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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体育学研究生;研究方向

我国研究生教育多是按三级学科确定研究方向,每个学科都有一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直接影响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因此,研究方向的调整和设置,在突出学科特色和优势的同时,应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使研究生的培养能够立足于较高的起点和学科发展的前沿[1]。目前,河南省有4所高等院校招收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分别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体育学院(以下简称郑大体院)。本文通过对这4所高校的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的设置现状进行分析,找出高校体育学研究生专业设置的特色和存在的问题,更好的了解河南省高校体育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为促进河南高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4所高校体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设置现状

1997年,我国重新修订了研究生学科目录,将体育学划为一级学科,将其中的11个二级学科合并为4个二级学科,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我国体育学研究生均是按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和招生,河南4所招收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校截至2011年招生专业涵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其中河南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四个二级学科专业,郑州大学和郑大体院未设置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2  4所高校各专业研究方向设置的现状分析

2.1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方向的比较

河南省4所高校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方向设置:郑州大学  01体育管理理论与方法* 02城市社区体育研究03体育文化传播 04体育社会学*;河南大学  01学校体育学* 02体育管理学* 03体育社会学* 04体育运动心理学;河南师范大学  01学校体育学* 02体育社会学* 03体育管理学* 04体育伦理学;郑大体院  01体育教育心理学 02体育史学(注:*代表设置频率较高的研究方向)。

由以上可以看出,4所高校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研究方向设置主要为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学校体育学,属于体育管理领域、体育与社会领域和学校体育领域,而且是这些领域中相对较成熟、稳定的研究方向。郑州大学设置的城市与社区体育研究属于社会体育领域,体育文化传播属于体育文化领域;郑大体院设置的体育史学属于体育历史领域,还有河南师范大学设置了体育伦理学。相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围,4所高校所设置的研究方向领域有些狭窄,数量相对较少,对于体育经济、体育传播、体育美学等领域都没有涉及。

2.2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方向的比较

    运动人体科学是生物学、医学和体育学相交叉的一门科学。[2]该学科对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较高,既要具备一定的体育专业理论知识和运动经验,还要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生物学原理和实验技能等。四所高校只有两所大学有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设置为:河南大学  01运动技术动作诊断分析优化02运动与健康促进03运动生理生化理论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  01运动训练的人体科学理论研究 02运动技术动作诊断与优化。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在我国起步较晚,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该学科对师资和硬件器材要求较高,4所高校中只有河南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招收此专业硕士研究生,但设置的研究方向数量很少,而且从培养方向上看服务人群侧重运动员。研究方向的单一,就会造成研究生就业困难,应多设置与医学相关的专业。但高校也不能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要在逐渐提高本校的师资和办学条件上,结合本省市经济市场状况和社会需求,合理设置研究方向。

2.3 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方向的比较

随着近年来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体育教学理论与训练实践的不断丰富,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4个二级学科中,是我国高校学科点最多的学科。4所高校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方向设置为:郑州大学  01体育教学原理与方法*02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03田径、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4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5竞技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6健美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7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8合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9网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  01足球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02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03田径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04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05乒、网球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06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07运动竞赛与训练*;河南师范大学  01排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2体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3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4足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5田径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6乒乓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7网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8羽毛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9游泳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10健美操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11体育舞蹈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12一般训练理论与实践*;郑大体院  01体育教育原理与方法*02篮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3游泳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4足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05乒乓球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注:*表示按研究领域划分的研究方向)。

   从河南4所高校2011年体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也可以看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方向设置和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目前,我国该学科研究方向的划分一般分为两种模式:研究领域型和运动项目型。河南4所高校体育教育训练专业研究方向设置的总数有33个,其中按运动项目设置的有28个,占84.8%,按研究领域设置的有5个,其中郑州大学设置2个,其它3所院校各设置1个研究领域型研究方向,仅占总数的15.2%。可见河南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方向集中在体育运动项目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从设置频数统计,主要有篮球、田径、排球、体操、乒网、健美操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居多,不利于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在研究方向上各高校趋于同化,没有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只有郑州大学设置的合球运动,在国内是一门新兴的专业,能够体现本校的特色。

2.4 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研究方向的比较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生培养历程较短,是我国的特色学科。河南大学的该专业是本校的特色学科,但主要集中在武术专业的培养,所设置的3个研究方向均为“武术……”的研究 ;郑州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设置了传统体育养生理论类研究;郑大体院开设了太极拳理论与实践研究,突出了本校的特色。

但是,各高校对专业方向设置的表述比较杂乱,过于笼统,从名称上很难告知其培养什么养的人。建议各高校加强联系和交流,确立较为统一和合理的设置标准,促进该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3 小结

河南高校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设置涵盖了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研究方向设置最为丰富,但侧重按运动项目划分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方向设置领域较窄,建议多跨学科设置方向,和国内外新兴学科接轨,促进交叉和边缘学科发展。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在我国起步较晚。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主要集中在武术方向的培养,应利用中原武术特色的优势,积极拓展和开发传统养生体育和民族民间体育的研究。

总之,河南高校体育学硕士各学科的研究方向基本形成较稳定的设置体系,各个高校应加强交流和研讨,统一研究方向的设置标准,使同类专业方向的表述形式和名称具有一致性。同时要逐步拓宽研究领域,增设新兴学科的方向点,在具有传统优势的三级学科下再细化研究方向,形成更完善的专业体系,体现各自的学科特色。

参考文献:

[1] 黄汉升.新中国体育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体育科学,2007,27(9):3-22.

