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1篇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 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 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 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 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 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 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十、社会治理体系的数字化程度持续提升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统计信息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在技术，设备，人才，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历史阶段之后，正在进人一个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由信息推动，以创新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有别的某些特点。首先，新经济是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其次，新经济是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基于数字化信息革命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产业获得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第三，新经济是网络经济，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杜会的经济活动方式，特别是商业交换活动方式。建立在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生产交换及消费等各自网络化及相互渗透交织而形成的综合性全球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经济。第四，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创新是新经济的基础。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新经济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其次是模式创新，包括制度、行为、组织结构等，只有运行模式不断创新，经济和杜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再次是技术创新，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市场需要，诱导出新的生产与竞争，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新经济时代，谁先拥有信息，谁就占据主动，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快速掌握各种必要的、准确的信息，是科学管理现代杜会的关键。统计信息是管理现代杜会所必需的最垂本的信息，是进行科学决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新经济时代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既给统计信息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不断进行统计信息创新是新经济时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统计工作本身的迫切需要。
(一)统计伯息技术的创新
高新技术发展的集中代表和最主要的技术领域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各种电子技术的总和，包括信息获取技术，如感测技术、统计信息标准化技术等信息处理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传输技术，如通信技、网络技术、卫星技术等信息应用技术，如控制技术、数字压缩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统计信息在新经济时代条件下，要想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二)统计倍息设备的创新
信息技术在统计中的广泛应用.必须有相应的高新技术设备的支持，这是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物资条件。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对高科技信息设备的需要不仅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技术性能上。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设备的引进和普及是我国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虽然计算机及网络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已经得到基本普及，但高档次的大、中型计算机还很少.不能满足对某些复杂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处理的需要。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必须将高科技的信息设备广泛应用于统计作业系统。
(三)统计倍息生产开发的创新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社会。所谓数字化是用0和1两位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一切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即电话、电报、数据、传真、图像等各种信息全都变成数字信号，在同一种综合业务网中进行传输。数字化是统计信.息现代化中的核心技术，通过数字化，各类统计信息得以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有利于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等。信息内容数字化要求统计部门将各类信息的开发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实现统计表格标准化、统计指标休系和编码标准化，使统计指标、统计分类及其编码具有统一性和唯一性。另外，通过建立以数字方式存储的统计数据库，有利于统计信息查询、管理及统计信息的传输和处理，从而使各级统计信息系统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统计倍息人才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重新认识人的作用的时代，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统计信息能否适应新经济的要求.关键是统计信息产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由于现代统计在理论休系上、调查方式上、信息处理技术上的进步和发展，使统计信息具有来源广、扩散性强、需求量大、用途广等特征，对统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统计部门建成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部门，重要的是培养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但我国目前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结构比较单一，群休中大多数是只熟悉统计知识业务的统计专业人员。人员的知识面抉窄，专业过细问题尤为突出，既满足不了用户对统计信息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统计工作向横向和纵深发展，为此.必须加强各类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要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对原有的统计信息工作人员进行各种技能(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操作、软件开发、联机检索上网查询等)和各种素质(主要是知识素质、政治素质)的培训及培养。培训可采取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多途径井经常化制度化。
(五)统计倍息服务的创新
我国的统计信息服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统汁信息服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不发达。现代经济社会，信息是产品，信息的开发、交流需要有信息市场才能实现，信息市场是信息商品经营和信息有偿服务活动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统计咨询服务部门、统计师事务所、信息有限公司、情报中心、数据库等还只是一个部门或信息机构，信息交易还处在咨询及中介服务上，服务方式也常以信息会.临时专题交易会等形式出现，在新经济条件下.加快发展统计信息产业和统计信息市场，实现统计信息商品化，把统计数字变成商品。进人市场流通.实现服务方式有偿和无偿并举。其次，服务架道多样化(公开、临时交易、个别提供等)，服务手段多元化(广播电视、书报杂志、信息互联网等)，满足各个层次、各种群体对统计信息的需要。另外，统计信息的服务态度、服务观念、服务体系、服务质量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更新提高。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统计信息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在技术，设备，人才，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历史阶段之后，正在进人一个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由信息推动，以创新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有别的某些特点。首先，新经济是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其次，新经济是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基于数字化信息革命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产业获得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第三，新经济是网络经济，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杜会的经济活动方式，特别是商业交换活动方式。建立在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生产交换及消费等各自网络化及相互渗透交织而形成的综合性全球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经济。第四，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创新是新经济的基础。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新经济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其次是模式创新，包括制度、行为、组织结构等，只有运行模式不断创新，经济和杜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再次是技术创新，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市场需要，诱导出新的生产与竞争，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新经济时代，谁先拥有信息，谁就占据主动，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快速掌握各种必要的、准确的信息，是科学管理现代杜会的关键。统计信息是管理现代杜会所必需的最垂本的信息，是进行科学决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新经济时代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既给统计信息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不断进行统计信息创新是新经济时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统计工作本身的迫切需要。
