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艺术特点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1篇
一、陶器的出现与制作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除了磨制石器以外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它的产生，是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经火烧后，变的不易透水的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从而用来汲水、盛粮、做饭等等，从用途来说是磨制石器所没有的。
陶器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遗存，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这个时期的人类从采集，渔猎逐渐过渡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始经济生活，在这些变化中，火的发明和应用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火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类社会得到进步和文明，而且奠定了陶器产生的基础条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到：“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耐火而产生的。”
陶器的制作工艺，大都离不开手工。从原始陶器的手捏成型泥条盘筑，到紫砂壶的“打身筒”和“镶身筒”，都充分展示了制陶艺人的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的陶器种类很多，由于各地区的土质不同，陶器的造型及装饰也有很大的差异，工艺技术上也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方法，制作陶器的步骤大致分为：选土、成形、装饰、烧制四个过程。
二、陶器的种类和形态
陶器的种类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彩陶、红陶，黑陶、灰陶、白陶、印纹硬陶等，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
彩陶，是先将色彩文饰绘于陶器器体，然后烧制成的一种器物，它是在陶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彩陶由器型和文饰构成，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蛙纹、鹿纹等，其中以鱼纹为主，这表现了当时人和鱼的密切关系。中国古代彩陶文化主要指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晋南、豫西、豫北和陕北渭河、甘肃的洮河流域一带，其中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为代表。
红陶，是我国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陶器品种，因为红色是远古人们在旧石器最先认识的色彩，作为最早的装饰绘画材料，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追求。红陶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各文化中都有大量的制作，最重要的包括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溪山文化等。器型主要有碗，盆、鼎、罐、翁、孟等。黑陶工艺的主要特点是：黑、薄、光、亮。黑色又称之为玄色，其色彩具有深不可测的神秘感。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们”，也就是众美之门，也即是说，黑色是最美的色彩。其制作工艺为轮制。陶泥随着陶轮的转动，厚薄均匀、规整。主要纹饰是平行弦纹、凹凸纹等。常见的器型：鬲、鼎、杯、豆等。
白陶、印纹硬陶是在灰陶逐渐没落之后慢慢发展起来的。所谓白陶是，是因为器物的表里和胎质都是白色，故名，这主要是使用了含铁量底的瓷土或高岭土作原料的缘故。目前发现最早的白瓷是距今6000多年前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出土的白陶片，白陶在大汶口、大溪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出土。由于白陶在当时只是供少数统治者所享用，所以出土很少。商代后期，白陶质量达到高峰，胎质洁白，器形规整，有的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商代晚期白陶壶，纹饰类似青铜器的回纹。
印纹硬陶是商代另一重要的陶器制品，胎质细腻坚硬，器表的纹样多是拍印的几何纹样。其原料含铁成分高，色泽呈紫褐红褐灰褐和黄褐色。印纹硬陶胎质比一般陶器坚硬，基本接近原始青瓷。在印纹硬陶的烧制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明了釉，同时也促使了原始青瓷的出现。
三、陶器的美及其艺术风格
陶器的美，首先要属它的造型。从一定意义上说，陶器的造型，是各种工艺艺术造型之母。在原始陶器没有产生之前，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编制物，尽管为原始陶器产生奠定了一定的造型基础，但原始陶器的造型无疑具有各种工艺艺术造型开创性的意义。
原始陶器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近30个不同的造型品类，这些造型都是根据当时的生活需要，按照原始人的审美要求创造出来的。球形、半球形是原始陶器最普遍的造型形式。这种既能做炊煮器，又能做储存器的陶容器，其艺术表现主要在于造型轮廓曲线的变化。尤其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陶瓮，小口、短颈、削肩、鼓腹、平底，口、腹、足的造型曲线，作了最大限度的外凸，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节奏感和大曲线起伏的对比。
由实用功能为主，到实用和审美的结合。原始陶器的造型设计，为我国古代器物造型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的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原则，成为历代器物造型设计所沿用的一条基本原则。
陶器的美，还美在它的装饰。原始彩陶就是陶器工艺装饰之美的典范。在原始彩陶出现之前，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出土的原始陶器上已经出现了指甲纹、蓖点纹、划纹、绳纹、编织纹等纹饰，这是陶器最早的装饰。这些纹饰有的可能是受到了编织物的影响，有的则是因为拍打器表时留下的痕迹。总之，此时陶器的装饰，主要还不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距今7000多年的大地湾文化出土了绘有红色宽带纹的彩陶，从此，中国的彩陶艺术拉开了序幕。这种使用毛笔一类的绘画工具蘸颜色(矿物质颜料)直接在陶胎上彩绘，用火烧成后呈现多彩花纹的彩陶，是陶器装饰的一大飞跃。它使陶器艺术不但具有造型美，而且有了装饰美。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图饰；艺术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05-03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比较重要的文化之一，属于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多年来，许多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使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广大艺术工作者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红山文化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获取红山文化中有价值的艺术符号，为现代的艺术创作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给养。
一、承载红山文化图饰的器物类别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一支文化，它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当时的使用功能，可以将红山文化时期的器物大体分为盛器、生产工具、礼器三大类别，又以陶器（彩陶、之字纹陶器等）、细石器（石耜、双孔石刀等）、玉器（玉龙、玉璧、箍形器等）为代表，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基本特征，因此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一）红山陶器
从已经出土的大量陶器来看，红山文化代表着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当时陶器不仅用来作炊具和容器使用，还被当作生产工具、祭祀用品和生活的装饰品。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器身上无釉。器型主要有：瓮、罐、钵、碗、盆、斜口器和无底筒形器以及塑像等。其中以彩陶为典型代表，以红陶饰黑彩最常见。彩陶的纹饰多样，绚丽精美，蕴含丰富，突出地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具有极高的装饰艺术价值。
（二）红山石器
考古学证明，陶器、新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其中红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内涵特征。代表器物是掘土工具石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器形主要有烟叶形和草履形两种。此外，石器中以动物和人物的塑像居多，这与红山先民的图腾崇拜密不可分。
（三）红山玉器
在红山文化中，玉器一直以来都处于研究的核心地位，玉器不单纯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且还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这样玉器就被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玉文化里，有4个大类是非常独特的：云勾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龙形i和丫形器。特别是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玉龙的出土，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更是引来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红山玉龙造型完整独特，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神秘精美，并且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在红山玉器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3个造型特征，即规整型（如勾云佩）、动物型（如玉龙）、神像型（如玉面人），其造型及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红山玉器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造型种类
