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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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当代管理；儒家哲学思想；启迪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8-03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二，设定条件，制度保证。任何思想、制度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为保障。对于儒家管理哲学来讲，探寻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路问题，则需要设定相应的条件。一方面强调社会认同，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推行营造氛围；另一方面规范社会制度，尤其作为企业来讲，严格的经营制度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运用儒家管理哲学理念，首先要通过企业制度、社会制度来克服儒家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减少企业管理与发展的阻碍，其次要通过制度来发扬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儒家“仁”“信”等哲学理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合归一处、充分融合，成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新常态发展环境下，儒家管理哲学仍然凭借其特质，成为中国企业改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核心。尽管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存在异质同构、互补互助的多重关系，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制度，即可使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高悦敏.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16）：155-156.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2篇
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社会中， 护士和患者这两个特殊的群体在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护患纠纷， 而医院80%的护患纠纷都是由于沟通不良或沟通障碍所造成的[1]， 因此良好的护患沟通是维持良好护患关系的重要手段。而护理工作者在学习和应用护患沟通的技巧当中， 应在接受西方的沟通思想和沟通方法的过程中， 融入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 使患者感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促进身心疾病的康复。
1 儒家的核心理念对护患沟通的重要影响
1. 1 “仁义”理念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所谓“仁”， 就是对他人的爱心， 即“仁者爱人”。爱谁呢？首先， 是爱自己的亲人， 即“亲亲为大”；其次， 要敬事自己的老人进而敬事别人的老人， 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 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护士更把这种爱心运用在患者身上， 减轻其痛苦， 即“推恩足以保四海”在和谐美好的护患关系下开展护理工作。
1. 2 “忠恕”理念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儒家强调“忠恕”。所谓“忠恕”， 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尽己为人谓之忠；原己宥人谓之恕。”就是说， 尽自己力量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 称为“忠”；将心比己地宽待他人称为“恕”。关于“忠”， 孔子的名句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要想站稳， 就要让别人也能站稳；自己要想通达， 就要让别人也能通达。关于“恕”， 孔子的名句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意思是，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就不应当强加于人， 遇事要将心比己。显然， 这正是今天所谓“换位思考”。“忠恕”思想的教育是让护士在工作中能热爱自己的工作， 关爱自己的患者， 不断修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 影响并决定着护士对待护理工作及患者的根本态度， 以及护士的行为举止和工作质量[2]。当护士遇到患者因为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而导致的过激言行时， 护士应该理解患者， 给予必要的帮助和心理支持， 使患者在痛苦中得到安慰。
2 儒家的处世原则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儒家强调“闻道”， 即追求真理。孔子的名言是：“朝闻道， 夕死可矣。”意思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追求真理， 哪怕早上明白了真理晚上就死去， 也是值得的。对于护士， 应该热爱护理事业， 热爱患者， 应该把奉献护理事业、患者的安危放在最高位置上的， 才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南丁格尔”和在非典期间牺牲“叶欣”护士长。才会在目前紧张的护患关系中取得患者的信任。
3 儒家的财富观念对护患沟通的影响
儒家对荣华富贵之类很不看重， 甚至相当鄙薄。他们一致主张， 生活应当节俭， 物品应当爱惜。孟子宣称：“为富不仁矣， 为仁不富矣。”意思是：追求富有的人， 不可能仁爱；躬行仁爱的人， 不可能富有。目前护患比例严重失调， 据中国 2004 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护理人员队伍将近130万， 与13亿人口相比， 大约是1：11000， 而发达国家的比例是5.7：1000， 在世界排名中倒数第三[4]。目前国内护理人才严重紧缺， 国家卫生部优质护理服务标准明确规定普通病房护患比是1：8， 而实际上1名护士通常要照顾14名甚至更多的患者， 要完成繁琐大量的护理工作， 她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巨大的。而护士的社会地位及收入远远与她的付出不成比例， 正是受了“为富不仁矣， 为仁不富矣”的价值观的影响， 护士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怨无悔的工作。
4 儒家的和谐主张在护患沟通中的影响
儒家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 特别强调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这个“和”， 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这种“和”的思想， 在中华民族儒、道、佛、医、易的诸多典籍中， 不仅随处可见， 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灵魂所在。护士在与患者接触， 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应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准确把握人和事的分寸和火候， 护士在护患沟通的方面才能与患者保持和解、和谐的状态。
护患沟通是一门特殊的艺术， 是护士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5]。中国的护患纠纷繁多， 而儒家思想体现了护患沟通中的核心思想， 需要护士认真学习和体会， 根据儒家思想找到更符合中国思维的的护患沟通方式， 以“仁爱”之心关怀照顾患者， 以“忠恕”之心进行换位思考， 感受患者的痛苦和所需， 尽心尽力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综上所述， 儒家思想对于规范护理行为， 提高护士核心能力， 满足患者需求， 做好护患沟通， 促进护患和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总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洪永毅，方珍.护患沟通技巧.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
[2] 姜小鹰.护理美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143.