(一)统计伯息技术的创新
高新技术发展的集中代表和最主要的技术领域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各种电子技术的总和，包括信息获取技术，如感测技术、统计信息标准化技术等;信息处理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传输技术，如通信技、网络技术、卫星技术等;信息应用技术，如控制技术、数字压缩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统计信息在新经济时代条件下，要想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二)统计倍息设备的创新
信息技术在统计中的广泛应用.必须有相应的高新技术设备的支持，这是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物资条件。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对高科技信息设备的需要不仅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技术性能上。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设备的引进和普及是我国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虽然计算机及网络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已经得到基本普及，但高档次的大、中型计算机还很少.不能满足对某些复杂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处理的需要。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必须将高科技的信息设备广泛应用于统计作业系统。
(三)统计倍息生产开发的创新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社会。所谓数字化是用0和1两位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一切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即电话、电报、数据、传真、图像等各种信息全都变成数字信号，在同一种综合业务网中进行传输。数字化是统计信.息现代化中的核心技术，通过数字化，各类统计信息得以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有利于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等。信息内容数字化要求统计部门将各类信息的开发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实现统计表格标准化、统计指标休系和编码标准化，使统计指标、统计分类及其编码具有统一性和唯一性。另外，通过建立以数字方式存储的统计数据库，有利于统计信息查询、管理及统计信息的传输和处理，从而使各级统计信息系统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统计倍息人才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重新认识人的作用的时代，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统计信息能否适应新经济的要求.关键是统计信息产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由于现代统计在理论休系上、调查方式上、信息处理技术上的进步和发展，使统计信息具有来源广、扩散性强、需求量大、用途广等特征，对统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统计部门建成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部门，重要的是培养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但我国目前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结构比较单一，群休中大多数是只熟悉统计知识业务的统计专业人员。人员的知识面抉窄，专业过细问题尤为突出，既满足不了用户对统计信息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统计工作向横向和纵深发展，为此.必须加强各类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要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对原有的统计信息工作人员进行各种技能(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操作、软件开发、联机检索上网查询等)和各种素质(主要是知识素质、政治素质)的培训及培养。培训可采取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多途径井经常化制度化。超级秘书网
(五)统计倍息服务的创新
我国的统计信息服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统汁信息服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不发达。现代经济社会，信息是产品，信息的开发、交流需要有信息市场才能实现，信息市场是信息商品经营和信息有偿服务活动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统计咨询服务部门、统计师事务所、信息有限公司、情报中心、数据库等还只是一个部门或信息机构，信息交易还处在咨询及中介服务上，服务方式也常以信息会.临时专题交易会等形式出现，在新经济条件下.加快发展统计信息产业和统计信息市场，实现统计信息商品化，把统计数字变成商品。进人市场流通.实现服务方式有偿和无偿并举。其次，服务架道多样化(公开、临时交易、个别提供等)，服务手段多元化（广播电视、书报杂志、信息互联网等)，满足各个层次、各种群体对统计信息的需要。另外，统计信息的服务态度、服务观念、服务体系、服务质量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更新提高。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济学；高质量发展
1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因此，立足于经济学视角详细分析我国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以此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提供支撑。
2数字经济的概述
2.1数字经济的模式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其中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类型。根据调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是以网络为主。按照数字经济的变现方式，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一是线上数字经济，其主要是通过线上交易完成商品流通；二是线下经济，其主要是利用网红效应实施的系列经济活动。
2.2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优势：首先，数字经济是带动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推动产业结构性转型升级成为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成为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成效明显，通过组织系列扶贫活动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有效带动4万多个贫困户增加收入。积极推广“名校+”“名师+”远程教育帮扶模式和“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发展有机衔接，积极实施数字乡村发展“六大行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河南省大荔、柞水、佛坪和杨凌4县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
2.3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调查，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快速革新导致部分人群摩擦性失业。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技术的进步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同时数字化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技术性失业”，对就业市场、民众生活与广大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痛苦的。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具有数字素养的人将面临失业和边缘化危险。二是线上平台强势压低线下实体收入。线上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模式。线上经济的便捷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极高粘性的消费者，加之没有店租等实体成本的负担，线上平台相较于线下从业者往往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线上平台的竞争压力下，大量线下实体从业者被迫降低利润目标，甚至面临破产。三是巨头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数据是一种边际成本递减的生产资料，数据一旦形成规模就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受规制的扩张必将走向垄断，垄断的后果是行业资源集中与行业内部分化加剧。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行业资源高度集中，互联网巨头与小微企业差距悬殊，并且差距还在渐渐扩大。
3数字经济崛起的原因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根据调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例如，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从623亿元增长至3419亿元，增长了2796亿元，如图1所示。其中，直播带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直播带货成为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方式。2020年直播电商占GDP比重达27.8%，年增速高达227.7%。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决定因素有以下方面。
