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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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1篇
这个问题使我有点措手不及。面对学生的质疑，我努力镇定下来，对同学们说：“老师在备课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所以一时也不可能给大家作出科学的解释，请同学们互相讨论一下，我们一起探讨答案吧。”
同学们活跃起来，很快有同学提出了假设：
伏尔泰推崇的儒家思想，不应该是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应该是儒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吧？
学生的发言把我的思路打开了，我及时引导学生分析儒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有哪些。学生通过讨论，总结出以下方面：
“仁政”“民本思想”“为政以德”“民为贵、君为轻”及伦理道德的思想内容。
我又引导学生思考伏尔泰推崇这些思想主张有何目的？
有的学生谈到：伏尔泰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的法国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封建统治腐朽，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阶级矛盾尖锐。伏尔泰认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希望法国的封建统治者用儒家的理性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借此来反对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
还有的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主张修身养性、宽宏大量、乐善好施、仁恕之道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启蒙思想家希望当时的法国能够借鉴这些思想，缓和社会矛盾。
经过师生的共同对话交流，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当时整个欧洲处在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相应的地位，但现有的制度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启蒙思想家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有力的支持，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理论依据，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等人发现中国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成为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来源。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启蒙思想家认为儒家要求人们达到的这一境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依靠个人的修行就可以达到，借此反对天主教神学的统治。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正如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微课教学；高中历史；百家争鸣
新生事物总会具有两面性，微课也是一样，许多教师对微课的看法不一。的确，微课需要的时间较短、容量也比较大，为求知者快速的取得知识提供了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哪些内容可以作为微课的课题，哪些内容不可以；微课教学导入要注意哪些方面等等。因此，微课程教学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且结合实际做具体的改进，以达到更好的为学生服务的目的。下面以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三《“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加以说明。
一、注意选题
既然上的是微课程，那么势必与正常课堂那样含有大量内容有所不同，它要求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这样，微课的制作，必须首先精选课题的内容。根据教学重难点的设置和文本内容的特色确定教学内容，这样既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又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所以，作者认为选题是微课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个优秀的微课选题可以让微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一个糟糕的微课选题也可以让本应出彩的微课变得索然寡味。
一节微课一般讲授一个知识点，对于这个知识点的选择，关乎知识结构的设计，对于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用来制作微课，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的重点为“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的主要观点，了解儒家思想的形成。难点为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考点为知道诸子百家，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从本课重点看，百家争鸣的意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作为选题的切入点；从本课难点看，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作为微课的选题切入点；从考点来看，百家争鸣的过程、百家争鸣的意义可以作为微课选题的切入点。
二、微课教学过程要精练
（一）微课导入要新颖、迅速
微课要求时间较短，一般5-8分钟，因此，必须要迅速切入课题。但同时还要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保持亢奋状态，这样一来要求就更高了。为了让微课更加的新颖，可以设置一个问题导入课题；可以回忆以前的内容导入课题；可以从生活的实践引入课题；也可以直截了当进入课题。但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途径，都要在力求新颖的同时，紧贴主题，迅速切题，这是进入课题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我们要把较多的时间分配给教学内容的讲授。
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为例，将本课百家争鸣的过程作为微课课题。可以利用孔子讲学的视频进行导入。一方面，视频作为有效的多媒体资源，可以吸引多数学生的注意；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视频大体了解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动与观点，便于儒家思想观点的概括与总结。
（二）讲授线索要明亮醒目
微课的讲授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只有一条线索。在这一条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内容，剪掉那些可有可无的细枝末叶。比如，有时为了讲授重难点内容，经常需要罗列一系列论据，在罗列论据时，就要求简单而精确。再加上巧妙启发，或积极引导，力争在有限时间内，圆满完成课题所规定的教学任务。
