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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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1篇
――摘自中国国务院总理2015年9月10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特别致辞
“分化”是世界经济形势的重要特征
任琳：我先来列举一些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分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基本特征。从增长面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3%，维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只有1.8%，其中美国是2.3%，欧洲是1%。新兴市场国家总体取得了4.4%的增长，较2010年的7.5%有较大幅度回落，其中巴西为-1.5%，俄罗斯是-2.4%，但印度和中国继续充当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高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两驾马车。从失业率角度看，2014年全球总体水平还可以，但各国数据落差太大，南非高达25.4%，欧洲为11.1%，美国是5.3%，巴西4.8%，日本3.5%。贸易形势令人失望，2014年全球增长率仅有2%左右，美国是-2.3%，欧盟和中国都为2.3%，德国却高达7.3%。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处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如无大的意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中低速的增长，这是一种各方都需要适应的“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缘自器物和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当然也要归因于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此外，经济增长不能只看增量而不看质量。一个略低增速的“新常态”期有助于世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向注重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全方位的发展状态看齐。
张建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大特点的确是“分化”。这里面，有东、西方利益和诉求的分化，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短期内恐怕不会告一段落，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制裁中国的论调;有增长速度的分化，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内部也有增长的和衰退的;有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分化，原油、铁矿石价格在下跌，部分贵金属却在上涨;还有汇率的分化，不同货币升贬不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匀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国内消费指数等均呈现明显的下行、回落态势，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以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非国家转移。未来中国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出路在于产业调整与升级，在于健全国内消费市场，在于建立生态文明，在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尽管国家已经喊出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但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须拥有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就业制度、大规模的科技研发能力、完善的全球资本市场和国内信用体系，以及成熟、高效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模式。外界反复渲染中国的所谓“过度投资”问题，这个现象有，但同时还有“浪费投资”现象，也就是过去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项目投资过多，相关项目随意性强，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投资效率也比较低。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很不健全，竞争性严重不足，国内泡沫比较大，资金成本高，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改革开放道路要走，需要耐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2015年9月16日，北京某证券营业大厅里，一位股民边吃午饭边看股市电子交易板。
由于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国际上再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合理区间，并没有像某些人评论的那么坏。这样讲的主要根据，一是中国政府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还很多，财政、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二是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劳动力成本还在继续攀升，而一旦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成本就应停止上升。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结束。目前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45至49岁的人占最高比例，第二高的是25至29岁的人，第三高是40至44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已过最高点，但仍是相当高的。三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不少增长亮点，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仍是正增长，显示国际资本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服务业、高科技领域吸引的FDI数额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仍然比较旺盛，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仍然比较旺盛，全国用电量也已在2015年8月转为正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上升，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都说明，经过前一阶段连串的保增长措施，中国经济的企稳迹象在不断增多。正如总理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一旦超出合理区间的迹象出现，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不是空话”。2013年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因早早预言国际金融危机而得此称）的鲁比尼对话，那时他就断言中国经济要下滑。今年，他却调整了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
中国仍不失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张建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降速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没那么高了，今后仍要靠美国，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实力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独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火车头，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3年起已经超过50%。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减速，世界经济肯定也要减速。目前中国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规模，即便是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的水平，每年也能确保大约7000亿美元的增量。而美国的年GDP约为16万亿美元，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3%，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不过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中国是大趋势。另一个潜在的增长引擎是印度。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国家的GDP正在逼近2万亿美元的水平，去年的增长率高达7%（世界银行评估为5%），但印度经济总量与中国、美国仍然相去甚远，所创造的增量无法与中美相提并论。此外，印度的高增长与其GDP核算方法调整有很大关系，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已多年零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然为零。
