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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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1篇
科学不等于科学主义
如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只要时间足够长，科学就可以解释一切，包括传统上属于宗教和人文领域的那些永恒的人类奥秘。这其实就是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对此，布赖恩感到有必要明确加以反对。因为科学主义“不啻为一种宗教”。
与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观点相反，布赖恩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这个理念是布赖恩出于理性的思考、和对科学特点、内容、科学与其他事物和学科的联系所得出的，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他著的《科学是魔法吗》一书中。其实，与布赖恩观点相似的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和学者。他们反对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首先是从科学本身的特点和实际出发的。那么，科学是什么呢?
著名科学家威尔逊在《契合论》对科学下的定义是人们比较认同的：科学是有组织的、系统的行业……科学区别于伪科学的显著特征在于，首先，科学知识具有可重复性……其次，经济性：科学家试图将信息抽象为简单而优美的优雅形式……第三，可测量性……第四，启发性：最好的科学可以启发进一步的发现……第五，契合性：在对不同现象所作的诸多解释中，只有那些可以相互关联且被证明彼此一致的解释可以存在下去。
另外，科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即还原论，把自然分割成它的自然组分。
正因为科学有上述种种特点，因此科学存在局限性。正由于科学有局限，因此它不是万能的。
科学的局限性和分类
科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还原论)，二是不得不用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去测量或研究另一部分。然而，世间所有事物并非都能还原。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所说，要把一个人还原为许多个别的基本粒子，就必须杀死他。因此，在描述中也许丢掉了某些东西。这是还原论的局限之一，当然，还原论还有很多局限，比如还原论只是为某些领域所特有。
其次，科学研究是用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去测量或研究另一部分，其局限就显露无疑。例如，在测量某种事物时必须使干扰尽可能地小，但有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另一方面，科学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在人类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因为，通过使用理性、洞察力和想像力，科学所使用的方法对于理解“自然世界”是可能设想的最好方法。但任何把科学看成纯理性的、不受限制的、无限强大的看法都是一种神话。为了科学，也为了社会，这种神话必须受到批判。
于是，在科学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布赖恩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两种真理观。除了可检验的科学真理、可论证的数学真理、宗教的启示真理以及人文学科的劝诱性真理，还存在着另一种真理，即魔法的真理(magicaltruth)。世界中的那些无形的人类力量就属于魔法的力量。因为它们是非机械的，不能为科学所描述。它们是个性、气质、仪式、形式、气氛的力量，是各种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对心灵所产生的效应。
其实，布赖恩把真理分类的同时也对科学进行了分类，即今天普遍认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种科学。自然科学当然是最符合科学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则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而人文科学，如文学、宗教和艺术等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内容有较大的区别，但它们也能揭示真理。
原因就在于，科学知识(自然科学)是对自然事物的一种特殊抽象，它不可能包含任何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东西。然而，自然界中充斥着大量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事件，它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从更高层次看待科学
为了更好理解科学，需要引进元科学的概念。
如果你仅仅站在同一科学的层次上，而不上升到一门更高的科学，那么就不可能在这一平面或层次上做出什么完美的发现，也不可能发现任何科学更为深远的部分。因此需要站在元科学的高度来看待和解释科学。
什么是元科学?简单地讲，任何科学理论、学说都由元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层次构成。一般理论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判断、理解、推论以及所形成的观点的集合；元理论则是关于一般理论的理论。元科学就是关于科学的理论或关于科学的科学。
根据元理论的构思，将所研究的理论本身称为对象理论(或具体学科)；将作为研究工具所使用的理论叫做元理论(如方法论)。元理论与具体学科的交叉产生了元科学，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相应的元科学研究和理论。因此，另一位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齐曼把元科学理解为广义的“科学的科学”。而诸如科学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经济学等均属元科学学科。
提出元科学的概念是为了站在更高的高度来更好地理解科学。但是，用科学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来解释科学却不容易为自然科学研究者所认同，因为元科学只可能来自于价值和感受的世界，由此我们会进入一个由三M组成的世界，即神秘主义(mysticism)、魔法(magic)和形而上学(metaphysics)。姑且不论前两种M，仅仅是形而上学也令坚持科学实践是纯理性的科学家的愤怒了。
形而上学是指单凭直觉(超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哲学，它来自希腊语，也称为物理学之上，有时也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解释科学或验证科学如果用形而上学这种不可实证的作法来进行，显然不入科学家的法眼，并斥之为幼稚。
的确，科学家提出的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实践检验，或在实验中证实，但是，那些未必能得到实践检验或无法检验的科学理论和观点呢?以及在前一段时间检验过但随时间推移和新的实践的检验后又被的理论呢?甚至人类所提出的解释某种事物的科学理论只是人类的想像，是否是自然和事物本来的面貌呢?这时，是否需要元科学的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对知识和悟性的神秘体验就称为实证智慧，今天，人们也还在运用这样的智慧。
比如，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有些得到实证，但有些却难以实证。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个活动靶是难以打中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运动是相对于什么在运动?我们所熟悉的运动都是相对于某种静止不动的东西而言的，但所有的运动都是这样的吗?是否可能存在着绝对的运动?抑或所有的运动、所有的变化都必然是相对的?这就必须要用科学哲学或形而上学来解释。
一个更经典的例子是，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也涉及到
科学真理的相对性、绝对性和多重性。而在今天的很多科学文献中，真理的多重性被忽略了。比如，目前有科学理论认为，宇宙是在100亿年以前以某种方式诞生的。这暗示需要一个造物主、上帝或第一推动者。那么，这是科学的理性答案吗?
如果不是，真实的答案又是什么?一方面，我们需要科学的不断探索，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元科学以及人类的经验和感悟等来解释科学和理解科学。这就是需要站在元科学高度看待科学的原因。
科学可以代替一切吗?
