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选择题
1.生态学是研究。()
A.水分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B.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C.环境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D.气候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2.生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是首先提出来的。()
A.德国人
B.英国人
C.美国人
D.日本人
3.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
A.生物
B.环境
C.生态系统
D.生物圈
4.现代生态学的研究重点是。()
A.种群
B.群落
C.生态系统
D.个体
5.生态学研究的最低层次是。()
A.个体
B.种群
C.群落
D.生态系统
6.现代生态学的特点是。()
A.个体生态学
B.种群生态学
C.群落生态学
D.系统生态学
7.物种是由联系起来的个体的集合。()
A.外在因素
B.内在因素
C.环境
D.地理区域
8.个体生态学就是在层次上研究生物与环境的一一对应关系。()
A.个体水平
B.种群水平
C.群落水平
D.生态系统水平
9.研究生物个体发育、系统发育及其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分支称为。()
A.个体生态学
B.种群生态学
C.群落生态学
D.景观生态学
10.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生态学家提出的。()
A.坦斯利
B.高斯
C.温·爱德华
D.克利斯琴
11.生态系统主要是。()
A.分类学上的单位
B.功能上的单位
C.结构上的单位
D.形态学上的单位
12.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于生态学发展的。()
A.萌芽时期
B.建立时期
C.巩固时期
D.现代生态学时期
二、填空题
1.生态学又称之为。
2.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3.美国生态学家欧德姆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和的科学。
4.生态学一词是由首先提出来的。
5.在现代生态学发展中,生态学发展的主流是。
6.按研究方法划分,生态学可分为、和等。
7.生物种群上一层次的生物组织层次是。
8.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和。
三、简答题
1.简述生态学的含义及变化。
2.简述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3.简述生态学的发展历程。
4.简述生态学的基本视角。
5.简述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四、论述题
试述现代生态学的发展趋势。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B2.A3.C4.C5.A6.D7.B8.A9.A
10.All.Bl2.B
二、填空题
1.环境生物学
2.环境
3.结构功能
4.海克尔
5.生态系统生态学
6.野外生态学实验生态学理论生态学
7.生物群落
8.野外调查研究实验室研究系统分析和模型
三、简答题
1.生态学的经典定义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定义的发展代表了生态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强调了不同的生态学分支和领域。有关生态学定义的差别主要是关于居住对象“生物”、居住地“环境”以及两者关系的内容有所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生态学定义也不断发展,生态系统生态学时期定义为:研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科学;现代强调人类生态学,定义生态学为:研究生物及人类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2.按研究对象的生物组织水平可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区域生态学和全球生态学;按生物分类类群划分有普通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和微生物生态学等;按生境类型划分有陆地生态学和水域生态学等;按研究方法划分有野外生态学、实验生态学和理论生态学等;按生态学与其他科学的交叉划分有生理生态学、分子生态学、数学生态学和化学生态学等;按应用领域划分有农田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渔业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等。
3.生态学的发展可概括为四个时期,即生态学的萌芽时期、生态学的建立时期、生态学的巩固时期、现代生态学时期。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l7世纪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名词为生态学的萌芽时期;从生态学名词提出到19世纪末称之为生态学建立时期;20世纪l0—30年代为生态学的巩固时期;l935年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后生态学进入现代生态学时期。
4.生态方法论的许多原理与哲学思想中整体与部分、事物相互间普遍关联等辩证唯物论有关,这使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系统生态学研究体现了以下几个观点:
(1)层次观。认为任何系统都是其他系统的亚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由许多亚系统组成的。生命物质有从大分子到细胞、器官、机体、种群和群落等不同的结构层次。生态学研究机体以上的宏观层次。虽然每一生命层次都有各自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但高级层次的结构和功能是由构成它的低级层次发展而来的。
(2)整体观。生态系统是由不同的生物有机体和无机环境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系统整体功能。
(3)系统观。系统研究,必须探讨各组分间、各层次间作用与反馈的调控,以指导实际系统的科学管理。
(4)综合观。生态学与一些基础学科如遗传学、进化论、生理学和行为学等相互交叉,同时还大量地利用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气象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测量技术。现代生态学家们还广泛地吸收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及耗散结构的新概念和新方法,深入地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5)进化观。进化观认为各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协同进化是生态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
(6)新生特性原则。当低层次的单元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较高层次的功能性整体时,总会有一些在低层次从未有过的新生的特性产生。
5.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可归纳为野外调查研究、实验室研究、系统分析和模型等三方面。野外调查研究是对难以或无法在实验室内进行的生态现象、生态过程的实地考察;实验室研究包括控制实验和实验室分析,控制实验是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单项或多项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对生物影响的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是把研究对象视为系统,用各种模型,包括数学模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论述题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现代生态学已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系统理论在生态学中广泛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成为生态学发展的主流,系统分析方法成为生态学的方法论基础。
(2)现代生态学向宏观和微观两极发展,宏观方向发展到全球生态学,成为主流;微观方向发展到分子生态学,其成果同样重大不容忽视。
关键词:园林生态学 实践课教学 改革 措施
园林生态学以人类生态学为基础,与城市、景观密切相关,属于应用生态学的范畴。园林规划设计应作为一项生态工程来进行。园林生态学主要研究园林可能影响范围内的人类生活、资源使用、环境质量和景观四者之间的关系及调节途径。笔者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在实践内容、实践方法、实践手段及教师的实践能力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分析,将一些好的经验结合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1 园林生态学实践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1.1教学模式陈旧,学生缺少主动性