判断各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最主要指标，还是要看国际分工。模型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主要发挥着“生产者”作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目前，制造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1%，服务业是52%，农业为7%～8%。全球体系中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中东、非洲国家，消费的主力军则是西欧、美国和日本。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消费是最终拉动力，欧美日的消费需求一旦熄火，中国的生产就会失去动力，而中国能源资源消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的，有关降速效应形成了，必然会进一步传导至那些充当着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国家，这是全球经济波动的总体格局。而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再到日本经济停滞，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经济模式难以长久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2篇
当前，全球经济温和复苏遭遇两极分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被西方一些媒体和机构渲染和放大，令世界忧虑未来形势将雪上加霜。
汇率波动、长期低通胀、持续内外部失衡、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和地缘政治紧张等风险，正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挑战。上周，道琼斯指数遭遇了自2008年以来最快速下跌；过去一月内，有1万亿美元流出了新兴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称，中国经济放缓及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相关一些指标已经接近过去危机水平，提高全球增长所面临的风险。
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金融领域的作为表明其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其经济平稳向上则意味着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形有波动，势仍向好。”中国经济的支撑并非独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产业类型多样，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处在深入推进阶段，蕴含着扩大内需的强劲需求。
事实上，中国经济仍在平稳健康发展，并惠及世界。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
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量在10万亿美元基础上增长7%，比过去两位数的绝对量还要大。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4%，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
“我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是客观的乐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相信在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只要中国把回旋的余地用好，保持7%左右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确面临一些困难。国际市场疲软令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前期刺激政策需要逐步消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需牺牲一定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加快、工资待遇提高意味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持续徘徊在荣枯线附近，进出口总值连连同比负增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累计增长不断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1至7月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6.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速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继续回暖。
一系列“阴转晴”的经济指标意味着，中国经济积极因素正积聚增多。
尽管中国面临较大经济下行压力，但坚持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不超发货币、不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不需要大量的刺激，经济转型中需要“扎针灸”的刺激，用“针灸”的方法来扎关键的神经节点。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在于结构性改革，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3篇
思科公司和EIU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仅次于美国，其中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2.2%。报告称，到2020年，印度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对外贸易将出现突飞猛进式增长，在世界各国外贸排名榜上将跃升至第10位。
而韩国中央银行金融经济研究院发表的报告称，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2040年与美国持平，届时其GDP将占全球GDP的1/5。此外，印度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2050年与欧洲持平，GDP占全球 GDP的12%。报告预测，韩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从2003年的1.7%提高到2040年的2%；日本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12%降至2040年的6%。
该报告说，从各国人均GDP来看，中国将从2003年的1100美元增至2040年的15000美元，印度将从560美元增加到7500美元，增幅均超过10倍。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是美日两国的1/4左右，印度将是美日两国的1/8左右，而韩国将是美日两国的1/3。
德意志银行针对2020年全球各大经济体增长趋势的研究说，中国GDP将在2020年前全面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但今后十几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可能滑落至5.2%，列印度和马来西亚之后。报告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在今后 15年增长率比印度低0.8%，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落后于印度(5.5%)和马来西亚(5.4%)的最大原因。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预测，2020年，美国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而目前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将风光不再，不仅被中国超过，甚至连三甲位置都不保，印度将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报告指出，爱尔兰、西班牙、美国将成为未来15年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明星。爱尔兰平均经济增长率将高达3.8%，居发达国家之首；而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5%。
德意志银行预测，到2020年经济增长率位居前十位的国家排名为(括号内为年均GDP预期增长率)：印度(5.5%)、马来西亚(5.4%)、中国(5.2%)、泰国(4.5%)、土耳其(4.1%)、爱尔兰(3.8%)、印尼(3.5%)、韩国(3.3%)、墨西哥(3.2%)、智利(3.1%)。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对205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进行了长期预测。结果显示，中国GDP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不过，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到2050年时中国反而将会被美国超过，尽管被超过的幅度很小。印度的经济规模不久将会超过日本，且差距会继续扩大。到2050年时，美国和中国的GDP规模将是日本的 7倍，印度的3.8倍。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4篇
博鳌亚洲论坛的高端人士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遭受空前挑战；新兴经济体或可抓住机遇，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旧有经济模式被挑战的境况下，亚洲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