鉴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造型较简单、雕琢纹饰单一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红山陶器和红山玉器这两个方面对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造型进行分析。
（一）陶器的纹样及图饰
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陶器上的纹样种类繁多，常见的主要有：细绳纹、篦纹、太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彩陶纹饰有斜平行线纹、同心圆纹、折线回字纹、之字纹等。考古工作者为了方便研究，将以上这些纹样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两大类，这种划分方法也为艺术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特点主要有：
1.红山文化陶器的纹饰由早期比较简单的直线条逐渐发展到晚期的较复杂的几何纹样，纹饰以菱格纹、勾连纹（图1、图2）和叠弧纹最有特色。
2.红山文化陶器纹饰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压印“之”字纹（图3）。之字纹线细，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有共用线，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
3.红山时期彩陶居多，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典型的绘制方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3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图案以鳞形纹、勾连纹和棋盘格纹3种最具代表性。
（二）玉器的纹样及图饰
红山文化时期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分别是动物形玉器，如玉猪龙、C形龙、玉龟、玉蝉、玉凤等；祭祀类玉器，如箍形器（或称马蹄形器）、勾云形玉佩等；装饰类玉器，如玉璧、玉丫形器、玉i；人物形玉器，如玉人等。相对来说，在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中，玉猪龙、玉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为重器。
红山玉器造型及纹饰的主要特点为：
1.红山玉器造型简练概括，器型以圆形居多，大量运用凸弦纹（图4）即棱线，如在出土的红山玉器中鸟类翅膀和尾巴、蛹的腹部和脊、龙的长鬃和勾云形器的弦等都采用棱线的表现手法。
2.广泛运用仿生和摄象造型手法，其中仿生手法的运用占主要地位，主要是摹仿被神化了的动物形和人物形玉器等，以动物形玉器最为显著。摄象手法即摄取自然形象再经过艺术加工的手法，主要适用于璧、环、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等。
3.浅雕和浮雕雕刻手法的使用。在红山玉器中，先民们大量应用雕刻手法，线条勾勒简单熟练，碾磨技艺精湛，将动物和人物形象或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极具神韵。其他器物一般通体滑润无纹。
4.红山玉器十分注重局部特征的刻画与表现，其中以蛙状、棱状、梭状、环形和漩涡形（图5）这5种典型的眼部纹饰雕刻手法最为典型，这也是明显区别于其他时期玉器的一种雕刻手法。
三、红山文化图饰的造型特点
1.红山文化图饰的造型高度抽象，简练概括，通过大胆想象、夸张的造型，惟妙惟肖地刻划出极具艺术特征的生活形象。
2.红山文化图饰抓住生活形象中的突出特征进行重点刻画，通过最具表现力的局部特征来展现物体的全貌，收到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3.红山文化图饰造型表现手法大气恢弘，线条简练传神，没有精雕细刻却流畅生动，线条变化多端却有着独特的秩序和规律，凹凸、虚实结合，不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四、对红山文化图饰的提炼及创作
对红山文化中的图饰及其造型特点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从红山文化图饰中提炼出有效的艺术形态，并将其符号化，进而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形式，再通过对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加工和创作，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下面以2013年已经完成的赤峰学院新图书馆的视觉系统设计为例，总结出对红山文化图饰进行提炼及创作的方法和步骤：
（一）收集红山文化图饰资料
大量收集红山文化中有价值的图形、图片资料，并筛选有价值的图饰备用。收集的过程为：
1.将诸多红山文化图饰资料按照发展时间分类细化，注意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一个时期内出现的纹饰一般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前人在研究红山文化过程中虽然对这些纹饰的特殊含义没有得出定论，但仍然为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图饰提供了重要参考。
2.总结归纳同时期图饰的特点和共同点，为创作新的图饰做准备。
（二）提炼红山文化图饰
运用艺术手段，对收集到的红山文化图饰进行提炼，其方法是：
1.抽象法。将现有图饰的造型或线条高度概括或几何化，运用形式美法则进行艺术加工。
2.夸张法。把握收集图饰的特点，将图饰的特点进行放大，达到夸张的效果。
3.联想法。利用想象力对收集的图饰进行组合、添加、简化，形成新的具有装饰性的图饰。
（三）创作新图饰
面对当今读图时代，运用现代思维、现代审美和现代艺术等元素，把红山文化用图饰的方法传达给大众，无疑能让更多的人对红山文化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为传承红山文化提供更便捷的途径。对红山文化图饰进行再创作的方法主要有：
1.重复法。将相同的纹饰进行反复的、连续的排列，形成一种有规律的视觉效果，并造成较大的视觉冲击力，收到使人记忆深刻的效果。这种重复既有绝对重复，也有正负形重复，其重复的形式主要有二方连续重复和四方连续重复。
2.对称法。将一个图饰或纹样参照同一个轴线或同一个轴点，相对应地、等距离地排列成一个新的整体，形成均衡、稳定的视觉形象。这种创作方法是形式美法则中完美的构图方式，具有很强的秩序感和节奏感。
3.渐变法。将一个图饰进行有规律的循序变动，在视觉上产生较强的层次感和韵律感。其渐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大小、疏密、粗细、距离、位置、层次、深浅、明暗等等。
4.旋转或放射法。旋转或放射，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重复，将一个图饰参照一个或多个中心点向外扩散或向内集中，一般可以形成很强的空间感和运动感。
以红山文化中的回旋纹为例：
总之，丰富多彩的红山文化图饰，不但反映出先民的文化形成进程和独特的审美思维，还为后世研究和利用红山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作为现代艺术设计者，必须珍视这一灿烂的古代文化，古为今用，不断推动对红山文化图饰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郭大顺.红山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王建.原始审美文化的发展[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备前陶器；文化；审美特性
一、备前陶器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征
（一） 质朴古拙的备前陶器
具有一千多年的备前烧是日本常滑烧、濑户烧、越前烧、信乐烧、丹波烧六大千年古窑之一，其历史也最为悠久。备前烧以冈山县备前市伊部一带为中心，因烧制地而取名亦称“伊部烧”。备前烧的基本外在特征是，拥有深暗古雅的褐色胴体，多姿多彩的窑变效果，粗犷浑朴的器形（图一）。
备前烧的历史悠久，其烧制工艺源于被称为须惠器的原始土器。在六世纪中叶，须惠器烧造技术从朝鲜等地传到冈山东南部牛窗町一带，927年随着延喜式窑的建成，开始在邑久郡等地广泛烧制须惠器（图二）。到平安时代末期的十一世纪，逐渐形成独立的制陶风格，之后在平安时代后期和镰仓时代初期，开始在备前町伊部的西北熊山利用山体斜坡修建穴窑，主要烧制供寺院用的瓦、祭祀用品和生活用品，由于曾作为贡品进奉朝廷，知名度开始大为提升，其地位也随之开始确立。
（二）备前陶器的魅力及主要特性
备前烧全靠火焰和手艺烧制陶器，陶工一般利用火的烧成机理，通过调控窑内温度来影响炉窑中的泥土以及薪木灰发生的“窑变”，使烧制的陶器表面出现芝麻釉、栈切、绯襻等色彩迥异的效果，给人的视觉产生强撼的冲击力。这种由自然和陶工创造出来的陶器与施釉的陶瓷相比自然古朴、富于变化，尤其是备前烧的每一件作品都不都是按照人为意愿而完成的，基本属于大自然的产物，故具有形色各异巧夺天工的效果。
备前陶器不但古朴美观，其魅力还在于密切于生活，并升华为有艺术气息的器具，被用作为茶具和花器。首先，备前烧一般为手工制造，未上釉的陶器给人一种质朴温馨、典雅厚重的感觉，自古就是供奉朝廷的奢华讲究用品，也是追求雅趣之人的收藏对象。尤其是，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备前陶器结实耐用、有利于身心健康等说法，而备受众人欢迎。[1] 其次，茶陶文化在桃山时代大肆流行，虽然部分陶器受中国和朝鲜文化影响开始施釉，并追求明快和华美，但备前烧和美浓、伊贺、唐津等茶陶仍然强调个性美，其中粗犷、质朴、带有淡淡反璞味道符合“和寂空雅”的禅境，受到千利休等茶人的推崇。此时的备前窑在主要烧制日用生活陶的基础上，为适应以武士为主的上层社会对茶道文化的崇尚，转而生产茶用道具，并很快成为茶陶艺术的领军者。尤其是备前陶那古朴感觉和歪扭的造型极为符合“佗茶”的审美，被广泛用于茶碗、茶入、水指（盛装清水的容器）等茶道之中，并最终成为美术陶艺的优秀代表。
二、备前烧审美特征探析
（一）窑变产生的变幻美
据日本《大辞林》及《陶艺用语大辞典》，所谓“窑变”就是在烧窑过程中，火焰的性质发生某些变化而致使应该还原的地方出现氧化，或者燃料灰落到器物上而造成的釉色变化甚至使器物的形状出现某些变形。诸如有名的天目茶碗中的“兔毫斑”、“曜变”和“油滴”就是经典的窑变而倍受瞩目。
就备前烧而言，最具有古雅魅力的就是芝麻釉、栈切、牡丹饼、绯襻等的窑变给人的视觉效果。与施釉的陶瓷相比，没上釉的备前由于在1000至1300度左右的温度慢慢烧制而使其质地比较坚硬，同时因窑变而产生的色泽和纹样千变万化，使人能够感受到古老陶器所蕴含的魅力。
这里不妨结合日本两位陶界名人的作品，赏析其艺术特征。首先看一下长时间引领备前陶器界潮流，被授予人间国宝称号的伊势崎淳作品“备前黑德利”（图四）。该件作品从细颈到肩部落下红木灰而完美地发生了窑变，使该作品就好像从上往下涂洒了金色釉药，色泽较为靓丽，富有质感。同时该作品的底部因吸收了陶窑的热能和烟气而使局部窑变后呈黑褐色，其深沉的色调与上部窑变的金色釉相呼相称，使作品整体呈厚重质朴的感觉，不愧为窑变效果鲜明的备前烧作品。
