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儒家思想；中国法制；影响；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9-00-01
一、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研究
（一）对于法律指导思想存在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儒家法律思想，大致传承发展了自西周时期以来的“礼制”及“明德慎罚”思想，系统提出了重视人治，维护礼治的法治观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孔子的“仁治”观念，明确提倡了“为政在人，德主刑辅”法治思想。伴随着历史发展步伐的前进，儒家思想经历了大的变革，但是“德主刑辅”这一法律思想却一直得以保留传承下来，自汉朝其的“大德小刑”至唐朝时期的“德刑并用”在至明清时期的“明刑弼教”再至现代法律，无一不提倡着中国法律所提倡的自然和谐精神及以人为本思想，这也是中国法律所区别于西方国家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定产生的影响
1、刑法制定方面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制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制定中均坚持了以德主刑辅的原则，秉承了以“恤刑慎杀”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即肉刑的废除，这是儒家思想人治思想的切实影响。此外在刑名方面经历了大幅减少，封建制度下的刑罚体制不断确立完善，死刑复审制度的创立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当政者在法律层面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儒家思想。
2、民事法律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存在着不发达的情况，这同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息讼不无关系，因此可以看出在传统民法发展方面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意义作用。孟子是儒家学派体系中对于法律及经济关系把握十分到位的一位，其提出了“制民之产”及“薄税产”思想，告诫了统治阶级应收敛暴税、重赋。后世发展中贤明的君主均将该思想，作为了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及强兵富国的主要对策。如土地所有制度范畴内的户籍赋税制度及重农抑商原则等，均是古代民事法制层面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载体体现。
3、行事法律
中国官僚机制是封建社会法律所具有的一大特色，其本身即包含了浓郁的儒家思想特色。首先自管员的选拔制度来讲，汉代时期的举孝廉制即强烈的呈现着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道思想，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也是儒家思想重视门第观念，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就儒家“为政在人”思想进行了体现，同时科举制度本身也有效促进了儒学思想的发展，巩固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为国家科考以儒学为主，所以举人皆是儒学致世。在为官方面，儒家思想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举例而言，无论官员等级多大，父母离世皆需弃官守丧，否则即会有驳纲常，遭世人指点。
（三）儒家思想对于司法实践及法律解释的影响
1、法律解释方面
儒学并非开始即处于统治地位，其于法律层面的确立也经历了诸多过程，而其中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奠定了其根本的地位。诸所周知，一类学说衍变为法律思想，不单是一部法律便可实现的，其必须要经过合理的解释，使得多数人进行了解接受，并通过此来促使法律得以良好的实践运用。儒学自汉代确定之后，便是通过以经注律与经断律促使儒学法律化，而又经过后世人纳理入律，最终至《唐律》时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告成。
2、司法实践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于司法实践方面影响最为显著的体现便是《春秋诀狱》，其将儒家的经典直接作为了法律条文，进行实际案例的指导。此外儒家将就天人合一思想，运用至司法实践内，从刑狱时令至灾异赦免，均存在着浓郁的自然和谐因素考虑。另外儒家一贯秉承等级观念，而封建的法律体系中也多规定了特权制，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不平等条款，且行政同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具有的一大特色。
二、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影响的利弊研究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的积极影响十分显著，对于此方面，能够从以下内容进行探究，首先其主张了“礼主刑辅”，促使了法律同道德感化与思想教育三者的紧密结合。其次儒家思想还主张了以“礼乐刑政”并举，这些思想对当今法律体系的建设均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再者儒家思想中一直教育人们经世致用，彰显着一类“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的大无畏奉献精神，这些思想精神即是当前社会中所应继承发展的瑰丽部分。
自然谈及积极部分，那么必然不能够避免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对其消极一面，可以从其思想的保守落后和其对于法治精神的破坏来讲。具体显著的两个方面即是：首先其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及对诉讼产生惧怕的情况出现，儒家思想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使得人们常常崇尚礼节而鄙夷法律，尤其是在诉讼方面，人们因为畏惧官员，由此不敢为了自身的权利而诉诸法律。其次儒家思想是致使中国传统法制不够发达的一项重要因素，因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未能形成独立意义上的民法典藏，民法依附于刑法之上，而民事法律关系也依据“礼”来进行调整，一旦触犯了“礼”的标准，那么便可处以刑罚。
因此从根本来看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法制存在的影响，有褒有贬，所以基于其广泛深刻的影响性，在当前法律的构建中，应做好良性的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至现代法律范畴中，再次彰显其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守慧黄楠.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J].中国校外教育，2011（8）：3-3.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韩国；儒家文化；教育观念
韩国与中国无论是在疆域边境还是民族文化上，都有着源远流长的紧密关系。韩国是新兴国家中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典型国家。近年来，通过大量的韩国影视剧以及韩国人来华生活工作学习，韩国这个神秘的国家逐渐摘下了面纱。
韩国人非常重视家庭生活，许多家庭观念深刻受到儒家文化当中“礼治”主义、“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韩国的家庭中强调父母要对子女养、爱、教，儿女要对父母养且敬，夫妇间择德结婚、恒其爱情、夫义妻柔、忧乐与共，长者对幼者的表率、宽容、友爱、劝导和幼者对兄长的尊敬等。
儒家的思想体系是由孔子及其弟子建立的，后来历经各朝各代的儒家学者的继承与发展，逐渐被东亚国家社会主流思想所接受。特别是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时，也逐渐成为朝鲜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性，二、重视整体观念，偏重直觉思维。①中国儒家文化因提倡“尊王复礼”，“封建家长制”等思想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与继承，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东亚社会主流思想以及精神风貌。韩国社会从古至今总是能找到儒家思想深刻的烙印。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韩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朝鲜半岛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一、儒家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观中的影响。
在韩国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礼治教育。辽宁省沈阳市的西塔地区是继美国洛杉矶以外朝鲜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区。随着1988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朝鲜族人以及朝鲜人来到沈阳西塔地区，许多韩国家庭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生活。在韩国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儿时就培养他们按照韩国传统礼仪来尊敬长辈以及爱护晚辈。笔者在这里接触到很多韩国家庭，对于韩国家庭重视教育的态度深有感悟。孩子见到长辈一定要起立鞠躬并问好；在家庭聚餐时长辈们要入座之后晚辈才能入座；长辈再给晚辈倒酒的时候，晚辈一定要双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时不能面对长辈饮酒，要侧过头饮酒；这些简单的礼节虽然简单，但是却反映了儒家孝、仁、礼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中的影响。
在和韩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给人的印象看起来外表中国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许多昔日在国人身上的礼仪形式在今日的韩国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还是一种文明的传承？
在韩国家庭中，对孩子礼法的教育自高丽王朝时期就是开始形成一定之规。这种礼法虽没有成文的规定，但是在每个家庭中“为国尽忠，敬信节用，人伦之中，忠孝为本”以深入人心。②儒家思想也因此在韩国被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今天的儒家理论不但体现了韩民族的精神，更成为韩国教育的主体，是韩国家庭教育特别是德育教育的灵魂。
二、儒家思想在韩国学校教育中影响
儒家思想在传入韩国之初，首先引起了上层人物的极大兴趣，并很快在上层社会普遍传播开来。公元372年，高句丽设立了传播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设置了国子博士和太学博士，主要讲授五经、三史等儒家经典。③因此，在韩国教育观深受儒家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自古传承至今。今天的韩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国人。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轻的教师，享受的礼节也遵照家长的形式。同时，在韩国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认同。
儒家认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能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教育，尊重教育的良好风尚。这一点在韩国社会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笔者曾经和韩国著名国乐教育学者李乂兰交流，他认为当代社会价值取向正处于一个混沌交流期，如何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汇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文化中的性本善论。这类似近代管理学中的Y理论，人们的存在不应以物质的丰裕来衡量，而应该把自己放在社会中，用自己在社会中的贡献来衡量个人生命的价值。
（2）儒家的“君子”与“天地人和”思想，人和社会以及自然比起来，只能是沧海一粟，如果人只是一味的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社会将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所以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儒家文化在韩国传承给中国的启示。
2000多年前我国的先贤开创了儒家学派，而后传播到友邦韩国。但在儒家文化的继承、发展和运用等方面，国人做的远远逊于我们的友邦。韩国自上世纪的80年代起，在推行“文化立国”，本质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把儒家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领域之中，开创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新路，并积极地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将德育的内容具体化，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教育的氛围。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我国应借鉴韩国的经验，把握孔子儒家思想的真谛，研究和发扬儒家文化，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注解
① 韩恩珠，《中韩两国儒文化意识比较研究——以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与礼仪文化为主》，2006年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 韩国 影响 启示
韩国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早、最深的国家之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完整继承与发扬，且对韩国现代化进程、思想教育及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善待儒家传统文化，让其精华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值得深思。
1.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1.1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20 世纪后半叶韩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内部先决条件是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儒家精神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意识。儒家倡导的中央集权政治观、忠孝一致伦理观、重农抑商经济观等弥漫于韩国社会各个角落。政治方面的中央集权，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忠孝观使团队和集体养成忠诚奉献精神；儒家倡导的重农抑商与韩国社会的发展观念不相符合，但韩国人结合本国特点，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
儒家文化强调重责任、重义务的奉献精神，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共同利益，这种集体主义成为韩国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儒家文化中提倡节俭、勤劳、敬业更是韩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韩国现代化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与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尚贤重教分不开。儒家文化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诚实、守信用、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伦理等，对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道德规范起到推动作用。“修齐治平”、“奉公灭私”、“经世济民”等功利观，经过现代意识改造，转化为孕育企业家阶层社会责任感和创业传统的源泉。