发达经济体比重逐步下降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机发源于美国，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冲击仍然最大。这不仅导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质疑，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被削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汽车等产业面临重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几乎全体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萧条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导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银行3月31日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仍是经济重灾区，其经济今年将整体下滑2.9%，其中美国经济下滑2.4%，欧元区经济下滑2.7%，日本经济下滑5.3%。而且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还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政府干预、国有化等手段再次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在本轮金融危机大救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场理论的作风，对金融市场积极进行干预，除了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外，还接管了多家金融机构。
再次，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降。曾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G7如今已被称作“没落贵族俱乐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G7，成为全球共同寻找对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
在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开始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救市派侧重恢复经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张改革加强监管，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场在发达经济体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显发出了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强音。
全球实力将呈现新的平衡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南北力量此消彼长，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独大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消费、投资、贸易、生产、就业都出现了萎缩，世界经济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却已显露出复苏的势头。
其次，金融危机还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危机已经导致金融、汽车等众多领域大洗牌。作为发达经济体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金融机构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遭受冲击，其相对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中国的银行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国、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排名则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将被打破。尽管当前货币市场“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国际储备货币议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发达经济体在研发能力、高新技术、生产效率、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也仍然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危机过后重拾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兴经济体只有抓住当前机遇，在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域尽量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
近十年来，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世界经济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认为，一些主要国家若能率先复苏，并引领新兴经济体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会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到2030年将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多。仅从经济规模来看，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将达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兴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国际资本的迅速撤离以及欧美市场疲软也连累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预测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今年增幅只有2.1%，尽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预测的5.8%的增幅，但相对于世界经济下滑1.7%而言，优势仍十分明显。世行4月7日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东亚新兴经济体2009年GDP增幅仍将达到5.4%。
其次，由于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鉴于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达到70%左右。
再次，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开启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务的“富国俱乐部”――G7，这本身就是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标志。
亚洲应跳出经济看经济
对于如何寻找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新动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制胜之道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
――“去杠杆化”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旧有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致，日本、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大，今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中国、东盟大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专家表示，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独立，特别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从而为抵御金融危机设置了“防火墙”。
然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势头。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一直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而目前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去消费化”显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西方“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蓝皮书中指出，2009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对于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估计。随着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会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18日表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并且能利用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不是在经济复苏后简单重复经济周期。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亚洲新兴经济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抓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表示，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防止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亚洲经济体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参会专家表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解决短期还是中长期问题，都有赖于区域内经济合作。
