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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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蛋雕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生代传承人；文创化
一、蛋雕艺术的历史沿革
蛋雕艺术即是以各种禽类蛋壳为载体进行雕刻创作的一种技艺。春秋时期，管仲曾于《管子•奢靡》写道“雕卵然后沦之”。这是有关蛋雕最早的史籍记载。自明朝以来，民众自发尝试在蛋壳上雕刻简单的文字图样，并赋予其吉祥的喜庆意味，现代蛋雕艺术由此发源。蛋雕艺术并非为中国所独有，欧洲于六世纪就曾出现寓意“重生”的复活节彩蛋，这一习俗直至今日仍然盛行。在俄罗斯等地，民众更是尝试于蛋壳上镶嵌珠宝等珍品。在中国，蛋雕作品多为传统文化载体，书法、绘画、雕刻等技艺浓缩于作品之中，匠人运用阴刻、阳刻、浮雕、镂空等方式将个人构想呈现于蛋壳之上，或用以讲述历史故事，或用以呈现神话典故，因此广受民众喜爱。近年来中国的蛋雕艺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于蛋壳上进行彩绘等装饰，并不破坏蛋壳完整性；另一种则是直接于蛋壳上进行雕刻，在蛋壳表面留下凹凸质感乃至镂空的纹样。
二、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桎梏
中国蛋雕艺术传承历史悠久，但当下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现行蛋雕作品局限于民间手工制作，且因原材料的特性致使成品率低下，流通于市场的精品蛋雕更是寥寥无几，传统的蛋雕技艺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发展桎梏：首先，传承人的流失及缺位。因原材料自身特性（如蛋壳脆弱难以雕刻等），蛋雕艺术要求制作者需经长时间反复机械的练习，以此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与纯熟的雕刻技巧，这就导致蛋雕技艺者的培养时间十分漫长。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传承人才缺位的现象也愈发突出。据相关资料显示，当下中国蛋雕艺人年龄集中于40至60岁之间，①乏味枯燥的技艺培养过程并无法有效吸引新生代传承人参与。如若未能及时在社会层面加大蛋雕技艺的宣传力度，拓展传承人群体，蛋雕技艺注定只能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其次，宣传力度的不足。蛋雕艺术是蛋壳上的“舞蹈”，小巧精美即是其最大特点，受限于原材料特性，其技艺只能运作于“方寸之间”，这导致部分群体对其产生“雕虫小技”的刻板印象，认为其技艺不足挂齿。且因原材料极易破碎，作品成功率低，不具备大规模机器生产条件，匠人投入的时间及精力成本往往无法与社会预期价值有效契合，民众更愿意将目光停留于“物美价廉”的手工艺品上。加之蛋雕作品不易保存，民众更倾向于选择根雕、竹雕、木雕等欣赏价值差别不大，但更易于保存的作品，社会缺少有效途径帮助民众了解蛋雕艺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再次，传承方式的滞后。区别于其他相对独立的手工技艺，由于蛋雕艺术还需制作者具备一定的书画基础，因此从学徒到合格的蛋雕艺人直至艺术家不可避免需要历经多年技艺与经验的积累打磨。在手工艺人的带领下，学徒在长时间不断重复的机械实践与反复练习中领悟、提升技艺，再由模仿向创作转变。这种缺少系统书面记载和体制模式的传承手段导致时间成本巨大且效率低下，并无法有效适应社会发展。如若蛋雕技艺无法找到更佳的传承方式，极有可能陷入传承困境甚至面临失传的风险。
三、蛋雕艺术保护、传承对策
（一）加大对新生代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蛋雕艺术是非遗历史长卷里一抹宝贵的亮色，理应受到良好的保护与传承。对于任何非遗技艺的传承工作，其核心皆在于传承人群体。针对蛋雕此类注重实践与培养的非遗手工技艺来说，老一辈传承人受限于年龄及精力等因素，已无法有效承担起传承、保护与未来发展的重任。而相较于老一辈传承人而言，新生代传承人更具工艺创新的视野、理念、精力及知识储备，能够保证自身承受住高强度且枯燥反复的技艺生产工作，且具备长足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因此社会应将重点聚焦于蛋雕艺术的“新生代传承人”群体。②针对有志于蛋雕艺术保护，能够将蛋雕技艺融入市场性运作的高素质新生代传承人，政府应当大力加以支持鼓励，通过政策保障该群体基本生活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物质激励，以此促进青年蛋雕技艺人才的成长，鼓励青年从事蛋雕传承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蛋雕技艺前沿的优秀带头人，从而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拓展新的传承方式蛋雕艺术传统的授徒方式因其小规模、小范围等局限性已无法完全适应非遗传承的基本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将非遗传承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培养出一批理论知识与技艺手段相结合的新时代传承人。对于蛋雕技艺而言，传统的口耳相授固然可以保留最原始的核心技艺内容，但其传承的封闭性很难支撑技艺的现代化发展，而传承人一旦去世或离开行业，技艺就会面临断层甚至失传风险。③因此，如何寻求新的传承方式并使得这一技艺能更好地发展传承成为了当务之急。这要求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打破小范围传承的固有特点，更加积极主动地为蛋雕艺术的传承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比如，蛋雕手工艺人除现有的成立工作室等手段供市民参观学习、授徒教学之外，同时可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手段去扩大蛋雕艺术的宣传面，让更多的群体有机会认识蛋雕、了解蛋雕、喜欢蛋雕、传承蛋雕，进而有效推进蛋雕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四、蛋雕文创化发展与前景研究
在当下非遗传承工作形势日益严峻的环境之下，除转变非遗传承人选拔培育模式及传承方式外，只有通过面对市场发展的商业运行机制，将传统手工技艺非遗融注于文创化发展之中，才能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技艺的可持续发展。④蛋雕艺术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一种，同样可以适用于非遗文创化发展，借市场商业化运作来实现保护传承。以蛋雕技艺为例，除加大宣传力度、增大受众面积等具体举措手段以外，传承人仍可尝试文创化发展的新思路。即创作者将一定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融入蛋雕作品的制作之中，适当衍生一些蛋雕的文创产品，通过展览会、体验馆等形式将其宣传推广，在提高非遗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寻求新的销售途径。对比研究市面上较为成功的文创企业与文创产品，手工自制或许是蛋雕艺术发展的新途径之一。例如苏州博物馆推出的苏绣体验，故宫博物院推出的3D便利贴和手工纸雕灯等文创产品，都是将手工技艺与文化传承聚焦于物质载体之上的成功范例，此类模式无疑为蛋雕艺术的文创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蛋雕艺术的趣味性强，制作者如若能够亲手将个人喜欢的图案或文字雕刻于蛋壳之上，并且在制作过程中要求参与者在构思、绘画、雕刻等环节的情绪投入与精神集中，极易吸引参与者投入。此类活动除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等特点外，蛋雕的原材料成本也较为低廉，只需禽类蛋壳即可进行雕刻活动，具有宣传推广的巨大潜力。可见，在引导受众亲自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历史文化的普及宣传，蛋雕技艺的文创化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大有可为。
五、结语
蛋雕艺术是非遗文化舞台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与极高的欣赏价值。在面对传承过程中如知名度低、传承方式滞后、传承人缺位、市场狭小、受众匮乏等问题时，通过进一步扶持非遗传承人等举措对非遗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传承途径等方式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改善蛋雕艺人的生存状况，并以此推动蛋雕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文创化概念的加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蛋雕艺术保护工作中的迫切性问题，而且能够通过引入市场资源，以合法的商业化运作促进了蛋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切实满足非遗传承的新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施展,周星宇.关于“非遗文创化”的调查研究——以河南省八项传统技艺开发为例[J].文化产业,2019,(21):7-10.
[2]郑天皓.浅谈蛋雕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J].人文天下,2019,(18):63-67.
[3]施展.非遗“新生代”传承人的优势和困境——以河南省为例[J].文化产业,2018,(12):18-19.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2篇
摘要：学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现途径：基础教育从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族艺术、参与民族节庆等方面入手；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学术交流开展等方面实施，各司其职为非遗传承发展培养后继者。