人们相信科学是认为科学具有最大的力量，可以满足和达到人的一切愿望。但是，人类的愿望并非是一个人的，而是有无数人的愿望，姑且不论用科学手段来达到部分人的愿望是否合理，就连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两面性也让人感到，科学是不可能取代一切的。例如，原子弹的发明是科学力量，但爱因斯坦已经对其有过忏悔了，认为不该研制原子弹。
进一步从别的角度看，如果科学可以改变一切和达到人们的愿望，那么是否应当让科学来这么做?
作为一个正常人，工作、劳动的动机是指望回报，这种回报除了生存和养家糊口外，还有作为生物进化而贮存于神经机制中的精神满足感。英国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已经发现了这种获得回报的基因控制机理，原因在于人和猴子都有一个D2基因。如果切断猕猴大脑中D2基因，会使猴子忘记对奖赏的需求，也就能让猴子没有抱怨、没有需求也不要奖励，一直以最快和最好的状态工作，并且既不怠工，也不表现出不满。同样，也可以用这种基因改造的方式让人不计酬劳地忘我地工作。
这样的观点甚至获得了一些伦理学家的支持。比如，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朱利安・瑟武列斯库就认为，人们有“道德上的义务”从基因上改进后代。进行这项研究的神经生物学家巴里・里士满也表示，找到改造人类生理和心理特征的方法为期不远，这项技术将首先作为试管授精的附加技术出现。也就是说，通过基因改造，不计回报永远工作的“超人”或“完美之人”可能会出现。而原本并不完美的人是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来达到完美的。
看来，科学可以改造人性已呈现希望之光。
问题的实质在于，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方式现在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用于正常人的基因改造，跨越这一界线会为人类带来什么?
当基因改造从治疗疾病转向改造正常人时，人类的敬畏就不可避免地从过去的宗教、权力或政治转移到了科学，科学在逐渐取代“上帝”的角色。说得简单一些，科学家可能成为人人敬畏的“上帝”，因为他们有权决定每个并不完美的人进行基因改造，而并不理会这些人的自由意志。当然，进行基因改造时，有些人并没有意志，如胚胎，或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新生儿、幼儿。
其实，对今天并不完美的正常人进行基因改造并非是“上帝”的意旨。自然的造化把人造就成并不完美的状态并不是为了留给今天的科学家来改造或有意把“上帝”的权力移交给科学(家)，而是大自然懂得不必这么做，把人造就得有缺陷和弱点反而更有利于人类。
大自然的造化还在于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自由和选择，因为只有有选择和有自由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由于存在不同的差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觉自愿的行为、认知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设计自己的人生和生活道路，人生才充满了希望和趣味。
剩下的问题是，即使基因改造可行，也会遇到自然法则的抗衡。比如，努力工作和获得报酬与奖励是一个镍币的两面。如果去除了奖励和适当休息(休息也是回报之一种)，人就完全会成为不知疲倦的机器，最终死于高强度的工作，正如没有痛觉神经的人，必然失去痛觉的保护而会更快地死亡。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科学史 主体 史学理论
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的发展从来不只是在其思想系统内的自我因承和变革。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包括哲学思想、文学理论、政治伦理在内的诸种理论思潮作为更大的思想背景皆对其产生影响。而本文旨在从科学史的视角考察有关人类对自己生活环境与主体存在的认识与理解。就人类对生活环境的认识而言，大到宇宙天体以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小到人类自身生活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一而足。至于后者而言，主要在各社会科学领域内已经可见的研究有孟德斯鸠开启的自然环境决定论[1]，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乃至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理论[2]等，皆是着眼于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关系。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前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探讨在近代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深入，地球和人类做为认识论视野中的本体性存在在宇宙中逐渐的缩小，伴随着这种缩小而来的是人类意识中主体的缩小乃至瓦解，直到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无主体。当然，这种缩小并非物理性缩小，而是指随着宇宙科学认识的外延不断扩大，其在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中的逐渐缩小。而哲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也是“人”这一主体性存在物从中世纪的上帝为宇宙万物之中心到尼采的“上帝之死”、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再到福柯“人类之死”的发展流变历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伴随的是主体的不断缩小与消解。我们可能对后现代主义的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作为大写的“人”的主体已经隐没。从史学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过程则表现为史学学科化的形成、社会科学化取向的史学以及大叙事崩塌后后现代史学的出现。在此过程中曾作为史学撰述的主体的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逐渐坍塌，出现了无主体之后的“多维主体”与“多种主体”，呈现出一种“开放着的将来”[3]与“反传统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4]。因而笔者认为近代科学特别是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与近代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具有紧密关系—科学发现的外延大小和研究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文学术的外延所至、思维模式及其趋向性，呈现出一种“趋同模式”（但这种“趋同模式”并非涵盖律）。本文以霍金的量子力学研究为例，对哲学主体与史学理论的发展进行科学史视角的考察。从这个更宏阔的视角来看史学理论的演变和未来走向，这也是思想理论范畴内“大历史”[5]的一种学术尝试。
一
随着经典物理学时代的结束，理论物理学进入由霍金开启的量子力学的时代。这位被誉为自爱因斯坦以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不仅以个人的人生书写着生命的传奇，更是以其理论建树、丰富想象和科学的思想实验带领人类进入一个“没有王”[6]的时代。
现代宇宙学证明在黑洞和宇宙大爆炸处一定存在奇点，奇点可以被看做时空或宇宙的边缘或边界，而边界条件只能由宇宙外的造物主所给定，所以宇宙的命运就操纵于造物主的手里，这成为自牛顿以来困扰人类智慧的第一推动问题。[7]霍金把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富有创见地结合，并运用“虚时间”概念，彻底解决了在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的奇点处所有物理定律和可预见性都失效的难题。霍金创造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理论是一个自足的理论模型，完全可以解决第一推动的问题——“只要宇宙有一个开端，我们就可以设想存在一个造物主，但是，如果宇宙确实是完全自足的、没有边界或边缘，他就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他就是存在。那么，还会有造物主的存身之处吗？”。
