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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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2]卢梭.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
[3][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253.
[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富论 利己性 教育 产业格局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国富论》。在这本书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中，斯密提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分工。同时，斯密又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国富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在斯密看来，现实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都没有想过会因此而增加社会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却增加了。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迅速的向前发展，这也是斯密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刚建国时期，实行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政策，全国人民吃集体食堂，干集体工厂，享集体利益，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矛盾的日益显露，这种体制已经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进行改革。随着的推行，全国各行各业开始渐进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我看来，这正是对利己性的一种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之上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利己性的功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利己性得到满足的同时，依然要时刻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在教育环节上，斯密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
当前，我国大约有近两亿的农民工，他们工作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学、初中为主，鲜有高中，因此大多数都是从事很低级的加工、服务行业，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产车间、邮递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按照斯密的观点，国家应该逐步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培训，加强技术和知识的普及，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农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劳动者整体的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强大，对农民工的培训等费用应该不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协调；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等理论在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可以予以积极地借鉴。例如，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三次产业发展不是很均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胁（2010年，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10.05%）；工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为46.51%），但是，在工业内部，基础性制造业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技术部分比重明显偏少，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回报与实际投入明显不符；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2010年为42.92%），这也是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但是要严格监管，注重细节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是，现实中，有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原则，行政命令似的经济决策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要想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其理论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决策的制定。借鉴其优秀的成分来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的方法论要求。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3篇
（一）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政治经济学》侧重于对本质、制度、规律、方法的研究与探讨，概念抽象，原理难懂。目前，中职政治经济学内容包括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与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及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还有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等经济形势的分析。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比较抽象，但却与实际社会生活结合得异常紧密。课程教学中的一些抽象、深奥的概念、原理以及严谨的逻辑推理仍然是学生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的，而这些往往又是学生所缺乏的。
（二）教师的教学方式单一
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受到这门课程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的制约，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讲授，辅之于课堂讨论的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授课的信息量大，便于教师掌控教学的进度，对于保持完整的知识体系具有一定作用，然而带来的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传统学习方式过分强调接受和掌握，学生只是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质疑的精神，缺乏思考、缺乏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的快乐体验，学习成了完成课程学分，应付考试的活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采用的是注入式教学法，师生对话的机会较少，信息呈单向传递，学生的所思所想无法及时反馈给教师。有些教师授课的时候照本宣科，只注重介绍课本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结合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成就和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介绍不足，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学生缺乏兴趣。
（三）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不够
传统的教学方式下，教学的主体“教师”与“学生”的地位并不平等，教师常常被视作“权威”，学生只能接受，缺乏与教师的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因而，学生无法在“质疑——探讨——思考——再质疑”的过程中，得到思维的锻炼，也无法更深刻的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教师也难以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据此修改自己的教学方案，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原有的教学计划执行。在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选择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它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的重点及主要精力用在了概念的界定、逻辑推理和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上，而较少关注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这就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
二、互动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
（一）教育平等是互动式教学得到贯彻的核心动力
人们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主导着教育行为方式。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代学生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们的自主独立意识较强，非常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个性张扬、叛逆，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比较注重实际或实用性。由于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他们拥有强烈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自我意识，对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围的关系有一定的自我认知和评价，这使得他们并不甘于处在从属地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他们希望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与教育者分享知识、互相交流、共同探讨，而不是教育者独霸的“一言堂”。因此，教育者应树立起平等的观念，把自己看成是与学生平等的主体，放下架子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思想，传递知识，尊重他们的话语权，满足他们平等参与、互相交流的心理。教育者与学生要消除身份、地位的差异，敞开心扉进行真诚的交流，才能使互动式教学获得持续的动力，进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理论教学与现实探讨相结合