[2] 乔德才,张蕴琨,邓树勋.运动人体科学研究进展与应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2.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 发展 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 总结 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 科学 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 历史 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 艺术 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WWW.133229.COM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论文 发表在《 中国 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 经济 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 现代 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 理学 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 2000年以来 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 网络 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 论文 ,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 科学 》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 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 政治 经济 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 论坛 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 文献 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发展 ,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 历史 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 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 规律 ,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3篇

一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学科性质是学科确立的几个重要因素。其中,定义是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又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条件。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学科性质是一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

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将原体育学中的11个二级学科合并为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4个二级学科。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由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学两门学科组合而成的交叉性的综合学科。这标志着体育教育训练学首次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在体育学学科体系之中。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体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分化,也是其所属三级学科的“母学科”,对其所属三级学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及成果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还相当匮乏,特别是对其学科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学科规范方面的系统性成果不多。因此,分析界定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对于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定义

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这一称谓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第一次出现,它是体育学下属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是由此前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及运动训练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而成。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活动作为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源泉。换句话说,体育教育训练学源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其建设和发展也依赖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它是对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活动进行理性思维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同时,体育教育训练学是关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知识体系,对于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给出了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基本定义: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通过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和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

黄汉升(2003)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一门研究体育领域中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旨在通过对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指导如何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育人和增进身心健康的目的,指导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学习与教学训练过程的组织实施,研究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1]

综合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历史演进、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体育教育训练学的表述以及黄汉升教授对体育教育训练学下的定义等各方面信息,体育教育训练学可以定义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问题的学科。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是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换言之,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两大领域,涉及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

2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围绕我们的物质世界及其在人的意识中反映的形态。研究对象不依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根据研究的目的进行选择并组成认识的客体。[2]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研究对象决定该学科的基础、学科的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可以说明确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

研究对象的界定既不能过于宽泛、抽象,也不能过于狭隘、具体,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界定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

关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

在1997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使得研究范围变窄。因为,所谓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理论一般相对于“事实”而言,是对“事实”的抽象和概括。其基本要素是概念和解释。方法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实践中,还有大量的现象和问题不属于理论与方法的范畴。同时,除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是否还有具体的理论与方法。因此,这种表述不太严谨。

王晓东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的逻辑起点是运动技能教育。[3]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直接的影响,并起制约作用。但从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历史和现状中,并不能推导出运动技能教育是学科的源头,也不能成为联系学科各范畴的关键点。显然,除了运动技能的学习以外,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还把体能训练(或身体素质训练)作为重要研究领域和工作内容。

黄汉升教授(2003年)从矛盾特殊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体育教育训练学是针对体育教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独特的运动矛盾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是体育领域中的体育教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实践的科学问题。[4]本研究更倾向于黄汉升教授的观点。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5]从科学分化出的学科其最终的目的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美, l?劳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成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它必须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是指科研人员基于特定的科学知识背景和特定的认知目的而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或疑难。[6]因此,本研究认为,体育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但这一界定仍然存在过于宽泛之嫌,因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都是非常大的概念,它们是实现体育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而这些手段和途径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身体活动或锻炼行为来完成,而这些活动和行为恰恰是通过一个个运动项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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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给体育教育训练学一个更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即:运动项目教学与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为什么前面加一个“运动项目”作为定语·首先,任何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展开,都离不开一个具体的运动项目,无论这个项目是奥运项目,还是非奥运项目,是西方的体育项目还是东方传统的项目,是正式的运动项目,还是自发的锻炼方式,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换句话说,没有运动项目就没有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离开项目谈教学、训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在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中,多数院校是按照运动项目来划分专业方向。研究生们在各专项的教学与训练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第三,在一些体育教育训练学的专著中,研究内容也多以运动项目的教学和训练为主。

3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

3.1 体育的本质

3.1.1 体育概念的整体观

关于体育概念和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历经百年,仍然没有定论。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体育的本质以及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还倡导,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7]在这里,毛泽东把体育看作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世纪70年代起,各种争论继续,概括起来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教育说,即体育的属性是教育。美国的《韦氏大辞典》对体育的定义是:“体育是整个教育的一个方面,它采用运动活动和有关经验从心理上、体力上、道德上、精神上和社会上来使个人充分发展,使他成为国家和世界上的一个有用的公民。”前苏联《体育百科全书》(1963年版)也有类似的界定:“体育,整个来说,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体能全面发展,形成和提高人的生活中主要运动技能和本领的有计划过程。”任杰等认为,体育在本质上不是一种通过身体而是一种针对身体的教育,他的独特功能是育体。[8]二是社会活动说,认为体育的本质必须从教育和文化两个范畴来认识,同时,体育不仅具备生物学特征,而且还具备社会学特征。[9]三是技能说,例如费尔辛(1967)和齐柯勒(1968)的定义认为,“体育是把运动作为一种技艺、科学和有意义的过程来进行学习。(费尔辛)” ;“体育的普遍定义是作为志愿和有目的的人类运动的技艺和科学。(齐柯勒)”[10]。第四,生活说。卢元镇认为,虽然有一部分体育技术从生产劳动技术移植而来,体育也可以作为传授劳动技能的辅助手段,但是体育的本质是属于生活的。[11]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即体育是一个大的概念,给它下定义既要有符合定义的逻辑,又要结合当前的体育实践,不能仅从字面意思来臆断。体育界的前辈熊斗寅先生在1996年给体育下过定义: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2]本文基本认可这个定义的基本内容,但该定义过于强调了体育对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现代体育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作为一个定义,内涵过于具体,外延相对就会越窄。因此,这个定义是不完整、不全面且过于具体的。本文给体育一个新的定义:体育是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3.1.2 运动是体育的核心