3.1数字经济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我国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的发展动力。5G技术能够为网络直播提供稳定的信号，为直播带货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例如，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平台形式更加丰富，为市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看平台，有效地刺激了粉丝的消费欲望。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基于“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网络购物成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重要方式，提高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进而扩大了数字经济的粉丝量。据统计，2020年我国移动用户占比达互联网用户数量整体的99%，手机流量时代全面来临。可以说庞大的网络群体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大力的潜在客户。网红利用营销手段，猎取消费者心理，通过高粘度、高互动的方式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并且通过精准的营销手段引导粉丝消费，形成价值回报。
3.2国家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支持
基于“双创”战略的实施，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国内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例如，在全国经济发展会议中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是民营经济、“双创”战略实施的具体体现。为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地方省市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如表1所示。陕西省加强数字领域标准制定，探索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地方立法，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2条路线，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核心区。目前陕西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12位，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西安，助力陕西加速步入“数字时代”。
3.3人们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转变
我国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主要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绝对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消费成为当前90后、00后消费的主要方式。相比80后消费群体而言，新一代消费群体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创意性。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迎合了当下消费主体的个性化消费理念：一是基于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线支付方式的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契机。例如，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由于支付方式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因此一定程度会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产生诸多“不必要消费”。二是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懒惰性”催生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了居家消费的方式，大大节省了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时间。
3.4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持续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完善的基础配套体系。一是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根据调查，目前我国物流产业体系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我国物流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冷供应链物流技术不断发展，有效地保护了新鲜食品的质量。例如，根据调查，基于冷供应链技术的发展，生鲜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成为国家政策，道路、网络成为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上述产业的支持。二是网络建设力度不断增加。在5G通讯方面，截至2020年5月底，陕西5G基站已累计开通7621个，力争打造中西部地区5G网络建设先行区，为后续5G产业发展与应用奠定基础。
4数字经济的经济学效用分析
4.1经济增长效用分析
经济模式存在的本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消费满意感。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数字经济带动了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的粗放型、高能源消耗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地方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陕西省是全国有名的网红城市，通过互联网传播有效带动了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催生了诸多新职业，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字经济有效带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通过助农直播带货可以将诸多农副产品推广到全国，以此提升农副产品的市场价值，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丰富了就业岗位，拓宽了就业渠道。以网络直播为例，网红直播带货不仅需要大量的后台客服岗位，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人员，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
4.2营销效用分析
数字经济不仅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线上购物模式的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一是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营销方式实现了全员营销模式，营销人员面对的是所有的受众，需要了解消费者在态度与行为上的改变，因此迫使电商企业要从过去的营销局部视角升华为用户、文化、生意、经济、民生的大局观。二是细化市场。市场细分和目标定位都是确定品牌营销策略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联性不断提高。因此，企业通过大数据洞察了解目标用户，以精品内容与品牌用户创造共鸣，以优质产品和资源矩阵搭建更贴近用户的营销场景，全面助力品牌实现营销突围。
4.3数字经济文化效用分析
文化效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背后是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陕西是网红城市，例如，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西安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20年西安市GDP增速5.2%，总量10020亿元左右。根据调查，当前我国网红更多采取的MCN批量生产的模式，导致缺乏内涵文化。而依托区域独特文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的发展。例如，陕西老乔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抖音上的粉丝为1200万，其认为自己走红的原因归功于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弘扬了当地传统文化。另外，数字经济变现速度快，网红一夜成名现象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加剧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冲击。
5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变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更加符合当代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发挥了其经济学的本质，促进了“双创”发展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同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其归根结底是缺乏正确引导和有力监管以及其自身缺陷的产物，我国应积极消除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通过政府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管理制度、数字经济主体自觉维护数字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等方式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以放大数字经济对经济的积极贡献，规避克服其负面影响，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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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雪.我国“网红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08):15-17.
【3】彭妍,李星星.浅析数字经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2019(08):109-110.
【4】吴晓辉.浅谈疫情之下的“宅文化”传播[J].新闻传播,2020(07):16-17.
