵的扩展形式，即“经济”空间权重矩阵(WE)。“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最常用的是简单二分权重矩阵，遵循的判定规则是Rook相邻规则，即两个地区拥有共同边界则视为相邻。本文选用的是“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利用ArcGIS9.3软件生成。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有多种，根据本文需要，选用空间计量模型纳入了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如前理论所述，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从分析结果可知，Moran’sI指数的P值为0.000228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经典回归误差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明显。LM(error)的P值约为0.0264170，统计显著；LM(lag)的P值约为0.0295321，统计显著；且LM(error)比LM(lag)在统计上更显著，因而断定空间误差模型(SEM)是恰当模型。进一步分析空间误差模型的拟合优度R2最大，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最大，似然比率值LR最大，赤池信息准则AIC以及施瓦茨准则SC最小，说明了三个模型中空间误差模型是最优的，故应选择此模型。
在上述确定了空间误差模型为适当模型后，以科技服务业集聚度(区位熵)及其影响因素对1995、2013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如表6、表7所示。
如上实证分析可知：
第一，政府行为经历了很强显著(p值<0.01)———一般性显著(p值<0.10)的过程。期初，政府行为在科技服务业发展集聚中显得尤为重要，对政府政策和制度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当科技服务企业及其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需要遵循科技服务业的市场规律，需要通过引导科技服务业获取健康有序发展，如在服务体系、生态环境、行业监管、风险控制等方面集中资源，充当好服务角色，并不会过多和直接在市场中干预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在当期验证中对科技服务业集聚成因成一般性显著的原因。此外，政府政策对不同区域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政府政策在东部地区作用力最强，其次分别为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性也会影响信息流动在区域间的差异，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政策对各个区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其作用力大小并不一致，导致区域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差异性。
第二，规模经济经历了较强显著(p值<0.05)———很强显著(p值<0.01)的过程。1995和2013年的规模经济系数分别呈上升态势，显示了规模经济在科技服务业集聚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因，一些省域或城市成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支点并逐渐发展成为增长极，职能层次较高、规模较大、强度较强，凭借极化效应引致更大规模资金流入，大量机构集聚该地区，促使科技服务机构通过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来保持竞争，通过发挥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优势、区域创新环境弥漫的“产业空气”，使集聚规模不断扩张，体现出“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的加强过程。
第三，人力资本经历了很强显著(p值<0.01)———不显著(p值>0.10)的过程。期初大量人力资本被引进并积累在科技服务业集聚区，表现了明显的比较优势，良好宽松的创业环境有利于新大量人才，增强了集聚内部专门化程度，伴随着分工深化，集聚了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科技服务企业，逐渐形成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在市场中拥有丰富的就业信息，减小了人才搜寻的密度和广度，搜寻成本降低，更是吸引了各类人才的集聚，促使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呈现强劲的势头，表明人才在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中的显著作用。异质型人力资本是边际报酬递增的根源，人力资本形态的转换实际上是异质人力资本不断对同质人力资本进行更新的过程。当区域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程度后，一方面，向四周扩散；另一方面，又会在更高形态、较优的结构上进行量的积累，发展一定规模后，向更高层次扩散。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不同层级的人力资本组合结构，但人力资本对科技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是立即显现的，仍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来吸收和消化，故而导致当期人力资本水平对当期科技服务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也说明伴随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需要更高端的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引进或发展与发挥需要一个过程。
第四，经济总量经历了很强显著(p值<0.01)———较强显著(p值<0.05)的过程。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或城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态势比较好，集聚度也较高。一定程度上，科技服务业机构的数量、规模、类型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如西部一些省市科技服务业数量少，规模小，同质化现象严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影响了科技服务业集聚。随着本区域科技服务业组织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为科技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活力，以经济为依托，具备了科技服务业发展实力后，逐渐显示出对基础设施、科技服务等更高的要求和需求，对经济依赖性没有期初那么强烈，其表现为没有那么显著。
第五，科技水平经历了很强显著(p值<0.01)———很强显著(p值<0.01)的过程，可以看出，科技水平是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因素，说明在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初期，显示出科技水平与实力支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强大力量。在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不断壮大时期，已成为城市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建设大项目等对传统科技服务机构与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影响和导致构建了现代科技服务体系，更有利于推进科技服务业集聚。