与体育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运动”,人们常常把体育和运动放在一起,那什么是运动,体育和运动的关系又是什么·现代汉语词典中,运动是一种涉及体力和技巧的由一套规则或习惯所约束的活动,通常具有竞争性。在体育领域,运动一是泛指身体活动的过程;另一个含义是指体育的手段,其中包括各种游戏和专门的运动项目。在辞海中,运动是从事体育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包括旨在促进身体正常发育和充分发展身体机能的各种锻炼方法和活动项目。[13]可见,运动既指称锻炼方法又指活动项目。

在体育学者的眼中,体育和运动的关系同样密切。李宗浩认为,只要是体育,必然离不开身体运动。没有身体运动的体育和体育离开身体运动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称身体运动为体育的核心手段。[14]唐炎等认为,“运动”是构建“体育”的一个核心要素,用当前广泛流行的博弈论话语来说,运动是体育的“关键加入者”。[15]韩丹在研究了1974年国际体育名词术语委员会编定的《体育与运动词汇》中关于体育与运动的一些概念后指出,人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动作总称,是体育和竞技的行为根本和逻辑起点。[16]还有的学者认为,运动是体育的核心和基本手段,没有运动,也就无所谓体育。茅鹏谈到,运动是体育的资源,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运动客观地给体育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无穷活力。[17]常先厚认为,国人为了达到强化体能的愿望,从而以各种“运动”作为内容,通过运动达到“育体”的目的。[18]陆作生给体育进行了重新定义:体育就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尽管本文不赞同这个定义,但他把运动作为体育核心部分的观点还是值得借鉴的:那么体育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即使暂时还不能准确回答,我们也能认识到这(本质)内涵应突出“运动”这一概念,体育不是因运动不断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吗·现在这些体育活动不也没离开运动吗·[19]

综上所述,运动是体育实践形态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体育最基本最主要的实践手段。可以说,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20]而运动项目是运动的具体形式和表现,它包含了体育的基本内容,也反映了体育的基本特点。一个个鲜活的运动项目才是体育区别于音乐、舞蹈等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核心和根本。转贴于

3.2 体育学的性质

上世纪八十年代,体育界对体育学的学科属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和讨论,最终,多数人的意见是,体育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体育科学中存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21]近年来,仍有很多研究者对体育学的性质进行探讨,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体育学归于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下这一定位,指出,体育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体育并不是单纯的人体的生理运动的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体运动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现象。因此,以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体育学,应归入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22]田野等认为,体育科学是研究体育现象、揭示体育内部和外部规律的一个系统的学科群。体育科学研究的主体是运动的人体,因此,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领域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23]

在1997年的《学科与专业目录》中,体育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具有教育学的属性。

张岩认为,体育学没有自己的核心学科。体育科学体系众多体育学科的产生,是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散发、辐射至体育领域,与体育实践、体育现象及体育学的经验材料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育现象的成果。体育科学体系结构的这一特点表明,体育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体育科学体系整体上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科学性质。[24]综上所述,虽然体育学的属性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但多数的学者认同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或者是一个系统的学科群。然而,作为一个被众多学科分类体系所承认的独立的学科,体育学的存在一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学科的性质及其体系应该是明确而具体,且层次清晰的。如前所述,运动是体育的核心要素和基本手段,运动项目包含了体育的基本内容,因此,与其说体育关注的是人的身体的发展,不如说体育是以运动为核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运动项目来为人提供健身、娱乐服务,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定位体育才更为贴切,也更符合体育的特点,也正是体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3.3 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在学科分类基础上对某一学科基本形态与本质特点的界定。有两种界说学科性质的思维路径:其一,依据学科理论来源或者依据学科功能;其二,该门学科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

1997年的《学科与专业目录》中,体育学分为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尽管四个二级学科是并列的关系,但综合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属性等几方面特点看,它们还是有性质和层次差别的。

在这四个二级学科中,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应用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提出有关体育决策的建议,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运动人体科学是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医学等在体育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它们显然具有各自母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群,它以武术、气功、养生以及其他民俗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并使之发扬光大。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应归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为它更多地从民族学和传统学、体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当前这三个学科当归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内。[25]但也有作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一门超级交叉学科,很难说是归属那一门类,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教育学和训练学理论与方法,且需要借助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其他三个体育学二级学科的所有理论,更有他自身独特的一套技术和理论体系。[26]总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领域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学科所涉及的各种运动技术的应用性研究、传统体育的人文社会研究和与其它领域相融合的综合性研究,同时,它还具有不同于现代体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以体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为基础,综合了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为自己的方法论,并密切联系社会学、生态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对我国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它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性的、综合性的交叉性学科。[27]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除体育教育训练学外的三个二级学科,要么是其它成熟学科在体育学的渗透和深入,要么是运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体育实践中的问题。都不是体育学所专有的、独立的本源性学科。

考察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主要从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体育教育训练学到底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第二,它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第三,它在科学体系中属于哪个层次·

首先,在1997年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在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多年发展过程中,于1997年两者结合而成的新学科。其学科研究范围为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和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既然是教学与训练的理论与方法,体育教育训练学就更接近于教育学的属性。但这样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不同于教学论和教育学,它不仅研究教学和训练的理论与方法,它还研究作为教学内容的各个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发展问题,而技战术问题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因此,体育教育训练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4篇