【5】姜佳奇.数字经济下直播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9.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财务管理转型；必要性；转型途径
将新型信息技术与企业财务转型工作有机结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平稳发展的必然途径。结合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不难看出，企业已经逐渐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所以主动迎接来自数字化发展而带来的各种变化，也就成为加快企业变革速度的重要支撑，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企业在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下，始终紧跟时展步伐，并充分结合市场需求与企业发展情况，实现科学有效的财务转型。
一、数字经济基本概述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其实就是指将数字化信息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将现代化信息技术作为发展的主要载体，之后通过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我国传统企业的科技化与数字化水平，进而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二）数字经济的显著特点
1.高度流动性数字经济是高新技术下的产物，以无形资产的增加为主要表现。因此，大多数从事数字经济的工作者一般都需要通过不断积累与开发无形资产来体现，进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特点。其次，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数字经济从业者也更倾向于利用网络技术完成跨区域或跨境的商业活动，体现出数字经济用户所具有的较强流动性。2.对数据具有高度依赖性数据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层次与水平。我国传统型企业积累资产的主要方式大多依靠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这导致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限制，但是随着数字经济在社会范围内的不断拓展，依靠高科技技术逐渐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新型资产类型。3.多层面的商业模式数字信息技术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商业范围，更有助于帮助企业合理配置不同层面的商业模式。这种新型商业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商业发展的固定范畴，进而也就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多层面商业模式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
二、数字经济时代财务转型的必要性
（一）财务管理模式改变的需要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仍然沿袭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但是由于管理模式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导致许多与企业发展相关的经济事项都得不到及时的反映和处理；企业内部各项工作事务与财务之间泾渭分明，从而加剧的信息失真情况的发生频率，不利于管理人员及时掌握准确、高效的企业信息内容。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据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有关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衰落。因此，为了进一步迎合企业现代化、科技化的发展需要，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信息处理模式，同时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合理配置各项资源要素，确保为企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提供基本的数据支持。
（二）财务管理任务改变的需要
面对新的企业发展要求和目标，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必须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升级，确保部门内部的各项职能都可以充分发挥出其自身作用；结合企业未来发展的切实目标和发展实况，加快业财融合的整体速度，进而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生产价值；使财务管理工作与现代科技技术有机结合，根据工作实际需求构建起财务部门内部的服务共享平台。简而言之，将数字化经济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有机结合，不仅迎合了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竞争力与创造活力。
（三）财务管理价值改变的需要
在高科技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数据已经不仅仅代表简单的数据内容，其中蕴含的甚至是能够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信息。因此，传统的财务管理价值理念已经不再符合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相关负责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扭转工作人员们的传统价值理念。对此，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工作人员们的财务管理价值理念，不仅需要帮助他们形成对企业财务状况以及发展情况的正确认知，还需要通过参加定期培训活动，提高员工整体的决策与管理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在后期工作过程中合理地规划各项工作内容，并做到有效的规避与解决财务风险问题。
三、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财务转型途径
（一）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1.财务共享服务的概念部分企业在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时，严格划分了财务与事务之间的界限，这导致部分财务工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大大降低了工作的实施效率。对此，如果可以将财务共享服务理念融入数字化管理过程中，那么不仅可以使传统的财务管理工作内容重新规划，还能够通过将大量同类或重复性的工作内容进行统一整理的方式，实现更加优质的管理效果，这也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利用这种服务模式，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管理工作所需的原有成本，还能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减少工作过程中的失误次数，最终帮助企业建立起一种更符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财务管理模式。2.财务共享服务的优势（1）节约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财务共享其实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和规划，对企业内部的各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此来达到降低运行成本的效果。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内容繁多，工作内容的层次分化也较为明显，如果采取统一的管理措施，虽然能够确保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但是无疑会浪费大量管理资源。因此，利用财务共享模式不仅可以使大量基础性业务工作变得更加简化、规范与集中，还能通过不断优化业务工作流程而减少有关人力与物力方面的消耗，从而实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除此之外，分工管理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并大幅度减少管理过程中失误问题的发生次数。（2）推动企业核心业务的发展。财务共享模式强化了财务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加快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部门的专业化发展速度，在确保业务管理质量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业务运营的整体效率。在此基础上，负责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便可以将节省出来的时间以及管理资源投放于其他领域，进而有助于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与企业其他各项核心业务之间的联系，并为企业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建立健全业财融合体系
1.业财融合的概念使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与业务经验之间实现有机结合，是推动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业财融合其实就是将企业内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作为管理工作的主要对象，将实现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作为根本目的，利用信息化和科技化手段，将财务管理工作融入业务活动的方方面面，确保企业业务、财务工作以及信息交流之间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业务共享模式，更符合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而更具有准确性和全面性的管理信息，也为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2.业财融合的优势（1）是企业财务转型的重要抓手。为了更好地迎合企业发展的现代化需求，加快财务转型工作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而伴随着财务转型工作的不断推进，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也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企业内部必须结合财务管理现状以及企业发展需要，建立起完备的财务业务管理机制，确保财务转型工作的顺利完成。除此之外，业财融合还能够从资源配置等方面为财务转型工作提供更加规范与标准的支持，进而从根本上确保财务转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2）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实现价值。首先，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大多数企业在财务转型过程中，选择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优化资源作为资源配置的首要目的。通过业财融合可以基本实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更好地掌握企业运营成本的基本走向，并通过教育或培训的方式，帮助全体员工树立起科学的成本管理意识，最后将新型企业成本管理模式落到实处，那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运营的整体成本，还可以在确保企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下，提高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其次，企业资金的风险性、发展性以及稳定性，都与企业的整体价值息息相关。因此，相关负责人必须结合经济市场的实际需求以及企业发展的现状，科学的研究并分析企业的经营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企业的应有价值。3.业财融合体系的构建（1）大数据为基础实施资源配置。首先，企业内部各单位部门所负责的工作内容各不相同，所以必须结合企业内部不同单位部门的实际需要，分设具体的发展以及价值提升目标，以此来实现优化管理的目的。其次，以企业内部实时监测的大数据平台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根据动态信息合理分配资源，并对配置结果进行定期的分析与评价，避免由于配置失误而影响到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2）打造“互联网＋”财务管理平台。首先，结合企业发展的财务数据建立起科学的数据共享平台，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结算平台与数据平台之间的良好协作，这样便可以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更科学、准确的服务类型。其次，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经营领域以及新型发展领域采取专门的管控措施，通过对重点及新型业务运营的监督与管理，以此来确保企业财务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企业财务转型工作成为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工作项目，所以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快企业内部财务转型的速度，并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管理效率，便成为各企业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R].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05-11.