再看一位人间国宝大师藤原启的作品。藤原启是继金重陶阳之后第二位获得人间国宝称号的备前烧陶艺大师。他吸收了镰仓和室町时代的古朴和豪放风格，多创作大方明快的陶艺作品。下面这个备前茶碗作品充分沿袭了藤原启豪放大方的作品风格，整体感觉厚重有力（图五）。该作品因为使用铁元素较多的备前土，并在接触空气较多的情况下发生氧化反应，而使作品的大部分地方产生“绯色”效果。同时胴体分布有较明显的芝麻状釉，一些浅白色芝麻斑点好像不经意敷在釉上，使作品在沉稳厚重的同时，显得活泼洗练、协调优雅。从整体看来，该作品由于恰到好处的窑变，使得绯色和芝麻釉搭配合理，色彩明快，是难得的艺术性很强的陶器作品。
三、结论
回顾日本室町末期到桃山时期的陶艺史，不难发现存在着与世界陶瓷发展不太相同的一些现象。其一，回归土器制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陶瓷历史都是起源于土器，继而往高温烧陶、施釉陶器、瓷器方向发展。然而在室町时代末期，提倡草庵茶的日本茶道匠师开始关注高温烧陶而产生的闲寂美，把烧制的具有粗犷味道的陶器用于茶会的花瓶或茶具，促进了茶陶生产。这一趋势虽然也出现些曲折，但日本重视陶土所能体现的个性，有回归陶土器的风潮。其二，因草庵茶而出现的“织部样式”。所谓“织部样式”就是形状左右非对称，以抽象纹样为特点的具有桃山文化特点的茶陶样式。该样式以美浓烧为代表，涉及信乐、伊贺、备前、丹波、唐津、萨摩等，是日本具有的独特样式。这两种现象表明，虽然受来源于大陆文化的影响，但日本的陶器仍然具有一些独特的审美意识。
从须惠器发展而来的备前陶器在日本桃山时代随着茶汤文化的兴起而逐步走向繁荣。江户时代随着施釉陶器进而向瓷器方向发展，备前窑也曾随之渐渐衰落，但被称为人间国宝的金重陶阳意识到了备前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致力于恢复和发展桃山备前陶艺，使备前陶器逐步走向了复兴之路。本文通过对备前烧陶器的特性和其中的审美的解析，认识到千年古陶-备前陶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具有古朴淳厚的风格，蕴藏着陶土温情，因窑变而能烧制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而就其审美意义来说，备前陶器质朴和粗犷的感觉符合追求禅意的茶汤文化的审美，也符合日本人喜欢简素和枯淡、闲寂的审美情趣。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喀左紫砂；风格特征；继承与发展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喀左”，隶属辽宁省朝阳市，地处长城之外，大凌河之滨，历史悠久，红山文化源远流长，烧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红山文化时期，是距江苏宜兴紫砂陶器之后的后起之秀，其紫砂工艺品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备受国内外顾客的赞誉
一、喀左泥塑和陶塑的历史背景
文化遗产能够让我们了解历史，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中的泥塑，以其精美的工艺记录了这段泥与火历史，使中华文明史有了可靠的依据。红山文化中的泥塑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大部分有价值的泥塑是在辽河流域出土的。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对造型以及美的认识已经非常熟练了。通过出土的泥塑人物可以知道，红山先民们将具象造型和抽象造型融为一体，塑造出既有实用性又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泥塑。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手工业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女神泥人等神陶塑像，反映出这个时期的泥塑具有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为这一地区的泥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喀左具有较长的烧陶历史，这个时期的陶器，主要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题材以宗教崇拜为主题，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为陶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喀左泥塑和陶塑的发展特点
喀左泥塑、陶器历史悠久，在当地有一种陶土，色泽红紫，质地细腻坚硬，用这种澄泥陶土制成陶器，叫作紫砂陶器，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紫砂，紫砂发展到今天，日趋成熟。紫砂原料，是粒状的陶土块。有呈紫红色或者浅紫色的，有呈灰白色和灰绿色的，也有呈红棕色和黄色的。这几种陶土，在喀左各镇都有蕴藏，利用这些陶土烧制陶器，有很多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原料经过炼制，可塑性好，烧制过程中收缩率小，烧成成品率高。
2、紫砂产品，在烧制时产生气孔，气孔率大约在4-7。用这样的器具泡茶，栽花，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排水性。
3、紫砂泥料的分子结构，与其它陶瓷泥料分子结构不同。紫砂产品热传导性低，沸水注入后有抚摸不烫的好处，有火上煎烧不易炸裂的优点。
4、根据人们需要烧成海棠红、朱紫砂、葵黄、墨绿等十几种天然颜色，成为紫砂器特有的多色彩原料。
三、喀左泥塑和陶塑的制作工艺分类
喀左泥塑的制作工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由天然红土加工塑造而成。二是捏塑后熏烧而成。这两种泥塑制作方法至今仍然在沿用。红土泥塑适合制作大型造像。运用雕、塑、捏、贴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小型造像在制作期间为了增加强度要经过烧制形成红陶塑或灰陶塑，泥塑与陶塑的制作工艺由于两种制作的方法和材料不同，所以应该分别把它们称为红土泥塑和紫砂陶塑。只有这样分别称呼和解释。才能更好的了解喀左泥塑。
1、 红土泥塑制作工艺：要经过采土、晒土、过滤、加砂、加棉、和泥、闷泥、立木、绑草、捏塑、压光、阴干、粉底、上色等工序。
2、 紫砂陶塑制作工艺：要经过采土、风化、磨面、打浆、过滤、和泥、砸柔、闷泥、捏塑、压光、阴干、烧制、着色等十几道工序完成。紫砂陶器可分为以下几类：
茶壶类：有以几何形体造型的，有以瓜果花木、虫鸟鱼兽造型的。
花盆类：花盆的造型有圆形、方形、长方、六角、八角、筒形。有仿动物、人物、植物形的陶罐类：有罐、瓶、杯、盏、盘、碟、盒、文具、香熏、挂件、鼻烟壶、蟋蟀罐、陶笛等。
陶塑类：陶艺人物、动物、植物、壁挂、壁画、陶艺品等。喀左紫砂陶器的装饰工艺水平很高，造型的设计、雕刻都十分讲究，运用的工艺手法古朴纯厚，产品具有北方特有的高雅气质。
四、喀左泥塑和陶塑的艺术风格
喀左县的陶器产品，造型新颖，种类繁多，形态逼真，画面设计、雕刻、设色都十分讲究，装饰工艺水平很高。紫砂陶器除采用传统的刻画工艺外，还运用浮雕、印花、透雕等工艺手法。近年又创造了彩釉堆绘方法，这种方法是把设计好的图景画面，一笔一笔地用彩釉涂点堆绘在陶器花盆外面，经烧制后发出玻璃光泽，有很强的立体感。喀左紫砂陶器既是人们的生活用品，又是美化环境的工艺品，它以高质量、高工艺畅销全国，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早在1983年，喀左紫砂陶器就被国家轻工业部、国家民委评为优质产品。
五、喀左泥塑和陶塑面临传承问题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但凡庙宇兴盛的年代，都有民间泥塑艺人大量出现，辽西地区的古代庙宇和古塔建筑兴盛，为泥塑行业提供了很多机会，也形成了中国北方风格的造像艺术，喀左泥塑源于神明崇拜，神坛祭祀用品。经历了陶偶殉葬、佛像膜拜、耍货玩赏几个阶段。由祭祀用品向民间用品和民间风俗的转换。目前喀左泥塑和陶塑面临的是传承的问题，它包含了技艺传承、工艺传承和文化传承。技艺的传承在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言传身教，在于总体文化环境的熏陶。如何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好这个艺术资源，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实际问题。从喀左红土泥塑和紫砂陶塑中可以看到不同的艺人有不同的塑造风格，而塑造的风格同艺人的性格、修养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欣慰的是喀左红土泥塑、紫砂陶塑已经被纳入朝阳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保护国家的遗产和技艺传承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参考文献
［1］《宜兴紫砂珍赏》，顾景舟 1992年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陶器；泥条盘筑；平地堆烧；仿生造型
中国――世界上最早烧制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制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手工业，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它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切。中国先民把黏土塑造成各种需要的造型，烧制成不同种类的生活器物，从此解决了人类的储物问题，也记录了古代文明的发展。
1 陶器的起源
“水火济济而土合”――《天工开物》
陶器的出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里看来，始终是和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分不开的，甚至是伴随着人类原始农业出现的。不过学术界一直对这点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到底制陶与原始农业谁先谁后呢，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考古上发现了很多的原始农业遗址，不过却没有发现陶器的痕迹，所以这段时间学术界称之为前陶文化时期。
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逐步进入定居的时代，这是原始农业发展的结果。定居的生活需要很多条件，如如何贮藏食物，如何烧煮食物，这些都需要容器，而这种容器却不是自然界现成的，他需要原始人类通过各种尝试得来。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已经发明了火，在生活中，人类也熟练地掌握了泥土的特质，这些条件都为早期陶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据考古专家推测，早期陶器的出现有可能是在炊煮食物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只是一种猜想，陶器的产生可能还存在很多别的偶然现象，制陶工艺的成功实际上是原始人类经过漫长的时间不断探索和尝试的结果。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提出：“特别是随着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谷物的储藏和饮水的搬运，都需要这种新兴的容器――陶器，于是就大量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1]
