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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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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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2篇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就是爱人。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企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关心和照顾好自己的员工,对员工以人本关怀才能使企业有凝聚力,才能凝聚人心和力量,做到基业长青。企业只有照顾好自己的员工,员工才能照顾好你的顾客,顾客才能照顾好你的利润。因此,对员工施以仁爱,这是企业管理的根本,也是出发点。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就是爱人,其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关心在当时混乱的年代中人的安身立命和生存状况。关心企业中人的诉求,是企业管理的基础和起点。
儒家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两极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建立在对“过”与“不及”的批评基础上,以扣其两端而取中之意的。是一种动态权衡选择的方法。中庸之道就是中道、持平、保持平衡,在管理中保持平衡,掌握分寸。但是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过程中时间、地点、人物都会产生变化,保持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儒家理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提出了“与时偕行”、“日新又新”的理论,时刻保持中庸的状态,强调“过犹不及”,中庸的思想体现在管理者身上就是要辩证地思考问题,不要有对某件事有偏见而产生极端想法,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变化中保持中道的思想,保持心态的冷静,多听取各方意见,保持住对管理的协调组织不偏不倚,有序地进行管理。这种思想就适用于中层管理。
2 道家管理哲学及其应用
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的。老子认为凡是自然、无为、柔软等观念都是“道”所表现的基本特性和精神。其中“无为”的观念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其“无为”就是放松对事物的不必要的束缚,减轻对事物的人为干预,运用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做到领导却不让人察觉,成功于无形的管理境界,即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道家的这一管理思想特别适用于高层管理者。因为高层管理者是做出重大决策和制定方针政策的人在整个管理中起着重大指导作用的人,因此高层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个人素养十分重要。高层管理者首先要善于发现、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按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保持事物的大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对下属要予以一定的权力,相信下属,对下属采取不干预不干涉的政策,运用无为的理论为下属创造有为的条件,使整个工作环境更加宽松,更加有弹性,这样才会使各个层级的工作人员有所作为,让他们发挥自己所能,那么整个的工作就会向着良性发展。道家的方法论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3 法家管理哲学及其应用
“人之初,性本恶”是法家的人性论观点,因此法家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的管理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并非法律,而是统治的方法。法家主张运用法律来惩治人们,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处罚,法律之外没有善恶之分。韩非认为赏和罚是君主的“二柄”,其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这实际在强调规章制度、利益机制对管理的重要性。
法家的管理思想对基层管理者有更多的借鉴意义。基层管理者身在工作第一线,执行具体的工作,具体的工作操作起来就有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只有按照规章制度做事才会达到整个管理的效率。所以基层管理者运用法家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管理准则会使整个管理过程更加有效率。做到铁面无私,依法行事,赏罚分明。同时注重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激励员工,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
4 儒道法的管理哲学在应用中的权变思考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3篇
针对:“我也这么认为。”这一说法----还有网友认为“我倒是不这么认为！:))——中国自晋以后，还有真正的道家吗？我自己深表怀疑。所谓道家，恐怕大多数时候都是郁郁不得志的儒生吧！道家思想，恐怕很多时候是被儒家的在野党拿来做精神鸦片的！”。根本就不用怀疑，魏晋以来直至唐宋，诸子百家的名号慢慢地已被儒、道、释少数几家取代了，等到宋明之后，儒道释的分界已不太明显了。这里主要说的是思想学说界限，至于宗教的界限那就另当别论了，除了儒家没被宗教化外，道佛都有其教派组织和教义作支撑，但作为老子的思想，这里主要指其哲学思想，却已被大大地发扬光大了，由于她赋予了“道”滋生宇宙万物的“自然”属性，再加上自先秦以来留下来的重视人的作用的传统，使得神的作用在中国永远也起不了主导的地位了。她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核心部位了，成了中华文化的内在主导，通过儒家这个为政和治世的政治集合中心，以及与民众水融的那种密不可分，而深远地影响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思维理念。至于有人（管他是在野的儒生还是其他有闲阶层的迷信之徒都一样）拿来做精神鸦片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恕了。归根结底，不管是什么家会不会殁了，但老子的思想却会永存，最起码到现在确是如此，说到此，我不知网友是否还会不这么认为？
若然，:))，那就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笔者的“老子思想的哲学法则与哲学系统架构”诸帖正是在这位网友的鼓励和鞭策下才得以完成的，不知此帖在网友看来有无阅读价值，在此还要先行表示诚挚的谢意。
但即使是这样，这位“不这么认为”的网友也不得不承认“当然从思想渊源的传承和和原初的思维高度，不可否认老庄已经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已充分地肯定了老子对诸子，以及对后来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化融合的内在和主导地位。
当然网友他个人声明：更欣赏庄子——庄子的神韵和消遥，确是世人所向往的，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或欣赏他的。但他总是觉得在道家思想，恐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实践中，是最被扭曲的。最被扭曲倒不一定，但被扭曲过这倒是一点也不错。至于还认为“也许，真正的道家思想，在中国大多数历史时期上，是被当成理想主义看待的吧！”这种猜想式的“也许”，笔者该如何回答是好呢，幸好这位网友也是老朋友了，而且还在“养伤阶段，随便灌水。不是要挑起学术争论呀！:))”，笑眉笑眼地着实可爱，不忍说什么了，那么笔者也向网友学习，就此:))呵呵一笑，略过罢了，顺致问候：祝网友，尽早痊愈也好及时切磋。
有网友说：“说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于支拄，是一个新的有份量的观点，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这种说法倒是非常之中肯，所提醒的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是啊，绝对化是很不可取的，且笔者也在提醒自己和网友“现在应防患于未然的是——不要从一个极端再走向另一个极端。”
