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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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会议中心城市；产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8-0085-06
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跨国、跨区域的经贸会议、展览活动日益频繁。据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ICCA)2007年的统计，全球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中，参加国超过4个、参加人数超过50人的国际会议有40万个，其市场价值超过2800亿美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与频繁，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会议在中国召开(王春雷等，2006)。同时，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种类型的国壬堂郴嵋椤⒄估阑疃也日益繁荣。2006年全国举办的3000多个各类展会，带动交通、酒店、通信等lO多个相关产业的收入高达1260亿元人民币(马勇，2007)。
在中国的旅游学研究领域中，虽然理论界对推动中国会议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战略建议(鞠航等，2006)，但是对于会议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却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本文将运用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如下问题：(1)导致中国会议中心城市集聚的经济地理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2)这些因素在中国会议产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3)为中国会议产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产业集聚文献回顾：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使得自马歇尔开创了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的先河之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多种学科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角度看，产业集聚是一种地理现象，因为它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因此，研究产业集聚问题自然成为经济地理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克斯(Perroux，1955)运用“增长极”的概念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所谓“增长极”是指“围绕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工业”。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分布并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当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并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新产业区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7年意大利的社会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通过对意大利东北部(第三意大利)地区特点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并将“新产业区”界定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之后，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主要有皮埃尔和塞伯(Piore和Sabel，1984)、哈里逊(Harrison，1992)等。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产业区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解释。
新经济地理的兴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克拉格曼(Krugman，1991)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在分析工业集聚现象中取得了成功。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3)地区经济水平；(4)交通运输条件等。
2．2 会议产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理论和实践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都认为会议产业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Crouch和Ritchie，1998；Rutherford和Kreck，1994)。会议产业不仅通过乘数效应迅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通过与会者的口碑和重复访问，推动旅游业的进步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会议产业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因而很多城市把会议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发展部门(Kim，Chon和Chung，2003)。
根据ICCA 2007年的统计数据，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举办了147次国际会议，位居2006年世界10大会议城市之首。亚洲城市中，新加坡和韩国首尔分列第3、第7位。
为什么某些城市对于会议主办方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国外，协会组织者和会议策划者是会议选址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会议目的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会议的规格，进而影响到会议的成败。对于目的地城市来说，理解协会组织的会址选择过程能够帮助他们在会议市场营销、宣传、服务等方面更具有竞争力，进而赢得协会组织的青睐(Lee和Back，2005)。因此，对于会议选址偏好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
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研究，会址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状况；(2)合适的场馆；(3)高质量的服务；(4)资金保证；(5)目的地形象；(6)旅游休闲设施；(7)安全等(Weber和Chon，2002；Crouch和Ritchie，1998；Oppermann，1996)此外，一些学者还发现价格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进而建议目的地城市运用价格战略在竞争激烈的会议市场中取得优势(Hu和Hiemstra，1996)。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目的地城市之间会议设施和服务的差异性均不显著，而休闲设施的差异性是区别目的地城市特征的关键因素(Bonn等，1994)。
关于会址选择影响因素的评价，学术界比较广泛地采用了IPA分析方法(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即设定量表，请被调查者对相关因素的重要性和表现做出评价。由于IPA使用和分析都比较方便，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此被研究者广泛使用(Baloglu和Love，2003)。
本文并不否认目的地发掘自身特色、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等是会议选址决策和与会者做出参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Co和Govers，1999)。但是此外是否还有更基本的要素导致会议 产业的集聚?
通过ICCA 2007年的会议城市排名发现，国际上排名靠前的会议城市在城市特色上具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特点：(1)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2)旅游资源丰富。中国会议城市的排名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旅游与会议的关系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已经有很多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是协会组织选择会议地址以及个人做出与会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Fenich，1998)。然而，对于另外一个特点，即为什么政治或经济中心城市更容易产生会议产业集聚?仅仅从旅游学的角度，通过研究会议选址过程以及采用调查表进行调研分析的方法很难得到可靠的结论。
本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导致会议产业集聚的因素。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对于会展产业而言，经济比较开放的地区，经济文化活动相对频繁，市场信息交流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广，会展业的确得到较快的发展优势。但是，对于造成会展产业集聚的其他因素，经济地理并没有给出解释。本研究进而将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对会展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在肯定经济地理因素会对地区会展产业初始的集聚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新经济地理的因素通过收益递增的影响对产业集聚具有增强效果。在指标设计上，本研究引入了城市级别(直辖市与非直辖市)和城市区位(沿海城市与非沿海城市)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引入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地区消费者需求、信息传播等因素衡量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会议产业集聚的影响；此外还引入了对外开放程度指标分析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通过对10个会议中心城市的实证检验得出会议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3 数据来源
在样本数据选择上，本文选取10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采集了近5年各城市面板数据，对导致会议产业集聚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为会议产业集聚要素的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所选取的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青岛、大连、天津。在这10个城市中，既包括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省会城市(杭州、成都、广州)，也包括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深圳、青岛、大连)；既包括沿海城市(青岛、大连、天津等)，也包括内陆城市(成都、重庆等)，因此，具备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统计数据限制，本研究选取了上述城市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会展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尽管由于中国会议产业发展时间不长，对于会议产业的统计和调研比较有限，因此在计量分析上本研究只能选用5年的数据，但不可否认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深入研究会议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不断创造有利于会议产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实现会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研究方法