作为一门包含众多分支学科、具有独立知识结构系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社会研究的指导原则、逻辑基础、研究模式、操作程序、调查技术和手段等的总称。随着应用研究的深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逐渐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日益紧密。第一,社会学方法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有重要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对研究方式方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律的系统探讨和评价。从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看,社会学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分别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其中,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指南。系统地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对于社会运行的作用等观点,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价值和价值观教育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研究,探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价值冲突和价值理解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突出对个体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结构的理解,强调价值因素在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一个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性、演绎性色彩较浓,引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主张在社会学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实验和工具的作用,注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出以逻辑演绎为主向逻辑演绎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由侧重理论研究向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由偏重宏观研究向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等趋势。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借鉴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系统地挖掘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合理因子,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是贯穿于社会学研究全过程的程序、策略和方法。社会学研究方式有四种基本类型,即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社会学中对调查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的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如抽样理论、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文献的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掌握人们思想活动和舆论动态的信息、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实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西方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也得到了使用。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道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实验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得到应用。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在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效地运用实地研究法开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第三,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各阶段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手段,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特点。它包括问卷技术、访谈技术、观察技术、抽样技术、测量技术等。在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中,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需要大量使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社会学中有关抽样、测量、观察、访谈等具体操作技术的研究和步骤,能够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具体的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历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亲缘性,决定了二者进行学科交叉的可能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社会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不断推进。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知识借鉴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始形成和逐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初创和形成过程中,需要从社会学中汲取相关的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借鉴相关的社会学知识,对某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或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读,向社会学寻求知识借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但主要停留在知识借鉴的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的零散性、随意性色彩。第二,问题聚焦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不再满足于仅仅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进行浮光掠影式的介绍和解读,而是着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得到了突显。比如,有学者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视角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有学者从文化结构变迁的视角论述了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论述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中的问题关切,着力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既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研究,又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学科融合阶段。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朝着学科层面的深度融合方向发展,学者们开始从学科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深层次思考,并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有学者认为,创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现实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规律的科学。也有学者认为,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完全可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社会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互动研究,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分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研究,越轨行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一阶段的探索,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逐步由零散走向系统、由表层走向深层,实现了由理论借鉴向学科融合的转化,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产生。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评价

从以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阶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相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既是由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分支学科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由知识借鉴逐渐走向学科融合的发展轨迹,映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分支学科逐渐产生的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之初,由于受到学科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学科体系分化的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只能停留在部分学者自发开展的知识借鉴的表层。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战略性谋划逐步加强,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支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术力量,推动了学科融合的深度发展。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不断推进的根本动因。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时代课题,同时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向社会现实问题聚焦,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有机结合。要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走向泛化,必须面向社会问题,面向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聚焦,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也有利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力量,为两个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切入点。近年来,以重大社会问题研究为纽带,通过课题合作和联合攻关等形式,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和社会学研究者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持续发展。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要在学科化轨道上推进需要克服发展瓶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正处于学科融合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也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真正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很多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构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学科建立的内部共识需要加强。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需要更多的学者从学科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部共识。其次,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交叉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学科建立的外部共识需要加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仍然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主体,缺乏与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对话和深度合作。要避免研究中的自说自话、自我建构现象,必须吸纳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到交叉研究中,发挥他们的优势,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学科共识的形成。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保障机制有待加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化水平,需要有一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不仅需要我们从学科整体发展的宏观层面进行谋划,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从事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理论素养,形成与社会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合作的稳定机制,而且需要在研究经费、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提供保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研究范式/教育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理解范式

【作者简介】孙冬梅,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黄坤,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

教育研究方法是一个广泛的范畴,涉及到很多因素。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讲,教育研究方法涉及教育研究所依据的指导理论和具体研究流程。对于一个具体的需要研究的教育问题,研究者会根据一定的指导理论,制订详细的研究方案,从整体上把握研究的基本方向。这个在理论指导下出炉的描述研究过程的方案,可以认为是一种宏观上的教育研究方法,或者称作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讲,教育研究方法涉及具体的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实际采用的方法,包括文献法、调查法、实验法等一系列可以为教育研究服务的方法。

一、教育研究中运用的研究范式

从教育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教育研究采用的范式就一直处在发展与变革之中。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都在教育研究领域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对教育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两种思潮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也以教育实证主义范式和教育理解范式之间冲突与对立的形式在教育领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变革

1.教育研究范式的兴起。早期的教育学者受自然科学思潮的影响,信奉经典实验和还原主义,青睐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拉伊和梅伊曼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创立实验教育学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事件。拉伊在他的《实验教育学》中指出,“实验教育学将广泛采用观察、统计和实验等方法来补充旧教育学的思辨方法,使教育学的研究更趋精密化,使其成为一门严密的、系统的科学教育学,以取代超经验的思辨的理论教育学”[1]。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科学研究采纳实证主义的倾向。拉伊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教育学者的看法,随着教育测量、教育实验的盛行以及描述统计、推论统计在教育学中的发展完善,实证主义逐渐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研究中广泛采用的范式。

2.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随着教育科学发展,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使教育学这种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丧失它的独立性。他们认为教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实证和实验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人类的教育现象。他们坚持精神学科人性化的理解传统,对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德国的文化哲学家狄尔泰提出“我们对自然进行说明,而对精神生活进行理解”的观点后,理解逐渐成为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狄尔泰关于理解的思想经过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继承和发展,逐渐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并且随着人本主义思潮进一步深入人心,理解作为一种“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的方法论,其影响变得越来越广泛。我国学者冯建军总结道:“20世纪中叶,理解的解释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门显学”[2]。伴随着理解这一哲学理念影响力的逐步提高,人本主义的理解范式逐渐形成,并为教育研究所采用。它继承了精神科学传统的理解范式,主张从整体的角度出发,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研究社会现象,其影响力随着包括教育科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扩大,成为了一种与实证主义对立的研究范式。