学生实践教学模式单一。在实践教学前,指导教师把实践教学的内容、教学方法、操作步骤以及报告格式等讲述得一清二楚,学生完成教学大纲要求内容,掌握实践基本原理和方法即可,完全是在指导教师的设定范围内机械地完成操作,缺少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创造性思考。一旦离开指导教师,学生就不知所措。这种形式的实践实际上是灌输式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的体现,教师始终处于主导者地位,学生虽然也可以学到某些专业技能,但这样的传授方法不利于对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综合能力的掌握,一旦工作中的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单一的专业技能将变得毫无用处。
1.2实践手段单一,学生真正融入实践内容的机会较少
目前我国园林生态学实践课程普遍采取教师示范学生模仿,或者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较少有学生真正参与或了解具体实践的内容和目的。在实践结束后大部分学生对实践内容记忆不深,了解不透,没有真正掌握实践课程的精髓。
1.3实习基地建设比较落后
当前大部分相关院校园林生态学实习基地建设规模都比较小,学生比较多,学生人均实习基地面积远远不够,使学生动手操作连续性受到严重限制。另外,实习基地的配套设施不够健全。
1.4教师的实践能力有待加强
目前,生态学实践课教师往往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实践经验缺乏,再由他们指导学生,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锻炼不出来。
2 改革措施
2.1改变实践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传统的实验教学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验结果的验证,忽视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造成有些学生死背书本、笔记知识,而在实际工作中对植物生长特点、整体生态环境分析能力差,不能活学活用,举一反三。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引入启发式、创新式教学模式,教师减少讲授时间,引导学生自己观察、设计、完成实验创建和结果计算。教师可根据实验内容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疑问,引导其利用课本、参考资料、网络等寻找答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联系学生的生活常识和已学过的知识引导其积极思考,就某一问题积极展开讨论,形成师生互动教学。既可以巩固学生的所学知识,又可以促进其对所学知识的相互联系,增强其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2.2变单一的实践教学手段为综合教学模式
针对不同要求、不同内容的实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在讲述光因子对园林植物的生态作用时,不仅在实验室让学生观看相对标本,还要带领学生到室外,在建筑物的阴面和阳面进行植物形态、生长分类、确认和比较,从而更形象、深刻地理解阴性植物和阳性植物在宏观、微观和植物配置中的区别点。
2.3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客观需要。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教师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学生重理论考试,轻实际能力训练;管理者重理论教学效果,忽视实践教学管理,形成了“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致使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够、设备陈旧、生产技术含量低、人员素质差及管理水平不高,严重影响了实践教学效果,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教学必须面向市场,充分体现“注重理论性,突出应用性,加强实践性,强调灵活性”的特色,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大实践教学力度,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促进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加强实践教学,确保实践教学时数,制定实践教学大纲和考核办法,提高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整体功能。健全实践教学基地机构,配备专(兼)职管理干部和师资力量。组织一支能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懂教学规律并有一技之长的实践教学管理队伍,同时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仪器和设备不断出现,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客观上要求实验、实习教师不断更新知识,尽快掌握新技术。此外,还要增加经费投入,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
2.4着力培养实践课教师的实践能力
建立和健全一支稳定的实践教学的教师队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实践基地中选用和聘用一些实践经验丰富并具有一定指导能力的实践教师,是提高实践效果的保证。
园林生态学实践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专业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等方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放在首要位置。针对园林生态学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根据不同专业的学习需求进行讲解,以实际教学效果为目标,灵活应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活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认知能力;加强园林生态学实践教学,加大实践教学经费投入力度,整合资源,优化实践教学环境,加强与科研生产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加强园林生态学教师自身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提高,不断推进教学改革,以促进园林专业学生的园林生态学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赵慎,陈尔鹤.园林生态学刍议.《中国园林》,2001年 第3期
【关键词】森林景观;生态采伐规划;原理;方法
景观生态学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是由许多不同的生态系统构成一个整体空间结构、互动,协调功能的动态变化一个新的分支。目前景观生态学是各行各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接受并流行,成为一个研究生态、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一个热点,它关注人类活动对景观过程及格局的影响,在生态系统和景观退化与景观生态重也是一个研究热点。景观生态学理论可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各种因素,具有空间配置合适,从而达到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目的;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要通过景观结构的空间格局来恢复,使得恢复工作顺利达到要求。景观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与生态系统退化的森林恢复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一、森林景观生态采伐规划目标
1、森林景观的生态完整性
森林的健康和生态的完整性是用来描述生态系统管理的通用指标。在景观水平上的生态完整性,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生物多样性、水和土壤的自然条件下,保持天然森林景观,假如没有人为的干扰,景观生产力水平明显降低,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局部降低或减少土壤侵蚀的发生,或者养分流失,水资源量及其季节分布与水质的变化,可以考虑降低生态完整性。
2、森林景观的年龄结构