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片，距今约有在距今12000年到9000年之间，此时人类已经掌握了用火，人们在摄氏680度左右将陶坯烧制成陶器，虽然早期的陶器质地还明显的松散，但是，它的出现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伟大创造，它完全改变了人类茹毛饮血，悬挂烧烤的生活方式。
考古学者在佛山河湾的河宕贝丘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2000年前先民们曾经使用的陶器残片。最初产生陶器一般都是红陶，不具备后来陶器的那种敲起来很坚硬的不渗水的特征。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层，还有一些少量的尖口圜底陶器碎片。这些陶片有着共同的特点，胎质厚重，并且非常粗糙，这显然是人类刚学会制作陶器，火候比较低时的作品。随着陶器的成功烧制，人类的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们要用它来储水、运水，称为当时主要的容器，同时解决了劳动中的基本问题，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陶器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物质材料的性质，是实现了“火”与“土”的神奇碰撞，它显现出古代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并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从远古走来。陶器的出现，使人类开始走向定居生活，人类可以自由的支配水和食物，翻开了人类历史文明辉煌的一页。
2 陶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
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是在800～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的，坯体呈现出粗糙不透明的质感，在陶壁上有微孔，这些微孔具有吸水性，轻叩陶器会发出浑浊不清的声音。
一般陶器可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无釉或有釉；品种根据胎土的不同分别有彩陶、黑陶、灰陶、红陶、白陶等。实验表明，大自然中的泥土并不是都适合做陶，有一种老百姓称之为红黏土或红胶土，也就是地质学上名为“第四纪红土”的泥土，才是最好的制陶原料。陶胎是用黏土制作的，但从土到泥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工序，刚采集的泥土需要先从中筛选杂质，然后反复淘洗，最后直到沉淀出细腻粘稠的泥团，这样才能变成真正做陶的泥料。经考古专家的不断考古发现出土的陶器胎质细腻，质地坚实，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先民熟练掌握的处理黏土的技术。
原始人类最开始制作陶器，没有工具，只有凭借自己灵巧的双手来完成，最早使用的方法是手制成型法。这种用手捏制的方法做出的陶器往往造型不太规整。用手直接捏制一般用来制作比较小型的器物，如吃饭的碗、盘等；而泥条盘筑可以用来制作一些比较大型的器物，如大罐、大瓮、大壶等盛储食物比较多的器物。
随着制陶工艺的发展，慢慢人类学会了更多的制作方法，会采用慢轮和快轮来制作陶器。新的陶器加工方法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制陶的生产力。
陶器制作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烧制了，原始人类最开始的烧陶方式很简单，就是选择一块空地，将陶坯放在火上直接烧，这种烧陶方式专家称之为平地式烧陶或平地堆烧。然而这种烧造方式有一定的缺点，由于平地堆烧时的火力难以控制，并且也没有对其进行密封，所以烧制的陶器会出现质地松脆，颜色不匀的问题。
随着烧陶工艺的不断发展，原始人类发明了陶窑，陶窑是衡量陶器烧造好坏的重要标志。陶窑结构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陶器的烧成温度。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将陶窑、陶轮和封窑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使得陶器的设计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已经可以制作出造型各异的器皿。
3 陶器的分类与造型
原始陶器的造型简单，大多数是用来盛水和储藏粮食的。不同地区的陶器在形态上也有不同风格，有平底的，也有尖底的，陶器在汲水、烧烤、储存食物等方面，对人类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造型各异的生活日用品之外，还有不少是原始人类用于装饰的陶器饰品。
陶器根据其不同的使用用途可以分为饮食器、炊煮器、盛贮器、盛酒器、工具类、杂器类等。例如，陶鼎、陶罐、陶碗、陶盆、陶钵、陶瓮、陶缸等。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形体单纯的圆形器为多，这是原始人类对自然摹拟的结果，如鸟卵、家猪、龟等动物形体，以及葫芦、瓜形、果实等植物形；又由于圆形器制作较为方便，即使不太规整，在视觉上仍浑然一体，且使用和清洗也较为方便，以圆形器为基本形制的饮食器设计规律为后世所继承。
陶器制作在我们今天看也都是非常先进的，造型简练、概括，追求整个形体的一种均衡，达到一种形式美感，首先是功能决定了它的结构和形制，同时又遵循着审美的特征，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
陶器特征是以折沿平底和三实足和圈足器为主的发展体系，陶器的质料也还是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较多。
陶器从产生，造型就在不断的演进，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原始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过程，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原始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理解，对美的向往和艺术创造的过程，充分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国先民的艺术创造力，让我们现在都不得不敬佩。
参考文献：
[1] 冯先铭.中国陶瓷史[M].文物出版社，1982.
[2]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东方出版中心，2012.
[3] 简洁.中国陶瓷[M].黄山书社，2013.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先秦；赵国；陶器；青铜器；玉器；造型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171-03
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战国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战国也是士人普遍崛起的时代，民间手工业在列国改革和社会自由竞争条件下蓬勃发展，战国时期各项艺术和手工业百花齐放。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从公元前475年赵襄子即继立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经过近170年的励精图治，赵国在疆域、人口、商业经济、军事等方面在列国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强大的国力促进了赵国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也造就了赵国特有的文化L貌和艺术形式。赵国在陶器、青铜器、玉器等造型艺术方面独具特色，是战国七雄国家中一枝独秀。
一、赵国陶器造型艺术
距今8000年，在河北邯郸武安的磁山就有了手工低温烧制的陶器。陶器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到战国时期，在技术上逐步提升，已经出现印纹硬陶。战国时期各地广泛使用的是灰陶，因为窑炉结构的改进，使得陶器的烧造温度提高，在品质上陶器获得提升，逐渐向瓷的质地发展。制陶业是赵国分布最广泛的手工业部门，赵国都城邯郸的制陶业相当的发达。考古学者在大北城遗址发现比较完整的碗、钵、细把豆等器物[1]。这时的陶器制作以轮制为主，手制、模制次之，有些器物还采用轮制、模制和手制兼用的方法。赵国墓葬随葬品中，百家村墓葬出土陶器497件，器形种类有鼎、壶、豆、盘、F、碗、鉴、B等多种样式。其中，鸭尊、鸟柱盘、兽头盆、弯颈壶为特殊的造型器物。以鸭尊为例，“器形作鸭状，上有一小圆口，尾作扁方形向上翘起，腿短粗，蹼作扁圆形”，“器身施以红彩，多已剥落，尚可隐约看出羽毛纹饰”[2]（P621）。这样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堪称陶塑中的精品。赵国的陶器形制有其特别的造型，如莲花瓣盖陶壶，陶壶盖沿边饰以外翻的莲花瓣。鸟柱盘共发现有六件，都是在盘中间有一支柱，上托一鸟型。赵国陶器造型中鸟型器居多，学者认为这是赵氏出自东夷民族的缘故。
在建筑上，陶也有广泛的应用。在赵王城建筑部件有板瓦、筒瓦、瓦当、大小方砖和长方砖等。从赵王城城垣上过去曾发现有铺瓦和排水槽道可知，其排水系统应当是比较完善的。
二、赵国青铜器造型艺术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夏商西周的代表性工艺。考古发现，夏代就已经有青铜器的发现。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作为重要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和规模作为天子、诸侯、贵族等级的标志。礼器即“藏礼于器”。到了春秋战国所谓的礼崩乐坏，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性质改变了，在器形和技法上也与商周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如在技法上，商周时期铜器的块范即陶范制作在战国改为脱蜡法，采用牛油塑模灌注的方法。由于冬天冰冻成块的牛油坚硬而易雕刻，所以在这个时期的铜器上可以看到繁复的螭龙纹、螭虺纹等细密的纹饰。战国铜器在装饰纹饰的技法运用上具有超越性的革新，同时铜器上饰以描绘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画像艺术也大量出现。如建筑、人物活动、宴乐、狩猎、征战、采桑等战国时期社会风貌。这个时期的铜器纹饰，以细腻的手法表现丰富而多元的战国社会生活内涵，是这个时期青铜器的造型工艺特色。《荀子・强国》认为优美的青铜器“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先进的制铜技术主要包括制范、刻划、镶嵌、焊接等。赵国的青铜器在制范、镶嵌、焊接、刻纹等技术上表现突出。