[3] 谭秀瑜.护理技术实验教学中护生形象美的培养.中国护理杂志， 2007， 4（7）：91-92.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3篇
1.“中庸之道”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它讲究适度、不偏不倚、理性与情感的合一以及外内的合一，这几点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很适用。讲究适度，就要求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时不管是方法和力度都要适度，避免过犹而不及，适合被管理者的工作和生活，避免管理力度过强而导致被管理者过激的行为，或者管理力度不够对单位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不偏不倚就要求管理者要公平公正，建立公平公正的奖惩制度和各种规章制度，要尊重每一个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理性与情感的合一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时不要过于理性不讲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又要求管理者不要过于依照自己的情感去管理，要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去办事，所以理性与感性的合一也要和适度的原则相结合;外内的合一简单的说就是要讲究品德意识和品德行为的合一，这就要求管理者想法和行为的统一，不要只说不做，要靠实际行动来落实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2.“以人为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将人作为研究的对象，进行一切活动时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发展进步，所以说以人为本在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是一个单位的核心和关键因素，所以管理者只有在尊重人的基础上才能使一切工作顺利进行，尊重人的价值，这样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充满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要进行人性化管理，要注重解决员工的实际需求，定期的对员工进行培养和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和个人目标的基础上促进单位的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还要积极引进专业的人才，尊重并相信他们，做到用人不疑，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单位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3.“因材施教”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因材施教是儒家思想中又一核心内容，儒家思想注重对人的教育，因材施教就要求管理者注重对员工的前期培训和教育。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前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了后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促进了单位的发展和进步。而目前很多企业还没有重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就是因材施教，对单位的员工进行适度的教育和培训，在注重管理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开发，发现更多有潜能的人才。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以和为贵”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以和为贵是儒家思想文化中处理社会关系所遵循的原则和准则，认为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和字，在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同样适用。员工和员工、员工与管理者、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共处，不仅能够为单位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单位的协作力，提高团队意识，使整个团队更有凝聚力，这样整个团队创造的价值就能远远的超过个人为单位创造的价值，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二、将儒家思想充分的应用到现代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措施
1.营造和谐的人力资源管理氛围。营造一个和谐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氛围是将儒家思想充分的应用到现代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有了和谐的氛围，才能够顺利的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所以就要处理好员工与员工、员工与领导以及领导与领导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员工的特长和能力对员工进行特定的培训和教育，各个领导之间以实现单位的最大化进步和最优化管理为目标互相沟通和学习，避免个人原因和个人情感导致的各种失误和错误，共同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进一步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既包括管理者要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的价值观，又包括管理者要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一来就能够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工作。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还能促进员工的创新，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为单位贡献了力量;管理者有正确的价值观就能正确的引导和培训员工，少走弯路，更快更好的实现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3.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儒家思想注重中庸之道、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和以和为贵。这些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综合应用就是为了能够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就要求管理者以这些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为思想的指导，不断的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完善相关的制度法规以及奖惩机制和考核机制。还要根据自己的战略目标不断的调整单位的聘用制度，在提高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培养员工的创造性。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初衷，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三、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现实意义
1.提高了员工的职业素养。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的利用儒家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通过儒家思想的精华能够培养员工懂礼讲义，这样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提高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而礼和义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是达不到的，只有儒家精华思想适合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员工的内心，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说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的应用儒家思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为单位的发展进步打下良好的基础。
2.实现了共同的价值观。在儒家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信”，包括信任别人和让别人信任，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同样适用。在单位的生存和发展中是离不开信任的，而在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的利用“信”就能使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以及领导与领导之间达到高度的信任，这样就避免了因为相互猜疑、背后小动作和各种倾轧手段对单位造成的内耗损失;单位赢得别人的信任，是无形资产、无价之宝，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单位信誉就意味着单位的发展和进步;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信赖，也就是取得了一定的承认和认可，是各种支持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实现了共同价值的同时提高了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4篇