教材的编写大多是滞后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关注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运行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将市场的发展动态引入到教学中来，无论是使用现成的案例还是自己编撰案例，都应使案例在时间上更贴近现实教学，让学生能够通过理论的学习，能够对身边现实世界的诸多现象有所思考。例如“民工荒”、“农村土地流转”等，这些学生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网络非常容易了解的经济现象，他们更有兴趣分析了解造成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当学习的内容是以现实问题形式间接呈现出来的时候，学生便有了探究的兴趣，成为知识的主动获取者和发现者，而不是纯粹被动地接受、记忆理论知识。尤其是对于学生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遇到的诸如工作调整与搜寻、工资增长、收入分配问题、工会维权等，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理论学习，更是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分析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最佳行为选择。这时候学生往往会表现出比较浓厚的兴趣，希望了解如何选择才能符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用现实的热点问题把学生吸引到互动的平台，推动互动式教学的开展。
（三）课前案例导入与课后案例分析相结合
每一章都可以应用“案例导入——理论学习——案例分析”的课程安排。这种教学安排，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带着兴趣和疑问进入课堂，卸下理论学习枯燥的“包袱”。案例可以将枯燥的理论还原于生活，让学生从案例中对即将学习的理论获得感性认识。“兴趣是学习的老师”，当学生有强烈的愿望去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才能更投入，并在学习中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引发学生现实的关注，同时激发对此现实问题解释的兴趣。而课后的案例分析则是为了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掌握程度，提升用经济学的思维来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现实问题。当然必须明确的是案例教学只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完善，而理论教学是开展案例教学的基础，学生只有掌握好经济学的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才能使案例教学发挥更好的作用。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增加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保证互动的质量和效果。
（四）自主学习和互动学习相结合
《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深浅不一，传统的教学方式下无法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的授课，常会出现基础好的学生希望加深理论学习，了解理论发展前沿，而基础差的学生就课本本身都无法跟上进度，对更深的理论学习望而却步。因此，教学改革必须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自主发展的需要，自主学习与互动学习相结合。自主学习是实现互动学习的前提，是互动学习顺利展开的保障，互动学习使自主学习所获取的知识得以深化，通过二者的结合，提高学习效果。学生自主学习，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对课程内容进行预习、温习、拓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现问题，尝试通过查资料、探讨交流等方法解决问题。为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在劳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让学生自己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利用网络搜索相关的中外文献，并归纳总结其理论思想，在质疑中学习，在探索中学习，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当然课程的学习还是一个信息的交流过程，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引导师生间、学生间的动态信息交流，这种信息交流可以增进学生与教师的感情，增加彼此的了解，形成良性的互动。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让位于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例如可以鼓励学生将不懂得问题在课堂上提出来，也可以通过邮件或者学校的教学平台提出来，让大家共同讨论，激发大家学习的热情。笔者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上开辟了社区讨论板块，讨论的主题涉及每一章节的问题，可以由老师提出，也可以由学生提出，根据学生回帖的情况，即参与讨论的情况，了解他们对理论的掌握程度。把自主学习和互动学习有机结合，提高互动的主动性，扩大互动的范围。
（五）课堂学习与课后探究相结合
课堂教学可以让教师在集中的时间，将有限的信息授予所有的学生，然而，课堂教学的封闭性，以及课时的有限性，使许多相关理论无法在课堂得以拓展，学生难以完全消化，因此还必须利用课外的时间延伸学习。但是让本来就缺乏经济学理论兴趣的学生，课外再自觉学习有一定难度。这时可以尝试教师引导加团队学习的方法，教师在课后给学生布置需要思考的问题，让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团队，让他们通过讨论、论文、调研报告等多种方式展开解难释疑的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引导他们讨论。例如在工资理论学习之后，要求学生收集各国各地区有关最低工资的法案，以及经济学家对此的不同看法，然后对劳动力市场作一定的调查，了解最低工资是如何制定，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等。尽管这些学习任务要花较多的时间，对于学生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但由于是以现实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分析对象，学生大都表现出兴趣和热情，通过课后材料的收集分析和思考讨论，加强了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增强了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课堂学习与课后探究，促进师生进入更深层次的互动。
（六）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14-04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它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也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论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非是现代经济学家对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构建。这当然有个基本原则坚持的问题：一是要以马克思基本方法为基础，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为借鉴，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综合范式；三是要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对其批判性的继承，保证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以西方经济学优势方法为借鉴，构建经济学综合范式，这是横向式兼收并蓄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导向，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又是构建与发展现代经济学所必须。在这三原则指导下，中国化进程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有以下三种路向。
一、批判式的继承：从基本方法到五个命题的提出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他于20世纪60年下的被誉为新时代科技哲学“圣经”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他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便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这样的范式不仅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而且能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再者，还因其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能够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哲学观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对“范式”概念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释。概念的不明确使库恩受到别人的批评。为了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库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炼的建议，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阵”的概念之中。这个矩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与模型，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
经济学要发展，首先应该坚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该批判式的继承。批判式的继承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批判式继承也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哲学基础。列宁曾说过，“在辨证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首先应该坚持它“原理矩阵”里面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体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经济学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马克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方法是继承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自己研究《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还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评的和革命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运用这一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史过程”,把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当做过渡的形态，当做运动变化的方式，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必然灭亡、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同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种种前景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任何的结论都不足取。