1.2儒家文化对当代韩国思想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很好传承。早在1960 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儒家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在高校办学体制及专业设置方面表现尤为显著。成均馆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众多高校里也专门开设研究儒教的学科，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并发行自己的刊物。设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300 余所乡校则有“儒生大学”之美誉，每年举行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的“释典大祭”， 是儒家文化的发展见证。
1.3儒家文化对当今韩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
当今韩国，优良的儒家文化在国民精神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高丽大学曾编写《韩国民俗大观》，强调儒教在韩国还占据着绝对比重。韩国把儒家文化中的孔子所倡导的礼和孝结合起来，家庭孝道至今不衰，且强烈地抵制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每到父亲母亲节日，从小学生到成年人都会给父母送上节日礼物。如果因工作必须与小家庭分开，必要的团聚还是不能少，比如周末团圆、遇到大事全家商讨、过节祭祀等。夫妻和睦相处，父慈子孝，尊兄爱弟依然是国家倡导的良好社会风气。儒家文化一直提倡的行为规范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都起着重要作用。尊敬长辈，服从上级，讲究秩序。在长辈面前不能吸烟，喝酒也要经过允许方可，并且要背过脸去喝；对同学中年长的师兄师姐也要敬重有加；前辈要关心爱护后辈，师兄师姐要关心师弟师妹。
2.对中国的启示
2.1儒家文化根在中国。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曾做过的“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调查显示,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大陆排在最后一位；韩国首尔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中国上海则排在最后。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差距较大：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而中国有一些知识精英则强烈反对儒学，认为儒学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韩国很多政界和企业界领袖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韩国生活世界处处体现儒家文化精神，韩国人每年都要祭拜孔子，而且祭孔仪式非常庄严。中国大陆最近也恢复祭孔，但旅游观光色彩太浓。文化起源和生成有国界，但文化传播和影响没有国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共享性、适应性和变异性。在文化传播和传承过程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比皆是。儒家文化虽然根在中国，但“花落谁家”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能陶醉于中华文化已走向世界，而应该深思自身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得如何；不能让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状态，而应该对儒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不能让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成为远离母国的过程。
2.2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绕不开儒家文化。
传统反思与现代意识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精神文化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难有发展，而割断历史、遗忘过去则注定没有前途。尽管我们的生活世界已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的意识伴随着社会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认识上的断裂，尽管人类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日益深广，但儒家文化仍是汉语世界基本精神价值之所在。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精神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儒家文化本身就是解答这一永恒课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韩国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对立，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2.3从无本不立的高度重新认识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母体，是中国人的身份之根、属性之本。近年来种种假货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事件频频上演，正说明中国人面临着底线伦理的崩溃，羞耻感和责任心正在消失。扭转上述局面，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复位和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要重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要重新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文化有着十分管用的现代价值。其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归宿和精神依托所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度去研究如何防治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重评儒家文化必须走出三个误区：一是西方尺度误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共处的开放世界，不能轻易引用西方的理论和价值观念来简单评判儒家文化。二是“”尺度误区。儒家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用“封建遗毒”等“”思维统统抛弃。三是主观尺度误区。儒家文化通常要将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做阐释后方可取得发言权，不能信口开河。
2.4以韩为师重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但却在韩国得以生机勃勃，甚至给世界造成了“儒家文化的源头在韩国”的错觉。我们需要以韩为师，重新找回自己的传统文化，续回断裂已久的文化传统。
2.4.1要有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构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国性”、“民族性”的问题。自“五四”时期开始，源远流长的中国儒家文化之根出现了断层，怀疑、批判、否定儒家文化成为一时之风尚，以《四书》、《五经》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从社会大众的视野中消失；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位置，儒家文化成为落后保守愚昧封建的代名词。目前，儒家文化虽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但公众对它的认识了解还只是表面现象，传播方式还只是初级阶段，甚至有作秀和戏说的成分。重振儒家文化，需要我们恢复对几千年儒家传统的敬意与温情，在此基础上再增强传承和弘扬儒学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感。
2.4.2要在生活化和大众化上下功夫。
儒家学派在创立之初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平民色彩。孔子是“学在民间”的第一人，儒学有着喜怒哀乐和鲜活的生命价值。它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阐释告诉人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本质上是生活的哲学、大众的哲学，反映的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儒家文化韩国儒学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主要就在于注重实践、深入人心、百姓日用。中国的儒学大多还局限在学术圈子里，没有真正使之通俗化、普及化，没有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百姓。因此，重振儒家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儒学的生活化和大众化。当前最需要做的是重新定位儒学传播战略，把工作重心从书斋式研究放到面向人民大众的普及上来，通过多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儒家文化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应本着先易后难、积极引导的思路在普通百姓中推广和普及，同时应考虑在中小学生中恢复中断近百年的经典教育课程，使学校成为儒学普及的重要渠道。
2.4.3要有举措、抓落实。
党的十七大作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大部署，充分说明执政党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新觉醒。但文化传承和发扬不是光靠政治动员就可以做到，关键要有举措、抓落实。
一是要有自己的儒家文化扩张战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武力竞争、商业竞争，现在发展到文化竞争。中国要在已经到来的儒家文化竞争中立于主动地位，就应尽快制定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产业规模发展计划，并以政府作为直接的推动引擎．同时允许和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二是提升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质量。韩国在传播儒家文化方面是“有心有力”，而我们则是“有心无力”。世界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还是停留在五千年文化、长城、故宫、京剧等文化遗产上，国际文化形象是一个“智慧而年迈的老人”。外国人关注中国，并不仅仅希望了解逝去的历史和文明，他们更渴望了解当代中国人民的观念、心态、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因此，如何像韩国人那样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开发出引起共鸣或至少是可以得到认同的文化产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渗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
三是少争论、多做事。韩国在弘扬儒家文化方面对我国构成的挑战是现实而严峻的，我们面对这种挑战总体上还处在嘲笑、责骂和无所作为阶段。韩国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满而停止发展利用儒家文化步伐，中国也不会因为指责别人而能够确保自己的正宗大位。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反求诸己。
四是要准备打持久仗。儒家文化在中国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用时间来弥补，不能指望通过任何浮躁的方式来解决。在重新振兴儒家文化上一定要有打持久仗的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1]张雪莹.儒家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展望[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
[2]郑凤霞，张顺兴.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J].延边大学学报,2009,(4)
[3]蒲星光.儒家文化道德对韩国的深远影响[J].东北亚论坛，2005，(6)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4篇
无论人们抱怎样的态度，当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当代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或思潮的存在乃是一不可掩盖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之加以定位，例如从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中定位，从中国现当代思潮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定位，从纯学理的（哲学的或宗教的）层面定位，从学术史的层面定位，乃至从人类文化的现展及其前景方面定位，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对新儒家还必须从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的角度为之定位，这关涉到对儒家和儒家传统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如何认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内容？当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新儒家对儒家思想的诠释和发挥能够代表儒家思想之现展所应有的方向吗？亦或表现出某种实质性的误导与不相应？这一类问题的讨论和诘难已经与来自自由主义方面的批评有实质性的差异，因为在后者的批评中通常已经预设了新儒家思想与儒家传统之间的一致性。
在来自传统营垒的诸种批评中，又以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对当代新儒家思想的检讨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1]本文的思考与拜读余先生的文章有关，但本文的立意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呼应或回应余先生文章中的问题，[2]而是立足于客观地分析新儒家道统论的形成及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儒家与新儒家的道统论（特别是儒家自身的发展中所谓道统与学统之关系）的一点认识。
一、梁、熊、冯的有关思想
余先生在文章中论及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谓“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3]而余先生所论新儒家的道统观乃是特指“哲学家的道统观”而言，此所谓新儒家又是特指由熊十力的师门传承所形成的哲学流派，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师徒而言。[4]
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到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传道系统，[6]再到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提出“道统”一词，传统儒家的道统观确是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至于余先生所说“思想史家的道统观”自然已与宋明儒所谓“道统”的本义相去甚远，此在钱穆先生的著作中，本来就属退一步的说法或云姑且言之之意，因为钱先生本来就对理学家所谓道统持批评的态度。
至于“哲学家的道统观”，依余先生所论：“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是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则已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也不讲‘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陆、王的风格比较接近。由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诸人对于‘心’、‘性’、‘道体’的确切涵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他们的道统谱系因此也有或严或宽的不同。但无论严宽，大致都认定孟子以后，道统中断，至北宋始有人重拾坠绪；明未以来，道统又中断了三百年，至新儒家出而再度确立。”[7]
说熊先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8]至于余先生一方面说熊十力等新儒家“不重传道世系”，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有自己“或宽或严”的“道统谱系”，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区别？大致说来当代新儒家的所谓道统谱系至少不似韩愈、宋儒那样明确而直接，而往往是隐含在他们有关儒家思想之发展、演化的论述中。且就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言，即便是此类松散的道统谱系也并不完整或者说尚未形成。因为就当代新儒家而言，所谓道统谱系之形成的重要一环是必须对宋明儒家的思想脉络进行系统的疏理和分判，此项工作是五十年代后由牟宗三先生完成的。