周小川表示，区域合作条件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亚洲内部的合作，如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设定、货币合作机制，用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促进国际金融贸易等。
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只依赖外部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
另外，区域合作会影响全球化。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欧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亚洲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基础，东盟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领导着东南亚地区，但是东盟的这些成员国并没有包括亚洲最大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东盟＋3、东亚峰会。其中，东亚峰会包括20国集团当中的6个国家。
专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个平台，最重要是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及时的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起到经济检测，危机管理，在20国集团和其他领域共同发出一个有效的亚洲声音作用。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技术进步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知识资源的爆炸性扩张与信息技术一日千里，高技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1]。“十五”期间，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技术产业发展，把高新技术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三大亮点”之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大力培植高技术产业新的增长点，有力地推动了全省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2]。但是，尽管我省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与先进省市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若干不容忽视的问题。
高技术（High-Technology）一词起源于美国，英语缩写为High-tech或Hi-tech。一般公认，美国在50年代中期进入信息社会，因而可以推断高技术概念的出现在50年代中期前后。Chakrabarti，A.K(1991）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的专利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比较各国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同时考察了各国在高技术产业不同产品市场的专业化，以分析专利技术在其中的影响程度。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调查了292个企业，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 [3]。Rong-I Wu，Hsiu-Ying Lin(2003）建立了适合台湾和其他地区工业R&D和创新竞争力的度量指标基准。Hamburg经济研究院、Kiel世界经济学院和国家研究理事会于1996年出版了《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冲突与合作》一书，书中考虑到工业活动的全球化和高技术产业的独有特征，同时认可国家政府在以后的政策中角色，确定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基本原理。
80年代初，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乘改革开放之风卷入我国，有关研究人员率先把国外高技术及其产业的概念介绍到国内来。刘优剑(2006)采用菲德模型研究了大连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大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钟鸣长、沈能（2006）采用菲德模型研究了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认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传统产业有较强的外溢效应。高技术产业部门比传统产业部门有相对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刘志迎、王正巧、李静（2007）实证了高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明高技术资本对全国和大多数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实质性影响作用。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了研究。但是其研究大部分缺少实证的检验而多从宏观上和理论上进行阐述。本文将根据所收集数据，引入共识进行分析，从实证角度并以山东省为例检验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山东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业部门贡献指产业部门增加值的增长所引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的增加额。产业部门贡献率指在经济增长率中各产业部门的贡献所占的份额[4]。
因此，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量/GDP的增量
=（高技术产业当年的增加值-高技术产业上年的增加值）/（当年的GDP上年的GDP）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采用上述计算方法，计算出山东省高技术产业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平均值，如表2.1。
从表中可以看出：山东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大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据前人对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中提供的数据，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前五名的省份有：广东、天津、北京、上海、江苏[5]。相对全国各省区而言，这些都是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并且在引进技术、吸引高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对比之下，山东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较低水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技术产业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长，但是与发达城市相比仍然落后。从这个角度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是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
3.影响山东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因素分析
上章分析了山东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章试图提出一些影响贡献大小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影响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因素。
3.1 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6]。资本积累本文将其简化为资金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技术进步是最主要的。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因素有：资金投入、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三个方面。
我们引入动态生产函数，其公式为：
(3.1)
其中，，…；为n种投入要素；表示时间。现在，考虑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要素，此时包含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为：
(3.2)
两种影响因素下可代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3.3)