(二)两大范式的对立与困境

1.教育研究范式的对立。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研究范式各自坚持自己的哲学理念,独立地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发挥着作用。两种研究范式的对立,反映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在教育科学中各有影响又各不相容的局面。两种不同范式的支持者相互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批判,但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理解范式,都不能完全否定对方。毛亚庆教授在他的论文《从两个教育家的争论看教育研究的两大范式》中详细地记录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斯金纳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在1955年于芝加哥召开的心理学年会上的关于“人与教育问题”的辩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论集中地反映了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两大教育思潮在教育研究范式上的矛盾冲突。两种教育研究范式都凭借自己坚持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中合理的一面,渗入到教育研究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推动着教育研究的发展。

2.由对立产生的困境。受学术界广泛流行的两大哲学思潮互不相容且相互批判的现状影响,两大教育范式在哲学理念上的冲突与碰撞也一直存在。两大范式最初展开了“势不两立”的相互批判。当他们在相互批判中发现彼此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且无法否定对方方法论中合理的方面时,双方都不再歇斯底里地要置对方于“死地”了。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两大范式的冲突从此消失了,他们仍然坚持着各自本体论与方法论中的合理面,却对对方本体论与方法论中的合理面有意的“视而不见”。从此,两大范式从“势不两立”的斗争状态走向“非暴力不合作”的冷战状态。这种冷战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两大教育范式在教育领域内相处状态的主要方面。面对哲学理念上“矛盾不可调和”的困境,两大阵营的学者在筋疲力尽的相互辩论和批判之后,都不愿意再做徒劳无功的形而上的征服对方的努力,他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形而下的具体研究方法,秉持着各自范式的理念,虔诚地从事着具体的教育研究工作。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教育具体研究方法的合作开启了两大范式融合的破冰之旅。

二、教育研究中的具体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中采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往往和所运用的研究范式有关系。研究范式是较宏观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而研究方法是研究范式包含的理念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受实证主义范式影响而出现的教育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法、统计法等,受人本主义的理解范式影响而出现的方法主要有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法、个案研究等。

(一)两大范式影响下的教育研究方法

1.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范式把教育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对教育现象进行完全价值中立的客观描述。它的理论假设认为,教育现象具有普遍性,并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环境和社会情况;同时,教育现象由一系列变量系统构成,可以加以分割,做个别的、孤立的研究。所以受它影响而形成的教育研究方法,如实验法、统计法等都体现了经典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例如:教育实验法强调在严格控制或特别创设的条件下,观察、记录、测定教育现象的变化,研究教育条件与教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结论。这清晰地反映了经典自然科学的实验原则在教育中的具体应用。类似的,教育统计法也是经典统计原理在教育中实际应用的产物,教育统计中广泛采用的spss软件,其内核,便是在统计科学基本原理指导下的具体统计分析方法的程序化运用。

2.理解范式研究方法。人本主义的理解范式认为教育现象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倾向于从“人类是有意识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对具体的教育问题进行体验和理解,并做出整体意义上的解释。毛亚庆教授指出:“人本主义在教育的研究上强调以价值的诠释为手段,注重教育现象背后意义的诠释。认为对学习者和教学交互作用的理解、主体建构知识能力的肯定、价值赋予和创造可能性的尊重,这些在教育研究上的应用,确实能掌握教育中某些问题的根本原因。”[3]因此,受理解范式影响而形成的教育研究方法,如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法、个案研究等都强调体验和理解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深入甚至参与到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把教育现象中人的行为和教育现象发生的背景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理解,从而揭示出教育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现象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例如,陈向明博士把质的研究定义为“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4]强调研究角度的整体性和研究过程的互动性,强调解释性理解,恰到好处地契合了理解范式的理念,把握了理解范式的精髓。

(二)教育具体研究方法在教育实践中趋于合作

不同于教育研究范式面对的哲学理念的思辨,教育具体研究方法面对的是具体的教育问题。所以,具体研究方法不再关注哲学理念的取舍,而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有效地解决教育问题上。因此,为了有效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复杂的教育问题,一些教育学者逐渐撇开了门户之见,开始在教育实践中融合各种适用的具体方法。他们吸收了实证主义“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和富于逻辑的推理揭示着教育现象中的客观规律”[3]的理念,频繁使用着以实证主义为理念的实验法、统计法,对教育研究的数据和实验进行着经典的科学分析;同时,他们也吸收了理解范式“以人性化的态度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对教育现象中参与者的行为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并从他们的角度对教育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释”[3]的理念,频繁使用着以解释性的理解为理念的质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更有效地收集了教育现象中参与者的真实想法和现象发生的相关背景等一些不易直接搜集的、与主观意识高度相关的资料。一些研究方法由于同时吸取了两大范式的长处,在教育研究中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如调查法,不仅使用统计法得出教育现象中不涉及太多主观意识的真实客观的资料,还使用实地访谈等互动的方法来了解教育现象中关乎主观意识的资料。两类资料互相补充,共同为教育研究提供证据,客观上促进了教育研究者得出更接近客观真实的研究结论,推动了两大范式的融合和教育研究的繁荣。

包括教育实践在内的社会科学实践展现的两大范式合作共赢的证据以及由此取得的繁荣深深地影响着哲学家们,他们从中得到了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启示。一些哲学家以社会科学实践凭借融合各种方法取得的不容否定的实践成果作为立论依据,站在更高的角度对两大哲学思潮进行反思,力求在哲学理念上找到融合两大哲学思潮的依据,两大范式走向融合的条件逐渐成熟,融合的趋势即成必然。

三、两大范式在教育研究中逐渐走向融合

1.两大范式走向融合在哲学理念上的突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是众多反思两大范式为何持久对立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其中的翘楚。他提出了复杂性的概念,认为物理的、社会的、精神的客观存在都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元的,不是简单的、线性的、二元的。针对经典科学以“有序”、“分割”和“理性”为原则来研究客观实在所存在的片面性,莫兰教授指出,“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或问题愈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5]。