森林景观由不同林分结构组成,森林干扰历史在不同的林分是不同的,理想的景观是不同年龄林分年龄结构不同的复合层,一般在平衡区的各个阶段。许多动物和生存森林的树木和断枝是密切相关的,但枯死的木材来自两个过程:一个是树木间竞争,另一个是自然衰老死亡之前,树木径级是非常小的,在的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小的,一个大直径的树木对动物生存的意义。在中国的许多天然林区,由于超常规的采伐量,导致年龄分布严重失衡,尤其表现在:成、过熟林的比例太少或全面缺乏。其主要原因是:人们总是根据一些成熟的树种来确定采伐年龄,但数量成熟龄比森林自然寿命低得多。其结果森林景观伐后年龄结构以原始森林状态发生较大的变化相比,导致古老的森林结构损伤,导致森林景观的破坏,从而不利于古老的森林物种的生存,使景观的完整性降低。
二、森林景观生态采伐原则
1、确定采伐方式
过度采伐森林是一个复杂的异龄林层,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应基于选择性择伐,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小面积皆伐。
2、采伐木的确定
根据现场条件确定树的种类和大小的选择,决定择伐树种和径级的种类。保留的是低径级的,定为应伐木的是高于该径级的。根据计划,每公顷保留1―2株老林木的大径级,在某些地区考虑保留了老龄木材树种搭配的问题,可以把它们看成一个自然的更新种源,并提供野生动物和微生物的重要栖息地。永久保留一定数量的具有不同的衰减过程及分布密度的立杆倒木,以满足对这个特殊的栖息地要求,以维持采伐迹地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陡峭的斜坡和岩石采伐后难恢复或容易引起大面积水土流失,应该被禁止。
3、保护土壤,减少保留木损伤
为了减少迹地植被和土壤表层被破坏,减少土壤板结,土壤侵蚀。灌木的伤害。集材技术应选择考虑畜力和小型机械或架空索道,大型集材机械基本上被消除。
4、伐区清理应考虑维持剩余物多样性及地力的平衡
采伐剩余物的清洗方法有带腐法、堆肥方法、火烧法、扩展方法和不清理任其自然衰减法。堆肥选择性采伐的土壤,用明确的腐病的方法,并沿轮廓的设计,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5、珍稀植物保护
国家和省级森林管理区(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珍稀濒危植物,在生态公益林管理框架下,应该重点培育、保护与促进。本地稀有物种和濒危物种,应补种在合适的地点。确保稀有物种的原生和濒危物种的遗传潜力。
6、扩大混交林
要改善和保护天然林的物种多样性。可以通过应伐木的选择及更新两个方面增加树种多样性。该技术可以保留落叶而种植的针叶林。封山育林,创建一个“人天”的混交林。
三、结论
组成和结构功能决定了森林景观的功能,森林景观功能的变化是由森林景观动态决定。重新发展计划设计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对于如何全面认识生态系统的结构,我们需要充分认识生态系统动态和功能,景观生态功能和动态的中心内容是:有些人认为景观生态是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它不同于传统的生态学,考虑人类活动和文化的影响,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景观尺度水平的大型生态效应与区域的桥梁,在下面的生态系统尺度全球宏观生态变化。
由此我们得出,景观生态学是一个新的概念框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GIS技术的应用,它具有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和实践中,对森林可持续经营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舒清态.东北过伐林区森林景观生态采伐规划理论与技术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2006年 .
[2]汪振.青石冈国有林场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现状与对策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13).
关键词:景观;设计策略;生态恢复
中图分类号:S75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生态设计的含义
随着景观生态设计概念的发展延伸,当下的生态景观规划设计,是以景观生态学理论甚至更广泛的生态学理论(包括生物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以及人类生态学知识等)为基础,通过景观设计手法以及工程技术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设计,创造生态功能良好、美学价值高以及满足人休闲游憩活动的景观格局。 从地区绿色廊道规划到公园场地设计都属于生态规划设计的范畴。生态设计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完整生态系统,而不是强调“人类中心论”或“自然决定论”。 从而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根本目的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2.生态设计的原则及目标
景观生态学旨在使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相互达到平衡。景观生态学将各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的效益要大于所有子系统之和,各生态系统以自我稳定与自我组织为运行原则。生态景观设计遵循三个目标:维持整体景观的统一性,提高景观的可持续性,突出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特点。
①自然优先原则。 自然有其演变和更新规律,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持和自我恢复能力,生态设计要尊重自然过程并充分利用自然的能动性来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
②最小干预、最大促进原则。设计最大限度借助自然力,尽可能减小对场地的干扰,并努力通过设计的手段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利用和能量循环, 维护场地的自然过程与原有生态格局,保证生物多样性。
③“4R”原则。“4R”即 Reduce、Reuse、Recycle 和 Renewable。“Reduce(降低 )”减少对各种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 、谨慎使用可再生资源;“Reuse(再利用)”在符合工程要求的情况下对基地原有的景观构件进行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建立回收系统,循环利用回收材料和资源;“Renewable(可更新)”利用可回收材料与保留下的资源,创造新的景观,服务于新功能。
3.生态设计的手法
①生态优先、模拟自然。 设计师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设计就是要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在人造景观中通过简单模型模拟复杂的自然过程,做到保护原有场地的生态环境。 这在湿地和河流景观的生态设计别重要。一直以来很多针对河流生态驳岸的研究反对河岸固化,破坏湿地与河流与陆地交接处的生态多样性以及阻断水陆的物质和能量交流。 生态驳岸除具有护堤、防洪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补枯、调节水位,增强水体的自净作用,对河流的生物过程也有重要作用, 是人工景观简单化模拟自然过程的良好运用。
②利用自然、植物造景。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更健康,有其自身演变和更新规律,自我维持和恢复能力强。 利用自然来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再生更有效率,很多设计师利用植物造景特别是乡土植物种植来实现场地生态框架的构建。 自然界的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生态功能,可以有效处理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进行生态修复,且易于维护管理,同时提供绿色的、宜人的自然风景。 例如在成都府南河治理工程的活水公园中,就运用水生植物来净化被污染的河水,生态价值高,生态效益好。
③借助科技、运用生态材料。 利用高科技技术和材料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是当今生态设计的重要手法之一。 例如,现在一些公园运用太阳能灯具等等。在材料的运用上,设计师应该力求寻找一种耐久性长,本地生产的、低维护性、低能耗的材料。近来,生态材料得到广泛运用。生态透水材料的使用就是生态优先的体现。 城市中大量的硬化材料不透水、吸收和储存热量能力强,造成城市地下水源得不到补充,下雨时城市的雨水系统的压力巨大,热岛效益增强等,生态透水材料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两大难题。
④再利用场地材料。 充分尊重场地历史,保留场地的原有材料再次利用。这种处理手法让人们怀念场地历史的同时也节省了材料,避免了对场地原有生态环境再次人工化。1972 年,设计师理查德・哈格在主持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的景观设计时, 就注重保持原本地貌,选择性保留了基地中的旧工业设备。 工业设施和厂房被改建成餐饮、休息、儿童游戏等公园设施,重新获得了景观价值,同时营造了场地的记忆感,能够通过景观唤起人们的共鸣。
三、我国景观生态设计实践
1.成都活水公园