结合本文，其中代表的是总产出，K代表资金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为常数，代表时间，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为技术进步系数。为计算、、的值，参考《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将山东省高技术产业产值（Y），历年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L）以及资本存量（K）进行最小二乘法分析。
根据数据，取对数进行回归分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得到回归方程中参数为：
α=0.44 β=0.35 γ=0.01
对[4-3]式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中各系数检验的t值比较显著（ ）值都是大于临界值，说明三个变量因素对高技术产业产值的增加的贡献都是显著的。拟合优度，达到0.9以上，显示模型拟合良好。回归的F统计量比较满意，该模型的F统计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回归变量整体显著。
3.2 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及技术进步贡献率的计算
技术进步、劳动力增长以及资本增长分别影响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这三因素在全国的影响比重是不同的，现针对山东省的三个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进行分析计算[6]。
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取导数得：
分别称之为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7]。
则：
根据所查数据得到表3.2。
从表中可以看出：山东省高技术产业的各因素的贡献率中，技术进步的作用（0.71066）远远高于资本（0.26017）和劳动（0.04458）的贡献率。这充分说明我省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在山东省，高技术产业是在资本上的投入是较大的。并且我国劳动力素质还不高，投入的劳动只是数量上的投入，而高技术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尚欠缺。说明了山东高技术产业发展要素中，科学技术对资金和劳动力均具有替代作用，特别是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有关高技术产业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测度方法的理论和文献基础上，与数据采集相结合，对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模型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山东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上呈上升趋势，这是科技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
（2）高技术产业对各省区贡献率是不同的，而且差别还极其大。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即经济发达的地区，有经济实力去发展高技术产业，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水平本来落后的地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发展高技术产业，而高技术产业的落后，又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3）山东省高技术产业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第二，劳动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最小。这充分说明我省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因此要发展高技术产业，还需加大技术研发、技术投入。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不是根本手段，投入一定的劳动力和资本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不能是主要手段，投入超过一定程度，反而使成本加大，从而影响增长率。技术的投入不仅成本低，其带来的价值也高，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由于我省高技术产业产出的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因此在以后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应加大科学技术研发的投入，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创新水平，增加其附加价值。
总之，知识经济下，高技术产业正迅猛发展，也必然成为21世纪的生产力的主导力量。然而，目前在我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带动作用并不显著，发展高技术产业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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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丹,李晓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数据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6篇
这场危机涉及的资产类别之广、对实体经济的波及之深远远超过以前的历次危机，因此，它不会像人们最初希望的那样很快结束。不过，事情或许也不会坏到将全球经济拖入到灾难性衰退的地步。毕竟目前世界经济相当强劲，而且幸运的是，各国的经济政策也足够灵活。所以，更可能的情况应该是，这场危机将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桎梏发达国家的增长步伐，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将有可能在危机调整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经济舞台的生力军。
在眼下的这场危机中，有一系列的资产类别卷入其中，不仅是银行业需要进行痛苦的资产调整，许多普通家庭也无法幸免。住房市场在2006年就开始降温，到了2007年年初开始演变成一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年中时更发展成银行业和信贷领域的全面危机，而目前正在股票市场蔓延。这场危机已经从美国蔓延至欧洲，一方面是因为欧洲银行业投资了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另一方面则因为欧洲“本国制造”的房地产泡沫也即将破裂。
由于银行乃至普通美国家庭现在都要背上不良资产的包袱，投资和消费前景势必不容乐观。一个原本形势很好的行业现在很有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而间接遭受损害。鉴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哪种资产还有膨胀的能力，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活动的功能正在失灵。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看淡经济前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我们不应低估最近几年形成的全球新经济所具备的活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起到了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发达国家的这轮信贷危机基本未牵连到这些经济体，因此后者在这场金融动荡中并无多少风险。
据德意志银行估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去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其中，中国的贡献率是美国的两倍多，而印度的贡献率与欧元区相当。即使工业化国家发生温和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仍有可能确保全球经济实现2%以上的增幅。按过去的标准，这个数字被视为界定经济增长与衰退的标志。
虽然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政策在抬升资产价格、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能力可能有所下降，但对于银行业和家庭改善资产负债仍将起到一定作用。
欧美央行降低政策性利率有助于扩大市场上短期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差距，使利率曲线变得更陡峭，而银行业的存贷差也将因此扩大，从而有助于增加它们的盈利。
同时，其他经济领域仍然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贷款。其他一些补充性措施（比如近期欧美国家央行联合采取的流动性操作以及向陷入困境的债券保险商提供援助）将起到维护金融体系正常功能的作用。若财政政策能具备正确的指向，就能够支撑起总需求，从而填补货币政策失效所产生的不足。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自主创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支撑
[中图分类号]F20；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7-0029-04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应对未来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一种兼顾发展的效益增长与发展的数量增加的崭新发展理念，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即要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