网友接着说，“例如把儒家（孔与孟等先秦儒学）仅仅限于道德范围内，这是不对的。”如果把老子的“道”、“德”的范围和社会上人们所说的“道德”范围混同起来的话，或者说把老子的道德理解为社会上的“道德”这两个字的涵义的话，那当然就是对于儒家的不公道了。老子“道”和“德”的范围应到老子及其哲学思想里去找，那种理解才不会是辱没儒家——反而是对儒家的莫大褒奖。其实我们在弘扬道家或老子的思想时，并没有丝毫贬损儒家的意思在里面，儒家思想的实质内涵与功能和作用，我们在以前讨论其是否是宗教时就已给于了充分的肯定和评断，这里就不多谈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网友的疑问：“认为道家的思想才是中国深层的思想，扬柳也认为儒家只是表面，道家就是内在。”在这个问题上扬柳无疑是对的，这也说明了其认知的水准和学识是很值得称道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的看法，与网友（gd-ldh(李杜韩)2002-12-2010:23:31）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不同点还是有的），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上看，儒道释多有互通，出世与入世，逍遥与经世，本来就是很灵活地转化的，而往往不着痕迹，没有太多的思想转型上的痛苦。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先秦诸子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若说儒与道都源于共同的宇宙观、生命观图景，孔子与弟子讨论自己的人生追求时，突显了个人的逍遥自由的内心境界；也是切合实际的。而《老子》一书，除了其宇宙观为诸子各家奠定了其哲学基础外，实则也有很大的部分是谈为政、治世与做人的，这两者本无绝然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是其主要着力的地方不尽相同，儒家对理想社会和怎样做人的具体模式上给于了足够的关注，并高举世界大同的理想和目标，将其思想学说作为了主导的政治集合中心。儒家虽也重对天地万物的领悟，也有其宇宙观，但其宇宙观是在老子宇宙观的影响下的思考，所以也没有象苏格拉底那样把宇宙万物的滋生直接了当地归结于神，而且其人生观、道德观就是建基于此上的，最重要就是儒家虽然有对“天命”，对“天”的认知和说法，但这个认知，大都不是真正的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因此没有具备哲学意义或理念上的思考，使得其道德并没有找到终极的或根本的保证，还是被老子或道家的“道”所笼照罩着，当然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老子的“道”讲究的是法“自然”。
笔者对于“两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期，这是因为儒与道都成为了统治者视为合理、合法的精神指导，中国思想的整合就在此融化而运行，在此时期，儒家到底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而道家也带有经世之意义，两者在融洽。”这样的观念，并不完全持反对意见，其实不光是道家一名在先秦时期本来没有的，那里老与庄也没有并称，儒家等各家都在那时没被称为家，而是称为“子”，那时的“子”是老师、是先生、是圣贤、是《书。奥陶谟》中的“知人则哲”的哲人。不错是到了汉代，才有道家一名的出现，才把老庄合起来论。而儒家在那时还没被正式称家，因此才有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之说。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揭示，其不同点就在于此，正如之先生曾说过的那样，老子关于“道”的论述及其哲学理念，这些“观念本不易得多数人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而后来的庄子，就没有这种“强为之名”的假设了，而成了一个原则。”其后自然也就成了诸子（包括孔子及孟子）的原则了。那就是不管庄子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与老子的不同只在于，他们是受到了老子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以老子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底蕴和基础的，因此也为以后的融合打好先天性的底蕴。
是的，佛教的东来，对儒与道都是一个挑战，此后也没少竟争。佛教的理论及其思想理念，由于其与中国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无疑弥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对生命的深层认知上的某些不足，对生命的追问和要求，出现了新的启示或共鸣，也达到新的高度。没有佛教东来，中国文化的总体水平，可能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且在东汉后期，由于党锢的禁绝，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已经陷入僵局，佛教刚刚是为中国文化又注入了新的血液，说是一个新生运动也不为过，意义极为重大。因此笔者在“老子思想的哲学法则与哲学系统架构”最后一帖中，就有道家尚虚无，佛家尚空寂。佛学传入中国后，由于二者颇为接近，当时的谈玄之士，没觉出老庄与佛学的差异有太大，当时的人士（如慧远、道安等，）多用三玄解释佛经。足见其对佛学的影响之大。以外典讲解佛经，这在当时叫作“格义”。后来还出现了用佛学解释道家之言（而佛教高僧如：鸠摩罗什、僧肇、慧观等人都注过老子），可见当时中国文化的融合之一斑了。
宋学，在形而上的哲理方面受老子的影响很大。宋史本传说，“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宋明理学以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宋史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再传——穆修以太极图传周）作为基础，演义或推衍宇宙万物的发生，他们的太极图则是源自道教的太极先天图。而道教之与老子的渊源自不待言（据太极图传授考讲，太极图本叫无极图，陈抟居华山以太极图刊行于石壁之上，其最下圈名为玄牝之门，最上圈为炼神返虚，复归无极。）此时理学才使儒家思想更加发扬光大。
儒家理学的出现和道教在元之后的盛大，是对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宋明理学是吸纳了大量的佛教思想理念，同时其形而上的基础这么也不能说是来自于佛学理念吧。而这一切正是由于儒道释的融合与合流后，形成的主体文化，重新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树立起其万世风范。儒家的理学受道家的影响，当然也受佛家的影响，这样才更切实际，更有根据。
所以，从现在看，中国文化中儒道释是同为根基，同为支拄。两千年的变化蜕嬗，也不可能使其磨灭掉，他们最初的源头在中国先秦时期发轫，而发展壮大，则几经变化了后，仍然在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认为：
“认为老子的思想才是中国深层的思想，”的渊源或缘由了。----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4篇
他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思想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玄学时期，二是玄学与佛教般若时期，三是“佛教经学”形成时期。魏晋玄学流行、鼎盛时期约几十年，以后还有一些影响，那已是玄学的余波了。其馀的300年的时间，佛学逐渐占了主流。东晋以后，直到南北朝结束，都是佛教经学的形成时期(同上第2页)。这是任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当然，南北朝的佛教是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容和价值。
努力把佛教纳入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发掘佛教思想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成为任先生不同于一般佛教研究者的显著特色与贡献。
一、社会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移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社会思潮，佛教是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发展的。汉魏之际，“神学经学”受到破坏。魏晋时期，玄学“清谈之风”开始流行，从正始年间到永嘉之世，已经历了七十馀年的发展。西晋时期郭象的独化论后来居上，超过了以前的王弼、阮籍、嵇康、裴Q等思想，把玄学推向了顶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象的独化论也意味着玄学的终结。此后，玄学的内容已无所创新，《文心雕龙・论说篇》言“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无论内容还是水平都没有超出西晋。除了张湛《列子注》所提出的贵虚论以外，没有出现什么足以引人注目的玄学体系(其实张湛的理论也是借助于佛教思想才得以完成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影响仅是一种馀波而已。至于魏晋时期的佛教，虽有流传但流传不广，在思想界里并未有所反映，如王弼、何晏以及向秀、郭象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佛教思想的影响。此时的佛教主要是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发展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454页)。
