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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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1篇

1、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三农”问题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农问题不过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确有必要把“三农”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以后还会有“三工”问题、“三学”问题、“三医”问题等等诸多问题。这种说法不是忽视“三农”问题的存在，也不是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而是要求国家从整体发展的宏观角度，从长远规划的视角来全面审视“三农”问题，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来谋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三工”问题密切相关。从一、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方的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基础和前进方向，反之，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整体水平。回顾历史，目前理论界有一种看法是：建国以来，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始终支撑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为了抑制农业发展的阻力。实际上，农业与工业是一条流水线上的不同环节，哪一环出现梗阻都会影响到整条流水线的运转。所以，一个国家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不是二的关系。另外，从建国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把城镇中少数富有人群扩大代表了城镇户口中的全体，进而得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结论，有失客观和全面。所以，究其实质，“三农”问题凸显的还是民生问题。

2、“三农”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探究其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应当说，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现在老百姓关注四大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这四个问题基本都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都与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关，也与政府自身的行为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并不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反之，则可能是另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行为问题，这实际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凸显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4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实惠，但为什么到今天，民生问题如此凸显，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基于以上二个理由，我认为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3、用老子思想对民生问题进行解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维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2篇

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不是西方经济学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80年代初期农村以均平地权为实质的改革推行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效率目标，强调规模经营，结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来，实际通过转让集中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在非农产业上有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农民离开耕地也能够生存，就算我国顺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现在的规模，人均耕地能够扩大一倍，也才达到3亩多一点，还是谈不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农村劳力就要流出近2亿人。但实际上，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当然，我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沿海一些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民已脱离了农业，部分耕地有条，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件集中经营。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过转包集中到农业开发企业手中；在广东农村，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就在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没有一刀切的好办法。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但正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封锁圈曾经一度被打破，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将近2亿农民带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在2000年达到36.09％。但是，对农民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个愈来愈重的阴影，这就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问题。在农村，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在城市，则是资本代替劳动投入。对城市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竞争强化的表现；对农村而言，则是农民逐渐被排斥出城市就业市场。这次对农民的封锁，是由于国际资本及其技术标准所演化出来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农民受教育不足。小生产被大生产取代，区域市场被大市场压缩，小城镇经济功能被大都市经济功能替代，资本密集结构挤垮劳动密集结构。

“十五”计划的第一条大计，是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已经列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列为农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建国50年，农业产值从85％降到17％，正在趋向15％。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上升到85％。但农业人口从1949年的85％降到现在的70％，只减了15％。过去85％的产值对85％的人口，这是基本吻合的。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期大约是16亿左右的人口，我们按比过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来匡算，到2030年达到50％的城镇化率，8亿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村还有8亿多，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承受人口过多的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每当我们加快城市化，都会造成土地大量减少。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对“三农”问题，我们这样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21世纪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以前我们主要靠乡镇企业，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就算乡镇企业还有1.2亿的就业，农业有1.5亿的就业，一共才2.7亿。所以说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3篇

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不是西方经济学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80年代初期农村以均平地权为实质的改革推行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效率目标，强调规模经营，结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来，实际通过转让集中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在非农产业上有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农民离开耕地也能够生存，就算我国顺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现在的规模，人均耕地能够扩大一倍，也才达到3亩多一点，还是谈不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农村劳力就要流出近2亿人。但实际上，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当然，我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沿海一些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民已脱离了农业，部分耕地有条件集中经营。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过转包集中到农业开发企业手中；在广东农村，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就在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没有一刀切的好办法。

一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金的配置起调节作用。当某种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假如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当然农业经济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我国农村经济来说，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而到那里去。拿土地要素来说，我们的土地不可能增加，还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假如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如果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就进不来。这三个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怎么可能让农业增加投资?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应地去优化配置，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只会导致成本上升。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10％。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4篇

一、提问的基本要求

1.提问要有层次性

问题犹如山峰，坡度太陡，无法攀登；坡度太缓，也会使人丧失攀登的兴趣。提问应设置合理的坡度，这既是考虑学生思维的特点，也是为了贯彻素质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要求。根据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提问要注意围绕一个中心，层层深入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入；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学生的思维一步一个台阶地引向求知的高度。如学习九年级思想品德课《走科教兴国之路》，在学生阅读有关数据与资料后，我设置了以下几个问题：①我国是否是科技强国呢？如何看待我国的科技总体水平？②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是什么？③我国该如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④是否只要有了经费的保障与法律的规定，我国目标就能实现？还需要依靠什么？人才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这几个问题，有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能回答；第二个问题，要从材料中归纳出，这需要一些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语言，中等及以上的同学可回答；第三、四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可以让同学们展开小组讨论，然后推选一名同学总结发言，这就需要集体的智慧。大家通过讨论，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科技的创新——人才的创新能力——教育。通过这样层层深入地提问，培养了学生的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落实了教学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把握评价的主导性