霍金更是通过“金鱼缸物理学”提出了有关人类存在和时间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几年前，意大利蒙扎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市民将金鱼养在圆形鱼缸里观赏，提案者解释说因为在圆形鱼缸中金鱼眼中的“现实”世界是扭曲的。而霍金则认为金鱼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不同，那么我们怎么能肯定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人类说不定终其一生也在通过一片扭曲的镜片打量世界。因而他认为不必去评判现实，因为“哥白尼和托勒密就好比我们和金鱼，选择任何一种描述作为宇宙模型都可以，因为无论是假设是地球不动还是太阳不动，我们都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天象变化”；并且在时间观念上“量子物理还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在经典物理中，所谓的‘过去’就是一系列成为历史的明确事件，而在量子物理中，‘过去’是不确定的，仅仅是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跟‘未来’没什么两样。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过去，或者说历史。”
可以看出，霍金的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和以量子态进行的宇宙物理研究彻底颠覆了我们在经典物理学体系下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以及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维判断。霍金的研究告诉我们自己看到感受到的周遭世界未必是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时光旅行穿越虫洞回到过去或者未来；现实真实性的表述不是唯一的，所有的真实只是相对于不同视角的观测者而言的，所有的表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没有统一的容纳一切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无法跳出“鱼缸”从外面观测我们的世界，就像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皮肤。霍金的研究成果使人类的生存具有了一种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和社会科学领域福柯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所导致的“人之死”以及历史研究在后现代时期的宏大叙事的瓦解、形而上意义的丧失、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真实与虚构的相对化、历史与文学的逻辑等同、历史诗学的出现是紧密相连的、合一的历史过程。
福柯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词与物》中考察了西方的“知识型”（episteme）史，他所谓的“知识型”是一个时期“基本的文化代码”，也可以理解为“无意识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在每个历史阶段各种知识是在一个知识型的支配之下，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型之间不是连续的发展和进步，而是断裂。而“人”则是晚近的发现，产生于19世纪的现代知识型。词语的秩序不表达真实的事物，而是人对物的表现（该观点无疑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人”从而成为现代时期的知识主体和对象，产生了“人文科学”。但人文科学一定程度上把关于“人”的前批判分析变为有关“人”的经验物的分析，忽视了其中的无意识背景。随着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开始对“人”的无意识结构进行分析，这时是对既是知识主体又是知识对象的“人”的挑战。最后他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沙地边上的一张脸”。随着语言的凸现，“人不再被看做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被当做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现代‘人’的概念是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建构。”
福柯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导致的结果便是“人”要么成为派生于语言的存在，失去其中心地位；要么人与语言对立起来，语言占据了一直以来人的地位，人无立身之所。福柯对人的解构导致了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主体和对象的“人”之死。
现在我们来反观“后”思潮影响下的历史学领域。总的来看，在后现代影响下的的历史研究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小写历史的发展（包括微观史、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身体史、私人生活史等）。初看之下，这两个发展方向似乎是相反的，一方面其学术视野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其视野则趋于偏狭。但本质上看，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合一的：随着对现代性和理性的反思，历史研究中的大写历史和宏大叙事逐渐崩塌，“民族——国家”的书写主体和先验的、至高无上的、超历史的意义追寻一去不返；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开始退潮，反中心和多元性成为人类认识模式和历史研究的主题。在这个背景下，不论是视野较大的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或者是视野趋于偏狭的小写历史的研究，都是力图超越以前写史的“民族——国家”的范畴及其先验的意义构成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都是力图改变欧州中心主义对近代世界史的规训与限制，脱离单一主体占据中心的状况，进而对20世纪的残酷历史进行反思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我们以海登·怀特的理论创见来看，怀特的理论是在当代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杂糅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最显著特征便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思考。怀特认为“在每一种历史表现之中，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相对性。表现的相对性是用来描述并因而将过去的事件当做可能的解释和理解对象加以建构的语言的功能。”所以，“认识到表现的相对性是语言的功能，而过去的事件是语言构建的结果，这就说明了，要想在历史表现的层次上消除相对主义而追求外在于语言的绝对真实是不现实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要想在历史认识论中避免相对主义也不可能。”
怀特的理论在以语言为中心的基础上彻底地解构了现代史学的经验论，悬置了历史实在，进而思考历史文本在整体上的真实性。这个颠覆性的视角转换使得现代史学以人为主体的关于客观性、真实性、真理等概念的思考全部成为伪命题，一切的理论思考以语言为中心，客观性、真实性的思考也仅限于文本层面；真理符合论从怀特的理论视野中消失，其理论范畴中也彻底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考，从而达到“文本之外无一物”（德里达语）的境地。毋庸置疑，怀特在理论层面的视角转换所带来的突破为史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疆域，从而使科学与艺术之争这个永恒辩难失去了其理论基础。
可见，随着霍金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突破，彻底改变了人类思想意识中先前关于真实性和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判断和划界。他所有的这些理论突破是异常剧烈的，这也深深地冲击了人类的思想世界。在这个科学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再考察并理解福柯的“人之死”和怀特的理论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不论是福柯还是怀特其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元”（meta）的层面，是对本领域先前的研究所进行的反省与话语分析，具有很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甚至，他们分别对哲学视域的“人”和作为史学学科基础的真实性也加以解构，从而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再也难以寻到“人”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物。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以幻灭感为特征的思想趋向与霍金等前沿宇宙学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人”作为主体在后现代时期的消失，使得价值判断标准相对化、文本解读的自由化、形而上意义的虚无化。就像《圣经·士师记》结尾时的那句经典表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二