如以《“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中百家争鸣过程为研究课题，需要着重讲解的就是儒家学派观点同其他学派观点的不同，要突出主干，就必须懂得取舍。要突出儒家学派的地位，就要将儒家学派的观点细化，比如仁、礼乐、为政以德等儒家学派观点要列材料解读说明。儒家学派观点这条主线明确，与其它学派的观点对比也就比较容易，但也要懂得取舍。比如儒家学派主张“仁”，也就是人要有爱心与智慧，而墨家学派的“兼爱”表示爱所有人。为阐述二者区别，可以引用《墨子》材料，比如“顺天之意者兼，逆天之意者别。”加以解释，这样就可以有效理解二者的不同。
三、要有自己的亮c
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哲学 合法性 先秦儒家思想
“哲学”一词最早出自于古希腊，其拉丁语为 philosophia，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其含义是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0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但在西方特别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不能成为问题，在西方许多哲学著作中，如1687年巴黎就已经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黑格尔也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尽管他极力贬低中国哲学。由于近代西方的强盛和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和思维，他们提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具有体系的合法性的局限性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智慧之精神，先哲们在寻求智慧的“道”，尽管没有引用“哲学”名称。但无论从体系形式还是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其特征、精神、本质、价值等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哲学的存在，而且更能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关切人生之价值。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极其丰富多彩，内容深刻精深。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的影响，其所内容和形式完全可以证实中国哲学的存在和真实性。为了说明先秦儒家思想证实中国哲学的真实确切性，以下就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哲学的“合法性”的首要问题在于弄清哲学的确切定义及其研究内容
古今中外对哲学是什么探讨甚多，也是哲学家们最感兴趣却最为头痛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界定。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是如此下的定义：“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以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地域，这片无人地域就是哲学。”[1] 梯利在其著作中说到：“只有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像，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2] 可以看出，梯利和罗素对哲学阐述是区别与科学和神学而言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纯粹的研究自然科学，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做科学；也不是一味地研究精神和幻想，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神学。哲学应该是研究人之学，是研究与人发生一切关系的存在之学，研究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怎么样、人是什么样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么样去做等一切有关于人之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给哲学下了个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样学问叫做哲学。”[3] 黑格尔在其书中把哲学比喻成“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和生理学”、“同一句格言”、“动物听音乐”。说明了哲学是灵光之学、批判之学、自我否定之学、反思之学、真理之学、体会情感之学、思维撞击之学。如此说来，哲学应该是人反思人自身之智慧之学，是人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学，所要研究的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状态如何（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人生论），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知识论）。 冯友兰 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哲学研究对象界定为：“宇宙论——目的在求‘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
综上而言，哲学的确切定义应是：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是追求人生价值之学，关注人与周围一切之学问。所研究的内容应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与人关系怎么样（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归宿何在、价值何处（人生论）；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的关系，怎样提高知识、充实思想（知识论）。
那么，基于如此之定义和研究内容，中国哲学的正宗地位和真实合法性就是可以肯定而确切的，先秦儒家思想也以包含此内容证实了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
二、先秦儒家思想简述
（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论
人立于世，世界万事万物与人发生着各种联系关系。人类产生发展之过程中，便面临着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众多思想家也试图从各方面来揭示洪荒宇宙之真实面目，先秦诸子百家也多有探索，儒家思想对此有着众多的思考和探寻。
《易传》关于宇宙论之基本概念是太极和阴阳。《系辞上、下》多有记载。《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之根本，万事万物之发生发展过程。以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几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是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是自然中八项最显著的事物；[4] 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最基本要素。
孔子亦言天道，对宇宙之奥秘试图探索。《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说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皆由于天意，天是一切之主宰。《论语·子罕》曰“天之将丧斯文夜，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八佾》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所谓天，认为此苍苍之天即生成一切、统治一切之最高主宰。一切皆此天之所生，此天对于一切有主宰控制之力。孔子的天之观念，可以说是由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过渡。[5] 孔子可谓是中国宇宙论的先驱前导。