教师对学生的“激励与赏识”在课堂评价中处在主导地位。在课堂上，教师的教学评价要能准确简练、自然真诚，能使学生产生情感的体验，体味到成功和被老师赏识的喜悦，从而焕发出更大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爱护公共设施》教学中，当学生回答了小区公共设施的变化后，教师可以说：“你的观察非常细致，看到了社区设施的细小的变化，那你们看到了学校公共设施的变化吗？”这样的评价一方面可以体现出赞赏的力量，激励学生进一步思考，同时也自然地衔接到了下一环节。课程改革强调课堂上要多激励赏识，少批评指责，但这并不是说教师可以一味地、毫无原则地对学生进行“赏识”“激励”。当发现学生理解上有偏差时，教师就要通过明确、有针对性的评价来引导学生的学习和情感走上正道。

3.问题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嘴上说的、手上写的与实际行为不一致，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常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在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一分而为二。”问题的结症在于我们过分重视了对学生的理智进行教育和影响，却忽视了道德的践行。而思想品德课的目的正在于此：就是要在提高他们道德认识的基础上，激发他们的行为动机，对他们提出明确、具体的行为要求，并具体指导行为实践。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相关。如：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关爱集体、关爱社会、保护环境等，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来个现身说法，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不努力学习、不关心集体、不爱护环境的问题进行直击，在事实面前，他们会有强烈的震撼，在以后的行为中也就会自律许多。

二、提问的基本方法

思想政治课的提问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围绕教学的中心、重点和难点以及学生的实际，做到灵活运用，巧妙设计，易难适度，重在启发。

1.归纳式提问

就是把学生所学过的内容中带有共性的、有相同知识点的知识归为一类进行提问。例如，初三思想政治中关于“本质”的问题有若干个，如果在归类的基础上进行提问，就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学习的积极性，能使学生系统地把握有关的知识，收到良好的效果。

2.对比式提问

即教师在提问时把有内在联系但又比较相似的知识概念以提问方式列举出来，让学生比较、分析差异，有针对性地掌握不同的内容。例如提问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就可以从时间、地点、标志、内容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提问，使学生既有局部的思维过程，又有整体思维过程，有利于对知识的整体掌握。

3.启发式提问

启发学生思考，使其对所见所闻提问、对理论怀疑提问、对教师的答案提问、对道德标准提问，就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紧贴学生的生活实际，往往是学生急需答案、很感兴趣的问题，可活跃课堂气氛，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大事、关注生活，寻求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证明所学知识不是空洞的。如“三农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三农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或社会带来哪些变化”；又如“马加爵事件”，“悲剧的发生与家庭教育有何联系”、“学校和社会又有何责任”、“我们青少年学生应如何对待自己的心理挫折”，等等。政治课不只是回答“是什么”，应启发学生多问“为什么”、“怎样做”、“后果会如何”，这样，学生才能跳出教师设计的问题模式，去创造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成功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更加成功，从而提高思想道德认知水平，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4.补白式提问

提出一个巧妙的有价值的问题，需要教师在学生回味空白上补白。问题提出后，要让学生回味此问题（下转50页）（上接49页）的巧妙之处，提出他们心中所想，教师可利用“反问”“串问”促使学生产生顿悟之感。教师的“串问”“多媒体问”时刻给学生以激情和活力，让学生“自问”“质疑”能激发学生的参与和创新意识。总之，无论是“教师问”还是“学生问”，教师应在巧用回味的时间空白时，让学生在回味的时空中产生共鸣，时刻使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5.矫正式提问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5篇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6l＿想办法解决。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市场取向改革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从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的﹁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数量不能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应减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人都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农民脱离农业的速度跟不上，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的损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深层原因。与此相联系，由于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4倍，扩大到2002年的5.3倍。这表明这段时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应当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纯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几乎都谈到物化劳动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报酬递减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趋于递减。如果多余的劳动力未能转移到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则必然造成潜在的待业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农业劳动力都投在数量固定甚至日趋减少的土地上，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因为农业活劳动投入量过多而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偏低，实际上是属于不充分就业。这就说明了，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农业部门中，仅仅节约劳动时间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才有可能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农业生产要素(诸如土地、劳力、资金)的配置起着调节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设土地的边际效益递减了，就会有资金(技术装备的货币形态)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价格甚为低廉，而其他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则是较为昂贵的，从而使得劳动力要素很难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劳动力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率都产生不了，资金也就很难进入农业领域，在农业中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制，也就很难形成。