第六，知识溢出经历了不显著(p值>0.10)———很强显著(p值<0.01)的过程。知识溢出是知识的再造，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联系，是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不竭的驱动力。知识溢出受空间距离、市场结构、接受能力、社会网络等影响。期初，知识溢出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并不显著，因为社会网络、市场结构等还不甚成熟，一些省域创新水平尺度不高，信息传播技术落后，加之空间距离差异，市场结构的异质性，科技服务业相关机构接受能力有限，对科技服务业集聚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知识溢出是造成集聚效应的动力之一。由于知识应用具有规模经济，随着时间推移和信息技术发展，科技服务业的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日益显著，在相邻区域内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实现了资源共享。知识的迅速扩散又影响和提高了以集聚为基础的科技服务业效率，对科技服务业集聚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对策
面对国际激烈的竞争，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加之中国政府对经济和科技采取的发展方式和措施在形成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独特性。目前，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集聚建设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够，经济基础是科技服务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内因；二是区域间分割的局限性，科技服务业集聚与扩散能力与相邻腹地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没有广阔的科技经济腹地和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支持，科技服务业集聚与辐射功能会受到限制，由于我国现存经济条件的约束和市场体系发育的不成熟，个人和科技服务机构活动多局限在本地区，要素未能按照收益最大化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加之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影响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健康发展。三是科技服务业市场体系成熟度不够，在科技主体方面，科技服务业集聚度还不够；在科技服务业创新方面，科技工具的种类、规模还远远不够；在科技服务业机构运行机制方面，治理结构尚不完善，离国际化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四是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够突出，以政府推进模式形成和发展的科技服务业集聚是国家或地区有意而为的结果，彰显了政府扶持的作用，但总体看，在区域科技服务业集聚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还不够突出。
集聚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提高科技服务业的竞争力，但是我国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仍不高。因此，需采取措施提高我国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促进我国整体及各省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
第一，提升政府扶持力度。一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产权，创新是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核心，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提升科技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化程度，产生品牌效应，吸引其他企业进入，提高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二是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应选择和重点扶持一部分科技服务骨干企业，建立专项资金支持其发展，降低科技服务企业运营成本，扩大规模，逐渐形成规模经济。三是建立科技服务业集聚区，政府应设立科技服务产业园区，提供完善的基础和配套设施，以各种方式引入科技服务企业与机构，加强技术、资源的交流与合作，共享互补共生，产生集聚效应，提升本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竞争力。四是增强科技研发经费支出，积极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研发机构进行技术创新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知识溢出效应，以共享区域内科技服务企业。
第二，发挥各地优势，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服务政策。我国区域发展具有差异性，东部地区科研、教育、人才、基础设施等具有优势。因此，东部地区一些城市在在发展科技服务业时，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科研机构或院所为基础，培养高端科技人才，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构建产学研联盟；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市在经济、人才、教育、科研等相对落后，但科技服务业发展潜力和空间较大，需要发挥西部特色优势，一是做好和对接好相关城市规划，以科技服务业为城市及产业园区的规划的主要推动力，率先发展科技服务业；二是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
第三，注重空间效应，加强相邻省域的科技服务业合作，积极促进科技服务业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目前，中国省域间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各省域应强化相邻省域间的区域科技服务业合作，摒弃各种人为造成的相邻省域间的障碍。通过区域科技服务业的合作，在更大范围内积极促进科技服务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科技服务业市场的一体化，做大科技服务业总量，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加强区域间科技服务业的合作，打破区域间行政区划的局限，充分发挥科技服务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第四，加强高端科技服务业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掌握现代科技服务业运作知识的高端科技服务业人才是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支撑点之一。今后科技服务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重点是高端的管理和专业人才。一是创造良好的引才环境，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归人员及有国际科技服务业经历的高级专家；二是建立有效的培训措施，开设高级科技服务业人才培训班，培养一批精通国际惯例、熟悉国际科技服务业规则的国际型人才；三是西部地区应加强科技服务业高端人才培养，强化与东部与中西部人才的交流和互动；四是为科技服务业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如户籍、养老保险保障体系，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外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区别范文第8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出现某些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时，市场机制的失效将导致“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对市场扭曲加以矫正。