孟子也对天进行言道。《孟子·万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明与之。天与之者，浮浮然命之乎？曰否。天不眼，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也。”又曰：“莫之为而为之着天下也。莫之致而圣之者命也。”认为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便是由天决定。同时孟子还认为，天是人性之本命，天是万物之本原。
荀子论天之处甚多，并在儒家中最为特殊。他重的是“天人相分”，“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在“天人之分”理论的基础上，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能被人所用。《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确实超出常人，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天”的深刻认识，确实是难得可贵的。
在当时，儒家思想的宇宙论已经丰富，尽管当时还未系统，但诸先哲在研究人生之过程已经充分思考到宇宙万事万物之奥秘、人与自然之关系，乃为后来的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先驱之导向。
（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生论
先秦儒家着重关注人世、关切人生、关怀人情，对人生伦常之学探索最为丰富。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荀子曰重礼。义利、德力、群己之辩十分激烈。
孔子其人生思想核心在于“仁”，其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着重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推崇的是“忠恕”之道，推行的是“仁者爱人”的理想，遵循的是“克己复礼”的原则，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遵从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的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目标。可以说孔子的人生论思想最具体系，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
孟子重内省，讲人的心、性。孟子主张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人性本有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致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提出了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而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孟子重“养吾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仁义”等道德观念，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动精神。“尽其心者，知起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对人生论的思想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强调的是人伦、人性、人文。
《易传》在解释乾坤二卦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赞扬“刚健中正”之道，鼓励人发扬自强不息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强调人们既要有刚健的“德行恒易，以知险”，又要柔顺的“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倡导的这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质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主张性恶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于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治体系，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来使人向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可能性。
先秦儒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对人生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些基本命题产生过不同看法，乃至出现过一些对立。但总的说来，先秦儒家在人性问题、人文关怀和道德本位问题以及人生修养问题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也深远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知识论
先秦儒家最注重人生，尤其是人性、人伦、人文、人道。但论人论天都在求知之中，“闻道之方”也即是“致知之方”。先秦儒家皆论及致知之道，寻求“教化之路”，亦多谈知识论。
孔子极重教育，其致知方法之核心是“一以贯之”，而亦颇注重“博学之文”。可以说，一以贯之是第一原则，博学于文是第二原则。《论语》一书多次谈到求真知之方法和态度：“盖有不知而作之着，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子绝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子罕》）孔子讲正名，重视近的名词之间的区别，注重使名实相应，使名符于实，实符于名。“必也正名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
孟子着重言及道德的知识来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在学思二者之中，比较注重思。孟子以为思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道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思是心的机能。由感官不能得真知。欲求真知，须反求于心。思，便得到真理，不思则不能。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能尽量发明此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了。孟子的方法亦是一种直觉法。注重反省内求，用思的功夫，以自省其心。自省其心，以至于无不尽，便能知天了。[6] 孟子是主张由心的内省直觉以达到领会宇宙之根本原理、万事万物之根本知识。
荀子的知识论是中国文化的辉煌一页，其反映论和认知方法以及逻辑思想极其系统。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明确指出，人对于外界的不同事物的认识，都起始于人的各种感官所有的不同的感觉（“缘天官”），“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并认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使“心”保持“虚壹而静”，要“解蔽”。荀子认为，“名闻而实喻，名之同也。”（《荀子·正名》）注重名实相符，着重研究了判断和推理的性质和作用。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荀子还指出当时逻辑谬误：“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而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之惑者也。”（《荀子·正名》）