关键词：非遗；学校教育；传承；实现途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各方面的关注和行动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不可否认在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建设等强势背景下，由于其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特点及现代化文明对其生存空间的排挤和挤压，使其越来越边缘化、碎片化，更由于其载体的“活态性”不得不面对“人走艺绝”的威胁。现阶段非遗传承主要依靠以传承人为主的传习活动和无意识的集体传承为主，前者以族内血源传承和族外师徒传承为主；而后者则是在非遗生长生存的地域空间中广大民众潜意识的传承。除此之外，政府、研究者、旅游产业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承担着传承的责任，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传承途径并不算少，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人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缺少了学校教育参与其中，那么非遗发展因现有传承对象的局限而渐入困境。
青年一代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未来，在呼吁唤起“文化觉醒”、倡导“文化自觉”等背景下，关注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关注随着传承人逝世就面临消亡的非遗就显得非常紧迫。国家政府、社会组织、教育系统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等文件的出台，都在不断在强调教育系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系统从中央美院率先在国内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之后，各高校也紧随其后成立各类非遗研究中心，培养相关方向的本硕博人才也陆续得以实施。而基础教育阶段则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进课堂的措施，如福建南音进课堂、云南省的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川剧进课堂等，而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举行更广泛地推进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传承工作……。但是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举措仍不能与我国非遗发展的速度相一致，不断探索学校教育在非遗传承中实现的途径，以得到更多青年群体的认可和关注，继而唤起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使教育系统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遗传承在基础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1.传承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传承思想、交流文化、记忆历史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他们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载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向农村、偏远山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脱离原有的生长环境，能熟练掌握民族语言的青少年队伍在逐渐缩小。如果没有了民族语言的延续，那么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没有了，那么他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也将不复存之。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也说到：“放弃母语，是通向文明毁灭的捷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民族定位。
2.传承民族艺术
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技艺等民间艺术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内隐与外显，它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推进和演变，青年一代对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民间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记忆延续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记录，是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该县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铜鼓十二调，其传承也面临着在青少年一代出现断层的危险。将其尽快地收集、整理，编订相应的教材融入当地基础教育，并以其为非遗教育的切入点进而挖掘其他的民间艺术，将布依族服饰、民歌、舞蹈、戏剧、器乐、蜡染、织锦等内容走进基础教育学校，使当地学生更加熟知自己的民族文化，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他们应有的民族归属感。
3.参与民族节庆
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不同性质的节庆活动，如布依族的六月六，苗族的三月三等，它们展示了各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蕴含着五彩斑斓的文化底蕴。鼓励学生、带领学生参与到地区和民族特有的节庆活动中，真实地融入民族生活，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发挥民族节庆的教育传承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建立对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民族语言，带领他们走进、了解、理解非遗，进而传承非遗，使我国非遗发展的链条有效地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延续。
二、非遗传承在高校中的实现途径
“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基础上的，其实现的主体应当是青年群体的参与，把文化遗产引入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1]在高校开展非遗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开设相关专业与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社会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学子关注社会公共空间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创造与发展。”[2]地方高校将培养专业非遗人才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之中开设相关专业，不仅可以为地域性非遗保护提供人才，还可以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另外要为非遗传承事业培养广泛的后盾人才，形成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开设非遗相关的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开拓地域研究视角，丰富校本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能力的标准之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现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建立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地方性、民族性课程（群）的开发，以地方非遗项目为依托，彰显民族地域性为特征，将非遗课程（群）纳入课程建设之中，既开拓了地域文化研究视角，又深化了课程发展的民族特质。
3.建设非遗资源库，深入挖掘非遗项目
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外，大量的非遗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非遗成长的一线采风、调研，也可以带领学生走进非遗文化的生存环境中展开调查实践活动，获得一手资料丰富课程教学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以当地传承人为依托，聘请他们到高校开展学术讲座、实践教学等等，使非遗教学资源生成的途径多样化。这样在不断深挖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地域非遗资源库也得以丰富和充实，为非遗传承发展提供资料支持。
4.创设非遗研究平台，开展学术交流
高校不仅要传播、传承非遗文化还要担当创新非遗文化的任务，高校有着优秀的学术研究人才群体，借学术力量的支点研究、宣传、推广非遗，使更多的人关注非遗、研究非遗；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拓展非遗的研究视角；走入社区开展非遗讲座，强化民众对其的认识；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开发、创新非遗。
非遗的“活态性”决定了它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而通过学校教育途径传承非遗则能从很大程度上保障非遗的持续性发展。普通学校和高校各司其职，努力从多途径、多角度传承非遗，将其传播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心中。只有获得青少年的支持非遗的传承、传播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作者单位：安顺学院艺术系）
参考文献：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3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现状
