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音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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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北京最是夏日炎炎、酷暑难当之时，我身背

行囊，怀揣兴奋，登上了飞往大不列颠的航班，前去参加于8月1日至4日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音乐盛会――第四届非洲及其海外侨民作曲研讨会和音乐节（4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Festival on Composition in Africa and the Diaspora）

剑桥，这所成立于1209年的古老学府，是迄今为止诞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地方，是培养了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等科学伟人和拜伦、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文坛豪杰的地方，也是曾让徐志摩“一别”“再别”的地方。而如今走进剑桥，真正让我怦然心动的，不是脑中的那些名字，而是眼前实实在在的一草一木，宁静美丽的剑河，四季常青的草坪，韵味十足的古堡。开会的间隙，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剑桥的大学小路之上，划着小船摇曳于康河的波浪“金柳”之中，怎“惬意”二字了得！终于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剑桥，这才是真实的剑桥，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沉醉不已，流连忘返。

这场两年一届的国际音乐会议始创于2001年，时至今日，已连续举办了四届。本届会议由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交叉文化音乐学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rcultural Musicology）主办，该研究中心创办于2005年，其前身是丘吉尔学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中心”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交叉文化的音乐学研究，他们通过开设课程班，举办专题研讨会、工作坊、音乐会、音乐节以及发行刊物等多种形式，以发展非洲音乐为基点，使非洲与其他音乐文化地区进行对话，为全世界的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学者提供彼此交流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中央音乐学院于2005年开始举办的两年一度的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frica And Chinese Music”（简称“中非音乐对话”），即是由该中心参与联合主办的。

会议从2003年开始，每届都专设一个议题，2003年是“亚-非相遇”，2005年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相遇”。今年，研讨会仍然以“非洲”为主题，目标是研讨非洲音乐创作――包括非洲本土作曲家和海外非侨的作品。活动持续四天，日程安排与一般的学术会议相仿，大体为：上午学术报告，下午和晚上音乐会演出。

主题：黑人音乐家和非洲音乐

非洲是会议的主角，很自然，“非洲音乐”占据了整个活动的“半壁河山”。

学术论文方面，首先发言的是一位有着中国血统的美国音乐学家，辛西娅•丝•肯柏林博士(Cynthia Tse Kimberlin)。她此次提交的论文题目为：《尤班克斯音乐和美术学院（洛杉矶，美国）:21世纪多样联系的模范》。文章对刚刚去世的非裔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雷切尔•阿米莉亚•尤班克斯博士（Rachel Amelia Eubanks，1922-2006）作了专题研究。尤班克斯于1951年在洛杉矶创立了以她自己命名的尤班克斯音乐和美术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直到去世的2006年。在她的领导下，学院人丁兴旺，日益发达。辛西娅认为，该学院的发展，与当今美国政治、历史、地理、文化，尤其是尤班克斯自身的努力都息息相关，并在文中这对诸多因素分别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辛西娅博士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高校音乐教育进行研究，这种尝试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会议还安排了三场以20世纪美国著名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William Grant Still，1895-1978)为题的研讨会。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交响乐作曲家，斯蒂尔既是非洲裔美国作曲家中的翘楚，又是美国当代音乐史上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三场研讨中，与会学者对其作品和创作风格从多个侧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内奥米•安德烈（Naomi Andre，美国音乐学家）的论文《非洲对威廉•格兰特•斯蒂尔意味着什么》，对作曲家作品中的非洲音乐文化元素做了研究。盖尔•默奇森（Gayle Murchison，美国）的论文《从蓝调歌曲作曲家到交响乐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早期作品（1916―1925）》，则从斯蒂尔早期作品入手，深入分析了其早期创作观念和风格的转变。此外，欧内斯特•拉姆（Earnest Lamb）提交的论文《一个非洲美国人在巴黎：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第一部交响曲在欧洲被接受的历史》，则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告诉我们，一个非洲作曲家的作品能被欧洲音乐界接受，需要经历一个怎样的曲折过程。