科学哲学与人文心灵哲学的交叉及相互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本文从霍金为例并对其与现代哲学和史学思想关系作出诠释，试图开辟一个人文思想研究的更广阔的视角。科学史的视角为我们研究近代人类思想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近代哲学、史学思想的变迁更加清晰，更能把握其方向，更具反思性；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相对于二十世纪曾出现过的世界战争、大屠杀和种族屠戮等人类酿造的自我浩劫，使我们更能清晰地把握人类历史的走向，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更具警示作用。
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全文加以总结。
（一）科学史与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科学史的思想基础本质上是历史科学而非科学哲学，但长期以来科学史与历史研究两者却处于分离状态，这种分离限制了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科学的发展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以考虑科学发展就要尽可能考虑影响其发展的所有因素，乔治·萨顿甚至认为科学史的研究背景应该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广度。而历史学由于其对社会背景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学科特性，在为科学史探寻其学术社会背景时具有先天的优势。反观之，科学发展对历史研究和社会发展也具有巨大影响，比如杰尔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就认为爱因斯坦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表现在从科学领域到哲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吴怀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表明科学发展对史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史学类型尤其表现在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
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现今成为史学理论的研究范畴，而科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史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吸收借鉴科学研究的经验基础，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科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异同关系这个永恒辩难的可能的理论出路，这有利于我们看到两者中更多同质性而非异质性的东西，在更深层次的研究中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之道。
（二）从主体流变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出现
从主体流变的角度来看，主体“人”从“人为自然界立法”到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人的消亡，近代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主体性逐渐弱化、“多种主体”出现的过程。随着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残酷史实，学者开始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逐渐削弱乃至在学理上的消亡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反思的结果。这种成长与反思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因为人类对自己的主置的把握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与未来走向。由此看来，在后现代语境中主体人的消亡和确定性的终结并非是用反叛和聒噪来吸引眼球，而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思想因承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我们再来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研究和历史学科性的冲击和影响就毫无意义，其成为一个假命题。因为我们错将发生学概念上的后现代主义理解为起源学概念：在发生学上，后现代主义是知识结构的逻辑推理，是人类思想史上自我因承推演的自然结果；而当我们把其错以起源学来看的话，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凭空出现者，因而研究者往往将其与思想传统割裂开来而看做一个独立主体来研究其影响，所以将逻辑推理层面的研究误解为历史时间概念层面的研究。以主体变化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主义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在以前的批判视野中所不曾看见的一面，从而能更深刻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渊源与价值取向。
史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可能和以未来为导向的伦理思考。作为研究者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理论坚持，但在心态上和理论视野上应该开放。拘泥于任何一种理论的学术态度除了局限当事人的眼界之外毫无益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综合性已成为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应以开放的学术态度迎接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未知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见其《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发展，认为不同的气候对不同民族的身心塑造、政治制度、气质秉性、具有决定作用，“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
[2]David Ha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wood（1989）.
[3]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之后的历史哲学[C].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5.
[4]Josh Tosh，ed.Historians on History，Longman（2000）.Introduction，p.12.
[5]“大历史”（big history）首先由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于1991年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中提出，更多的是一种适合于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研究模式，国内研究详见刘耀辉.大历史与历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1（4）.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3篇
外科学是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科学学科在临床医学生毕业学年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通过对毕业学年外科学教学模式进行优化、模式改革实践、注重教学导向等措施促进医学生完成临床医学本科阶段毕业学年外科学学科的学习，以期对存在问题加以改进。
【关键词】
临床医学；本科毕业学年；外科学；教学模式；问题与改进措施