《易传》和《大学》亦有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易传》的方法，以仰观俯察为初步，以穷神知化为至极；由现象的观察来获得事物之规律，从而探知万物之秘密。[7]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上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也！”（《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系辞上》）
周秦之际的儒家所作之《大学》，颇注重致知，《大学》认为“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所谓致知在格物，在于求知必须与物之接触，必须实际去考察物体，方才能获得真知。[8]
先秦时期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儒家诸子的思想开始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先秦儒家思想中，注重探讨人生论问题，重的是人性伦理，寻的是人生价值。但在宇宙论和知识论也充分展示其体系的一面，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为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内容极其丰富，完全体现了哲学所在。
三、先秦儒家思想说明了中国哲学存在的真实确切性
哲学应是研究人类之智慧，关注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怎样，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关切的是人如何完善自己。正如罗素所说：哲学是区别科学和神学的，哲学是大智慧，其价值在于是给予人们对生活的挚爱、对命运的关切、对境遇的思虑、对未来的期待。
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神学。如果依据科学研究来确立哲学体系的标准，依据科学的体系来核实中国哲学的“合法”与否，则是非常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哲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更不知道哲学的价值所在；拿着西方的近代所谓的“方法”来说中国哲学“不合法”是极其错误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中国哲学的特征、精神、内容以及地位进行充分了解。
中国哲学具有着哲学的普遍特征，那就是追求智慧，寻求真知；同时中国哲学又有着自己的体系、特征和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更加的关注人的一切，更关切人生的真谛。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精神之内容和基本精神完全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价值所在。重做人和重视道德，探究天人之际，求和谐的辩证思维，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重视教育、寻求真知等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哲学所有的本质所在。孔子之仁思想，孟子之义境界，荀子之礼思想，《易传》之易理念，皆是着重对人世的关注、怀着人生终极关怀的情怀，表现出人生论之精华。孔孟论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易传》思天地之产生变化之道，这都展现了宇宙论的体系。求真知，重和谐的辩证，从格物致知到修身养性，再到知天知人“观天文、察地理、探幽明”皆涵盖了知识论的精神。
所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毫无可疑之处，先秦儒家思想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体系展现了哲学存在的一切可能，包容了人类智慧的所有精神。如果要分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合法”，更是哲学。
参考文献
[1] 《价值的历程》 赵馥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3] 《卷·中国哲学史大纲》 刘梦溪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4]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著 人民出版社。
[5] 《中国人学思想史》 李中华 主编 北京出版社。
[6] 《西方哲学史》 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7] 《西方哲学史》 梯利 著 伍德 补 商务印书馆。
[8] 《简明哲学通论》 孙正聿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先秦儒学》 钱逊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之论语·孟子·周易·荀子·礼记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注释：
[1]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1 页
[2] 梯利：《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6 页
[3] 刘梦溪：《卷·中国哲学史大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 5 页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6 页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28 页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02-403 页
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考 复习 路径 体会
“高考”，这是个让人恐惧又向往的词语。恐惧，因为它太折磨人，折磨学生、老师、家长，为它吃不好睡不香，为它魂牵梦萦；向往，因为过了这座“独木桥”，就得到了通往理想之路的通行证。因此，高考的复习被放在了一定的高度。
一、调整好学生心态
在正式复习之前，就必须给学生讲清高考在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意义——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道路，但它是丰富知识、加强自身素养最好最方便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目前参与社会相对公平的道路。同时，在复习的过程中要随时注意学生的心理辅导，注意“和谐”师生关系，从而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既能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助于减缓考试的心理压力。
二、找到有效的学习路径
1、对教材大纲要有新认识
从过去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有两点影响了我们对教材大纲的信任：一是考察的知识突破了大纲的“考试范围”，或者是考了课本中的小字内容；二是部分试题较偏，与课本中的知识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在复习中一定要摒弃两种倾向：一是完全依据大纲进行复习而不知变通；二是完全抛开大纲而自己“另起炉灶”。
2、复习要有新思路
（1）历史复习的基本要求是“依据大纲、立足课本、狠抓主干、全面复习”。
（2）为了复习好历史以便在考场上拿高分，仅有常规的做法是不够的。复习思路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从政治史观、革命史观转向文明史观、全球史观；以文明史为总纲，以近（现）代化为主线，以全球化为导向，渗透新课程理念，重建具有现代化色彩的知识体系。
（3）从局限于课本向拓展知识面转变。读熟课本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在考试中，学生面对新材料往往不知所措，原因在于学生平时阅读量不够，接触新材料少，因此对新材料“过敏”。学生在复习中应该有意识地结合课本，寻找一些阅读材料。如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是高考命题热点，但课本中介绍的仅是最基本的知识，复习时就可以有意识地寻找这样一些阅读材料：体现儒家思想的名言，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儒家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等。