至东晋时期，佛教终于在非佛教徒的著作如《列子》等中得到反映，开始以宗教哲学形态影响中国思想，并在社会思潮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逐渐赶超玄学而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因佛教般若思想和玄学超言绝象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概念较为接近，但其宇宙论之宏廓，物性论之玄妙，人生论之超脱，又比玄学高出一筹，故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引入，给清谈补充了新的材料，丰富了清谈的内容，推动了清谈的新发展，而佛学在清谈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增加，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形成“佛玄”思潮“六家七宗”就是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且此时亦出现了名僧与名士以佛教般若为内容的清谈，这在《世说新语》、《高僧传》等均有记载(同上，第657页)。后来僧肇的《肇论》对佛玄思潮进行了总结，这一总结虽然在命意遣词上还保留了一些玄学家的词汇，但事实上则使般若学脱离了玄学的桎梏而真正纳入到佛教的范围。从作为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说，《肇论》则已经成为佛教思想的总结，而不是玄学思想的反映了。东晋后期，佛学已经赶超玄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形成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阶段”(同上，第455页)。
二、南北朝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
如果说东晋时期的佛学终于赶超玄学而成社会思潮的主流，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佛教思潮下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基本完成了佛教经典介绍的使命。经当时全国的几大译经集团，如凉州、昙无谶、菩提流支、佛驼跋陀罗、求那跋陀罗、真谛等的译经努力，无论从参与译经的人数，译出经籍的数量、质量，译经涉及的西方佛教流派，“其规模之大，均属空前”(《中国佛教史》第3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其次，随着译经事业的进步，佛教研究者也日益增多，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即所谓“论”“疏”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再次，新的佛教学派，如三论学派、成实学派、涅学派、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毗昙学派等理论思辨更为深入的佛学流派广泛流行。又次，佛教发展迅速，佛教思想活跃，信奉者也日渐众多，僧俗两界均参与进来，当时诸多士族也通晓佛学并以清谈的方式讲论佛经，如杜弼、崔光、王肃、萧子良、梁武帝等，甚至北方大儒刘献之，“注《涅经》未就而卒”(《魏书》卷八四《刘献之传》)。最后，由于佛教盛行，又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史传、佛教典籍的目录学等，影响所及不止于佛教界。任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佛经多出，学派众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中国佛教史)第3卷《序》，第4，7页)。任先生所指的“佛教经学”，即是指佛教在以上各方面如佛经翻译及其注疏，发挥个人见解的论著，对佛经进行整理的译著纂集以及佛教史传的编辑等大量出现、广泛研习和普遍流行。
任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可分为两大支系，一是儒家经学，一是“佛教经学”。尽管“只要中国处在封建制度下，儒家思想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仍“是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同上，第4，5页)，但儒家经学在汉魏以来的思想潮流中即已失去独尊的权威，而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佛教经学”，“就其社会覆盖面看，还远远超出儒家经学的影响”(《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且“就其理论的深刻程度看，佛教经学的抽象思辨水平远在儒家经学之上”(《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6页)。至于道教，尽管在魏晋之际有了新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甚至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宗教力量，但是，此时的道教往往还不得不借助、吸收佛教思想以充实、发展自己，如南北朝晚期集以往各道教派系之大成的《无上秘要》，在构建道教宇宙观时，也不得不借助于“三界”“劫运”“缘起”等佛教思想，道教“信徒为数较少，远不能与佛教徒相比。道教的社会影响在三教之中也是最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370页)。而玄学则继续发挥着馀波的影响。南北朝的“佛教经学”不论在社会覆盖面上还是在理论思辨水平上，超过了当时的儒家经学和道教以及玄学。
三、“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庄子；真人；理想人格
庄子塑造的理想人物形象，在书中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四种表述，而其中表述的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真人”。在《庄子・大宗师》一章里，庄子不仅对“真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一一概括，并且运用讲故事的方法通过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具体化了他对“真人”形象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对“真人”的推崇与赞美，展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和理想人格。庄子的哲学更关注的是人的内心，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一门“心灵哲学”，那么“真人”则成为了庄子心灵哲学的载体，“真人”承载了理想人格的所有表现，涵盖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纯的一部分，这也是庄子所要表达的。从而，“真人”成为了庄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本文将通过对《庄子・大宗师》中“真人”的剖析，着重探讨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一、何谓“真人”
《庄子・大宗师》开篇便平铺直叙的讲起“真人”，比较详细的阐述了“真人”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1]（p.168-169）
在这一段文字中，庄子用浮夸、浪漫、神妙的笔法向我们直接阐述了真人的特征。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最崇尚“真”，“法天贵真”作为庄子最重要的思想，重在追求人的自然属性，强调可贵的是自然的本性，人只有无为才能顺应时物，才能不被外物和世事所累，才能保全“真”的实质。正如《庄子・渔夫》中提到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者，所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p.823-824）庄子的“真”强调的是契合天意，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强调的是浑然天成，不经人为的改造和雕琢；强调的是自然之美，一切顺应自然。
面对人世间的纷纷扰扰，能够达到庄子心中理想境界的唯有“真人”。“真人”，即得到真知之人，真知便是对“道”的理解和认同，所以真人就是得道之人。在这一段，真人的表现从内在德行的角度来说，不以众欺寡，不居功自傲，不思虑图谋，不为过懊悔，不为赢得意，从应对外部环境的角度来说，他已经超越了平凡人的境界，他在高处不会害怕发抖，碰到水不会沾湿身体，遇到火也不觉得热。真人不在乎生死，没有烦恼，无拘无束的面对自然中的一切，从内心上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容颜淡漠安闲，行为举止适应世间万物的规律。在这样夸张的描写下，庄子想要塑造的真人的形象和人格特征被清晰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庄子看来，真人对待自己、世界万物都是淡若止水的，这一切的一切来源于真人已经通晓了凌驾于万物规律之上的“道”，庄子认为，只有智慧通达到能了解“道”的人才能做到这样。这样的真人洞察世事，知晓天与人的作为，忘记了人间的生死、苦乐、得失和毁誉，他集合了“神人”、“至人”和人的所有优点。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1]（p.168-169）