本来，在难以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让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拥有足够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非农业部门的扩张，还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相当紧张，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还没有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一步说，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耕地所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超越”了耕地所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必然高于效率原则。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主权、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主权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如果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报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主权；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管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论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如果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以损害“三农”为代价；那么，当今的小城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念出发，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周围的村。换句话说，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它的形成、发展与周围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减少下去。不把农民变非农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几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我国人口众多，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无论是农村或者城市，就业压力都相当大。这就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带来特殊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实现城镇化目标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城镇化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就业形式也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过渡形态。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相当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转移方式。这是和我国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土地不仅仅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和动力，因而基本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一旦城市失去就业机会，或者城市就业成本过高，他们就会退回到农村，因为农村还拥有长期而又稳定的承包地。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要加以分析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们和原有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由于有城市户籍的正规就业职工的利益是刚性的，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趋势；农民工的利益则没有保障，同时由于进城“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庞大，数量越来越多，供大于求的趋势有增无减，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更谈不上享受原有城镇职工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虽然已经从农村走向城镇，却不被城镇所完全接纳。这就不难理解，“农民工”现象的出现，是与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联系在一起。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6篇

一、培养农民法律意识的意义

依法治国在党的十八届四中被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它能够促进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城镇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新农村发展需要法制予以保障，而法制需要农民理解与运用，然而当前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比较低。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会促进新农村发展和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近些年关于三农的法律越来越多，然而也需要完善和改进，这些新颁布和修改的法规需要农民认知。知晓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农民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民主法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方面，只有在农村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增强农民的民主积极性、法制应用性，促进新农村发展。总之，新农村的发展、三农法律的运用、民主法制的实施和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需要农民具有法律意识，应加强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

二、农民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 农民缺乏法律认知力

应用任何事物，需要对它认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健全，涉及农民的法律也越来越多，农民对新颁布的法规和涉及农村的法律也有了一定认识，但认识程度还是很低，应用困难。经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不能准确地说出法律适应的范围，甚至对一些法律根本就没听说过，如《行政复议法》《侵权责任法》等。很多农民之间产生纠纷，若不能双方解决，不是寻求法律解决，而是请家族长辈或村干部予以解决。随着经济发展，农民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但还是片面，他们知晓的是跟自己利益相关的法规，即使知道也是肤浅的。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 一是在农村法制宣传较少，使农民不能充分认知法律，即使有些地区进行了法制宣传也只是表面而已; 二是不能充分认识到法律权威，因为很多事情解决不是应用法律，而是利用权力，通过人情关系解决，这样使他们认为法律并无权威性; 再有，农民没有认识到法律的价值，只是把它看做是一种文件，一种政策，逼迫他们去遵守，同时经常听到一些司法腐败的实例，也使他们更加对法律不予认可。总之，农民对法律认知欠缺，致使他们法律意识淡薄。

2. 缺乏以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和守法的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每个公民具有法律意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农民知法、懂是付出的劳动者，应该履行各种义务，他们在履行各种莫名其妙的义务时，不能判断是否是自己该尽的义务，是否法规这么规定，并且不知如何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在外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虽然有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但还是不多，在发生纠纷时不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解决，而是找单位领导解决或罢工，即使他们寻求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但往往不知道如何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往往缺乏足够证据，这样往往会造成他们委曲求全。在现实中也有很多农民实施违法行为，然而他们确认为这是对的、合法的，如包办婚姻、遗产继承、在耕地上任建房屋等。存在这些情形是因为: 一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着农民法制理念的形成，他们的心中始终存在着封建主义，这样致使他们忽视自己的权利; 二是农村法制教育效果不明，致使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地区在农村进行了法制教育，但缺乏实效性; 三是农民文化偏低，不能接受法律知识，农民大部分是初中文化，这样他们在接受法律知识时比较困难。