随着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强，中国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产业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南北差异较大，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四季如春的南国风景，旅游明文胜地更是不胜枚举。中国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中许多资源以历史久远、文化古老、底蕴深厚而著称。中国拥有数不尽的特有旅游资源。从地理人文角度上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沉淀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如“孔孟之乡”山东曲阜，“诚义燕赵”河北等，这些文化资源都为我国旅游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2.1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儒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由孔子创立，以爱人、仁爱为主要的核心思想。在对旅游管理中同样可以应用儒家学术的理念，首先“仁爱”理念，仁爱的管理方式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然界存在一种博爱的胸襟和情怀，仁意味着达至对自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照与觉知，由此而能“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这种“成于中，形于外”的“博爱”情怀恰如日光一般永久的普照大地、泽被万物。要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供求发展，在对旅游企业的发展中秉承着儒家思想的“以人为本”注重人对自然的共同生存。
2.2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道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思想核心为“自然无为”既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这种观点正适用于现代旅游管理之中，在管理中管理者首先要运用这一理念组织人员学习，小到不任意破坏旅游环境的风貌，大到对风俗习惯的敬畏和保护，老子核心思想中的“清静”就是体现这一说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正是表达这一特点。
3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相融合策略研究
3.1在旅游地区融入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规划
在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第一步。我国国土广阔，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环境方面，南北差异都较大，所以就要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在发展旅游中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传播，突出文化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当地政府应该加强管理，合理安排规划，为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主导的积极作用。
3.2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做好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是旅游管理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更好的为旅游业服务的基本目的和产物，旅游管理中要对导游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以便在服务中做到文化和风景完美融合，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对游客价值理念的引导，当面的民情风俗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展现，旅游管理中要重视对当地风俗的解读，这样也能使游客愿意了解传统文化，同时也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最大程度的促进了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
3.3对旅游形式合理发展，利用文化资源丰富其内涵
在原有旅游形式的基础之上，加强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展多样性的旅游方案，例如游孔子故乡山东曲阜，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受儒家文化，从中受到感染，使心灵得到净化。或者重走路，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洗礼，这些都可以在旅游中渗透着文化，在旅游中丰富内涵。中国的文化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之一，要善于利用先进的文化对旅游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创新。利用不同的文化形式合理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当前旅游管理中新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也是全民参与互动的有效途径。
4.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新教传教士苏慧廉尽管十分尊重和称道中国传统儒学，但由于他受自身身份与基督思想的影响，其翻译《论语》的动机和策略以及对关键词“仁”的处理，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教义色彩和西方宗教哲学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他者翻译风格。
孔子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一直受到尊崇，《论语》翻译从未停歇。作为中国的经典代表之作，“《论语》在明清之际就开始由来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译成西方语言。n(1]34自1691年以来的几个世纪，陆续有多个传教士将《论语》翻译成不同语种译本，如马歇曼、马礼逊和柯大卫。第一个翻译《论语》，且其译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1814年一1897年)。他所翻译的《四书》在香港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名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此后也有多个西方学者翻译过《论语》，较著名的有韦利(Arthur Waley，1938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906年)，庞德(EzraPound，1951年)等，国内学者有辜鸿铭，林语堂等。英国新教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年一1935年)于1906年在中国温州翻译了《论语》，于1910年在纽约出版，在此基础上他的女儿再进行了编译，并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苏慧廉承袭理雅阁翻译中国经典的态度，宣扬尊崇儒学传统和孔子思想，以此为基础翻译《论语》。但在苏慧廉的其他著述中，例如《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 ，(中国三大宗教》( 77ieThree Religions of China)，其宗教思想和对中国儒道释思想的态度均表明了他是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其身份决定了他对《论语》的翻译隐有基督教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他者的翻译。
一、《论语》关键词的核心思想及译者翻译理据
孔子处在重视“礼”的春秋时代，但据学者杨伯峻统计，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而“仁”却出现了109次。“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根据国内学界普遍共识，“仁”在《论语》中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仁”在《论语》中有时候指的是“仁”本身，有时候指的是“仁人”，杨伯峻将“仁”本身理解为“忠恕”。他认为仁的消极面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理雅阁在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里的《论语》翻译中，主要用的这么几个词翻译“仁”:1. Benevolent actions， Abenevolent man;2. Virtue，(与此相近的有true virtue， truly virtuous， virtuous manners， truly virtuous man， Perfect街virtues或virtues， The virtues， Act virtuously; The man of perfect virtue;3. thegood;4. humanity’s. what men.