赵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青铜器物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瑰丽的艺术珍品。春秋晋国赵氏的墓葬就出了独特造型的青铜器。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青铜器约1690件，其中出土的青铜鸟尊长33厘米，高25.3厘米，器身为一昂首挺立的鸟。鸟尊的鸟头小而带冠，圆眼、勾喙。喙的下部是固定的，上部可以开合，前倾可以开，立定可以合。鸟的背部有长曲虎形捉梁，虎后足直立状。鸟的背部有一个椭圆形的开口，口上有盖，盖上有钮，钮中铰链与虎形手把虎的后枝相连。鸟足直立，矮粗，足间有蹼，尾巴后有虎形支脚，虎张口露齿，前足着地，与鸟足形成三点稳定的着地。鸟尊通体羽毛纹饰，喙下、足跟以及翘位饰以鱼鳞状羽纹。虎身为云纹，脚为鳞纹，尾为回曲纹。鸟尊造型逼真传神，也为美观的实用器，纹饰既展示了鸟的柔顺性格，其中鸟身的鳞状纹也使得鸟尊显示出刚劲之美，整体造型厚重典丽。赵国青铜器多鸟型，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出自山西太原的一件青铜子作弄鸟尊，通体饰以浮雕状花纹，并有错金铭文“子之弄鸟”四字。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也为春秋晋卿赵氏的器物。此与金胜村赵简子墓的鸟尊形制相似[3]（P39）。赵简子墓还有一件铜戈，是富有艺术美感的兵器。柳叶形前锋，长援，横断面叶中间扁厚，两侧呈锐三角形。援中心透镂花纹，短胡，椭圆形銎腔，上有穿孔。銎与内部饰虎擒雄鹰圆雕。“虎昂首张口，身拱曲，卷尾，前爪抓鹰身，后爪扼鹰头。虎身饰鳞纹、卷云纹和重环纹。鹰伸颈翘尾，身饰羽状纹、鳞纹。鹰爪下饰一周连珠纹”[4]（P74）。虎鹰之像，暗示此兵器勇猛无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个铜戈造型显示出贵重的特点，与实用的铜戈大为不同。晋国赵卿墓还有莲鹤方壶、青铜匏壶、青铜三足虎头提梁F等皆为造型生动、奇特兼具使用功能的青铜器。
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有一批赵国代地的青铜器，有些散见在世界各地，保留在上海博物馆较多。浑源墓的时代约为战国前期偏早，当为代国被灭后的赵人墓葬，亦是赵国造型艺术的典型作品[3]（P59）。浑源铜器“其类别、组合还是造型、装饰工艺等皆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总体上属赵灭代后赵国的青铜文化遗存”[5]（P8）。其中的鸟兽龙纹壶和牺尊显示了赵国青铜器很高的造型艺术水准。鸟兽龙纹壶周身布满十分精美的纹饰，主纹是人面鸟嘴兽身鸟尾的动物和龙相缠绕一起，下部是兽头噬咬螭龙，上下各组纹饰间还有浮雕写实的牛、犀牛、虎、豹等动物纹饰，底下还有一圈雁纹。纹饰上，除了通行的蟠龙纹题材之外，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征[6]（P79）。牺尊的造型稳重端庄，形态十分逼真，可谓浮雕艺术造型与实物器用的完美结合。牛鼻上还穿有一圆环，表明当时驯牛技术已有用绳穿牛鼻的方法了。
赵国青铜器中有许多造型奇丽、纹饰华美的艺术珍品。1997年出土于赵王陵2号陵的三匹青铜马是罕见的圆雕作品，一匹为行走马，作昂首行走状；另两匹为驻足马，分别作低首伫立和低头觅食状。三匹马大小相差不大，以立体构图的写实手法，将动态与静态马刻画得生动传神。郝良真描述这三匹马的造型：“从雕塑艺术的角度看，采用了多视角立体构图的圆雕手法，以一条和谐明快的曲线勾勒出马的头、背、臀、尾的整体轮廓，马头的颌骨突出，颌角清晰分明，眼神凝重深邃，鬃毛与马尾线条流畅，连马掌部位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将运动的马与静止的马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这三匹青铜马造型完美，刻画细腻，风格写实，反映了赵国艺术的精湛，代表了赵文化灿烂的艺术成就。”[7]（P9）这三匹立体青铜雕塑马是草原马的造型，均为风格写实的战马形象，对赵文化有着特殊意义，是赵国胡服骑射的见证，充分表现了赵国精湛的雕塑技艺和尚武的审美思想。
赵国青铜器的优美造型，也是中国造型艺术“应物象形”审美创作标准的反映。对骏马、鸟、猛虎、雄鹰等造型与所描绘对象形似，且有真实感，同时这些形象又超越“具象”的层面，形态极富艺术张力，给人以艺术感染，也是中国造型艺术“以形写神”至高境界的一个体现。赵国青铜器鸟的纹饰和雕塑较多的特点，这与赵氏源自东夷民族有关，尚存鸟崇拜的残余。青铜马的造型对赵国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赵氏先祖从舜时期就以驯马驾车为祖业，在商周时期因为君王驾车的特殊地位而受封；到赵武灵王时期“胡服骑射”改革，成为军事上骑兵代替车战的开始。另外，赵国还有草原文化特点青铜帐篷顶部件，“至今考古发现的青铜帐篷顶柱全国只有5件，其中3件出土于东周赵氏的辖地，2件出土于中山国境内。可见，被游牧民族半岛形环绕的赵氏与赵国，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8]（P308）。中山国后为赵国征服，属于赵地范围，所以，中山国的青铜器与赵国一样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
三、赵国玉器造型艺术
玉器因其质地晶莹温润，获取不易，在新石器以来，玉器为上层贵族所垄断。在新石器时期，巫术文化利用玉器的晶莹特质、纹饰、形制等特点作为王与上天神祗、祖先沟通的工具，同时作为祭天、祭地的礼器。商周时期玉器作为礼器，还作为身份的象征。《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b璧，男执蒲璧。”“六端”为四种不同尺寸的圭和两种不同花纹的璧，用以代表不同身份贵族的表征。当时还有“六器”，“六器”则为以玉的颜色来祭天地和东南西北的礼器，具体分别是：以璧祭天，以琮祭地，以圭祭东方，以璋祭南方，以琥祭西方，以璜祭北方[9]（P40）。
在春秋r期晋国赵氏使用玉器很丰富，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的玉剑M造型精美，玉剑M长5.2厘米，宽4.2厘米，厚3.1厘米，中孔长2.5厘米，宽0.7厘米，重60克。青玉，有褐斑，制作精细，正面近似梯形，以镂空技法雕成一个禽鸟的造型，禽鸟上饰以浅浮雕的云纹和谷纹，并有若干平行线纹及鳞片纹等装饰性线纹，造型极为特殊，器背面有一矩形系带孔，便于革带穿过，可固定剑与腰带间，作为剑M使用[10]（P45）。学者也认为“金胜村出土的玉剑M为白玉，造型独特，表面积仅二十多个平方厘米，竟综合了多种动物和神异的局部形象，如龙、蟠虺、鹅、鱼等，堪为春秋时期打散组合造型手法的特例。”[8]（P215）
进入战国，由于铁器的普遍应用，进而也改进了玉器磨刻工艺，玉器上的纤细、婉转、回旋的线条以及结构式的造型变化都出现了。在战国，贵族佩戴玉仍受到孔子儒学的影响，“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戴玉成为贵族服饰的一部分，以璧、璜、环卫主体的各样组玉佩应运而生。佩戴组玉佩除了作为君子的表征之外，还有节制步伐的目的，让人的行止更加优雅。在赵国，玉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品。赵都邯郸在列国中以商业发达著称，同时是玉器贸易大宗集散中心，吕不韦就是在邯郸从事玉器生意的大商人[9]（P40）。在考古出土文物中赵国玉器装饰品很多，主要有璧、环、瑗、璜、管、玉剑M、项饰及带钩等。这里我们从一件玉剑M可以看到赵国玉器的精美纹饰。1962年在邯郸市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玉剑M，长7.7厘米，宽2.1厘米。玉质为青白色，为剑鞘中部穿挂之用，面板呈长方形，底部近一端附长方形槽孔，两端出檐，表面饰以云纹，一端为变形兽面，玉质晶莹剔透，纹饰工整流畅[11]（P188）。赵国的玉器玉材的质地很好，应该是来自于今天新疆的和阗玉。中山国也处于赵国范围，《史记》里说“赵、中山地薄人众”，风俗相同。中山国的玉器也与赵国一样，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山国墓葬出土玉器达3000件之多。精美的玉器有龙纹玉璧、三龙环行玉佩、四凤玉佩、玉雕饰版等。这种玉雕饰版与赵王陵2号陵出土的金牌饰类似，这些玉饰片纹样有许多兽面形象，或许它与北方文化盛行的铜牌饰有着某些联系。笔者觉得上面的图案造型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的游牧民族的铜牌饰造型相似，具有草原文化的特征。要之，赵国玉器代表着北方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雕琢精细，纹饰设计简明，富有气势。
总之，赵国的陶器、青铜器、玉器是造型奇丽、纹饰华美的先秦北方区域文化的艺术珍品。赵国器物中多鸟和马的器物造型，说明赵氏先祖出自东夷民族以及与马的不解之缘。赵国器物在雕刻、纹饰方面表现为战国北方民族的造型装饰特点，有雄强豪放的倾向，充分体现了赵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重性特征。[12]（P124）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A].考古学集刊（第四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河北省文化局文化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J].考古，1962，（12）：613-634，3-6.
[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9，（09）：59-86，97-106.
[5]徐海峰.赵国青铜文化简论[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3）：8-12+20.
[6]马承源.鸟兽龙纹壶[J].文物，1960，（04）：57-58.
[7]郝良真.赵国王陵及其出土青铜马的若干问题探微[J].文物春秋，2003，（03）：5-12.
[8]邵学海.先秦艺术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9]周功鑫.战国成语与赵文化――导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10]马金花.剑上的玉饰兼谈赵卿墓出土的玉具剑[J].收藏家，2005，（05）：44-46.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夏代陶器造型纹饰幽冷庄重时代性地域性
Abstract:OurancestorsinXiadynastycreatedthegreyceramiceraofearlierChineseearthenwareartbasedontheceramiccraftofredpottery,paintedpotteryandblackpotteryandsooninNewStoneAge.ThegreypotteryofXiadynastyisbountifulinthemodeling.Massiveutensilsincooking,eating,storinganddrinkinghavebothpracticalfunctionandestheticvalue,andtheymatchharmoniously,bringoutthebestineachother,whichrealizedtheancients’consciousestheticpursue.Thedecorativedesigninautensilismainlyrope-likedecoration,basket-likedecorationandattachedheapeddecoration,mixedsomeextremelyrichimaginationabouttheanimal-likedecoration,andeventherichrationalandspiritualwritingsymbol,whichstrengthenthedeeperestheticfeelingofearthenware.Thediversemodelingandtheuniquedecorativedesign,formingthemystical,cool,graveandseriousartisticstyleofXiadynasty’sgreypottery.Itunfoldthebrighteraandregionaldifferenceinitsdifferenthistoricalstageandtribe.