传道谱系的提出是与判教关联在一起的。熊先生的判教更多的是在大乘佛学空、有二宗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这是种广义的判教。就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熊先生的思想更近于陆王（例如他说“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9]但他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后儒如何传道，而是儒家精神义理本身的问题。且与牟宗三等人不同，熊先生并不一般地认为由先秦到宋明标示着儒家思想一个新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虽然同样以心性之学为儒家思想的血脉，但熊先生对于心性的理解实与唐、牟等人有很大的不同。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曾论及熊、牟心性理论的差异，指出：“就总体而言，牟宗三似乎更注重本心、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方面，因而也就更注重‘性体’的超越义；熊则更强调其‘即存有即活动’的方面，因而凸显了‘心体’的创生义。此所谓‘创生’又并非是限于道德领域而言，而是一种承自于先秦儒家的广大悉备、生机盎然、活泼泼的生命气象。熊常使用‘宇宙的大生命’一语，盖与此有关。他说：‘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10]
若从经学方面讲问题则更复杂些。熊先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传统经学的框架，试图把儒学诠释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而强调“孔子不反知，极注重科学。”[11]“程朱说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寻理。由其道，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12]孔子外王学的真义乃在于“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特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13]且认为“孟、荀识短，犹不敢承受也。七十子后学之同乎孟、荀者当不少”。[14]所以在其晚年所著《原儒》中，熊先生可以说是独尊于孔子。说“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也可以是宽泛地讲，指他们在文化上有一种强烈的续统和担当的意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余先生对“新儒家”所作的狭义的限定，那么所谓“道统意识”就只能是宽泛地讲。
梁漱溟先生作为“五四”以后新儒家思潮之开山者的地位已很少受到质疑。我们自然也可以笼统地说梁先生在倡导“新孔学”方面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续统意识，但实际上在梁先生的思想中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他也几乎没有论及道统问题。梁是一位实践家，是一位实践意义上的儒家。此所谓“实践”不仅是指个人的身心修养，而且是指由“内圣”而“外王”，把自己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影响社会人文的实际行动。可以说梁先生的兴趣所在并不在于把儒家思想诠释为某种义理系统或疏理出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乃至确定某种传道谱系，孜孜于建构某种哲学体系更是他所着力反对的；[15]梁先生所看重的只是对儒家思想的某种解悟，他要依据此种解悟整合自己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并基于此种认识决定自己的实践原则和努力方向。
在有关心性的认识方面，梁先生又与熊十力先生等有很大不同。梁固然讲“良知”，讲“理性”，但他所谓良知、理性主要的是从现实的层面（而非超越的层面）讲，亦可以说他所谓良知、理性只是道德实体而非宇宙实体。[16]梁先生基本上是从人生态度、人伦化关系、伦理教化的层面理解和阐发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义理，他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礼乐有宗教之用”等等，主要是着眼于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此与牟宗三先生等从心体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特性来说明和证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应当说有实质性的差异。
冯友兰先生是“先论旧学，后标新统”，但其所谓“新统”之“统”实非儒家“道统”之“统”。他说：“新理学又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的‘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道家，玄学以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17]可见他所谓“接着讲”，亦可以（或者说亦只能）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理解。
实际上，就与传统的关系而言，冯先生的思想理论中有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是在形上学方面，他申明自己是接着公孙龙、程伊川和朱晦庵哲学中有关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讨论讲的；[18]二是在人生境界方面，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孟子、《中庸》、庄禅、程明道、王阳明等，这从《新原人》“天地”章的论述和引证中不难看出。就人生境界而言，程朱、陆王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由于冯先生把朱子的“理”形式化、逻辑化、抽象化了（此方面他也不同于名家，后者是扣紧名实关系立论，冯则是着眼于逻辑分析），所以其思想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并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但无论如何，两方面都与儒家的“道统”没有直接的关联。事实上他在三十年写作作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引述《宋史·道学传》和朱子《中庸章名·序》的观点，言朱熹被视为“道之正统”的传人且以此自居，[19]但冯先生没有对此作任何的讨论和评论。
表现为某种文化承当的续统意识并不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道统谱系”来讲，有强烈的道统意识者（如熊十力）亦未必就有自己系统的道统论。新儒家道统论的系统阐发者是牟宗三先生。
二、牟宗三先生重建道统的三个环节
如果说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道谱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佛都的外在仿效，那么到了朱熹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实际上已不能与韩愈同日而语，应当说它标志着宋明理学发展的成熟与深入，至于宋儒的道统观在后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则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也是新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牟宗三先生理论中的“道统”观念，可以区分为广、狭两种不同的涵义。从广义方面说，其所谓道统观念乃是泛指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或称之为内圣成德之教。牟先生指出：“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如在科学一面说学统，则在‘德性之学’一面自可说道统。”“中国‘德性之学’之传统即名曰“道统”。[20]牟宗三先生五十年代所论与“学统”、“政统”相对而言“道统”基本上是在此种涵义上说；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言及“道统”也基本上是在此种涵义上说。这是扣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质与重心说道统，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一体相联、一脉相承的统绪（《宣言》称之为“一本性”）上说道统，尽管人们对此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认识会表现出各种差异性，但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或者进一步说从“德性之学”（内圣成德之教）的意义上肯定有一道统的存在，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对道统观念的认识也止于此，他说：“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21]
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牟先生思想中狭义的道统观念，此所谓道统或许更接近于宋儒的本义，它要落实到“道”的具体传承上说，落实到传道谱系上说，其别关涉到如何认识评价和确定宋明儒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疏理、诠释和确定宋明儒自身的义理系统、发展脉络和传道谱系。当代新儒家既然是接着宋明儒讲，则此项工作必然为一不可跨越的环节。
具体地说，牟先生重建儒家道统的努力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理论环节：
1、重新肯定孔子的“教主”地位。孔子所创立的“仁教”乃是儒家“道之本统”，故道统当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此一认识实与宋儒不同。
近代以来，围绕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之地位的重新认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与分歧。在传统营垒内部，至少有两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要而言之，其分歧集中表现在：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承来看，孔子究竟是“述”者还是“作”者？前一种观点可以举钱穆先生为代表，后一种观点则以熊十力、牟宗三师徒为代表。
钱穆先生强调孔子思想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孔子是“述而不作”，他只是发扬光大了三代文化，而不能说是别开一个方向或开创一个世纪。以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仁学为例，钱先生指出：“孔子实能深得周公制礼作乐之用心者，故于‘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之全部理想中而特为画龙点睛增出一仁字。”[22]“仁”字虽为孔子所“增出”，包含了孔子的创意，但它又毕意只是在总结周文化基础上的“画龙点睛”，此从根本处说仍然只是“述”而不是“作”，“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23]
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与钱先生适成对照。他肯定宋明儒学之为“新儒学”的两点贡献：一是“对先秦之庞杂集团、齐头并进，并无一确定之传法统系，而确定出一个统系，藉以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具体地说是确定了“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24]二是改变了汉人“以传经为儒”的观念，“直接以孔子为标准，直就是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故宋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后是“孔孟”并称，“周孔并称，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骥尾，对后来言，只是传经之媒介”，“孔孟”并称，则是以孔子为教主，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识。”[25]
强调孔子的“教主”地位，即在于指出孔子思想的意义不在于“述”，而在于“作”；不在于传承，而在于创造；不只是构成文化发展的“媒介”，而是开辟了独特的生命方向，开辟了“价值之源”。与钱穆先生不同，牟先生不是要把孔子融入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脉络之中，而是要使孔子从历史的视野中凸显出来，所以他十分强调孔子的生命形态与生命方向之独待性：
“孔子既习六艺，亦传经。然六艺孔子以前之经典（《春秋》稍不同），传经以教是一事，孔子之独特生命又是一事。只习六艺不必真能了解孔子之独特生命也。以习六艺传经为儒，是从孔子绕出去，以古经典为标准，不以孔子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为标准，孔子亦只是一媒介人物而已。”[26]
牟先生的思想亦与其师熊十力先生有所不同。熊先生亦强调孔子是“作”者，是教主，但他基本上没有摆脱近代今文经学的影响，是从“孔子作六经”的角度来确定孔子的地位，[27]牟先生则认为此点并不重要。他说：
“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关重要。要者是在仁。仁是其真生命之所在，亦是其生命之大宗。不在其搜补文献也。有了仁，则其所述而不作者一起皆活，一切皆有意义，皆是真实生命之所流注。然则唐虞三代之制度之道与政规之道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成为活法，而亦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自其可以下传言，是孔子之所以承继唐虞三代之道德总规与政规者；自其下传之有意义言，乃见其必有一开合以期新的综合构造之再现，所谓重开文运与史运者。是则仁教者乃对于道之本统之重建以开创造之源者也。诗书礼乐春秋可以述而不作，而仁教则断然是其创造生命之所在，此不可通常著书立说之创造视之也。”[28]
仁教乃孔子所创立。仁教即内圣成德之教，即儒家“道之本统”。由此说来，儒家道统当是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从此种意义上说，牟先生所谓孔子确乎是一“截断众流”的孔子。
牟先生有时亦自尧舜禹三代说道统，但其时所谓道统之涵义已与宋儒不同。他说：
“然自尧舜三代以至孔子乃至孔子后之孟子，此一系相承之道统，就道之自觉之内容言，至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此即其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是。……此一创辟之突进，与尧舜三代之政规业绩合而观之，则此相承之道即后来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篇》）。此‘内圣外王之道’之成立即是孔子对于尧舜三代王者相承‘道之本统’之再建立。内圣一面之彰显自孔子立仁教始。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传》之传承即是本孔子仁教而开展者。……自孔子立仁教后，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最本质之发展，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此可曰孔子之传统。”[29]
尧舜禹三代所传之道乃是“政规业绩”之道，是文制之道。此是“王道”之道，而非内圣之道。内圣之道自孔子始。此一认识实与宋儒有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注意到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道之本统与孔子对于本统之再建”一章，开篇即追述道统说之源流，并没有提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十六字心传。我们不难推知，牟先生实际上也不能够接受朱子《中庸章名序》所谓尧授“允执其中”于舜，舜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于禹、汤、文、武、周公相承至孔子的说法。因为按照牟的观点，儒家作为传心之法的“道之本统”乃是自孔子始，而非自尧、舜、禹三代始。从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又不只是截断众流，而且是劈空建立。
牟先生的有关思想，在新儒家阵营中亦属特殊。熊十力先生虽以“六经”属孔子，但仍然十分强调孔子与先圣之间的继承关系。他指出：
“孔子之所承藉者极其宏博，其所开创者极其广远（广者广大，远者深远），巍然儒家宗师。自春秋战国，久为华夏学术思想界之正统。”[30]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已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学’，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以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收者既厚且深。故其所定六经，悉因旧藉，而寓以一已之新意，名述而实创。”[31]