（4）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近几年高考历史都有对传统文化的考察，如2010年考察了“五德”，因此在复习中要注重人文史地、文化遗产、人与自然、人文综合的复习。
（5）从平面复习向立体复习转变，即不仅要梳理要点，而且要建立专题，在复习中重建知识体系，如政治专题、经济专题、思想文化专题、国际关系专题、改革专题。
三、方法要有新突破
1、落实基础知识
结合近三年的高考题，可把考点分为已考考点和未考考点。进行这样的区分是为了让学生在复习中有所侧重，即对未考考点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复习。
2、培养思维能力
要多角度思考与生成知识。课本中的观点，基本上是已成定论的或者是主流观点。实际上，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国内外有不少人在研究，因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同一历史事件出现不同的看法；在主流观点之外，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对已成定论的历史观点，有人提出了新看法。
3、培养阅读理解材料的能力
做材料型题要与依据材料设计问题并重。对于培养阅读理解材料的能力，大家都有了足够的重视，但效果并不理想，这说明仅从做题中培养能力的效果是有限的。
除了做题之外，我们可以立足课本，充分利用课本中的材料：根据课本中的某则或某几则材料设计几个问题，并给出答案，然后在同学之间进行交流。这样做，一可以让学生熟悉各种形式的材料；二可以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三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与能力；四可以学习如何组织答案、规范表达。
四、在高三的下学期，所练试题一定要求精求新，不能搞“题海战术”
一般而言，所练试题要有三种“气息”：学科气息、时代气息、生活气息。
1、学科气息。试题要有历史学科特色。历史学科的特色就是史出、史论一致；体现在试题上，就是通过材料考察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和能力。因此必须让材料型试题成为试题的主体，而且材料的类型要多样化。
2、时代气息。试题要渗透以史为鉴的教育功能，要与现实问题建立联系。
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5篇
[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论文百事通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中国、南韩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的概念变成了为得到超度的绝对忠诚。因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上帝只适用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们敬畏、惧怕他们的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个。而东北亚洲人普遍习惯多神教，大多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求助于神，并不惧怕神，神在他们的精神力量里很软弱，因为对神(上帝)他们总是有自己的选择。
宗教徒对死亡的看法与儒家理论不同。基督教徒们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产物。他们威慑于上帝的威严。男人劳动，女人生育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基督教徒认为生活在现实世界就是痛苦，死后可以进入快乐的天堂，死亡是解除痛苦的根本方式。起源于南亚的佛教是东北亚洲最为流行的宗教之一，佛教徒也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因而，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寻求解除罪恶与痛苦的救世主，如主、耶酥和菩萨等。
相反，崇尚儒家理论的东北亚洲人最怕的就是死亡。他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只相信现在活着的世界，并不相信基督教里的天堂和地狱，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也不相信佛教里的伊甸园。他们认为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最快乐的世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痛苦。他们既不像基督教徒那样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被上帝选为圣人，也不能像佛教徒那样因生命的轮回而获得再生。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可能长久地活着，哪怕只多活一天。
对东北亚洲各国来说，宗教是一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儒家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令东北亚洲国家的人们信服，后来的道家也成功地提供了一些解释。儒家思想在亚洲东北各国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是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还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尽管在东北亚洲长期宣传，仍然不能改变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看法。
二、死后的世界
儒家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控制精神的是魂，控制身体的是魄，魂魄的组合就是生命，死亡导致的魂魄分离。死后魂漂流到上界，魄到下界。根据这种解释，通过对死者魂的召唤可以获得生命。即死者可以通过招魂仪式重返人间。儒家的这种解释可以消除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恐惧。死者的招魂仪式就是用黄教。儒家是在黄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其他几种黄教只保留了仪式而未在理论上有进一步发展。在古代，儒家子弟举行死者的招魂仪式。随着儒家的发展，死者的家人和后代充当了这个角色。
人们认为，生育后代是死者返回的必要手段。换句话说，生育后代是把某个死者的魂传给新生婴儿。在东亚这叫投胎，即死者的魂与胎儿的魄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即使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继承他魂的后代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通过招魂仪式复活先辈的灵魂使先辈能复活，因后代的出生而继续先辈的生命，这种信仰使人们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认为，做好事多的人死后投胎可以做人，而做坏事多的人死后就投胎到动物。这一观点将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动物死后也是魂魄的分离。这与当今社会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尊重实验动物的权利是相吻合的。
另外一种解释是，后辈是先辈的再生。这种前辈和后辈最亲近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是未来的后辈，而子女是故去的先辈。这样，这种“先辈(父母)——自己——后辈(子女)”的关系对应的时间顺序是“过去(父母)——现在(自己)——未来(后辈)。”
