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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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人本思想；西方人文主义；集体本位；个人本位

在人学发展的历史天空下，东西方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文主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元素之一，从文艺复兴开始，以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为主要精神的人文主义开始确立，此后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现代化的成功，人文主义在西方社会中茁壮成长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中是否也包含人本思想呢？它和西方人文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他们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下面对之做一比较。

东方人本思想首先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学思想。仁最初是指某个民族的日常的礼节，表示两个人打招呼的行为，是一种谦让的举止。孔子借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包括一下几方面内容：首先，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1]的人性说。孔子认为，人的本性相近，只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不同。这表明孔子承认人生来差别不大，接近于平等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要想使人得到发展必须通过教育，个人方面必须“好学”。孔子讲要“好学不厌”，以追求人生至道。孔子人性说启示我们，对每个人来说，人与人之间差别并不很大，每个人的成功机会接近于均等，个人成功与否更主要的是在于个人努力程度，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错。其次，孔子非常重视人的生命权。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人而不问马，明显把人的生命看的高于畜类或财产等物质。另外，孔子反对殉葬制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2] 可见孔子是痛恨用陶佣来为死人殉葬的，更不要说用活人来殉葬。再次，孔子针对当时社会充满迷信鬼神的现状，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人事”重于“事鬼”。《论语》中记载孔子不讲乱、力、怪、神，当季路问孔子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孔子那里，“事人”在先，“事鬼”在后，即“人事”是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把人置于鬼神之上，把“事人”置于“事鬼”之上，这一思想非常宝贵，可以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古代中国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存在。而不是如西方社会那样，形成了一种宗教文化统治下的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接下来，孔子仁学的中心内容是什麽？它就是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即所谓“成人”之道。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最高目标。孔子把“仁”的内涵定义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孔子这里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主张人与人要互相尊重和友爱，把别人的成功与否视为与己相关之事，从“泛爱众”推出仁君要行仁政，仁君爱民的思想，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实到“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上面。从而达到儒家的最高人格理想。

西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源于拉丁文humanus），通常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神学体系的资产阶级思潮。其主要思想是肯定现实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生的快乐；倡导个性解放、要求个人自由、相信人的伟大力量、颂扬人性的完美和崇高。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的神学文化，呼吁要重新发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肯定人的意志和行动的价值，恢复人的各种权利，包括人在上帝面前的应有地位。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歌颂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要求承认他们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人间幸福的合法性，反对禁欲主义对人间幸福的扼杀。但丁创作的《神曲》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开始。他认为人是最高贵的，因为人有理性和意志自由，人应当通过理性和行动来争取自由和幸福；他还认为爱是统治世界的力量，人应当爱人，而不应当去爱神。彼得拉克在《秘密》中有一段话：“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包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3]，充分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的急切心情。薄伽丘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3]，这被称为最早的人权宣言。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的光辉代表，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他提倡人的尊严，赞扬人的伟大，歌颂人间的仁爱和友谊。

1.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的共同点

他们都以人为中心，以现实的人生为出发点，都反对或搁置神学，对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儒家主张仁爱学说，由亲亲到泛爱众，由泛爱众到君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社会众生，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仁人志士。《易经·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乾健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西方人文主义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高扬人的理性精神，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对待人之外的鬼神世界时，儒家明显采取了搁置的态度，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儒家强调人的现实世界高于一切，不能以危害人的正常生命权、生存权为标准处理事情，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明确反对神权的压迫，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

2.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点

第一，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易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易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精神，主要是说人们要认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也就是要向大自然学习，不断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而人们又必须有节制、适度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儒家人本思想以集体为本位；西方人文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儒家人本思想重视家庭、家族、国家这种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以集体利益为前提，对家庭要以孝悌为核心，对国家要以忠诚为基本价值，因此集体主义是儒家的主要价值取向。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更重视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时甚至会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

第三，儒家人本思想强调善重于智，而西方人文主义则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儒家以人格善为最大目的，因此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强调克己复礼，强调修身、齐家是一个人的最基本道德要求。而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农耕经济时期，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客观上造成儒家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是偏于重视人自身品格的完善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于是儒家特别重视“德治”，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著名论断，实际上是促进和推动了儒家仁学的宗教化，客观上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重义轻利的倾向。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西方人文主义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从古希腊时代的“美德即知识”到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在西方形成了尊重知识的优秀传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促进了自然哲学的发展。自然哲学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他们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

3.两者比较的启示与意义

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是东西两大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价值观，都对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尤其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发展成为一种态势，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东方文化对于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升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发展之需和化解全球化时代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整体重于个人等内容都具有合理性，重新阐释这些内容必然会对当今人类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源于西方人本思想中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现代性文化直接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他们尊重科学、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些因素对于现代性先天不足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使之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同时，两种文化又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其局限性，因此在借鉴学习时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少犯同样的错误。儒家人本思想过分注重整体的稳定，忽视个人的合理欲望要求，因此造成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长期徘徊在封建农耕经济下的低水平，民生质量低水平发展，最终造成近代以来落后的历史现实。我们在发展传统文化时必须加以警惕，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西方人文主义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造成今天环境危机、能源枯竭，直接影响到人类可持续发展；过分强调人的各种欲望和要求，造成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本性泛滥，造成社会混乱，道德下降，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安和惶恐，这些现象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不良后果，必须给予科学总结。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中具有现代性的人权、法治、自由和科学为主的文化，又要发展民族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文化，并使之提升到现代化的高度，创新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2篇

