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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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 韩国现当代教育思潮 冲突 统一
一、引言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也是一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几千年来，他的教育思想理论不仅在中国一直得到继承与发扬，对世界各地的教育模式改革与教育思想发展也有很深远的借鉴作用。
韩国是一个受儒家影响颇深的国家，不管在教育理论还是课程设计上，都受到了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现今，韩国正处于一个教育改革期，我们更需要儒家思想中的精髓教育思想给予理论指导。孔子提出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正符合韩国教育模式改革的需求。因此，如何更好地把中国古代的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韩国教育模式改革融合，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对韩国教育模式进行更科学有效的改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二、国内（韩国）研究现状
韩国是一个受儒家影响非常深的国家，儒家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在古代时期，韩国和中国关系密切，当时的中国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都远远强于韩国，韩国一直向中国借鉴各方面先进经验，包括执政理念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受到中国影响至深。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得到广泛的继承和发展，随着韩国和中国的密切来往，儒家思想慢慢深入到韩国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对韩国教育起到了根深蒂固的作用，逐渐成了韩国教育的理论基石。这种儒家思想何时开始传入韩国，现在很难有准确的说法。
很多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汉四郡时代，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已经开始悄悄进入了古代韩国，而到了三国时期，儒家思想在古代韩国都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譬如，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为主，同时以《周礼》为理论依据，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
儒家思想在韩国迅速发展时期是在伴随着程、朱性理学传入韩国后开始的，从高丽末期到整个朝鲜朝，韩国国内出现了很多派别各异的儒学大师，他们有着独特的理论观点，对儒学有不同的见解，不仅仅是一味继承前人的儒家思想，还有一些自己的独创心得，一些创新的理论，儒家思想在国内百花争放，发展尤其迅速，这个时期的发展，巩固了儒家传统思想在韩国的坚实地位。
现如今的韩国，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学习教育、工作中如影随形。在生活中，家庭长幼尊卑，男尊女卑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无不一夹带很浓的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阶级关系中，对长辈的尊敬，对国家、家庭、对公司的忠诚，都在无时无刻地受到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儒家思想同样深入到韩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尤为明显的是，韩国至今还保留着一所以“儒家教育”为办学理念的学府，这个学府就是“成均馆大学”。这是一所明确提出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办学理念，以儒家精神作为学校发展宗旨，爱本学校的深奥理论和具体教学实践中，必须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民主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达到培养国家栋梁的教育方针。“儒学”被作为成均馆大学里必修的一门学科。儒学之所以在该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这么重要，是因为通过儒学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且可以让他们领会到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态度，学习到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能够在学习过程不断寻找本国民族主体发展及教育改革的契机。成均馆大学的儒学教育仅仅是韩国最明显的儒学教育，在整个韩国教育体系中，无不夹带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一些地方乡校，承担部分中小学学生中的“儒学教育”。此外，一些民间组织，如“儒道会”等组织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或培训课以宣传儒教思想。
现代韩国的儒学研究者追求的仅仅是想通过儒学教育，达到代表大韩民族传统文化的儒教复兴，却从未在思想上真正理解儒学教育对韩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如韩国学者梁承武所提出的现代儒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儒家的体系化;二是寻求方法论上的现代化;三是儒家的大众化;四是儒家的组织化。这些理论上只是强调片面研究儒家思想，仅仅是想通过寻求现代化宣传方式，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大众化、普遍化，通过重新组织的方式，让儒学重新成为现代韩国社会的儒教，仅仅让儒家思想学派成为韩国复古的儒教而已。正因为大家如此片面地理解，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教育中变得过于枯燥，太过形式，没有内容精髓，使得在韩国主要大学中，儒学由于其枯燥的内容、单一形式而变成一个冷门的学科，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艰难挣扎着。即使有一部分韩国学者为了儒家思想能在韩国复兴，呼吁寻求新的现代化宣传方式，然而这种单一的换汤不换药的模式在大众中很难起到任何效果，这些现象已经开始引起了不少儒学研究者的注意与反思。
笔者认为只有真正实现韩国儒学现代化才能真正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才能够引起韩国社会整体的共鸣，才能使得儒家在韩国蓬勃发展。所谓的韩国儒学现代化是指利用曾经代表大韩民族精神的儒学的精髓能够为今天的大韩民族重新塑造新的代表现代化的大韩民族精神，并以之为精神支柱和价值观解决现代韩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政治、社会问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儒家极力提倡的“为国尽忠，为亲尽孝”的忠孝思想，对当代韩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价值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儒家的教育理念对现今韩国教育模式改革具有深远的指导作用，如何利用儒家的教育精髓为指导基础，实现韩国教育模式改革，反之使得该教育模式不仅变成更符合儒学教育发展的模式，更符合和现代国际化发展需求，这将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三、冲突
1.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目的上存在一定冲突。
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上层社会精英、管理者，以后的任务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培养政府官员;韩国当代社会，从政只不过是多种行业中的一种选择而已，相对于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韩国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各种技术类、管理类人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的需求。