儒家提倡的孝道由三件事组成：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和养育后代。大众认为的孝道只是孝敬父母，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孝敬父母只是孝道的一部分，孝道包含完整的死亡观。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论在孝道和家庭伦理基础上逐渐发展。第一个发展的人是孔子。但孔子之徒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家庭伦理上，而是从儒家的观点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宣传儒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样，宗教内容开始与伦理礼节分离，伦理礼节发展成为儒家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6篇
孔孟思想称之为“有”，因为它是一种为社会确立秩序和价值的学说，它的作用表现在使社会由此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使人的行为有明确的规范可以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和方圆明明白白，所以它是“有”。老庄思想之所以称为“无”，因为它不相信人所订立的秩序和价值能够稳定地存续，能够使人生活得更好。因为这是人为地从外面强加给人的东西，它不自然，不符合天地的本性，也不符合人的本性。而世界的本质其实是一个虚无，这个“虚无”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不可定义、无限可能。
要说儒家的“有”，首先表现在孔子的“正名”说，所以儒教又被称为“名教”。用孔子语录为例，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名”的本质就是要使实存的事物符合于理念，或者说，设计一张蓝图，把社会纳入它的轨道。
但是名教思想先天地包含着危机。因为世界并不是按照理念来运行的，它不可能永远安顿在人给出的秩序与价值体系中。人能够发现的“真理”永远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成立和有效，不管人们宣称已经给出的设计多么完美，世界仍然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展变化。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名的世界会崩溃，一个理念的世界会崩溃。如果现实世界已经变化了，有人还要偏执地依着固定的理念去强制变化的世界，以为陈旧的理念比鲜活的人生更重要，那真是滑稽而可悲。
老庄所说的“虚无”与“自然”意义相通。依这一派的看法，世界变化的根本法则不是人为设定的法则，而是事物内在的自然法则。而既然在人为秩序和价值观约束下的生活是不自然的，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返回自然；既然名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并不是一回事，那么你也可以认为已被命名的世界其实仍然处于无名状态。
老庄思想通常在社会动荡、原有价值观被怀疑而趋于崩溃的时候影响力特别大。东汉末年特别是魏晋时代老庄盛行，它给士人的精神以一种大解脱。嵇康说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中表达了从“有”走向“无”的欲望。我们读魏晋时代的东西，觉得和中国其他时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用朱东润先生的话说，那个年头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老子不像老子，儿子不像儿子，人人都想凸显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我，乱七八糟，鲜灵活泼。
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思想论 争与合 人我关系 社会政治
1.关于儒家的“文”“质”思想
从个人及家庭角度出发，儒家讲人情，要求在家庭内部子女要有孝悌之情，即基本的人伦情感，受西周宗法制的影响，家庭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能够培养人最基本的自然情感，然后是宗族内部的道德情感，这些最质朴的人性也是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中国传统家庭素来重视人情，然古人于情之外尚有义，于‘亲亲’之外尚有‘尊尊’。”在封建社会中，不仅要处理好父子、兄弟间的亲亲之情，尊尊之义，还在整个社会、政治诸方面实现情义统一。对于不属于单纯人情的方面，就出现了运用“文”的思想来建立的一套社会制度――礼制，用于调和仁与义之间的不平衡，从而规范人的行为，使人通过自我修养的提升，礼制层面的约束遵守社会规范。
从字源角度看，《说文》对“质”的解释是“以物相赘”，《说文解字注》曰：“质赘双声。以物相赘、如春秋交质子是也。引伸其义为朴也、地也。如有质有文是。”可见，“质”的本意是用物品交换，代表实际物质，而引申义中的“朴也、地也”皆指事物质朴的特征，无论是代表实质性的事物还是表现出的朴实特征，“质”都可以代表“文”、“质”关系中形而下的部分，人要接受教化首先要有基础的自然情感，《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仁的情感的支撑下，才能完成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这里的“仁”是仁心、仁义，是人我关系的实质，相对于“质”来说满足对人的“仁”以及遵守必要的日常法制并以此来维护社会和谐的典章制度就是“文”。
对比“文”的本意，《说文》解“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错画之一Z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象交文。像两纹交互也。纹者、文之俗字”，说明“文”是条纹，是具有美感的形态，相当于今天“纹饰”一词中的“纹”的意思。《广韵》之前的字典并没有出现带“糸”旁的文字，“文”字作为形声字“纹”之前的正体字是具有“纹”的意思的。“纹”代表华美和繁复，与礼仪中用于代表身份的礼器和相应规范的繁琐的礼数相对。《礼记・礼器》有云：“礼以有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c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从天子到士，不同的身份对应不同“纹”的器物，不同的身份都有确定的礼数规范，以此作为确定社会秩序的依据，建立统治人民的外在法则，平衡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通过对百姓道德修养的教化，修身成仁的引导来维护“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礼记・坊民》）的社会制度。总得看来，“文”与“质”两种思想是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的，它们互为表里，同为人用，体现在“尊尊”“亲亲”和“仁礼”等方方面面，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合成“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
2.从人我关系看“文”“质”思想的对立与统一
2.1人我关系中的“文”“质”之争
人我关系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孔子提出的“仁”作为处理人我关系的根本原则成为了儒家的代表思想之一，与之并列的思想是礼。仁为内在的基本情感，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对其最看重的弟子颜渊提出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要求，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现。在儒家的思想w系中，以“礼”的约束达到“仁”并非易事，“文”和“质”两种思想的对立在《论语》和《礼记》中是相当明显的。周代有着完善的礼仪制度，从《仪礼》和《周礼》可以看到其辉煌的礼乐文明，孔子曾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论语》中有大量维护周代礼仪的言论也说明儒家对于“文”的推崇，但在《礼记》中儒家对于丧服和丧葬制度的记录看出对礼仪的要求减弱，而对礼义的要求提高。礼节和器物是“文”的标志，《论语》中亦有看重人的基本情感而减少对制度礼节要求的思想出现，然《礼记》中体现着损“文”用“质”的理论超过《论语》中的记述，而且集中体现在许多篇章中，不只停留在类似于《论语》“文”“质”抽象的表达层面，而在具体繁琐，详细完备的实践行为中体现出来。