可尽管如此,莫兰教授并没有走到实证主义的对立面。他虽然批判了经典科学研究范式的片面性,但他并不排斥经典科学研究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他站在更高的角度,力求分割与整体、有序和无序取得和谐,试图通过阐述现实的复杂性,寻求建立一种能够将各种知识融通的复杂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复杂方法”论,或“复杂范式”。

莫兰教授在《复杂性方法国际研讨会交流稿》中指出,“复杂性思维方式绝不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排除确定性以便建立不确定性,排除分割以便建立不可分割性,排除逻辑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地,它的做法是不断地往返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基本元素和总体之间、可分割性和不可分割性之间”[5]。为了更准确地阐述复杂范式的精髓内核,莫兰教授进一步提到,“问题无关于抛弃经典科学的原则——有序、分割和逻辑——而是把它们整合到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丰富的框架内。问题也无关于用空洞的整体主义来反对刻板的还原主义,而是关系到把整体性与部分的具体性联系起来。应该联接有序和无序、分割和结合、自主和依赖的原则,它们在宇宙内部处于互补、竞争和对抗的两重性逻辑的关系中”[5]。

这些论述更清晰地阐述了将以分割、量化、实验为特征的实证主义范式与以整体、定性、理解为特征的理解范式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指出两种范式应该在竞争的同时互为补充,并统一在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复杂范式里。莫兰教授的思想观点为两大范式走向融合提供了哲学的理论支撑。

2.两大范式在教育实践中走向融合。教育问题往往是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者经常会把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研究目的的实现服务。他们充分利用每种范式的长处,根据研究的具体需要合适地采用两种范式下的具体研究方法,以搜集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

在使用实证主义范式影响下的方法时,研究者或者使用统计法对古今教育现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统计,揭示教育的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对中外教育现象的数据进行对比统计,揭示教育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上表现出的规律;或者使用实验法针对一个教育理念进行客观而严格的实验,来验证理念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或者使用问卷调查法针对一些教育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揭示教育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等等。

在使用理解范式影响下的方法时,研究者或者使用质的研究方法,在自然情境下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做出“理解性解释”;或者使用访谈法来了解被研究者对事物和现象的各种主观想法;或者使用教育叙事法直接呈现生活故事的内在情节,还原生活真实并显露其现实意义等等。在一个教育问题的整体框架内,研究者综合使用上述各种方法进行教育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客观上实现了两大范式的合作。

3.两大范式走向融合的未来展望。在教育研究实践的客观要求下,在哲学理念逐渐综合化的思潮影响下,两大范式及其影响下的研究方法必将一步步走向融合。在坚持各自理念并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两种范式相互合作、共同繁荣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与此同时,两种范式影响下的研究方法秉承着各自范式的理念,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逐渐走向合作,为实现教育研究的繁荣不断地注入活力,贡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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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建军.教育研究范式: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整合[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0).

[3]毛亚庆.从两个教育家的争论看教育研究的两大范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01).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元高等教育学研究;沉寂;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18-02

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教育理论研究一直诟病颇多,一直在进行着全面而深入的反省。而一种以理论形态的教育知识为对象的研究以独特的陈述方式形成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元教育学。我国关于元教育学的研究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元教育学热”,而如今却陷入沉寂。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历程以及对其陷入沉寂的原因进行反思,探讨元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

一、元教育学解读

元教育学是一种对教育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它不同于对教育学研究的反思与回顾,它是把教育学及其研究状态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的教育学的元理论,即把元教育学界定在教育学的认识论范围内,是对教育学的认识 论[1]。一般来说,元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区别见下表:

元教育学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动因:其一,研究者的自我学科意识。西方教育理论产生发展于不同体系和学术流派的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这种持续争论必然导致研究者返回到教育理论体系的原点来不断反思“教育学是什么”等元理论立场问题。将这些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认识论上加以系统反思,是西方近代科学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推动包括教育在内的各学科领域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反映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教育研究的重大影响[2]。其二,各种“元性质”学科的兴起催生了元教育学。近几十年来,国外以反思为特征的各种“元性质”学科相继问世,诸如元数学、元逻辑学、元社会学、元物理学和元心理学等。用“元”的概念来修饰“理论”,突出表现了相关理论的“在什么之上是怎么样”的功能特征,即理论的超越性。“元理论”并不是一种面对某一现象的理论体系,而是针对众多理论体系的更高的理论体系[3],它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萌动”,是反省、是超越、是系统化和形式化的。如此热烈而宏大的科学反思场面,强烈地震动了教育学。反思科学文化激发了声势浩大的科学自我反思热潮,以至于教育学不得不加入其中。

二、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有学者尝试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认识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把教育学的概念和命题等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进行元教育学研究,但是研究触角已经超越了传统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元教育学领域,这意味着我国的元教育学已经处于孕育中[4]。

相对于西方的研究来说,我国元教育学研究起步晚,但我国研究者的兴趣与视角颇具特点。由于我国教育学是在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的碰撞中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考察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教育学产生的影响之后,发现教育学理论研究“本土化”似乎成为我国元教育学研究的最大主题。另一个特点是在西方教育学史的研究基础上,学者们注重对教育学理论的整体的和历史进程的把握,其结果有一定的历史感和透视力。