自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国政府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务院先后于2005 年和2011 年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同时，文化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对非遗保护和学术科研领域给予了大力支持;各级地方政府也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保护和传承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建设背景下，这些问题更为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工程，对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种资源统计、整合、保存、传播的过程。在非遗的数字化进程中，数据库建设是传承保护的基础，地域间合作共享数据资源是非遗传承的条件，适当的政策扶持与产业化建设是非遗传承的手段。
1.1 缺乏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3]。此法案在法律上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要求。非遗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呈现方式多样化，有图像、表演、音乐、制作技艺、模型等形式。在非遗数据库建设架构、内容、媒介等方面缺乏相关标准，导致各地建设的数据库标准不一，无法实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标准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呈现，这将直接导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1.2 缺乏资源共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由于非遗类别的差异化，导致对非遗资源采集的方式有所不同，其获得的数据资源也就不同。各地在信息采集、资源应用、传播媒介等对非遗有效传承的方式与手段方面没有实现合理的资源共享，导致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局限在其原生地，且导致国家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4]。非遗数字化的根本目的是对非遗的传承和应用。只有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地方非遗保护的沟通合作，建设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库资源，减少无序的资源浪费，才能实现非遗数字化的初衷。
1.3 过度产业化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建设有极大的关联。产业化建设随着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有了极大变革，但是，过度产业化建设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新技术带来的技术变革，使得非遗传承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如激光雕刻的剪纸作品、数码印刷的木版年画、3D 打印的泥人张泥塑等，让普通受众无法分辨真伪。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已经走向生产线式的规模化制作，而表演类非遗则变成了商业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及商业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为非遗传承与展示提供了平台，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多接触非遗的机会，然而过度商业化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文化的意味。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除了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外，仍有很多传统媒介为其提供展示与传播平台。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定区域内的展示与传播，相对数字化媒介有诸多不便和局限性。然而，传统媒介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作为非遗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
2.1 非遗原生地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展示媒介，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进行相关文化、物品、技艺、表演等形式的展示和传承。非遗原生地作为非遗展示最原始、最原生的展示媒介，直观再现了非遗生存现状及传承状态。
2.2 公共文化场馆展示媒介
公共文化场馆承担着地区文化传播与建设的社会基本功能，是服务公众的社会基础文化设施。从广义上来讲，公共文化场馆包含两类，一类是社会公益性文化场馆，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公共空间;另一类是商业性公共共享空间，如商场、购物中心、超市等具有商业性质的公共空间。
公共文化场馆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受众数量大、阶层及背景丰富，为非遗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一直以来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播和展示渠道。
2.3 公共旅游场所展示媒介
公共旅游场所，以供公众休闲旅游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场所，其中很多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如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公共旅游场所，除了一些建筑群落、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外，各个旅游景区的旅游集散中心也包含其中。
公共旅游场所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作为向外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是最常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展示的手段。
2.4 大众教育展示媒介
利用大众教育展示媒介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中华文化贯穿在教育体系中。教育机构通过与非遗相关的课程、课外活动及专题展示等方式，对非遗进行传播展示。中小学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课堂教育，高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或研究院所，青少年宫开展手工艺类非遗制作培训等，均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是建立在非遗传统展示媒介基础上，借助多媒体技术、物联网、4G 移动网络、智能应用终端、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和展示目的[5]。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充分利用了各项影像及互联网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视化、情景化地展示在数字终端设备上，使非遗呈现出交互性、体验性的新属性，实现快速、有效的传播与展示，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终极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融合了展示传播的多种手段和技术应用，呈现出极强的学科交叉性。数字化媒介将非遗展示从传统的PC 网络平台移动到智能设备的应用程序上，从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到公共文化平台的公共资源应用，从虚拟现实设备影像呈现还原到现实事物，丰富多元的数字化媒介平台为非遗展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
3.1 基于PC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是数字化展示媒介中较为传统的一种媒介形式，也是最早应用、最普及的形式。基于个人计算机终端，通过互联网在线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通过图片、视频、音乐等影像方式呈现非遗数字化资源[6]。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互动性的虚拟展示也趋于普及化[7]。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天津大学冯骥才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传统村落网以及国际非遗博览园网站等。此外，VR 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使得非遗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实现了仿真可操作式体验[8]，大大增强了受众在展示媒介中的带入感和体验性。目前故宫博物院在其官网中实现了360 紫禁城全景漫游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在腾讯地图了三维全景敦煌石窟。
3.2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移动智能设备已经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智能手机开始，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移动智能产品的出现，对人类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智能手机，已然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之一，甚至机不离手。而以Apple Watch，Google glass 为代表的移动智能产品，将再一次用科技改变生活方式。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播的新兴媒介，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平台和受众人群。移动智能设备作为数字化展示媒介，其应用程序是非遗展示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应用APP 程序推广非遗文化及展示非遗成果方面，故宫博物院及社会文化传播机构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9]。