2.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内容的部分环节存在分歧。
孔子认为作为一名学生，首要任务是遵守和做好传统的道德原则，课余时间若是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学习文化课程。孔子重视德育的教育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在那个时代，他提出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把教学重点放在社会管理事务上，相反的，却不重视对基层劳动，如何提高生产速度，如何改变生产工具，增加农作物产量等农学科目的教育课程。与之不同的是，当今的韩国教育不仅要抓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且要将涉及生产技术，生产活动的农学、工学课程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另外，现代韩国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不仅在教学内容中积极引入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技术学科门类，更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育体综合素质的发展。这些都反映出现韩国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与孔子时期的教育内容存在较大分歧。
3.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方法的部分环节上存在一定冲突。
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确实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甚至有些方法还在被教育所采用，但是孔子在教导学生的方法上却是过于强调尊卑关系，认为老师的地位要高于学生，在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上，也是过于简单，过于强调教与学的关系，只是简单地训诫，没有对知识点深入地讲解和解释内在含义。当学生对所学知识不明白时，他更多地希望学生能记住和接受这个知识，而不是让学生理解它。孔子对师生关系是崇尚教师的绝对权威和教学方法上的单向教学，现代韩国教育不仅是提倡师生关系的平等，而且鼓励学生对有疑问的知识点提出见解，师生是互动关系，对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详细、深入，让学生在理解中记住知识点，提倡的是互动教学、民主教学的理念，提倡平等的师生和谐关系，这些环节上都与孔子的教学方法有较大差异。
四、统一
儒教对韩国影响由古至今从未断过，现代韩国也是不例外，在生产、生活、教育中，随处可见儒教思想的影子。就如现代韩国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繁荣就积极鼓励儒教思想教育，强调儒教思想在韩国的重要性，当今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是中国提出来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在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中仍然继承、发扬和转化“五伦”思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现阶段，重点建设“八德”中的“三德”：忠、孝、礼，特别是“忠孝”思想。对韩国来说，孔子的精神是一直在伴随着人们生活、学习、社会活动中，比如和别人见面时应该鞠躬，在长辈面前喝酒时应略微侧身，结婚时新郎新妇应跪拜父母，奉茶……作为长辈，如果晚辈不听话，和长辈顶嘴，就可以打晚辈。老师可以因为学生不鞠躬、不认真上课用尺打学生的手掌。这些种种行为的教育思想基础都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统一的。
在韩国儒家思想已成为维持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乃至与国家关系的黏合剂，以此为基础更多地融入先进的民主思想和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方法。儒教俨然成为大韩民族精神的动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服务于某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的制定，而且更大的作用是通过夹带着传统社会形成于大韩民族的意识，能够体现出本族文化的创造性源泉。在韩国民族的教育领域里，儒教一直作为韩国社会教育的思想基石，在引导韩国教育，社会关系向现代化社会发展。因此，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教育界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是任何其他思想都无法替代的，这说明现在的韩国教育思想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统一的。
五、结语
孔子的教育思想代表神秘而充满智慧的东方教育文化思想，带有国际性的、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但是我们不应一味地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地、客观地吸收孔子的教育思想，使之更加符合韩国当地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能使之对韩国教育模式改革的发展思路和教学设计有重要积极的作用。纵观古今，我们不难察觉到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人类有着许多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变化程度微乎其微。无论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商业化的社会里，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这些价值观念是无国界性、跨时代的，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不仅适合于过去，而且可给今天和未来给予重要的指导与启示。
参考文献：
（一）专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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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兴.论语・仁者的教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务组编.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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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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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有祥.孔子教育思想微探.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0.3.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人力资源；运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重要的哲学思想，运用在企业管理、学校教育等多个方面，它能够调节人的心理还能提升人的内在修养，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儒家思想涉及仁爱、和谐、以及中庸、因材施教等等，核心在于仁者爱人，这些思想在在现代人力资源中被运用非常广泛，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成长和进步，从而为国家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
一、试论儒家仁爱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作用
