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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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媒介变革；驱动力；新特性；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9003
媒介变革使数字媒介脱颖而出，并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形态。数字媒介从技术和工具层面不断衍生其自身涵义，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审美范式。研究数字媒介的成因、特点和变革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探索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媒介变革的诱因与动力
媒介变革与任何一种社会变革一样，绝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自身发展的诱因、缘由与动力。
（一）媒介变革的原初诱因：人类交流与传播的需要
媒介的每一次伟大变革，都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客观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自身的进步。人类文明史既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又是不断发展、完善、利用传播媒介的历史。“每一种新媒体的诞生，都是因为现有的媒体不能满足人的某种传播需求而产生的。”[1]现代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突破了人类有史以来信息交流和传播中的时空障碍，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同时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使人们的交往、交流变得异常容易和便捷，极大地满足了人类交流和传播的需要。
“以人为中心的、体现人的生活世界的主体性特征和人性化特征的媒介，才是人所真正需要的媒介。”[2]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人类借助媒介变革进一步满足自身的需要，也进一步提高了自身掌握媒介的能力。从传播学的视角加以考察，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主宰世界，并非取决于自然的传递信息之感官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创造、使用传播媒介并不断加以革新的能力，而这恰恰也是人类所特别需要的，又是人类所独具的。
（二）媒介变革的驱动力量：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媒介形态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地发展、融合和变革。“媒介变革的历史表明， 技术创新是媒介变革的根本动力。”[4]媒介的每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无不打上了科技发展进步的烙印。
罗杰・菲得勒指出：“传播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而新媒介方式的出现总会派生出种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类型。”[5]纵观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都无一例外是科技驱动的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迅速地被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超越，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致。在信息时代，信息加工处理技术、信息储存传输技术、信息接收呈现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数字媒介的应运而生。
二、数字媒介的主要特征
媒介数字化是信息时代极具变革意义的媒介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应运而生的数字媒介引领着时代朝流，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状况和心理面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数字媒介的基本特征。
（一）数字媒介的核心形态：智能化
媒介的智能化真正实现了让媒介帮助人类做许多事情的愿望，是“人的延伸”。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形态获得了快速发展，现代媒介的科技含量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智能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贴近，在社会各行各业和大众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微观看，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靠向智能化，比如信息控制下的电子商务与物联网，电视会自动定时开机和关机、自动适配显示比例、自动搜索选台；手机会智能重拨、自动存储号码、过滤短信；电脑会自动安装和更新、升级软件，自动判别屏显、电能、杀毒等模式；网络会自动识记登录和浏览信息、一键清理修复、自动筛选与搜索信息等。从宏观角度考察，“城市的智能化趋势正在对城市空间与媒介形态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6]，人们对于建立智能城市的期待，将通过网络城市、手机城市、流城市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媒介功能加以选择、判断、处理，实现自动控制，媒介的智能化发展必将为建设智能社会贡献更大力量。
（二）数字媒介的延伸形态：网络化
当今时代已经进入数字媒介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网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系统支撑平台。“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会带来一种在技术的视野下看世界的方式。”[7]媒介的网络化让人类轻易跨越了时空界域，带来了极大的时空集聚效应，使人类在世界的任意角落进行同步视听、实时交流成为可能。网络集成了多种媒介的功能，极大地发挥了各类媒介的综合作用。目前，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通信网呈现深度融合和互渗的态势，进一步加速了媒介网络化的进程。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完善，使网络艺术与审美范式突破了现实世界的时空概念，颠覆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空间。媒介的网络化使技术与艺术在新的平台得以高度融合与渗透，使网络世界与日常审美结下不解之缘，媒介网络化在全球化和泛时空视域，在信息的展示、传播、交流和反馈中发挥了极其独特的作用，并不断地促进、延展其功能的审美演化。
（三）数字媒介的表征形态：多媒体化
媒介的多媒体化以信息呈现载体的多样性，信息表现效果的综合性，信息传送过程的交互性而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以计算机为中心，将处理多种媒体信息的技术加以整合，扩展了人与计算机的功能，并使之高度集成，将文、图、声、像、视频、动画等媒体信息加以有机综合运用，着力于提升人类对于处理、传输、储存、呈现信息的视听表现力。“多媒体技术造就的新型视觉艺术已经消弭了艺术门类间的界限，使艺术的传播、保存发生了质的变化。”[8]多媒体化使信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使表现效果直观形象生动，使表现过程融入交互与互动，给接受者以多重感观刺激和多重审美体验。可以说，多媒体化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交互传播需要和日益提高的视听审美需求。
三、当代媒介变革的发展趋势
虽然当代媒介变革迅捷快速，令人目不暇接，但我们仍可通过分析考察，把握其发展变革的大致趋势。
（一）媒介在未来发展中必将进一步数字化
媒介数字化将呈现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通信领域、大众传播领域内的传播技术手段经历以数字制式全面替代传统模拟制式的转变过程，信息领域的数字技术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数字技术一方面带来了视觉信息制作、存储、传播模式的飞跃性变革，催生了数字摄影、数字电影、数字电视等新型视觉传媒；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影像的数字虚拟化，促使数字影像应运而生。”[9]数字技术成为当代各类媒介的核心技术，各类大众媒介的数字化步伐日益加快，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介及新技术手段也不断翻新。数字化最本质的特点是开放、兼容、共享，其发展进程会使传播格局和媒介自身进一步持续地发生重大变革。
媒介的进一步数字化会渗透于信息处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即可作用于信息的处理、传输、储存、呈现等诸多环节中。如报纸媒介，在信息的处理环节，要利用数字化图文处理技术进行文字输入、图文排版和数字印刷；在信息传输环节，要利用远程校对、远程传输、远程审核；在信息储存环节，需要利用数字化存档、拷贝、复制技术；在信息呈现环节，则要运用图像及视频的数字化显示、播放等，或者将图文信息以报纸数字版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即便是纸质媒介也需要在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依赖数字化技术手段。在未来社会，数字化必将充斥媒介变革的一切领域。
（二）媒介会在未来发展中加速竞争与融合
媒介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格局中又呈现出融合化的新趋势。“媒介之间的融合，可以促使各媒介之间相互借鉴彼此的优点和经验，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传播的效果。”[10]“融合”恰似动植物的“杂交”和“嫁接”，有“融合”就会产生出许多新的媒介或媒介新的表现形式。
媒介发展变革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融合的历史。我们看到，并不是每一种媒介都是单独发挥它的社会功用，而是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媒介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才会越来越深入和普遍。图文融合、影像声音的融合产生了电影、电视、广告、动画等新的媒介形态和艺术形式，使它们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媒产品；书刊报纸等纸质媒介与网络、电视、手机等电子媒介相互融合与渗透，形成了报纸网络版、手机报等新形式，充分表现出媒介的多质性特征。
互联网作为数字媒介发展的基础，本身就是媒介强力融合的产物。从传播形式的角度考察，电话是点到点的传播，广播是点到面的传播，而互联网则是点到点、点到面、面到点、面到面等传播形式的综合运用，它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深度的融合。互联网借助 TCP/IP 协议在网络层实现互连，使处于不同地域、不同用途的多台计算机能够相互连接，实现资源共享，进而将全球资讯紧密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网络之间互相连接的问题，为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通信网“三网融合”提供了可能。网络技术与通讯技术的相互融会与携手发展，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的紧密结合与不断渗透，给现代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技术方面的障碍在科技发展与媒介变革中已然消弭得无影无踪，各种电子技术之间的区别与界域在相互交融中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媒介变革将进一步加快融合互渗的进程。
（三）媒介会在发展中不断地裂变与派生
媒介在数字化和融合化的过程中，必将产生新的媒介形态，如报纸数字版、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虚拟影像、仿真场景、3D动画等。新媒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媒介都有由新变旧的过程，李勇曾形象地论述了这一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新媒介’（New Media）是一个内涵并不稳定的相对概念。实质上，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永恒地占据‘新媒介’的命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新媒介’像乱世时期皇帝的玉玺一样被反复易手。今天，网络媒介、手机媒介、数字电视等电子媒介暂执牛耳。”[11]在不远的将来，不似网络、不似手机而又胜似网络与手机的新的媒介平台和形态将会不断地涌现出来，今天的“新媒介”必然会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传播媒介，到时将会被更新的媒介形态所替代或超越。
媒介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裂变与派生的过程，媒介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地产生新媒介，不断地变革和更新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数字科技飞速发展，促使媒介在融合中细分、在细分中聚焦，使数字媒介呈现出快速裂变与派生的景象。媒介在相互融合的变革中不断涌现各种新的媒介形态，以适应人们日益增强的信息交流和传播的需要。参考文献：
[1] 孟盈.论媒介与社会关系在发展中的交互促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38.