人们对真理的探索逐步成为院校的主导价值和生存目标，院校再次确立其科学知识的权威地位，20世纪的院校经历了发展过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院校不仅以其广博而扎实的科学研究占领了知识领地，而且更为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并以知识的应用和技术的推广与创新造福人类。回顾院校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学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所差异，但致力维护其知识权威性地位是其永恒的共性。挪威奥斯陆大学校长史密斯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指出：　“大学能得以严谨地存在，就是由于它向世人展示出令人毋庸置疑的能力。宗教权威、皇室统治者、集权政体、自由政体、社会民主政体和其它政体都支持过大学，所有这些人都找到了支持大学并使之维持下来的理由。……就新的发展而言，大学的发展非常缓慢，也有过几乎要破产灭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艺复兴后的一段时期，大学没有从事新的知识研究，结果使科学研究转移到许多为之建立的科学院中。即使在某一时期，大学可能已濒临灭亡，但每次都转危为安。”［3］虽然院校捍卫其知识权威性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院校始终就是新知识生产的权威，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院校都是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和传播者。

学术自由和人文主义精神是院校的两大传统，正是这两大传统赋予院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所特有的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组织文化底蕴。正如黑格尔所说：　“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滋养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越大。”［4］笔者通过分析这两大精神传统探讨其对院校文化的影响。高等院校应秉承学术自由理念一个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是“自由的科学研究的工作场所”［5］。学术自由有两层涵义，一是教学自由，二是学习自由。以德国为例，教学自由指教师可自由讲授自己坚信是真理的知识内容，而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和发表成果时，有调查研究任何问题的自由，政府及陈旧的传统都不能干预他们的研究和教学。学习自由是侧重于学生的自由度，即学生有选择所学课程的自由、听课的自由及学习任何学科的自由［5］。这正是“大学生命的真谛，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6］的真实反映。学术自由为院校文化的培育奠定了基础，使成员的理念在交流中粘合。院校作为学术机构，其特殊功能就在于教育与科研的结合。一所院校此种功能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实施和院校教育目的的实现与既定计划的差距拉大。为保证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院校除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外，最重要的是能吸纳学识渊博并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才介入院校学术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应尽可能为教授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学术自由是院校这一特殊的学术组织所独具的品质，学术自由的生成与院校自治传统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历史渊源。院校自治是院校学术自由的基础，而学术自由又有别于院校自治。学术自由思想萌芽于古希腊时期。在中世纪高等院校中，教师可自由辩论和进行学术研究，但受到宗教的限制。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院校学术自由思想传统在近代真正形成，在18世纪科学发展的同时，古希腊时期传统的学术自由理念也缓慢渗透到近代院校的教学实践中。学术自由在院校内部主要表现为教与学和学术活动的不受约束。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成为西方院校甚至整个科学领域所趋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行为准则，并逐步渗透到院校学术人员的心里，表现出学术人员所独有的一种精神气质与品格。20世纪，人们对院校学术自由的理解仍未趋于一致。首先，在学术自由的合理性依据及其适用的范围和限度方面，至今仍存有争论。真理的标准总是相对的，任何知识都不具有永恒不变的特性。现代院校学术自由在制度上倾向于维护有较高学术地位的学者，学术自由为学术权威所独享。对院校学术自由精神的营造，关键在于拥有宽松的外部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内部学术氛围，在其潜移默化中，塑造院校学术人员独立的学者风格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而影响院校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高等院校应内涵人文主义精神文艺复兴时期是人文主义现代形态的形成期。在此期间，院校开始从宗教思想的堡垒演变为人文精神的家园。14世纪的院校，除极少数院校如传统厚重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投入到当时人文主义洪流中以外，其他院校依旧为僵化的经院哲学所压制。起初，院校对人文主义的反应比较冷淡———这或许应归咎于教廷对院校的垄断与控制，因为当时宗教机构无法容忍人文主义把人提升到与上帝同样的地位：以人性来取代神性；以人的价值、经验和理性来代替上帝的圣威。而近代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在院校中的深远影响主要应归功于科学与理性的强大力量。科学理性不仅把人提升到至尊的地位，且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途径。正是借助经验科学，人们才发现甚至包括信仰在内的知识也不过是人对现象世界观察、感觉和抽象的产物。科学和理性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不仅彻底变革了人与外界的关系，而且大大拓宽了人类的知识视野。19世纪，高等院校艰难地开始进行改革运动。在漫长的改革运动中，各国院校改革的内容以及方向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基本宗旨是趋同的———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激发其无限的创造潜力———这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进入20世纪，受现实社会功利主义思潮及知识日益趋于高度的专门化的影响，学术界所倡导的院校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并未得到完整地保存与延续。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代社会已失去原有的价值意蕴。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对峙就是近代人文精神传统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它无法化解相互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但是它对人的精神价值的关注仍旧是21世纪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这一关注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抽象的终极关怀，而是更为具体、更富于现实的人性色彩———“人本”思想得以实践的重要形式。与昔日相比，院校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虽稍逊，但它仍然影响着院校文化的前进方向，尤其是在院校的冲突与整合中必将再现历史锋芒。