此是说孔子是以述为作。而在牟先生看来，孔子思想中的“述”与“作”两方面必须加以明确区分：“述”是表现在文制方面，“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据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则在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孔子继承（述而不作）这一套，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观念，就是凭依亲亲尊尊文制。”[32]孔子之“作”则是表现在仁教方面。此方面孔子是四无依傍，开宗立派，奠定两千年多年内圣之学之宏规。“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33]故孔子作为圣者的地位只能够从仁教方面讲。
牟先生的有关思想与梁漱溟先生更有实质性的差异。梁先生可以说恰恰不是以“孔孟”并称，而以“周孔并称”。这是因为他讲儒家精神及其对历史上中国社会人生的影响，基本上是落到礼乐层面来讲，而非落到心性的层面来讲。落到礼乐的层面来讲，则必然强调孔子对周文化的继承方面。梁先生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34]
“孔子自己所说‘述而不作’，……恰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古宗教之蜕化为礼乐，古宗法之蜕化为伦理，显然都经过一道手来的。礼乐之制作，犹或许以前人之贡献为多；至于伦理名分，则多出于孔子之教。孔子在这方面所作功夫，即《论语》上所谓‘正名’。其教盖著于《春秋》，‘春秋以道名分’（见庄子《天下篇》）正谓此。”[35]
显然，此所谓孔子“寓作于述”“以述为作”与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创立仁教之义，相去甚远。它所指的是确定伦理名分，此在很大程度上仍可归属于文制方面。此方面之“作”不可能是劈空建立，而仍需由传统“蜕化”而来。至于说孔子“其教盖著于《春秋》”，则更是牟宗三先生等所不能接受的。
2、宋明儒如何是以“孔孟并称”？牟对“四书”有一判释，以《论》、《孟》、《中庸》、《易传》为儒家道统所系，《大学》则为“开端别起”，并由此分判出宋明儒之“大宗”与“旁枝”。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且“四书”实已居于“五经”之上。这确实体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此转向虽然不是自朱熹始，但朱熹于其间实作用甚大。因为所谓宋以后以孔孟并称，落实地说，只能是就“四书”而言。“四书”将孔子置于宗主的地位，并以《孟子》升经，从而以孔孟取代了传统“五经”中的周孔。自此以后，虽然宋儒的道统说仍然是自三代讲，实际上孔子于其中的地位已与此前大不相同。牟宗三先生强调此转向的重要性（其别关涉到对孔子地位的重新认识），却对朱熹别有一番议论。
牟先生首先对宋明的义理之学与事功之学有一判释，其别用很长的篇幅对永嘉党派的叶适展开批评，或者说是针对叶适对理学和孔子后学的批评进行辩正。叶适尊崇《尚书》、《周礼》，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36]这是牟宗三先生所难以接受的，因为后者强调是正是不可以把孔子所传之道与三代以下所传之道混同为一。牟先生指出：
“然自孔子对道之本统之再建言，则亦可以说一而不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王者开物成务之尽制，是原始的综合构造，是皇极之一元，而孔子对于道之本统之再建则是太极人极与皇极三者之并建，而以太极人极为本，以皇极为末：太极是天道，人极是仁教，皇极是君道。”[37]
三代以迄周公所传之道，乃是有君道而无天道与仁教，所以只能从政治的层面，从王者尽制的层面说；至于“圣”（德）的方面，则只能说是在“特殊境况”（“社会生活关系”）中有所体现，尚没有达到自觉的、普遍的层面。孔子则是三极并建。因为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德足以笼罩之”，[38]就是说外王层面的某种欠缺并不影响孔子之道的完满性，我们自然也可以（或曰也只能）这样理解孔子后学和理学家的思想。牟先生说：
“是以孔子者对道之本统之再建者。曾子、子思、孟子、《易传》乃本孔子之仁教而前进者也。故真传达孔子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易传》以及程、朱、陆、王也，决不在叶水心也。此一传统在以往虽较偏听偏重内圣一面，然此一面却是仁教之本质的一面。”[39]
牟先生复对宋明的义理之学（内圣之学）有一判释，此判释构成了他重建道统的一个关键环节。此判释是基于他对儒家经典的认识，或许我们亦可以反过来说是对宋明理学的判释影响到他对儒家经典的认识。
确切地说，对《大学》之义理归趣及其地位的论定成为牟先生重建道统的重要一环。尽管他曾认定“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排除了子夏、荀子），乃是宋明儒的一大贡献；但落实地说，他实际上认为把《大学》列入其中只是程颐、朱熹一系的特殊观点。[40]
牟先生的判释有一标准，此标准以他的所谓“道德的形上学”为依归。道德的形上学的核心之点无非在于：一方面就实践方面说，心必须能够通达上去，成为一超越的实体义之心；另一方面就存在方面说，理必须能够落下来，成为一即存有即活动的、心即理之理。牟认为在此前提下才能真正把宇宙存有论与人的道德实践打成一片，成就一儒家所特有的实践义的“道德的形上学”。
把心、性、天的统一、同一，即心即性即理即天（“即存在有即活动”）判定为儒家的终极立场，此一标准显然是来自陆王心学。[41]牟宗三先生不仅要据此衡定儒家思想后来发展，而且要据此衡定儒家的经典，衡定《大学》的精神义理，他指出：“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大学》引之，似亦并未就德行再向里推进一步说本有之心性也。须知《大学》并不是继承《论》、《孟》之生命智慧而说，而是从教育制度而说，乃是开端别起。虽为儒家教义之所涵摄，然不是孔、孟之生命智慧之继承。”[42]所谓“本有之心性”即是“心性天通一而无隔”之心性，也就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之心性，此心性是关涉到终极的创造性的层面来说，关涉到宇宙存有与人道德实践之最后根据来说。牟认为，《大学》中没有达到对心性的这样一种理解，其所谓“德”或“明德”只是在“德行”上说，而非“德性”上说，“‘德行’是果上之词，意即光明正大的行为。‘德性’是因上之词，意即吾人本有之光明正大的心性。”[43]亦可以说《大学》是就德行而言德行，而没有能够“就德行再向里推进一步说本有之心性”，没有能够由德行再提升一层而言道德行为之超越的根据。牟由此判定《大学》并非是由《论语》、《孟子》之精神方向发展而来，且亦不是与《论语》、《孟子》处于同一层次：
“《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不是同一系者，亦不是同一层次而可以出入互讲者。《大学》是从另一端绪来，可以视为儒家教义之初阶。由《大学》而至《论》、《孟》、《中庸》、《易传》是一种不同层次之升进，亦是由外转内之转进。”[44]
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讲出了三种《大学》：一是他本人所阐释的《大学》，且被说成系《大学》之本义。而其中的关节点即在于认定《大学》之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不能“从因地上看”，因为其所谓“明德”只是从“德行”上说，而不是从“德性”上说；是从道德行为的层次上说，而不是从本源心性的层次上说。[45]并由此将“大学”与孟子学“加以区分，判定它们是属于不同的义理系统和不同的义理层次。
二是程颐、朱熹一系的《大学》。宋明儒所论《大学》皆非本来意义的《大学》，他们对《大学》的义理有一提升，力图把之纳入《论语》、《孟子》的系统说明之；“宋儒自伊川着重《大学》之致知格物，遂想将《大学》纳于孔孟之生命智慧中而一之，因此遂将‘明德’就德行向里推进一步视作本有之心性。宋明儒于此皆无异辞也。”[46]把《大学》之所谓“明德”“推进一步”，由此说“德性”，说“本有之心性，”说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和超越根据，此方面宋明儒“皆无异辞”。分歧产生于对此“明德”的进一步规定。依牟先生所见，朱熹以《孟子》、《大学》“出入互讲”，其结果不是把《大学》讲上去，而是把《孟子》讲下来，“朱子援引孟子以迁就《大学》，以《大学》为定本，而将孟子之本心拆为心性情三分，而心只讲认知义。”[47]心、性（理）关系被置于认知义的能所关系中来讲，这是将《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之“心性天通一而无隔”的、“立体创造”的纵贯系统，转变为以《大学》之“致知格物”为依归的平铺的、能所相对的“横摄系统”。
三是王阳阴、刘蕺山的《大学》。宋明儒中真能够把《大学》讲上去、对其义理有一提升者，是王阳阴、刘蕺山。可以说阳明亦是以《孟子》与《大学》“出入互讲”，但与朱熹不同，他不是以孟子迁就《大学》，而是以《大学》迁就孟子，无论是其对“明德”还是“致知格物”的讲法，都是以孟子为依归而远离《大学》之本义。“刘蕺山就《大学》言诚意，其背景仍是《中庸》、《易传》与孟子”，[48]亦非《大学》之本义。
在有关《大学》的三种讲法中，牟先生是主张对《大学》之本然与义理之当然加以区分，并由此形成他对于《大学》的批评。阳明、蕺山则是以义理之当然统摄《大学》之本然，此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亦不失为一种讲法，至少在牟先生的系统中可以如是说。惟伊川、朱子是“顺着”《大学》讲，遂形成儒学发展中（相对于《论语》、《孟子》、《易传》而言）的一种转向。
说程伊川、朱晦庵是“顺着”《大学》讲，这并不等于说其所讲论者尽合于《大学》的原意。从牟先生的有关论述来看，要而言之，他之不满于《大学》者无非是以下两点：一是《大学》没有达到儒家（特别是思孟、陆王一系）心性本体论的层次，没有提出一个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心性概念，甚至也没有向这个方面去讲，故无论是讲知识（“致知格物”）还是讲道德（“明德”、德行），都只是在一个现实的、平铺的、横摄的层面来讲，而没有形成由内在而超越或由超越而内在的所谓“纵贯”、“直贯”系统；二是，牟先生所最不满意者，当是《大学》经文中的下面一段：“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如果把“致知格物”与“诚意”套在因果关系中讲，并以前者为后者之因，则不免是“以知之源决定行之源”，由此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律道德。不过在牟先生看到，《大学》中没有论及“本有之心性”这一点是确定的，宋明儒把《大学》之“明德”提升到本源心性的层面来讲那是另一回事；而把“格物、致知、诚意”连贯起来讲及对三者涵义的解析和三者关系的认定，则可以说在《大学》中是不确定的。[49]如“诚意”传的解释，就并没有把“格物、致知、诚意”置于一个因果序列来讲，只是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且最终归结于“慎独”工夫上说，“是即打断致知与诚意之因果关系，而于诚意则单提直指，而以‘慎独’之工夫实之。”[50]这也说明经文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在程颐、朱熹这里，此一条自己被赋予某种确定的涵义，“格物、致知、诚意”被明确置于一个因果序列来讲，“格物致知”被诠释为“即物穷理”（牟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判释，言伊川、朱子一系所谓“即物穷理”乃是指“即物而穷其存在之理”，或者说是“就事事物物之存在之然而究知其超越的所以然”），因而似乎就无法逃避所谓“以知之源决定行之源”的责难。
与上面谈到的两点相联系，在《大学》中所谓“止至善”如何落实，或归于何处，可以说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大学》之所谓“德”或“明德”并非是在终极的层面（本源心性或终极存在的层面）来讲。而在宋明儒学中则有一落实，阳明、蕺山是落在心性处讲，伊川、朱子是落在“存在之理”上讲，或者说是落在格物致知以穷“存在之理”上来讲。阳明、蕺山是以《孟子》、《中庸》说《大学》，自然非《大学》之本意；伊川、朱子所讲，亦非《大学》之本意（《大学》还只限于在“事”上说，而不是就“理”上说），但此一系统，却是“直接从《大学》上顺着讲而即可讲出者。”[51]
程颐、朱熹之所谓“从《大学》上顺着讲”，乃是使《大学》中所不确定者成为一确定者，由此遂开出一个既不同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亦有别于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胡五峰、刘蕺山（所谓“宋明儒之大宗”）的义理方向。[52]
牟先生把伊川、朱子一系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判释为“顺取之路”。“顺取之路”即是知识之路。道德不能循顺取之路而只能靠“逆觉体证”。逆觉体证也无非是本心性体的自明自了、自我呈现，此所谓“心”当然不是一形而下的“心气之心”，此所谓“性”也不能是一“只是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抽象的本体论存有。所以，在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学”的系统中，真正的自律道德只有在“心即理”的意义上才能成立。牟先生批评《大学》的目的在于批评伊川、朱子。他要由此翻一个儒学发展史上的大案，把历来被尊为宋明儒之正统和集大成者的朱子判为“别子为宗”，把伊川、朱子一系判为“宋明儒之旁枝”。这成为他重建儒家道统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
3、衡论满清以下中国学术思想的传衍发展确定熊十力哲学的历史地位。尽管熊十力先生后来被视为新儒家学派的宗师，但在牟宗三先生的视野中，熊氏哲学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开宗立派，而在于维系儒家道统的一线之延。
牟先生在讨论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时指出，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之核心的“生命的学问”实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53]满清三百年乃是民族文化生命的一大曲折，其中所造成的种种“歪曲的遗毒”并没有随着满清的灭亡而有所改变，生命的学问仍沉晦不显，“只有业师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并继承晚明诸大儒的心志而前进的。就我个人说，自抗战以来，亲炙师门，目击而道存，所感发者多矣。故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乃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扭转满清以来之歪曲，畅通晚明诸儒之心志，以开生命之学问。”[54]
当年牟氏初见熊十力，曾听得熊先生一声“狮子吼”：“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55]此言在熊先生处不是戏语，在牟先生处亦看得很严肃，此方面熊氏师徒表现出强烈的承当意识，认为惟有他们才能接续晚周及宋明诸儒之余绪。牟先生曾不止一次谈到熊、冯之间那个有关良知是“假定”还是“呈现”的公案，认为熊先生所言“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56]此前自明亡，满清三百年，直至“胡适以来，一般名流学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人们的心思不复知有‘向上一机’”。[57]
说熊先生“复活了中国的的学派”，此所谓“复活”可以理解为“慧命相续”，牟指出：
“熊师之生命实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顶着华族文化生命之观念方向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发其义理与情感。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这两者原是一下子冲破而不分。只有他那大才与生命之原始，始能如此透顶。这点倒更近乎《中庸》、《易传》的思想。”[58]
说熊的思想“更近乎《中庸》、《易传》”，这显然是强调其思想中超越的一面。牟又认为，熊先生的思想境界是“打开天窗，直透九霄”，“在这一点上，说一句亦可，说许多句亦可。在说许多句上，牵涉时下知识学问时，其所说容或有不甚妥贴处，但若不当作问题或技术上的事看，则无论如何，皆足启发。”[59]这是说对熊先生的著作，不可以单纯从“学”的方面、从知识方面看，更要从“道”的方面、从生命方面看。因为熊先生的学问，“与一般人的并不一样，不能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他。假如从一般的专家学者的立场看，他的书中可批评的地方很多。”[60]孜孜于名言、概念，说他某句经讲的对与不对，这都是很外部的，因为熊先生思想的价值不在于此。熊先生思想的意义在于他的原始智慧和生命承当，“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这是熊先生的功劳，是熊先生开始把这传统恢复过来的。”[61]
熊先生所恢复的传统，不是知识的传统，而是“道”的传统。此传统亦无妨于说是一种“学”或“学问”，但它不是知识的学问，而是生命的学问。此所谓道的传统或生命的学问，落实地说，实际上是指儒家的超越心性论或称之为心性本体论系统。牟先生指出：
“儒家义理规模与境界俱见于《易经》与《孟子》，而熊先生即融摄孟子、陆王与《易经》而为一。以《易经》开扩孟子，揽以孟子陆王之心学收摄《易经》，直探造化之本，露无我无人之法体。”[62]
把孟子的心性论与《易》、《庸》的宇宙本体论融为一体，彻底打通天人的界限，开出一“心性天通一而无隔”的义理系统，这正是宋明儒治学的紧要处，熊先生也正是这一点接上和复活了“中国的学脉”，“故儒学之复光，中国文化生命之昭苏，至先生始真奠其基，造其模，使后来者可以接得上，继之而前进。”[63]
从道统之传承方面看，牟先生明确表示他是“独尊吾师”。他不仅激烈地抨击胡适、冯友兰等，而且也批评梁漱溟、马一浮等。关于梁先生，牟氏虽曾称赞他“生命化了孔子”，但亦谓其“锲入有余，透脱不足，”晚年则更批评他说：“梁先生这个人对中国学问知识与文化意识都是很少的”，“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学或许有错误，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识纵贯意识很强，而梁先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头脑是横剖面的，如他的‘乡村建设’之理论便是在横剖面下了解中国社会而写出来的。他并没有通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去了解中国社会，只照眼前的风俗习惯而想办法。”[64]“梁先生对中国的学问则欣赏王学再传门下的王东崖，对‘自然洒脱’一路颇寄其向往，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实从这一路进去也可略有所得，但毕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处。”[65]此类批评虽不免失之于片面和尖刻，但确实部分地反映出熊门一路与梁漱溟先生在思想取向上的某种差异性。