但是,近年来元教育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式微,鲜见相关论文和著作发表。笔者认为,造成如今的窘境有如下原因:第一,研究方法失当。人们对于教育研究不客观及不科学使得一些元教育学研究者期望用自然科学追求客观性和精确性的实证方法解决教育学的问题,导致在元教育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了自然科学化倾向,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存在冲突。同时,西方元教育学研究方法与我国学术界一贯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差异。西方学者十分重视逻辑学和思辨术,它与我国的整体论和辩证法有显著不同,而我国学者感悟式的研究方法很难被国外研究者承认。研究方法的差异使我国元教育学发展困难重重。第二,研究资源和研究对象的匮乏。元教育学以教育学而不是以教育现象为对象,目的是解释教育学自身。元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理论的研究,但教育学是否成熟尚存在争议,因此元教育学难以建成自己的体系。第三,研究问题常有偏差。元教育学以对即存的教育理论和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论证为任务,深究教育学的概念和理论成为其主要研究的问题。因此,元教育学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咬文嚼字的困境,对于工具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于对象的兴趣,“以至于一些教育的关键问题逃逸了它的注意范围”[5]。因此,使研究者或是公众都很难持续保持兴趣和关注。第四,研究范式的差异。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范式上的显著差异使得我国研究者很难融入以西方研究者为主的这一研究领域里。元教育学完全植根于西方的学术文化,与分析哲学息息相关。但是,分析哲学的研究范式与我国思想和文化迥异,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元教育学与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别”[6],也使得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被西方学者接纳和认可,无法拥有这一领域的学术话语权。第五,研究者稀少。元教育学领域从建立伊始就是一个“少数人的俱乐部”,这里充满了一般教育学研究者陌生的语句,哲学(而且主要是西方各派哲学观点)、科学学、语言学、语义学等学科知识成为研究者的困境。同时,这类研究本来就具有形而上学研究的特点,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涉足其中的、进行长期研究的学者数量很少。

事实上,目前国内的教育研究迫切需要元教育学来指导。本来,元教育学最初发展定位是我国教育学的科学化,可以说,它是为我国教育学谋求学科地位进行努力的。但是到后来,随着西方元教育学的引进,它在国内的发展似乎步入了歧途,逐渐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不是一种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即没有把元教育学与研究实践、研究者的需要联系起来,因而找不到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范式研究/学科发展

随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以及人们对人与职业的关系问题更深入的理解,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此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备,科研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很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如何才能应对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何进行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进行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必须关注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事关职业教育学科的生命力;事关职业教育学能否真正冲破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框架的包围,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发展做出思考,以期更好地促使职业教育学获得更深层次发展的动力和养分。

一、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综述和反思

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范式”概念。他指出,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即范式。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主要是指某一学科群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方向。[1]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范式,就是该领域学术研究在相应时期基本的特征总括,是该领域学术研究特征的重要标识。就职业教育学而言,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即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以及对职业教育的根本看法或根本观点。[2]换言之,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多数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成员基于职业教育研究而恪守共同的学科信仰,遵循类同的思维方式和拥有独特话语体系,它规定一定时期内职业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此盛况的今天,由于我们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尚未形成共同的范式,致使在职业教育相同问题的研究上产生很多分歧,影响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时下,影响职业教育研究范式构建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至今在职业教育学的逻辑思维起点是什么这个问题尚存在很多的争论。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

第一,把经济发展需要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因此,经济发展是研究职业教育的决定因素。

第二,把技能训练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王川提出“技能训练是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3]

第三,认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职业”。

第四,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是随着职业教育活动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教育分支学科,其逻辑起点应该是该学科的“元”教育学。

从历史上看,现代职业教育是在师徒传习制度基础上为适应工业大生产需要而产生的教育类型,源于较早产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最初20年里,我国机器工业规模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早期实业教育,就其基本功能及其教育思想演变过程而言,两者一脉相承,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实业教育还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最简单而又最抽象、最本质的东西——技能训练。这是职业教育研究的本原所在。

目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范式。有学者归纳出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范式。

1.方式范式说。该说基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叙述方式认为现阶段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两种。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是科学技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对职业教育问题的内容和形式研究的主流追求,但长期依附于科学主义叙述方式很难揭示职业教育的全部真实内涵。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的叙述方式把回归生活世界作为职业教育理论新的生长点。[4]

2.取向范式说。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研究取向来探讨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即本土取向研究范式和实践取向研究范式。由于职业教育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现状等密切相关,所以要进行本土化研究。同时,职业教育是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教育类型,因而要求研究者要关注职业教育实践的主题和需求,提出自己关于职业教育取向的主张。[5]

3.起点范式说。该说基于职业教育的研究起点把目前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式分为经济学范式、人才学范式和技术学范式。经济学范式以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为依据进行研究,“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经济驱动”。而人才学范式则以职业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研究,“以个人需求作为就业导向的研究起点,尊重人对职业的需要”。[6]这两种范式的缺陷在于以需求与供给作为基本信仰,忽略了对人的本质理解。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要在吸收技术学的丰富理论营养的基础上获得关于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系列共识,因此,“技术学范式”才是未来职业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7]

总之,如何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研究范式体系正成为一个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讨论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必然会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会出现职业教育研究多范式说。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范式不是先在的,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相应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在最近20多年来,职业教育研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出现大量面向具体问题展开的研究,比如加强和完善《职业教育法》等相关的法规,如何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另一个方面,职业教育学科建设工作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批专注本学科理论研究的文章大批刊出,同时,在全国一些高等院校设置了职业教育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但是,在繁荣的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学辉煌成就的取得大多数还是依据教育学或教育学原理的现行框架来建构职业教育学的体系。有学者认为,学习、研究、讲授职业教育,最困惑的是在这个领域中难找到著名职业教育学家、经典著作以及有着系统、严密理论体系的学派。职业教育理论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研究的急功近利,是当前职业教育学理论落后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范式是标示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要确保职业教育学的地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对于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意义深远。