通过回顾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理论和会议中心城市聚集的影响因素，可以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会议中心的城市集聚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设为如下形式：
Yit=α0 +α01X1i+α2X2i,t-1+α3X3i,t-i+εit (1)
其中，Yit表示的是各年各个地区会议产业年收入，这是度量会议中心城市集聚的变量。为了便于计量，本研究采用了某地区会议产业年收入与 10个城市的年收入均值之比。一个地区的会议产业收入份额上升了，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会议产业的集聚。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不完整，对于Yit不统一的数据本研究采取了标准化处理。X1表示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经济政策因素的向量。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本研究对相应变量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使这些解释变量成为被解释变量被观察到之前已经被决定的变量，以减少模型的联立性偏误。其他希腊字母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X1――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沿海地区”和“直辖市”两个哑变量作为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1)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但另一方面会议产业对城市经济发达的要求并非绝对，因此，本研究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会展业向沿海地区集聚有正的影响。
(2)直辖市哑变量(city)
中国4大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会议产业的进入，所以本研究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正的、
X2――新经济地理因素变量
选取了5个新经济地理因素变量，分别如下：
(3)第三产业比重(service industry)
会议产业需要住宿、餐饮、娱乐等相关产业的配套和支持，同时也拉动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本研究采用了第三产业GDP占当地GDP比重与10个城市历年第三产业比重的加权平均数的比值，衡量会议产业外部性。
(4)城市化水平(urban)
考察城市化因素对会议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宋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10个城市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
(5)城市交通状况(road)
考察城市交通因素对于会议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相关性。本研究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10个城市均值之比来代表相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6)人均GDP(pergdp)
本研究使用人均GDP对数值与各年10个城市的均值之比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从而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水平和市场规模。
(7)信息传播能力(internet)
本研究使用该城市当年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与10个城市的均值之比来度量该城市的信息传播能力水平。
X3――经济政策因素变量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经济 国际贸易 创新 中国
21世纪的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如何更好的融入全球化，同时发挥本国贸易优势，相对应地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共谋和谐发展，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
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就是利用科学技术、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有意义的商业实践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产生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如果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较高的收入，以及低失业率和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发展下，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的，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新经济相比较传统经济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一种从知识经济而发展过来的全球化经济。有着显著的高科技化特征和全球化特征。新经济趋向于的主体是全球一体化，借助于电子商务来实现交换，生产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着重于集约型，凭借高科技和信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增长的原动力，无限供给人类所需的资源，让人类都可以获得资源的共享。总之，新经济的核心是现代科技，是利用知识和信息从事生产、分配以及更好使用的经济。
二、新经济时代影响下国际贸易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将产生行业内贸易朝气蓬勃的发展，行业范围的扩大发展，一些新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尤其经济贸易这一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下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首先是商品结构
对外出口的商品贸易主体是“高科技的密集型产品”。而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密集型产品”是指那种含有高科技的高成分的产品。国际上对此也有相关规定，无论是使用高科技的生产的产品还是有传统技术被高技术改造之后生产的产品，如果其高技术成分超过百分之七十，那么这些产品都被成为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与传统的相比，它们重量相当轻，甚至是没有重量，商品种类多样，方便操作使用，有很强的可用性，价格相对低廉，是无法与传统商品相比拟的。从现在的贸易现状来看，未来贸易的发展趋势是，以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增速会超过其他产品。
（二）新经济时代下，知识或者说是技术的密集型这一类的服务贸易将飞速发展
这也是一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提供各种各类的知识（技术）服务，具体细分是四个方面：1、信息产品和服务。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信息产品与服务都在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对信息产品和服务产品也有了更大的需求。所以说，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尤其是以知识性为主的国际服务贸易中，将信息产品和服务结合起来就是贸易的主要内容。2、知识。这个知识时代，科技的时代，知识也是一种商品，也是可以进行贸易交流的，包括很多方面，专利，管理，专业知识等等。3、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交易等等。4、投资服务。提供可供覆盖跨国经营投资的各种服务，具体的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能够供国际投资使用的一些通用知识，信息和知识技术都是这些功能的载体依托。
（三）在贸易中高技术贸易越来越重要
科学技术依然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这一要素，一部分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一部分是作为国际贸易中可以用于交换的对象，因此，与之相关的技术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作为体现技术的技术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的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新经济时代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新经济时代是依托信息与网络，那么全球的网络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必然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新经济时代这把双刃剑，让中国经济在获得机遇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必须秉持这全面看待问题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有效政策，充分发挥知识这一资本在外贸中大施拳脚，走出被动境地，争取占有主动地位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发展中，持续不断地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健康、持久地发展。
（一）增大科技投入，实行用科技发展带动贸易
注重科技的力量，不是一味的投资引进外资。同时深化市场上经济体制的变革，尤其是宏观投资或融资和微观上各个企业的不同经营体制的转变，较多地依赖市场的力量同时加强对知识产业的投入。
（二）增加教育基金的投入，重视人才资本的培养
相比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教育这方面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样造成，国民的素质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在一些服务贸易方面相当显著。这不适应现在的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这方面，对素质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需要专业的人才。一，国家加大教育基金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二，外贸企业也应该重视人力资本，多对员工进行培训，适应不断更新的知识。
（三）加快转变贸易的方式
如今网络交易已有取代传统交易的趋势，而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传统的交易方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电子商务以及网络贸易的宣传，另一方面，培养大批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和营销的人才。
四、结语