[2]黄世忠.新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与启示[J].财会月刊,2020(07):3-8.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6篇
政治经济学论文4300字(一)：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全球性经济，其问题外在地表现为经济危机。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两重变化：资本积累从以暴力为前提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前提的隐匿性积累；经济危机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变革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逻辑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无法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因此，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促进治理机制变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本积累；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言：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
探讨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首先需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经济问题从一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我们在全球性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贸易虽然展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彼时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脱离单个国家或民族的限制。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市场”时，经济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从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危机两个方面的入手，探讨它们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
在商品经济形成初期，经济交往的动机是单纯的交换。这种交换动机下的商业行为所能够联结的范围有限，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为主。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经济危机
资本积累以暴力的形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歼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程，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成为一国或多国之间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最剧烈的表现形式便是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自17世纪的这一次危机之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规律地发生一次危机。由于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过度的投机活动引起的把危机的产生原因理解为投机性活动，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积累范围较小，危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限。随着资本积累全球性增长与机器大工业的广泛普及，投机性积累行为转变为规模性、规律性的资本积累。经济个体无法在单一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是在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成为了资本全球性运转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同时，经济危机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破坏性最剧烈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失业率急速上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直面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美国率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调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只能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基本矛盾的重新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经济危机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
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两重变化。首先，资本积累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暴力为前提的掠夺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工具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的剥夺对象不再仅仅是实体性物质资本，而是更加关注脱离实体的“数字资本”，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更加隐匿化。其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
(一)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演变遵循资本逻辑的辨证否定机制
首先，全球性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资本积累的源动力在于想要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外在表现。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自我崩溃的体系，关键在于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是否能够在内在调节机制下，实现无限的扩大。如果认为资本逻辑具有这种自身调节机制，那么全球性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实现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资本逻辑不具备这种机制，资本积累在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会不断地加深对立与冲突，产生危机。那么，就会得出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
其次，全球性资本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根据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性理解，资本积累离不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与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理解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少有触及到资本本身。马克思则是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身出发，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限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11)。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增殖方式——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这一限制使“流通本身”成为生产要素，生产是否过剩要在流通领域中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要想延缓危机的发生，就要打破消费量与消费能力的限制，就要使流通范围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的扩大包括两个相继的方式：直接地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改变非资本生产地区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⑦这种方式在达到饱和之后，还会引起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第二个限制：“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起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12)。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的增殖方式——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新价值”即生产力的提高而产出的新的使用价值与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剩余价值需要有相应的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不足表现为资本增值在流通领域的第二个限制。