还有一篇关于斯蒂尔的论文是阿金•尤巴（Akin Euba）的《威廉•格兰特•斯蒂尔在非洲学院派创作中的地位》。作为交叉文化音乐学研究中心的主席和本次会议的主办者，尼日利亚的尤巴教授是我不得不花点笔墨介绍一下的重要人物。现年72岁高龄的尤巴先生既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又是一位可敬的民族音乐学家。近几十年来，他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当今非洲音乐界有着非常高的威望。作为一位作曲家，其创作涉猎广泛，在近5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先后写作了大量的钢琴、管弦乐、歌剧等各类作品。在创作中，他大量使用非洲传统音乐素材，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乐思之中。同时，尤巴通过举办音乐会和研讨会等社会音乐实践，积极推动非洲传统音乐的发展。

虽然尤巴本人因过劳成疾而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但他这篇论文的价值还是显而易见。尤巴的论文提到，一直以来，非洲美国式学院派创作在非洲占着主导，而非洲自己的学院派创作却被人忽视。通过前三届“非洲和海外侨民作曲”系列专题研讨会和音乐节的举办，当代非洲学院派创作已经逐渐被人知晓。而另一方面，怎样揭示非洲和非洲美式学院派创作之间的关系将是难点。在文章中，尤巴把非洲学院派创作的概念从非洲大陆作曲家延伸到海外非侨，并着重论述了威廉•格兰特•斯蒂尔在非洲学院派创作中的作用。

来自美国的黑人作曲家卡尔文•格兰姆斯（Calvin Grimes）宣读了论文《Ulysses Kay优秀管弦乐作品的风格》，对20世纪最多产的非洲裔美国作曲家尤利西斯•凯伊（Ulysses Kay，1917-1995）的管弦乐作品作了风格方面的研究。来自尼日利亚的作曲家Femi Adedeji以《非洲音乐中的作曲技术》为题，对有关非洲艺术音乐的创作技术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音乐会方面，以8月1日晚的尼日利亚约鲁巴鼓（YorubaDrumming）演出开场。约鲁巴鼓是一种非洲约鲁巴民族的乐器，还可以利用按压鼓身上绷紧的皮绳来调节鼓皮的高低厚薄，以敲出不同音高模仿当地人的语言音调，从而达到“说话”的目的。在当地，约鲁巴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鼓代语”，因而又被称为“通话鼓”。本场音乐会形式极为自由，现场讲解和音乐表演穿行。由于时值假期，留在剑桥大学的在校学生并不多，但这场约鲁巴鼓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是所有音乐会中上座率最高的一场。

几场非洲音乐会中最让我着迷的，是来自西非的科拉（Kora）的表演。从前我们印象中的非洲音乐，都是以“节奏”为主打的，比如以非洲鼓和马林巴为代表的打击乐器，再如同样充满动感的非洲舞蹈。而科拉琴的存在则告诉我们，非洲不仅有以点状为特点、富于节奏感的打击乐器，也有着以线状为特点、饱含动人旋律的拨弦乐器――那就是科拉。科拉是一种21弦琴乐器，其琴身与欧洲的琉特琴（Lute）相似，而琴弦的分布则与竖琴（Harp）相近。在西非历史上，科拉地位特殊，主要是由被称为“贾里”（Jali）的口述史官来演奏。要知道，过去非洲没有专门撰述历史的官员，“贾里”成为特殊的阶层。他们受国王和贵族供养，代代相传，既是口述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赞美歌的演唱者、评论者以及宫廷仪式的主持者，客观上还成为最重要的音乐传承者。音乐会上，尼日利亚裔的英国籍演奏家、作曲家Tunde Jegede非常娴熟地表演着自己新创作的科拉作品。在演奏家的拨弄下，科拉发出温暖而祥和的声音，听起来犹如潺潺溪水从心涧流过一般，仿佛在向你娓娓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英籍尼日利亚青年作曲家、男中音歌唱家及钢琴家Juwom Ogungbe演唱了第一代出版自己作品的黑人作家Ignatius Sancho(1729-1780)创作的三首约鲁巴歌曲。来自越南的女钢琴家Tuyen Tonnu弹奏了尤巴的有着典型非洲音乐风格钢琴作品《传统生活情景》，由于这首乐曲中很多演奏技法是作者根据非洲音乐特有的结构进行创作的，所以对于异文化的研究者来说难度很大，Tuyen Tonnu在演奏前自己也声明乐曲太难，她只能试一试。从实际演出来看，虽然她对乐曲的技巧展示还算不上很完美，但对其中非洲风格的理解和把握却可谓相当到位。