院校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对院校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的影响深远，不同时期的院校文化存有某些相同的特征，但同时又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院校内部的学术人员所表现出的特有信念，虽然很难用言语符号准确地表述其本质，但我们的确可真切地感知它的存在。或许是由于其存在状态的隐蔽性，才可能为院校营造自由、和谐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使院校充满人文主义精神气息。足见，影响院校生存和发展的要素颇多，而社会环境和院校的精神是院校文化的重要影响要素，其中环境的影响和精神的凝聚对培育充满活力的院校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作者：强丽 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3篇

1医务人员“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的内涵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的Humanitas。Humanitas最早是出现在古罗马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与希腊文Paidea为对等词,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也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教育制度。“人文主义”也叫人道主义,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关怀人、尊重人和个性解放的一种思潮。笔者所提倡的医务人员“人文主义”伦理素质在这里是指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理人员、护士、相关技术人员等)在医疗过程中具备关怀、尊重医疗对象和在道德价值判断行为及制约医疗行为的规范与原则互动中所必需的态度。[2]

2提高医务人员“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的理论基础

2.1医学理论与“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的一致性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都是围绕着各种科学语言和技术手段去研究人的各种机理和健康问题。“以人为本”一直是医学的理念,这与“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是相一致的。人既有生物属性和心理特征,又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这自然就要求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实现现代医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人文文化的渗入将使医学科技形成某种协调,从而完善科学技术,完与科技的互补。人文知识的灌输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医学理念,克服功利主义缺陷。

2.2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将人体和环境统一起来,综合分析生物、心理及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综合作用。因此,医务工作者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作为健康与疾病载体的人体,而且是具有各种复杂心理活动的社会成员。广大医学人员要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形成生物、心理、社会三维观念,只有不断提高完善自身的“人文主义”伦理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满足患者多层次的需求。

2.3“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在现代医学中作用巨大

“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对医学具有指导作用,表现在从医学总体上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医学观,从人文社会视角指导思维观念转化,同时,“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自身也将成为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的引入,可从一定角度确定医学行为的合法性,促使医学更人道,技术更合理,资源分配更公正,从而在现行体制下规范医学行为。“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的建设是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现代医学人才需要医学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完整的三维知识结构,要具有良好的交际、协调、沟通意识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具有开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特性,公正合理的卫生政策需要医学伦理学、卫生经济学、卫生管理学和社会医学等学科来综合优化,伦理上的公正公道必将使“人文主义”理念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道德行为和医患关系改善的内动力。人文医学思维方式和公平观一旦被卫生管理者接受,则将在管理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3]

3提高医务人员“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的途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逐步完善,人们的经济生活、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也逐步渗透到了医疗工作中,对医务人员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较大影响。为此,加大医德医风建设力度,以“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为指导,积极开展医学伦理、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廉洁行医的自觉性,可以有效地提高医院整体人员的素质,可以有力地促进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开展。

3.1通过医院精神的培育顺化医务人员的“人文主义”伦理素质理念

精神是历史的积累、文化的积淀。医院精神是提高医院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医院精神体现了一个单位的灵魂。培育良好的医院精神,可以使身在其中的医务人员从精神层面净化自己,通过精神的顺化作用逐步提高自身关怀、尊重医疗对象的“人文主义”伦理素质。例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一所百年老院,一个世纪以来,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院文化、医院精神,由医院精神顺化至全院医务人员,稳步提高其关怀、尊重医疗对象等“人文主义”伦理素质,是提高医院综合竞争力的基础。

3.2加大医德医风建设力度,积极开展“人文主义”医学伦理、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针对各医院医务人员文化程度不一、岗位分工多样、素质差别较大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改进和加强各自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其良好的医德医风,倡导关爱医疗对象、尊重同行、团结协作、认真负责、虚心好学的工作作风,可以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的良性发展,提高整体医务人员的“人文主义”伦理素质。同时,我们还可以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模式和方法,不断增强医德教育整顿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充分发挥医院Internet局域网作用,开发建设可视教育系统,定期开展医院风气建设、人生观及价值观教育等活动,同时,将医德医风建设的相关内容制作成网页,用看得见、听得到的方式大力宣传医德医风建设规定,弘扬先进典型事迹,激发医务人员的爱岗敬业热情,使其实践“人文主义”伦理要求的自觉性得到明显提高。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贸易主义;企业社会责任