第三个限制：生产过程必须转入流通过程，“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资本要想实现G-W-G’的过程，必须经历“商品的惊险一跃”，必须转化为货币资本。一旦转化失败，流通则不能更新，生产无法进行。这一限制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交换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的流通，资本增殖的流通也就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资本形式将逐渐代替实体资本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转。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货币不再执行它的工具职能，而是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流通方式会使投机行为更加普遍，当人们普遍追求货币资本收益时，经济危机则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针对全球性经济问题，世界各国合力建立贸易组织，创建协商机制，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与国际霸权。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诚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增殖在流通范围内的限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断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缓解全球性资本积累造成的扩大性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市场”的关系层面来强调市场的作用，这就导致政府在“资本—市场”的逻辑下，以资本增殖的市场调配为先导，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中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为根本追求。如何在保持市场资源调配活力的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是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陷入低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金融危机为东亚国家创造了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16)的转移。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外需求的严重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低迷，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理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了在超越资本逻辑意义上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本质把握。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
四、结语
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干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果始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则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实践经验为世界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中国正逐步推进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建设者、引领者，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快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数据”已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数据的生产和开放利用、数据相关技术及产业创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正在由并跑变为领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因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参与分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发挥调控与监管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由数据要素市场决定的数据所有者和开发者报酬机制。当前，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要尤其注意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以及数据交易机制等问题，在建立好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上，使数据要素在未来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最大功用和价值。
关键词：数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出的背景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和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新动能和新引擎，并呈现加速发展之势。由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是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因而，作为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数据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的生产和开发利用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而在这一领域，我国正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并在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等部分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此背景下，我国与数据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并迅猛增长，它们在不断向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达到34.8%，占比同比上升1.9%，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同比上升12.9%，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1)最新有关研究报告还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我国排名前三，而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我国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
早在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这是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着重提到我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应用问题。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创业公司纷纷崛起。2015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这一年我国也迎来了大数据时代。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数据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应用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大数据在我国开始从概念走向应用，快步迈进实用门槛。
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促进大数据发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国家大数据战略，并提出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被明确提出，表明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关键因素，并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广泛和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研究，2018年我国产生约7.6ZB数据，占全球数据圈的23.4%，而且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数据总量到2025年将增至48.6ZB，将占全球数据圈的27.8%。(3)从数据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的数据大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将数据确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适应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生产要素的时代演进与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必然性
生产要素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是财富创造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学从产生伊始就致力于研究生产要素、破解增长之谜。古典经济学家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不断演进和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指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这里考虑到了“经济空间中的土地资源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2]。18世纪60年代，英国以发明纺织机和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机械化不断发展，作为物质资本的机器设备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强化，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进入20世纪，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益壮大，部分企业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出现，管理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被加以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当前，以云计算、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已经把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利用不仅使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产业，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就曾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全球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就我国情况来看，数字经济走在了前列，数据相关技术与应用大多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的位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业态。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原料”和加工对象，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数据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一切都在数据化，数据几乎无所不在。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赋予其他生产要素更多的能量，其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超过其他几个生产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是必然。