理雅阁多把“仁”译作Benevolence和Virtue。在西方英语国家，benevolence被理解为仁爱、慈善、乐善好施。这在西方也是一个心理学专业词汇，美国学者安乐哲由此从社会学领域的利他主义来理解理雅阁的翻译。认为利他主义意指无私地为人服务。这种自我牺牲暗含了一种独立于他者而存在的自我观念。他认为这种译法将“仁”的“自我实现意蕴转变成自我克制”。理雅阁另外一种较普遍的译法是virtue，在这一个层面上，“仁”的含义是和“智”、“勇”等品德相并的，这是一种较普遍的美德。而当译作benevolence时，“仁”是一种更高尚、更特殊的美德。从宗教哲学来看，benevolence也是宗教中的词汇，它表达的意思是不求从对方获得任何利益，而无私地提供帮助。
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苏慧廉推崇并承袭了理雅阁对中国儒家经典中核心思想的理解，但并不完全套入理雅阁的翻译。他在自己的译文中体现的是自己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和解释。苏慧廉自身早年所处宗教环境、认知模式和生活阅历影响了他的《论语》翻译的最终面貌。苏慧廉的译文中对关键词的翻译要更加开放自由，但仍然带有作为一个新教传教士身份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色彩。
如果把理雅阁有关virtue的表达算作一种，那么他对“仁”有4种译法，而苏慧廉则有12种。除了有些地方沿袭理雅阁的译法，在多处理雅阁译作“virtue”的地方苏慧廉均有自己的新的解释和译法。以(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仁”的章节为例。
(1)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苏译文:The true philosopher devotes himself to the fundamentalc， for when those have been established right courses naturally evolve; and are not filial devotion and respect for elder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unselfish life
与理雅阁翻译的all benevolent actions完全不同，苏慧廉将这里的“仁”理解为“不自私的生活”。这与自我修养道德最高价值的体现和实现的“仁”的本意并不贴切，但它传达了西方哲学社会和道德准则中的文化含义。在另一章节中这种翻译更为明显:
(2)宰我问日:“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日:“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闰也。”
苏慧廉将(2)中第一个仁者译成an altnvst(利他主义者)，第二个沿用理雅阁的译法用a man(而非benevolent man或Vlrtllous man)。在这里，苏慧廉的翻译更加显性地体现了他的西方哲学思维。
如果说译者对“仁”字的翻译还不能很明显地显现他们的翻译动机和策略，那么对“神”、“天”等明显涉及儒家神学宗教观念和天命观的关键词的翻译则直接反应出译者的隐藏其中的个人因素，即理雅阁和苏慧廉均以传教士和汉学家双重身份承担翻译角色，译文中不可避免地带人基督教宗教色彩以及译者对他者儒家文化的解读和态度。例如:
(3)子谓仲弓，日:“犁牛之子辞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苏译文:The Master speaking of Clung Kung said;‘If the off-spring of a brindled ox be ruddy and clean一horned ， although men may not wish to use it， would 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 rejectits’
(4)中“11-f川”指的是山川之神，苏慧廉译作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理雅阁译成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理雅阁用spirits来指中国文化中的各种事物的神灵，而苏慧廉直接用god的复数形式来翻译中国的神灵，有着更加浓厚的基督教义色彩。在两位译者的译文中有着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翻译当然也有着当时来华传教士的传教背景等历史原因，在此不做深人讨论。
二、译者的宗教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
任何译者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都力求客观公正地翻译原著的真正涵义，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盛行的“原著中心说”，然而“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会因不同的情况而做出种种考虑”，“这些考虑跟原著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译者和译人语的文化有更直接的关系。
理雅阁和苏慧廉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其汉学研究水平在东西方均被广泛认可和赞誉。然而在面对(论语》翻译时，他们作为一名传教士和虔诚的基督教徒，其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及其基于西方译人语受众的考虑，使他们的译文虽力求忠实公正，但仍有隐晦的基督教色彩隐含其中。
(一)对孔子的评价
理雅阁曾经说过:“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篇言的诊注者和解释者。过去，它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祟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这段话似乎表明理雅阁要以国际人文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来向西方诊释儒学传统。然而在他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前言中长达巧页的对孔子的评价却有些负面。“有几条批评与基督教视角相关:如批评孔子谈‘天’而不言‘上帝’，在宗教观上走下坡路;二是指责孔子提倡鬼神而远之，只重世俗而不关心来世，等等。在绪论中，理雅阁这样评论孔子:“我长期研究他的为人和学说，但不能认为他是伟大的人。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士子高明，但未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没能发明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士子高明，但并未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没能发明任何普世关心的问题，没有推进宗教信仰，不同情进步。他发挥过很好的影响，但这影响就要减小。我认为，这个国家对他的信仰很快就会大面积消失。’
《论语》中关键词“神”一共出现六次，理雅阁一概用“Sprit或“spiritual beings”而非直接用网或gods来翻译。这并不表示理雅阁认为中国的神与西方的上帝没关系，他从多方文献中找到证据，深信中国的神便是西方的上帝。他认为中国祭拜的多方神灵统一附属于西方的上帝。他依然相信中国儒家学说中的神还是从属于西方基督教的。
虽然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阁有义务和责任将中国儒学传统和孔子形象客观公正地译介到西方世界，然而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本身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法改变的基督教思想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法摒弃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加人到中国儒家思想中以给予“帮助”和“完善”。