因此，政府通过各种规制行为（反垄断、价格管制、信息公开、产权界定、污染额度审批、提供并管理公共服务等）在有限范围内对市场机制加以矫正、控制甚至替代有充分的思想基础。正如萨缪尔森所说：“一只经修补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比纯粹的自由放任或无限制的官员的政治规则的制订的极端情况更有效率。”如果说新古典主义对政府管制行为的合理性还仅限于其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和修正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的功能增强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凯恩斯认为政府是公正的，民主政府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竞争能够较准确的反映社会意愿并为公众谋得利益，政府是市场的合理调节者，政府将可以借助于其所拥有的公共财货和国家信用的运用及示范主动性地调节经济中的注入和漏出，管理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方式可以分为五种（见图1）。其中，通过普通法、国有化和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归为政府的宏观行为，反托拉斯和管制属于政府的微观行为。反托拉斯法①即使是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引用成功的案例也不多，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以后，各国政府从增强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考虑，援引反托拉斯法拆分本国企业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管制、放松管制与再管制的实践是政府微观行为的主要方式。
二、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管制的收益成本比较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制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行政许可（即行政审批）实施经济规制，利用行政手段对资源配置、产品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以及企业进出市场的条件等方面进行行政限制与约束。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一些领域的管制行为是对市场缺陷的纠正，应有严格的法律基础和经济效益标准，并在严格的行政产权界定的边界内得到合理的增强；而在另一些领域的管制行为，则要改革、清理和放松，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替代政府管制实现资源配置。
（一）政府管制对市场缺陷纠正的收益政府管制在纠正市场缺陷过程中的收益表现为：（1）当资源和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经济外部性时，政府采取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确立环保标准和制定对发明及创新者的保护与激励，有助于限制外部负效应的产生和增进外部正效应的扩散及供给。（2）当资源无法规避免费搭乘而导致资源使用的拥挤和竞争无序时，政府实施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将解决拥挤和经济运行的紊乱。（3）当资源具有稀缺性、耗歇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时，政府进行行政管制可以避免资源的破环和灭绝，保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4）当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呈现显著的规模经济而使产业具有经济垄断特征时（电信、电力、供水、供热等），政府赋予其垄断经营权并对其实现经济、法律环节的规制，会充分发挥适度规模带来的成本降低和供给提高。（5）当某些资源价格的形成，存在谈判双方实力不对等或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利益侵犯时，政府保证信息通畅和实行限价措施的管制行为，将有助于保护弱势集团的利益和形成市场的有序竞争。（6）当经济出现持续的低迷并导致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丧失时，政府财货的运用将会改善预期和引导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尽快摆脱经济困扰。（7）当经济社会需要长期的市场竞争以形成产业的聚合并利用主导产业实现经济起飞时，政府对资源投向的引导及对主导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激励，能够加快一国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欠发达国家的赶超式发展。（8）政府管制如果以公开而透明的法律规章得以表现，那么就将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确立起一套引导经济行为的有序规则，有效解决经济中不对称信息所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尴尬。
（二）政府管制扭曲经济结构的成本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承认政府管制行为能够在有限领域交易费用极小化而实现对市场缺陷纠正的同时，也认识到政府管制行为会造成经济结构扭曲，使经济运行承担较为高昂的社会成本，从而主张放松政府管制。第一，由于进行行政决策和实施政府管制的人一样是有趋利动机的经济人，谋求自己或自己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缺乏像法人企业那样的利润及成本的硬约束。因此，政府行为将塑造公共利益的最优，本身就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判断。即便政府管制的动机是公共利益，限于信息及知识的缺乏和社会公众福利函数的不一致，政府管制的结果必然是一方获益另一方损失的“零和博弈”。第二，政府管制行为尤其是行政许可制度，使政府享有稀缺资源（如土地使用权、市场准入许可等）的分配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果稀缺资源的获得采取非竞争性的方式而又缺乏有力的行政监督，会使行政权力出现滥用，牺牲公共利益的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将会败坏政府形象和政府管制的声誉、破坏市场竞争的秩序和规则、打击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而经济结构交易规则、公共利益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会使社会经济出现严重的外部负效应。因此，政府管制实际上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上升。第三，行之有效而又科学规范的政府管制行为的确立和实施，得益于完全信息的获得和磋商协调机制的效率。界定产权，搜寻、甑别和处理信息，并进行社会公众之间漫长而又耗费巨大的磋商和举行行政行为审议“听证会等”，使政府管制承担高昂的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为了能使政府管制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实行公众之间的利益“补偿协议”，也会导致经济社会资源转换的成本增加。第四，在构建一个由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政府管制系统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那些被管理的人，而后使政府能够控制其自身。因此，纵使政府管制是有效率的，也必须界定政府管制行为的边界和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评价。而监控成本的出现也就在提高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造成机构庞杂和预算增加，从而减弱管制行为的灵活性和效率。