回首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无外乎选择创新依靠型、资源依赖型或者技术依存型。以创新依靠型选择取代资源依赖型、技术依存型的发展路径，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与日俱增，越来越高于资源型投入的贡献率，资源依赖型逐渐被创新依靠型的发展路径选择所取代。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等经济学家对美国1900-1996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人均产出每年1.8％的增长中大约有1.5％(约占83％)来源于技术进步。索洛(R.Solow)、丹尼森(E.F.Denison)、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所做的统计分析以及罗默(PRomer)、费格伯格(J.A.Fagerberg)、阿罗(K.Arrow)等理论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技术创新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日俱增，20世纪初，仅为5％~20％，到60年代，这个比例上升到50％左右，80年代，则高达60％~80％，90年代甚至达到了90％。回眸世界经济与创新发展史，在过去50年、100年、200年中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技术的进步。索洛证明，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途径是技术升级，美国经济增长大约80％源于技术创新，仅20％左右源于资本积累。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的与日俱增，以至于理论和实践都使世界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所谓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美国人曾如是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基础上的经济。
当然，世界经济发展的教训也从反面证实，创新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国际上人均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会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如何处理的尤其需要我们注意。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像韩国、芬兰等国家，它们建立了自主的产业体系；还有一种是像拉美一些国家，因其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时期的问题，落入了“增长的陷阱”。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发展的自主性较差，增长动因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缺乏创新能力，丧失了发展的独立性，国际上经济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同时，1997年7月由泰国开始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金融风暴到来3年之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克鲁格曼教授就《东亚经济的奇迹》，指出，“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没有技术创新的支撑，很快就会出问题。”因此，进入21世纪后，创新已经成为各国增强企业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重要源泉。
二
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性约束日益明显，资源人均相对拥有量日渐萎缩，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难以在短期内克服，资源投入量大且资源利用率低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巨大刚性表现为资源性约束与增长模式惯性。
我国人均资源短缺。耕地、淡水、能源、铁矿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到1/3。全国600多个城市有一半缺水，森林人均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林地、草地、湿地也在逐年减少。石油、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十分紧缺，对外依存度均在40％以上。生态环境也面临巨大压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居世界前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对能源、资源等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容量限制这两大约束将始终存在。如果继续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资源难以为继，环境难以承载，而且最终可能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能源的高投入基础之上的。例如，2005年中国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铁、水泥、氧化铝分别占到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40％和25％，尤其是有些资源产品增量部分所占的比例更大，其价格也随之上扬，进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中科院2006年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公布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资源总体消耗状况比较，以及中国资源消耗总量的国际排名。可以看出，中国资源环境压力的形势严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日趋紧迫。报告指出，当年中国的GDP(按汇率计算)约占世界的3.9％，但可以看到，重要资源包括煤炭消费量、钢材消费量、水泥消费量、常用有色金属消费量、年淡水使用量、化肥消费量、海洋年捕捞生产量等均为世界第一，分别占世界的31.9％、27.0％、45.6％、19.1％、15.8％、28％和17.3％；一次
能源消耗总量、石油消费量、精炼铝消费量、精炼铅消费量、精炼镍消费量、纸和纸板总消费量为世界第二，分别占世界的12.3％、7.3％、19.0％、17.0％、10.7％、14.2％。同时，主要危害物的排放量也令人堪忧，其中有机水污染物排放量、SO2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燃料燃烧产生的CO2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的14.9％。同时，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一半，但我国目前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已占到世界的第二位，能源利用率仅为33％，远低于43％的世界平均水平。从资源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分类方法来看，我国资源的投入结构与使用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原油、原煤、铁矿石、钢铁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约占世界的一至四成；煤炭消费量、常用有色金属消费量均位列世界第一。
物质消耗量这么大，但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又比较低。就是用同样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量只有发达国家的1/4到1/6。2003年我国GDP增长为9.1％，增长总量不到世界GDP增长总量的4％，但我国能源消耗却占到世界总消耗量的30％。我国每增长单位GDP增长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而且，高物耗、高能耗加剧了中国巨大的资源对外依存度，2003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52％，铜接近70％，钾超过80％，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应当看到，劳动力比较优势之路将越走越狭窄。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借助其技术溢出、人才溢出和市场溢出而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利用“搭便车(free tide)”越来越难以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技术溢出的陷阱往往导致技术的挤出效应，致使产业链上游企业难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获取自主品牌。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自主品牌较少，我们生产的产品利润率过低。同时，迫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和投资母国国内就业压力，劳动力成本必将逐步提高，劳动力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们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