活水公园是我国景观生态设计的重要实践代表。活水公园是以水为主题的生态保护公园。公园在景观设计立意上就着眼于生态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公园取府河河水,依次流经厌氧池、流水雕塑、兼氧池、植物床、养鱼塘等水净化系统,向人们展示被污染的水体在自然界由浊变清、由死变活的过程。景观化污水处理系统,工程技术与植物种植相结合,水过滤的机理主要是:①基质的过滤,物理过程净水;②植物的吸收,生物的过程净水,利用自然做功;③微生物对有机物污染物的降解。 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水体循环利用过程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公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还满足了美学价值和游憩功能,是景观设计作为生态修复途径的典范之作。
温州杨府山垃圾处理场封场处置与生态恢复工程方案
近年温州杨府山垃圾处理场封场处置与生态恢复工程方案也成为生态与艺术相结合的工程典范之一。在处理温州杨府山垃圾处理场的污染问题中, 风景园林师参与到环境保护的传统领域,与环境工程师进行了跨学科合作的探索。 合作中设计师从景观设计的角度出发, 不仅将垃圾处理场作为环境工程的改造对象,也依托垃圾场作为生态恢复的物质基础,同时利用大地艺术的形式把环境工程设施和园林景观设施作为整体统一规划布局,统筹安排经营。 并在此项目的基础上提出工程技术、生态恢复与艺术效果相综合的理念。完成了从垃圾处理场地到城市公园景观的转变,形成了尊重场地精神、体现生态伦理的后工业景观。从场地现状出发,通过对垃圾的填埋体进行整形,在填埋物上构筑最终覆盖层,设置地表排水系统,建造地下周边收集系统收集垃圾渗沥液,并在场地周围设置深入隔水层的垂直截断墙作为垂直防渗系统,把堆放场改造为卫生填埋场。 并通过大地艺术的手法适当进行地形改造和表层改造,加上环境设施和景观设施的一体化设计取得了生态修复和景观美化的双重价值,将一处废置的城市垃圾用地转变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四、总结与问题
景观规划设计作为生态恢复和保护的一种重要途径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践。 通过生态设计,是以可持续的方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通过生态设计来修复已经污染的城市地区以及以生态设计面对待开发的地区,这样才能营造与自然友好、与未来友好的人居环境。但同时,我们在强调生态设计时也存在一定问题。生态景观设计的完善和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态效应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监督和评估以及专业技术指导。 而我国目前普遍缺少这种长效的保护和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绿地规划;环境城市;绿容率
1.绿地规划理论
随时展与进步,我们认识到与城市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植物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最重要一环,绿地系统的建设也得到规划管理者的重视。但是,从目前来看,现实中绿地系统的现状却不尽人意,其中生态绿地系统的科学规划、管理和评价指标存在缺陷。沿用至今的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等绿化指标,对于在宏观上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绿化用地规模基本状况及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用绿地面积或绿化覆盖率来进行规划并推算控制园林绿地的生态效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误差,不能真实反映在环境中绿色面积能发生实际效应的生物量、生态效率以及生态功能,特别是在分析城市的绿化结构和估算绿地的生态效益时,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要不断来完善绿地系统的评价体系,更科学合理地评价绿地生态效益。
2.绿容率指标体系
绿容率指标体系作为一种新生理论,它的具体含义是:为了应用于生态规划对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详细规划、绿地系统专项规划、城市设计、项目设计进行科学指导与控制而制定的绿化指标。其目的在于提高单位面积上绿地的科学生物总量,进而约束绿地系统建设的投机行为,规范绿地系统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提高有限的绿地系统建设的品质和效率。这一体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沿用原有的绿地评价指标―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第二部分是衡量绿地本身的生态效益水平的指标―绿量、绿量率;第三部分是将绿地建设与城市规划建设结合起来的绿容率及绿化建设指数。
2.1绿地面积:指城市中各类公园、街头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等绿地面积总和。
2.2绿地率:指城市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种绿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即:绿地率=区域内园林绿地面积总和/区域总面积×100%。
2.3绿化覆盖面积:一定范围内所有乔木、灌木、地被和草本植物垂直投影面积。
2.4绿化覆盖率:指一定区域内绿化覆盖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即绿化覆盖率=区域内园林绿地覆盖面积总和/区域总面积×100%。
2.5绿量和三维绿量:绿量在绿容率指标体系中指植物全部叶子的1/2总面积,国际常用单位为平方米。三维绿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新提出的概念,是指绿地中植物生长的茎、叶所占的空间体积的量,单位常用立方米。
2.6绿量率:也称叶面积指数(LAI),指单位面积内植物1/2的叶面积。
2.7绿容率:也称绿量容积率,指某规划用地内,单位土地面积上植物的总绿量。
2.8绿化建设指数:是将绿地系统及建筑开发结合起来和一项指标,是绿容率和容积率的比值,也是绿量和总建筑面积的比值。
3.绿容率指标体系产生的背景及实施技术路线
绿容率作为生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规划编制的科学指导意义和严谨的可操作的量化应用路线,改变了社会对绿化的单一认识和简单的行为方式。
生态规划不仅仅是一项科学研究,更是一项可应用、实施并影响后人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看到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城市蔓延、城市扩张、城市板结以及城市健康安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形式主义的城市草地、简单低效的城市绿地建设、逐渐被压缩、侵浊、破碎的城市绿地系统、加上长官意志、扭曲的地方经济发展的狭隘导向和特权商品―破坏生态优先权的默许等等,这些行为往往借助了科学的外衣。某些学者在科学上的不负责任与价钱诱惑的钱权交易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在绿容率体系中绿量的指标涉及单株绿量、群落绿量、地块绿量的计算模型和数据统计模式。对于绿容率中有效的绿量计算是以稳定绿量的植物群落的初始绿量开始的。统一的绿容率指标体系涉及生态规划中的自然区域和城市区域,统合了生态规则、传统的常规指标,与生态等级控制指标、规划的常规指标、城市容度指标并行构成技术体系。它依托GIS数字信息系统的动态运行,实现生态效益和城市生态承载等重要生态指标的对应与协调配套。
绿容率不仅可以用在生态规则中,而且可作为国土、森林、土地和城市绿地系统建设的设计管理指标。目前,在区域生态规划、城镇生态规划、项目地块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等领域进行不间断的研究与实践。
4.生态学同绿容率指标系统内核相统一
当今全球面临的环境危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曾对自然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虽然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现在人们已经觉醒,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阐述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1972年《马丘比丘》提出子“建筑城市-园林绿化的再统一”的重要概念;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开发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1992年发表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指出:“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在建筑界,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体现在“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的实践方面。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生态建筑设计主要表现为对气候的关注,形成“生物气候地方主义”的设计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深层次生态学、生物建筑运动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逐步完善,生态理论大大丰富。在园林界,提出了园林生态学理论,这种理论以人类生态学为基础,融汇景观学、景观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和有关城市生态系统等理论,研究风景园林和城市绿化影响范围内的人类生活、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及调节的途径,并提出园林生态学原则理论:
4.1功能原则:必须把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维护自然生态过程作为园林的主要功能来评价。
4.2经济与高效原则:强调用最少的投入来健全自然生态过程,满足人类身心再生功能;强调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实现上述功能。
4.3循环与再生原则:强调利用生态系统的循环和再生功能,构建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如养分和水的循环利用,避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4.4乡土与生物多样性原则:强调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是以乡土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后堡垒之一,应节制引用外来树种,保护和发展乡土树种。
4.5整体和连续性原则:园林绿地不是一个独立的游赏空间,而是城市与大地综合体的有机部分,应作为人类生活空间和自然过程的连续体系来设计和管理。
五、结束语
城市绿地景观规划所遵循的思想和原则是多方面的,而不仅是生态原则。即使是生态设计也是包含社会、文化和经济在内的复合生态。在城市绿地景观规划中加入生态设计的概念不是景观规划的突变和割裂,而是进化、延续和丰富。加入生态的概念是在规划中侧重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多目标而非单一目标的途径,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高度和谐。
参考文献:
[1]饶戎 赵慧恩.绿容率指标体系解读.中国建设报.2004
参考文献:
[2] 严玲璋. 城市绿化树种编制的原则[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
【关键词】房地产;城市;布局;动态 规律
城市布局动态规律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或为自然发展的结果,或为有规划的建设的必然发展规律。这两者往往是交替起着作用。研究城市布局形式及其利弊,对房地产经济有指导意义。
1 对城市空间布局的研究
1.1 古典区位论的研究
住房空间分布的研究主要从区位理论中延伸。德国经济学家屠能(J.H.Von Thunen)提出的土地利用的同心圆模式,开创了区位理论的先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建立了工业区位论,指出了工业用地区位指向性的原则。20世纪30年代,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 Uer)根据聚落和市场的区位,提出中心地方论。稍后,德国廖什利用克氏理论的框架,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
1.2 当代区位论的发展
当代区位论吸取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地理学和经济学理论及其“计量革命”所产生的新思想,增加了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的应用以及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思想和运筹学方法,使区位论的理论和应用大大向纵深发展。例如,根据距离衰减原理,美国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司徒瓦特和赖利(W.Reilly)建立了引力模式,它已成为地理学规划工作的最通行的模式之一;接着,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C D.Harris)开创了市场潜能与工业区位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地理学者威尔逊(A.G.Wilson)从熵最大化原理出发推导出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式。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分析,需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包括通勤和居住在内的各种消费的效用函数,然后在各自的预算约束下,求解这个效用函数的极大值。博克曼(MJ.Beckmann)发展了一种与随机效用概念相联系的通勤模式,随后又发展成为旅游模式。另外,还有美国空间经济学家威廉·阿隆索(William.Alonso)提出的一个系统的空间互动模式,以及受供应推动的马尔科夫型模式。不论哪一种模式,区位论应用于住房经济规律,其本质可以归纳为用竟标曲线表现的住户均衡。
1.3 城市土地利用功能结构的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研究的另一个途径是由美国人劳瑞(1.S.Lowry)所创立,与屠氏传统不同,它不顾土地租价,而是从城市的功能结构要求出发,在较为宏观,或称为中观的基础上研究城市土地利用。这一模式是城市规划的主要理论模式之一,故在城市规划师中广泛流传。1964年提出劳瑞模式由两块组成:一块为经济基础模式;一块为重力模式,即:先由经济基础模式在给定基本人口的前提下推算出城市的服务人口和总人口;然后用中立模式,在基本人口就业区位已定的前提下安置服务人口的工作区位和城市居住人口的居住区位。
2 对居住空间演变的研究
居住空间演变研究与城市空间布局的研究几乎同时发展,相互借鉴。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芝加哥学派”应用生态学原理研究城市社会,其理论基础是人类生态学的生物比拟法则。该学派认为:城市是人类种群的栖息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城市人都在以自己不同的实力竞争最合适的生存空间。竞争导致演替,演替的终结形成相对稳定的城市功能空间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居住活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居住空间演变的研究包括入侵论、过滤论、互换论和住宅链理论等模式。
2.1 入侵论
1924年,E.W./白吉斯(E.W.Burgess)最早提出了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模式,其主要是由低收入阶层家庭向高阶层居住区的“入侵”完成的。新移民一般总是以拥挤的市中心附近为最初的落脚点,以便获得就业机会。当市中心人口集聚的应力达到一定限度时,较早落脚的移民(此时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略有提高)就会向邻近的外层入侵,以寻求较好的生活空间。这就迫使那里原先的居民(经济地位更高)向更外层入侵。
2.2 过滤论
城市发展中,功能空间结构往往是扇型模式,其原因就无法用入侵论来解释。继伯吉斯之后,H.霍伊特(H.Holt)认为,城市工业区是从市中心呈条带状向外延展的,居住区则通过“过滤”演替而达到相对稳定。高收入阶层家庭倾向于背向工业区的方向迁居,他们遗留下来的空住宅就由较低阶层的家庭占用,而后者原来的住宅由更低阶层的家庭占用。在这个过程中,住宅起了社会阶层“过滤器”的作用。在扇形模式中,中心商业区仍然居中,其他各区从中心向外延伸,在工业区的两侧是低级住宅区,然后是中级住宅区,高级住宅区离工业区最远。
2.3 互换论
区域科学家阿隆索(W.Alonso)和温哥提出了居住区位模式,从城市土地利用均衡的角度分析了住房占有的分布规律,提出的模型以假设条件为前提,表明城市中心的交通费用为零,但土地租金最高;在城市的中间区位,其土地租金与交通费用之和等于到达城市边缘的交通费或城市中心的土地租金。假定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爱好相同,居民选择的住宅越靠近市中心,租金越高,占有地越小,形成居住高密度;而远离市中心,支付的租金越低,相对前者占地面积则较大。
2.4 住宅链理论
住宅链现象是怀特(H.C.White)在入侵论和过滤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对住房市场的整体描述,总结出住宅市场具有住宅链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住房的需求越来越高,新建住宅为某些家庭提供了迁居的机会,高收入阶层为追求更好的生活空间和维持提高社会地位而迁居,他们空下的房子由较低阶层家庭占用,后者迁离的房子又由更低阶层的家庭迁入,从而在住房市场上启动了一条环环相扣的住宅交易链。
住宅链现象,综合了各种住宅迁移规律,如:根据家庭收入变化引起的住宅交易链,以及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引发的住宅交易链;从无孩期到晚期,随着家长年龄的增长,家庭迁居行为渐趋稳定。
3 结语