以《礼记・檀弓》为例。《礼记・檀弓》篇是讨论丧葬礼的文字，丧礼制度作为“五礼”的一部分是儒家重要的制度之一，其中有对于丧葬礼与人情的谈论也有关于具体礼仪制度的探讨。例如“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由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由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由余也。”与《论语・雍也》？“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都是表达孔子治礼的主要思想，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丧葬礼时哀伤之情的看重程度是超过礼仪的形式与礼器表现的内容的；损“文”用“质”在《礼记》对于具体礼节的记载中也有许多例子，如论拜礼云：“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颡，吾从其至者。”此篇中还有一些辟踊、反哭、卒哭等现代不存在的礼仪，用以约束人在处理丧葬事物时的情感表达，同样表达着丧葬之义在“质”“文”对立。
2.2人我关系中的“文”“质”之合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用礼法约束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的“仁”不能发挥原有的教育作用，单向的对于“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的要求是与社会现实相悖并难以达到的，儒家此时的思想在更多的方面体现了“文”“质”并用，有区别地表达情感，更强调有节制地表达情感，礼的作用从教化人民，节制情感演进成为促进情感更好地表达，更有利于人我关系的和谐，所以达到了文和质相和的效果。在《礼记・丧服小计》、《大传》、《丧服四制》等篇目中都得到了验证。
例一：《礼记・大传》云：“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服从。”在这几篇中，对待家庭地位与血缘亲疏不同的人，丧服制度不仅有斩衰三年、齐衰一年的不同，也有“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的轻重之别。以父为至尊，重视宗族地位对子女丧服的影响，故事父事母在“亲亲”即“质”的情感基础上，仍需要一种“尊尊”，即“文”的礼序。同样“文”与“质”并立可以妥善制定区别血缘关系远近的丧服制度，“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并使子孙对于先祖至父辈由上至下的情感得以维系，有效地保障了宗法制度下最基础的家族内部人我关系和谐。外观丧服制度反应伦理关系，内窥还可发现礼仪与情感之间更为细致的联系，而不是停留在外的区别。每一种丧服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对于情感也要讲究秩序，有礼的约束能使自然情感的表达明显理智。三年丧服制度，期间经历始死、敛殡、卒哭、小祥、大祥、除服等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不同的服饰、行为以及情感变化，通过“称情立文”最终能表达对死者最深的感情，而且《礼记・檀弓》讲“节哀，顺边也，君子念之始也”，在情感面前讲究节制是考虑先人的初衷，同样对于亲人和自我都是良好关系的保证。
例二：《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尊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生也。”《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做之，以昭明圣组之德也。”孟子提出“义”与“仁”并立，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可能是孟子作为子思门人的弟子对于儒家思想中“文”“质”变化的继承总结，体现了不同时期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庸》篇的作者问题学术界仍众说纷纭，不过思想的连贯性也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相应依据。人我关系除了亲人还有其他多方面，《论语》统一归于“仁”的内心修养与“礼”的外在节制下，这是孔子尚“质”的体现，《礼记》中用“礼”划分待人的不同标准，把孔子对于“仁”能好人、恶人的表述“唯仁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加了“义”作为衡量条件。《儒家辩证法研究》中说过这样的看法：“义”的本字是“宜”，经过文字演变考证，“宜”在古文字阶段有杀戮以及合适、美善两种意思，演变为现在的“义”字代表正义的区分应该发生在义德受到特别强调的时代。《礼记・礼运》中也揭示了“文”“质”相合后的“仁”：“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表明儒家思想中“文”“质”并用的发展趋势。
3.从社会政治看“文”“质”思想的关系
无论是从教化人民提高自身修养、遵守礼法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角度，还是其对于等级和身份的划分来看，“礼的本质和内容，在于制民之行”。《论语・颜渊》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明由家庭的父子亲情到国家的君臣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推演的，《礼记》又体现了“尊尊”从单纯敬祖到忠君的转变，把“尊尊”扩大到政治上对君主的肝胆忠心，也构建了家庭中的血缘情感到社会层面的转变。《礼记・丧服四制》中提到“门内之治恩断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
为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统治者一方面通过详细的说教和繁琐的仪文――即礼治来使百姓提高个人修养促进家庭和睦，通过家庭和睦M而推动国家政治秩序的有条不紊，于是政治和顺，人与人关系和谐，达成天下太平的目标，如《礼记・大学》中所说“古之欲明明德，欲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器齐家，欲齐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正其义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尔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从最基本的家庭伦理情感，推演到君臣情感，臣对君犹子对父，除尊尊之义外尚有亲亲之情，将家庭宗族间的等级制度类比于国家朝廷中的等级制度，以明“尊尊”之义，以家族亲属间的自然情感上升至君臣之间的道德情感，以见“亲亲”之情。臣子能用对待父母的孝顺情感对待国君，用对待国君的敬重去侍奉父母，就会使家庭和睦，政治和谐，社会关系情中有义，义中有情，“质”与“文”从而紧密结合，达到文质彬彬的君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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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看法范文第8篇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什么是经典这个各有其不同的答案。关于「经典性（canonicity）的不同定义具体地说明：各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经典，除了经典的共同性质之外，更深具个别地域文化之特色，并受到各地域的与文化传统的投影。我们可以说，所谓「经典或「经典性常常是在各地域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脉络中被定义的。
本文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在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中，「经典性如何被定义？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运用儒家涉及经典之特质的直接史料之外，也想从东亚儒者解释经典文本的言论之中，推敲他们心目中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之特质。