第三个层次还包括一些具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张宇、林岗批判式的继承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发展了以下五个方面：(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命题1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命题2主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下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题3要求把握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从产权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4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5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强调经济学的实践性。上述第一个命题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对比来的借鉴：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的纳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方法论上主张采用多元对话,认可多元现实,认为任何方法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不优于另外的理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同样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下结论。两者互有优劣，经济学由于其偏重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时期研究，经济本质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优势。同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实现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下的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学化，这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时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数学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明显的一大趋势，波普把经济学数学化看成经济学中的一场“牛顿革命”。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派生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于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估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也可以对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作出合理的检验。数学方法的运用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由于革命经济学的阶级任务，重视“抽象分析法”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方法还是规范分析。而马克思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资本论》中只使用了简单的数学。但他并不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过程中，也表现出引进数学方法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就曾说过：“边际计算、线性规划、数学等都是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科学。”mJ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明兹虽然在此问题上保守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数学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依从关系时，才使用数学形式。”
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让位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比规范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在这方面正是经济学的借鉴之所在，也是经济学完善发展自己所必需。
严格来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只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上运用最广泛最成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特别是动态博弈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论的方法归结在主流经济研
究方法的范围内。博弈论又名对策论，顾名思义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及其决策的均衡问题。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它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物质内涵就表现为物质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阶级之间的博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如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现阶段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中央与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要创新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把博弈理论也纳入进去，以实现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三、实践中的发展：实验与制度方法的“拿来”
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来看，它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这种发展性和变革性，别无选择地影响了并影响着在这个领域内实践着的团体的结构，亦即当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并能吸引大多数后来者的实践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范式”转变的过程一般都是带来科学发展的过程。为此，随着剧变，新老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也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实践中发展创新出来两种研究的方法也应该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
一种是“实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曾经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所以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然而当今，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因为在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验经济学方法虽然首先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创，但由于产生的环境，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一般在大学课堂上，或者经济实验室进行，在一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让参与者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选择。而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区或者针对特定的经济主体进行的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在四川的试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其次，实验过程上来看，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一般都要经过五个步骤。从选择课题一实验设计—选择参与者一实验控制一实验结果及分析。而我国的经济实验可以看成渐进性改革的试验，先是国家从宏观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经济主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推出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过成本收入的比较评价政策绩效。比如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各地创造出来的不同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北京顺义的“反租到包”；广东南海的“土地入股”；陕北“四荒的拍卖”等等。再次。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从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检验。如“阿莱悖论”实验对个人选择理论的检验；“囚徒困境”实验对博弈理论的建议；“拍卖理论”对市场理论的检验。我国进行的经济实验主要用于构建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如经济特区在深圳的设立的实验，首先中央拍板在濒临港澳的深圳实行优费的政策，招商引资。通过几年的发展经验，国家给予成本收益的评估。最后下结论，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把开放的格局由点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种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更有发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范式创新。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比如说，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博士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提出一种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周其仁撰写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结论
库恩理论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基于库恩理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化进程中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经济学的方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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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和谐；思想；浅探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288－02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经济，在研究和谐经济时，对经济理论中的和谐思想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曼德维尔是第一个对自发秩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他在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中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秩序，人们只要遵从这种自然秩序，不进行人为干预，社会就会自然和谐。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看，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就必须遵循自然秩序，而遵循自然秩序就必须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则，无须国家的干预，这样才合有社会经济的和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他那里已经完全构成了经济学的主导意识并真正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导制度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的结合的经济和谐机制。