儒家仁爱思想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联系，儒家思想中对仁爱之心和人的价值有重要体现，强调在一切活动中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价值，认为人民才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提倡仁者爱人。人民可以在治国兴邦中发挥积极作用。孟子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可以发现人在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总之，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到人的重要性，强调人的不可代替性。那么在企业管理中，不仅仅要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到为企业创造利益的人的价值。一些企业因为对工作人员不够重视，所以使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而利用人本思想进行企业管理可以最大限度的解决这种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要在尊重员工的基础上，爱护自己的员工，关心员工的工作与生活，让员工在企业中拥有幸福感和归属感，由此提升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1]。
二、试论儒家的和谐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
儒家思想中关于“和”的观念有很多阐释，以和为贵，强调内仁外礼，主要想让人们用一些思想道德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以此提升人们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们的和谐相处。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团队在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要着重培养工作人员团队精神，在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领导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提升企业文化，促进团队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综上所述，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不能缺少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使用[2]。
三、浅析儒家中庸、因材施教、创新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1.儒家中庸思想与企业的适度管理儒家倡导中庸之道，中庸即适度，不偏不倚。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该秉承适度原则，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超越一定的强度。中庸指导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走极端路线，时刻按照适中的原则行事。这种思想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加以理解和应用，对管理者而言，在遇到问题时，要采取适度的解决办法，针对矛盾的根本点，从关键问题入手，减少极端行为的出现，从而顺利解决矛盾。这种思想和理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同时在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之间做好平衡。中庸指导启迪管理者要适当的放宽自己的管理政策，敢于放权，在人才的使用方面，对不同性格的员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在对员工进行奖励和批评时，也要秉承中庸思想，协调好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赏罚分明，提升领导者在员工内心的公平公正形象。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张弛有度，从而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实现[3]。
2.对儒家思想中因材施教方法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的分析因材施教在儒家思想属于一种教育方法，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教育方法的施用。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认为，人性本事善良的，在对人类进行教育时，要对不同人进行不同的分析，在教育过程中避免采用灌输式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进行教学，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作为管理者，要对每一个有潜质的员工进行了解，然后在工作中将员工的潜力最大发挥出来。另外企业要重视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培训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部门不同专业和不同专业素养对其进行指导，若企业只重视对员工的管理而轻视对员工能力的开发就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3.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创新，给人力资源在结构和配置渠道方面的调节作用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创新使用，提倡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启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必须定期注入新的力量，不断对其进行优化，这样可以让员工时刻保持警备状态，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去陈换新，督促企业用完善的培训制度和考核制度去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此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中重视人的特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管理者要尊重员工的想法和选择，在人才战略调整方面，要保证用人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人尽其才”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思想去武装人力资源配置。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思想，才能在企业中营造出和谐的工作气氛，促进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4]。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经常长期发展，尤其是外国企业的涌入，使企业管理思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作为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集成的儒家文化需要每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予以重视，这样有利于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我国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管理知识，在企业中处于重要地位和价值。但是对儒家思想要辩证的去看，不是所有思维都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所以要对其中的精华部分予以接受，对不利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予以去除，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春辉.儒家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14（，2）：21-23，49.
[2]梁蕾蕾.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与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江西社会科学，2012，（2）：200-204.