新经济时代是科技的时代，知识的时代，互联网络的时代。一系列科技的发展变革，促使经济环境，贸易，商业等一系列发生变化。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机遇，一种创新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对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紧迫的任务，调整格局，有效的利用科技网络资源进行发展。无论是国际的贸易，还是中国的贸易，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不断调整完善自我，才能更有利于本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尹祖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与我国对外经贸发展[J].当代财经，2003（1）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集聚 经济地理 新经济地理 产业政策 Panel—data模型
一、指标说明
本文采集了2005—2008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从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产业政策变量等方面设置相关变量，测度这些变量对江苏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提炼相关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建议。
1.经济地理因素。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认为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资源禀赋和沿海便利的港口贸易都会促使产业集聚。江苏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水利运输条件对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沿江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吸引了文化企业的进入与集聚。
2.新经济地理因素。20世纪90年代，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它将运输成本纳入到了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因为运输成本的减少会引发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问题，把这些要素融入到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中，就会得出不同于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观点。克鲁格曼提出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源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Venables，1996）、运输成本和需要求因素（Krugman，1991）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1]。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影响江苏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
（1）公共图书馆藏数量。城市公共图书馆担负着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大众服务两大任务。在促进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公共图书馆能充分利用馆藏文献和设施等条件，通过完善图书馆服务网络，举办讲座、展览广场文化等方式，为社会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使图书馆的服务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延伸，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2）人力资本。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多样化的人才。人力资本是文化产业起飞的前提基础，也是保证文化产业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因此，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3）文化消费需求。市场效应是产业集聚过程中向心力的重要来源，大的市场更容易吸引文化企业进入该区域，促进该地区市场容量的扩大，有利于文化产业的集聚（Krugman，1980）[1]。文化产业是一个高收入弹性的产业，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越强，那么对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就会更多，会导致本地文化产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吸引新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同时，文化产业在本地的集聚也促进工资的上升，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从而促进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4）交易成本。文化产业是一个高风险产业，为了应对文化消费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风险，文化企业通过空间上的接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建立互动的网络关系、加强彼此信任，降低交易成本。比如，降低企业搜寻成本，减少议价和谈判过程，通过人际关系维护和宣传企业的声誉。另外，文化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复制和传播等产品特性，这里采用城市化水平和邮电通信成本两个变量衡量地区文化产业的交易成本。
3.产业政策。作为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2008年，江苏省政府颁布了《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引导资金支持政府鼓励投资的文化产业项目。目前，我国各省市陆续出台了文化产业规划与各种优惠政策，是自上而下推动文化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力量。由于数据限制，这里采用金融发展水平和财政政策两个变量衡量江苏省各地级市的文化产业政策状况。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1.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类[2]：
（1）不变系数模型，也称为联合回归模型（pooled regression model）：
（2）变截距模型，也称为个体均值修正回归模型（individual—mean corrected regression model）
（3）变系数模型，或称为变系数模型或无约束模型（unrestricted model）
具体选择以上何种模型，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模型（1），如果拒绝H2，则需对H1进行检验，如果接受H1，可以认为符合模型（2），如果拒绝H1，则认为符合模型（3）。
假设H2的检验统计量F2服从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假设H1的检验统计量F1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
在（5）、（6）式中， 分别是模型（4）、（3）和（2）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个数，T为时期数，K为自变量个数。
根据以上提出的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为了检验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将文化产业集聚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设为如下形式：
其中，CIit表示的是第i个地级市在第t年度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当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用来度量文化产业集聚的变量；Geographyit表示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New—Geographyit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Policyit表示产业政策因素的向量；ui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数据说明
1.经济地理变量。本文引入一个经济地理变量：即是否为沿江地区城市的虚拟变量（yv），用来检验地理区位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之所以设置该虚拟变量，是因为江苏省文化产业存在着向沿江地区集聚的可能。
2.新经济地理变量。为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市场需求与交易成本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以下变量：（1）地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占全省比重（gt）；（2）人力资本外部性：地区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rk）；（3）文化消费需求：地区人均文化消费（文化娱乐用品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之和）与全省平均值之比（xf）；（4）交易成本：文化产业一般选择在城市集聚，城市化的发展会促使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文化场馆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显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文化企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选择城市化水平（cs）和邮电业务总量占全省比重（yd）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各地区的相对交易成本。
3.产业政策变量。为了检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两个政策变量：（1）金融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高投入与高风险的产业，而金融发展在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文化产业集聚可能会有显著的影响。本文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的比重（jr）来衡量一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2）财政支持。用政府在文化、体育与传媒财政支出与全省均值之比（cz）来度量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
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管理人才培养；教育改革
一、经济形态演变与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分析：历史的观点
管理学科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互生规律与联系。管理学的发展，不仅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关，而且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有关。从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主线看，每一次新旧经济形态的更替，都能促进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并进而带动管理学科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新经济形态本身也往往对管理学提出特殊要求，成为引导管理学发展的另一动因。