三、从儒家的道统论到新儒家的道统论
依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一词虽由朱熹始正式提出使用，而道统观念却由来久远：“孟子首倡传授由尧舜经成汤文王而至孔子。韩愈首倡孟子之死，不得其传。伊川首倡其兄明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朱子之时，道统之传授由尧舜而至孔孟，而中绝，而二程复兴，成为一时之定论。”[66]此外，汉董仲舒等人的有关思想，似亦可论列其中，董仲舒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67]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道统观念虽由来久远，其间却又多有变化，特别是先秦以迄汉唐的道统观与宋儒的道统观实有实质性的差异。依笔者之愚见，宋以前的道统观念的落脚点乃在于即“统”而言“道”，宋儒的道统观念则可以说是即“道”而言“统”，前者更偏重于历史，后者则侧重于哲学。换句话说，自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到韩愈排定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传道谱系，都是要通过历史的传承来确定孔子儒家的地位，孟子谓“孔子，圣之时者也”，董仲舒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韩愈著《原道》，排佛老，都有即“统”而言“道”或即“统”而立“道”之意。而宋儒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基于他们对于儒家之道的理解来排定历史上的传道谱系，这与他们以“四书”取代“五经”的权威是一致的。
牟先生的道统论是接着宋儒讲的，尽管其对于传道谱系的排列与宋儒（特别是朱子后学）有很大不同。与宋儒相比，牟先生的道统观或许更堪称得上是“哲学家的道统观”。牟氏使儒家的道统观彻底摆脱了历史传说的因素，他曾论及儒家所谓传道之“传”与佛教禅宗的“祖师之相传”的区别，指出：“师徒相承只是外部之薰习，若夫深造自得，则端赖自己。然大端方向亦必有相契，方能说传。……生命之事至为殊特，亦至为共通。若能相契，则前后相辉，创造即重复，所谓其揆一也。有引申，有发展，有偏注，有集中，然而不碍其通契。此之谓传，”[68]显然，此所谓“传”已不是指谓事实层面的前后相承或师徒相续，而是指超越的生命层面的相通相契、“前后相辉”。从此种意义上说，道统之传亦不一定从“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方面来讲；[69]孔子晚年是否“独进曾子”亦不重要。[70]儒家的道统论可以说有三个面向：一是广义的判教，此在孟子那里为辟杨、墨，在韩愈、宋儒那里则为排佛、老；二是要在现实的政治权威之外标立一超越的尺度，此是相对于“政统”（或“治统”）而言道统；三是就儒家学术思想自身而言，道统亦区别于“学派”而有其特定的涵义。
牟三宗先生言“西方道统在基督教”。[71]此所谓基督教之“道统”与儒家之道统在表现形态上自然有很大的区别，其别是体现在“道”与“政”的关系方面。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近代的政、教分离，也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教权高于皇权的情况。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教与政之间表现为更为复杂的关系。儒家的道统观念曾长期为人们所诟病，视为陈腐的象征，并与封建专制扯在一起，不惟五十年代后的大陆学术界是一片讨伐之声，即便是五十年代前的保守主义大师们似乎也讳言于此。
就现实的层面而言，宋明以后的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道统观念为当权者所扭曲和利用，使道统隶属于政统、利用道统的权威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和思想专制的情况。但是，就本来意义而言，宋明儒即“道”而言其“统”的用意正是要强调和凸显儒家思想超越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儒家之道作为一种自本自根、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精神法统，它有自己的理想性、必然性、永恒性和超越性，而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权势所左右，这也是儒家之批判精神和抗议精神的根据所在。朱熹言孔子：“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72]就现实的功业而言，孔子本不能与尧、舜相比，但“圣”有其独立的尺度和意义，无论此意义在现实的层面能否落实，都不影响其价值和完满性，宋明儒正是在“圣”的独立意义上言“道统”。孟子所言“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73]亦只能从此方面理解。
所以，必须把道统观念在现实中遭到的扭曲和利用与道统观念的本来意义，严格加以区分，所谓儒家道统的“封建性”乃是来自当权者对于道统的扭曲和利用，而非儒家道统本身。
道统是属于“教”的层面，因而在“教”与“政”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教”与“学”的关系问题，或称之为“道统”与“学统”的关系问题。此所谓“学统”又与牟宗三先生“三统之说”所论之“学统”涵义不同。“三统之说”中所谓“学统之开出”乃是指开出科学之统，实际上就儒家学术思想自身而言亦存在一个学统问题，即儒家思想作为某种知识系统的传衍、发展和演变问题。余英时先生说：
“新儒家正是以‘道’的继往开来者自许的。依《中庸》‘修道之谓教’之说，则新儒家所倡导的其实是‘教’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学’。从他们的观点说，‘教’是第一义的，‘学’则是第二义或第二义以下的。因为‘教’必归宿于总持一切的最高真理（道），异于‘教’的便成‘异端’；‘学’则是多元的、相对的、局部的，往往演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纷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是如此，现代的专门学科尤其是如此。”[74]
“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原是中国哲学本有之义，此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哲学即哲学即宗教的思想特质决定的，只要我们承认儒家思想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或架构体系，此种区分就仍然有其意义。新儒家的努力无疑是在“道”（教）的层面，他们也确实以道统的承担者自许。就熊、牟一派的观点而言，他们基本上不承认纯知识层面的探讨对于儒家传统的弘扬和重建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在于对“道”的体悟，相应与不相应只能从此种体悟上说。
由此出发，就儒家思想自身而言，他们也不认为有独立于道统之外的纯客观的“学统”。熊十力作《原儒》，在“原内圣”、“原外王”之外另有“原学统”一章，核心是讲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凡经，有孔子亲作者。有孔子口说，而弟子记之者”，并指出：
“孔子上承远古群圣之道，下启晚周诸子百家之学，其为中国学术界之正统，正如一本众干，枝叶扶疏。学术所由发展也。”[75]
熊先生的经学是服务于他《新唯识论》一书所建构的心性本体论的哲学系统。牟宗三先生的思想则更为简捷，他认为儒家的道统不需要从经学讲起，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他的“仁教”，此与孔子是否作“六经”没有直接的关系。
刘述先先生论及宋明儒家的思想特征，指出：
“如果以宋儒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餖飣考据的工作。对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于文义的引伸，不只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
“我并不是说，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不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构成一些缺点。在这样的精神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纯由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是不是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76]
这些话亦可以用来描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特征，他们同样是强调“内在中心的体证”，而卑视词章记诵和餖飣考据。熊、牟等人此方面较之宋明儒（特别是较之宋儒）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宋明儒是相对于“汉学”而彰示“理学”，当代新儒家的道统则具有针对乾嘉考据学、“五四”以后的新考据学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意义。牟宗三先生言“自明朝一亡，乾嘉学问形成以后，中国学统便断绝了。”[77]此所谓“学统”不是指客观知识的学统，而是指述之于形上体验和生命承担的道统。说熊十力先生“复活了中国的学脉”，也是就重开“内在中心的体证”之门和承担道统而言。
此方面钱穆先生的观点确有区别，可以说他较为重视“学”的一面，似亦不赞同“为学”与“为道”的截然区分，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力主打破汉学与宋学之间的门户，对清代考据学亦多能够正面肯定其价值。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据学。清代经学专尚考证，所谓从古训以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即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宿为史学。”[78]余先生并且认为“‘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79]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所谓“史学立场”也并没有使钱先生完全否定“学”与“道”两个层面的区分，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中亦认为钱先生对儒家的看法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历史事实的层次；第二是信仰的层次。”[80]就信仰的层次而言，儒家当然不只是“学”，而是“教”。既是“教”则不能排除超知识的体悟、体证。事实上，当钱先生说“历史就是我们生命。”“是精神的生命”，“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81]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是由纯知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所以，尽管我们可以由钱穆先生对宋明儒道统观的批评中得出如下结论，即钱先生主张对文化传统采取一种整体（历史的）观念，而不主张采取一种超越的（哲学的）观念；[82]但我们却不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钱先生否定某种超越的、历久常新、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存在。而肯定此种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存在，正是儒家道统观念最本质的内涵。
历史上儒家的道统论是落在某种传道谱系上来讲，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文化意识，此文化意识是落在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上来讲，就此文化意识而言，儒家的道统观念有其超越性和绝对性，而落实到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则往往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无视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区分，将某一具体的传道谱系加以绝对化，将之等同于文化传承本身，道统观念就会沦于保守、僵滞。宋儒的道统论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正是与此有关。
当代新儒家也颇有宋儒“道统不传久矣”的感叹，但与后者相比，当代新儒家是更多地凸显了道统观念作为表现某种普遍的文化意识的层面，这使得他们能够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传道谱系而言道统。事实上，在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学说中，“道统”一词通常是泛指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在此种意义上，所谓“哲学家的道统观”与“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之区分亦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对于孟子辟杨墨，韩愈、宋儒排佛老，当代新儒家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彰显的是一种更为普泛的民族文化意识。
至于落实到究竟谁最堪承担道统之传，或者谁真正把握了儒学精义，则不免见仁见智，受到立论者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视域等诸方面的限定。例如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学，自然称得上是朱子研究和宋明儒学研究领域的大手笔、大动作、大突破，但亦只能说是牟先生一系的特殊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对“当代新儒家”作过于偏狭的限定，那么牟先生的观念在当代新儒家阵营中亦属特殊。牟曾经激烈地批评冯友兰先生的朱子学，两人的哲学立场亦截然不同，但就一味地把朱子向客观实在方面讲这一点而言，却又不免殊途而同归。还有一点儒要指出：与某些论者的批评恰恰相反，当代新儒家道统论的问题可以说并不在于主张超越体证，而在于知识化的趋向。程明道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已之心也。”[83]“传已之心”一方面是“默识心通”的内在体验，另一方面则是“窗前草不除”、“吟风弄月，浩然有吾与点也之意”的“圣人气象”。而在当代新儒家这里，所谓道统之传则庶几成为纯粹学理上的判释，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为道”也即是“为学”，只不过此所谓“学”在内容特征上被认为与科学知识之学不同罢了。就“道”（教）与“学”的关系而言，在区分“为学”与“为道”的同时，儒家之道又并不一般地排斥“学”，不排斥且十分重视历史层面的知识与学养，它所强调的是必须有由艺进于道、由具体的知识达于形上的解悟的“向上一机”。叶适在批评宋儒的道统论时，曾指出儒家之道“不特以身传”，乃“存之于书”，“得之于言”，此原本不错。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典籍并不能等同于古圣贤哲人活生生的生命世界和精神境界本身，那么如何能够赋予典籍以真实的生命，即如何能够通过典籍而又超越乎其籍去理解和再现先圣先哲的精神境界呢？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知识性的探求所能回答的问题。
与基督教相比，儒家的道统之传可以说更多地有赖于后儒的体证与诠释，所谓“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这又使得普遍的道与具体的传道谱系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儒家之道是要通过具体的传道谱系来体现和被人们所理解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以把某一具体的传道谱系等同于儒家之道本身，因为任何对于儒家之道的解释及此相关的对于历史上之传道谱系的判释，都不可能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性。从此种意义上说，儒家之道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并不排斥它向现实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所展开的无限可解释性和开放性。
注释：
1《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收入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2由此方面系统回应余英时先生的批评者，可参见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一文，载《鹅湖月刊》第224期（1994年2月）。
3参见《犹记风吹水上鳞》，第56、70页。
4参见《钱穆与新儒家》第95页。
5《孟子·公孙丑下》
6韩愈：《原道》
7《犹记风吹水上鳞》，第70页。
8参见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
9《十力语要》，卷三，第44页。
10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新儒家评论》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2页。