[3]马逾.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迪[J].决策与信息：下旬，2012（，7）：247-247.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3篇
孔子创立了儒学，儒学就是儒家思想，也叫儒教，它的原本的含义是指司仪，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在中国古代具有很高的地位，时至今日，部分儒家思想仍然对人们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分析高中语文中融入儒家思想的意义和儒家思想在现代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应用和借鉴。
一、高中语文中融入儒家思想的意义
（1）利于培养学生正义感
儒家倡导义利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赞成重义轻利，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起到培养我们高中生的正义感。另外，当今社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强调“以见利忘义为耻”，可见重义轻利是多么的重要，儒家的义利观能够对学生起到告诫作用，让我们时刻谨记责任和正义的重要性。
（2）传承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
《论语.学而》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强调与人交往要讲信用；孟子也曾说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道的法则；孟子还说过：“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意思是一个人懂得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诚，就会得到最大的快乐；《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诚信是根本不可以的。这些倡导诚信的儒家思想直到现在对我们来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作为学生的我们，更要讲究诚信，这是作为高中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讲究诚信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讲诚信的人才能被社会所接受，才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
（3）有利于学生完善自我，具备健全的人格
儒家思想的“孝、悌、衷、信、礼、义、廉、耻”对高中生的人格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学生懂得忠恕之道，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在高中语文中渗入儒家思想，能够起到激励学生努力成为优秀青年的作用。
（4）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很多理念与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相承相融，这也是在当代儒家思想却依然对我国学生起着教育意义的重要因素之一。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儒学理念都是跟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符合的，有助于培养高中生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形成。
二、儒家思想在高中语文中的体现
（1）很多《论语》、《荀子》、《孟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被引入高中语文教材，比如《论语?为政》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得，只空想而不学习，就会导致精神疲惫而无所得；《论语?述而》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是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可以作为我的老师的人，延伸意指要不耻下问，虚心向别人学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意思是说在温习旧的知识的时候，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说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要忘记其他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要忘记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意思是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荀子》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说如果做事情不懂得坚持，那么腐朽的木头你都不能轻易折断，如果做事情能持之以恒，那么即使是金石那么坚硬的物体都能雕刻出美丽的花纹；《学记》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意思是说玉质虽美，不经雕琢，不能成为精美的容器，人有天赋，但不学习，就不能明白至道
（2）其他的文言作品中也体现着儒家思想
如出自《公治长》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出自《述而》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出自《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等等。
教材中的这些儒家思想理念具有重大价值，能够对高中生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启发高中生做一个正直、正义、文明、有道德的优秀的人，有助于高中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学习充满信心，对祖国充满热爱。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5篇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6篇
新加坡已经打上了浓厚的李光耀烙印，李光耀本身也代表了新加坡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李光耀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是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让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东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以让新加坡可以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东亚经济奇迹被普遍关注的时候，新加坡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思想选修课，邀请全世界知名的儒家学者前往新加坡考察并提出建议，杜维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就是这次考察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演讲稿，也有与新加坡各界人士的交流，通过观点交锋，我们能感受到30多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状态。