在论述了真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后，庄子对“古之真人”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那就是“天与人不相胜也”。在久远的古代，人对于“天”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儒家思想里更是把“天”看做具有生命意义的生存世界的本原。在庄子的思想中，他把儒家的“天”升华为“道”，把“天”蕴含着的自然提取出来，总结自然万物规律，汇总成“道”。无论喜欢与否，承认与否，与人相似与否，“道”都亘古不变的存在着。真人做到的，就是与“天”不对立，与“道”不相逆。在庄子眼中，人为了更好的生存，追名逐利，制造机械，饲养牲畜做农活，这些都是与“天”相对立的，都是违背了自然意愿的。“真人”身处人世间，自然也有其人间性情，但是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本真，一切发自内心，顺其自然，将自己融入自然。所以，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对立，达到了庄子理想中的“天与人不相胜也”，达到了天人合一、无欲无求、超越生死、顺应万物的人生境界。
二、“真人”形象及理想人格的塑造
在《庄子・大宗师》中，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把庄子倡导的超脱忘尘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初看时令人诧异，理解后令人彻悟的“真人”形象描述，让庄子的理想人格浮出水面。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1]（p.188-190）
在子舆、子来生病，身体发生奇怪变化时，子祀、子犁仍然可以淡然处之，在生死问题上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超越与豁达。他们相信自然的形体是让人用以寄托的，认为鼠肝、虫臂都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人类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有了“人”的概念后便认为鼠肝、虫臂都不正常，其实这不过是人类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把人的要求强加给了自然，而鼠肝、虫臂的存在本身就有其存在的道理，这都是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凡人都是乐生而厌死，所以庄子们才用荒唐的语言来表明死与生其实是一样的，在庄子看来，凡事始于“无”，从无到有，那么世间万物都可以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这种安于时运，顺应自然变化，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看做一体，看做自然而然发生的思想不正是庄子的思想中的“齐万物”么？由此，这四个人物形象也可以看做庄子“真人”形象的第一代表。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1]（p.193-194）
在世俗的观念中，死亡是一件让人悲痛不已的大事，但在庄子的道家理论中，生只是意味着自然赋予人的形体，赋予人的操劳和种种权利，死意味着对自然本真的还复，这一切都是天的安排，都是生命的自然本性。所以当子贡质疑孟子反、子琴张二人对尸和歌是失礼之举的时候，两人反而相视而笑，是因为他们根本认为不必有这种礼数的约束，这些都是人为添加的无用之物。在这一段中，可以明显看到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抑制，庄子借孔子之口颂扬了他的道家思想，点出儒家在世俗之内，注重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和世俗礼仪，而道家则遨游在世俗之外，把生死之看做多余的毒瘤和溃破。正如后文提到的，如同鱼在江湖中，人是时时刻刻处于“道”中的，感觉不到并不意味着“道”的不存在，反而“道”对人，对万物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是所有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根本所在。庄子借孔子之口明确提出了道家的生活理想，即在“道”中相处，一生坚持学道、体道和行道，忘记自己的躯体和主观臆断，忘掉尘世间的是非对错。孟子反、子琴张这两个人物形象恰恰表现出真人也有真性情，但他们不计生死、不加约束、顺从于内心所向，坚持“一生死”，是庄子塑造的“真人”身处人事间却坚持“道”的人物形象。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不知孰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1]（p.199）
在举出四个“齐万物”的真人形象和两个“一生死”的真人形象后，庄子又为我们塑造了孟孙才这个人物。母亲过世，他随大家一起哭泣但是又不哀伤、悲痛，不被繁琐的礼数所牵绊。他表面的行为举止是世间常人的做法，但他的本质其实早已超越凡人。颜回的心灵尚未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才会指责孟孙才“无其实而有其名”。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似乎只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人如果可以顺应自然的安排，随之变化，便能进入“道”与自然合为一体。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1]（p.205）
颜回这个人物形象，在庄子的书中大多数时候被用来贬谪儒家思想，但是在《庄子・大宗师》的这段对话中，颜回不断学习领悟，通过努力提升自我修为，终于达到了忘记肉体，融入“道”中，随之变化。庄子在这里提及颜回，就是想说明，不论一个人现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身份地位，想要拥有智慧，想进入逍遥自在的“道”，首先就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把钱财利禄、把名誉地位置之度外。在颜回尊崇效法的去掉偏好，废弃聪明，不固步自封之后，也成为了“道”家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说成是“真人”形象之一。
庄子崇尚道，追求道，他通过“真人”形象的描述与塑造，为后人呈现了一种精神自得型的理想人格模式，庄子的理想人格即逍遥人格。道家的最高典范是“真人”，老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清静，无为，不争。到了庄子，进一步把“真人”标准升级为“齐万物，一死生，逍遥无待”。他所倡导的这种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遵循规律的理性意识，不为外物所累的超然品格和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都是庄子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现今这个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过多的欲望和功利主义已经迷惑了我们的双眼，庄子的“真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开辟了一块心灵的净土。
三、庄子理想人格的现实意义
1.精神自由
庄子虽然继承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但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生动有趣的文学风格。庄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生存方式上崇尚顺其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得，追求的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许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并没有把道家同儒家思想一样重视，对道家思想分析的篇幅明显少于儒家，但在笔者看来，道家思想仍然是中国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说，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散发出来的魅力和影响力是后人无法忽视的。
2.开放融通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儒家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学，要求人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冲动，用高尚的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而道家则目光直指天道自然，力图在万物自然竞争的环境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和谐。这种哲学思想明显更具有开放性，更能开阔人的心胸，更加接近自由艺术的真谛。庄子用他塑造的理想人物性格和深刻的哲学底蕴，为后人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他的理想人格创造了一种遁世求真，全心全意地追求生命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逍遥自得，把人生意义建立在精神丰满的人。庄子的思想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苛之间，给中国人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拥有自然本性的的，它是反对人为的约束管教的，它保全了人生存的自由。在不断求知，不断求“真”的人们看来，道家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最为适应创新力的需要，最能迎合人内心世界对自由的呼唤。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4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6篇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调适和心理治疗理念，对当前心理问题的解决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其代表是儒、释(佛)、道三家的修身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儒家的“仁”的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无我”思想。