三、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管制的变迁模式及诱因
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丹尼尔?F?史普博认为，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1]44-48管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一种代替竞争政策的治理机制。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替代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这种替代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管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干预资源配置。同理，当政府行为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且产生了寻租、腐败等扭曲资源配置的市场绩效，也就是出现管制失灵现象时，政府将放松管制。政府管制的这一动态变迁模式，如图2所示。图2政府管制行为变迁随着市场条件改变和结构性的经济变化，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政府管制行为的变迁更为明显，“政府管制的历史是不断变换政府行为的重点和焦点的动态过程”[1]44-48。
（一）市场条件的变化是放松管制的外在诱因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通讯、铁路、公交、航空及银行等行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从外在因素分析,这些放松管制行为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那些影响整个经济或特殊产业的经济事件，例如，公众对失业和萧条的不满、贸易逆差、石油危机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主要指需求变动）和技术创新的发展，自然垄断领域内新企业加入所需的技术基础、最小经济规模等管制存在的根据已经薄弱或消失，有必要放松对这些产业的管制。[2]251-252在理论方面，伴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鲍莫尔（W.J.Baumol）等人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ofContestableMarket），为政府重新审视和制定相关产业的管制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放松管制有了理论基础。
（二）政府管制失灵是放松管制的内在诱因行之有效的最优管制能够消除市场带来的低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然而，最优管制所需要的一系列严格条件①不能总是得到满足，政府常常并不能进行很好的管制，出现管制失灵。卡恩（A.E.Kahn）曾对管制失灵现象提出过批评，认为管制“压制技术革新，姑息无效率性，引起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升，发生严重的资源无效率配置，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那样的无益竞争扩大，拒绝采取在竞争市场中所提供的收费多样性和质量选择”[3]17。卡恩的批评有些过于严厉，但也反映了当时要求放松管制的强烈呼声。由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市场条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经济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发生了管制失灵，美国首先开始实行放松管制，其后是英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由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在西方兴起，其核心要素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放松管制，目的是改善企业效率，提供高质量和多元化的服务，使费率结构更加合理，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放松管制的实践在西方国家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行业的垄断程度迅速提高，中小企业倒闭加剧，企业间串谋现象增多，部分产品供给不足等。因此，西方国家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在部分领域又实行了再管制。再管制不是对原有政府管制的简单回归，而是伴随着管制松动产生的新的管制方式。
四、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分析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失灵和管制失灵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在动态经济中，这种行为边界是比较模糊和发展变化的。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运行需要政府管制，同时，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管制绩效的变化，政府管制行为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通过放松管制提高管制质量和效率。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政府管制行为有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我国的政府管制基本上属于行政性管制，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垄断经营者。放松管制，特别是改革行政性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富有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同时，加强社会管理是丰富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
（一）彻底实现政企分离是政府放松管制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垄断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尚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部分垄断行业仍然被政府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经济绩效上不去，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下不来。在我国，放松管制首先要解决好政企分离问题，国有资产不但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有序退出，而且政府要在垄断性行业中转变角色，由垄断经营者转变为裁判，为潜在竞争者与在位者以及在位者之间的竞争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实行“非对称管制”，培育垄断行业新进入厂商的竞争实力“非对称管制”是指在同一个垄断行业中，对在位厂商和新进入厂商实行不同的管制政策，在防止在位厂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同时，对新进入厂商实行较为宽松和优惠的政策。[4]在放松管制初期，原有的在位厂商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凭借长期以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保持着对新进入厂商的竞争优势，它可以采用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交叉补贴等多种策略，削减新进入厂商的市场占有率，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初期，需要采取“非对称管制”措施，培育垄断行业新进入厂商的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