二、儒家思想脉络中「经典性之三个面向
从东亚儒家思想脉络来看，「经典性至少包括三个重要内涵：（1）的内涵，（2）形上学的内涵，（3）心性论的内涵。我们引用儒者释经的相关言论，依序加以论述。
（1）社会政治的内涵：儒家定义下的「经典性，第一个组成要素就是经典必须具有社会政治的内涵，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致天下于太平。这种特质源自古代政教不分之传统，古代贵族以《诗》《书》《礼》《乐》等经书治理国家，统领众庶，所谓「王官学就是贵族之学。从《左传》记载可见，春秋（722-481B.C.）的行人，在外交场合常引用《诗》《书》作为修辞之依据，甚至春秋各国在战事场合中也常引《诗》以证成自己之立场。到了贵族凌夷，「王官学没落，「百家之学大兴，民间学者杂然纷起，而孔子（551-479B.C.）尤开其先河。
自孔子以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经典必须通过批导现实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孟子（371-289B.C.）可能是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哲人，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孔子之所以因鲁史而作《春秋》，乃是为了从史实中求史义，以致天下于太平。这种将经典视为社会政治之宝典的看法，几为汉代人之共识，太史公司马迁（145-86B.C.）解释孔子作《春秋》之意说：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从孟子到司马迁所主张的「经典性之社会学与政治学内涵，确属言之有据，孔子早就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从孟子以降许多儒者所定义的作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经典，确实与孔子的说法互相呼应。
经典作为社会政治运作之宝典，在两汉时代不仅是「经典性的重要定义，更是社会与政治运作的事实。诚如皮锡瑞（鹿门，1850-1908）所说，汉代政治实受经典之主导，「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在两汉时代，五经于施政的实例可谓不胜枚举，具体的说明经典的政治学涵义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实。
如果「经典性是建立在经典的社会政治性之上，那么经典中的「道就是一种批导并改变现实世界的具体原则与策略，诚如董仲舒（C.179-C.104B.C.）所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种经典中的「道是彻底的「人道而不是「天道，这种「人道并非不占时间与空间的、作为抽象范畴的形上学之「道。在这种思想脉络下，汉代人特别重视《春秋》这部经典，实在是理所当然，事所必至。
德川时代（1600-1868）的日本儒者也多半从社会性与政治性来定义「经典性。从十七世纪古学派大师伊藤仁斋（维桢，1627-1705）以降，日本许多儒者都不满朱子（晦庵，1130-1200）在「人道之上另立「天道，他们对宋儒之形上学倾向皆特加批判。他们多半主张儒家经典中所谓「道，就是人伦日用之「道，伊藤仁斋在《语孟字义》中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说：
道，犹路也，人之所以往来也。〔……〕大凡圣贤与人说道，多就人事上说。〔……〕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道者，人伦日用当行之路。
伊藤仁斋认为儒家经典中的「道，就是「人伦日用当行之路，因为：
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以人行人之道，何谓知难行之有！夫虽以人之灵，然不能若羽者之翔，鳞者之潜者，其性异也。于服尧之服，行尧之行，诵尧之言，则无复甚难者，其道同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若夫欲外人伦而求道者，犹捕风捉影，必不可得也。〔……〕天地之间，唯一实理而已矣。
仁斋所谓「实理就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事物，而不是超越的形而上的世界。
十七世纪伊藤仁斋以「人伦日用之「实理界定儒家经典中的「道，也获得十八世纪下半叶大阪怀德堂儒者中井履轩（名积德，字处叔，号履轩，1732-1817）的呼应。中井履轩解经，极力批驳朱子学，并强烈主张经典中的「道的人间性格，他说：「道元假往来道路之名，人之所宜践行，故谓之道也。所谓圣人君子之道，尧舜文武之道，皆弗离乎人矣。《易传》诸书乃更假论易道天道，及阴阳鬼神莫不有道焉，并离乎人而为言矣。中井履轩认为孔孟之「道皆是「人伦日用之「道，他解释《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一语说：「道，如君子之道，尧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此与人伦日用当行者，非两事。……集注解道字，或云：『事物当然之理，或云：『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如判然两物，不知其义果经乎？窃恐不若用一意解之。
德川儒者将儒家经典中的「道从天上转到人间之后，认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是在于它能发挥「人伦日用当行之社会性与政治性之作用。在对经典中的「道的性格重新界定之后，德川儒者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也提出了崭新的答案。伊藤仁斋主张《论语》、《孟子》二书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他推崇《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而《孟子》则为「《论语》之义疏，两者之价值皆高出于六经之上。仁斋认为对儒家经典义理的解释，应以《论语》与《孟子》为依归。中井履轩对于「正统的儒家经典，也提出一套看法，他说：
夫子晚年绪正六经，固非无垂教之意。然秦汉以降，礼乐已泯灭矣。诗书缺亡纷乱，无以见夫子之功。《易经》虽存矣，亦无功。《春秋》亦非孔子之笔，故传孔子之道者，唯《论语》、《孟子》、《中庸》三种而已矣，皆后人之绩，而非宰我所知。岂容据此等说哉？是故夫子垂教之绩，皆泯于秦火，而后世无传也。此颇吾一家之言，人或不之信，仍信用《易传》、《春秋》者，则廑廑亦唯有是二事而已。学者是取《易传》、《春秋》，通读一过以评之，何处是传尧舜之道者？
中井履轩认为：只有《论语》、《孟子》、《中庸》等三部经典，才能传孔子之道，其余如《易传》和《春秋》均不足为据。总之，德川儒者与孟子以降两汉中国儒者，都将经典中的「道解释为充满人间性格的「道。在这种对「道的理解之下，中日儒者所认定的「正统儒家经典虽然互有不同，但是他们在以「社会性与「政治性界定「经典性这点上，完全是若合符节。
（2）形上学的内涵：东亚儒者界定「经典性的第二项特质是：经典必须有其形上学的内涵。关于从「形上学界定「经典性，应可上溯至战国末期《礼记‧经解》及《庄子‧天下》等，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仍是朱子。朱子在解释他重订的《中庸》第32章时，对「经之涵义曾提出如下的解释：
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闻见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之功用，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
朱子上文中所说的作为常道的「经之特征在于「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这种作为形上之理的「经，是朱子心目中「经典性的要件。
朱子从形上的「道界定「经典性，代表东亚儒者心目中「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面向。程颐（伊川，1033-1107）就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谓之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宋人罗处约（思纯，960-992）也说：
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
在许多宋儒心目中，所谓「道与六经一也的「道，具有纯粹的形上学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