8月4日傍晚，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堂（St. John’s College）举行了尼日利亚演奏家Ayo Ogunranti的管风琴独奏音乐会。他演奏的作品主要出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黑人作曲家Samuel Coleridge―Taylor（1875―1912）之手，为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听众，奏响了来自非洲的教堂音乐。

压轴音乐会中亮相的是来自加拿大籍的中国作曲家谢天吉和他的朋友们。谢天吉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曾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他策划的这场音乐会主要是用中国乐器演绎非洲作品。他们演出的作品均是由谢天吉本人和埃及作曲家哈里姆•埃尔-达巴（Halim El―Dabh）创作的。编制除一把二胡、一台扬琴、一架古筝以及一套锣鼓外，还特别加入了非洲的拉弦乐器Mazinko，并特邀埃塞俄比亚的演奏家Temsgen Zeleke进行演奏。以这场由华人与非洲演奏家共同演绎的非洲音乐会作为谢幕晚会，给人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创意十足。

非洲之外：争香斗艳

虽说非洲是主角，但无论是学术报告还是音乐会，内容都不拘泥于此。在立足非洲的同时，将视野伸向了全世界，对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地区的音乐也有着相当的涉足，体现了鲜明的“对话”意味。

来自印度的女歌唱家S.N.Susheela作了题为《音乐治疗在印度》（“MusicTheraphy in India”）的宣讲。据她介绍，在印度的传统中，存在一部分不仅能够表演，同时还可以用以治疗各种精神和身体疾病的音乐。而早在几个世纪以前，音乐创作者们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融进这种“治疗”的音乐元素。为便于听众理解，S.N.Susheela还现场演唱了几首这样的歌曲，并对其与治疗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此外，冰岛的女高音歌唱家Elzbieta Arsso-Cwalinska现场演唱了新创作的赞美诗《美丽的火花》（“The Glitter of Beauty”），并对其作了相关的介绍。

在表演方面，其他地区的音乐也是让人大开眼界。美裔印度作曲家兼演奏家Salil Sachdev带来的一件新发明的打击乐器――“Hang”，着实给了大家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据演奏家介绍“Hang”是近几年两位瑞士冶金师融合三种乐器的特点研制而成，这三种乐器分别是印度的土罐（Ghatam）、尼日利亚的乌笃鼓（Udu Drum）以及拉美的钢鼓（Steel pan drum）。“Hang”为金属质地，其形制酷似“UFO”，两面构造各不同，一面为光滑的半圆形，另一面则与钢鼓相仿，演奏方法为直接用手拍打发声。Salil表演了一段自己创作的名为“Celebration”的乐曲。他从半圆形一面开始演奏，此面音色暗淡柔和，音量较小。音乐为以固定模式为基础的即兴演奏。约十多分钟后，Salil把“Hang”翻了个身，演奏仿钢鼓的一面。这一面的表层有很多圆形小凹洞，音色空旷通透、音量也比前面大了很多。音乐从一个慢速的引子开始，速度逐渐加快，并最终把主题推向高潮。Salil一气呵成、激情四溢的即兴演奏，令在场的听众叹为观止。