Keywords:EarthenwareinXiadynasty;plasticmodeling;line-adorning;coolandgrave;era;regional
陶器作为原始先民主要的炊煮和饮食用器，自发明后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以实用为其主要特征，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和裴李岗文化陶器主要以红陶为主，在器形上一般仅限于实用的罐、盆等，形式上未形成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仰韶和半坡文化的彩陶时代，先民们才开始注重器形的设计和纹样的装饰，形式美感开始摆脱实用的束缚而得到相应的独立，凸显了陶器工艺的审美风格。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和龙山文化时代，蛋壳陶等黑陶工艺，在简洁古朴的造型和纹饰中贯注了先民们更多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意念，进一步丰富了陶器的审美形式律和先民的审美想象力。经过新石器时代几千年的漫长积累，陶器工艺在夏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豫西的偃师二里头、晋南的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以及山东的岳石地区所出土的大量灰陶，无论是作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作为祭祀与权力象征的宗教礼仪用品，其器型的实用性和审美形式感相得益彰，纹饰在绳纹的基础上出现了极具想象力和抽象思维的动物纹和文字刻符，艺术风格也开始走向幽冷神秘和庄严沉重，从而彰显了夏代灰陶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造型特征
夏代先民继承并发展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黑陶、灰陶工艺，在陶料的挑选、陶模的成型、器表的装饰、陶器的最终烧成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为夏代灰陶的审美造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审美形式感和审美理想首先在陶器的造型中得到了审美的物化，从而形成了一批独具时代特征、形象鲜明的夏代陶器。如“二里头文化不见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带把鬲、带耳罐、杯、碗和双腹盆，亦与以鬲、斝、甗、卷沿圜底盆、簋、小口尊、小口直颈瓮等器物为代表的郑州商文化有明显的差别”，而独自形成了一组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的器物群，炊器有鼎、鬲；食器有盆、豆、簋、三足盘；储盛器有大口尊、瓮、缸、圜底盆、敛口罐和汲水罐；酒器有壶、盉、觚、鬶、爵、角和杯，陶器制品的器形得到进一步丰富，其审美形式感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夏代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陶器，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审美造型的设计与其特定功能搭配得自然和谐。如夏代陶鼎，其造型由浑圆的鼓腹变为方形腹，显得宽博而厚实，其外侈的三足也演变为柱形的四足，显得对称而稳定。显然，陶方鼎的出现，打破了圆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其实用功能明显减退，审美的形式感显现无疑，使整个器形显得厚重而庄严，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这种新颖而规整的造型震慑着夏代先民们的崇拜感，并为商代青铜方鼎的出现作了器形的前导，为陶器艺术乃至整个造型艺术提供了一个高度形式美的范式；陶罐的演变主要体现为造型的设计趋于美观和繁复，形式美更加突出，如敞口鼓腹陶罐，罐体的腹部向外突出，呈扁圆之状，显得饱满而凝重。圆腹罐的口沿下还附加一对鸡冠形鋬，敛口罐形鼎的肩部也有类似的对称式鸡冠耳。这种仿生式的造型来源于自然美，但又形成了一种比自然美更集中、更典型的形象；再如夏代瓦足皿，主体部分似一平底盘，下承三个瓦足，虽然其质料只是常见的泥质灰陶，其盘、足和其它器物的盘、足也别无二制，但二者搭配后的整体造型放在陶器群中却极为抢眼，于朴素中见精巧，于自然中见别致，是极具特色的一种盛放器皿。
另外，夏代先民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饮酒之风渐开，大量的陶质壶、盉、觚、鬶、爵、角和杯等酒器的陆续发掘就是最好的印证。酒器数量众多，酒器器形多样，构成了夏代陶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质地细腻坚硬的白陶盉，其造型挺拔秀丽，腰部缠附两道凸棱，腰下三足间各贴一颗泥丁，鋬与腹之间有两根小圆柱，既利于支撑盉鋬，又利于手执时控制其前倾度，既满足了审美的形式感，又实现了本身的实用性；而白陶鬶以三个丰满的乳状袋足来代替鬶腹，这种造型处理既增加了容量，又可使受热均匀，并且其微侈的口和高耸的流嘴，使受水和注水也更加便利，功用和造型搭配自然；陶盎腹部也下承三个袋状空足，一侧有一柄，为了使其稳定均衡，在塔的一侧器身略微内倾，而在另一侧，器身略向外凸，重心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使其在整体造型上显得均衡而自然，将陶质酒器的审美造型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夏代陶器器形如此多样，但是其整体造型基本呈现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实用为主，保留了新石器时代容器的基本造型，多为烹饪器；另一类则将容器的外形制作成鸟兽的形貌，或以浮出器表的立体动物造型作为主要装饰手段，完全肖形地模拟真实动物特征或采用想象虚构的动物形象。这类器物多为水器和酒器，一般有流有足，很容易激起人的想象力，将有头有爪的鸟兽形象与之融为一体。如壶式盉上塑一象鼻式管状流，造型别致。夏家店下层文化陶鬶吸收了龙山文化陶鬶的象生造型；夏代鸭形陶器的器腹呈鸭形状，敞口短颈。这些鸟兽的嘴部象形地制成了陶器的“流”，其身躯则为陶器的腹部，腿脚成了稳定陶器重心的足，而其尾部则成了供提取用的手鋬。这样的造型设计，已远远超过了其实用功能的考虑，在象生的模仿中得以审美化了，而且还蕴含了巨大想象张力的形式美，成为夏代先民们审美能力的具象阐释，成为意蕴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纹饰特征
“纹饰(及图案)样式的构成和变化，要比其器皿造型的变化显得丰富和复杂得多”，夏代陶器当然没有例外，其纹样装饰在形象鲜明的审美造型基础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化的审美风貌。以二里头文化陶器纹饰为例，大多以粗或细的绳纹为主，兼具加固器体和增加美观的双重作用；还有一些是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陶器的表面用陶拍捺印出篮纹、弦纹、方格纹印纹、云雷纹、圆圈纹、以及花瓣纹等多变的纹样，同时还盛行在陶器表面加饰数周附加堆纹，进一步丰富了陶器纹饰的多样性和审美性；另外与玉器、青铜器相比，陶器的可塑性比较强，所以夏代一些陶器上还饰以浅刻的龙纹、蛇纹、鱼纹、蝌蚪形纹、饕餮纹和人像纹等，刻工精细，意蕴深刻，极具时代特征。这些粗放的线条、多变的纹样，无不蕴含着夏代先民在精神上的某种寄托，无不传达着他们朴素而神圣的审美追求。
夏代陶器从功用上来说，主要是为了满足先民的日常生活所需，饮食类陶器占大多数，追求美食和美器的和谐统一自然成为夏人制陶艺术内在的审美追求，陶器纹样的装饰也自然不能绕开这一主题。所以，尽管夏代灰黑色的陶器没有像彩陶那样艳丽、丰富的色彩和整体图案的装饰，但陶工们却能因材施艺，充分挖掘灰陶本身在色泽和纹饰上的审美可能性。他们利用成形过程中轮子的飞速旋转，在造型各异的陶器器表娴熟地刻划出古朴的绳纹、篮纹和具有写实意味的鱼纹、鸟纹以及抽象的几何纹、花纹等。纹饰生成方法的提高，使得这些纹饰与陶器造型的搭配显得更加规整严谨而又充满节奏感和韵律感。装饰纹样一般都饰于陶器的口沿或腹部，如圆腹罐、深腹盆、甑等器的口沿饰以花边装饰。夏代陶工常在陶豆的盘腹上饰以粗细相间的弦纹，而在其高柄足上镂孔，并间或刻划出纤细的菱形纹带和云雷纹，从而使整个陶豆的纹饰组合既极富形式美感，又满足了先民心理上的某种希冀，实现了陶器在造型、纹饰和功用上的高度统一，实现了陶器纹饰风格的审美转型。此外，夏代的一部分饮食类陶器还形成了一些其它的纹样形式。如敛口罐形鼎，其纹饰十分奇特，通体饰绳纹，又饰粗细适度的附加堆纹，构成三组图案完全相同的璎珞状花纹，构图严谨，纹样新颖。还有夏代一陶鼎，其腹部饰以万格纹，三足的外侧有啜印的附加堆纹，其纹饰风格与一般陶鼎的通体篮纹迥异，开始追求美食与美器的和谐性。
同时，夏代也有一部分陶器与很多玉器、青铜器一样，承载着礼仪的功能。其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陶器外在形式的瑰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成为夏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统治权力的象征，这突出地表现为灰陶上的动物纹饰。如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的“饕餮怪兽纹饰，其饕餮兽面额主体为近方圆形，蒜头形鼻略近心形，长条形鼻梁，上刻四条两行相隔较远的平行阴线，近臣字形纵目，高竖弄弯月眉，夹圆三角形三耳，两腮有鬓至耳附近，吻较长，两侧有双阴线勾带内弯，与中间的嘴构成类嘴之形”，如此恐怖而神秘的纹样与夏王朝专制统治的权威是相适应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甚至发展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的主要纹饰。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陶片上还出现了刻划的龙纹，一头双身，头朝下，眼珠硕大外凸，在线刻龙纹的线条内涂有朱砂，眼眶内被染成翠绿色。这件刻龙涂朱的陶器应为祭祀的神物，而非现实的日常生活用具。夏代一透底器的外壁也塑以盘龙形象，龙身刻划菱形纹，底部为雷纹。夏代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充分证实了《列子》所言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徽的社会习俗。