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演进及数据参与分配的必要性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最早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但这是以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还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最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得以确立。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允许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首次提出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第一次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提出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且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要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体现了中央通过加快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来调节再分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在此基础上，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成熟。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参与收入分配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我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在产权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制经济成分和明晰的产权，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有理由追求各自利益和权益。要素资源拥有者根据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和供求关系，以及其在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获取回报，进而得到正向激励，使各种要素资源获得合理利用，也就成为必然。而数据资源也是稀缺的，也为不同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拥有，且在一定情形下具有独占性，甚至是垄断性特征，因而也要按贡献参与分配，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无疑将激励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有效配置与利用。
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实现方式
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创造价值(v+m)在劳动者收入(v)和剩余价值(m)之间分配，二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即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参与分配所形成的利润和地租，及利润再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4]。当企业主收入表现为职能资本家或职业经理人等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管理劳动职能的报酬时，便成为管理的收入。这样就有了劳动、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v)，其他要素所有者(非劳动者)则分享剩余价值(m)[4]。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可能持有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资产；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其他要素拥有者的知识与信息生产创造等活动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劳动者和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提供和拥有者在整个新价值(v+m)过程中都参与分配。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中关于企业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企业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合同集”[5]。尤金·法马(EugeneF.Fama)也强调，“企业只是一组合同，涵盖了将投入结合在一起以创建产出以及在投入之间分享产出收益的方式”[6]。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企业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理。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中真正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而其他生产要素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工资，其他生产要素根据各自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分享劳动剩余。因此，与数据相关的分配也包括按劳分配和按数据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两个部分。
数据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之前，最初表现为一种劳动产品或商品，随后才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创造和加工传播是一种劳动过程，与之相关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服务于生产过程并因此而获得的回报则属于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经营活动，对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数据所有者可以凭借所有权和所拥有数据的类别及重要程度获得一定的回报。首先来看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v)。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即“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他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7]。同时还明确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8]。这意味着，在数据生产过程中，生产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数据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提供了复杂劳动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得到较高的报酬。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被单独提出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与时俱进。数据已经在实体和虚拟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与数据要素相关的生产劳动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再来看剩余价值(m)的分配。通常m代表资本的收入，物质资本要素连同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都对m的增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而，技术要素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要素通过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控制权，数据要素通过数据所有权获得对m的分配权。企业的资本结构以股权结构体现，资本要素股权化的同时，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也可股权化，以股权结构来表示要素的所有权。要素所有权的收益则体现在按股权结构分配剩余价值上。企业的股权结构以资本为单位，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可以按贡献折算成资本份额，相应的回报就是技术人员收入、企业家收入以及数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应获得多大的份额？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如何评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并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科学的有机组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增进社会福利。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通常来说，要素价格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费用或要素的报酬。例如，土地的租金、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等。那么数据要素的价格也应该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形成，反映数据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不同数据的重要性、获得难度和使用的排他性影响数据的稀缺性，数据稀缺程度的高低又进一步影响数据价格，进而决定数据要素持有者在参与分配过程中的谈判力度。数据要素的稀缺性会影响到数据要素的报酬比例。市场对于数据要素贡献的评价和数据要素的稀缺性将是数据要素报酬的决定性依据。数据既可以作为劳动产品获得报酬，也可以作为要素分享剩余。不同企业对于数据要素的需求会有差别，所以相应的也会对数据给予不同的报酬。需要强调指出，尽管数据要素配置及其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政府也要在其中更好发挥监管等作用。
五、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市场除了根据各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外，还要根据各要素贡献大小决定要素报酬。而宏观上，各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决于其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其在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当前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数据的权属问题。首先，数据按照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数据、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个人数据因为与个人相关，所以包括了人格权和财产权；政府数据通常被看作是公共资源，公共享有知情权、访问权和使用权；商业数据则包含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数据权利内容会随着应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形成新的数据权属，因此事先确定其权利归属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对于数据权利界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人格权保护为首要前提、以数据价值贡献为重要依据、个人权益保护和商业发展利益相辅相成三条原则，分类确定数据的权属。其次，数据内容、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是数据的五个方面，数据内容是数据的本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则是数据产生效益的保障，这五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在这些环节中存在多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对数据价值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收入分配时需要同时兼顾。对数据采集、存储技术和分析技术所有者的分配，可以参照技术要素分配的方式，如技术咨询、技术入股、专利收益等。然而，对数据内容所有者的分配则缺乏参照，需要率先探索。应鼓励各类基于数据资源、内容使用、数据链接、数据存储等的商业模式的发展，通过探索商业场景的多元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分配方案，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最后，数据无人可以独占，但却可以创造巨大效益。数据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性资源，最终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因而国家应该对数据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数据被合理、安全地使用和配置。