城市布局动态规律的形成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来讲,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林增杰,武永祥,吕萍.房地产经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关键词]环境史;荒野;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当今世界,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极大的威胁,使人们聚焦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也广泛地关注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学亦不例外,但其回应略显迟缓,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才真正兴起。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给史学工作者历史观念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思考。
一、环境史的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思想家梭罗就曾说: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他们也对自然界进行战争。在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一切自然物都只是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于是人为了满足一己贪欲而肆无忌惮地改造世界。可是,自然界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现代全球性的环境破坏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密切相关,这种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可能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因此,历史学家在歌颂现代工业文明的丰功伟绩之时,也应该深刻思考同时代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思考人类历史上的环境和环境问题,从而发挥历史学科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代价是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破坏。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奋起疾呼,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现代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环境伦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的兴起,被誉为是伦理学上“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期到中期是环境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法国学者A.施韦泽和美国生态学家A.利奥波德分别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概念,从伦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P・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对西方环境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R・纳什的经典著作是《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灵》(1967)、《美国的环境:资源保护主义史读本》(1976)、《大自然的权利》(1996)。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于1975年发表《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随后又出版一系列专著:《科学与宗教: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1988)、《保护自然价值》(1994)等。这些学理探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逐步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由此将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依据。
环境主义的中心观点是“道德应该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力,甚至可与17、18世纪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权和正义理想相媲美。早在1867年,约翰・缪尔就提出要尊重“所有其他创造物的权利”。1915年,A.施韦兹提出要“敬畏生命”。美国哲学家保罗・泰勒发展了施韦兹的生物中心论思想,坚持自我良知的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H.罗尔斯顿提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应该遵循自然,把生态规律转化为道德义务,提出“哲学走向荒野”的著名命题。这些思潮风起云涌,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接受,也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课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试图抛却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尝试生态中心主义历史观。
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为环境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大大方便了环境史学家探讨史前史和没有文字资料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对科学的环境史的形成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生态人类学的出现把文化引入了人与环境关系史的研究;新社会史为环境史中以“草根”方法(Grassroots approach)研究地区史和生物区域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历史学科本身有很大发展。历史学吸收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口述史和心态史等。但这些新领域仍然是“人”的历史,而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并不能够完全用这些“人的历史”来囊括进去。以往历史学中很少涉及自然的历史,所以沃斯特呼吁,“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1]
二、环境史研究现状
什么是环境史?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R.纳什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它“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2]
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在本世纪60年代首先于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开始了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国外的环境史研究进展情况做出一系列的介绍和评述。侯文蕙教授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不但翻译了多本有关环境问题的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国环境史的专著《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关于环境史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还有一些研究性文章可供参阅,笔者不作详述。[3]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4]
研究环境史首先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学科和生态学科的知识,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所以环境史研究需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实际研究中势必存在不同学科不同观念较难融合的问题。