二、建构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意义

首先,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促使职业教育从一般意义的研究逐步过渡到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学科走向学科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库恩在谈到范式之于科学发展的意义时指出,“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门科学达到成熟的标志。”[8]

其次,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奠定本学术领域深入发展的基石。职业教育学一旦有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研究范式,它就会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课题。范式的形成会使得职业教育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而“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9]常规科学为我们更深入的研究确立了重要的基点和前提。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得以紧扣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正如库恩所描述的那样:“常规科学所研究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限制。但这些因依仰范式而受到的限制,却正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的更细致深人,没有范式的指导那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10]

再者,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将有助于促进本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范式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收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11]正是这样,我们才得以形成本学科领域的“共同理想”和“通用话”,从分散走向整体,构成为一个相对紧密,可以进行广泛、深入交流的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研究范式……只要是为以后将参与实践而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学生准备的。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了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科学实践所产生的这种承诺和明显的一致是常规科学的先决条件,亦指一个特定研究传统的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12]每一代新的的科学家都从中学会如何从事这一行业。”[13]

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有密切联系,一个范式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东西。在这个科学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具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处于同一个范式的规范中接受共同的基本理论,持有大致相同的基本观点,使用共同的研究范式和技术手段。由此看来,一个研究范式至少应该包括对学科的基本认识、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学术成果的表述等几个方面。就职业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而言,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虽有较为广泛的内容,但至少应该包括职业教育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等基本组成部分。

三、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组成部分

1.概念体系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首先要明确其学科定义与概念体系,这是学科安家之本,离开这一前提,所谓的学科只能是“取宠之学”或“理论拼盘”。[14]职业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传统上它被认为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定义和概念体系大多是从“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定义套用而来的,即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研究职业教育现象,揭示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对于上述认识,时下理论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有着不同于普遍教育而富含职业科学根本属性的类型特征,这才是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内涵。”无论如何,职业教育学应该以独特的、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特性,以职业性为轴心来审视有关教育领域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养出数以万计且深受用人单位欢迎的高素质劳动者。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普通教育是无法完成上述任务的,最起码是完成的没有职业教育那么好,而它只能有职业教育才能完成,这一点为职业教育学活动领域提供识别的标尺,在共性中更凸显其个性特征。职业教育学学科定义和概念体系表现的不确定性,同样也说明对职业教育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尚存在分歧,这也是职业教育学范式尚未形成的主要体现。职业教育学应不同于传统的教育学的面貌出现,它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术性格、独有的概念体系,任何将职业教育学等同于其他教育学科的企图,都不利职业教育学的发展。

2.理论基础

一门学科在理论上处于什么地位,是该门学科得以独立的标志。换言之,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具有共同承认的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借用或套用一些别的学科名称,而是从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不同的类型特征出发建构职业教育学理论基础。要把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认识看成另类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以促使职业教育学向整体的、系统的、质的方向发展,紧紧扣住“职业”这一主题,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赋予“职业”的时代性。另外,就学科本身的结构而言,职业教育学还必须在自身基础理论之上去架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个层次组成的学科大厦的框架,而其中应用学科层次上的发展,对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职业教育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点。

3.方法论

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所构成的学说或理论体系。职业教育学方法论就是指人们在研究职业教育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和使用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是从整体上对该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哲学思考,“离开方法论的进步,学科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15]根据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法采用最多,其他依次是比较法与统计法、文献法、调查法与图表法、个案法。它是在吸收借鉴一般科学方法养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学学科方法论必须拥有自己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职业教育学学科在创建过程中具有方法论高度的创造性尝试,是适用于本学科理论建构的具体的发现方法、检验方法和发展方法,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具有其他方法所无法取代的新工具意义。[16]毫无疑问,如果职业教育学仅仅是一般方法的运用,必将使职业教育学失去本学科的特色。

四、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生长

学科的发育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新视野和新维度。它应以范式的核心部分为理论依据,以前瞻的眼光审视学科全貌,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学科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从范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在学科发展中的地位而言,任何学科的发展,其方法论的变革与更替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唤醒职业教育学科方法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站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沿和历史的高度,提出或在引进先进科学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尤其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

第二,开展职业教育学的元研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元研究。黑格尔曾言:“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知识。”[17]元研究是以本学科发展的过去作为研究对象,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本学科的产生、概念、理论体系、历史发展过程、研究范式等方面展开研究,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寻求本体论依据,并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18]通过开展职业教育学的元研究,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学的过去与现状,在相互对照的基础上,发现其不足,寻求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以及探讨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内容;从历史经度和学科纬度来考察职业教育学发展过程,厘清职业教育学发展的脉络;对职业教育学研究共同体进行研究,辨识各种学术团体对职业教育学的影响;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现状,去揭示和探讨一定时期内职业教育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逐步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职业教育的理论模式。这里,职业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一是与其他学科理论比较,职业教育学理论应有自己独立的科学概念、研究范式和学科结构。二是在教育学科理论的整体格局中,它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我国职业教育在相当长时期内沦为“次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顾明远先生曾写道:“现代职业教育引入我国已经130多年了,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职业教育仍然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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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燮君.学科学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37.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对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期望与要求越来越高。深人解读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状况,指出学科门类的交叉性,学科研究的引领性,研究质量的波动性构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队伍、实践研究、智慧层次、利益追求、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应对方略: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性;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研究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才能体现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体系性与实践性。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 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 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 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 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 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 2. 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 2. 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 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 3. 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 3. 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 3. 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 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 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 4. 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3.4.3营造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