心理健康问题是目前困扰人们的一大社会问题。就如何救治而言，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探讨心理健康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化中确有许多方面的资源有助于实现心理健康。论文百事通然而就有效性而言，最重要的当属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常言说，“心病还须心药医”，想要从根本上救治心理问题还要从思想着手。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也确有许多有关心理调整或心理治疗的理念。对这些思想加以系统的总结和清理将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在此，我们谨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代表儒、释(佛)、道三家的修身思想加以探讨。
一、儒家的“仁”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在儒家思想里，居于核心地位的当属修身方面的思想。正如儒家经典之一《大学》中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这其中所谓的修身，就是“修己”，“修养自身”之谓。应当说，古往今来，儒家关于修身的学说和专著可谓洋洋大观，汗牛充栋。然而其宗趣却是前后一贯、一脉相承的。若用一字来概括它的话，那就是“仁”。
那“仁”之含义宜作何解?此问题颇难回答。在《论语》中，孔子师弟间关于“仁”之问答颇多，然而并无一致界定。后儒对此问题亦可说见仁见智，解释不一。如孟子言：“仁，人心也。”韩子(愈)言：“博爱之谓人。”在我们看来，儒家所谓仁，可解释为“合理的人生态度”。这也是我们研究梁漱溟思想与《论语》一书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梁漱溟先生曾对心理学特别是儒家心理学作过深人研究。他认为，在古今中外的心理学说中，惟有儒家对人之认识最深刻，故而其人生态度也最为合理。梁氏还专门撰有(合理的人生态度》一文。另外，在《论语》中，有“仁者不忧”一语，此“不忧”恰与梁先生所谓“合理的人生态度”相应。
如何做到仁?历代儒者对此曾作出深人探索，并多所论述，现就其大者作如下概括。
其一，立志。儒家学者多言志，即所谓“士尚志”。《论语》中有“士志于道”之说。其实，儒家所谓道，即“仁”。也就是说，要想做到仁，要想使自己生活得合理，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志于道(仁)”这样一个志向。只要树立了这样一个志向，就能够做到仁。就像孔子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反之，若没有坚定的求仁志向，那么，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达到仁的境界的。同时在求仁方面，要有一种“掘井及泉”的精神，半途而废怎么也不能成功的。所以说，在现实中真正“志于仁”的人是不多的，孔子的学生里面也仅有颜渊一人可以做到“三月不违仁”。
其二，求友。一个人要做到仁，或者说使自己的生活达到合理，仅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朋友的帮助。对此，儒家思想中有颇多论述。如曾子讲：“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孔子如何为仁时，孔子回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谈到调整心理时指出：“如果我们有意调理自己，则亲师取友，潜移默化，受其影响而得其养，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说得再广泛一些，如果要想调理自己，就得找一个好的环境。所谓好的环境，就是说朋友团体，求友要求有真志的朋友；好的朋友多，自然向上走了。”川因此，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要想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朋友的帮助是不可少的。
其三，执中。中庸学说是儒家思想重要内容之一，行为合乎中道也是儒者们的最高追求。在过去，人们常把中庸看成是一种折中主义，是不对的。事实上，它是一种很高并且难以达到的精神境界，如孔子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一定意义上讲，“仁”的表现就是“中庸”。孔子就是合乎中庸人格的代表。《论语》曾这样描述他：“子温而历，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样的境界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孔子还提出了过和不及、狂和捐四种反中庸的人格，从中可以看出其缺欠点皆在于拘于一偏。因此，在现实当中，需要对其分别加以具体而不同的教育。就像孔子一样，对性格鲁莽的子路持以警戒态度，而对性格懦弱的冉求则予以鼓励。应当说，孔子和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心理健康工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现实中的那些心理不健康的人实际就是没有做到中庸的人，比如抑郁症者似可比作捐者，躁狂症者大抵可视为狂者。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以不同的指导，使他们的心理由不平衡转为平衡。
其四，处乐。乐观向上也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极力倡导的一种人生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也是仁者所必须具有的。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斯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由此可见，孔子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而且，安贫乐道也是最为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精神境界，像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就是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孔子和颜回的这种人生境界后来被宋儒称为“孔颜之乐”。应当说，儒家的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对于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应当首先是一个快乐的人。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有心理问题者先乐起来。
其五，居敬。通过自己的修养以达到的仁的境界，这是每个儒者所孜孜以求的。然而，在修身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敬。当子路问什么是君子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意思是说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养自己的德行就行了。在孔子看来，欲修身以达仁，首先要有种严肃认真(即“敬”)的态度。应当说，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调整人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道家的“无为”思想