[2] 唐圣平.媒介与人：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媒介？ [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54.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200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邮编361005)。
电邮：
2009年7月31日，科技部、广电总局和上海市共同启动了“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extGeneration Broadcasting，NGB)”的示范项目：以此为标志，NGB开始走向实施阶段。此时，距离2008年1 2月4日“部局合作协议”的签署，才不过短短8个月。相比几年前的IPTV，这个节奏多少透露出了几许“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政策制订和产业推进的同时，关于“三网融合”的讨论声音也始终不断。罗小布提出澄清基本概念的想法(参照阅读：本期罗小布专栏P28～P37)，使我联想到科学史上曾经发生的澄清基本概念的情形――往往是在学科范式尚未确立的时期，或者是科学革命即将来临的前夜，而在“常规科学”的阶段，科学共同体通常不会去质疑基本概念。
既然NGB是“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其技术被寄予的革命意义毋庸置疑，由此而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基本概念进行反思，看来确有其必要。笔者以为，重新审视“广播”、“带宽”以及“融合”等三个基本概念，是理解NGB的关键。
NGB还是不是广播?
广播兼具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含义，NGB对“广播制度”的颠覆性创新亦从这两个维度展开；所以，建设NGB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系统问题。
与近年来热议的下一代网络(NGN)、下一代互联网(NGI)以及IPV6等诸多“下一代”新技术相比，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广播”显得有些古旧。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商用的电台广播，到30年代走向商用的电视广播，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进入“黄金时代”。当时的“广播”，不仅代表一种向大规模受众传递声音和影像的技术手段，更象征着工业社会形成的向大量聚集(尤其是聚居在城市)的“大众”(mass)传递信息(以单向传递为主)的制度。(文中红色突出显示效果为编辑所加，下同――编者注)
上个世纪广播制度的形成具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即模拟的开路发射技术无法精确限定接收者的权限；也有社会方面的需求，即工业社会向大众传递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是精英集团整合并掌控社会的需要。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之下，形成了以中央化的传播与个性化的接收为基本矛盾的现代广播制度(Williams，1974)，而商业广告赞助和征税成为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两种主要手段，并相应地形成商营和公营两种主要的广播体制。
由此可见，广播具有技术与社会的双重含义。
在实现数字化转换之后，有线电视网在技术层面上与传统广播网已经具有显著区别：由于能够精确控制接收者的收视权限，因而不只能够向“大众”进行“广泛”播出，而且能够精确地向特定“小众”进行“窄播”；与此同时，由于能够实现即时双向互动，也不再限于单向的“放送”。有线电视城域网在完成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基础之上，通过采用大规模汇聚路由器(ACR)以及基于新数据接口标准(DOCSIS3.0)的一些技术，已经能够以较大的带宽提供点对点的双向交互功能，从上海嘉定试验网初步实现的某些互动业务，人们依稀可以看到NGB浮现在地平线上的曙光，然而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物理网络方面，NGB与电信网络已经没有太大的实质区别，但与传统“广播”网却有着本质差异。作为对广播技术的革命，NGB可以向下兼容广播功能，但显然不是传统“广播”网。由此看来，NGB中的Broadcasting只能解读为一种行业立场：这是以广播电视部门为主导、以现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尤其是有线电视城域网)为改造对象的“三网融合”方式。
既然NGB有行业立场，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再次面对IPTV在许多国家曾经遭遇过的“IP”与“TV”的技术范式(technical paradigm)冲突。由于执行主体不同、基础条件不同，不同部门在实施网络融合时必然选择不同的路径。与此同时，由于NGB在技术上与传统广播相比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社会意义也将随之发生新的调整，这势必要求运营商不能再以广播的思维模式来运营NGB。
基于上述对“广播”基本概念的反思，可知建设NGB的目标给广电运营商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是一个系统问题!那么，广电部门应该采取怎样的融合策略，才能有效地改造广播基础设施并转换运营思路，从而真正实现“三网融合”的NGB呢?
带宽与宽带
带宽(bandwidth)是网络的物理属性，宽带(broadband)互联网接入是基于网络应用的用户业务；但NGB的意义不是增加了多少带宽或增加宽带业务，而是带来了基于视频的流畅互动体验，后者才符合用户的新媒体消费行为特征。
宽带接入需要网络带宽，带宽是网络性能的重要指标，这是常识。曾经听到某运营商谈及NGB时说，“NGB是对广电网络的全面升级，升级之后网络的带宽得到极大改善，使我们能够提供更多增值业务尤其是宽带业务，从而具备与其他运营商全面竞争的可能性。”――笔者对这个观点感到有些疑惑，改善网络性能是为了什么?按照罗小布的说法，运营商其实更应该重新反思用户的需求。用户究竟需要什么，无限增加带宽的宽带接入吗?
记得互联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在美国走向商用的时候，WWW曾被戏称为“waiting(等待)”、“waste(浪费)”和“waffle(闲聊)”，足见互联网起步阶段的情形：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上网，速度奇慢费用极高，而且内容很少。刷新一次网页需要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在讨论区看帖、发帖已经勉为其难了，更不要奢谈网络视频。相比80年代的广播电视，当时的互联网在性能上显然有许多不足，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也是类似情形。可令人费解的是，人们竟然喜欢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以至于1PV4拥有的2－1地址资源即将被分配殆尽。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3.38亿(CNNIC，2009)。如果说带宽是制约网络发展的因素，那么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笔者以为，互联网能够迅速发展，根源在于用户体验!
互联网提供一种无限的可能，让用户高度卷入地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邀游探索。这种用户体验，正是基于传播方式的根本变革：从集中单向的广播转向互动式去中心化的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渗透，这种双向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逐渐塑造了一种所谓“参与式文化”或者俗称“前倾式文化”。以往大众传媒的受众养成的习惯是：仰靠着沙发被动地从报纸电视获得娱乐和资讯。与这种“后仰式文化”相比，“前倾式”文化需要用户投入 更多的注意力去主动参与。电视机从没有遥控到有遥控、电视节目从“观众call in”栏目到草根选秀、互联网应用从以网站提供内容为主的Web1.0走向以网站提供互动平台为主的Web2.0，推动新媒体发展的是用户的参与精神!