迄今，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经济过渡的时期（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时期）。在农业经济社会，庄园经济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虽说是初期的但却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的管理主要是为庄园主服务的，是庄园主的“管家”。其管理的重心在于财产物质本身的保管，以及各种往来款项的收取等。由于经济活动比较简单，不涉及投资、融资等业务内容，因此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些文化，会书写和做事精细即可。这时的管理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当然，管理科学也不会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产生。
现代的管理科学是以产权管理和管理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之后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大体上有两个发展阶段：产业革命之前以贸易经济为主的时期和产业革命后以工业经济为主的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财产物质及其交换只是一种形式，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交换而实现增值和赚钱。因此，人们不仅关注财产本身，而且更加关注财产的归属关系，即财产交换所反映的产权关系或权益。权益思想的出现和其概念（资本）上的普及化对管理学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使得管理工作由对财产本身的管理而转向对企业产权结构、管理组织形式的管理。自此，产权结构的调整、组织结构优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之一。而同期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以及嗣后产生的制度经济学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与产权管理相对应，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管理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经济阶段，管理技术是不重要的，也缺乏完整的方法体系。工业革命后，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纺织、冶金、煤炭等工业由于大量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使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管理学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如何科学地使用各种设备；如何对费用和成本进行有效地控制等。面对这些新问题，靠传统的管理方法是无法完成管理工作的。现实的需要促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于是，工程师与管理者联袂努力，共同创造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生产过程控制和成本控制的管理方法。
目前的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知识经济这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时，其对管理学及管理者素质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对管理学科的教育和管理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管理者应掌握最新的管理工具和技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的管理技术已非常丰富，已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被应用于管理领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技术和工业科技向管理学方面的渗透。如ERP和电子商务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2）管理者必须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管理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如果离开经济理论的支持，管理就会走入歧途。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掌握经济学尤其是新经济的一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和分析管理中所遇到的间题。
（3）管理者需要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新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企业的网络化和业务的国际化。尤其是我国加人WTO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因此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以便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开展业务。
（4）管理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社科素养。企业管理有信息管理、资金管理、物流管理等之分。
二、管理学科教育的变革之途
（一）加强“双语”教育
在语言教育方面，目前有两个值得重新认识和反思的间题：一是重视英语教育，强调四、六级的过关率，而对汉语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大学的管理类专业至今没有开（大学语文）或（汉语写作）课程。现在看来，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是有偏颇的，因为这会影响学生表达自我思想和与人沟通能力的培养。二是在英语教育上，重视大学英语而对专业英语重视不够。主要表现是，与大学英语相比，专业英语的课时少，而且多是选修课。
（二）重点培养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
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是学生的基本素质，尤其对有些管理类专业如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必须具备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对此间题尚无良策。现在很多学校侧重于到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应用能力，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判断，效果并不理想。
（三）突出专长，兼顾全能
全才与专才是一对矛盾。在学校教学课时既定情况下，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恰当地配置课时资源，是各校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强调全才、通才培养，课程按照宽口径、淡化专业的精神设置，增加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压缩专业课的课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做法进行反思。因为有一个现象已经出现，而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专业之间界限模糊，学生专业不精，没有特长。该掌握的看家本领学而不精，其他相关知识似懂非懂。表面看来，好像学生的知识面广，适应性强，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我们认为，在目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必须学有所长，学有所专，“一手仙，吃遍天”的信条在当前社会仍然适用。基于这种理念，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该加大各专业课程的比重，尤其在必修课中要体现这种思想。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经济转型升级；“三新”；统计制度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2003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深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加速发展。新经济的成长，有效缓解了工业调整的下行压力，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统计局用“三新”一词，来统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①。这是从企业经济活动性质、服务载体形态、要素组合模式等方面对新出现的经济活动予以总体描述。新产业是应用新科研成果、新兴技术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新型经济活动。新业态是指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形态。新商业模式是指为实现用户价值和企业持续盈利目标，对企业经营各种内外要素进行整合和重组，形成高效并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原有统计制度已经无法准确全面地反映新经济活动以及新动力成长情况，对科学认识和把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态势造成了较大困扰。统计部门有责任把“三新”情况搞清楚，把“三新”有多大体量搞清楚，把“三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搞清楚，以客观反映新旧动能转换的现状，为中央和地方研判经济形势、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和信息支撑。
尽管国家统计局正在研究建立与“三新”相关的统计制度，有的地方也在对新经济统计工作进行探索实践，但总体上都面临很大困惑和挑战，这给统计改革创新提出了新课题。为了深入探究“三新”纳统症结及其对策，我们对全国县域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一、新旧动能转换迫切的福建省晋江市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
二、案例调查：管窥晋江新业态
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市依靠发展民营经济和制造业创造了“晋江模式”和“晋江经验”②。近几年，为应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新变化，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晋江选择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经济结构调整之路。大力发展高端装备机械、新材料、光电信息、海洋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晋江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16%，高端装备机械和新材料总产值分别突破百亿元。
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晋江抓住“互联网+”发展趋势，积极培育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文化创意、城市商业综合体、现代专业市场、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取得了重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1―7月，晋江市服务业占三产比重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达337%，特别是规上其他营利业（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文化体育等）营业收入增长627%。但是，由于统计制度方法等问题，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难以纳入到现有统计体系里，也无法体现在主要经济指标上。