音乐会中还有韩国伽耶琴（Kayagum）的演出。伽耶琴相传是朝鲜半岛的古伽耶国嘉实王仿中国筝制怍的,故又名伽耶筝。伽耶琴的表演者是来自韩国的金希鲜博士(Dr.Hee-sun Kim)，她是新一代的伽耶琴演奏家，同时又是一名民族音乐学家，致力于韩国音乐，特别是传统音乐在当前的发展和实践研究。此次她表演的乐曲以运用二十世纪现代创作技法创作的作品为主，同时也辅之以几首传统曲目。除演奏外，金希鲜博士还现场给大家介绍了伽耶琴的基本情况，并对伽耶琴与古筝的演奏方式作了比较。

除了这些非欧民族乐器，还有几场欧洲古典音乐作品的演出也引人注目。尤其是韩国钢琴家Jihea Hong的《黄雨伞》（《Yellow Umbrella》），将音乐与投影画面相结合，给音乐主题的发展设下层层悬念，最后在同步画面中揭开谜底，让人恍然大悟且感悟良久。美国的John Robison带来的是竖笛和单簧管的现代作品演出。此外，享誉世界的牛津大学男声合唱团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堂举行了一场新创作的圣咏歌曲音乐会。

回归：我的感悟

自本人学习世界民族音乐以来，参加过的各类学术会议已不在少数。不过，头一次走出国门，新鲜之余，仍然能感受到一些不同。

一、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平等对话。进入21世纪，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过去的“欧洲中心论”已被时代摒弃，“文化价值相对”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世界各地的音乐工作者们都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增进彼此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即成为前提。就这一点而言，此次研讨会可谓对“尊重”二字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脚。在这里，你完全看不到人们对异文化作出惊讶或不解的表情，恰恰相反，他们对彼此的音乐文化都怀着同样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个世界音乐的大舞台中，不论是来自非洲的约鲁巴鼓、科拉，还是来自亚洲的伽耶琴和二胡，都能尽情绽放自己独特的芳香。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度，拥有不同的信仰，但在这里，音乐真正成为了“世界的语言”，成为不同文化交流和沟通的纽带。人们在对彼此音乐文化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种友善和宽容让我倍感温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各种音乐文化才得以充分彰显各自的魅力，从而体验“音乐对话”的乐趣。事实告诉我们，有“对话”才能更好的交流，有交流才能更好的发展。此次会议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精神，是我们能够做好“走出去”和“引进来”，与全世界“对话”的基本保证。

二、创作和研究中的文化交叉趋势。研讨会虽以非洲音乐为主线，但处处都渗透着多元音乐文化的特点，在这其中，交叉音乐文化又是其中的一大亮点。例如谢天吉策划的用中非乐器演绎非洲作品的音乐会以及新发明的乐器“Hang”，其产生都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音乐文化相交叉的结果。虽然这些“交叉”大部分都属于初级阶段和尝试性质，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更重要的，通过这样一些尝试，能让我们看到交叉作用音乐文化的美好前景。对于交叉音乐文化，阿金•尤巴在会议手册的扉页中指出，音乐中的交叉现象由来已久，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没有受过其他音乐文化影响的纯正的音乐，那些所谓的传统音乐类型在历史上也受过其他音乐文化的影响。对此，笔者很是赞同。回想我国的二胡和琵琶都属于“舶来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渐融入中国的音乐文化，现如今已被我们视作经典的传统乐器。尤巴进一步提出，随着近现代科技和通讯水平的发展，各地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近几十年，我们比以往更容易接触到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的音乐传统，作曲家鼓励在不同的音乐文化中寻找一种新的音乐，甚至有的表演者也能成为其他文化的表演专家。事实上，尤巴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当代黑人音乐家在交叉音乐创作中的领军人物。看看目前活跃在世界乐坛上的中国作曲家谭盾、陈其钢、陈怡、周龙等等，也都竭力将西方的创作技巧与本国的音乐语言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兼具时代性、民族性的创作道路。

此次剑桥之行让我受益非浅。它带给我的最大启示是：想要充分了解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方向，把握世界音乐文化前进的节奏，走出国门参加这样的有价值的研讨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毕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要求。当然，于我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李凤凤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