苏慧廉在他的《论语》(1910年)译文的绪论中对中国古代史、儒家思想以及孔子作了详尽的介绍，并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他指出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收益颇多，学到了中国经典中的精华。他这样论述自己翻译的感受:“几个月以来，我都和一位中国最伟大的君子相处，他陪伴着我不断完善我的性格，我再次发现了他富于格言的论述。在经过20年的忽视之后，这些格言从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揭示了人类的高贵，也更好地显现了永恒的基督真理的精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慧廉是尊重和推崇中国儒家文化的，并利用儒家文化宣扬基督教思想。这样看来仿佛在苏慧廉眼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宗教思想是平等共存的，其实不然。以关键词“神”的翻译为例，6处出现“神”字的地方苏慧廉有两处是译作spirits ( 8. 21) (11. 12 )，两处分别译作the spirits of the departed ( 6. 22 )，spirits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另外两处是译作the gods ( 3.12)和supernatural ( 7. 21).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两种翻译，很显然，god一词明显带有基督教教义思想色彩。苏慧廉用的是gods而非God或者Gods，说明苏慧廉认为孔子所言之神并非是基督教中那个唯一的上帝，而是中国君主祭拜的各种神灵。
(二)对基督教和儒学传统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和理雅阁在他的译作绪论中体现的对中国儒学的态度一样，苏慧廉在他的译作和其他著作中均有多出明显或隐晦地提到了自己对儒学所持的真正态度。在(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1907年)中，苏慧廉专门讲述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发展以及他的认识。在解释儒教时，他认为:古代的儒教承认一个被称作“神”、“帝”或者称作“上帝”的超人存在。他也被称作非人格的上天。上帝或天，只能由皇帝即天子去祭祀;到了圣子耶稣时代，他们才可能真正意识到，他们也是天父的儿子，与皇帝享有平等的权力。(9]238苏慧廉认为在皇家祭祀活动中没有偶像崇拜，因为没有设置任何孔子的塑像或“神座”，但却并不是一神的。对孔子来说，需祭拜的有各路普通神灵(gods)和自己的祖先(the spirits of the parted)。他甚至认为儒学如此多神祭祀，以至于如果在祭祀对象里加入耶稣基督都是可被接受的。苏慧廉不仅用基督教思想来解释孔子儒学中的一些关于神灵的学说，而且举例证明基督教是优于儒学思想的，儒学必须依靠基督教的拯救才能存活和延续。他认为中国如此多神崇拜，但在最危难时刻还是为求助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天父”，如果没有基督教，中国儒家神学体系“不堪一击，必将坍塌”。
如果说这是苏慧廉早期对儒学的态度，那么在他1910年再译《论语》时，他对儒学与西方基督教哲学的比较并无多大改变。在《论语》再译本的导论中，苏慧廉虽然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是深刻和优秀的，但是在后面的论述中，苏慧廉均用God和Heaven来表达儒家中神学论述，并且指出中国儒家思想依然是和基督教教义思想相联系的。可见苏慧廉作为一名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中国儒家思想，而是宣扬自己的基督教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韩愈；道统；道统论；儒学复兴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一、韩愈的道统论的基本内涵
韩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区别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家法统，建构了道统论。因而，我们可以从“道”与“统”两方面理解道统。“道”主要是理论与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特征；“统”主要是历史因素，具有时间性与连续性的特征。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蔫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①“道”也称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来，“道”首先是作为儒家思想本质和理论硬核的仁义道德，其实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即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体知识特别是异端思想，处于优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与本源。“道”不仅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会阶层与分工、伦理秩序、社会风俗，“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化——社会秩序”。就经验层面而言，道体现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就超验层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贯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传承有一历史过程，这便是统。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蔫。”②圣与道合一，所谓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谱系。韩愈的道统说据陈寅恪先生讲，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启发，二是由禅宗祖统说摹袭得来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确立一种人物的外在谱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内在传承，通过道统的构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连续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从而能够凌驾一切异端思想，成为绝对真理与唯一权威而重现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最终实现儒学的复兴。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韩愈的道统论。
首先，我们看韩愈的儒家文化立场。韩愈辨名析理着力阐述孔孟之道体现着他理智上对于儒家思想及精神价值的理解，他虚构历史，以圣人史观盛赞先王之教，体现着他情感上对古圣先贤的景仰，合而论之即是对儒家文化认同与坚守。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的长期压力与道教的兴盛，加上儒学的长期衰落，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以至于出现这种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亦尝云尔。不惟举之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③对文化思想界的这种混乱状况，韩愈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确规定其内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学，坚定了儒学文化立场，明确了士人阶层与普通阶层的文化归属。