人文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中国。第一次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中这样阐述:“刚柔相济,天文也;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使中国的人文思想源远流长。系统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则开始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传统的人文主义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每一次人文思潮的变革都是人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代表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其思想精华渗透人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人类价值体系的重要因素,其中,也包括了企业的价值体系。正因如此,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在两次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古典经济观到现代社会经济观。可以说,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逐步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性内涵。

一、传统人文主义与企业的古典经济观

传统的人文主义观是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它以14世纪波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标志,是一次人类思想的解放运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自由、平等,反对神学统治,反对上帝主宰一切。主张以人为中心,依靠人的创造力追求美好生活。受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物质财富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财富的最大化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个人乃至集体价值的评判标准。在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求人类向自然界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古典经济观。古典的经济观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其基本的职责就是在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同时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这是传统的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经济责任的认识。古典的经济观使企业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过于单纯和僵化,过分强调企业作为经济单位的逐利性,忽视了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资源日趋匮乏,劳资关系逐步紧张,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消费观念的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古典经济观开始受到质疑。

二、现代的人文主义与企业的现代经济观

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初,现代的人文主义学者围绕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出发,对长期以来占据领导地位的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关注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强调要改变关于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生产和经营活动在推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全球环境遭遇持续恶化与东道国广大劳动者权益的损害,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经济观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联系,认为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利润的增加,还有增加和保护社会财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应当转变,以维护消费者利益、劳工利益和环境利益为宗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完善劳动法,保障劳工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中国劳工状况的改进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少企业习惯于追求短期利润。置企业的社会责任于不顾。例如:强迫工人加班,拖欠工资,工资水平低于最低要求等。此外,环境污染、假账、假冒伪劣商品、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层出不穷,其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也危害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施现状另人担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企业转变观念,树立人文贸易主义观念,实现价值理念的理性转变,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视为有机的整体,才能从自发到自觉,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三、人文贸易主义与企业的自觉社会责任观

作为贸易领域新的价值取向,人文贸易主义是新的人文主义在贸易领域的体现,它强调: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应当是和谐与同步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也应当是和谐的统一,即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应仅仅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应体现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其理想目标在于实现企业、社会、自然三者可持续发展。

1、人文贸易主义: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的理论支撑。首先,“经济人”假定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长期以来制约着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人文贸易主义摒弃了企业的纯经济人的假定,强调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企业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承担着创造利润的责任,更具有造福社会的责无旁贷的义务,企业的行为不仅应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更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其次,资源的“稀缺性”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虽然肯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其结果,却鼓励了各国为增加物质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自然资源。人文贸易主义强调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更强调自然资源的绝对有限性,认为企业的生产和活动应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立足点,并且应该结合环境成本来综合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后,人文贸易主义将自然环境纳人经济的均衡体系中,认为现实世界真正均衡的状态应该是企业、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任一因素的忽视都将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的行为不仅不能威胁其他主体的利益,更不能损害自然环境,企业肩负着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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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6篇

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贸易主义；企业社会责任

人文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中国。第一次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中这样阐述：“刚柔相济，天文也；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使中国的人文思想源远流长。系统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则开始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传统的人文主义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每一次人文思潮的变革都是人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代表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其思想精华渗透人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人类价值体系的重要因素，其中，也包括了企业的价值体系。正因如此，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在两次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古典经济观到现代社会经济观。可以说，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逐步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性内涵。

一、传统人文主义与企业的古典经济观

传统的人文主义观是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它以14世纪波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为标志，是一次人类思想的解放运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传统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自由、平等，反对神学统治，反对上帝主宰一切。主张以人为中心，依靠人的创造力追求美好生活。应该说，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传统的人文主义在一定时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专制束缚的强烈愿望，对于西方的生产力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受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物质财富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财富的最大化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个人乃至集体价值的评判标准。在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求人类向自然界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古典经济观。古典的经济观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其基本的职责就是在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同时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这是传统的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经济责任的认识。古典的经济观使企业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过于单纯和僵化，过分强调企业作为经济单位的逐利性，忽视了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自然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资源日趋匮乏，劳资关系逐步紧张，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消费观念的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的古典经济观开始受到质疑。

二、现代的人文主义与企业的现代经济观

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初，现代的人文主义学者围绕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出发，对长期以来占据领导地位的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关注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强调要改变关于伦理道德的传统观念，即伦理道德不是人类的专利品，应扩展到人之外的自然界的事物，人有义务保护自然和社会环境，否则是不道德的，将受到社会的谴责。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生产和经营活动在推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全球环境遭遇持续恶化与东道国广大劳动者权益的损害，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受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有了深层次的改变，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形成了现代社会经济观。现代社会经济观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联系，认为企业的责任不仅仅是利润的增加，还有增加和保护社会财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应当转变，以维护消费者利益、劳工利益和环境利益为宗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完善劳动法，保障劳工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中国劳工状况的改进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少企业习惯于追求短期利润。置企业的社会责任于不顾。例如：强迫工人加班，拖欠工资，工资水平低于最低要求等。另据报道，2003年全世界产煤约50亿吨，死亡约8000人，我国产煤17.6亿吨。死亡6702人，产煤量占世界总量的35％，但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近80％。此外，环境污染、假账、假冒伪劣商品、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层出不穷，其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也危害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施现状另人担忧。尽管SA8000在中国的逐步实施将迫使中国企业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然而外在强制性力量的约束具有空间、时间及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单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施状况。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企业转变观念，树立人文贸易主义观念，实现价值理念的理性转变，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视为有机的整体，才能从自发到自觉，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三、人文贸易主义与企业的自觉社会责任观