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是新加坡或者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将多元文化锻造成新加坡的世界视野，这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给世人最大的启发。在世界秩序剧烈变迁的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国家面临着文化价值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本土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依然让很多国家困惑，犹如30年前新加坡的困惑与挑战一样。
以儒家重塑新加坡？
当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将把儒家思想列入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质疑。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接受儒家思想，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并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李光耀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界定其种族或者文化的归属，其实这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关键条件。
为了融入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英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语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融入世界，就需要接受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等到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母语，也就是华语就变得重要。如果在一个英语世界里推行儒家思想，会有很多困难，语言可以相互翻译，但是思想有不可翻译性。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只是六门选修课之一，即便如此，新加坡人还是对儒家思想是不是包含着文化沙文主义抱持戒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伴随着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的始终，这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东亚局势的特征。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但是并非中国独有，一种堪称文明的文化必然包含着普世性，就像没有人追究基督教是哪个国家的一样，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至少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所以担心儒家思想的“中国性”，也源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等级性的皇权政治体系与儒家思想绑定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而这种政治体系并非新加坡想要的。
何为儒家思想？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伦理的儒家，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儒家，以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人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体的儒家思想，新加坡要推行这种思想吗？并非如此。儒家思想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体系，关于学做人的学问，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也就是如何让一个人做好人。
这正是新加坡想要推广的，就像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传统中的自我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相反，自我被看做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能动的发展中心。”
儒家的平等与民主
儒家思想中非常关注人在群体中的成长，个体的发展是按照同心圆的结构不断扩散的，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西方的个体主义，东方的个体更具有团体的色彩，但理想的儒者是开放性的，同心圆最终包括的是整个世界，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终极关怀的。
新加坡要接受的也是这种伦理，包括儒家的礼仪，当然，一种思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扭曲，比如父慈子孝，这是双向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父权优先，父子之间变成了非常有压制性的等级关系，百善孝为先，这种说法里面的孝已经变成完全的服从。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着这种等级性。杜维明、余英时等各位儒家知识分子都强调了儒家思想内涵的平等与民主，比如说孟子的“革命思想”，如果君主做得不够好，那就失去了天命。
儒家思想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一文化圈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言谈举止上，各种文明之间有时候很难趋同。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有儒家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寻根也就变得越来越热切了。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教会组织，没有扩张性的传播机制，一神教的宗教基本都有异教徒的概念，一方面要让这些异教徒皈依，另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异教徒，这也是宗教战争的根源所在。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多的是主动接受，比如朝鲜、日本等。没有武力征服，思想同样可以传播，这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重要启示。
儒家思想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被知识分子研究的。士人的精神多少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些相似之处，杜维明先生对知识分子抱有很大的期待：“知识分子和学者应当有深厚的历史观，有长期的政治抱负。他们对政治深为关切，然而他们却不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一部分责任，是有系统地持续不断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事实上，他们的责任就是当人民的喉舌。”儒家知识分子多是通识学者，而不会做专业研究，因为那是匠人的事情。
作为一种学问，儒家思想也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流行一时。基于韦伯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新教伦理的发掘，人们也在关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研究儒家思想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为何不是“李光耀主义”？