故宫博物院在近期已了5 款APP 应用程序，使得众多的故宫馆藏文物触手可及，被受众收藏在手机中成为指尖上的文物，大众可以更加容易和便捷地享受文化的饕餮大餐。其中《每日故宫》，每天为用户推荐一件故宫馆藏文物，同时提供日历、笔记本等功能，界面设计精美，让受众在享受文化信息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除此之外，故宫不仅将馆藏文物数字化，而且还思考了传播方式，将宫廷文化和书画作品以游戏、日历、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播，融入了更多互动体验，共享交流内容，大大提高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切实起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展示的目的。
明清古典家具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制作工艺、使用工具、装饰纹样、木料选择等都是中华文化瑰宝。由中央美术学院彦风设计开发的《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款APP 应用程序，以360的旋转、张合拆组家具部件、深入零件至榫卯结构展示明清家具，通过简单富有趣味性的互动体验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具的奥秘。作为非遗的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典型案例，体现了数字化媒介的传播性、交互性、趣味性的全新体验方式，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非遗展示的目的和意义。
3.3 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社交网络作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工具，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恰恰可以利用拥有大量用户的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等，进行社交自媒体的非遗展示，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丰富、数量庞大等众多优势，势必成为非遗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渠道。
3.4 基于公共文化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等公共文化平台，除了作为传统媒介展示非遗外，其在数字化建设上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公众平台[10]。以博物馆为例，在展示陈列展品的设计中融入数字化手段，同时借助全息投影、可触摸屏幕、3D 影像、感应设备等互动设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通过互联网实现影像、信息的同步传输及分享。
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展示了当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互动设施。观众通过照片采集，实现民族服饰的虚拟试穿，并将试穿合成照片发送至观众预留的邮箱中。简单的体验，使观众对当地文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地域性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有很好的效果。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皮影；困境；数字化保护
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又称“影子戏”、“灯影戏”等。艺人一边在幕布后操纵皮影道具，一边配以独特的曲调和乐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之一。2006年，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皮影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目前皮影艺术正面临着传承困难、观众断层等严重的问题，使得这项艺术的传承岌岌可危[1]。虽然皮影戏已经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并不意味着就得到了有效的传承。
一、传统皮影的艺术魅力
皮影戏在我国流传地域甚广，在发展中吸收了各个地方音乐曲调和表演技法中的精华，从而不断演化形成了众多流派，有唐山皮影、四川皮影等各具特色的皮影。虽然流派很多，但皮影的制作工艺却都非常精良，都要经过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等工序[2]，才能呈现出十分精美的皮影造型。皮影的造型十分独特，一个完整的人物由头茬和戳子组成。头茬分为脸谱、帽饰、发饰等部分；戳子则由上身、腿等十来个部件组成。用线将头部和四肢连缀起来，这种人物造型避免了二维平面人物的单调性问题，表现方式更加灵活，有更多的表现空间。人物镌刻更是继承了“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的设计思想，并在雕刻技法上注重阴阳协调的原则，使人物端庄稳健。再搭配表演者的操纵能力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唱腔曲调，以故事演绎的形式歌颂了忠、孝、礼、义、仁等美好品质。皮影人物动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静可悲喜交加，思绪万千；舞台表现力极强，极具艺术魅力。
二、传统皮影戏的困境
皮影艺术历经千年传承，现在出现了断裂倾向，主要表现在表演人才缺失、成品保护困难、表现形式单一三个方面。首先，从表演团的数量上来看，皮影戏班的数量急剧减少。据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仅湖南省一个省就有1500多个皮影戏班，大约到八十年代，全国还有1000多个皮影戏班，而时至今日，全国设备齐全具有传承能力的皮影戏班已不足20个。而且很多皮影戏演绎者年岁已高，全国皮影艺人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90%[3]。再加上皮影戏的学习难度大，学习时间长，三年时间或许都难以培养一个成熟的皮影艺人，而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新媒体，对传统艺术缺乏耐心，因而表演人才出现严重断层，后继无人。其次，皮影成品保护困难，长时间日晒会使颜料褪色，温度和湿度不当也会使皮影变形。在所有工艺流程不减不换的前提下，难以进行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最后，当下受众的审美倾向发生改变，而皮影戏仍传唱古代经典剧目，表现形式单一，互动性与娱乐性不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皮影戏很难得到当下受众的青睐，更难以使受众产生对皮影艺术的认同感。
三、皮影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思路探索
要想让传统皮影活起来，就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行保护和传承，即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数字化技术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数字化存储提供保障、数字化再现提供支撑、数字化展示提供平台、虚拟现实提供发展空间[4]，通过总结可具体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皮影博物馆数字化展示从国外的“美国记忆”到国内故宫、敦煌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数字技术一直在博物馆的信息采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皮影博物馆的展示分为静态展示、活态展示和数字化展示三种。静态展示力求还原皮影戏的原始风貌。活态展示即现场演绎皮影戏，动态的表演和静态的陈列相结合，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目前我国有静态和活态展示的皮影博物馆有北京龙在天皮影文化博物馆、北京崔永平皮影艺术博物馆、中国西安皮影博物馆等。但皮影的现场演出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而数字化展示方式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中国美术学院立项开发基于网络平台的皮影数字博物馆，该“博物馆”可通过图文和二维三维动画对皮影进行充分展示；环县地区运用道情皮影数字化管理系统将濒临失传的珍贵道情皮影音频、视频、图谱等进行存储。
（二）皮影元素融入现代设计皮影艺术图案丰富，可将其直接运用到现代装饰中，比如皮影人物的各类挂件可运用到现代封面设计中；还可将皮影图案进行重新解构，皮影中的人物造型以线性镂空为主，简洁美观，富有运动色彩，可以此为基础，创造出具有动静结合风格的特色化产品，如珠宝创意大赛的戒指造型、皮影字体挂历和象棋产品等。皮影上色采用传统的晕染方式，叠加的色彩更具有梦幻感，并且白青黑红黄与中国传统的金木水火土对应，对比鲜明，这可用在服装设计中，比如中国品牌夏姿陈的服装设计[5]。事实上，皮影元素融入现代设计正是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融合的体现，好的设计不仅能满足功能需求，还能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由此追溯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成为探究文化发展方向的载体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5篇
一、湖湘传统工艺式微的原因
（一）生产力发展变化快
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随着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新的生产力远远高于传统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很多领域，无论是式样还是技艺，机器都能代替人工，而且机器能批量生产，且不说质量能否跟人工做的一样精致（实际上也能过得去），至少在产品的产量上远远超过了人工的生产量。如湘绣，机器也可以绣出普通的甚至稍有难度的绣制品，对湘绣作品要求不高或者不了解的人可能无法说出机绣品跟人工绣品的优劣。而一幅好的湘绣作品要耗费一个绣女或者绣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而机器则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