为了揭示“三新”的体量、进展和成效，我们依托晋江市统计局对晋江跨境电商、文化创意、城市商业综合体等部分新业态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实地调研，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统计数据不准确，但从中依然可以窥测出其发展规模和运行态势。
电子商务是晋江市新业态中发展势头较好的，初步估算有两千多家电商企业（包括开展电商业务的传统企业）。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八条措施的补充意见》《晋江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行动方案》等鼓励扶持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减免租金、销售额抵租金、奖励补助等各种优惠措施，分别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跨境电商洪山园和和陆地港跨境电商产业园。
跨境电商洪山园于2016年2月正式启动，面积3万多平方米，受益于晋江鞋服产业的稳固发展和便捷的物流优势，吸引了当地企业入驻、大学生创业、深圳等外地电商企业设立子公司；陆地港跨境电商产业园于2013年启动建设，以建设集通关服务、仓储服务、电商物流、商务办公、人才培训、生活配套为一体，营业面积有1430平方米。截至2016年6月，两个园区共有78家跨境电商运营企业和50家配套服务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商户从业人员622人，营业收入7420455万元，营业面积774798平方米。78家跨境电商企业营业执照注册类型均为法人，共有从业人员360人，营业面积达94316平方米，其中28家跨境商企业2016年上半年营业额为124286万元，其余50家因联系不上、企业内部规定、相关人员不配合等原因而无法得知具体营业额（表1）。
以上数据尽管不完整，但也初步可见晋江跨境电商发展成效。倘若再把漏报、少报的考虑进去，体量会更大，足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举个例子，调研中发现一家由七个大学生于2015年毕业后创办的跨境电商企业，主要依托晋江的产业优势对欧美销售鞋服，短短一年在线销售额即逾6000多万元，利润达20%。
晋江洪山文化创意产业园是20世纪90年代的旧厂房变身创意时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前身为创建于1994年的洪山综合区（原青阳镇工业园区），用地面积约3049亩，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重点发展工业设计、人才实训、电子商务和动漫设计等四大主导产业，配套发展时尚、创意体验、休闲娱乐等三大辅助产业，力促晋江制造升级为晋江智造。目前在文创园注册的企业有51家，共有从业人员539人，营业面积达166504平方米，其中33家企业2016年上半年营业额为58689万元，其余18家因企业内部规定、相关人员不配合、上报营业额为“0”等原因而无法得知具体营业额（表2）。
目前晋江市主要有三个城市商业综合体，分别是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泉州晋江万达广场、晋江宝龙城市广场。本次调查以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作为主要调查对象。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于2005年11月26日正式开业，是目前晋江市最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之一。据调查，SM国际广场全部可出租面积约为122621平方米，1700个露天停车位，2015年已出租114234平方米营业面积，租金总额8586万元，同比增长20%；商户销售额77725万元，同比增长29%；商户数424个，其中个体户372个，商户从业人员2287人，全年总客流量为100164万人次，同比增长130%（表3）。
三、纳统之惑：新经济统计困境
作为新经济的代表，“三新”的核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应用为代表，带动了整个产业形态、生产形式、组织方式、商业模式等的深刻变革，强化了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以及不同产业链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地分化、融合、跨界、变异以及与信息技术的嫁接，产生出了一系列新模式和新业态。
新经济活动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其发展规律有待探索研究，让人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初步研究发现，新经济企业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跨界融合、混业经营。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链涉及农业种植养殖、生产制造、研发、营销等环节，在销售环节涉及线上和线下，生产经营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纵跨虚拟和实体，经营模式趋向生产和服务一体化，给统计上产业划分、行业界定带来较大困难。
二是规模小、数量多、变化快。新经济企业具有信息化、高新技术、现代管理、劳动生产率较高、企业用人较少等特征，因此催生出大量小微企业，颠覆了传统的统计观念，对政府的统计能力是一个挑战；在“三新”为代表的新经济中，除新兴产业单位相对稳定外，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给统计的长期监测和调查带来很大困难。
三是抗风险能力弱。“三新”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成长期，而且草根创业者居多，资金缺乏，盈利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弱，一旦较早增加税负、交易、制度等成本，这些企业存活难度可想而知。
在现有统计体系中，虽然也包含一些有关新经济的统计，但内容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尤其是针对“互联网+”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内容很少，难以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三新”的总体规模、结构特征、运行趋势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当前，新经济统计面临许多现实困难，最突出的就是“三新”统计制度层面的新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尚未建立，存在着统计分类标准修订滞后、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不及时、全面调查有遗漏、抽样调查代表性不强、调查手段不够先进等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存在交集，难以厘清总规模
“三新”提法是分别从产业链、服务形态、营利模式的角度描述新经济，三者存在交集。如果仅仅将三者简单相加来得出新经济的总规模，就会有重复统计的问题。
（二）现行统计体系的产业划分不适应新经济活动，行业分类界定困难
例如“种植+生产+营销”“设计+制造+电商”“研发+制造+营销”“工业+互联网”“电商+物流”“体育+文化+酒店餐饮+零售”“总部+连锁”等，在一、二、三产中跨界、共生、渗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易剥离，在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也找不到它们应属的门类，于是许多新经济数据被统计到传统行业分类中去了，没有真实反映出“三新”的经济规模。晋江就有许多跨界企业，比如安踏、特步、361°、七匹狼、劲霸、柒牌、信泰、匠、天福茗茶等，既有传统业务，也有新经济业务，但统计部门只能按其传统主营业务进入归类，对其涉及的新经济业务无法单独统计。
（三）新经济统计内容、调查对象和相关指标不清晰、不具体
尽管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4月印发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专项统计报表制度》，但“三新”为核心的新经济统计内容和指标在概念解释上模棱两可，调查对象不好确定。比如，跨境电商，到底该统计哪些企业，是主营业务为跨境电商的企业，还是工商登记注册里经营业务有跨境电商这一项的企业，或者是涉及跨境电商业务的传统企业？莫衷一是。若是前两类企业，相对容易确定调查对象，而后者就不好确定和统计了。还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的众包、众筹、互联网金融等，是调查平台还是涉及这些业务的所有单位？如是后者，犹如大海捞针，更是难以确定调查对象，统计部门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可想象。
由于现有基本单位名录库中没有新经济企业目录，需要由基层统计部门组织进行拉网式地排查摸底，确定调查对象后才能组织实施调查，但调查对象虚虚实实，很难确定，导致拉网排查都无从下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许多主体是小微企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多也是小微企业，可现行统计报表制度中采用的中小企业抽样调查整体设计有所不足，无法及时准确反映“三新”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
（四）新经济统计具体操作困难重重，无法核算相关指标
由于国家对网上经营的法律和监管制度还不完善，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交易额以及网上销售额、零售额统计带来较大困难。目前，统计部门无法获取真实的电商平台交易额和企业网上销售额，基本是靠调查对象主动申报，数据出入较大。据了解，企业一年几千万元的网上销售额，可能只报几百万。尤其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网上交易（C2C），大部分交易主体是没有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人，只需要身份证认证后，就可从事网上进行买卖行为，流动性大，办公场所隐蔽，日常统计调查中难以观察和反映，造成电子商务销售额数据难以统计。据了解，许多大型网上个体户年主营业务收入达500万元及以上，但由于无法核算，都没有纳入限额统计。
再比如，对于城市商业综合体的统计，其租赁商户的数据质量较难保证，以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为例，该综合体2015年度共有424个商户，其中364家零售业，53家餐饮业，7家服务业；营业执照注册类型为法人的有10家，分支机构42家，372家个体户；从业人员2287人。作为综合体管理方，很难准确掌握租赁商户的从业人员、销售额等情况，而租赁商户大多为个体户，缺乏相应的统计台账、报表，填报数据随意性很大，造成综合数据核算难，而且有的个体商户因税收等原因不配合统计调查。据了解，近两年，受电商冲击，成本高企，城市综合体商户经营困难，淘汰很快，有的商户老板悄悄跑路，租金、工资欠付，影响社会稳定，对统计工作造成困难。
（五）数出多门，“三新”经济数据综合核算难
目前，我国有关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统计，没有统一规范和标准，部门之间的统计对象和统计口径都不统一。在政府统计部门开展调查的同时，商务部门和工信部门也都有电子商务方面的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度规定，统计上对电子商务的界定使用狭义定义，也就是说商品或服务的订货（也即订单签署）必须基于网络；而部门统计，往往指的是广义上的电子商务。造成部门之间统计标准不统一、统计口径也不统一。比如，晋江电子商务企业的数量，该市各部门迄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更别提具体指标的核算了。
（六）现有统计报表制度无法适应“三新”经济发展需求
“互联网+”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形成了许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可先行的统计报表制度尚未覆盖这些新领域，导致漏统、少统现象频频发生。比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机构快速集聚发展，但由于金融业增加值核算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部门指标进行推算，而部门统计尚未覆盖这类新兴的系统外企业。