外科学是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临床医学学科重要的二级学科，涉及实验外科及自然学科的基础。现代外科学的研究内容不但包括损伤、感染、肿瘤、畸形及其他外科疾病的诊断、预防及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而且还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诊疗方法的改进，外科学的范畴不断在更新变化。现代外科学体系庞大，不管在深度还是在广度均迅速发展，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不能再掌握外科学的全部知识和技能了[1]。如上所述，近年来随着外科学理论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外科学不断呈现专业化分科，学习外科学基本理论和技能对于每一位有志于做外科医生的临床医学生至关重要。然而，临床医学生由于越来越大的就业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压力，外科学课程在毕业学年的学习，特别是实践环节的学习更容易被医学生所忽视甚至放弃，这对于毕业后或研究生住院医师临床工作中的临床业务训练及思维均可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临床医学毕业学年外科学教学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及改进措施予以探讨。
1存在的问题
1.1外科学教学体系不完善
大部分医学院校多重视外科学的理论教学，而轻临床实践带教，在外科实践中未带给医学生应该获得的学科知识。外科学是医学院校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必修学科，通常从第3学年下学期开始学习，整个学科学习时长基本达3个学期。在临床医学本科教学的第3、4学年，外科学理论得到了良好的讲述，能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系统理论认识和训练。在临床医学本科的第5学年，即毕业学年，临床实习即开始，本科生开始在医学院或综合大学附属医院等各级医院开始接受以临床医生带教的临床实践为主的学习模式。通常教学医院在外科学理论讲授中有较系统的教学计划，投入良好教学经验的教师教授外科学学科理论。然而，在临床实践学习过程中，多数教学医院未建立将理论与临床实践良好衔接的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的外科学教学队伍；因临床工作繁重，也不能抽调专职带教老师讲述日常外科实践中遇到的理论知识，导致没有专业师资研究具有外科学的特色教学，更做不到对临床外科学基础理论、临床诊治的系统教育和对外科疾病相关知识的全面教学。
1.2临床医学生毕业学年从临床实践中获得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被忽视
外科学为多数三级甲等医院的发展重点，多数大型教学医院已达到以系统或器官为依据的外科分科，如泌尿外科、乳腺外科、肝胆胰腺外科、血管外科等外科专科，外科学的发展及细化分科对于临床医学本科生对外科学整体的认识无疑具有强大的冲击力[1]。本科外科学教学以讲述外科学基本理论和训练外科基本技能为目的。临床医学生在毕业学年，虽已完成外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学习，并通过外科学基础实验课初步得到了外科操作技术和技能的认识和培训，但多数学生对外科疾病并无立体的认识，也对外科疾病的诊治如手术原则等无清晰的概念。医学生进入外科系统各科室后不知从何开始学习和开展实践工作。相对于内科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外科学对基础理论的掌握及临床操作能力通常要求更高，学习强度也更大。临床医学生在毕业学年面临毕业后的找工作、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压力，甚至在外科等学科系统实践过程中脱离临床，放弃临床实践，从新开始毕业学年前的理论学习。
2改进措施
2.1制定符合毕业学年医学生学习需求和规律的教学体系
临床医学生并没有专门为其设计的实践学习及培训过程，目前的外科学临床环节也没有固定而有效的教学体系。随着规范化培训制度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临床实践带教教学较前有所好转，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临床医学本科生的临床实践积极性。通过，对临床医学本科生进行采访调查，普遍反映外科学课时压缩，教学内容节奏过快。因此，制定合适的教学进度方案，充分讲述外科学理论知识，将对医学生毕业学年掌握外科临床实践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外科学实验课作为临床医学生的一门重要实验课程，通过良好教学可提高临床医学生的外科临床实践能力。但临床实习的医学生普遍反映外科学实验课课时安排过早，当开始临床实践时实验内容已经生疏。目前，多数医学院校外科学实验课与理论课程同步进行，虽然在校期间理论与实践进行联系有利了外科学学习，但是外科学实践更像是一门连接外科理论与临床实践的一门课程。如安排学时在毕业学年，可能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外科学知识。重视临床外科实践能带医学生的不止是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带给他们良好的外科临床思维，这些可以使医学生对外科学知识的认识更立体化，更容易达到对知识的长期记忆[2]。
2.2加强教辅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对毕业学年临床医学生的观察、沟通及采访，发现其普遍心理是怕临床实践占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复习时间，而且临床见习无专业指导老师，实习带教老师教学辅导欠佳。因此，构建良好临床教学模式，提升教学人员传授外科学理论技能和培训考试经验，能增加医学生在实习工作中获得外科学知识达到临床工作能力和研究生入学水平的信心。目前，多数教学医院的中青年带教老师多数参加过研究生入学考试，为硕士以上学位获得者，有丰富的学科学习经历，有严谨的学科思维模式，有找工作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经历，对本科生的外科学培养有良好的经验和针对性。选拔具有优秀素质、德才兼备的临床带教老师，建立结构合理、团结一致的临床外科学教学队伍可将外科学理论与临床实践进行良好衔接，为临床医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对提升外科学教学水平，使医学生获取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外科学理论知识均有益处。发展外科学优秀带教师资，开展特色的外科学实践教学，建立对临床医学生知识水平及临床实践能力负责的本科生导师制，对以后的研究生升学及工作推荐进行评估评分，将有利于系统对医学生的外科学基础理论、临床诊治实践和外科疾病相关知识进行全面教育[3]。
2.3加强外科学实验课程与临床实践精品课程建设
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的临床实习是最佳获得外科学知识的学习方式。如果能在外科学理论与临床实践学习中有良好的教学衔接，使医学生能受到良好的临床实践前教育，对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提高理论知识转化能力将有较多裨益。在医学院校尚无将实践教学编纂为教学教材的内容，没有可用的临床实践教程对医学生进行实践教学辅导，多数医学生因为无可利用的如实习手册等临床实践书目，导致在临床工作中难以掌握外科学知识重点和胜任临床实习工作。因此，建设临床实践精品课程能够帮助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掌握重要的外科学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增加在实践工作中的信心，强化理论与实践学习的结合，提高对外科学整体的学习能力。
2.4加强人文科学教育，提升医学生学习动力
医学科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生命发展变化规律和个体疾病诊疗的科学。其对人类的影响力与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学科。作为培养医学专业人才的医学高等教育，除必须使学生具备牢固的医学基本知识和扎实的临床实践技能的同时,还要具有多种综合能力以及健全的人格、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外科学是一门临床医学科学，是以病人为中心展开的外科科学研究与实践，多需要对病人进行有创性操作，器官切除或重建等，不仅对病人身体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病人心理也有明确的影响。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对外科学实践学习环节至关重要。人文素质教育能够提升临床医学生对外科学学习的热情及动力，使学生们更积极的参与到理论和实践中，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4-5]。
综上所述，相比于内科学，外科学学习更为直观和立体，一个外科疾病，在外科理论和技能支持下很快能得到验证，获得完整的认识。在临床实践环节中学习外科学知识更为直观，更为实用，记忆也更为深刻。临床医学本科生在毕业学年如能带着问题在临床中学习外科学知识，将更能深入理解研究生入学等相关考试的思路，获得更优异的成绩；完善的教学模式及优秀的带教老师可培养临床医学本科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将对以后的外科学以至于整个医学科目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刘江波 杨延辉 邓淼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
【参考文献】
［1］陈孝平.绪论[M]//陈孝平,汪建平.外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5.
［2］陈创奇,李引,何裕隆,等.加强外科学教学管理,实施规范化标准化教学[J].高校医学教学研究(电子版),2012,2(4):196-198.