（二）市场需求急剧缩减
曾经为湖南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传统工艺，在工业社会却已经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地位。如侗锦，在过去，侗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宗教活动都离不开侗锦，而如今，方便轻巧、物美价廉的服饰、日常生活器具等早已能被批量化生产，已广泛融入侗族人的生活，而工艺复杂、耗时多的侗锦等手工艺制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使用范围缩小，逐渐成为只有盛大的节日才用得到的装饰品或者卖给旅游者的纪念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以前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工具也可以用别的物品替代。如竹编制品，以前挑谷物经常要用到竹制箩筐，家家必备，而今且不说现在直接用车托运，退一步讲，也是用塑料编织袋等其他非竹编制品替代了。哪怕竹箩筐再结实耐用也难有用武之地，更不用说米筛、鱼篓、锅刷等竹制品了。
（三）社会保护意识淡薄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社会，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新奇，而传统工艺默默的被贴上了陈旧、落后的标签。如果说年长的一代人还对传统工艺制品存留着一份感情，那年轻一代人就没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对于年长者来说，传统工艺品曾经饱含着过去的美好回忆，年长者在对待历史和老物件的心智也更成熟些，而年轻人没有对过去的留恋，只有对新事物的追求，他们更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对传统工艺缺少敬畏心，保护意识淡薄。年长者慢慢老去，年轻人开始当家，老年人即使想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做点事情，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
（四）后继乏人
传承人作为传统工艺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递者，对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远古而来，手工艺人很多是迫于无奈才选择这个行业，要么是家境贫困者，要么是不爱读书的人，因为手工业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只要勤劳，靠双手是能够吃饱饭的。然而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今社会，传统工艺传承人的代际断裂H为严重，现在的年轻一代多不愿继承学习，传统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如目前通道县内织锦者多为40岁以上的妇女，40岁以下者为少数，20岁左右者最少，“技艺”面临渐成“记忆”的尴尬。传统工艺出师的过程很漫长，像陶瓷没个三五年摸不进门。浮躁的年轻人没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一个从事竹编近70年的老师傅曾经收过7个徒弟，但现在没有一个徒弟从事这一行。他说：“花一天多才能织成的菜蓝只能卖100来块钱，每天平均收入才7、80元，而在外面做工一天能有200多元。”的确，在物价飞涨的当下，没人愿意继续坚守这份不挣钱的事业。
（五）现有传承群体整体素质不高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鲜少从事手工业，如今虽然有海归女传承母亲衣钵研习非遗技艺，但也只是个例，绝大数手工艺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文化水平低。这与传统工艺的传授方式有关，传统工艺主要通过师傅带徒弟、近亲传带等方式获得技艺，师徒中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更别说是系统的民族文化、美术理论、艺术设计等方面的教育，于是最理想的状态是技艺可以传承的娴熟精湛，但是对传统工艺本身的文化，以及技法的来源与创新等认识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了。如侗锦文化，当地不少织娘虽然掌握了高超的织锦技艺，但对侗锦图案纹样所代表的深意缺乏了解，正所谓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现有传承群体的民族工艺文化、艺术修养、审美水平和创新能力均有提升的空间。
二、传承与保护传统工艺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培养培训
为培养非遗传承人才、全面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提升传承人的艺术修养、审美意识、创新能力，达到“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的目的，文化部协同教育部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全国试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作为全国首批参与院校，为湖湘非遗传承已经成功举办了湘绣、侗锦、瑶锦、剪纸、陶瓷、雕刻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普及培训班，学员报名踊跃，学习热情高涨，结业时感慨收获很多，对培训班的举办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传承人进行培养培训应当多鼓励，在提升传承人能力的同时，促进技艺学习与交流，能很好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二）进行抢救性保护
湖南的很多传统工艺都是靠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工艺更是口传心记才能流传至今。汉族人掌握的传统工艺因为语言的相通尚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破解之道，少数民族则不一样，一些传统工艺中蕴含的特有的民族观念、、审美情趣等优秀文化面临失传或被同化的处境。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挖掘与整理，难免面临灿烂的民族文化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窘境。
（三）加强宣传推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工艺光靠传承人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人共同关注，对传统工艺的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大力宣扬，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们自觉承担保护非遗工作，并以此为荣。除去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外，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广泛传播，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要利用好博客、微博、共享协作平台、社交网络平台，争取让传统工艺及非遗文化深入到我们熟知的Qzone、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微信朋友圈等任何角落。
（四）注重创新设计
传统工艺要想获得重生，必须结束止步不前的状态，要打破观念牢笼，敢于大胆创新。笔者认为传统工艺因创新而重生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设计紧密结合，将创新设计融入传统工艺作品，提高作品的艺术品味，赋予作品新生命，从纯粹的生活器具变成工艺美术品。这一步需要职业教育的配合，实际上已经有高职院校正致力于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高度融合，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创新的目的，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就是一个典型。该校的全部专业均是设计类，并且开设了湘绣、湘瓷、小郁竹艺、根雕等传统工艺的专业，为湖南省工艺美术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第二步是让传统工艺重新找到市场，让传统工艺回归生活。未来最理想的状态是传统工艺美术品既有装饰作用，又有实用价值，真正回归人们的生活。长沙铜官窑非遗传承认彭望球就正在尝试这么做，他将湖南黑茶文化与陶瓷文化相结合，期望引导传统技艺重新回归生活。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6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46-02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各高职院校的竞争形势也愈演愈烈。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已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当务之急。云南省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其独特、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本省的高职院校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必将为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活力和支撑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符号记忆，也是体现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活化石”。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来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学习和研究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有利资源，尝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成为一门特色课程，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高职院校应当认识到自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独特地位，充分发挥保护与传承文化的桥梁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职校园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意义