3. 农民行为意识匮乏导致法律意识淡薄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具有权利和义务。公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在农村选举中注重行使选举权的很少，往往是派出代表去参加，即使参加也倾向自己家族的被选人。有些人参加选举是为了获取利益，没有正确的参与意识，因为一些人为了当选村干部做一些赠与行为。可见，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甚微。农民纠纷很多，然而经诉讼解决的很少，因为他们缺乏运用法律武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需要公民树立民主平等的观念，但农民的平等、民主意识缺乏，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以实际行动予以体现。造成他们行为意识匮乏的缘由如下: 第一，农村经济落后致使他们参与意识较低。农民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劳动，没有时间和情趣参加各种行为意识的活动。第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并不突出，致使他们缺乏政治意识。对农村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效果不明显，还需加强。第三，不良现象影响着他们行为意识的形成，甚至出现厌弃心理。如黑势力操纵选举、金钱贿选等，这也使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村民自治。

4.三农立法落后和司法不公、执法不正，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现有很多法规与农村发展不相适应，相对滞后。三农立法应注重农村发展，体现农业特色，注重农民权益，然而很多涉及三农的法规很不完善，与农民的期望值相差甚远。有些法规在制定时，不注重农村实际，对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根本不予考虑，对农民的一些做法全盘否定，这样致使颁布的三农法规没有基础，丧失法律的权威性。关于三农立法比较注重行政权力，忽视农民权利，这样使农民的权利得不到根本保障。这种立法方式，使农民不能感受到法律保障性，压抑了他们学习法律、增强法律意识的积极性。法律颁布和实施，需要司法公正、执法合法，然而在农村司法不公、执法不正屡有发生。有些执法者执法能力较低、素质不高，致使执法不公现象频频出现。公正、公平是对司法的要求，然而在司法中有很多纠纷是通过不良关系、途径解决，使司法难以体现公正、公平，这样使农民难以体会法律的价值功能。

三、培养农民法律意识的策略

1. 加强法制宣传，使他们受到法制教育

法律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需要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应加大在农村的投入，大力发展经济，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必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意识、价值理念，这时他们会对法律处于一种所求心理。农业的发展需要法律予以保障，因此应转变观念把农业发展放在需要法律的保障上。近些年，我国颁布了很多三农的法律，加强这些法律宣传使农民认识到法律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性，渴求了解、知晓法律。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农民的法制观念不予确定。因此，应营造积极有益的文化环境，这样加大了农村法制宣传，帮助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加强文化宣传，促进农村法制教育，以使农民具有法律意识，需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加大投入。因此，农村文化发展要大幅度投入，使文化事业的发展无形中推动农民具有法律意识，以增加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农村进行法制宣传需要加强农村教育，在农民整体素质提高后，法律才能被农民真正接受、认可，因此，在农村应大力发展教育，为法制宣传提供条件，从而使法制教育顺利开展，将会使农民增强法律意识。在农村进行法制宣传，要使农民树立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的意识，同时，也注重农民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培养，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增强他们法律信仰。当今是网络信息化的时代，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应充分地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宣传教育，如计算机、手机等，进而拓展教育途径。总之，从各个方面加强建设和拓展教育途径，促进农村法制宣传，进而使农民具有法律意识。

2. 规范农村执法，有效利用法律，体现法律森严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执法工作中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发挥法律的威严性。在法执行时公正能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提升人们利用法律的热情，若是在执法中公平正义做不到，依法治国将会得不到认可，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在农村应规范执法，使法律有效运行，从外在因素上使农民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为他们具有法律意识、运用法律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涉及三农的案件要进一步加强监督，强化监督机制，充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涉及农民的案件，诉讼程序在不违反诉讼法的情形下能简化就简化，同时在农村要建立法律服务组织，为农民法律答疑，进行援助，使他们在公平正义的司法活动中充分维护自己的权利。调解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体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农村应建立基层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发挥其作用，要保证调解的合法、规范，体现法律的作用，这样会使农民在无形中接受法律、认可法律，成为具有法律意识的公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树立法律意识，依法行政，使农民更加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性。总之，农村法制健全，执法规范，有效监督，程序简化等，会更加体现法律的威严，使农民认识到具有法律意识非常重要。

3. 加强农民行为意识的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加速了城镇一体化的进程，农民的身份在不断转变，这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行为意识，使其在行为意识中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使其在农村积极地行使自己权利，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以为其法律意识的培养提供基础。农民普遍缺乏参政议政意识，在农村要积极开展参政议政教育，不断完善农民参与意识教育，积极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性。在农村各个方面要加强管理，为农民的行为参与创造一个有效的平台，增强他们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参与和监督农村事务，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以人为本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农村要切实认识到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使其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会使农民具有强烈的行为意识，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加强行为意识教育要多样化，内容要跟随社会发展，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会使农民的行为意识得到增强。一句话，积极培养农民行为意识，将会加速农民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