文化热和经济热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用于解释东亚成功的原因。比如儒家强调纪律性、团体合作等等，这些都避免了组织内的虚耗，但这种解释并不靠谱，1997年金融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儒家资本主义也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
儒家思想尤其看重关系，一种被扭曲的关系必然带来社会的畸形结构，当时余英时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思想之所在传统中国失败，恰恰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只有具有了那样一种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引进儒家思想，又不担潜在的任人唯亲的风险。新加坡引入儒家思想也是服务于国家建设需求的，塑造新加坡的思想传统与文化认同。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层面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儒家思想被皇权驯服，许倬云先生也认为在汉武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侵蚀。在唐宋之后，科举制度变成了人才吸纳的方式，学而优则仕，进入官僚队伍成为读书人的理想。
的确，中国建立了一套官僚机制，但是它并非理性的，也不是非人格化的，而是夹杂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上皇权的专断性，儒家知识分子远没有杜维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中立、客观、有骨气。本来儒家思想是由圣而王，也就是那些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做臣民们的道德典范，才有可能成为王。现实则有些颠倒，因为有了王的身份和权力，也就变成了“圣人”，其实是贼。
无论杜维明还是余英时，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都抱持警惕，余英时更是直言，任何“主义”不管构思得多么精妙，如果它是教条性的，它就不可能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李光耀主义”，来访的儒家学者们多半是不同意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没有以“李光耀主义”来作为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许倬云则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全球文化的前沿，就像当年的希腊城邦一样。
富裕起来的新加坡需要身份的认同，这跟人是一样的，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有文化的归属感。新加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试图将各种文化锻造出一种新加坡文化。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7篇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知道百家争鸣的基本事实，结合政治和经济史的内容，掌握百家争鸣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概况，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培养学生分析概括比较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社会原因，认识到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理解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及精神内涵和教育上“有教无类”思想的历史影响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百家争鸣”是时代的需要，体会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境界和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重视民生精神，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韩非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难点：儒家思想形成的原因。
【教学建议】
1.结合初中所学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如政治、经济、阶级、教育）的史实，帮助学生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2. 百家争鸣局面形成意义的理论性强，适度引入材料，从政治集权、传统文化等方面，启发学生思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3. 以列表的方法，从时代、主要观点、影响等方面，指导学生归纳孔子、 孟子、荀子的主要内容。
4.课后以百家争鸣为主题，编辑一期小报，让学生谈一谈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感受。
5。可以围绕 “你知道几位儒家代表人物”、“你知道哪些儒学思想的价值观” 组织一次调查和统计活动，以便大体了解儒家思想在当前的影响力。
【课前预习】
1. 儒家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即在此氛围中产生，并在吸收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
过程：孔子——仁、为政以德、有教无类孟子——仁政、民本思想、性本善荀子——仁义、以德服人、性恶论、法治2.知识体系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1.出现的原因：
（1）经济上大变动：春秋战国时期 崩溃， 经济迅速发展。
（2）政治上大变革：周王室衰微， 崛起，。
（3）阶级关系上：“士”受到各 的重用。
（4）思想上：学术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 ”。
儒家思想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8篇
唐儒韩愈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在《原性》篇中声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5］20“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承认社会上固然存在道德修养差而且难以改变的人，但也存在道德修养特别好的人，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其道德修养水平的。社会教化不能因为有些人不需要教化有些人教化也没有作用就放弃教化。在教育学中，更是如此，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对学生的成长起着主导作用，教师遇到在学业上聪明的学生也要加以引导，对于学习能力比较差的儿童也不能听之任之，对于大多数学生更要因材施教。第二，气禀论。人性论思想源于儒家哲学，尤其是程朱学派的“气禀”之说。气论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的古籍中就屡屡被论述，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都有提及。至宋朝，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将其纳为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扩充和发扬。