高职院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场之一，是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的完美结合，云南地区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挖掘、整合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结区域内传统民族文化特点，不断丰富和完善特色课程建设。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以云南省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为例，云南有长达四千余年的制陶史，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寨、勐罕曼峦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龙寨等地均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傣族传统制陶技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傣族陶器已开始走向衰弱。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这一现象开设了陶艺设计与制作课程，课程中强调民族性与地方区域文化在教学实践中的融合，针对市场需求进行课程内容设置、调整，以期适应社会需求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传授，取而代之的是高职院校的“课堂式”教授。高职院校已成为本土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二）非物质文化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意义
1.文化传承是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从其出发点来看都是基于知识的传授，它们只是在实际的教学中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民族文化丰富的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较好的课程来源，与普通的文化传承相比，它与高职教育的结合更加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浓烈的本土化气息，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好的实践性把它开发成特色课程，不仅提高了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丰富了高职院校的课程内容，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
2.非物质文化是丰富云南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手段。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途径和内容是与大学生的道德情操、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和文化结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我国的高职院校具有本土性的特点。所以，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不仅要反映学校的教育理念，还要反映出地方文化特色。我国的高职院校大都起步较晚，缺乏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为云南省的高职院校，最大的优势就是民族文化底蕴的深厚，高职院校应该基于这种现实，积极整理本土的优秀文化资源，提炼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文化自觉。
3.非遗传承人成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师资力量的短缺是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困境。在少数民族地区，提高高职师资力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师资队伍的多元化发展，根据地方特色，提高兼职教师的比重，聘请一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职院校中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通过这些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言传身教，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直接的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不仅最大程度的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而且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来源。
三、高职院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
（一）特色课程的开发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首先应该考虑其是否具有可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其自身所内涵的价值丰富，并不缺乏其教育功能。而现有的课程很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满足企业和学习者的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笔者认为，应该在课程开发阶段综合非遗传承人的意见，考虑此专业开发的可行性，然后对社会用人单位进行市场调研，制定课程目标，借鉴国内与此相类似专业的经验，确定课程门类，并确定其课程的具体课时分配。随后，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授课方式。在课程实施环境开发上，要充分利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优势，与当地的相关企业进行沟通和合作，使课程开发更有实践性。
（二）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高职院校的社团形式各式各样，但却少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社团的出现。开展此类社团能够加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例如：围绕这些非遗文化进行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和学术交流活动、定期的出版一些刊物和报纸、借助暑期、寒假等假期，深入到非遗所在地区去进行实践活动。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课堂，从而加深对非物质文化的理解。
（三）理论研究的深入
目前学术界更多倾向于理论上的研究，“非遗”热的兴起无疑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课题来源，同时高校学者的加入，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高职院校应该将理论研究与现实运用相结合，建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同时与周围的社区、学校联合设立研究场所，不但学校的科研工作者要加强其研究，还要让更多的研究机构学者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举办广泛的交流活动
交流活动是高职院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最直接的传承桥梁。各高职院校可每学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同时，各高职院校还可以相互参观，也为各校提供交流平台，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当然高职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交流不应单单停留在单个地区举行，还应主动与其他地区的高职院校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借鉴其优势，提升自身水平。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快捷性，开办文化论坛等网站，让学生不受时空和地域限制进行交流。
四、总结
总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能够将两者很好的结合，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是云南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这种理念不仅能调动各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办学的积极性，还在习得技艺的同时传承了民族文化。这将是云南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一次独特并创新的尝试，最终使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得以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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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明东，刘光临.西部高等教育要走特色发展之路[N].光明日报，2004.