作为贸易领域新的价值取向，人文贸易主义是新的人文主义在贸易领域的体现，它强调：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应当是和谐与同步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也应当是和谐的统一，即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应仅仅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应体现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其理想目标在于实现企业、社会、自然三者可持续发展。随着SA8000进入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姑且不论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试图对发展中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主观意图，仅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实施的初衷和本质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与积极性。在我们不断强调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人文贸易主义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它将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定位，自觉关注社会责任，寻求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均衡，有利于形成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转贴于

1、人文贸易主义：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的理论支撑。

首先，“经济人”假定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长期以来制约着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经济人”假定强调各个经济主体的任何行为都是在理性权衡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抉择，经济人只考虑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考虑社会利益，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可能造成的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也不予考虑。这客观上助长了企业的短视行为，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人文贸易主义摒弃了企业的纯经济人的假定，强调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企业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承担着创造利润的责任，更具有造福社会的责无旁贷的义务，企业的行为不仅应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更受道德规范的制约。

其次，资源的“稀缺性”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虽然肯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但都认为这种相对稀缺性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弥补，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都以劳动力为投入的唯一要素，暗含自然资源不受限制的假设，H－O模型虽然考虑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其结果，却鼓励了各国为增加物质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自然资源。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论调无疑助长了了人类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对自然资源毫无吝惜的掠夺之风。人文贸易主义强调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更强调自然资源的绝对有限性，认为企业的生产和活动应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立足点，并且应该结合环境成本来综合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最后，西方经济学在对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形成了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认为，当整个经济社会不存在使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时，整个社会便处于均衡状态之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着眼点仅仅在于人与人之间资源与福利的分配问题，强调“人”的世界的均衡状态，割裂了“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辨证统一的关系，忽视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然世界对“人”的世界的潜在报复。人文贸易主义将自然环境纳人经济的均衡体系中，认为现实世界真正均衡的状态应该是企业、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任一因素的忽视都将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的行为不仅不能威胁其他主体的利益，更不能损害自然环境，企业肩负着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

2、人文贸易主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均衡。

企业的经济理性强调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企业的道德理性则注重一种“人为秩序”的构建，这种“人为秩序”即社会的道德体系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强调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使社会和谐的发展。企业出于道德理性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又必然导致企业社会成本的增加，这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相矛盾，因此，企业面临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两难局面。

于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承担社会责任与寻求利润最大化似乎构成了企业难以平衡的矛盾，二者在运作过程中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导致企业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而人文贸易主义认为企业的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二者互相统一，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企业的价值体系。首先，经济理性需要道德理性对社会秩序和自然规律的维持，道德理性依赖经济理性创造的物质基础。完全的经济理性将导致市场经济道德的缺失，引发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完全的道德理性将使企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特性将被掩盖。因此，绝对的经济理性与绝对的道德理性都是不现实的，企业需要寻求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均衡。其次，人文贸易主义并不否认企业经济理性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企业的经济活动同时要兼顾社会、自然的利益，不能损害社会的利益，不以削弱另一部分社会主体的发展能力和自然利益为代价，应注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人文贸易主义摒弃了人为割裂企业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的传统思想，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企业则是这个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不仅包括利润的增加，竞争能力的提高，还包括企业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协调能力，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社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的延续，属于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3、人文贸易主义：现代企业绩效评价的基本理念。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命教育 内涵 辨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30—02

生命教育于20世纪90年代末传入我国已有10多年，无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命教育只能说处在起步阶段，实践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理论上也不够深入。对于生命教育的内涵也是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就生命教育的内涵进行一些探索，希望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生命教育内涵的基本观点

生命教育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

1.广义的生命教育。王北生认为：生命教育是依据生命的特征，遵循生命发展的原则，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通过选择优良的教育方式，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关注生命的整体发展，使其成为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格、鲜明个性，掌握创造智慧的活动。罗楚春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尊重生命主体，为其创设生动活泼、充实丰富的环境和条件，以促进生命主体全面、和谐、主动、健康发展的教育。王云峰等（2006）认为，生命教育的核心就是“全人教育”的概念。

实际上，以上学者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全人教育，只是这种观点针对当前教育工具主义、无人教育的情况而更加强调、关注人的生命而已。

2.狭义的生命教育。冯建军认为：“生命教育的内涵主要是教人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活动。”

许世平认为：“生命教育指的是对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生存意识熏陶、生存能力培养和生命价值升华，最终使其生命质量充分展现的活动过程，其宗旨是珍惜生命，注重生命质量，凸现生命价值。”