其次，我们看韩愈的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内部存在多个学派时，某些儒者特别是具有道统观念者认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传，视自己为儒门正统，而把其他学派视为旁门乃至异端。因而道统首先意味着对儒学本质的理解和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学内部起着划分学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说道统保证了儒学学脉的“纯正”与一以贯之。正统观念是儒家文化立场的内在要求与进一步延伸。荀子与杨雄“择蔫而不精，语蔫而不详” ，既没有正确把握孔孟之道的实质，也没有充分阐释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统。韩愈自命：“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再者，我们看韩愈的卫道精神。反击佛老与捍卫、弘扬孔孟之道是一事的两面，但后者更为根本。韩愈在《原道》中历数佛老对政治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临严重威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③的激进措施，期望通过这些措施打击并禁绝佛老的异端思想。韩愈一生以积极排佛而著称，为此差点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使其道由愈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限”④，是儒家真正的卫道勇士。
最后，我们看韩愈的弘道精神。卫道精神与弘道精神相辅相存，同构成儒者的现实生命。韩愈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以传承道统弘扬儒学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为此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孔子说：“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词” ⑤，积极弘扬先王之道极有功于圣门。在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际，韩愈积极弘扬孔孟之道，是对传统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继承与努力实践。
道统的四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融通。韩愈的道统论通过这四个方面完成了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形而上学论证，使道最终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价值，道统传承谱系为儒学的重建与复兴提供了重要内容。
二、道统论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根据
农耕时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历史，同时，中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解释学的传统，新思想往往借助诠释传统而开出。想要重新确立思想的地位和权威一般而言必须从历史深处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持和经典文本特别是儒学经典的依据，否则，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将会面临巨大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⑥。道统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即来源于对历史的重构与对儒家经典与精神重新诠释。
韩愈说：“转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现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⑦一方面他将儒家之道的修心诠释为有为以驳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记社会责任的空寂无为思想，在注重实用理性、强调经世观念的古代中国很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重要要的是从中所挖掘出来的历史资源提供了一个沟通内在心灵培养与外在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内的思维路径被整个变成由内而外的理性自觉，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由“宇宙天地”转向“心灵性情” 。这种转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开始由宇宙论转向形上学、心性论，正是这种转向，修心与治世沟通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同样，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也与此相关。从学理上看孟子主张向内反求诸己，由内在心性培养外在政治推衍④，这与《大学》运思途径一致，可以为道统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孟子在《尽心下》中的类似的道统观念启发了韩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统论的历史渊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义”，与韩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实质相同。孟子积极拒斥异端与韩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韩愈看来，只有孟子真正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与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传、儒门正宗。通过排列古圣先贤谱系，将孟子列入道统，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传蔫”便将历史接续到当下，确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为在古代中国，一种新思想必须同时具有古老经典的依据与思想历史的传承谱系 ，超时空的道必须在时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普遍认同。
三、道统论与儒学复兴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一直处于兴盛状态，而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却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际的儒学衰落远胜于魏晋之际，儒学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儒学复兴运动作为危机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总的趋势，而新儒学是其最重要结果。韩愈作为先驱人物以道统论掀开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序幕。