随着“互联网+益民服务”走向深入，互联网在教育、卫生、养老领域融合发展，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养老O2O等服务业态方兴未艾，但目前仅覆盖企业单位的统计报表制度难以适应新经济统计工作的要求。还有“互联网+交通”，如滴滴、优步、神州等互联网运营服务抢占了国内许多出租车市场，各地也有大同小异的移动代驾服务，个体化O2O经营模式已蔚然成风。在此新模式下，依旧按照仅1000多个样本量的交通部门调查获得的公路运输总周转量来反映道路运输业的情况已经难以反映现实，也难以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对策建议：新常态如何破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统计部门需要积极作为，迎难而上，加强经济综合分析研究和预判，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敏锐把握、全面反映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和供需两侧出现的积极变化，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趋势性、前瞻性、协调性统计分析，逐步健全和完善新经济统计制度。鉴于此，针对“三新”纳统难题提出如下对策。
（一）修订完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把以“三新”为代表的新经济行业划分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类别，让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中的统计对象都能对号入座。新经济是动态变化的，其行业分类也应该是动态变化和不断完善的，要逐渐淘汰一些相对落后的行业，吸收进来一些新兴的行业。统计内容和统计指标的概念要界定清楚，做到操作简便易行。
（二）加强统计工作协同管理
各地成立统计工作领导小组，由地方主官或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统计部门承担小组办公室职能，加强统计工作协同管理，建立跨部门联席工作日常机制。并将统计工作业绩纳入考核各部门及其干部的重要内容，实施更为有效的奖惩措施。
（三）建立健全“三新”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防止数出多门、重复建设。统计部门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统计的沟通协调，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健全“三新”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信息共享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充分利用部门相关信息，建立统一完整、不重不漏、信息真实、合作共享的“三新”经济基本单位名录库。
（四）破解统计数据获取难、质量低等问题
统计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继续加强与大数据企业、电商平台、物流快递企业在数据收集、整合和分析方面的合作，实现统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破解统计稻莼袢∧选⒅柿康偷任侍狻1热缋用电信等部门手机信号信息、信用卡消费信息等大数据，加强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的统计；利用电商平台掌握的海量商品数据、交易数据来核算CPI、销售额等指标；利用网络流量、物流快递、租金、人员数量、店铺面积等要素来核算企业经营情况；等等。
（五）建立统计队伍的激励机制，推进统计改革创新
在增加人员编制和专项经费预算的基础上，建立统计队伍的激励机制，引进信息化统计人才，加强新经济统计制度的培训工作，全面深入推进统计改革创新。
（六）借力打造新经济统计智库
联合与借助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力量，建设更好发挥统计优势的新型智库，探索由“数库”到“智库”的新跨越。加强对宏观经济、重点行业和社会领域的深度分析与政策评估，提高预测、预判、预警能力，及早发现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和隐患。
注释：
①也有部分省市（如上海）将新经济概括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
②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提出的“晋江经验”。参见：《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人民日报》，2002年8月20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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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当今波及世界的企业创新浪潮密切相关。创新不仅涉及到企业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的变革，而且与整个社会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在新经济时代。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是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经济的基本内涵包括：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全球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美国有线广播网财经新闻把新经济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指所有的科技公司，包括从传统产业改造过来的公司；狭义的新经济则仅指电信、网络和电子商务。联网杂志社《新经济百科全书》认为：“在新经济里，人们靠脑力工作，而不是依赖双手。在新经济里，创新比大量生产更重要。投资人中意的是新观念和产生新观念的方法，不再是机器”。
引领新经济发展的美国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关注，美国企业在创新上表现出的活力，更是探寻发展之道的企业、组织甚至国家关注的焦点，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励创新、扶植创新，创新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创新也成了出奇制胜的法宝。
这一事实的说服力是毋庸质疑的，创新应该成为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题。但是，如果多作一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创新——成功之间的关系，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的。例如，同样是发达国家的西欧各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的现象?日本在20世纪8年展势头直逼美国，为什么没赶上创新大潮?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什么在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反而出现了金融危机?与这些问题相对应的是，创新在美国是如何成为潮流的呢?它源自何处?为什么创新首先是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地区)形成气候?美国的企业追求创新是天生的本能，还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一、新经济引发企业生存环境变化
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美国，知识和技术已超过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财富的创造日益取决于无形资产(研究与开发、品牌、员工的智慧和知识)。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许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根据统计和测算，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20世纪80年代上升到60％～80％，技术进步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中说：“据估计，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到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其中美国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80年代中的14％提高到了55％，而传统的支柱产业——建筑和汽车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下降到了只有14％和4％。
(二)“知识”和“人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知识和技术贸易”正在加速增长，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1990--1995年间，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为66．2％，大大高于制造业44．8％的增长速度。全球出口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比重由1985年的13％左右提高了近1倍，而同期的低技术产品出口则明显下降。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贸易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70％，高技术贸易比重增加成为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此外，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也大大促进了知识和技术贸易的发展。
人工成本作为一种传统的比较优势，同其他的竞争因素(如开发研究、运筹设计等)相比，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促进了“用脑生产”方式的根本革新，人们“干”得少了，“想”得多了。半导体微型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约70％是来自“知识”投入，而劳动力成本只占12％。无形资产开始成为企业重要的资产。
(三)创新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对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新经济的发展正是有赖于一批新技术产业群的形成。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资金和资源更是由低成长产业不断流向高成长高科技产业。美国科技股市值由1990年的3000亿美元激增到1999年底的4．5万亿美元。科技股占美国股票总市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10％激升到2000年初的33％。高科技上市公司激增，使得美国经济可以对资源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由传统产业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此外，技术关联在产业关联中作用增加，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技术关联，使得新经济中一个产业部门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将会引起相关部门相应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从而增强了新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整体性。
(四)激烈的科技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被推向新的环境中。销售额上升，利润额下降；成本提高，效益降低；风险增多，保险系数减少；经营难度加大，成功率变小。加之经济全球化，局部竞争的市场变成全球范围的经营场所，各国的企业都将被逼上同一个擂台，互争高低。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总趋势。在这种严酷的经营环境中，对企业而言，以前被认为风险最大的创新，相对于按部就班，反而成为企业求得稳定发展的手段。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在静态中实现或保持，而必须在动态进取中求得。“在信息时代，不是大公司打败小公司，而是增长快的打败发展慢的”。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这是新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无情法则。