4. 加强三农立法，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7篇

【关键字】市场取向；县城经济；小城镇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6L＿想办法解决。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市场取向改革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从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的﹁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数量不能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应减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人都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农民脱离农业的速度跟不上，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的损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深层原因。与此相联系，由于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4倍，扩大到2002年的5.3倍。这表明这段时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

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如果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报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管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

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农业改革；农民收入

一、二元经济理论概述

二元经济这一概念最先由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来的，他发表在曼彻斯特学报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一文章全面阐述了二元经济理论。在他所提出的模型中，二元经济表现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的二元结构，资本主义部门就是“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①它的特点是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有着较高的生产效率，该部门的工人工资水平高，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维持生计部门就是“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个部门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②它的特点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生产效率极低，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工业部门的蓄水池。工业部门以高于农业部门收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但当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经济发展就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

二、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业发展曾经历过一段高速发展，但80 年代中期后我国农业发展逐渐放缓，从此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二元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经济的划分，城市各方面条件都吸引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这一过程促进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民工荒”和工资上涨是其突出的表现，人口老龄化严重，我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结束了享受人口红利的盛宴。同时，农业发展也面临着人口结构和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

（一）农业生产现状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表现新的发展形势，经济下行，人口结构也发生质的变化，导致农业生产中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提高，而且工业生产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导致农用物资价格的大幅提高。

1、我国严重的农地撂荒现象和农地错放耕作现象。劳动力的短缺、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最终促成了我国严重的农地撂荒现象和农地错放耕作现象。“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的吸引下离开农业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使得农村真正投入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农业生产的收益降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远远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所以农民宁愿选择打工也不愿意耕作，这就将导致土地撂荒。

2、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我国的农业生产本来就是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现代化水平低，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压低了农民的收入，农民无力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只能粗放式经营。土地制度的制约也使得农业生产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利于大型农机设备的使用。

（二）农民收入的现状

1、人均土地面积狭小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础的生产资料，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就可以获得较多的农业收入。但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如果加入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增加，劳动者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就会减少，在技术水平没有大的突破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人均产出水平就会下降。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基数较大，耕地面积有限，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产出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缺乏经济支撑。

2、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社会权利的排斥和较低的农民收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收入水平仍相对低下。本应享受社会提供的各种保障和救济服务，但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使农民自身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担。同时，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稀少、质量低下。同时，虽然我国近年来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还是被排斥在外。农民不仅收入低下，而且在政策保障，教育都存在着正常权利的排斥。

三、原因探究分析

随着我国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劳动力锐减。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承受着艰苦的环境，但同时存在大量的农地撂荒现象；另一方面是城市农副产品价格提升，同时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一）农地产权制度的制约

我国农村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是一种不清晰、不完整的产权制度。农民使用土地，并获得土地上的收益，但却不能占有土地，不能处置土地。因此农民过度利用土地以增加收益，同时减少对土地的投资，以减少成本，农民对土地的粗放经营就成为农民的最优选择。土地产权不完整、不清晰阻碍了农地的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没有规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实现。

（二）户籍制度的制约

我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户籍制度排斥着农村迁移者均等享受城市社会福利待遇的作用，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与户籍制度挂钩。农民是这一制度最深的受害群体，因为农民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成本，这使得农民很难完全摆脱对农村土地的依赖，农民进城务工更多的是为了更高的收入，而不是为了身份的转变，所以他们往往保留农村的土地，作为将来生活的保障。户籍制度的歧视影响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成本，进而影响土地流转，使得农业现代化受到限制。

四、对策建议

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三农问题关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形势，所以我们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解决“刘易斯拐点”时期的问题，我提出以下的建议。

（一）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做好政府的基本服务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重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但也不能忽视政府的调节作用。政府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宏观层面上调节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树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发展理念，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在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农民无论是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还是进入二三产业，或者流入城市务工，都会遇到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限制，农民从事农业、工商服务业生产经营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要解决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必须正视农民的权利和待遇问题，树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理念，彻底改革二元社会结构，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赋予农民自由进入其它行业、其他部门的权力，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给农民发挥自身才能和力量的机会。

（三）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放开对农民进入城市落户的限制。要逐步剥离附着在城市户口上的住房、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福利，为城乡平等发展奠定基础。开展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试点，争取使农民工在工资报酬、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农民的市民化。

注解：

①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谢兵，苏玉宏，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7-8页.

②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谢兵，苏玉宏，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8页.

参考文献：

[1]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谢兵，苏玉宏，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2] 高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J].经济研究，2005（9）.

[3] 韩太祥.二元经济论述评[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1）.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