一个偶然但鲜明的例子是，《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起的“贾君鹏”现象，正是海量用户参与下的传播爆发力体现――这则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火爆“水帖”提醒我们：用户需要的是参与，注重行动本身所体现着的存在，而不是内容所具有的符号含义，这构成了用户新媒体消鼻行为的基本特征。
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带宽尽管很重要，但也要联系具体服务谈带宽才有意义。如果宽带业务提供的仍然是集中供给的内容，那么运营商提供再多的带宽也无济于事。试想，内容严重同质化的电视节目从30套增加到300套，对用户又能增加多少吸引力?所以，来来NcB的接入网带宽会有显著改善，但怎样用好带宽更重要!
综观广电与电信的历史，有线电视网络在用户带宽方面曾经具有的优势并没有带来竞争胜势。因此，对于广电运营商来说，不必执着于带宽，更不必纠结于宽带接入业务以及互联网国际出口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非广电的主营业务，也不是用户的真正需求)。NGB对广电的意义。不是增加了多少带宽或者增加了宽带业务。而是增强了用户的互动体验。并且是基于视频的互动――用户的真正需要不是带宽本身，而是通过更加顺畅的信息传输来实现更为真实的“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
融合与分离
网络不允许地方割据，必须互联互通 只要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网与台很难改变“名分实合”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标准、全程全网”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
关于融合，前人的论述虽然已经很多，而要理解NGB，却还需反思融合。罗小布提出区别媒介与媒体的观点，对于认识融合概念是有启发意义的；其意义在于：应对媒介与其承载的内容进行区分。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Jenkins(2006)对融合的理解是：“内容跨媒介平台的流动、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
无论是视频内容从广播网向电信网的流动，或者语音通话从电信网转向互联网，都属于媒介融合之后常见的情形。对比通常讨论的多层次融合的观点，Jenkins强调的是对媒介与内容的区分，从而引出融合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平台要互联互通，这是需要兼容标准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内容要自由流动，这是需要监管政策来解决的问题。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相互联通因而能够彼此交融。可见，要实现融合，不仅需要解决技术标准的兼容问题，更涉及监管政策和部门利益问题。许多国家在IPTV行业监管方面发生“IP”与“TV”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就是内容流动引起用户迁移，从而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
目前讨论最多的融合，主要是关于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与内容产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的Terry Flew(2008)认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融合问题也还是这三个产业的合作问题(如附图所示)。
无论是“三网融合”还是“N网融合”，首先都需要解决物理层与业务层的分离，物理网络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业务则需要鼓励竞争。将物理网络的差异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屏蔽掉，也正是基于软交换的NGN的核心精神之所在。笔者以为，影响未来NGB实施的主要因素很可能在于“网台分离”政策的执行问题。2008年“1号文”关于“加强市场培育与监管”的规定，第一条就明确提出“转变广播电视运营方式，推进实施网台分离，形成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广播电视运营机制”。网台分离不是难以理解的理论问题，而是难以执行的实践问题，这似乎已是政府、业界以及学界的共识。
在广播时代，广播电视网以城域网为主，其性能与规模的关系还不是十分密切，虽然网络规模通过运营成本能够间接影响网络的绩效，但是并不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然而，NGB不是传统广播网，用户之间需要互动，这使得网络具有了外部效应。从理论上讲，用户越多网络越吸引人。对于NGB所能提供的基于互动的各种增值业务来说，网络规模具有重要意义。改善网络性能需要扩大网络规模，即便不能全国统一，也要尽量鼓励跨地区兼并。试想在网台结合、地区割据的条件下，各项业务如何能够自由地跨地区、跨媒介平台流动?
网络不允许地方割据，必须互联互通。只要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网与台很难改变“名分实合”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标准、全程全网的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
结语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媒体；广告学专业；培养目标；过程哲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5.041
全媒体的概念自传媒界提出已十多年，本文采用传播形态说的概念，全媒体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融合后产生质变的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兼收并蓄，呈开放性、综合性之态。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广告行业生态发生重大变革，即传播媒介丰富多样；传播内容地位上升，内容为王；传播手段由单一性向多元化发展。互联网、手机、网络电视等新媒体的优势日益显著，逐渐超越传统媒体，大数据营销、整合营销传播等全新的广告营销模式应时而生，依附于媒体和商业环境的广告行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建立在大众传播和大众媒体基础上的经典广告理论需要重新建构和重新诠释，高等教育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面临重新构建理念和实践路径的转型期。
1培养目标雷同化严重，忽视媒介变化
董泽芳认为，培养目标的含义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学术型或应用型，通才型或专才型，“守业型”或“创新型”，培养目标由起指导作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决定。本文从综合类院校、理工科院校、财经院校、传媒院校抽取样本，综合类院校选择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2所高校；理工科院校选择同济大学等6所高校；财经院校选择北京工商大学等4所高校；传媒院校选择中国传媒大学等4所高校。
本文对26所本科院校培养目标进行关键词提取，以关键词为中心进行内容分析，提炼出对所培养的广告人才的知识要求、能力要求、素质要求、就业方向、应对媒介变化做出的调整与改变。研究步骤如下：首先，收集各样本高校的培养目标；其次，对关键词进行提取、合并和词频统计；最后，根据词频与关键词内容分析不同类型高校培养目标的异同以及是否对媒介变化有所关注。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培养目标雷同化严重。通过对比26所高校的培养目标，发现这些高校对广告学专业学生的知识要求几乎都是具备扎实而宽广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全面系统而专精的广告专业知识以及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方法；能力要求具有广告创意策划、广告设计与制作、营销传播、市场调查分析等全面的专业技能，间或有极少数学校意识到媒介环境发生变化，素质要求都是人文素质、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感等。就业方向大多数是在政府部门、企业、广告公司、信息服务等部门从事广告策划、管理、公共关系、广告设计、市场营销、调查分析等工作。广告学专业办学历史短暂，没有一套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部分高校出于对社会潮流的追捧，或者出于招生需求，仓促开设了“广告专业或广告方向”，对于培养什么样的广告人才没有明确目标，抄袭已开办的双一流高校优秀广告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出现大量雷同化现象。