［3］张学志,凌云阳,王观发,等.情景模拟与案例教学结合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应用[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5,28(10):1397-1399.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4篇
以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人为其代表的实证主义开始，经历了作为前者的继承与 发展 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然后是科恩为其代表的社会历史主义。便是简略的科学哲学的历史踪迹。
一、 引言：还得从康德说起
康德在1783年发表了《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单从题目来看，它旨在强调形而上学发展的可能具有的科学内涵或者说科学方法。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它是对这部著作的 总结 和说明。从而可以看出《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巨著中浓浓的科学味。这篇序是我们能够理解该巨著的极其重要的辅料。它从理性批判应遵循的基本原理上指出了对理性批判的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对它进行批判。
它从数学、 自然 科学如何成为科学的这一叙述点的切入，指出哲学即形而上学应效仿自然科学。《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使陷入困境的形而上学实现一次革命。如何实现呢？革命的路标在何处？经过对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的学问反思和追寻，康德首先把逻辑学排除在外（尽管逻辑学最先成为了“科学的”）。最后得出结论“必须到那些所谓真正的、客观的科学里去找” ①便是数学和物 理学 。
第一个论证等边三角形的关系的人的作图引来了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他巧妙地抽掉了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它的概念，它的质料等一切“非几何的”（几何外围的）因素。用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看，它抽出了所指，只剩下了能指。
“当伽利略使一个由他自己选定重量的球体滚下斜面的时候；当托里拆利让空气拖住一个他预先设定为与他所知道的一根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所有这些科学家心中都曾闪过了一道光”②
二、 哲学的科学视角：孔德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等。主张把实证科学作为知识的范本。
在孔德看来，人类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据此他在哲学著作《论实证精神》中提出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神学阶段是一个面对着科学最基本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只能寄托于超自然的即神的力量的阶段。是人类发展的最低级阶段。而形而上学在试图解释着宇宙及人的本质，存在与意识，精神与物质的以及神秘的等“物自体”现象。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阶段。因此孔德说道，“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体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存在的。”它与实证阶段的区别在于它凭借的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与想象，而非以观察为手段，进行推理式的思考方式。
另外，孔德还十分强调实证精神所带有的人文性。他认为纯粹的科学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真实世界的。人自身由于其视域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导致着人必定要以人本身为根本出发点，即：一切以人为中心，向着宇宙辐散开。这就是科学哲学这门新生代的学问它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science（而非wissenschaft）的根本之处。因此，科学哲学本质上还是归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它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证哲学。那么何为实证哲学呢？它到底新在何处？这就要从实证一词本身的含义或是特性说起。
实证一词的特性，概括为五个词：真实性（与虚幻相对）、肯定性（与否定相对）、有用性、精确性、相对性。
如果一定要对着这五个特性进行综合内的分离界定。那么不妨设想出这样一个比喻。科学哲学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后者因为背叛，胸前烙有“红字”，因而应是母亲。而前者的侵占的本性似乎决定出应为父亲。有用性、精确性、相对性这三个孩子应分属于父亲旗下。而真实性和肯定性则是两个跟随母亲一起背叛投奔而来的孩子。
真实性所带来的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在于彻底抛开了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孔德强调我们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追求真实的、实在的知识。作为真实性的孪生兄弟，肯定性的反叛不在于批判，而是隔离，类似于胡塞尔在现象学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以前所有哲学以及认识自然视角的隔离。所谓隔离，即避而不谈。不愿去趟那趟浑水。创立一种新的方法或路径。真实性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康德三大批判，洛克、休谟等经验哲学的怀疑以及笛卡尔式的怀疑等即采用了上面所说的隔离。它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关于有用性这一点，自然科学要比人文科学明确的多，这是毋庸质疑的。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大到 工业 革命，无不印证着这一点。精确性似乎更能体现科学的特性了。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科学实验无不在严格的恪守着这一原则。绝不容许有一丝模糊的东西存在。拿实验来说，它的其中一个原则：单一控制变量原则。这种排除一切模糊地，可怀疑的因素干扰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而相对性，科学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只存在限制下的即相对真理。从牛顿力和运动中的参照系的选取问题，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两个人似乎代言了整个物理学界。因而他们的观点足以说明相对性对于科学而言的分量。
孔德实证主义还力图在存在观念和运动观念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我们知道，哲学是以存在观念作为其出发点，物理学则是一门建立在运动上的科学。因此，这就是说，实证主义在试图调合着哲学和物理学。更一般性的说，它在试图建立起科学与哲学的和谐。
三、 维也纳学派：实证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这一学派是一群聚集在维也纳大学的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等在此讨论与归纳科学哲学问题。其代表人物有石里克、纽拉特、魏斯曼、卡尔纳普的等。他们是一个很散漫的群体，但有着共同的目标：建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这一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并结合了休谟的经验哲学，以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最新的科学成就。不仅如此，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它也继承了以莱布尼茨、费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研究传统。因这种结合，又被冠以“逻辑实证主义”之名。
在建立一个关于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时，面对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描述科学事实的基本语言时，学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物理主义的形式传统和现象主义的形式传统。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旨在提出了这个对象或概念的认识论的逻辑系统，并就语言的选择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它把其过程具有明显 规律 性的唯一的域即物理对象域作为自己的基础域。”但卡尔纳普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具有心理基础的系统。他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建立这样的一个逻辑系统之所以选择现象主义语言作为基本语言的合理性极其非必要性。
合理性在于它符合认识过程中的基本次序。接着他提出了构筑这一特殊逻辑系统的基础的基本要素和现象主义作为基本语言之间的联系。而非必要性则在于何为基础语言并不重要，并非像学派内其他人对于基础语言选择看的那样的重。卡尔纳普一再强调，它只是一个构筑语言系统的工具。而做出的选择只是出于个人的偏见及喜好。后来在纽拉特等人的影响下，他抛弃了现象主义语言而投奔了物理主义语言。
四、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的哲学视角