以上学者认为，生命教育是培养个体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教育活动。

那么究竟哪种对生命教育的理解更科学、更合理、更有实际意义呢？这就需要我们循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命教育的实践轨迹探寻其内涵，以便找到生命教育的本来面目。

二、生命教育的实践轨迹

1.美国的“生命教育”。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忘记”了教育为人发展服务的功能。随之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美国的青少年吸毒、自杀、他杀、暴力袭击、性危机等危害生命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国际知名作家、演说家杰·唐纳·华特士提出，学校教育不应该只是训练学生谋取职业或获取知识，还应该引导他们充分体验人生的意义，帮助他们作好准备，迎接人生的挑战。他认为，这一教育目标只能通过education for life（生命教育）来实现。为了实践其教育理想，1968年华特士在美国建立了阿南达学校（AnandaSchools）。阿南达学校的目标就是教导学生生活的艺术。

可见，美国的生命教育，是关于学生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地生活、如何有意义地生活、如何迎接挑战、珍惜生命的教育活动。

2.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1974年，澳大利亚的ReyTedNoffs牧师针对青少年吸毒问题，提出了life eduction（生命教育）。他于1979年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了第一所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tion Centre，简称LEC），其宗旨为“预防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同时，它还注重发展学生的社交技巧和有效决策、沟通、谈判的能力。

可见，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是一种以预防滥用药物、暴力与艾滋病等问题为出发点，以提高孩子们的生命质量为目的的教育活动。

3.我国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1997年，由于台湾学校一再发生暴力与自杀事件，台湾前教育厅厅长陈英豪认为必须在校园实行生命教育，这是台湾“生命教育”一词的正式提出。台湾教育当局认为，生命教育的议题应该包括人际关系、伦理、生死学、宗教、殡葬礼仪五大项，随后还将已经实施多年的情绪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纳入其中。

可见，台湾生命教育已经由预防自杀、降低自杀率，扩展到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4.我国大陆的生命教育。20世纪我国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工具主义教育”，是“无人的教育”。应试教育使学生的自主精神与创造精神日益丧失，全面发展受到极大制约，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自杀、暴力、犯罪现象增多，价值观念模糊。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港台而来的生命教育正契合了大陆的这些教育问题，迅速形成一股研究热潮，生命教育开始付诸实践。2004年开始辽宁、上海、湖南、湖北、黑龙江、山东、云南等各省份开始出台各种生命教育的指导纲要性文件。其中以云南省于2008年启动的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核心的“三生教育”推展力度最大。2010年7月29日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生命教育”列入其中，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中国生命教育时代已经到来。

可见，大陆的生命教育是教育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教育。云南省的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核心的“三生教育”界定比较准确，也比较好理解。

从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命教育的实践可以看出，生命教育都是针对当前教育工具主义严重从而导致的青少年自杀、吸毒、暴力、价值观念模糊、生命意识薄弱、性越轨行为增多等现象提出的，它更侧重于教育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它不突出科学教育方面，更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不突出智育方面，更偏重德育、美育等方面素质的培养；不突出人的认知方面，更偏重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发展。这与前述的狭义的生命教育内涵是一致的。而广义的生命教育实际就是教育的概念，也就是全人教育的概念，它不符合生命教育的原初内涵，也无特定内涵和特定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教育就是培养个体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的教育活动。

三、生命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内涵辨析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为了更好地理解生命教育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将生命教育与一些相近概念进行比较来加深理解。

1.生命教育与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德育”概念的使用大体分狭义、广义两种情况。狭义的“德育”即“道德教育”的简称。然而，德育概念更多是在广义上使用，“学校德育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无论在理论、制度或是实践层面上，广义的“德育”已成为主流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称。但是广义的理解更加通行。如张耀灿、陈万柏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定义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但在随后的解释中则把法制教育及心理教育也涵盖于内了。所以广义的德育和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等同，两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在广义上使用，越来越趋向于相互指代。

可以看出，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在内容上与生命教育有重合和交叉，但二者都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不能相互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更强调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取向上更关注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而生命教育更注重个体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价值，价值取向上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幸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强调社会和精神层面，而生命教育的内容除了社会与精神层面的，还有生理和心理层面的。

2.生命教育与素质教育、全人教育的关系。素质教育是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我国教育别强调应试教育从而导致学生高分低能、动手能力差、创新能力差、思想品德差、心理素质差、身体素质差等等情况而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就是全人教育。而生命教育是针对教育工具主义严重从而导致的青少年自杀、暴力现象严重、价值观念模糊、生命意识薄弱、性越轨行为增多等现象提出的，它更侧重于教育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学会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可以看出，生命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生命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的关系。现代的“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科学主义”、“金钱拜物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相对于“科学主义”，强调的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人本主义；相对于“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强调的是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它以培养“充满活力、和谐发展”的人为教育的最为基本的目的。因此，生命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生命教育继承了人文主义教育的衣钵，如肯定人的价值，保障人的权利，捍卫人的尊严；注重现实的人生意义和对世俗幸福的追求；要求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以发展健全人格为任务等等。但是，生命教育却超越了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人文主义认为，是科学和技术导致西方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堕落，这种观念导致人文主义教育走向科学的对立面。而生命教育不排斥科学和科学教育，生物学、心理学等生命科学以及科学精神都是生命教育的宝贵资源。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生命教育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教育。