第二，广告学专业培养目标存在笼统不清的问题。综合类院校都在强调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宽广的专业知识，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倾向于培养通才在培养专才的力度上稍弱，广告学专业的学生虽然涉猎多学科的知识、多种广告学类基础知识，却无法学以致用，也没有精通的某一中或某几种专业技能，从而无法将所学知识在工作中转化为生产力。理工类大学没有优秀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为广告学专业提供学科支撑，却也以培养万金油的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既缺乏人文知识的熏陶又无法精通专业技能。财经类大学和传媒类大学相对而言培养目标更明确。
第三，培养目标对媒介变化虽有关注但关注度低。26所院校都在强调复合型人才，这与大众传播时期的广告学专业学科交叉的学科属性相符，但并没有体现应对全媒体传播环境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类型的高校都对媒介变化引起了关注并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所调整，往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院校能迅速觉察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2原因分析：实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办学思想转变困难
观察渗透着理论，广告教育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观念的影响。教育问题跟知识观有关，知识观又与哲学观有关，抛开哲学观的思辨单谈论知识观容易使我们忽视问题出现的真正的原因。挖掘知识观背后的哲学思想是透视教育问题的关键，更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步骤。统观广告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说实体哲学思想统领广告学专业教育教学，实体性思维指导下的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考核制度更具机械性、封闭性、静态性、恒定性，难以表征广告行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过程性、实践导向的事件，以及实体哲学强调确定性、客观性、预设性、逻辑自洽性阻隔了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经验和广告行业经验相融。
3基于过程哲学视域中的“事件思维”设置培养目标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水彩画特殊性水色结合透明随机与肌理
有人认为：绘画主要是表达他的艺术性、审美意志和相关的个人关照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无所谓艺术家用何种媒介材料来表达其意图。他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或多种是以的媒材随心所欲地宣泄。是指绘画这种平面型的艺术渐渐与空间的雕塑、装置或与实践性的影像、电子媒介相结合。艺术越来越没有清晰的分界，一切只为意图服务，但各画种分类依旧存在。
既然有分类，相应的各画种的媒介材料，并由此产生的特殊的艺术语言就是他们存在的主要的依据。正确理解一个画种的概念既不是单纯地以不同的工具来加以区分的，而是主要依据在通过特殊的思维方式下，运用能体现媒材性能的操作方式，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特性即一种绘画艺术的新格调，一种独特的“味”。其中对媒材的挖掘、开拓、利用也都是根据这一艺术格调的要求来进行的。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各画种的固有特征的重要性。水彩绘画亦是如此。水彩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他画种的表现方式或形式技巧，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丧失自己的固有特征。在历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中不乏优秀的作品，有的追求油画的厚重，有的追求挂画的韵味，但都是在水彩的本身的基础上，有“度”的借鉴。第六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中的金奖作品《天使餐厅》给遗失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水彩样式中的画者以极大的启示。这幅作品充分的体现了水彩的特色：透明、水分、清灵等等，是对当下轻视水彩特征现象的纠正。它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在用什么作画？水彩在绘画中的独立价值是什么？水彩的固有特征是我们不断研究、探索的对象，对其的把握也应是画家最关键的创作能力之一。
一、水彩材料的特质
任何画种的材料和媒介，限定它的绘画特性，并由此外化出特定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点。
正因为水彩颜料的透明性，所以在条配颜料颜色时，除了混合的方法之外，透叠成为重要的调色手段。直接调出的颜色与透叠后产生的颜色也许在色相上趋于一致，但所表现出的质感、量感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涂层与涂层之间的错落搭配会产生微妙的视觉，乃至心理上的丰富的感受。洁白的基底透过薄厚不同的涂层视乎是深邃永恒的光芒所在。
对于画笔，重要的是要看笔的储水力和湿润后的弹性。这与色彩的饱和度、水分的控制以及作画时留到画面的笔触息息相关，甚至影响到画家的艺术风格。
水彩画纸会对创作和作品的最终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19世纪初，水彩画的创作的兴盛是与纸制造工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比过去那些粗糙、质地不匀的纸，该时期的制造的纸，更利于颜色的薄涂。这对早期的现代水彩画大师们的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鲜明的色彩、绝妙的薄涂成为诸如透纳这样的艺术家的独有特色。水彩纸的质地（纹理）不同也会产生丰富的肌理变化。如何创造出耐人寻味的肌理效果已成为许多画家的现实命题。现代的水彩纸有各种品牌，因为制作工艺的差别，不同品牌的水彩纸会有不同的特性。这给现代水彩的探索和发展留有很大的余地，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应与这些纸的特性相得益彰，以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意图。
水彩材质的特性导致水彩艺术的特殊性。水与色相互交融，在水彩纸上形成了水与彩的斑迹与色痕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与抒情性，形成着奇妙的变奏关系，沉声了酣畅、淋漓、清新的视觉效果，与自然保持了和谐的灵动之美，构成了水彩画的个性特征，产生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水彩艺术。这也是它存在了500多年并依旧有其探索空间的理由。
二、水彩的艺术特性
1、水色结合
水彩除了在一些基本的绘画规律和油画有共同之处外，它应该归属于水彩自身的表现手法和欣赏趣味，有着水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画种的独特特征。17~18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它的源头是16世纪的英国地形图。尽管地形图形成简单，色彩单一，但因为它是用水做媒介来绘制成的图画，所以成了今后水彩画的发展的基础。水彩画也是正是在特殊的媒介物——水的伴随下，开始了它漫长的历程。