三、环境史研究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历史研究者也受到极大的挑战,比如在历史学的定义,史料的选择及批判,历史的解释,历史叙述等等方面都加以批判,试图颠覆既有的历史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史学家们也相应地作出了自省和调整,比如在历史观念上不断更新,历史学科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考察历史的角度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个人、日常生活、小事等等这样的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由于过度的强调“人本”,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人”以外的世界――荒野,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如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冰山以及在此生存的一切生灵。所以说,环境史的兴起是历史学家关注全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史学的研究视野应更为宽广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进入人类的视野,那么就是“无”。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虽然当时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但他们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它们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恩格斯说:“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括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标榜片面的‘斗争’”。由此可见,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史学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并不凌驾于其他生物和无生物之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地写出“整体的历史”(Total History)。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H・罗尔斯顿曾在1975年呼吁:“如果我们现在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范围是如何慢慢地扩大了……包括外人、陌生人、婴儿、儿童、黑人、犹太人、奴隶、女人、印第安人、犯人、老人、精神病人和畸形人,我们现在甚至已开始考虑胎儿的地位问题。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人’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内在价值。”[5]同样,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在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史学中走出来,进入新史学范围,细致探究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等等,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是如何慢慢扩大了,那么,环境史学研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再一次把“历史”这一概念普遍化,从而承认环境系统中每一个生物构成者的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中,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人始终是历史书写的中心。因而,沃斯特发出呼吁:“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1]
2、史学应当关注荒野
罗尔斯顿自称是“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指出“哲学走向荒野”,那么,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史学也应当关注荒野。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其基本思想都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由英国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专家克莱夫・庞廷所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绿色”角度审视整个世界历史,以一种历史语境来论述自然环境在人类自身发展与各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一跃成为国际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尚属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底蕴深厚,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方法上仍然主要采用历史叙述法,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相对缺少。我国有几所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正积极与自然地理学同仁密切合作,以发展我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历史观根深蒂固,而新兴的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其带出的新观点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环境史是否可以看成是史学的一种新范式,一种新的通史观念?环境史叙事把人类历史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重评人类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模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在传统观念中,芝加哥学派一般被归属于社会学领域。它是指1893年至1952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卓越的教师与学生,其成员主要包括库利、帕克、杜威、米德等。在传播学领域,芝加哥学派尽管并不为建立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施拉姆所推崇,但其宏大的理论研究成果及质化研究的方法传统对于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及后来的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得到后来几乎所有美国学者的认同和应用,甚至最终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理论象征;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和“首属群体”概念成为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重要的理论贡献;帕克的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了人之社会化的传播形态;米德提出并为其弟子布鲁默所继承和倡导的“象征性互动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人际、人内传播过程的实质和揭示了人的社会化进程的符号本质。二是在实践上,参与传播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实地考察美国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特别是其城市移民的调查和研究成为美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其理论成果的《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三是在方法上,保存、充实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和方法,最早以定性研究的广阔视野结合定量研究的具体精确。对美国当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和实用的研究。运用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将传播置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为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的繁盛之路
芝加哥学派历经斯莫尔领导的勃兴走向帕克领导下的鼎盛,利用30年的时间在美国社会学领域便牢牢占据领头羊的位置。这种鼎盛既体现在学术思想的高峰和学术人才的涌现,也体现在具体的人才和刊物的垄断上。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至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毋庸置疑地成为美国大学中最成功的社会学系。