“原始性创新能力缺乏，集成创新能力缺失，加之科技引进模仿的边际效应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其结果是科技创新能力低下。长此以往，就不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最终导致所谓‘一低两高’，即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低、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与对能源资源的依存度高。”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进步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手段。”由于我国并不具有要素禀赋优势，资源相对贫乏且利用率较低，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资源与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日益增强，且劳动力比较优势之路将越走越狭窄。要求我们增强国家的创新能力，以创新依靠型选择取代资源依赖型、技术依存型的发展路径，以创新替代资源的投入，并提高资源投入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嬗变，成为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三
随着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的日益提高，推进自主创新有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倡导自主创新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和效益的提高。要言之，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依靠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自然资源是人类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的价值体现于它的稀缺性，要从根本上缓解以至解决资源的稀缺和短缺问题，唯一地取决于人类能否借助科技的发展，科学、理性而合理地开发资源和更为有效地利用资源。”自主创新可以通过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来形成和发展新的产业，可以提高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质量和水平，可以与产业结构的其他制约因素共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借助技术创新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的投入产出状况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变革。从供给方面看，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扩大劳动对象范围，提高管理水平等途径来实现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直接性；从需求方面看，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则是通过影响生产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出口，借助于需求结构变动来实现的，具有间接性。在现实经济发展中，这两种影响共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概言之，自主创新对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支撑的传导机制表现在：在推进经济发展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嬗变的进程中，不断促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通过产学研的结合，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应从以下诸方面进行路径选择：增强致力于自主创新的自信心，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政府对于自主创新的政策引导作用，建立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发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我们应树立致力于自主创新的自信心，充分认识我国倡导并从事自主创新所具有的基础与优势，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3位，经济规模、出口能力居于世界前列，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来增加技术开发与创新投入；具有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和较雄厚的技术基础；企业研发投入逐渐加大；自主研发有了一定的人才条件，我国科技工作者约为4000万人，研发人员约为150万人(年当量)，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约为120万人(年当量)，其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特别是国内涌现了一批通过自主研发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创新型企业与创新型区域典范，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我国出现了如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区域，也涌现了诸如华为、中兴、海尔等类似的创新型企业。这些创新典型。为我国企业推进自主创新活动的开展树立了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同时也坚定了我们致力于自主创新的信心与决心。
其次，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
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和经济快速成长时期，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十分紧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潜力巨大，市场空间广阔，这是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新一轮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特点，要求经济要素的协调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唯一出路。在这一意义上，创新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创新能力不强成为制约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长此以往只有通过非创新性要素的投入获取粗放型增长。应当认识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中心环节。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从高消耗、高污染到节约资源、清洁生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取决于自主创新。充分发挥自主创新对于资源能源投入的替代性与增效性，应用高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使经济发展模式由“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转变。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资源依赖型和技术依存型的发展路径选择，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创新依靠型的路径选择，以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型取代要素驱动型，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再次，发挥自主创新对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支撑作用，应当妥善处理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对于自主创新的政策主导作用。企业天然地作为自主创新主体，但不能由此而否认政府在推进自主创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卸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相反，由于自主创新具有风险性、长远性和持续性，自主创新天然地存在系统失效的特性，因而，政府对于自主创新的宏观调控成为必然。政府应在推进自主创新促进又好又快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财政支持、税收激励等方面，为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在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完善并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与作用。作为推进自主创新促进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导者。政府投入政策应体现政府的资金扶持性与政策导向性，可以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对创新研发的投入；各级政府应大力宣传自主创新精神，树立自主创新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完善并实施政府采购制度，为自主创新提供间接财政支持。政府采购是一项既能节约政府开支，又能间接扶持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制度。目前西方国家政府采购的金额已经占到GDP的10％到15％之间，主要是为了缩短高科技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提高其竞争力。它们普遍采取高价购进低价销出的政策，加快用高科技产品取代传统产品。对高科技产品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从本质上讲是打破市场自然竞争的周期和规律，用经济手段对落后技术、落后产品、落后企业进行强制性淘汰，让高科技产品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市场占有率，从根本上建立起创新带动型发展模式。我国政府采购的市场规模也将逐渐增加，1998年只有30亿元，截止到2007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已经达到4千亿元，虽然仅为GDP的1.62％，但政府采购市场巨大。各级政府要完善采购制度，认真执行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首购订购制度、奖惩制度和进口产品审核制度，改变以往政府采购中“同等优先”甚至“先外后内”的观念与行为，给予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优先待遇。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8篇