古典时期的水彩画一直是按照油画的模式来绘制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看，水彩的独特性并不十分明显。水作为水彩画中的特殊媒介，它的特性还没充分的得到发挥，反而只是单纯地作为调和剂来调和颜色，采用层层叠加颜色的技法，像油画那样来描绘对象。但就其充分发挥水的特质，突出水彩画的鲜明个性来说，它还是处于萌芽时期。不能否认的是以水做媒介，水的一些特征在水彩画中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透明、淡雅是这一时期水彩中最显著的特征。在水的其他特质——渗透、流动、融合还未在画面显示以前，透明，作为水的一种基本特征，一直在支撑着水彩画的发展。也正因为这一特性，才使得早期的水彩画和油画有着分别存在的审美价值。
从18世纪中叶起水彩画作为独立的画种一步步地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在发展古典时期的色彩效果的基础上，加深了对水的特质的认识、理解和运用。长期的经验使画家认识到，水除了有调和颜色这一基本功能外，它还有渗透、流动等特征。色彩和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使色粒随着水分的流动，颜色在画面的分布富于节奏变化和自然天趣。水不仅仅作为调和剂来运用了。很多画家懂得了利用水的易渗易透易流动的特征，渲染出画面的整个气氛和表达内心的感受。“湿画法”是对水的特质进一步认识的必然结果。在有水的白纸上，用笔自由地挥洒，水与色的相互融合、渗透、流动最易发挥水质的美感。另一方面，由“湿画法”派生出来的“渲染”、“擦洗”、“笔触”等技法应运而生，从而基本完成了水彩画自身性质的构建。水彩画真正地脱离了油画，按照自身的轨迹发展。
在现代水彩画中，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单纯地用来调和颜色或渲染内心的感受，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充分发挥出水的特质。水融色的干湿浓淡变化以及在画纸上的渗透效果使水彩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水可使笔和色间枯、焦、润、湿产生变化，直到泼、积、破的应用。这也是画家处心积虑，不知疲倦探索的问题。
水这一物质心态作为水彩的调和剂，它依赖颜色，依赖形象保持着自身的特质。水色形成那种难以名状、自然天成、亦幻亦真、神奇美妙的艺术效果。水的灵性、水的品格为水彩画带来了俏丽明快、清新的深情画意之美。善用水者，水随人意。在特定的创意精神驱动下，让情感的律动借助水色流淌、扩散、在聚集和分解过程中，纵情挥洒，畅叙请回，自如家奴，随机调控，因势利导，浑然天成；其色或浓或淡，虚实相间，朦胧飘渺。由于水性的“透明”和“流动”的特点，才产生了水色的渗融、湿润、朦胧、迷离、柔和、飘逸、洗练、洒脱以及沉淀肌理等艺术效果，这种独特的特性，可称之为“水性特性”。吴冠中曾论水彩“水彩，水彩，其特点就是在‘水’和‘彩’。不发挥水的长处，它就比不上油画和粉画的表现力度，不发挥彩的特点，比之水墨画的神韵又见逊色。但它妙在水色结合……”①水彩画独特魅力就在于水色结合，水色的变幻产生无限与勃勃的生机。水和水的交接，色和色的渗透，产生了奇妙的变奏。它使绘画过程更加奇异多变，相应的技巧也更加复杂。画家要充分利用水色的优越性，既利用水色的透明，以渲染浸润等技巧充分表现气韵、气势、意境这样的典型东方审美内容；有利用水色的流畅创造无以相匹的运笔艺术和造型工夫。水的特殊性、多样性为水彩艺术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水彩淋漓挥洒的笔触，朦胧诗意的情境，表现大气的普所迷离，光芒的闪烁不定，极尽优美之能事。对现代水彩画的真正开山祖师透纳作品的第一印象是明亮的朦胧，但其中依稀隐藏着莫测。他的色彩明朗、稀薄而光滑，浓淡变化神秘莫测，水彩澄明清纯，似乎之留下眼花瞭乱的色彩漩涡和光辉闪烁的光波运动。他善于运用水彩和透明的油彩表现天光水色和迷茫动荡的烟雾，以至于康斯太勃尔认为他他是在以“有色的光流”②作画。水彩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也是和水质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的。对水性不同程度的运用或侧重点不同，使得水彩画家都有一套自己的作画方法和技巧。
水彩的发展、成熟，依赖于对水质特性认识的程度，对水性调和剂和有幸调和剂本质的区别。从不自觉到自觉到能动地利用水质的种种特性，构成水彩画历史的发展轨迹。
2、透明
透明的特质的水彩艺术产生依赖的标志性的特征之一。透明之感其实是利用光的透射作用发挥光色作用。
通过对色彩的条配，透叠、重置、晕染等手段的运用，使整个画面的色彩交错、混合，白色的基底忽隐忽现。涂层的交错使画面产生薄厚的对比，明亮与灰暗的对比。
水性调和剂具有易溶、易渍、易流的特性，透明的调和剂使色粒光波清晰，色粒在水中流动与渗透更使这些光波交相辉映，从而在洁白的纸面上呈现出明净淡雅之美。经验证明：覆盖性绘画往往重视全部铺垫后的最后一笔，非覆盖性绘画往往重视代表饱和亮部的最先一笔；前者用浓稠坚挺的颜色绘制受光物体，当然富有质感和力度，后者用渐次变深的透明重叠“让”出物体的亮部，更加璀璨而令人神往。
透明也是把握水彩艺术的极限的“度”。如果在求新求变中超越这一限定的“度”，可能失去水彩画存在的价值，成为其他画种的辅助手段，或者成为一个新画种。水彩画的诸多传统技法，作画方式乃至观察方式，以及它们所显示出的独特表现力及其美学特征，均由此透明特质而生。透明这种特质的表现不仅可以表达抒情、轻快、流畅、明丽、淋漓等优美的情愫，而且亦可表现雄浑、遒劲、苍茫、厚重等壮阔的情怀。
3、随机性与肌理
由水色及透明的特质产生的诸如画面的随机性、偶然性和肌理等的特性都是水彩艺术的丰富性的表现。水色的流动往往产生某些意料之外的效果，最难控制却能产生天成的画意。譬如漫流法就是利用水色的流动随机产生的痕迹，因势利导，完成作者的意图。这似乎是自然幻化的美妙画面，令人怦然心动。
水彩画肌理的产生是画家在作画过程中，随着各自不同的气质、风格和心境的发挥，以及各种媒介物的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形成的炒作痕迹。水的流动，水的浸润，水的沉淀与冲刷，是画面孕育出新的视觉生命形态，这种人意与天气相结合的形态就是水彩画的肌理美。肌理之美是水彩画的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种种肌理现象无不关系着人们的心里效应。如果将各种肌理纹样作为一种视觉信息转化成绘画语言，兼而传情达意，无疑将会丰富和提高绘画艺术的表现力，那么水彩画恰恰在绘画语言与心里效应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吻合。肌理本身本身形成的形式美感，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这种特性使得市场在某种成都上存在一定的抽象性，人们“能够从这个概念中发生出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应比概念自身提供的意象更加完美”。③画家通过多种手段使用各种工具材料创造出特异的、幻觉的、力量的、冲动的、材质感的各种各样的水彩画技法肌理。美国著名的水彩画家、美术评论家乔雷思金说过，水彩画在画家的处理下，水滴和它明快性质所形成的幻想与造化，溅泼的痕迹，凝结的色快以及斑驳的粒状，虽然对于话的表现没有什么意义，但由于偶然产生的的梦境似的造化，清新的趣味，明丽的色调与轻柔的感觉，是其他材料所没有的。这也许不敬意地起到了使观察者“从透明的记忆仓库中唤出的知识和情感的导火线的作用”。④当代一些水彩画家除了运用传统的技法外，在水彩创造中还引进了新材料、符号语汇，充分关注色彩、材质、造型自身的表现性和直观性。例如他们采用中国画的宣纸、表面不吸水的卡纸、布、处理过的板材等来作画，靠表面的肌理而产生特殊表现效果。材料不同因此形成许多新的肌理形状，产生更多的艺术格调。在现代水彩画中，对水的特殊性的把握是主要的、能动的。肌理的制作，就是对水质能动性认识的结果。在水分还没有完全干透以前，利用不同的工具材料，比如：撒盐、喷水、渗进油性材料等等，制成不同形状的水痕，形成不同的肌理效果。它不仅能深刻地表现对象的质感，同时重复的水迹符号，不规则的排列组合，使人们从中感悟到水的特殊美感。
三、小结
随着艺术视野的更加开阔，水彩艺术其自身应该与其他艺术形式保持距离，使之走向水彩艺术特征的丰富性和独立性。特征的探索与把握是建构和完善，提高水彩艺术品质的关键。水彩画家就可以把握这一特征的底线上，在其之上艺术的表现自由翱翔。
注释
①袁振藻.中国水彩画史[M].第71页。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0.2.
②常又明.水彩画的起源及其在英国的发展[J].第71页。世界美术，1981.5.