11《原儒》，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版，上卷，第8页。
12《读经示要》，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年版，第85年。
13《原儒》上卷，第51页。
14同上。
15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
17《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8参见《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7页。
19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5页。
20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61页。
21熊十力：《读经示要》，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版，第464页。
22《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97页。
23同上，第192页。
2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3页。
25同上，第14页。
26同上，第12页。
27熊十力说：“凡经，有孔子亲作者，有孔子口说而弟子记之者。”（《原儒》上卷，第6页。）
28《心体与性体》（一），第245页。
29同上，第192—193页。
30《原儒》上卷，第13页。
31《读经示要》，第328—329页。
32《生命的学问》，第101页。
33《礼记·乐记》
34《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
35同上，第115页。
36叶适：《习学记言》。
37《心体与性体》（一），第262页。
38同上，第263页。
39同上，第278页。
40同上，第19页。
41牟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判释，以三系说取代程朱、陆王之说。
42《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1969版，第369页。
43同上，第368页。
44同上，第383页。
45参阅《心体与性体》第368页。
46《心体与性体》（三），第369页。
47同上，第383页。
48《心体与性体》（一），第20页。
49《心体与性体》（三），第403—404页。
50同上，第403页。
51《心体与性体》（一），第20页。
52同上，第49页。
53《生命的学问》，第36页。
54同上，第38页。
55牟宗三：《五十自述》，鹅湖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56同上，第88页。
57同上。
58同上，第102页。
59同上，第103页。
6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61同上，第268页。
62《生命的学问》，第115页。
63同上书，第117页。
64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文津出版社会1991年5月版，第6页。
65同上书，第7页。
66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29页。
67《贤良对策三》。
68《心体与性体》（一），第258页。
69朱子《中庸章句序》：“盖自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
70参见《心体与性体》（一），第258页。
71《生命的学问》，第61页。
72《中庸章句序》。
73《孟子·公孙丑上》。
74《犹记风吹水上鳞》，第80—81页。
75《原儒》上卷，第47页。
76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425—426页。
77《时代与感受》，第267页。
78《犹记风吹水上鳞》，第35页。“有”版权所
79同上。
80同上，第47页。
81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5—7页。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传统道德文化 形神统一 古今通理 现代价值 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4—0013—08
一、提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背景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时期，出现了两次大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第一次反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反思的对象是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反思突出了文化批判，矛头所向直指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这一次文化反思的背景是，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在经济、政治上以弱者受辱而又不甘屈服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因而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反思。所崇尚的西方民主自由和所否定的儒家文化，其性质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就是说，当时所批判的儒学主要是作为帝制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这是历史之必然。确实，以“三纲”为核心的政治儒学的生命是终结（不是死亡）了。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知识和知识结构的更新，西方式的新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立和实行，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读经，除了在乡村私塾仍有保留，在城市的学校中就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也几乎绝迹，而以承袭和传播儒学为己任的“士”阶层的解体，则意味着丧失了传承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不等于儒学文化生命的终结，不等于儒家文化及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所积淀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的终结和消解。但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主题是革命，是民族解放，因此，尽管提出了要总结传统文化、继承优良传统的课题，然而显然不可能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新儒家打着“复兴儒学”的旗帜，对儒学的现代转型虽然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学术观点和理论，但由于他们的研究脱离革命的实践而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因而也缺乏实践的说服力。就是说，继承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实现。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对象还是儒家文化，但其背景与第一次反思不同，因而反思的特点和结果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遭到了“”的全面浩劫，接着又遇到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彻底否定了“”，否定了“评法批儒”，这就使得“反思”摆脱了“左”的“政治”框架，从而有可能给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历史命运以理性的考量；同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在获得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生活方式极端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世界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的现象，它适应了社会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需要。而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对精神领域的消极影响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避免重走西方的老路，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儒家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就凸显出来，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国学热、“汉服热”、祭孔活动、孔子学院、“读经运动”、重修家谱族谱等似乎是回归传统的现象就是一种明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而儒家文化要应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挑战，关键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实现其现代的转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要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同志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他还明确提出，建设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与优良的传统道德相承接。这都十分明确地反映并肯定了儒家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第二次文化反思的成果和特点。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动下，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人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中国人”作为一种人格符号，意味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切认同。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人的文化心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成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6篇
关I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承；创造性转化；文化弘扬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1-0077-04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正式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担负起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又是领导中国人民传承、转化、发展、弘扬、宣传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政党。
一、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使命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道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也是传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典范。早年在湖南和北京求学的时候就系统地学习了传统儒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道德理论并常常思考如何传承中国儒家道德文化。他曾经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实践至善为义务”的崇高道德是对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继承和发展。1938年4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的开学典礼上，号召广大学员“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这是对儒家张载的《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是一种更加崇高的道德境界。1944年同志在纪念中央警备团因公殉职的张思德烈士时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儒家仁爱精神革命性的创造和发展。
同时，儒家道德体系强调集体的力量。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强调个体的道德价值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在家庭中，道德主体应当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社会中，道德主体应当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儒家道德认为，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日常人伦之中，它不像佛教、基督教等预设了一个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极乐世界和上帝之城。儒家“没有一个独立于自己修身养性之外独立存在的罪恶”。儒家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就可以实现人的价值。但是这种人的世界，不是个人的世界，而是群居的世界，而人的价值就体现在集体中。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个体对集体的作用和价值。《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所以，“仁”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一句话，人的“仁”的价值，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自我超越。儒家强调集体的力量和价值，被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地继承下来，并做了创造性地发展。那就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的道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刘少奇、等对道德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仅如此，道德思想也是对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批判继承的优秀成果，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新中国道德，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指导思想。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道德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反应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革命性传承和转化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在继承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首先，邓小平1979年3月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概念。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其次，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问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深入阐明了社会主义集体道德原则，构建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最后，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为了培育“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四有”新人的提出，是对儒家追求“圣人”、“贤人”和“君子”的道德教育目的的现代革命性传承和发展的结果。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指导方针和战略步骤、伦理原则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为新中国伦理学的繁荣与振兴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当然，邓小平的道德体系也是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他为中国道德革命、道德建设和道德改革作出的重大贡献同当代中国的道德实践相吻合，也与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批判地继承相关联。