最后，夏代陶器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纹饰，即规整的文字刻符。随着原始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夏代先民日益注重陶器装饰的抽象写意式发展，甚至将某种具象图案转化成定形的刻划符号，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口沿、肩部上就一共发现有20多种刻划符号和陶纹，其笔画和结构与甲骨文甚为相似。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自然实物乃至想象动物的简单再现，而开始依据自己的审美感觉对其加以再创造，用简约的线条将其抽象化、定形化。这些文字刻符已经不再只是陶器上简单的装饰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有独体的象形字，而且有复合的会意字，这与后来的甲骨和金文也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就是成型的中国文字，甚至就是极具审美意蕴的中国书法的滥觞。在这些抽象的文字符号中，或许还参杂着先民浓烈的宗教观念，加之那种奔放无羁的个人抽象思维的注入，使先民的记事方式以及巫术、得以象征写意式地实现。“由此可知，我国早期的文字，不仅是作为记录思想和语言的工具，而且很早就当作独特的艺术形式处理的”，所以夏代陶器上规整的文字刻符，从其诞生起就将感性的形式美和理性的抽象美有效地统一了起来，为陶器装饰艺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为后来青铜铭文艺术的出现作了必要的思维铺垫。
三风格特征
有夏一代，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就是专制统治权力的形成。一方面，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统治思想渗入到了各种文化艺术之中，大量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礼仪类陶器不再仅仅是用来祭拜天地鬼神的宗教工具，而且也成为统治者政治和权力的象征，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始终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制作并使用的陶器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在精致性上与礼仪类陶器有天壤之别。不同阶层使用陶器的造型、纹饰均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审美意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统治阶级和贵族多用陶礼器，庄重威严的礼仪象征性寓于其中，而普通下层民众则多用简朴实用的陶器，风格淳朴，体现出劳动人民健康、朴实、乐观的审美情感和生活理想。因此，审美趣味在阶级上的分野是夏代陶器艺术风格的最显著特征。
此外，从社会历史形态发展的视角来看，夏代陶器的整体艺术风格与其时代特征又是紧密相连的。与原始集体公社向专制大一统社会转变相对应，夏代陶器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一系列突变：一方面，灰黑的单色调取代了丰富多样的彩陶，主宰着陶器的色泽以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陶器的造型和纹饰日益被赋予了专制统治权力的内容，由自由活泼的自然美逐渐向庄重神秘的庄严美过渡。这些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审美风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幽冷神秘性
正如《礼记•檀弓<上>》所言：“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灰黑的单色调成为夏代陶器的主色调。也如同“殷人尚白”的崇尚模式一样，“尚黑”是夏人最具坚实根柢的社会审美习俗，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意识投射到陶器制作的工艺之中，将灰色和黑色的严肃、冷静、内敛和幽深之美与宗教式的色彩信仰之风相结合，完成了陶器色彩审美风尚的嬗变。
尽管夏代有少数贵族使用较珍贵的白陶，甚至后来开启了殷人尚白的审美风气，但从其众多遗址出土的陶器品种来看，灰陶和黑陶是占绝对优势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泥质灰陶和黑陶，王城岗一期也几乎全都是夹沙黑陶。灰黑的色泽统治着陶器的色彩，就如同统治阶级残酷地统治着夏王朝一样，专制制度的严肃性在灰黑陶的色泽中得到了艺术的审美表现。即使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泥质彩绘褐陶壶、盆、盘等，其器表均被磨光并施以黑色陶衣，将灰黑的色彩凸显出来，从而营造出一种与社会主流色彩相统一的陶器审美风尚。这种风尚一改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艳丽色彩，将灰黑的色彩作为最高的审美范式，投射出夏人在审美追求上的独特品格。这种由彩陶向灰陶、黑陶的色彩审美转变，同庄严厚重的专制社会对祥和自由的氏族公社制的取代也是相适应的，同时这种幽冷神秘色彩的出现也展现了夏代器物的艺术风格由自然活泼向沉重神秘的审美过渡。
2、庄严沉重性
夏王朝的显著特征是崇尚武力，重视征战，王权统治空前强化。夏代陶器作为其社会风尚和审美意识的实物载体，无疑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无论造型设计还是纹饰构图，均形成了庄严与沉重并存的艺术风格。
夏代灰陶在造型结构方面，倾向于稳重而厚实的直方形结构，在纹样装饰上则讲究对称、规整，由早期生态昂然和流畅自如的写实和象生纹，逐渐演变为中后期庄严沉重的想象动物纹和抽象几何纹，并且特别突出了凶残神秘的兽面纹，其蕴含的权威统治力量也明显加重。如夏代陶鼎，四足深腹，厚实凝重。另外，其腹部在早期多饰以绳纹和篮纹，清新自然，后来则开始出现部分云雷纹和兽面纹，越发显得严肃厚重。尤其是兽面纹那近方圆形的兽面额、近心形的蒜头鼻和近臣字形的纵目所构成的怪兽图案，后来演变成商周青铜器纹样的主要图案。因此，“从总的趋向看，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质疑的实证”。
夏代陶器的造型、纹饰影响着当时的玉器和青铜器制品，同时，作为夏代贵族沟通人神、维护统治的玉器和青铜器等贵重礼器多少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即使是陶器工艺也不例外。如陶觚、陶鬶、陶盉等酒器，其造型和纹饰的搭配除了注重实用价值外，还蕴含了浓厚的礼仪性特征，在其肩部饰以实心的连珠纹，或在器盖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从而营造出与礼仪等级制度相照应的庄严气氛，这与夏代绿松石镶嵌兽面纹铜牌饰的艺术风格极为相似，相互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河南巩义出土的夏代白陶鬶，陶色白中泛黄，陶质坚硬，平沿敞口的与鸡冠状附饰相搭配，下承三个瘦削的空心袋状足，其轻巧雅致的风格，一副典型的皇家气派，承载着礼制和等级的精神特质，在当时通行的灰、黑色陶器群中显得格外突出，庄严沉重的艺术风格溢于器表。
3、整体和谐性
夏代陶器在器型结构、装饰纹样和功用目的上打破了原始陶器的相对单一性，而逐渐紧密地将三者融为一体，使得陶器的造型、纹饰和功用相得益彰。起初，夏代先民一般多重视陶器的造型和功用的结合，如白陶鬶的三个袋形足虽然是由原始社会流行的烹煮器演变而来，但已经逐步缩小，后来消失并演变成实心足，使得其造型寓规整与厚实于一体，形式美的追求溢于器表；作为酒器的陶盎，在有塔的一侧，器身略微内倾，使全器显得均衡；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三足陶鼎，到夏代后也在考虑到烧煮实用性的同时，追求鼎腹的浑圆、鼎足的均衡，既稳定了重心，又增加了形式美感，将实用的功能和审美的造型很好地糅合到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
后来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和灰陶工艺的日益成熟，许多实用性的陶器也逐渐考虑其审美的造型形式与纹样装饰的搭配了，进一步优化了夏代陶器的整体和谐性。就夏代一件普通陶尊各个部分的装饰而言，在其细圆的颈部磨光或饰以弦纹，在鼓胀突出的肩部或腹部饰以凸棱或附加堆纹，而在收缩的底部饰以绳纹，使得陶器装饰图案的选择与形体本身结构特点的变化得到了统一。诸如陶酒器壶式盉上的象鼻式管状流，也都是这种器型结构、装饰纹样和功用目的整体和谐审美特征的具体体现。“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陶器的纹饰与实用器有着内在的联系，并注意到实用价值与艺术欣赏相结合，这些都反映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制陶手工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夏代大型的陶缸和大口尊一类的盛储器上多饰以较密的绳索状附加堆纹，既增加了陶器的坚固性，又使其在纹饰的映衬下显得更有意蕴；在类似鸟形的酒器柄上，饰以鸟羽纹，将小鸟飞翔的自由寓于饮酒畅怀的欢乐之中；在陶质水器上则多饰以鱼纹、蛇纹等形象生动的动物纹，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将水中游鱼的形象与水器融为一体。这些动物纹多以细线阴刻于陶器上，也有个别的浮雕于陶器上，线条流畅，形象生动，使得陶器的造型、功能和纹饰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增添了一份生命的气息。