③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第23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
④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第60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
参考书目
[1]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中国水彩期刊丛书——中国水彩（11）.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9。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1.1生物共生的涵义及其理论共生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尤其在生物种群中，不论是是低等生物还是高等生物，共生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自从有了人类，人类与自然界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我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生相克学说”就体现了“共生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上所论述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规律，而且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本质。早在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deBary）就对生物中的共生现象进行了研究并首次给出了共生的定义。他认为，共生是相互性活体营养性联系，是一起生活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1]。在德贝里之后，范明特（Famint）、科勒瑞（Caullery）和斯哥特（Scott）等生物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共生思想，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理论。共生（symbiosis）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的一种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2]。共生理论（symbiosistheory）认为，共生是生物种间关系的一种，是指两种生物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而彼此互利地生活在一起[3]。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生物都不能离开其他生物而单独生存和繁衍，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共生与竞争关系是自然界中生物之间长期进化的结果。自然界的共生、竞争等多种关系，构成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反馈机制。生态学中的共生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媒介等。其中，共生单元是共生体的基本单位，构成共生关系的基础；共生环境是共生体外所有因素的总和，并构成了共生关系的外部条件与环境；共生媒介是共生体内外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媒介三者之间交互作用，从而形成共生机制，共生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一定的共生模式。
1.2工业生态系统与工业企业共生工业企业是工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工业系统又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工业生态系统与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变的[4]。生态工业则是按照工业生态学及复合生态系统的原理、原则与方法，通过人工规划、设计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工业企业生态系统主要是指由工业企业以及赖以生存、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与外部环境所构成的复杂系统。在工业企业生态系统中，工业企业之间能够遵循自然界中的共生原理，实现企业间的互利共生。亦即：两个或以上的工业企业通过相互合作，使双方或多方都受益，并形成企业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共生链与生态共生网络[5]。工业共生的概念是受自然界中的共生现象及共生理论启发而来的。1989年弗罗施（Frosch）和加洛普罗斯（Gallopoulos）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后人认为这是工业生态学（industrialecology）诞生的标志[6]。他们提出并发展了“工业共生”（industrialsymbiosis）（也翻译为“产业共生”）理论框架，他们认为在工业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消耗被优化，一个过程的输出会成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20世纪70年代，在丹麦的卡伦堡市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生态共生体园系统。1997年，伊莱费尔德（Ehrenfeld）和格特勒（Gertler）等人通过对卡伦堡企业共生体的研究，提出了工业共生理论[7]。2002年，伊莱费尔德等人进一步明确了工业共生的概念：工业共生是指工业企业间物质、能源、水和副产品的物理交换，企业之间地理位置的相近性为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可能性[8]。丹麦卡伦堡公司在其出版的《工业共生》一书中，第一次将工业共生定义为：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同时，通过这种共生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9]。国外其他学者如也对工业共生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详见表1[10]。国内学者袁纯清较早地将共生理论引入经。冯德连对共生体内部共生单元之间联系的按紧密程度从低到高进行了划分。王兆华结合贵糖工业园对复合实体共生进行了实证分析。夏训峰等人探讨了工业共生原理。张萌对工业共生及其网络的运作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杨玲丽结合贵糖工业园对政府在工业共生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夏训峰等人认为：工业企业共生是指工业生态系统中通过不同企业之间相互利用与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及获利能力，从而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国内王兆华等学者也对工业共生问题进行了研究[11]。详见表1。
2工业企业共生要素及共生特征
2.1工业企业共生要素由生态学中的共生及其构成要素推理，工业企业生态系统的企业共生要素也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媒介（或者共生模式）构成[12]。（1）共生单元。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系统的基础，它是构成工业共生体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工业共生关系的物质条件。在工业生态系统中，构成共生体的共生单元是各类企业。如工业企业集团或工业园区都是共生体，其共生单元就是成员企业。（2）共生环境。共生环境是构成共生系统的外部条件，是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综合。构成工业企业共生体的共生环境包括市场及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科技文教环境、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等。（3）共生媒介（或共生模式）。共生媒介是共生单元之间，以及共生体与共生环境之间发生共生关系的纽带与桥梁，是共生体进行能量、信息、价值及产品、服务交换的形式。工业共生体的共生媒介主要表现为各种共生模式。工业企业共生模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共生的组织模式。它是根据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组织程度来划分的。可分为点共生模式、间歇共生模式、连续共生模式和一体化共生模式等。二是共生的行为模式。它是根据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形态进行分类的。它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交换与分配关系。可分为共栖—互利共生模式、寄生共生模式和偏利共生模式等。
2.2工业企业共生的特征工业生态系统中由工业企业等共生单元组成的共生体作为开放式人工系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系统性与融合性。由工业企业等共生单元组成的共生体是一开放式人工系统，具有系统整体性、层次性、相关性、动态性等基本特征。同时共生体内的企业之间还具有融合的趋势与特征。如工业企业集团或工业园区等成员企业之间的融合性是明显的。（2）合作性与竞争性。在工业共生体中，共生单元之间不是简单的共处，也不是企业之间副产品或废物的初级交换，而是按照一定的机制与模式，实现共生体内企业之间的全面合作[13]。共生体内企业之间不仅包括合作，而且还包括竞争。合作是以竞争为基础的，体现了优胜劣汰的法则[10]。（3）互利性与互动性。在工业共生体中，企业作为共生单元发生作用与联系的动力根源是双方的互利与共赢。工业共生的基本特征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能量的不断交换。能量交换反映的是不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按照双方主动或被动等性质，企业间共生的互动关系可以划分为“主动—被动”、“主动—主动”、“主动—随动”、“随动—被动”等关系[1]。（4）协调性与动态均衡性。通过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协调，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是共生体的内在属性。协调性包括共生单元之间能量转换过程中的数量协调和质量协调等。如企业之间的供应链上每个环节的投入产出实质是数量协调层次，质量协调强调的是协调的效率。协调的过程是由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
3工业企业共生模式及机制构成
3.1工业企业共生模式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逊（Wilson）将共生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的共生模式：寄生（parasitism）、偏利共生（commensalism）和互利共生（mutualism）等。详见表2。借鉴生物共生体的基本原理与模式，结合工业共生体的互动关系，工业共生模式可以分为：寄生、偏利和互利97共生。互利共生又可分为对称互利共生和非对称互利共生。详见表3。
3.2工业企业共生机制企业共生机制由共生单元、共生关系以及共生模式构成的综合机制。如图1所示。其中，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建立并培育共生关系，促进共生能量的产出，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共生模式。企业共生模式与企业的外部共生环境相互影响。从而形成共生机制。共生机制又作用于共生单元，促进共生单元之间的协作。在共生机制构建中，首先要确立企业的生态位，识别共生单元之间的联系，培育共生关系等。其次，要根据共生关系及共生能量的流动情况确立共生模式。其三，要通过政策、法律及制度逐步改善外部共生环境。其四，综合考虑企业、市场及自然环境等因素，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共生机制。图1企业共生机制
4工业企业共生的实现途径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6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媒介使用 地域文化 拟态环境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理环境与历史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区域,每个文化区域均因其特有的风俗习惯等而显现出诸多差异性。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也因其独特性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我们将其定义为跨地域文化群体。研究跨地域文化群体对“他文化”的熟悉度,以及在传播“他文化”时所使用的媒介情况是本文题目的之一。在初步了解跨文化传播使用的媒介情况的前提下,本文还试图进一步了解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媒介的使用对信息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2、研究方法
本文以现就读于兰州大学的在册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兰州大学的在册研究生按男女比例1:1,年级比例1:1:1进行抽样,通过入户调查收集资料。在样本的后期分析时,采取定量分析法,对资料进行SPSS分析,获得具体数据。
二、跨地域文化传播与媒介使用情况
本文选用得到普遍认同的七大风俗文化圈将问卷中涉及的文化圈范围进行了界定。即1、东北风俗文化圈2、游牧风俗文化圈3、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4、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5、青海风俗文化圈6、云贵风俗文化圈7、闽台风俗文化圈①。目的是为了增强调查的效度。
1、跨地域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使用基本情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类型多种多样,一般来说有五种类型,即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②,这五种类型因其独自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点构成了不同的传播体系。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在进行跨地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本文化”和“他文化”使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的传播途径进行信息沟通。本研究通过调查受访对象“家乡所在地域”、“本科就读地域”以及“从未去过但很感兴趣的地域”三种文化传播的主、次要方式进行分析,发现在获取、传递信息时,其使用的媒介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家乡所在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主要使用途径位居前两位的是“生活环境中的亲身体验”和“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分别占总数的51.5%和43.4%。而“大众媒体资讯”和“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的两种途径,仅占调查总数的3.0%和2.0%。引用传播学中对人内传播的定义“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③可以发现,调查对象获取“家乡文化风俗”这种非常熟悉的信息时多使用人内传播途径,应用的媒介是人体的感官系统等。同时,“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这种人际传播途径也被高频率使用,利用语言、表情、眼神、动作、行为等多种渠道或手段来传达信息。
作为生活了四年甚至五年的第二故乡,受访者对求学地的地域的了解,更多地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使用最多的两种途径分别是“生活环境中的亲身体验”以及“老师和学长的介绍”,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53.5%和23.2%,“与当地同学的交往”以占总数13.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众资讯与互联网依旧是使用最少的两种媒介。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问题:您从未去过但对当地文化风俗比较了解的地区是哪里?对当地的信息了解渠道是什么?得到如图1的数据: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受访者在获取信息过程中最常用到的渠道是通过“来自当地的同学朋友”,占总数的29.3%;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媒体的报道”, “热播的影视作品”,占调查总数比率分别为23.2%和19.2%。不难看出,对一种不能“身在其中”的文化的了解,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人际传播,大众媒体为次选。而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则很少被应用在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仅占总数的8%)。