在中国本有的思想流派之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仅次于儒家。就哲学思想而言，道家学说可以说诡奇莫测、博大精深。而且，其中亦包含丰富的养生和修道学说。若用一个词来概括道家修养学说的话，那么最恰当者莫过于“无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道家所说的“无为”并非是“不为”，而是“无所为而为”。如果用道家哲学的另外一个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自然”。这是因为，在《道德经》一书中曾讲过“道常无为”，又说“道法自然”。可见，“无为”与“自然”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另外，著名的《道德经》注释家王弼也是这样解释的。他在解释“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时说：“自然已足，为则败也。”在解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时又说：自然也。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道德经》中的这种自然无为思想，在庄子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然而，它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据我们概括，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知足寡欲。在道家看来，现实当中人们所面临的种种灾难皆由人私欲膨胀所导致。《道德经》中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多逐于耳目声色之好而难以自拔，即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做到两点：一为“少私寡欲”，二为“知足”。因为“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应当说，道家的这种知足寡欲的思想对于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其二，谦让不争。在现实中，人们之间难免会发生利益的冲突，争执之事也在所难免。这样的情形应如何处理，在道家看来，应该谦让不争。要实现不争，对统治者来说，需要做到“不尚贤”；对一般人来说，需效法水之德，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需要指出的是，道家讲的“不争”不是单纯的消极退让，而是基于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而提出来的。正像《道德经》所指出的：“圣人不积，既已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第八十一章)即是说，愈能“为人”、“与人”，就愈能使自己精神愉快，可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反之，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则会损害别人利益，造成人际关系恶化，因而会带来种种烦恼和心理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吸收道家哲学中的不争智慧，以协调人我关系，促进个体身心健康。
其三，守静弃躁。人之心理健康与否，在道家看来则表现为静、躁的不同。具体说就是，心理健康者属静，其不健康者则为躁。如何做到“静”，《道德经》言要“归根”，即：“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其实，所谓归根就是回归到原处的状态，即“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章)。要做到这一点，用《道德经》所提出的方法就是“无知无欲”，即“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九章)。对无知、无欲两点，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无知，因为欲从知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无知”“无欲”和他主张的“无为”一样，并非是“不知”、“不欲”，而是“无所知而知”，“无所欲而欲”，体现的是一种率性而为的态度。这些思想对于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三、佛家的“无我”思想
相对于儒、道两家而言，佛家哲学属外来思想。佛教自汉明帝时人中国来，历500年，经无数大德高僧的不懈努力，至隋唐时达于全盛。尤为重者，西土佛教既经消化，已然成为中国思想之组成部分，即中国佛教，其中学派林立，各有特色，且富深刻之哲学思想。佛家哲学集于大藏经，渊奥难识，非有上等根器则难理会。其中，中国僧众参禅、理佛之法门于今之心理调整颇多助益。
大藏经凡八千卷，佛法万端皆蕴其中。若以片语括之，即为“无我”。前辈学者梁启超先生尝言：“佛说法五十年，其法语以我国文字书写解释今存大藏中者垂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无我’。又言：“倘若有人问佛教经典全藏八千卷，能用一句话包括他吗?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无我、我所。’再省略答两个字：‘无我。’因为‘我’既无，‘我所’不消说也无了。”。我们甚匙斯言，原始佛教(小乘佛教)三法印有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梁寂静。”可知佛门万法，皆主“无我”。然对于佛法中讲的“无我”，一般要从这样两个角度加以理会：其一是“学”，其二是“证”。前者是从学理角度说明“我”之为无，后者则从实践角度证悟“我”之存在。在此，我们仅从“学”之方面解释我之不存在。
照常理言之，说我之不存在实不可思议。我之感知，实实在在；我之情慷，真真切切……而且，言我之不存在亦违逻辑，我既不存在，如何言之。然而，佛家哲学所讲无我是就本体论言。其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纠正世人之妄解，具体说就是以佛家智慧，照见“五蕴皆空”。佛家所说“五蕴皆空”(蕴，亦称阴，积聚之意)即心理活动之五种表象，具体说就是色、受、想、行、识。对于此五蕴，可以作简单训释：色，为“有客观性事物”或“物质物态”(感觉之客观化)；受，为“感觉”；想，为“记忆”；行，为“作意及行为”；识，即“心理活动之统一状态”。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生哲学；孔子；名；仁；道；为学
人生哲学是个人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关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以及人生价值等方面的看法。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面对自己的处境应当采取的态度，简言之凡是探讨一个人生存在天地之间根本做人之道的学问，都属于人生哲学的范畴 [1] 。孔子创立的人生哲学要求的是入世，倡导建功立业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其思想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上也处于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国民精神。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2]。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2]
孔子人生哲学是以仁为基础的伦理型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它要求为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以仁为基础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人都处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应将做人的基本规范视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这便是孔子倡导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法则。凡在生活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仁人。
三、孔子之道：追求的终极境界
道在孔子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之道即仁道。道的产生和培养是依靠人的努力，道在人中并由人传递下去，“吾道一以贯之” ，最终依靠人们的活动而成为现实，“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经常教导弟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居，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荣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从其深层的底蕴来讲，说到底是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的大问题。
他告诫学生以道为生活原则，有了这个原则在生活中即有所得。孔子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圣人等不同类型，如何才能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其路径便是内圣外王之道[3]，孔子人生哲学强调的是入仕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神，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安宁也将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崇高目标。之后儒家《礼记・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八条目”最能说明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即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贯穿孔子人生哲学思想核心的还有一大理念就是为学。其一生把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种理念。《论语・学而》的第一段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总是教导人们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途径主要是为学，正如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学贯穿孔子人生哲学思想之中，并成为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前提，孔子之名、孔子之仁、孔子之道都要经过为学而获得发展，几方面统一起来构成独特的孔子人生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邬昆如，人生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2]陈延庆，仁学人生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简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4月，第22卷第二期