[项目基金：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工作介入黑龙江省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514130）]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亲密关系科学；需求论；婚姻教育；婚姻咨询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59-03

一、亲密关系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辨

亲密关系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人际关系，主要指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一般来说，亲密关系有这样一些特征：关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关系的内涵是多样的，关系对于双方有重要影响，双方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渐地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问题统摄为亲密关系问题，亲密关系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使用。

人类的知识、观念和生活有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分，在亲密关系领域尤其如此。古今中外的亲密关系知识大都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表现为社会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形式，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地域性、族群性、个体性。就个体性而言，人们的亲密关系知识依赖个体的成长、体验和情感，相信主观、非理性和信仰，认可迷信和权威。这些知识有部分的道理，也有很多是偏见和谬误。在这些知识的支配和影响下，人们只能把各种好的和坏的亲密关系，都归结为缘分、运气、宿命。

数千年来，亲密关系知识和规则的产生、内容、传播、实践等等，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价值需求，其次才是满足人类的一般自然需求，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宗教与宇宙论是阴阳学说，其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际关系划分为君臣（君民）、父子、夫妇等，这些关系在根本上都是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关系。现在来看，传统的君臣关系属于政治关系，父子、夫妇关系属于亲密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半是讲政治关系的，一半是讲亲密关系的。

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亲密关系的性质、准则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的僵化教条，倡导男女平等，亲密关系从传统的社会制度安排转变为一种私人事务和私人权利，强调性是亲密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实践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传统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亲密关系研究在西方发展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或学科。亲密关系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人的亲密关系心理和行为，研究亲密关系形成、演变、调整的规律，对亲密关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控制的科学。学术界广泛采用自我报告、观察法、生理测量、档案材料分析、夫妇报告、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有关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布雷姆等人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科学的重要著作，“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伴侣选择、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1] 2002年，弗莱彻在《亲密关系新科学》一书中，把亲密关系视为很有前景的新科学，还详细论证了亲密关系科学具有的科学特征，即解释性、预测性和控制性 [2]。

当然，应当认为，亲密关系属于一门“软科学”，还不属于像物理学、化学、生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强调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是指其可以像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那样，进行理性的逻辑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的或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进行证伪。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对立排斥的一面。长期地看，科学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要退却，或者被批判、否定，或者被消解、重构；反之，科学不够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会流行，就会有话语权。在亲密关系领域，人类的知识和生活，总是从人文主义走向科学主义，并形成新的人文主义。当然，人文主义范式的亲密关系知识有着特定的传播机制和应用价值，并不会因为相应的科学主义范式的知识的兴起而自动消退，科学主义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取代人文主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也并不是截然分明、非此即彼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知识都很流行。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习惯性地狭隘地从人文主义认识亲密关系现象，而没有同时意识到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所以，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如何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呢？方法不外如下：

其一，整个社会，尤其是科学界、学术理论界，应大力宣传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

其二，应当重视和加强多学科的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

其三，应当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广亲密关系科学的教育。

其四，应当用亲密关系科学咨询和辅导人们的亲密关系问题。

二、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

西方亲密关系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非常宽泛，主要是心理学，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吉登斯从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其《亲密关系的变革》[3]一书对中国学术理论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加强了对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例如，张洪等人研究了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问题[4]，叶映华等人研究了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问题[5]。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研究成果少，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视角有限，这也表明中国的亲密关系科学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和更新自己的范式或理论。不论从什么样的视角探讨研究亲密关系，都会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问题。综合有关研究资料和社会实践，笔者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是人类针对这种特定关系的需求或利益，需求论或利益论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科学的一种范式。主要理由和依据有：

其一，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核心问题都是需求和利益问题，需求论范式有助于超越心理学，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和学科来认识亲密关系，把亲密关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离开需求和利益，是无法说清亲密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说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同理，关于亲密关系的知识及观念一旦离开需求和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其二，需求是心理活动，也是外在行为，研究需求，意味着人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行为能够高度结合。需求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流派都与需求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从需求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问题，有利于整合尽可能多的心理学知识。从亲密关系问题的心理咨询实践来看，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也大都与需求满足与否有关。

其三，需求也是行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亲密关系科学是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从需求的角度认识亲密关系现象，有利于吸收和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如需求、动机、激励、人性、态度、目标、期望、公平、强化、归因、惩罚、沟通，等等。