通过对以上三种不同地域文化传播中所使用媒介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对于身在其中,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本文化”,人们倾向于面对面地,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进行信息沟通;而对于比较陌生的,不属于“本文化”所属地域内的,不具备亲身体验条件的“他文化”,人们更多地选择通过大众传播途径获取和传达,也更容易相信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
另外,在人们传播“他文化”的过程中,是选择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除了受到媒介特性、受众的媒介使用能力、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外,性别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此次研究中,我们设置了问题“当您想了解某种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时,您更倾向于相信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还是网络的信息”,分析后的数据显示,有54.5%的受访者选择了互联网,45.5%的受访者选择了大众传媒。我们设置零假设为获取陌生信息渠道与性别这两个变量不相关,备选假设为这两个变量相关。通过将两组变量进行交互分析,发现卡方检验系数Chi-Square值小于0.05,应否定零假设,即获取陌生信息的渠道与性别有显著相关性,分析结果是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大众传媒获取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信息,而男性则多数选择互联网来收集信息。
2、大众传媒对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
图2是调查对象认为与从未到过西北地区的人谈起西北时出现的固定意象。如图,“干旱贫困”和“沙尘暴”两项分别以85.9%和83.8%的高百分比成为人们印象中西北的标志性符号。而真正作为西北文化标志的“敦煌”、“丝绸之路”、“信天游”则分别以65.7%,51.5%,26.3%的百分比位居第四、第六、第十位。除此之外,“草原”、“黄河流域文明”这些西北文化的符号,仅占构成西北印象的13.1%和12.1%,基本处于被忽略不计的情况。不可否认,西北地区确实存在干旱贫困,沙尘暴频发的现实情况,这属于西北印象的一部分。但是这两点成为整个西北印象的代表性因素,不能不说人们的认识存在着偏差。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上文中出现的“有偏差”的西北意象的形成,同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密不可分。如图3所示,在产生西北意象的五个选项中,受访者认为西北意象的构成信息多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作用在产生西北意象的五个因素中以67.7%的比例位居第一位。
上文分析所得结果,或与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的拟态环境有关。李普曼认为,人们的 “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人们对西北的意象是人们脑海中的“主观现实”,也是通过大众传媒这个中介提供的信息形成的“象征性现实”。
3、跨地域文化传播中的族群认同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在其《民族学通论》一书中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基于这种观点,来自不同地域的跨地域文化群体也可称作族群。
在研究中我们设置了问题:“是否更容易对来自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产生好感”,数据分析结果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60.6%)更容易对与自己来自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产生好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群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族群认同感;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跨地域文化群体的族群认同感与群体的居住地有明显的相关性。
尽管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特质是族群认同的要素,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族群间的这种认同感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因为“只要任何一方发现维持和建立民族界线于己方有利,哪怕轻微的口音基至细小的举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标志”。④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是族群认同强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并不是说文化因素真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三、结语
综合型大学的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民族间的融合,也是地域间的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圈,多样性成为综合性大学文化群体的基本特征,而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往,交往才可以促进发展。文化冲突是过程,而文化融合则是最终的趋势。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群体的交往以及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baike.省略/view/625754.htm
②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C].《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期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7篇
创意产业的一般含义和特征
国外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艺术的商业之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合同理论着重考察了艺术的商业化过程。他认为，与物质制造业不同，创意产业所提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或是单纯的娱乐价值。创意产业包括书籍和杂志印刷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有声唱片、电影和电视节目，以及时装、玩具和游戏等。
点石成金的创意经济。英国的约翰・霍金斯从“创意经济”的角度提出，创意是个人的创新，包括“无中生有”或“赋予既有事物某种特色”。创意有两种，一是个人的新创意，二是在此基础上制造创意产品。而任何创意都拥有“个人性”、“独创性”、“意义”三个基本条件。霍金斯认为，创意未必就是经济行为，而一旦创意具有了经济意义或产生了可供交换的产品，创意就可能是经济行为。因此，创意经济是由创意产品（经济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的交易。
国内学者关于创意产业的看法：
创意产业或创意经济：概念、特征和意义，我国学者厉无畏等人对“创意产业”作出了较全面的界说。他们认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同属于知识产业。郭辉勤提出，创意经济学是研究以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的应用科学。它是以创意为主线去审视文化产业，其具体研究对象是创意经济型产业和创意经济型企业。
新“创意经济”论：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中指出，理查德・E・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认识到了内容生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产业规律，却忽视了技术革命特性也决定着创意的独特生产方式。当下，中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凯夫斯的学术观点为蓝本，掀起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浪潮，但“凯夫斯理论的致命伤，是没有把信息革命内生到创意经济中，所以说它是‘旧’创意经济，或现代版创意经济；而我们今天提出的新创意经济是要把网络革命内生于生产方式，来搞创意经济，所以是后现代版的创意经济”。①他们从工具的使用、创意的产生、需求的变化、利润的创造、创意人才的涌现等方面，生动地论述了以网络革命为基础的新创意经济与“旧”创意经济的区别。
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和探索为时尚短，然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已经对此作了大量的探讨。他们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述，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义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
国内外对“创意产业”的大多数研究，尽管也部分论及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是从一般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考察的，他们对“创意产业”的划分也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产业的领域，没有突显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应当突出“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和探索。
新“创意经济”论或“后现代版创意产业”论虽然极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网络革命的创意经济的重大影响，论证了新“创意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性、运行机制和规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于新媒体的“创意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与传统的文化产业、部门具有多产业渗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数字创意经济本身即包含了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结构的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研究“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既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创意经济或产业的重大影响，将数字创意产业置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导位置，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考察一定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又不宜把数字创意产业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割裂开来，而应当重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质和渗透、融合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和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在规定。笔者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或创意产业最为典型的产业形态。而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是指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之上，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主要以人（个体和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为动力的企业及其以数字化、网络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价值的创造、传播和交易等活动，也包括运用文化创意和新技术提高传统文化产业附加值的活动。在外延上，构成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部门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务业、互联网文化服务业、文化和娱乐软件业、现代影视业、数字（网络）游戏业、动漫业、数字（网络）出版业等，同时还应当包括这些核心产业部门与其他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延伸的产业化形式。如数字动画与传统出版业的结合、现代影视与其他文化部门的融合等。
“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提出的“内容产业”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与“内容产业”的概念的区别在于：其一，“内容产业”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类产品的文化内容，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既认同“内容”和“创意”对于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源性意义，又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强调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文化资源、文化创意的产业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与“内容产业”的概念把新、旧媒体截然分开不同，我们使用“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同时还强调数字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和融合性。
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特征。根据上述数字创意产业的界说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现实实际，可以把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基本构架描述为：
从这一构架可见，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连接的方面：
数字创意产业是主要从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文化、艺术、娱乐等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的产业。与传统的物质制造业乃至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较，数字创意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广泛传播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的精神生产特征，决定了其产业链中决定性的环节在于人的创意或创新；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可迅速、广泛传播的特征，又是影响当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创意能够转化为产业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基础。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要以一定的传统文化为背景或依托；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为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根本上看，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于丰富和创造人们新的生活样式。