总之，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对待传统儒家道德文化时，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因此，在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使命
以为代表的中共产党人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儒家认为对人实行仁爱是无条件的。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也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儒家这种“仁爱”的道德传统，并结合中国道德革命和道德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这是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理论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的结果。什么是人民呢？人民是个历史的范畴，是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是指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首先，在思想上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要使共产党人树立人民第一的意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同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凡是从事思想工作或者意识形态工作的学者、作家、记者、教师、演员等都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例如，作家创作文艺作品就应当坚持为人民而写作，应当摒弃那些闺中私密、纠缠于个人小恩小怨的“快餐文艺”。又如，演员应当为人民而演出，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应当拒绝那种为金钱而演出色情、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等变态主题的影视作品。
其次，在行动上要服务人民。这就是要使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同志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也就是要求共产党人“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同时，还要做到热爱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负责，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共产党员个人还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对那些不忠于人民利益，“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最后，在道德修养上，共产党人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要使每个共产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为党、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
总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产生、发展、丰富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德革命、道德建设和道德改革的实践条件下，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批判继承和创造出来的新的理论成果，具有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使命。
三、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弘扬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进行了批判地吸收和传造性转化，而且还对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全球性弘扬和宣传。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在过去二十个世纪中，繁荣了十九个世纪。在这繁荣的十九个世纪中，儒家道德文化曾经为人们的人格塑造、人际和睦相处、社会有序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并不是美国学者狄百瑞教授说的“博物馆的摆设”，只供人们观瞻，也不是余英时教授说的无家可归的“游魂”。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参与了现代化的进化，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为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为现代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保证。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教授认为：“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传统是活着的现在，“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
同志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三个“可以”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自然包括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尽管在“”的时候我们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方面走了一些弯路，但这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篡党夺权的政治氛围下做出的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不能因为“”的原因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身体上站起来生活上富起来，而且在思想上也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中国人民在思想上站起来富起来，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优秀儒家道德文化的宣传和弘扬。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创作指南。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恢复实行中国高考制度，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建设和繁荣中国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热，到如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一些高校和地方政府设立国学院、儒学研究院、孔学堂等，都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国家还鼓励电视台、报纸和互联网介绍和宣传如爱国、正义、诚信、友善等传统优秀儒家道德文化。
在国外，自2004年11月21日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截止到2014年9月，中国在全球开办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孔子课堂，涉及123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以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和国学为宗旨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它为国外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渠道，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7篇
1. 儒家学说是对“礼”文化的传承、损益和创新、发展
孔子深刻认识到“礼”文化的重大价值和作用，也洞察到历史与万物之运行变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因此，孔子传承古代礼文化不是照搬，而是有所选择和损益。他是见变知变且主张变化的。周代崇奉鬼神，孔子却“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对古文化作漫长而深入地思考中，酝酿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终于完成了巨大的历史担当——传承了“礼”，创新了“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提出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敬，和、宽、道、立、敏等一套道德范畴。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思想文化形态——儒家思想诞生了。礼文化和儒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两种形态。礼是母体，儒是新孩；礼是基础，儒是前进。从夏商周礼文化到春秋儒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大步，是中国文化的提升与飞跃。马一浮先生认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源头，亦是儒家道德学说直接的理论源头。（《马一浮全集》序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即是说，孔子儒学是中华上古经典之流之传。
2. 礼文化和儒文化的本质属性是道德
孔子儒家思想的其直接来源是“礼”。但根本上说“礼”是流而不是源。从伦理属性上看，“礼”与“仁”都属于道德范畴，都属于道德文化，而五千年中华道德文化之滥觞在中华人文始祖轩辕氏。轩辕黄帝身处茹毛饮血蛮荒时代，却心怀“修德振兵”之志。我们以为，“修德振兵”这四个字意义深远，乃是搭建了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大框架。“振德”在“修兵”前，源头重德，起点很高。其后，《尚书》尧典推崇“克明俊德，光被四表”（《尚书•尧典》），《易经》主张“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周易•乾》），儒家提出“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中华道德文化由三皇五帝起步而浩浩荡荡出发了。有“饱学之士”云：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没落，而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创新。我们以为，这是片面而武断的。礼文化尊神、仁文化重仁。从殷周之礼到春秋之仁，就是从“神文化”转型到“仁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升与前进。孔子既为周人，却创造出其后二千年漫长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为什么不是伟大的创新者？孔子不仅是新思想的创立者，而且是春秋时期新文化的旗手和巨擘，这是孔子儒学的主流和本质，而守成是他欲要流传周礼周文化，即被“春秋无义战”破坏的上古文明和邦国统一的局面。正像恩格斯对诗人但丁的评价“他是旧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那样，我们以为，孔子是旧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新世纪最初一位思想家。
3. 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功用
西周的主流意识是“礼”，而西汉后主流意识是“仁”。礼是帝王之仪的社会延展，而仁是草根观念向主流擢升。礼是贵族血统，而仁是卑贱出身。礼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仁”一降生即表明新生士人地主阶级有了自己的精神武器。礼主要用于统治阶级内部，“礼不下庶人”。而仁是新兴阶级争取利益、地位和权力的政治宣言。从礼到仁，是文化的拓展，是思想的跨步，是道德的升华，是权力的移迁，是平等意识的呐喊，是人的解放与价值发现。但是新生事物出现必有考验。孔子儒家思想创立后到秦朝即遭灭顶之灾。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典籍被烧毁了，全国460个主要儒士被埋毙了。呜呼，儒家思想文化殆矣。然而历史又来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汉武帝反秦而行之，废强秦刑法之学而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孔子儒家思想从民间草根思想蓦然擢升到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意识地位后，儒学这种当时的先进思想文化一下子显示出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巨大威力，西汉帝国空前强大起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国成为世界版图大国、政治军事大国、文化科技大国。中国统治者视野大为扩展，眼睛开始向外，环视世界。实行开放国策，派使臣出使西域，主动接触和了解世界。到盛唐时，中国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和文化之都。各国使者学人，前来朝拜、取经、留学之者，摩肩擦踵，络绎于途。实践证明，孔子儒家思想是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高峰。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评价说，孔子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导师。
二、儒释道融合并存局面的形成
道家为老子所创，创立时间与儒家相近。一般认为，自创立之时起，道家影响即不及儒墨二家。但是，虽然老子无传上古文化之自觉，却有承《易经》辩证之无意。“道”是老子的基本概念，意即世界万事万物产生的规律和法则。道也是深邃幽远不可捉摸的世界本原，是万物之源，万术之术。老子之释道似有若无：“道可道，非常道。”老庄之道虽主张“无为”“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记事”，幻想回复到古朴的社会原始，但这种思想确也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官场黑暗和社会不公的愤懑。虽然道家不及儒学师徒众列，但至庄子时那种逍遥自在做派，使后世文人往往身染道家遗风，故老子之后二千年，道家传衍未穷，成为汉后与儒佛并列之显学。但我们以为，从根本上说，道教是中国文化的变节者。佛教在西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佛是觉悟之意，佛教就是教人如何脱离痛苦进而抵达“极乐世界”之说。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佛教大约在西元前二年，即汉哀帝元寿三年，由商贾之人借丝茶之路进入中国。开始人们并不崇奉佛教，汉代没有一个男子愿剃发当和尚。后来封建帝王有心向佛，才香火缭绕兴盛起来。佛教在中国之所以盛大发展，我们以为，原因有二：一是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广胸怀和包容态度；二是中国本土神文化发育不充分所致。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因科技不发达而未能认识诸多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因生产力低下致人们生活穷困无望而产生盲目臆想，无法理解和屈服自然力导致各种神仙从想象中生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氏族普遍的精神生活需要，信神是各民族文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文化心理阶段。人类崇神的一般路径是：从多神信仰开始而逐渐走向一神（或独神）信仰的。中国夏代就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火神、日神、龙神、祖宗神等多神崇拜。夏代商代到周代，敬神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至春秋时期，孔子对神敬而远之，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对神的态度，中国文化走上了非神的路径。神文化在中国未能发展到一神（或独神）信仰，而始终停留在多神阶段，因而华夏民族人们崇神信仰心理未得到充分满足、释放和寄托。这就为后来印度佛教在中国传入落地提供了极大空间和基础条件。
三、儒释道并存的是与非