[3]傣族慢轮制陶技艺[EB/OL].2011-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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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重阳.浅谈地方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J].科教文汇，2009.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7篇
土特产主要是指在当地生产加工的富有地域特点的产品，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湘西南一带土特产产品非常丰富，苗族的腊肉，侗族的油茶，还有各色卤菜、米花、猪血丸子、辣椒、龙山百合、米酒等等。然而在商业化日趋繁盛的今天，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存在设计雷同、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现状。如宝庆猪血丸子是当地富有盛名的土特产，但是其包装设计却是参差不齐，有的仅以真空塑料袋进行密封，仅考虑到产品的保护功能而忽略了商品包装的促销功能。而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以下几点：
1、企业对于产品包装设计不够重视
湘西南地区的土特产生产企业以及加工商大部分都是小公司，一般都只对产品质量较为重视，而忽略了产品的包装设计，同时他们缺乏较为前瞻的设计眼光，不能理解合理优秀的包装设计对于产品的促销作用。
2、创新设计人才的缺乏，品牌意识淡薄
一套好的土特产包装设计，不仅在视觉传达上具有良好的审美感，还应符合产品的文化内涵，它需要设计者对产品进行市场相关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产品当地的文化特点，能让包装既具有好的保护性，又能传达产品的地域特色。而创新设计人才的缺乏，使得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不能取得较大的突破。同时，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也使得湘西南土特产仅在当地销售较为顺畅，不能更好地在全国各地发展壮大。
二、非遗传承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发展结合新方向
基于以上观点，将湘西南地方非遗文化传承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相结合为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湘西南非遗文化面临的瓶颈与湘西南土特产包装面临的发展状况一致。深入挖掘湘西南非遗文化，通过湘西南独特丰富的非遗文化来进行当地土特产的包装设计，无疑是提升湘西南土特产包装文化内涵的有效途径。
1、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容器结构的改善
产品包装容器设计是包装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结构要素，进行容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产品的不同形态、不同特征。同时也要符合商品运输和存储的要求。近年来，绿色包装设计的兴起，也让包装容器环保耐用的设计需求凸显。在湘西南非遗文化中，学习宝庆竹刻器型制作的年轻一辈锐减，现今仅剩下竹艺器型加工厂的杨厂长艺人在从事这项国家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器型制作过于复杂难学，而且销售前景不堪；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高沙土陶制作，高沙土陶也是湘西南地区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土陶制品的陶罐也曾销往全国各地，而目前高沙土陶的制作者也仅剩下两家作坊，四五个传承人。如果能将这些湘西南本地面临濒危的非遗项目与当地的土特产包装设计结合起来，不仅能从包装的器型上对土特产包装进行创新，还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非遗项目，创新包装容器设计的队伍中来。
2、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材质设计的改善
包装设计中材料运用主要是指制作包装所使用的材料，在设计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包装内容物来选择适合的包装材料。而湘西南各类不同的非遗项目也能为土特产包装设计的材料运用带来革新。如蓝印花布、侗族织锦、花瑶挑花都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不仅制作原料源自当地，具有当地质朴环保的特点，其纹样也是非常美观大方的。自古以来，粽子包装以其天然材质延续千百年而经久不衰，而湘西酒鬼酒的瓶装也是因其借鉴麻袋材质的造型而享誉中外，由此便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材质对于土特产包装的深远影响，同时，合理利用非遗文化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材质设计也符合绿色环保的健康标准。
3、以非遗文化来进行湘西南土特产包装设计视觉传达上的创新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土特产包装也是如此，将本地的传统非遗文化合理融入到本地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来，是对土特产包装视觉传达部分的创新，在湘西南非遗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项目其纹样设计都颇具民间纹样的吉祥寓意，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其纹样创作手法和寓意方式都值得我们在进行现代包装设计时借鉴及发扬。
三、结语
非遗传承困境范文第8篇
（一）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传承人是维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据文化部对目前所认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统计分析显示，2007年第一批226名代表性传承人中，80岁以上33名，占总数的14.6%，70岁至79岁有48人，占总数的21.23%；60岁至69岁有65名，占总数的28.76%；60岁以上146名，占总数的64.6%。这一现象在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中同样存在，由于受地域限制甚至更为严重。传承人普遍年龄偏大，年轻人受现代生活方式影响至深，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一些传统文化项目后继乏人，很多可能在老一辈的传承人过世后人亡艺绝，出现传承断层的不利局面。
（二）被其他国家“仿制”或窃取、盗用的文化安全危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但现实状况是我国对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缺乏应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流失以及被外国公司无偿地商业利用、窃取、盗用已非常触目惊心。比如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巾帼英雄，而美国好莱坞把她的故事拍摄成娱乐大片，赚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在日本和韩国，数10家公司已分别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注册为计算机游戏商标。中国的宣纸被日本商人得到工艺秘方之后，国际上高端宣纸的市场已基本为日本企业所垄断。我国有900多种传统中药的药方，现已被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用现代生物技术加工后申请了专利，2001年以色列人向美国申请了治疗消化性溃疡和痔疮的中药配方专利并授权给了阿联酋的国家……这些对我国各民族的损害，既有精神层面的伤害，也有经济层面的掠夺。种种情况表明，广西乃至全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已刻不容缓。
三、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对策
结合国内外其他文化区域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科学构建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当通过行政与法律两种保护途径来加强。
行政保护行政保护可以集中更多资源投入到民族民间的保存活动中，促进传统文化产品的可持续生产和传播。从目前国内外各文化区域对传统文化的行政保护来看，行之有效的行政保护措施如下：
（一）扩大宣传，培养民众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提高文化自觉性是保护传统文化的关键，大部分民间传统技艺的保有者来自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保护工作离不开民众的配合和支持，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弱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效果。
（二）设立专门机构统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个专业性强，需要长期进行，并且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应设立专门机构，吸纳民俗学者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协调各方利益。如巴西成立了由环境部、卫生部等8个政府部门组成的“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CGEN）”，泰国设立了专门负责医药传统知识的权利注册“泰国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和促进委员会”等。