二、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这里特指的是在企业周围由于共同需求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情况和条件。环境对创新的推动力不容忽视，最为典型的要数我国著名企业——青岛海尔电器集团。1984年它还是一个亏损147万元人民币的集体小厂，经过10余年艰苦奋斗，到现在，海尔成为拥有400亿人民币资产，年全球营业额近50亿美元，产品遍及全球，在世界白色家电领域排名第6位的国际化大企业。它靠的是什么?一靠创新、二靠企业文化、三靠优秀的企业家张瑞敏、四靠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新可谓是海尔经验的核心和精髓，而扶持和保护这种创新精神则得益于青岛市政府。作为沿海较发达地区，青岛市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真正地从百姓的实际生活和需求出发，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是为百姓服务，所以，二者最终不谋而合，目标一致，企业努力开拓市场，政府为企业服务也是尽心竭力。这样，企业处于一个整体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经过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强势企业自然会脱颖而出。所以，一大批强势品牌企业(如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等)诞生于青岛就不足为奇了。
创新不仅仅是大企业的专利，随着小型企业在全球地位的逐渐增强，小企业创新日益得到关注。根据美国小型企业协会(SBA)的数据，全美55％的企业创新是来自于小型企业，这得益于美国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美国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包括技术、行政、管理、金融、诊断、培训、国际化、信息化和计划等多方面的服务内容。以美国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服务为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的作用最为突出，TPCC的措施主要包括：(1)对中小企业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通过对中小企业出口融资性质、范围等的调查和认识，弄清中小企业在哪些领域最需要资金，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融资最有效等，然后通过实施简化的、一条龙的融资服务，使中小企业出口商获得出口前的流动资金。(2)政府与私营部门密切配合。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TPCC意识到需要寻找更多的办法去筹集资金来促进中小企业出口，尤其是应该与私营部门密切配合。(3)成立贸易信息中心，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措施。(4)组建出口协助中心，并将其扩展为覆盖全美的出口协助网。这些中心，集中了美国有关部委的服务和计划项目，开展着范围广泛的出口协助活动。从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出口，鼓励其开展国际经营，美国政府从资金、人才、信息、机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些作法是独具特色和注重实效的，值得我国借鉴。
三、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我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认为：制度高于技术。在此可以将美国与日本的发展进行对比，以探讨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以及发展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企业、文化界都陶醉在成为经济大国的成功情绪之中，美国经济正陷于困境。现在回过头看，这一时期正是各自的转折点。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另谋出路的Intel、AMD、TI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后重现活力，而日本半导体企业开始陷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激烈竞争中，四小龙的综合成本比日本企业更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开始下降。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企业没有如美国企业一样壮士断腕，而是利用自己与银行、政府的密切关系寻求保护。银行降低利率以促进出口，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保护本国产业。这种保护短期内有效，但从长期看，问题会越积越多，难免总有掩盖不住的一天。而且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无论是日本近代经济发展史，还是二战后实现工业化的现展史，都突出地显示了大企业行动的历史性作用，众多中小企业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贡献，也是在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系列化框架下完成的。日本的新经济的特点在企业层面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建设以大企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作为高新科技产业和新经济范式典型代表的风险投资，在日本主要是由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承担的，间接融资的性质和场外交易范围较小的特点，限制了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美国有限合伙风险投资公司的形式，日本称之为TSJ。但是，TSJ的数量并不记入日本风险投资公司的统计数字，并且TSJ在日本发展也不快，对日本风险投资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绝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是大银行、证券公司的子公司，它们占日本风险投资公司数量的70％以上。由于这些公司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投资的相当大部分属于融资业务，决定了它们势必将大部分资金投向传统企业而不是创新型的高技术小企业。积重难返的制度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企业不仅拿不出像上世纪70、80年代那样顺应时代要求又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而且在近l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下降、失业剧增以至企业倒闭。由此可见制度、体制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企业创新的法律环境
创新是知识的创新，所以新经济又经常被称为知识经济。探究创新为什么在美国成为一种潮流、如何成为潮流，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企业的法律环境。美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较好的国家，不仅在立法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创新者的权益，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屡屡受到外国公司的起诉，威盛接连遭到英特尔的打压，国内DVD厂商全面妥协，以及最近发生的思科起诉华为侵权案，无一不反映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势在必行。企业创新的成果，是企业文化的体现，更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法律途径，对自己知识产权认真保护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势必将面对来自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压力。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争夺知识产权。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科技投入也愈来愈大，没有专利的保护，就不能收回科技开发的投入，更不能获得高额回报，也就不能为下一轮技术研究与开发准备资金。企业不仅要有创新意识，更要加强利用法律手段实施自我保护的意识。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技术冲击；时间不一致性；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1月14日
一、引言
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现代凯恩斯理论和它的继承者始终在经济周期和政策稳定性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波动首先是由需求的变化引起的，并且致力于解释和说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是随后1973年和1975年的石油价格上涨和生产率的下降显示，供给一方的强烈震荡同样给经济周期带来很大的影响，以该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证明了供给一方，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需求一方所产生的影响，即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文章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加以分析。
二、实际经济周期的运用
（一）技术冲击的运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货币或虚拟经济的角度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而忽视了经济危机发生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因素。事实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杠杆，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创新浪潮的乏力甚至间断是引致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的内源性因素。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少见的持续性高速增长，其主导推动力量便是当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重要创新带来产业利润率的上升和企业家乐观预期，进而带动了其他产业部门创新浪潮的出现和利润率的普遍上升，由此形成了当时美国经济的高速度和低失业率，使美国处于明显的经济周期上升期，这种经济的高速度、低物价和低失业率被认为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但随着信息技术创新力的减弱，没有形成接续性的技术创新浪潮，导致产业投资衰落，“新经济泡沫”随之破灭，经济周期进入下行期。尽管美国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刺激投资的措施，但也只能是延缓经济衰退的颓势，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但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现实情况看，这些货币金融政策只是暂时缓解危机的权宜之举而非治本之策。具体表现在：
第一，GDP增长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GDP增速由2008年的11.3%大幅降低，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历史新低6.6%。随着政府4万亿元刺激政策的实施，GDP增速逐渐好转，2009年第四季度增速达11.4%，2010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GDP增速都超过了10%，分别为11.9%和10.3%。但随着4万亿元投资带来的效果逐渐减小以及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的结束，从2011年以来，GDP增速逐季回落，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更是首次跌破8%。