个人或团队的精神创造力、技艺才能是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源或动力。数字创意产业体现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它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资源，而且必须以新技术革命为契机，以创新为立足点，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的超越；它不仅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精神文化创新为动力，而且需要以个人或团队的技术创新为动力。因此，缺少具有创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数字创意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进行的文化价值创造和增值活动，是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为基本的技术平台的。而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电视、电影技术等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共同基础，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网络传播特性和网络扩散的外部效应。因此，是否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创意产业区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标志性特征。
数字创意产业具有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多产业融合的企业集群为载体而实现价值创造、传播、交换和价值增值过程。这不仅因为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独立设计运营的传统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正通过各种方式趋于融合，由此使三类不同的业务、市场和产业也日趋相互渗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总体性的概念，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向传统文化产业渗透、扩展，形成两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构成或延长了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界定数字创意产业的根据和意义
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提出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主要的根据和意义在于：
数字创意产业的概念，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的兴起，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美国《在线》杂志执行编辑凯文・凯利曾经指出?押“通讯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基础，是人文和个人认知的基础，是一切经济系统的基础。这就是网络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讯与文化及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讯技术改革远远超越了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范畴。”通讯“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②凯利的这段论述，深入地揭示了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面应用，改变和造就了人们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诸环节和诸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没有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推动，要实现文化创意的大规模产业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数字创意产业是信息时代的先导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是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③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工业发展为核心，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目标，以无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带来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宣告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总危机。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新的产业群的崛起，使经济增长模式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其特点是以更少的物质资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识或智力的投入，获得高效的、更少负面影响的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当代产业发展的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一种超越，而数字创意产业则是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对数字创意产业的界定和认识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重点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结构，提高其水平和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对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是考察一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信息化、网络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过程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当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④数字创意产业引领着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前锋，预示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判断其文化创意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周子琰、姜奇平：《创意经济新论――中国蓝海风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美〕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
媒介融合基本特征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互联网时代；自媒体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0-0232-02
一、互联网思维――新闻传播学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
1.媒介融合――无法避免的传媒业发展趋势。自1978年，麻省理工大学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教授（Nicholas Negroponte）绘制了三个分别代表广播电影产业（Broadcast and Motion Picture Industry）、计算机产业（Computer Industry）、印刷出版产业（Print and Publishing Industry）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并提出了“这三个产业正在走向融合这一聚合过程”起，关于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研究就逐渐走进以西方学者为开拓者的全世界相关领域学者视角中。我国关于媒介融合这一议题的研究于本世纪初就有学者触及，并在近几年被更多的学界与业界人士所关注。不仅在学术界，传媒业界也因技术、政策与资本三个主要因素的推动，在现实中进行着媒介融合的行为。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的生存受到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媒体的严重挑战。
在Web1.0时代，互联网新闻的内容提供方式主要是依靠平移传统媒体的新闻内容构成，以编辑和信息为中心。这一时期，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栏目、报纸电子版对传统媒体发展带来了新的平台。新兴媒体在此时无论从传播内容、传播载体、传播渠道还是受众数量来说，都无法对传统媒体构成威胁。因此传统媒体进行媒介融合的意愿并不是十分强烈，此时的媒介融合仅表现在内容形态与传播渠道上的初级融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终端快速普及，Web2.0时代来临，交互传播是其最基本特征。以微博、微信、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平台，以个人为中心，用户创造内容成为这一时代互联网内容生产的新元素。新兴媒体的传播对象身份由“受众”变成“用户”，它自身带有的数字化、交互性、超时空等特性使其快速被广大互联网用户接受。新兴媒体迅速崛起，传统媒体从受众数量、广告收入上都受到严重冲击。在美国，自2009年起就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六家主流报纸出版公司申请破产；在欧洲，多家报业巨头遭遇倒闭、重组、裁员等噩运；在中国同样，全国报业零售总量2014年与2013年相比下滑30.5%。不仅仅是报业，全球范围内，传统媒体的广告市场份额都被数字媒体迅速压缩，传统媒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媒介融合成为无法避免的传媒业发展趋势。
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在传媒机构改革中应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意见》要求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意见》特别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意见》提出融合的最终目标：
（1）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2）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3）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并要求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在《意见》通过后，特别是在会上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后，无论对于传媒业界还是学界而言，“媒介融合”这一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2.新兴媒体――新闻传播学教育必须面对的挑战。面对新闻传播业界媒介融合的现实，以及新兴媒体的发展与逐渐成熟，新闻传播学教育同样面对着不小的挑战。
从学生就业选择来看，由于传统媒体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传统媒体中的传统新闻编辑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而新兴媒体从机构数量、机构规模、营业收入等方面发展迅速。因此，新兴媒体是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较好的就业选择方向。而在传统媒体内部，由于媒介融合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成立了独立的新兴媒体部门或全媒体部门，它们同样是学生就业的一大选择。因此，对新兴媒体的熟悉，对新传播手段的掌握，甚至对新传播技术的运用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必须攻克的新难题。
从新闻传播教学来看，上文已提到新闻传播业无法避免的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新兴媒体机构和部门是学生就业的一个良好选择，因此为了配合这一新现状，新闻传播教学从教学方式、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等方面都应做出改变，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培养能融入新一轮传播革命中的优秀新闻传播从业人员。
二、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创新与思考
新兴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做出的变革、媒介融合正在进行时，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样的现实下，怎样才能实现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创新与突破。从调整后的新闻传播学科设定看来，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增设为四个，它们分别是：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与数字传播、广告学与传媒经济学。从这一设定也可看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媒体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科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面对这些现实，在教学中能有些怎么样的创新与突破呢？笔者认为主要从教学方式和学科知识结构建设这两个主要维度出发，以求有所收获。
1.搭建“自媒体”平台，将新兴媒体带进学生本科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从本学校现有的新闻专业开设课程中可看到，除了专门开设的《网络新闻传播》课程外，新闻专业的许多课程内容亦都与时俱进进行了修改，其中都涉及到了关于新兴媒体、互联网等内容。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接触专业课开始，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问题贯穿了学生的整个本科学习阶段。
以笔者的教学为例。笔者在对本科二年级学生进行《媒介经营管理》课程教学，对本科三年级学生进行《网络新闻传播》课程教学时就提出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小组或个人为单位，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搭建属于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平台的运行情况将与期末成绩挂钩。根据平台的内容组成、内容、机构设置、影响力等因素作为评分依据。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自媒体”平台的搭建和运行，非常有利于学生生动、深刻地了解与掌握新兴媒体的发展和运行情况，掌握新兴媒体的特殊性，并且可将所学到的所有专业知识在这一平台上得到充分的利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平台的运行贯穿学生的本科学习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能随时使用的实践场所。在平台运行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并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还可与专业老师进行更多的沟通与交流。这对于学生以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继续深造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验。
在笔者对学生提出这一建议后，得到了学生的积极响应。学生以个人和小组为单位，快速搭建了数个自媒体平台，也有学生将自己已在运行的自媒体平台作为项目提供给笔者。学生与笔者在课后就平台构建、专业知识运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效果，增强了学生传媒技术的综合使用能力。
2.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注重多学科知识的渗透与扩展。面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除了对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充分掌握外，学生还应对互联网相关技术、经济学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最好能实现实际运用。
而综合性高等学府，无疑给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庞大的人才资源与实验室资源。如现在最为人们所关注，并被传媒业界十分重视的大数据技术。对大数据技术的了解、思考大数据技术与新闻传播业的结合，甚至对大数据相关工具的运用都是现在的新闻传播业者应掌握的问题。而笔者所在高校也于2014年成立了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因此，在新闻学课程设置中，除了核心部分的新闻传播业务、新闻理论的设置外，可利用这一资源开设相关课程，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更加丰富。同样经济科学的渗透对学生面对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现状也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