萨伊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绪论中就说明，他的政治经济学意图研究说明财富的由来，指出财富充实的方法，教导人们如何逐日取用更多的不会衰竭的财富，并力图证明一个国家在人口增加的同时还能有更好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还要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各个国家的利益，不是相对立，所有对抗全是愚蠢”，从解除人的痛苦、救治弊病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研究比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更值得有高尚思想和仁慈思想的人研究。”（萨伊，1963，p55）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协同创造了效用，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提供了生产，因此三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是相互和谐的，即提出了后来著名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萨伊公式。这与斯密确定的富国裕民的目的明显不同。把“利益和谐论”倡导者的帽子戴在萨伊头上是合适的。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和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是被马克思并列研究的两个和谐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凯里以再生产费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是趋于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不断完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价值在再生产费用中占有的份额日益缩小，而劳动的价值日益增大，工资会随着工人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利润随资本价值的减少而下降的趋势，由此，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得到的份额不论在绝对额上还是相对量上都在增加，而资本家尽管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是相对量则在减少，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一般规律是使人类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现实的真正的达成利益和谐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巴斯夏发表了集自由经济思想大成的著作《和谐经济论》，他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不同方面对和谐经济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雇主的部分虽然在绝对量上有所上升，但在相对量上却会下降，而分配给雇佣工人的部分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相对量上都会增加，这便会实现经济和谐，与凯里的观点类似，他认为自由是和谐经济的基础，“凡是承认人的利益是彼此和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人，都会赞同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对各种利益不横加干预，不人为地进行分配。”“彼此必然和谐的利益，应由自由来解决”（巴师夏，1995，p35）。他还认为交换是所有和谐中“最重要、最美好、最具决定性、最多产的和谐”（巴师夏，1995，p119）。巴师夏对经济和谐的观点是从利益分配的结果来看的，而且他特别强调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在巴师夏看来，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会自然地导向利益和谐的，而凯里则是在利益的分配的“实证”研究中确认各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趋向和谐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可以自然地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和谐。
总之，萨伊、凯里和巴师夏三人在利益（分配）和谐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可以归到利益和谐论中。
瓦尔拉斯以创立一般均衡理论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他批评了斯密、萨伊等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定义的错误，在关于“精神科学”的财产理论（即财富分配理论）方面，不同意蒲鲁东关于公道和物质福利之间有冲突的看法，而接受巴师夏经济利益和谐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冲突的观点，还是和谐的观点，都没有得到有效证明，因此，他“准备再度提出巴师夏的主张，而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辩护”（瓦尔拉斯，1989，p66）。事实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对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计算，他把市场和交换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再次重申了斯密、巴师夏等对经济利益和谐的自由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也对经济和谐做出了贡献，新古典经济学用个人主观效用理论进一步从形式上论证分析了斯密关于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利益协调的思想观点，这主要体现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与马歇尔的生产要素市场供需决定论。克拉克将经济利益关系转换成数量形式关系，并从生产领域证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是实现了“按贡献分配”或“按效率分配”的原则，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和谐的。马歇尔的生产要素供求定价分配论认为社会分配是其生产原理的自然延伸，各种要素协同生产了财富和价值，也就有权共同占有和分配这种财富和价值，而分配的法则就是市场运行的一般的供求法则，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性，并且也说明了不同利益主体利益是和谐的，自由竞争会使社会各阶层得到最大的满足（钞小静，2007，p107）。应该说，萨伊只是定性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的问题，而克拉克和马歇尔则在理论上形式化地力图证明这种和谐的存在性，事实上，从他们之后，利益和谐再也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论。
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主体和行为的关系，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对立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不和谐深刻的制度原因。如果说西方经济理论试图证明和谐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经济理论则证明和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和谐的不可能性。
总体上经济学对和谐的研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经济利益的和谐、作为保证经济和谐的制度因素（如市场经济制度等）、衡量经济和谐的标准等几个方面。有的认为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谐会自然实现（如巴师夏），有的把和谐作为目标，有的把和谐作为建构过程，但是，不论言说和谐的，还是不言说和谐的，对经济和谐的追求一直内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的把和谐问题直接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有的没有，特别是现代经济理论，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最大假设是私有制，而完全可以这样说，而对私有制的最大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和谐。
参考文献：
[1]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 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 何大安.经济学世界中的和谐社会思想[J].学术月刊，2009，（3）.
[5] 蒋自强，等.经济思想通史：第2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7篇
亚里士多德用大树做比喻，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个部分：树根部分是最基础的第一部分，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即metaphysics，中译《形而上学》；作为主体的树干部分是第二部分，即物理学；表现为树枝的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这个树根，也就是这个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 being，就是古典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哲学。由于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化自哲学，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显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是我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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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经济学肯定需要数学，数学推理在很多方面都比思辨推理更为清晰和简单。但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虽获得了独立，但仍然必须紧紧扎根在哲学基础之上，就像树干只能生长在树根之上。马歇尔曾经说过，数学可以检验我们的直觉，并用来为分析结果进行速记。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应该是个陪衬。但现在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里，数学不是陪衬而是根本。经济学学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数学成了一个硬性要求。比如为求证“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大”这样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问题，学生要动用数种计量方法，寻找出十个变量进行数理推导；比如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是由央企主导”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也可以弄出n个导数求导并且扯上洋洋数万言。统计学和数学将形而上学从经济学中清除得干干净净。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8篇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