第二，三驾马车回落。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2008年开始三个指标不断回落。2005年以前，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2004年一季度曾创下同比增长47.8%的记录。2006年以后增速呈逐渐回落状态，2012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创十年最低。同投资相比，消费增速一直较缓慢，在2008年一季度达到20.6%的峰值后又呈现回落状态。2012年一季度是5年来的最低增速。我国的出口依存度较高，出口增速在大多时期甚至高于投资。由于金融全球危机的影响，出口在2009年的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直接导致同时期的GDP增速也跌到了谷底。2010年虽有所回升，但2011年以来由于欧债危机的恶化，国内生产成本上涨等原因又再次降低。2012年一季度出口是十年中除2009年一季度外的最低增长水平。
（二）时间不一致性的运用。我国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实施了“一揽子计划”、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刺激了国内经济，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另外，央行通过其货币政策，调控市场中名义货币供给，已达到提高利率和产出水平的预期。但在刺激经济的同时，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高通货膨胀、地方政府高债务、需求结构改变等问题日益严重。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多。2008年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贷款的产生，使M1、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其中，全球新增广义货币M2的规模中有48%来自中国，2011年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高达52%。2009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7.7%。
第二，通货膨胀严重。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在高速增长的CPI和房价上。以2009年为例，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比2008年增长75.5%。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80.0%，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分别增长66.9%和45.5%。以此数据计算，2009年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4，695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近24%，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25%。这两个涨幅，都是近15年来最大的。2004年全国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涨幅近18%，2007年为15%左右，2005年为14%左右，其余年份都不超过10%。与此同时，CPI从2010年开始上涨，2010年CPI为3.3%，2011年CPI为5.4%。尽管这还属于温和通货膨胀的范围，但因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很大，3%以上的CPI上涨率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比过去会更大，因此反应会比以前强烈得多。
第三，需求结构改变。消费、投资及出口对GDP贡献率与2008年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模式主要为出口导向型，出口对GDP贡献率为正。2009年出口贡献率大幅降为-37.4%，首次对GDP产生副作用。2008年底政府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使得2009年投资对GDP贡献率大幅超过了消费。但随着房地产深度调控以及地方政府投资的放缓，投资所带来的关系逐渐降低，而消费则仍保持平稳增长。
第四，企业经营效益下滑，产能过剩。中国24个工业行业中已有2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其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6个行业是重点。不仅一些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而且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摆脱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需要依靠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出现。在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不但在中国长远发展中有巨大的需求空间，同时也体现了全球新一轮技术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但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还要着眼于抢占未来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长期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为主。虽然技术引进消化具有必要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因此，我国应转变发展模式，着力于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依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实现产业化，完善产业链，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实现这一变革的核心要素是要着眼于培育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对产业链中最具附加值和影响力环节的控制力。
发展新兴产业的重点是营造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与政策环境。要对新兴产业实施更大胆的准入放开政策，民营资本对新兴产业有很高的投资热情，除国家明文规定禁止进入的领域外都应允许民间资本公平地进入。要打破垄断和部门分割，为新兴产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
（二）实施稳定的经济政策。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一方面要稳定经济；另一方面房价居高不下，物价也存在随时反弹的可能，因此货币政策调整要更谨慎，不要轻易动用降息的工具，要尽量减少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至于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原有基调。因此，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我国经济政策旨在提高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中也不能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我国政府是非常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我国政府基本遵循“政策规则”，适当采取“相机抉择”，把一定的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较好地避免了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实际经济周期研究的基础是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发展阶段，距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还较远，市场反应迅速且调节有力的条件还未实现。而我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时，对经济不做任何干预是不可能的，单靠市场调节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和高失业率状况持续过长，将造成极大的政治、经济风险。
（三）加强供给管理。维系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本“三低”局面已经结束，既有的以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方式难以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我国由于总需求管理措施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渠道并不通畅，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是直接作用于投资，而不是通过影响国内消费需求来产生政策效应，所以居民消费需求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无法改变“两高一低”的结构性失衡。因此，政府应降低微观主体对需求扩张政策的严重依赖，积极发挥供给政策的激励，着眼于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时下的重点是：第一，调整结构应该从优化投资结构入手，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调整。第二，推进价格和财税改革，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机制。结构调整尽管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更重要的是依赖市场机制，特别是要素价格与财税改革，因为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稳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彻底改变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的状况，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移。第三，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运行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应短缺。因此，要彻底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有效供给。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J].世界经济，2004.4.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第8篇
（世经评论·北京）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特点，从多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笔者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充其量只是旧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旧理论的否定和终结。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有人提出，在“新经济”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假定的现实性受到了影响，信息的专有性和垄断性受到了冲击，经济中创造了大量与信息有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专门的信息市场。借助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传递到全球，使人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行为（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息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的解释受到削弱，原来这些模型所表达的经济学现象也会被新的现象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