其四，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姻家庭咨询专家都提出了需求论。在于立东看来，利益和需求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并决定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咨询的任务，就是通过利益分析，揭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重新构建利益均衡的心理机制[7]。倡导亲密关系科学的布雷姆等人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是亲密关系科学的基础，人在亲密关系中都是有需求、企图和“贪婪”的；相互依赖的伴侣在使彼此幸福上负有责任，对伴侣的慷慨大度往往对自己有益；人们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得到较大的回报，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好处与贡献能够平衡[8]。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和需求。哈里认为，亲密关系中存在一个爱情银行，满足与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是存款和取款行为；婚姻幸福在于满足彼此重要的需求[9]。海灵格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有所付出，就会产生受补偿的愿望，幸福婚姻是收益与付出的均衡，只有收益而没有付出，就会伤害关系[10]。在中外的各种婚姻状况测量工具中，实际上关注的都是性生活、财务、家务等需求的满意度以及满足行为问题[11]。

以往的亲密关系需求论的主要缺陷在于，重视研究如何满足需求，而忽视了研究人在亲密关系中究竟有哪些需求，忽视了对需求进行系统的类型划分和定义，这样就造成了如何满足需求的研究，常常是片面的，缺乏针对性及有效性，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指导人们去满足需求。所以，亲密关系科学首先应当研究需求的类型及划分问题。

亲密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包含性质不同、相互独立并关联的五类需求：、情爱、子女、财务、服务（家务）。绝大部分亲密关系现象，都与这五类需求有关。这五类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功能、价值和意义，每类需求都是可以进行符合生活实际及逻辑的逐层逐项划分的，每一类每一项具体的需求，也都有确定性的内涵、外在表现或心理特征。需求满足情况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状态，决定了亲密关系中的爱与情感。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亲密关系的危机或和谐；亲密关系的危机和破裂，大多是意识及潜意识层面的一些需求长期没有满足的结果；亲密关系的和谐，意味着每人的需求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均衡的满足。全部需求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是非理性的。均衡满足往往意味着满足了生理与心理均衡、物质与精神均衡、亲密关系与人生均衡，也满足了收益与付出均衡。均衡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构建行为，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心态以及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样，由于我们能够科学地合理地把亲密关系的复杂需求明晰为一种多元多层的结构，我们也就能够做到解释、预测、指导、控制人们的亲密关系及其行为。

总之，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就是把需求作为亲密关系本体论和方法论，实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亲密关系中包含哪些需求；需求满足与亲密关系满意的关系；如何满足亲密关系的需求；需求对亲密关系演变的影响；有哪些因素影响需求满足；如何从需求满足和均衡的角度进行亲密关系的干预及咨询。

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衔接、融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只有需求满足和需求均衡，才能体现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观念和诉求，如爱、爱情、感情，等等，否则，这些观念或诉求都是空谈。因此，需求论范式有助于人们消除人们对亲密关系科学的抵触，反思、松动和扭转某些错误的人文主义观念，自觉地排除其不利的影响。

三、需求论亲密关系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会同时流行着很多杂乱的亲密关系观念，当今西方社会如此，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爱情等问题是纯粹的感性问题，是说不清的，是没道理可言的。在恋爱与婚姻问题的教育、讲座、咨询、辅导中，在各种影视节目、网络传播、图书出版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有问题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例如，倡导男女大不同的庸俗心理学；提出了很多不靠谱的所谓关系技巧、宝典；宣扬一些信仰和教条，诉诸真爱、感恩；强调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相违背的传统观念；夸大原生家庭的影响；把个人体验和感悟当做普遍的道理；把内容含混的情商、沟通、爱的能力、爱的语言等作为核心话题；更有甚者，宣传一些荒谬或玄奥的东西。种种情形都有一定的市场，笼罩在浓重的非理性氛围中，其情形远比西方严重和混乱。

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了很多新的思考、选择和要求，亲密关系问题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亲密关系科学，去反思、评价、取舍各种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观念和说教。可以说，倡导亲密关系科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实际意义。

需求论范式可以为亲密关系科学提供大量的学术理论上的课题，更有很强的社会应用价值，这也是亲密关系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指导人们的亲密关系行为，增强人们爱的能力。

需求论范式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很强的爱的能力。一些人常说的爱的能力，其实就是认知、满足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构建彼此的需求均衡的能力。需求论范式能够指导和帮助人们多层次、系统化地认知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有选择地有效地满足伴侣的一些重要需求和关注，彼此灵活而积极进行需求满换、回报、应答，互利互惠，认可自己某些满足能力的不足，认可自己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断强化需求满足的互补和依赖，，构建合理的现实的亲密关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需求满足的大体均衡，而无须苛求伴侣和自己，无须求助于难以做到和未必有效的奉献、忍让等等。

其二，指导亲密关系的教育及咨询活动。

需求论范式是以问题解决和社会实践为导向的一种理论探讨，这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教育与咨询是一致的、一体化的。亲密关系教育，就是说清楚亲密关系中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均衡，如何通过经营构建行为实现需求均衡。亲密关系咨询，就是了解和解释哪些需求没有满足，有哪些需求失衡，并指导帮助人们改变需求认知，采取行动弥补失衡。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化操作，诊断需求满足情况，调整需求失衡。需求论范式与认知行为疗法、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因此，可以更好地推动这些理论和技术在亲密关系咨询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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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arth J.O.Fletcher.The new Science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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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苏珊・坎贝尔.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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