（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广纳社会资金，设立保护基金现阶段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为缓解政府单方渠道资金供给不足的困境，可通过税收优惠和其他利好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对传统文化保护的投入，如对具有市场潜能的传统文化项目进行有序的产业开发。再次，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成立保护基金可以促进民间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如印度建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会以促使传统医药知识产业，再如秘鲁的土著人发展基金，该基金对基于传统知识形成的商品收取其市场销售额的0.5%为佣金。
（四）深入挖掘特色资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设各级政府应深入挖掘民族特色资源，如作为与藏药、苗药齐名的壮医药，有着独特的药用理论和显著的实践疗效，是壮族值得珍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目前各级名录中都不见其踪影，对其保护显然不足。大部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集聚地在县级行政单位，县政府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符合评审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进行国家、省、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以实现对其全面、有效的保护。
（五）完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加强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传承人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中起着核心的作用，但现实中对他们的保护不足，其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常常受到损害，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其保护，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并给予资金扶助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加强对传承人的申报认定力度，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意地方传统文化项目的特性，可借鉴日本在传承人认定方面的经验，研究建立“个人认定”、“综合认定”和“团体认定”的多元认定体系，从而使得对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事物规律，能真正起到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展的作用。
（六）建立生态文化保护区，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整体保护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还要对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即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进行保护，以维护其原生态环境。将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积淀深厚、特色鲜明、有广泛群众基础且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村落或者特定区域划定为生态文化保护区，有利于保持传统文化的活水源泉，促进其发展和传播。
（七）鼓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专项研究，推进相关项目的学科建设以贵州为例，该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凯里学院合作，编纂了《原生态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丛书》，为“原生态民族文化”学科的开办奠定了基础。广西政府可以借重高校的智力支持，充分利用好广阔的平台，展开对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学科试点，招收学生进行专业学习，解决传承人断层的困境。
（八）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学校应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纳入相关课程，培养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从娃娃抓起，他们既是生物基因的传递者，同时也是传统文化血脉的传承者。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全社会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为相关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三、法律保护
目前各国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是进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结合广西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具体法律适用如下：
（一）著作权及邻接权保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采取著作权模式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根据广西民间文学艺术不同的存在状况，可采取下列相应的保护措施：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表达，如故事、传说、神话、音乐、雕塑等符合独创性要求的，可按照著作权规定给予保护，至于权利主体的确定，可以是拥有该项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组织，如在著名的《乌苏里船歌》案中，赫哲族作为权利主体主张相关权益；第二，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再创作符合独创性等保护条件的，作为权利主体的传承人便能按照著作权法自动获得著作权；第三、对著作权难以调整的部分，比如涉及集体权益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使用，可以建立公有领域使用付费制度，《发展中国家著作权保护突尼斯示范法》已经对此作了探索性的规定。同时，邻接权制度也可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如壮族蚂拐舞、瑶族长鼓舞等的传承人对其表演可依法享有表演者权；对于整理、记录民间传统文化的单纯采风记录者，可依法享有录制者权；对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其发现的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整理、记录的采风记录者进行邻接权保护；对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作出贡献、符合保护标准的传承人，也可享受相应的权利，如广播者可对其制作播出的涉及民间文学艺术的广播电视节目享受广播组织权，图书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享有出版者权。
（二）商标权保护商标权制度的权利主体的可集体性、保护时间上的无限性等特性，特别适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广西各民族地区可以对其适当的文化项目申请商标注册，通过注册商标，取得在核定项目上独占性使用的权利，也可以通过申请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经司法保护，有效地打击仿冒行为，维护其传承和发展。一些国家已经规定，未经有关社区的许可或者可能冒犯有关社区，禁止将土著文字、肖像或其他与众不同的符号作为商标注册。
（三）地理标记保护广西特色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产品，如“荔浦芋头”、“巴马长寿食品”和“桂林米粉”等，虽然已申请了地理标记保护，但经实践证明，由于经营分散，缺乏规范，未能形成产业规模，在现代经济的洪流下，极易遭受冲击而被边缘化，如果不及时加以规范，建立严密的品质标准控制机制，有可能对整个产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通过地理标记制度进行保护，主要是为了在法律机制的保障下，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品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所形成的文化意蕴，提高产品附加值，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一套严密的品质标准控制机制至关重要。
（四）专利权保护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专利保护，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其一，积极权利实现。就是对传统技艺中符合专利申请标准的部分申请专利注册，传统技艺中也包含着十分先进的技术信息，只是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而没有进行专利申请，现在有些国家已经进行了专利方面的保护，比如哈萨克斯坦利用外观设计制度保护其头饰和地毯的外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二，消极性即防御性保护。主要是通过确认在先技术来阻止不法的专利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