总之，夏代陶器在造型结构的合理性和表面纹样的装饰设计之间，以及特定的造型、纹样与其特殊功用之间均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这种整体和谐的审美原则对以后的陶器工艺，乃至铜器和铁器工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艺术风格的时代变迁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一年”，碳12测年也将夏代的起止时间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历经四百多年；同时，夏代正处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演变，原始公社向专制统治的演进。夏王朝四百多年的时间历程和截然不同形态的历史变革，导致其社会风尚和审美追求也相应地发生着流变。仅就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陶器而言，不同的时期就呈现出异样的艺术风格，在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文明之间作了必要的过渡。
夏代早期的陶器，平底器较多而圜底器较少，盆、罐、豆、鬶等器形与龙山文化相似，纹饰以绳纹和篮纹为主，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黑陶的装饰风格，更多地体现了原始氏族自然、朴素的形式感追求。二里头文化一期陶器，在陶质上多为夹砂陶和泥质灰陶，色泽为黑色和棕褐色，开始形成统一的灰黑色彩风尚；在器形上虽然直接承续了龙山文化的形制风格，但也有一些饮食器、礼器由于各部分的棱角不如以前那么分明了，使整个造型显得匀称而圆厚，鲜明的时代特征得以突现；而在纹饰上，则以篮纹为主，虽简单朴实，却也因其刻划的深度与以往不同而形成了光润、疏朗的风格。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时，陶器工艺在审美造型的设计上变化明显，卷沿和圜底陶器增多，并出现了鬲、甗、簋、大口尊与蛋形瓮等新品种，器形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在纹饰上也开始在尊等陶器的肩部、腹部饰以优美的拍印或刻划花纹图案，有的还在外壁雕刻动物形象，使纹饰的审美风格逐渐活泼化、精致化和多样化，在形式的追求中寄寓了时代的审美意蕴，使得陶器在挣脱实用功能束缚的同时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品。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夏代陶器的艺术风格再次实现了审美的飞跃：在陶质上，灰陶明显增多，白陶应用渐广，陶质坚硬，内壁有麻点；在器形上，则多以罐、鼎、盆、尊和大量的酒具为主，形制工整，浑圆厚重，其中圆腹罐附加一对鸡冠形鋬，深腹盆的口沿则多饰以花边，使得庄严与审美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造型的多样性；而在纹饰上，粗绳纹开始占绝对优势，并且新出现了鱼、蛇、羊、龙等刻划纹饰和众多的刻划符号，风格趋于繁复，意蕴趋于深刻，宗教性崇拜与审美性想象相结合，先民丰富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审美的物化。到了夏代晚期，其陶器盛行圜底器，鬲、大口尊、卷沿圜底盆，与早商的造型甚为相似，并且制作较精细的陶器仅限于部分礼器与小型器物，大量礼仪陶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青铜器则取而代之上升为最富时代特征的器物种类。
另外，夏代墓葬中陶质礼器的组合形式，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异样的风格。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陶礼器组合多以饮食器罐、盆相配，仅有少数一些鼎、尊之类酒器相配，似乎极富朴素的民间性色彩，更多地追求日常生活的物质所需。到了三期，其组合中的饮食器相对减少，而以爵、盉相配的组合方式明显增多，陶礼器更多地是用来象征贵族的权力身份为其陪葬的，夏王朝由连绵的征战逐渐走向了相对稳定，由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上升到高级的精神享乐需求。人们品酒知味的方式在不断提高，尤其是贵族阶层开始培养对美食美器的审美欣赏，甚至陷入了对怡享饮食，纵情声色的糜烂生活追求之中，《墨子•非乐<上>》云：“启乃溢康乐，……甚浊于酒，渝食于野”可为其佐证。
5、艺术风格的地域差异
河南偃师二里头地区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和一些小型的民居遗存有力地证明了古文献中所说的“夏墟”的存在，殉葬式的墓葬规模、众多饮食器礼器的使用，尤其是其坚硬的质地、别致的造型，形成了夏代陶器的艺术审美风格。二里头陶器中大量的鼎、罐、甑、豆、碗、盉等器形占主体，同时也有一些新器形，如圈足簋、三足皿、四足方鼎和鬲等。其中三足皿最具特色，器形似一平底盘，下承三只瓦足。这些器皿在审美风格上又呈现出两个极端：普通贫民的用器，一般制作比较粗俗，器形也比较简单，表现为朴素和实用的风格；而贵族王室的陶器，则不仅造型多样，而且纹饰精美，甚至专用质地坚硬洁白、纹饰精细繁缛的白陶。
此外，夏代的各个方国亦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方类型，陶器的艺术风格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以陶鬶为例，内蒙古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一件泥条篦点纹陶鬶在造型上虽然与二里头文化陶鬶几无二致，但其装饰却尤为特别，不仅使用了小泥丁、细泥条进行堆贴装饰，还以浅刻平行线和由锥点组成的线条构成各式的几何纹，工艺极为精巧。两地陶鬶的形态造型基本相同，而其陶色和装饰则各具当地文化色彩，从而体现了夏家店文化陶器和主流夏文化陶器在审美风格和文化氛围上的交融与分野。同时，夏家店文化陶爵、陶鬲、陶罐等礼器的纹饰也形成了一组独特的纹样序列：流行在陶器的口沿部分饰以索状附加堆纹，爵体则流行以篦点构成的带状人字纹和三角纹，尤其是那些饰有勾连变形S纹和弧线纹彩绘的陶鬲、陶罐，无疑彰显了北方方国夏民异样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山东和苏北的岳石地区作为夏代的东方方国，其制陶工艺虽然比不上二里头地区，但也存在着一套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岳石文化陶器，从工艺上看，其夹沙陶多为褐色，而泥质陶多为灰色，营造了一种幽深的色彩感，与其神秘宗教心理合拍；从形式上看，其造型多为子母口三足罐、尊、盒等，体现了平民朴实而自然的祖先神崇拜及生殖崇拜。而其纹样除了饰以凸棱外，更多的以素面为主，与二里头相比显得朴实、厚重。但岳石文化中同时也有一批彩绘陶器，与主流文化中灰、黑的审美风格迥异。宋镇豪先生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也强调“特别是彩绘陶器，为岳石所独有”，将岳石人自己的审美追求与中原地区主流夏文化的艺术追求区分开来了。
陶器的艺术特点范文第8篇
关于他的战绩，几无记载，倒有这样的传说：德川家康率军攻打大坂城(古时写作大坂，据说明治政府忌讳坂――武士造反，改为阪字)，阵前竖立竹捆，以防丰臣军打枪。这位织部从竹捆中挑选做茶勺的竹子，身上插的旗幡晃来晃去，守军就拿它当目标开火。旗幡被打烂，一位武将嘲笑：只是上边打烂了，你还没到竹捆外去挑选呢。
原来织部不是以武留名青史，而是茶，他是茶人。不是种茶、贩茶，而是玩茶，叫做茶之汤。茶汤喝得越来越脱离日常，有如艺术表演，观众(食客)也参与互动，修养精神，讲求礼法，便叫做茶道。茶道不重在品茶，重在赏玩所用的陶器，即茶陶。织部是茶道织部派的始祖，尤其出名在茶陶上。我们看日本东西，特别是陶器，常觉得像歪瓜裂枣，似乎是日本文化的特色，这就是织部开创的。织部陶器是变形的，上面描画几何图案以及×，简直比现代前卫艺术更前卫。
1568年织田信长入京称霸，接着由丰臣秀吉执掌天下，前后30多年，史称安土桃山时代。1605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自此为江户时代。古田织部生于1544年，随侍信长22年。信长自刃，织部就转到秀吉的麾下，受封“织部正”，所以叫织部。38岁跟千利休学茶道。
武人热衷于文化是日本历史的一大特点，但他们是成功者，自不免贪爱奢华，珍重从中国舶来的器物。秀吉好茶道，甚至造了个金碧辉煌的茶室。利休反其道而行，看重朝鲜半岛老百姓日常使用的茶碗，搞草庵茶，讲究简素寂静。草庵茶和金屋茶在思想上是对立的。秀吉统一了天下，用身份制度统治，而利休以茶人自尊，目空一切，对封建秩序是一个破坏，被秀吉勒令剖腹。1591年利休死，织部便成为天下第一茶人。
为迎合丰臣秀吉，织部把草庵茶改造为武家茶。他与利休的审美本来是有异的，利休在庭园里栽种松竹和茱萸，织部则移植来山间苍虬的枞树。或许由于陶工的技术幼稚，或许偶然觉得烧坏的东西有意思，织部从中看出美。当时人们崇尚异常、怪奇、放荡不羁，时兴基督教，信不信教也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
当时贸易兴隆，中国、朝鲜的器物大量输入，对于织部既是熏陶也是压抑。又通过贸易接触了西方文化，也获得偏离乃至反抗中国文化的灵感。中国艺术品过于完美，要超越就只有破坏，用不均衡反抗均衡。好似赌气或泄愤，织部把茶碗弄歪，压扁，其形状已不成其为碗。
织部并不动手做坯烧窑，而是出设计，让陶工按他的纸样做。死后权威化，这种风格的陶器以他命名，就叫做“织部烧”，略为“织部”，成为日本陶器的独创类型。并代表着日本文化。织部打破常规，顺其自然，烧制的茶具、食器以及各种器物如歪瓜裂枣，但瓜枣是天成的，成熟的，并非不完整或残缺。歪扭翘曲，全然不像利休的筒形茶碗那般庄重静穆，充满了游戏之心，让人一看就想笑，这种滑稽正是织部所追求的。
古田织部死后，织部陶忽焉灭迹，前后也就烧制50年。原因之一可能是，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出兵朝鲜，掠来很多陶工，大大提高了制陶技术，而且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今佐贺县有田)发现瓷土，1616年烧制青花瓷成功。17世纪中叶中国改朝换代，景德镇瓷器不能向欧洲出口，有田瓷取而代之走向世界；因为从伊万里港装船启航，所以叫“伊万里烧”。而且，织部的弟子小堀远州兴起国风茶，回归王朝趣味，并没有继承和发展织部样式与风格。织部陶终归是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