儒学复兴首先要与佛老异端思想划分界限，明确并强化儒家文化认同，道统论发挥了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与外在的逻辑与时代课题，新儒学作为复兴运动的产物，其形态和特质是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的相应性②。韩愈在积极应对异端挑战时既努力挖掘历史资源又尽量吸收当下的东西，在道统构建上他沿袭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与策略。在大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下，尊王攘夷的观念在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华夷之辩是士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再加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对于中原长期统治与残酷蹂躏，特别是安史之乱距韩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大众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为西胡杂种，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间抬头”③，此时，韩愈将佛老思想斥为狄夷之法，反对“狄夷之法加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与大众心理上获得普遍认同与广泛支持。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道统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复兴先驱之作，道统论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⑤总体而言，韩愈以仁义为核心，比较正确地理解并继承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与精神实质。他通过《原道》等著作从世界观、人性论、伦理学、历史观等对儒学理论的多方面探究构成他继承并复兴儒学的重要内容，而最显著的便是道统论。他立道统排佛老兴儒学，为儒学复兴树立起了鲜明的标志，并结合孔孟的仁义与《大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予以论证，尤其是对《大学》的重视，对后来宋明新儒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今天，现代新儒学依然在试图重建道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论是韩愈所处的时代还是宋明之时，乃至今天，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学复兴，而道统论是儒学复兴的一面大旗帜⑥。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了韩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直指人伦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功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六个方面。陈先生这种儒学本位主义的评价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自身的传统，以理智的心态面对历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对韩愈及其道统论，那么我们会承认，韩愈建立儒家道统勇敢地捍卫儒学、积极地弘扬儒学，在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与发扬上厥功至伟，宋明时期儒学的复兴是其直接的明证。
韩愈已经远去一千多年，那个时代的一切成为一种历史的沉积与记忆。我们发现，韩愈所为也是那一个时代士人共同的行为选择与价值趋向，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7篇
关键词：书画名门；艺术教育；培养原则
1 以传统的儒、道思想为基础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到“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名门世家中基础的知识都是从儒家学术开始，这些思想也伴随着他们的人生经验进一步的折射到书画作品当中。
儒家思想是一种倡导积极“入世”的理论，孔子树立儒家经典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正统的礼仪制度，因此在儒家思想中几乎包含了所有准则。书画作为直接与人内心思想相通的艺术，其反应的内容就要绝对符合儒家的正统思想，也正是这样的代代相传才形成了“中和”“雄健”“宇宙心灵”的儒家审美价值观。
道家思想倡导的是“出世”。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将自然的规律凌驾与万物之上，认为只有以天地本来的面目认识世界，感悟人生，才能升华思想。因此书画名门家庭在教育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认识事物的本质，抛开世俗表面的存在。他们由于自身学识的基础，比一般人更追求超凡脱俗的气质，而道家思想中的道理正好符合他们对品位的追求。因此道家思想也就成为其教育中的基础思想。
2 入仕之道
孔子有云“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手好字和善丹青之术往往会给仕途带来一定的便利条件。特别是从文人画审美意识形成之后，绘画再不是客观的表现自然之物，变成了画者表达自己世界观的凭借。举凡文人士大夫都以书法和丹青体现的风貌为自己品格的代表，这已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个人文化修养的直接代名词。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书画家因为书画技艺高超而得到仕途机会。唐代画家阎毗在书画艺术有“臻绝”的名声，凭借着自己高超的艺术一路高升。《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周武帝时拜仪同三司，隋帝爱其才艺，令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拜车骑将军。炀帝令毗修辇辂，多所损益。与宇文恺参详故实，并推巧思。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也有以书画艺术结交名仕辗转仕途的，明代时期的文征明早年屡试不第，致力于书画的研究，常与祝枝山、唐伯虎等书画名家切磋交流画艺。书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成为圈内核心人物。终于文征明的名声传入了当时在江苏一带整治河道的巡抚李充嗣耳中。在嘉靖二年，将文征明推荐入朝，经过吏部考试后，最终被安排到翰林院任待诏之职。自此，人们称他为文待诏。
3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孔子提出的“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做“士”的原则，他认为不能沉迷于某一项专业技能，而应该以个人全面发展有能力协助君主管理社会为重。“艺”只能是一个辅助工具，通过它去学习一些为“道”的方法。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书画名门的家学传承原则也一直坚守“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标准。也正因如此，中国绘画才出现了“畅神说”的艺术理论。文人士大夫学士学习绘画大都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用以抒情写性，寄寓人格理想。如陈衡烙“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说的一样，一幅画能直接体现画者的思想高度。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就根据画作中的气韵将画者进行了品级的划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祖父更是在《颜氏家训》中列举出顾世端、顾庭、刘岳被画艺所累的事迹，劝诫子孙不可过于注重书画艺术，要将精力放在经史这种正统的学术中。
4 总之
中国古代以书画闻名的大家往往都是具有很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对人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经过一代代的累积才能成就一代名门。因此这个群体所具备的素质可以说是当时最高的水平，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文化儒家文化的直接参与者与推进者。而这些中国的文化精华是直接表现这名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的，对这一群体的艺术教育原则进行很好的研究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是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使命。