这里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儒家和道家的气论的差别，有一点颇为重要：道家（主要指先秦道家）只以气言宇宙之生成（包括人之生），很少以气说人之性；而儒家不仅以气言宇宙生成，同样用大量笔墨以气讨论人性。朱熹说：“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盖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恶也。”又云：“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又云：“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6］197－203按照朱熹的观点，“天命之性”纯善而无恶，“气质之性”善恶相混。人之所以分贤愚、有善恶，就是由于每个人身上所禀的“气禀”有差异。儒家思想对“爱”的价值诠释可以作为中国教育学的伦理基础第一，儒家对“爱”的价值诠释。儒家重视亲情。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3］29孟子言：“仁之实，事亲是也。”［3］310儒家的仁爱，并不是将同样的爱施与任何人。仁之行，是通过推己与人、由内向外的方式而扩展开来的，其第一步就是“亲亲”。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之爱，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墨家之“兼爱”，提倡爱无差等。旧体字“爱”字中间有个“心”字，其基本义应该是心中的好感，比如《诗经•隰桑》里面就有“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7］这样的句子。但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含义。再者，爱可能有不合理之爱，比如滥情、溺爱等等。所以儒家又在“爱”的基础上发展出“仁”的概念，来描述一种“如理之爱”。“仁”字在古代的写法，也曾一度带个“心”字，写法为“上身下心”［8］，有身心一致的含义，“仁”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论语》中多次提到“爱人”。如：“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3］50－191。儒家的仁爱，是广而施之于众，即所谓《论语•学而》所言之“泛爱众而亲仁”［3］50，出于人的本然天性，高扬人道主义精神，泛爱一切人类，不论其阶级属性。尽管儒家也认为，对于不同的人所施予的爱和责任也不尽相同，但儒家同样认为，每个个体在人格上的尊严是等同的。这种“泛爱”思想被唐儒韩愈诠释为“博爱之谓仁”［5］13，后宋学家张载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民吾同胞”［9］62的思想。第二，儒家“爱物”、“体物”说。儒家的“爱物”、“体物”说为教育学在如何对待学生，学生如何对待他人及社会和自然环境上提供了美学向度的价值观。在儒家理念中，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人向自然必然有所索取，但也必须有所节制。故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3］104（《论语•述而》）。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393（孟子•尽心上》），首先明确提出了“爱物”之说。宋儒张载则进一步提出“体物”的思想。在儒家理念中，人和万物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一方面，“天地之性人为贵”［10］，高度肯定人类的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儒家也并不认为人是万物的主人，而是与万物其同生于天地，能够与天下万物心心相映、相互感格，这就叫“体物”。儒家的“爱物”、“体物”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游鱼、飞鸟等有生命、有感觉、无情感的动物，也包括青草、柳枝等有生命、无感觉、无情感的植物，还包括天地、山水等无生命、无感觉、无情感的一切现实存在之物。儒家的“爱物”思想是以人为本的爱物思想。儒家虽然爱物，却并不将人与物放在平齐的位置，而是先人而后物。故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3］393《论语》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按：亦有学者将“不”训诂为“后”，今暂从传统说法）问马［3］128。朱熹《论语集注》注曰：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暇问。盖贵人贱畜，理当如此［3］128。第三，儒家思想的人生观可作为中国教育学的教育目的观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抱有强烈的救世情怀是积极向上的学习目的观。儒学中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用世的，孟子曾称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古人［3］380。儒家思想自其诞生之日就激荡着一股强烈的救世情怀。这与儒家思想定型于礼乐崩坏的东周末世有很大关系。孔子曾经满怀豪情壮志周游天下，传播道德学问的种子以待后生。国家与民生，始终是儒家思想关注的中心问题。自孔子以后的一千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9］376的学习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赴后继，诗书不绝，文脉未断。而今日中国，恰逢盛世，教育事业正处于蓬勃兴起的时期，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可升华为提高学生自身的素质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更高追求目标。
儒家思想在作为中国教育学理论基础进行统合性构筑时要注意对异化之儒学的批判和反思第一，对儒学中异化的科举制度和世俗功利主义的批判。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教育学理论基础进行统合性构筑时要特别注意对异化的儒学中的很多糟粕内容进行批判和反思。首先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最初是政府为吸收人才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官员选拔制度，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增加了普通民众通过读书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但是延续了千年，特别是在明朝以八股文科举取士以后，僵化的科举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八股文所论内容主要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谓代圣人立言。八股文的格式和字数都非常固定，重形式而轻内容，写作的时候不允许自由发挥。这就导致很多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读书人只学习八股，既不学经史子集，也不学经世致用的本领，只把通过考试获得功名利禄作为唯一目标。这种状况，在当时就引发了很多大儒的担忧。比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生员论》曾这样描述八股文：“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11］967顾炎武还认为八股文的害处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严重：“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拟题》）［11］967不断有反功利的思想被儒家学者提出。