[3]高云伟，仁、道：孔子的人生哲学，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6月第6卷第2期
儒家的哲学思想范文第8篇
管理学应用于社会方方面面，政府、企业、学校等，几乎每个机构或社会组织都是以管理为运行基础的。而企业管理作为管理的缩影，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也是管理问题表现最为具体的层面。故本文以企业管理为研究范畴，从实践应用角度探究管理伦理与哲学问题。
一、管理伦理与管理哲学的关系
管理伦理与管理哲学是管理实践中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两大利器。管理伦理是企业进行管理实践的各种标准、规范和原则。而人是管理体系、管理制度的实际执行者。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企业要生存，就离不开人和事，无人何以成事，无事何以断人，归根结底，管理离不开人。”[1]也就是说，管理既管“事”，也管“人”。具体来讲，管“人”实际上是管理人的“思想”。而解决思想问题，则要靠哲学。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道德和伦理的社会，企业管理不仅要管好事，更要管好人，实现伦理与经济的内在统一，用道德范式和哲学思想来提升管理的艺术水准。可见，管理伦理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相伴而行。
（一）管理伦理的内涵
管理伦理，即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建设。“企业在追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获取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的经营行为，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2]
企业实施伦理管理，一方面是来自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随着企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社会效益对企业的驱动力越来越大。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打响知名度，更可帮助企业树立“诚信、仁义”的外在形象。因此，很多企业开始关注伦理管理，从内部管理向外部形象管理拓展。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随着社会文明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的主要行为，其在社会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企业行为已逐渐对社会伦理观念产生影响。甚至一些企业的不法经营行为不仅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直接挑战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社会伦理观念。故规范企业的伦理行为，有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
（二）管理伦理的哲学基础
管理是一门智慧的艺术。管理哲学既是对管理本质的反思，也是对管理科学元问题的考察与反思。管理行为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涉及到管理哲学问题。从广义的管理哲学来看，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核，是企业统一战略思想、提升员工整体素质的基础。它贯穿于企业伦理管理的各个环节。从狭义的管理哲学来看，企业管理哲学是指企业最高管理者所奉行的管理信仰，其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影响整个企业的伦理管理方式与发展方向。管理哲学影响了企业家的决策能力与决策因素。可以说，管理伦理是建立在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的。
二、“以人为本”哲学理念下的人力资源伦理管理
“人才永远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3]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核心，关系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当今市场是人才竞争的市场，优秀企业不仅人才济济，更能够有效管理人才。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偷管理。
（一）企业人力资源伦理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实质上是企业道德规范与原则践行的过程，是企业强化执行力、追求效益与效率的前提，也是构建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工程，“它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4]。当然，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伦理管理制度。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实现这一点存在一定的难度。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缺失现象严重。从企业角度来看，“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还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真正理解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还需加以时日；且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中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人际冷漠现象严重。从人才竞争角度来看，公平竞争意识淡漠，非正当竞争手段被合理化，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盛行的风气，导致很多企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二）企业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其一为“以人为本”原则，即企业以人才为最高价值观，企业管理者善待人才、重视人才、关爱人才，肯定人才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与价值；其二为“公平竞争”的基本伦理原则，这是人才竞争的起点，而无论竞争过程中还是竞争结果，也都要坚持这一原则，以避免企业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
我国哲学思想向来重视人才的教育与培养。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更是将人才的培养细化为“治国、齐家、修身、为政”等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楷模与经典。儒家学说处处强调“人本”思想，把人视为管理与被管理的核心，为后世人力资源伦理管理奠定了基调。而墨家哲学思想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相应的论调，它强调“兼爱、尚贤”思想，都是主张对人才的爱惜与尊重。时至今日，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中仍然要借鉴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并以此为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构建的基础。
（三）“以人为本”哲学理念下的人力资源伦理管理
实质上，企业人力资源伦理管理中最大的困境即是“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四项，做好这四项即可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援保障。