汉代独尊儒术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决策和重要的文化选择。两汉后儒释道并存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三者虽然并存，但对其异同要加以厘清。中国古代文化儒释道长期并存，但三者并不同质。孔子儒学以人为本，道教是半神主义，佛教是唯神为大。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是高于即先进于道教、佛教的。老庄之道后出现道教，道教成为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虽然道学不等于道教，但道教是中国本土文化向外来佛教文化的仿效、靠拢、妥协、转型和同质化，是道学文化自信力不足和不坚定的表现和结果，是老庄消极生活哲学463期2013•9思潮影响、演进之必然。从文化先进性、革命性来说，道学到道教，这是一次倒退和变节。而在其后的演化中，道教又没有彻底神化、仪式化、系列化为成熟宗教，终于成了“三不像”。孔子儒学始终是中国上古文化的坚定守望者，是中国本土文化质量的唯一传续者。春秋诸子百家之中，中国上古文化谁继谁扬？轩辕黄帝人文始祖文脉，尧舜王道正统，谁承谁续？真正自觉传承担当，唯孔子儒家。今日中国不称霸、不建海外军事基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皆源于那个尧舜孔孟道德文化。诸位先贤为后人开辟了千年文化大方向。尤其是孔子接棒礼文化予以损益弘扬，疏神远鬼，重德重人。创立了以人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把中国古代文明文化推向一个新时代，新高峰，功高至伟。放眼全球，在世界诸民族诸国家诸文化中，作出这一正确选择的，唯有中华古代文化。却有“当代公知”讦之曰：不敬帝神，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真是莫大憾事，怪不得中国人不善黩武称霸。四大文明古国三个是宗教文化，三个皆传承中断。唯有中华人文道德文化文明，五千年传承不绝。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和发人深省的吗？
儒家学说具有思想理论的历史先进性，也具有社会实践（治理功效）的时代先进性。事实是，西元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中国社会随之出现“汉唐盛世”繁荣景象。而在西元四世纪，基督教在取得“一教独大”地位后，欧洲立即出现千年“中世纪黑暗”，形成鲜明对照。必须指出的是，孔子逝后儒分八派，汉代董仲舒又将“天人感应”说加入儒学。到宋明时期，儒学又被异化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终于彻底唯心主义化和形而上学化。生气勃勃的原初儒学，成为虚幻僵死的玄学，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伤害大倒退，终于导致社会发展封闭凝滞，导致鸦片战争落后挨打。故此，我们以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居世界前列、中国在二千年中居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长期被誉为世界最繁荣发达国家，是儒家思想之功；而近300年中国保守落后，乃是程朱理学之过。这一点从理论上实践上厘清，在当前，尤其必要。
儒家思想传承及其现代化范文第8篇
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与政治时刻，中国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 第一，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政治是什么？虽然从学理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政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能够统治一个社会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对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来说，如何面对政治，在我看来，就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第二，作为现代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我以为，如果不能分清上述两种不同的含义，并且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置身于当今复杂诡秘的政治形势，就难以明辨真伪，发扬儒家思想的真精神。
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它构成了所谓政治儒学的核心点，中国儒家思想的新旧公羊学说就是围绕着如何面对政治（君权）展开的。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儒家通过一系列观念、教化与制度，在制约强横的君主专制集权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塑造着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色，把野蛮粗陋的暴力权力驯化为文明理性的专制权力，这是儒家的功劳。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将儒家治理哲学简单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论点，是对传统中国心智及治理经验的无知轻薄之论。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
对此，可以说，尽管某些伟大卓越的儒者，担负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制朝廷的专制权力，修史明道，研发义理，或者忍辱负重，主持有关体制改革，暂解朝廷危机，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传统儒家在面对政治时，并没有真正过关，也没有开启出一个古典的自由社会秩序。所谓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只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儒家只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权力制约和文明教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对于这种中国政治，儒家思想只是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着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与变革现实政治的根本制度创设关联不大。 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虽然儒家被这场变革的激进主义革命派视为敌人而被屡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些均致使儒家背负了不该承担的罪责，但这其实是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
儒家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健康力量，但由于备受历史摧残，本来就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担纲者，加之又被一轮又一轮激进主义革命派清除，就更没有能力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系统的价值论证与制度设计，提供现代更化的智识资源，而不得不委身内在化为“心性之学”，承认并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由此步入现代世界。因此，对于新儒家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政治。现代新儒家要首先搞清楚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与，那些不能理解与结合现代自由民主的所谓政治儒学，其诉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士大夫的“桃花源记”。在我看来，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实践，才可以有效克制儒家思想的泥古倾向，摆脱花果飘零的历史处境。
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与现代民国的构建中，儒家背景下的立宪派曾积极参与建国事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均深受其影响，由此开辟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保守改良主义”的儒家真精神。不幸的是，20世纪以降，激进主义潮流翻转中国大地，儒家一脉随波逐流，为国共两党分别担纲的现代国家建构所逐渐抛弃，日益边缘化。
现代中国政治的塑造来自于中西碰撞、由外而内的演变，这一现代化进程虽曾激发出中国古典政治的微弱生命力，但后者要成为主体性力量还需要艰难的创造性转化，尤其需要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儒家面临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尚未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发挥结构性的主导作用。
文化激进主义对儒家的负面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够，它只是一种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面对国家强势地位，儒家与自由主义应该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携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儒家面临的新挑战，本质上是如何面对及参与政治权力与政治构造的问题，我称之为“现代儒家的历史时刻”，这考验着儒家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建国后儒家屡遭摧残，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所恢复，但也主要是在民间社会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自发生长。民间儒家思想在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中，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文明更化，在民心、道德、文化、传统、教育、常识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构成了当代儒家的复兴之土壤，因此儒学经义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即便儒家有一种政治儒学的诉求，那也不是复古王制，像传统儒家一样高攀庙堂，依附权贵，而是戮力构造儒学图景，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专断暴力的警惕和对公民社会的推进，来展示其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儒家当然没有必要排斥和回绝政治。但必须搞清楚的是，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国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那就是在权力政治的巨大漩涡之中，相当多的知识人（包括儒家）罔顾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极尽背书之能事，丢弃了仁义廉耻，背离了天道人心，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与审慎。 第三， 何谓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种提问：孔子如若活在当代，他会如何？这其实涉及何为儒家的真精神。我以为活在当今的孔子不会仅仅只是追溯三代，复古周礼，而会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这里的真精神不是盘桓于古代那些已死的典章制度，而是推陈出新，与现代社会政治诉求相互契合的时代精神，他很可能会像哈耶克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自发秩序，在法治、和自由经济的社会扩展中，求得文明之道。我以为这才是活生生的儒家，才是赓续古今的儒家真精神。死守古代教条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实早已背离了孔子，现代新儒家应该向现代世界敞开，向西方社会敞开，世界大同，天地一心，这种普遍主义的人类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在气质上是经验主义，在方法上是中庸之道，这一特性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和英美文明演进论的理路十分相似相近。但晚近150年来，敦厚、行健的儒家却深受公羊学激进主义和玄思空想主义之影响，逐渐脱离了原儒与时俱进的实践理性和改革精神。本来顺应时代潮流的康梁，其骤然失败显然与其新公羊学的激进主义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同样是秉承着儒家精神的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却能够在政制变革的重大关头，左右开合，赞助民国，赢得现代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检点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我发现很多真正的儒家并不自我标榜为新儒家，而且始终对政治权力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警觉，比如陈寅恪、余英时，甚至反对过儒家的胡适，恰恰是他们，反倒与儒家精神之现扬若合符节，开辟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清末郭嵩焘所谓“三代之治在英美”尽管有浮泛偏颇之处，但却正确指出了儒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方向，这绝非“全盘西化”的幼稚主张，而是提示儒家重新进入中国历史所必要的“现代性”维度，舍此，则儒家似并无资格成为现代中国之规范基础的一分子，更遑论居中为正。陈寅恪倡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特为士大夫乃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内核，亦为儒家跻身现代政治所持守的基本政治操守。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胡适在“独立评论”训政与统治时期的自由独立人格，亦可视为传统儒家“道统”使命下对政治的距离意识与批判精神之现代表率。至于余英时对儒家文史之道与治理传统的理解，虽然未必环环入扣，但却能够站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点上，深入儒家经史之堂奥，梳理出走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路。时下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儒家的人士，却未必承续了儒家的真精神。我们看到他们很难抵制政治的诱惑，更少有前贤的世界格局与恢弘气象。例如，他们鼓吹的“大一统”就与现实政治的国家主义强势话语密切相关，还有他们“新华夷之辨”的论调，不但没有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前现据，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华夷之辨移植到中国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并予以激进主义的强化。这些新儒家的思想论述，显然符合现实政治权力图谋的国际关系中的敌友政治论，助推中华崛起的国家主义迷梦，不期而然地与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极的复古主义合流在一起，新儒家的这一动向无疑值得警惕。
纵观历史，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甚至政治层面的儒家礼制，对于3000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在义理和制度上起到了一定的抗衡君主专制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权力专制主义之窠臼。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传统儒家政治义理与制度设计不足以开出宪制民主，不足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究其缘由，概因二者之间多系仁政道义层面的维系，治理秩序由于传统社会基础的瓦解而遗失。因此，儒家复兴的生命力来自现代社会的生长，它们的发展主要系于如何汲取现代宪制的制度设计原理，推进现代性的自由伦理与社会自组织系统的发育壮大。
至于如何面对当今权力政治对儒家的亲和取向，我觉得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一取向无疑具有正面意义，当代政治不再一味打压儒家传统，而是向儒家敞开，借此儒家可以更主动地申说义理，躬行理念，推动社会的文明更化；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儒家构成了考验，迫使儒家拷问何为现代政治，而不是盲目投机政治，否则很可能重蹈传统儒家沦为皇权专制的附庸之覆辙。时下，主政者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很多，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这些主流议题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儒家亦牵涉其中，不仅在文化层面，同时也在治理层面，为社会各界所期待。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