参考文献：
[1]张彦远（唐）.历代名画记[M].俞建华，注释.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181.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范文第8篇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佛教；禅宗；神道
中图分类号：B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1-0288-01
于长敏认为：“武士道乃是武士必须遵循的道德。它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在英勇善战，不怕死亡的武士的传统基础上，又吸收了儒家的某些思想而形成的，它束缚人的思想，违背人的本能，使人成为忠实为统治阶级效劳的驯服工具。”“该道德素以忠诚、牺牲、信义、廉耻、洁净、质朴、俭约、尚武、名誉、情爱为指归，是日本封建统治体制的观念支柱。”武士道是儒、禅、神道三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它是构成日本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日本人深层心理结构的“窗口”。本文就从这三种文化形态来简单的探讨一下武士道思想的来源。
一
新渡户稻造认为：“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早在经书从中国输入以前，就是我们民族本能地认识到了的，孔子的教诲只不过是把它们确认下来罢了。有关政治道德方面的他的教诲的特点是冷静、仁慈，并富于处世的智慧，这些特别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新渡户稻造认为：“就武士而言，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适当地考虑到了正义的仁爱，而且并不仅仅是某种心理状态，而是在其背后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仁爱。”于长敏认为：“武士的基本道德已经形成：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忠孝’、‘礼仪’，要英勇无畏，重信义，知廉耻，讲礼节。其中‘忠’是第一位的。这些思想虽然属儒家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出，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修正。儒家的忠不仅是对君主的忠，也是对朋友的忠，“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同时，儒家的忠是和恕是连在一起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而，武士的忠只是对主人的无条件的忠，是一种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的中心是‘无我’。认为为主人而死比生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作为一名武士，只要效忠主君，其它方面就不重要。而这种无条件的忠换来的仅仅是武士的特权，武士是为后代争特权，为本人争得名誉而尽的忠，而不是自发的真正无私的忠。”
二
武士视死如归的冲动与剖腹自杀的死法与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禅宗“生死如一”的思想为武士提出了“死的觉悟”，这一觉悟首要动机是对荣誉的追求。“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速择死路，别无缘由”“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提出‘七规七则’和‘灵魂不灭’说。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他认为一般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禅宗几乎被看作是有助于向自己的主君表达忠诚之行动的自我牺牲行为的一种修行体系。”“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需再为行为恰当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我要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重荷已经不再横隔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正是这种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在二战中不惧死亡，残忍暴戾。
三
“所谓神道教就是主要宣扬：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现人神。”“由神道的教义所刻骨铭心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了服从性。”二战中每个武士都为天皇而战，好勇斗狠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结合，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甚至“砍头竞赛”，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赵宝煦在《“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一文中提到：“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明确说：‘天皇是日本国民族统一的象征’，殊不知这是一个十分起作用的象征。这个象征与‘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和‘武士道’的‘忠’、‘勇’意识结合起来，就对日本国民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动员作用，好、坏事都便于利用‘天皇诏书’的形式顺利推行了。”
四
日本的国家神道和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融合而成的武士道，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异化。儒家强调人伦观念，而武士道强调为主君毫不犹豫的死。儒家核心思想“仁”，武士道核心思想是“忠”。神道教的信念不分是非，武士在人格上也容易产生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重礼仪又残暴；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武士道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武士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潜移默化的融入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二战后，日本人对工作极度忠诚，过劳死现象比其他国家严重，他们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换来了日本经济的繁荣，这从一个侧面证实武士道的精神仍然影响着日本人。中国的邻国日本，二战中犯下的罪行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愤怒的同时应该冷静的思考，是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心理特质影响着人们做出非人道的行为。这有利于两国的交流，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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