将我国传统人才观念“以人为本”作为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核心思想。所谓“引才”即是指企业积极塑造“爱才、惜才”的人力资源伦理形象，为人才提供完善的培养计划和晋升路径，以吸引更多人才；所谓“育才”，不仅包括企业为人才提供的培训计划，更需要企业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源伦理管理氛围，以促使人才自我培养；所谓“用才”，即做到“人尽其才”，用“专业人士”来做“专业工作”，给人才更多空间与更高的工作自由度；所谓“留才”，是指为人才解决生活困难，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企业建设，且制定完备的晋升与奖励政策，提高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三、“以诚信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经营伦理管理
经营战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核，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而经营战略是以经营伦理管理为基础制定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又是企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条永无终点的路上，保持企业经营行为不出轨的秘诀即是坚持经营伦理管理。
（一）企业经营伦理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观念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使企业保持良好的生存发展状态，远离经营管理困境。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企业很难不越界、不出轨。一是产品质量问题，一些企业的产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二是价格欺诈问题，企业之间相互串联，哄抬产品价格，或故意以“跳楼价”等低价格吸引消费者，实际上虚报产品原价格，以损害消费者利益来谋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还有一些企业采取不同消费者索取不同价格的方式，尤其对外来消费者实行歧视价格，欺骗消费者；三是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比如倾销、直销等垄断或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经营策略，以谋求经济利益；四是虚假广告和传销行为，不仅欺骗消费者，更损害了同行业企业的利益。
（二）企业经营伦理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经营活动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而企业经营伦理又是社会经济伦理的重要形式，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从行业内部来讲，企业之间遵循公平、公正竞争原则，是伦理道德准则必须执行的一项，是企业“诚信”竞争的表现；从外部经营来看，无论产品质量还是规范定价都是企业“诚信”经营的表现，是企业争取客户忠诚度、构建品牌形式的关键。
我国哲学体系中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过诸多评述。儒家学说倡导的“义利观”讲求“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规范。特别讲求“信”，即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墨家学说倡导的“义利观”讲求“兼相爱、交相利”。与儒家抑“利”相反，墨家言“利”，但强调获利应在“爱人”和“利人”之间，单纯的“利人”观不可取。时至今日，这些传统的哲学观念仍在影响我国企业的经营伦理，特别是“诚信”观念，不仅是全社会提倡的全民素质，也使更多企业从中受益。
（三）“以诚信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经营伦理管理
在对内经营伦理管理上，“诚信”符合我国传统的哲学理念，是企业与员工之前是建立良好雇佣关系的基础，是企业招徕人才、挖掘人才、培育人才的基础，是企业构建透明管理体制的基础。在对外经营伦理管理上，“诚信”经营理念适应当前我国国情，也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发展之本，企业用诚信来塑造企业品牌形象，有利于企业招徕更多的客户，与同业间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以应对更大、更凶猛的市场经济风浪。
四、“以发展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生态伦理管理
企业在保障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转的同时，还需兼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维持，减少资源损耗，降低环境污染，为企业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企业经营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
（一）企业生态伦理问题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质上是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或信息交换的过程。故企业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需以生态环境为保障，其生产经营中所需的物质或信息，或直接、或间接地取自生态环境。可以说，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是其他任何因素所无法比拟的。但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一些企业的不法行为、不正当竞争等因素，使得另一些企业不得不向生态环境索取更多的物质或信息，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甚至导致了资源危机。
透过这些生态问题现象，究其原因是企业生态伦理管理不当造成的。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使经济迅速得到发展，不得不采取资源换产品的经营战略。尽管工业化进程加速了经济发展，但企业被迫放松生态伦理管理，其结果必然带来了环境污染，这是经济发展中无可避免的一对矛盾体；另一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期，企业为生存发展，过多考虑自身成本，而忽略社会成本，甚至部分企业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既扰乱了市场，又钻了法律的空档，使政府生态伦理管理失灵。
（二）企业生态伦理管理的哲学基础
生态伦理实质上是环境伦理，其内涵是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这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哲学提出在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认识人与自然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的工业社会，企业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不得已与自然生态走上了背道而驰之路。可以说，人类在虐待自然生态的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哲学思想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及更高境界的“天人合一”思想。用现代哲学思想来解释，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此作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道家哲学思想核心是“道”，追求“自然无为”和“道法自然”之道。道家哲学追求养息之本，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乃是“道”。这是生态伦理管理的高级境界，强调企业发展不但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更应视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无视生态伦理管理的企业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
（三）“以发展为本”哲学理念下的生态伦理管理
任何企业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这是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的。从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对大自然的开发与利用应立足长远发展。一些企业只顾眼前蝇头小利、动摇人类生存之本的做法，实不可取。
儒家哲学思想讲求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更加深刻地道出了生态伦理管理的本质，即作为企业对自然的索取需以发展为本，不可欲取欲求，需给自然万物以休养生长之机，才能保障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为企业所用。而道家哲学思想所追求的“知足知止，可以长久”，也道出同理，强调人类就克制对自然环境的索求欲望，追求经济发展应以保护环境为前提，才是人类生存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