比如：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3］60又如：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朱熹注曰：“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之故，而欲为是以得禄也。”）［3］181清初理学家李二曲说：“盖吾儒之学……载之《四书》备矣，无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济世安民也……否则止以荣肥为计，其发端起念，迥异乎此，与《四书》所载，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异端而何？”［12］这里李二曲强调的是儒家的异端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一种是儒家外部的异端，比如杨、墨、佛、老等存在差异的不同思想流派；另外一种是儒家内部的异端，如“俗儒”、“腐儒”、“霸儒”、“小儒”、“小人儒”、“应付儒”等。这中情形都会败坏儒家思想本身，其中内部的异端对儒家思想的危害甚至更大。第二，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怀疑。儿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教育让官方意识形态走开。对于长期以来作为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笔者认为应该抱一种谨慎的批判继承的态度。程朱理学是儒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种学术学问，它是伟大的，它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将先秦时代的“格物致知”精神发扬光大，并提出了种种反专制的思想。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作为受害者的程朱理学，其思想中很多的积极因素都被禁锢、扭曲、；作为迫害者的程朱理学，其被专制政治所禁锢、扭曲、以后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牢绳。面对历代汗牛充栋的儒家注疏，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后儒把自己的私人见解夹杂在里面，注疏本身或许并不能代表孔子和儒家的真精神。2000多年来，儒学经过了多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中又出现过无数针锋相对的学派，每个学派中的每个学者见解也各不相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一名儒家学者都认为自己真正领会了孔子的精神本旨，而孔子的精神本旨却又不可能是针锋相对、自相矛盾的。以孔子为最高取舍标准，这是对于先秦儒家基本理念的回归，是对2000多年来儒学的拨乱反正。这种回归原典的思想倾向极有可能受到了清代朴学影响。清代朴学家反对宋明理学家们“心解”式的诠释法，认为宋儒以自己的想法揣测圣贤的思想。比如戴震就曾作出过这样的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13］宋儒确实有“过度诠释”、“无限衍义”的倾向。陆九渊尝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且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14］而朱熹亦云：“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于经”［6］350，并以怀疑和创新的精神对《四书》进行再诠释，甚至自信地指出古本儒经中的一些矛盾之处，重新对之进行增删编纂。对于这种“代圣人立言”的思想诠释方法，黄俊杰先生指出：“儒家经典的诠释工作是一种解释者与经典相互渗透、互为主体的一种解释活动，使经典诠释学成为一种身心体验之学，尤其宋明儒者之解经尤然。”［15］第三，对儒家思想中异化之虚礼伪饰的批判。在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教育学进行统合性构筑时，要加强对儒家思想中异化的虚礼伪饰进行批判。对于儒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批判热潮中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就是吃人的封建礼教。这与我中华自古是文明礼仪之邦似乎相悖行。那么腐朽的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我们试图回到孔子那里考察孔子是如何界定礼仪的。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3］64（《论语•八佾》）按照朱熹等古代学者的传统解释，孔子此处的意思是说：礼仪，与其奢侈，宁可选择节俭；丧事，与其追求仪式周全，不如内心真正哀伤。如朱熹《论语集注》中引范氏之语注曰：“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3］64孔子认为“绘事后素”［3］65－66，儒家强调的礼，所指称的是身心一致，内外一致。儒家认为外在的礼仪是表达内心感情的一种途径。而在世俗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不解其意，以致于把礼变得僵硬，变成教条，更有甚者还把礼当作斗气炫富的手段，这显然违背了礼仪的真正精神，扭曲了礼仪的真正价值所在。
教育学是作为一个西方概念在20世纪初被批判性地引进中国的。比如1901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题首即明确宣称：“氏之说有不尽之处，间加鄙见，唯勉求不偏而已”。同时，由于引入初期带有鲜明的“急用”性质，因此，最初萌生的“中国化”意识，主要是从如何使西方的教育学理论在中国能够“用”、且“用好”的愿望中萌生的［16］。回顾教育学自传入中国之后经历的沧桑百年，尽管先辈学人诸多努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真正的与中国文化水融的教育学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强大力量，既可以是排斥异己的封闭因素，也可以是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融通因素。由于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忽视，造成了困扰中国教育学的一个学科发展问题，也是这百年来中国教育学者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弥补与西方教育学发展黄金期擦肩而过的缺憾，如何追赶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中国教育学必须走出盲从和封闭的双重困境。既要“补课”，又要充分重视自己的文化基因中的优势。当我们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审视马克思哲学和西方现代教育学儒家的思想，我们会获得一个启示：二者在理论进路、理论阈限和理论目的上的趋同，为它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教育学在一个世纪发展中走过的曲折和付出的‘学费’，换来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提升教育学科的独立学术品格和力量，教育学界要为此作出持续和艰苦的学术努力。我们的眼睛不能只是向上看，向左、右、东、西看，向后看，还要向下看，向内看，向中看，向前看。教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方向不应再是以西方为本作前提的‘中国化’，而是要创建中国教育学。……如果我们在新世纪能走出教育学独立行走的新路，那么，过去一百年付出的代价就十分有价值了。唯有有了独立性，才有创造的可能。”［17］教育学与儒家思想的统合性构筑可以帮助中华民族重塑其民族主体价值体系的教育学，并以此为文化力量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相抗衡。
作者：丁西省 单位：新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