“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学说的主要动机就是解决归纳问题和划界问题。”归纳一直是科学界——不论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归纳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它是这样一种手段或方法，即从经验知识到理论知识，从个别性到普遍性，从个体到整体。
对于科学进行划界，就要区分科学和伪科学，这就需要一个区分的标准。什么才能成为此重要的标准呢?似乎从近代以来，“归纳”一直乐此不疲的扮演着这个角色。他反对这个扮演者，因此他提出应当把证伪作为判断以及衡量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提出其实更重要还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可证实性作为其意义标准，从而也成为划界标准。”一般的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科学理论其本身地位的确立，归功于它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它在其领域内的甚至是其他领域的应用。以科学理论中非常有影响力的牛顿为例，它创立了经典力学。经典力学在物理学界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应用就更为广泛了，由作为经典力学的理论基础——牛顿三定律（力和运动）开始引入力矩、冲量、动量、功、能等以及动量、能量、角动量和机械能等守恒定律。这种经典力学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建筑，以及应用的广泛性足以说明了其可证实性。但爱因斯坦为什么要跟牛顿说抱歉呢？在爱因斯坦的体系中，即光速边缘范畴中经典力学便失效了。从而导致量子力学的产生。从而牛顿的例子足以说明可证实性原则是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可证伪性不能不说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更有效的标准。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后者的可证伪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哲学史，或者文学史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是再微小的角落里找到自己所支持或赞同的学说或观点。从赫拉克里特一直到德里达，你都可以拜倒于他的脚下，它没有对与错，只有认同和反对之分，但这种区别只是个人的偏好，或者说是思维与思想的偏好。从康德的观点来看，整个哲学史是一个怀疑论和独断论交替的历史。这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进步与否。它们总能尽量合理的解释现象，完全拒绝绝对理性的介入。
但在 自然 科学 中就不是这样，现在傻子也不会信奉亚里士多德的静止说；也不可能有人去信奉地心说或者日心说。也没人相信经典力学是万能的。尽管这些学说在当时都有着极大地影响，尽管在当时作为权威统治着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另外，波普尔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也同样是科学的一项工作。这一革新性的观念的提出，无疑不是在大胆地批驳着这个时期整个从 哲学 领域到科学领域，从人文科学自身到自然科学领域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庞大背景。
五、 库恩的 历史 主义观：科学革命结构以及科学理论
这时科学哲学走到这里时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而这个转折的关键点就在于科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在实证主义阶段以及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主要是在对科学之成为新的科学——科学哲学的重新建构。他们旨在建筑起一栋类似于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大厦。但走到了库恩这里，它的野心以及空洞性就明显的暴露出了。因而科恩把它转向了科学史。
科学愈来愈成为一项集体事业，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这样的科学集体在一套共同接受的信念的支配和指导下从事某一方面的科学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提出表现了他的历史主义科学观，主张把科学放在其产生和 发展 的背景中，当做一种史来研究。从而发现其革命发生的 规律 ，更重要的找到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所接受的“信念”，即他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范式”。 “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的提出实际上是在为分析和研究科学革命的结构打下基础。
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
这一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模式的提出，是库恩历史主义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其著作《必要的张力》中，库恩这样描述：“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果所做出的研究。某一科学共同体承认这些研究就是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信仰，共同的思维指向。这种范式可能会统治着很长一段时间，像亚里士多德的《物 理学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这种统治力很强的范式，它会给科学界带来一片安宁与祥和的景象。但一旦遇到来自科学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时，这种范式便摇摇欲坠，不再具有权威，因而丧失了它的统治力。于是发散性思维就会顺势膨胀，一旦这种思维方式由于它本身潜藏着的无限的张力的释放，从而达到了足以压倒常规科学所依赖的收敛性思维的程度时，科学在原有常规的基础上便承受不了来自于自身的这种巨大的膨胀，于是科学革命便发生了。
科学革命实际上是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即f(x)f(x)；而并非是兼容并包的原则，即f(x)f(x)，其中f(x)=g(f(x))；这种用数学中的函数对应法则来表达范式概念，可能是从数学角度理解范式的一种新的手段。因为科恩从未给范式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范式概念的模糊性让我们不得不试图从一切领域去寻找手段。
当新的范式可以暂时满足其共同体内的信念需求时，它便代替旧的范式占据了主要统治地位。从而发散性思维因过度的消耗能力，处于冷寂状态，它在储蓄着能量准备着下一次的膨胀。收敛性思维便重新回到了科学的研究中，于是一个新的常规科学便站稳了位置。它又重新会给科学界带来一片安宁与祥和的景象。
六、 拉卡托斯：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的综合
拉卡托斯综合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但他更倾向于波普尔证伪主义，尽管他也像库恩历史主义一样以研究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此，基于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改造，称之为精致的证伪主义。
它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即被拉卡托斯称之为的朴素的证伪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精致证伪主义认为只存在一个新的理论的出现超越了前一个理论是看接受的。而前者则认为只要是可证伪的便是真的，可以接受的。
吸取了库恩历史主义的经验，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身后出版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便是对这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阐释。
七、 结语：还应回到康德
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就在于他认识到了形而上学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即理性的本性总是妄图对其自身提出问题。因此他试图重新科学的合理地建起形而上学大厦。最后还是被后辈直到尼采把它彻底推垮了。科学哲学这个新秀是否也会得到这种特殊的命运的青睐呢？
简单回顾一下科学哲学走过的路程，我们发现，当其走到了库恩那一关键点时，它自身的缺陷——空洞性就暴露出了，这恰好印证了康德的那句话的前半句“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库恩的历史主义似乎又在印证着其后半句“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尽管他并没有忽视科学哲学本身。因而整个科学哲学似乎就是踏着康德那句话的印迹兴奋地走过来的。而拉卡托斯做出的努力即综合了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历史主义，是否就能挽救科学哲学的前途，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也许还仍旧是在沿着康德的预言悲剧性的狂妄的走下去,只是更加冠冕堂皇了。
主要 参考 资料：
《欧美哲学通史》李国山王建军 嘉江鸿 郑辟瑞 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5篇
Abstract: "The project" thought penetrates into all aspects of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rough natural technology to realize, specific adjustment by natural engineer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is pressed to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lso needs to be clear.