正如一切伟大的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需要,芝加哥学派诞生以后正是顺利和巧妙地适应了美国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需求。首先,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移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当时“恶行、犯罪和疾病进入城市。城市也破坏了家庭住宅,而代之以旅馆、公寓、分租房屋等。腐败滋生、政治受到损害,以致许多人对民主丧失了信心。”由此才会诞生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
其次源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特点。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可以说集中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社会问题,诸如贫穷、社会无序化、犯罪以及人口拥挤等,成为芝加哥学派开展研究的天然试验场。
芝加哥学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它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当时在美国富有学术影响力的大师汇集于此,这其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保存者、倡导者和发扬者。受其影响,来此学习的学者中,有拉斯韦尔、英尼斯以及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此外,实用主义哲学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成果也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载体。同时,由于实用主义哲学成为“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也是现代美国各派哲学中对该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也使得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不得不接受芝加哥学派的领导。
最终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领导地位以垄断的形式得以体现。这种垄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才培养的垄断;二是对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统治;三是对社会学文献成果的统治,由芝加哥学派主办的《美国社会学杂志》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杂志。
芝加哥学派由盛而衰的背后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预示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之后,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开始不断遭到冲击和挑战。1935年,先是一群不满于美国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杂志》永远由芝加哥大学把持的社会学家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领导权。紧接着,由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职业社会学家所创办的《美国社会学评论》掀起了对芝加哥学派学术统治的反叛浪潮。在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顶峰之后,特别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当历史的脚步迈人5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仿佛已经销声匿迹。此时正是传播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架构之时,这种社会学母体的变革对于诞生之中的传播学毫无疑问地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其结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研究范畴被确立为传播学研究的正统而摒弃了由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创立的传统,其社会学主流地位被此后兴起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所取代,从而最终宣告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在社会学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同时,传播学自诞生之日,便沿着结构功能主义的主流走下去而将芝加哥学派创建的传统抛到脑后了。
经历了二战洗礼的美国社会,移民浪潮已经回落,城市生活也开始变得井然有序,人口拥挤、犯罪和社会无序化等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伴随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称雄世界,美国人口的贫穷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作为芝加哥学派学术主题的社会问题显然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同时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兴趣发生了转移,结构功能主义在二战中迅速崛起,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逐渐取代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取向,成为美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芝加哥学派侧重实地参与和定性研究的经验研究,已经无法迎接标榜科学和精确地定量研究方法的挑战,反而显得粗鄙和简陋。“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强调实证的定量研究天生带有工具性色彩,在二战后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取代质化研究,而成为主导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和方法。
在决定学术生命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原则的根本性问题之外,芝加哥学派的衰落,还有着一系列看似偶然的表面,但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命运的因素。
首先,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在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存在明显的非学科化取向。尽管像斯莫尔、帕克等在当时的美国为了与传统的欧洲名校相抗衡而为授予社会学学位大开方便之门的情况下,有些幸运地获得了社会学的学位头衔,但他们几乎没有人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斯莫尔先前是教授神学的,而他的博士学位则是福利经济学:法里斯先是传教士,后来受的是心理学训练;帕克本人则是哲学家和新闻记者……”而且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忽视建立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另外,其所倡导的定性研究方法已经暴露出其不足之处,但大部分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并没有在方法论系统的完善上下工夫,而且固执地排斥定量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后起之秀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科学、精确的研究方法的崛起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粗鄙简陋。
其次,过度的繁盛也为其迅速的衰落埋下了危险的种子,那就是人才结构的平衡和多元化上,芝加哥学派走上了近亲繁殖的不归之路,很明显,这样的错误是致命性的。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的统治性地位。它在向美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贡献诸多师资的同时,其自己留用的新的教职人员也常常是自己系里培养的博士,这种多样性的缺乏和综合活力的丧失却使得它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且,自己系里留任的教员总是与系里的某个或某几个教授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从而加深了教师之间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