纵观2006年的全球经济走势,以下五大要点尤为引人注目:
全球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普遍看好｡
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于2004年达到高点,实际GDP增长率达到5.3%,创下近30年来的最好记录｡虽然2005年出现轻度调整,实际GDP增长率降至4.9%,但2006年增长势头再度强化,按IMF最新预测实际GDP增长率有望回升至5.1%｡2007年仍将保持这一态势,实际GDP增长率可能到达4.9%｡
2006年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展现如此良好的增长态势,是靠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普遍看好来共同支撑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美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联邦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减少也使国内经济运行更加稳定｡2006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有望达到3.4%,比2005年提升0.2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4%(按PPP计算,下同)｡(2)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另一主要支柱的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适度收紧的宏观经济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增强｡200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将达10%左右,按IMF估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达到30.2%;(3)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萧条,回升势头进一步强化,不良债权､通货紧缩等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缓解或解决｡2006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有望达到2.7%,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一倍以上｡(4)欧盟经济逐步显现复苏势头,失业率稳步下降,主要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势头得到控制｡2006年欧盟的实际GDP增长率将达到2.8%,创下新世纪最初几年的最高记录,比2005年高出1个百分点｡(5)东亚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新兴市场大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亚行预测2006年东亚实际GDP增长率将达7.5%,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5个百分点｡据IMF预测,印度和俄罗斯的实际GDP增长率也将分别达到8.3%和6.5%,再加上中国和巴西,“金砖四国”(BRIC)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令人瞩目｡
世界贸易依然保持强劲增长之势,但风险也在增大,多哈回合失败可能导致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民族主义继续蔓延和地区主义加速发展｡
2006年世界贸易量预计将增长8.9%,比2005年提升1.5个百分点,更明显高于此前10年6%左右的平均水平｡按美元计价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将达14.5万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4.0%｡但在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的稳定增长也面临诸多风险,其中最需关注的是,WTO多哈回合谈判在拖延了五年之后又不得不于2006年7月24日宣布失败,这可能会对全球贸易稳定增长和贸易投资自由化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国际贸易投资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二是可能导致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蔓延｡实际上,多哈回合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在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蔓延的结果｡三是可能推动区域贸易合作加速发展,有关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诉求从WTO等全球体制中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下,不得不更加求助于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合作｡
国际直接投资持续恢复,跨国并购再趋活跃,对全球和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一轮全球FDI在2000年达到顶峰后逐步减少,陷入低谷,直到2004年才重新显现复苏势头,2005年这一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全球FDI流入量在2004和2005年分别增长了27.4%和28.9%｡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股市普遍回升等因素的积极影响,2006年全球FDI持续保持复苏势头,跨国并购规模迅速扩大,对全球FDI增长的推动力日趋增大,甚至有舆论将2006年称之为“全球企业并购年”｡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06年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39%,2006年头11个月全球并购已达3.39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3.33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但在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不均衡依然存在,少数发达国家依旧在全球FDI流动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全球FDI流动结构中地位得到提升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
全球经济失衡未见缓解,主要国家内部依然面临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宏观经济失衡,这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风险｡
近几年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与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相伴随的,2006年这一问题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05年其货物贸易逆差已达76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而2006年极有可能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扩大,2006年1～9月中国的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0.4%,达到1099亿美元｡加上持续保持大规模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结果必然是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11月7日,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美对外经济失衡加剧是两国国内宏观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直接原因是美国过度依赖高消费而中国过度依赖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得到明显改善｡2006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居民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分别高达60.4%和62.1%｡此外,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存在财政状况恶化和高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2006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相当于GDP的160.5%,比国际公认的警界线整整高出10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