关键词:社会工程学 学科体系 技术
Keywords: soci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 system technology
作者简介:付艳军(1985-),男,河南卫辉人,沈阳师范大学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等;李贞娟(1982-),女,河南南阳人,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学硕士。
一、社会工程概念的历史性
“工程”一词充斥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每一寸空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譬如现实中985“工程”、211“工程”,学术理论上的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现实中的工程有具体的主体实施者,改造的客体对象,调整关系的方法。在中世纪“工程”一词被提出,而工程的具体实践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在当代学科分类框架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被学者和大众所接受。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自然技术来实现,具体调整项目通过自然工程来实施。那么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机制是否需要“社会工程”、“社会技术”这些“软件”来实现呢?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22年就曾使用到“社会工程”一词。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社会工程”、“社会工程师”、“社会工程态度”、“社会工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卡尔・波普尔思想研究专家戴维・米勒在《开放的思想和社会》中对卡尔・波普尔的“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等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发挥。
二、社会工程理论的构建
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调整,社会的协调发展不是现存的具体某一学科领域或某一学科门类简单运用就能实现的,需要多学科协调运用。例如政治制度的设计就融合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所设立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甚至涉及教育学、哲学等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科学知识体系被划分成若干领域,这些领域最后始终是相互交织的,当我们研究某一个领域的具体问题时,往往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另外一个领域了。
日本众多学者认为,社会工程学是以社会政策、法规、计划的概念为核心的,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的学科知识和技术进行新的重构与整合,并有自己特殊内容的新兴学科。从事社会工程哲学、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的田鹏颖教授在《论社会工程的本质和方法》一文中这样写到:“‘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体人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以社会技术为中介,与‘物理工程’或者‘自然工程’相对应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时间活动。”这就注定社会工程是一个具有多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学科体系。笔者认为“社会工程”本身就是面对改造、调整宏观或微观的客体对象时综合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多学科的一门知识体系。社会工程学研究过程中就会遇到学科间知识的融合与独立、学科体系界限的划分等众多问题。
三、 社会工程的应用
社会工程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也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范围扩大而扩大,结合工程理论与系统论从统筹设计的角度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体系设计社会制度、调整社会关系和协调社会发展。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再是单独某个学科或门类的知识能够很好解决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作为本体的人价值观念以及认同标准的转变,需要社会的发展要有更高的集约程度和更好的统筹性。在社会工程视域下调整现有的共享价值观体系,同时结合现实情况分析社会问题、规划社会发展以及建立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
在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更为注重工程系统背景下的工程思维模式的培养,强调学生专业背景下的综合知识体系的“整合”和“集成”的解决问题的运用。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我们把社会工程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或选修课程进行开设,让学生在实践和理论学习过程中有“系统”的理念,通过社会工程学以“问题”为中心,围绕具体问题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技术开发。“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与教育体制对改善我国科研环境和提升科研水平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社会工程学在对教育体制自身的改革、教育模式的转变和学科体系建设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人文科学理论范文第8篇
由专职护士和助产士负责病房内的孕妇第一、二、三产程的观察和分娩指导。
1第一产程
介绍产房的环境，让孕妇了解待产室、分娩室的工作情况，做各项检查的必要性，了解孕妇思想动态，通过导乐的方法消除孕妇心理疑点，指导如何卧位及其意义，教会轻松分娩的技巧，宫缩间隙放松休息，宫缩时主动配合，尽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2第二产程
助产人员做好必要的解释工作，介绍产程中出现的感觉（如排便感、下坠感），使孕妇有心理准备以便更好地配合医生顺利地完成分娩。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提前预知并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3第三产程及产后2h
通过产妇的语言表情了解其心理状态，避免情绪激动引起产后出血。帮助母子早接触、早吸吮、增加母子感情，促进子宫收缩。
二、基础护理和产后健康教育
1病房责任护士根据自然分娩的特性和注意事项进行宣教，指导产妇如何加强营养和怎样识别产后出血的知识。治疗时重点介绍药物的特性和用途，同时用关心体贴的言行举止来营造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的护理环境，这种温馨舒适的环境有利于患者调节心情，早日康复。
2说明产后排空膀胱的意义及产后可能出现的伤口疼痛、子宫收缩痛，鼓励产妇及早下床行产后恢复锻炼。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并帮助新生儿早接触、早吸吮，保证充足的乳汁和乳腺的通畅，避免乳腺炎的发生。
3开设产后妈妈班，用讲课和谈心的形式对住院产妇进行各种知识的宣传和操作示范，指导如何观察新生儿哭声和大小便颜色，包括皮肤、脐带护理、新生儿洗澡、黄疸观察等，引导家长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
4产妇出院时行产褥期健康指导，发放产妇出院健康教育手册，要求产妇及家属能复述健康教育内容，填写产妇随访卡，由产访医生定期进行跟踪随访，指导产妇合理饮食、科学育儿、42d来院体检。
三、结果
1以往笼统的宣教内容患者容易遗忘混淆，认知水平差，通过分阶段进行健康教育能使孕产妇对知识内容掌握比较清晰，思维比较活跃，认知水平增强，降低了孕产妇在产前、产时、产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提高了病房整体护理的质量。
2巩固了爱婴医院的成果，保证了母乳喂养成功率。通过近距离的健康教育和操作示范，使住院产妇对母乳喂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凹陷、奶少、奶胀、正确的哺乳姿势等）都能正确处理，减少了乳腺炎的发生，母乳喂养率达到95%以上。
3健康教育融洽了护患关系，减少了护理纠纷宋磊雁认为，护患关系应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有了这个基础，护患之间才能产生情感共鸣。通过护患之间频繁接触，护士用温柔的话语和耐心的指导营造了温馨体贴的护理环境，解决了产妇和家属的实际问题，得到了良好的口碑，提高了医院的声誉。
4健康教育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整体素质，营造了科室积极好学不断创新的良好氛围。科室实行责任护士健康教育负责制度，定期开设健康教育和人文科学理论课程，拓宽了护理人员知识面，提高了沟通技巧，加强了健康教育的环节质量控制，确保了健康教育效果。
四、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