第二，数据的利用和保护问题。数据纳入生产要素之后，利用好数据便成了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也涉及数据利用的权责问题，需要做好数据保护。这其中产生了两方面矛盾，一是数据的深度利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英国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能够未经授权访问5000万份Facebook个人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获得非常深入透彻的洞察，了解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并成功影响选民而协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介入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9]。这表明个人对自己的数据被利用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个人信息自决权。随着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个人信息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需求和意识也越来越强，应该用严格的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数据深度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矛盾，个人数据需要明确知情权、可支配权、可删除权等。二是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数据内容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微软删除了其最大的公开人脸识别数据库——MSCeleb。MSCeleb数据库于2016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面部识别数据集，拥有超过1000万张图像，将近10万人的面部信息。虽然这个数据库只作为学术用途来使用，但是微软还是担心侵犯公众隐私权而将之删除。因为微软是通过“知识共享”许可来抓取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信息，并不一定直接得到照片与视频中人物的授权许可。目前就我国的情况看，关于数据使用的监管机制还有待完善，组织机构和个人滥用数据、数据被非法获取和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10]。近些年来，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已经受到国际上重视，我国应该多进行相关国际法律对话，推进数据领域的全球治理。既要高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又要推进脱敏数据的深度和广泛利用；既要依法保护私有数据产权，又要促进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同时还需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监管机制，促进数据产业良性发展，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数据的科学分类问题。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保护好。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参与收入分配，应该根据其特征进行合理分类。比如，可以按照“敏感性”对数据进行分类。如果属于涉及诸如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要加强保护甚至限制其参与收入分配。再比如，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学中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共享性)，如国防、空气和法规政策；私人物品则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能私人消费，如私人食物；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即具有非竞争性与有限的排他性，或者具有非排他性与有限的竞争性，如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从经济学角度看，数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共享性)，意味着数据可以供多人重复使用。如个人数据，完全符合非竞争性的要求，因为数据可以供不同的人重复使用并且不存在使用后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反可以通过不断挖掘数据来发挥其最大功用[11]。但是对于其(非)排他性特征，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如果当前法律环境对于个人隐私的保障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那就有必要使个人数据具有排他性。但是如果要使个人数据在当今时挥最大功用，就需要反复对之进行挖掘并和其他数据一起交叉利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个人数据成为准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排他性”。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作是公共物品，比如天气数据、水质资源数据等，这一类数据人人都可获得，不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或构成市场进入障碍。
第四，数据交易机制问题。虽然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一些数据交易市场，有地方政府主导的，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的，但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各数据交易市场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体系，具体包括交易规则、交易定价标准、交易定义；缺乏完善的数据登记、会员制标准、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关于国际数据交流的相关规则等[12]。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首先，将来数据交易市场应在国家主导下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实现各数据交易市场之间数据流动与资源整合。其次，需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引导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市场交易，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比方说不同行业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数据协会，国家可以对各行业数据协会的交流进行必要的监管。最后，数据质量不合格，会严重影响数据分析的效果，甚至会使得分析结果与事实严重不符。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建立规范的数据治理流程和考核机制途径对数据质量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建立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数据评估机构，以严格保障数据质量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六、结语
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7篇
关键词：信息化水平 数字鸿沟 沿海十省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新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式，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和个人生活的重要平台。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任何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可能引起新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现象就是其中之一。“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在掌握和应用信息技术以及发展信息产业方面的差距，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
本文以我国沿海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为研究对象对沿海十个省、直辖市的“数字鸿沟”进行测度。
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的核心是用较少的互相独立的因子反映原有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包括R型因子分析―即对变量作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即对样本作因子分析。本文对我国各地区“数字鸿沟”的测度采用的是R型因子分析。
R型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是：
设有P个变量X1，X2，X3，…Xp
X1=a11 F1+a22 F2+…+a1m FM+ε1 (i =1,2,…p)
式中X1为第i个标准化变量， F1，F2， FM称为变量X的公共因子。
aij称为因子载荷，它的统计意义是第i个变量与第j 个公因子的相关系数，因此第i个变量是Xi在第j个公共因子Fj上的负荷。(aij)p×m称为因子载荷矩阵。据高载荷的变量可帮助理解因子的意义，从而公共因子也据此命名。m为公共因子的数目，为了降维的目的要求m≤p。εi称为第个i变量的特殊因子，要求特殊因子之间相互独立，且它与公共因子F也是相互独立的。由于m≤p，故使用公共因子作线性组合对原始变量的丢失信息由特殊因子来补充。
因子分析过程需要以下步骤：
第一，因子提取。通过对原始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从中提取数量较少的因子。提取方法是利用样本数据得到因子负荷矩阵，最常见的提取因子负荷矩阵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主轴因子法等，利用因子负荷矩阵求得变量相互矩阵的特征值，再根据特征值的大小确定因子数量。
第二，因子的旋转。由于运用因子提取方法得到的结果虽然保证了因子之间的正交性，但是因子对变量的解释能力却比较弱，不易解释和命名。因此就需要对因子模型进行旋转变换，使得公共因子的负荷系数更接近1或者更接近0，以使得公共因子对变量的命名和解释更加容易。
第三，计算因子得分。运用因子表示原始变量就需要知道因子和原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为此，需要计算因子得分，为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常用的计算因子得分的方法有回归法、巴特利特法和Anderson-Rubin法。
数据的收集及处理
本次测度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对所涉及的指标进行了处理，得出平均值。比如统计年鉴中给出了各省、市普通中学数，本文用各省、市的普通中学数除以各地区的总人数，最后得出了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数。本文主要选取代表影响“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的3个方面的指标，共计9个。其中包括5个信息资源指标，分别为互联网普及率（%）、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量（元/人）、人均收发函件数（件/人）。2个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分别是人均GDP（元/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年）。2个教育水平指标，分别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万人）、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数（所/万人）。
测度过程
本次测度过程主要是应用spss16.0软件，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沿海十个省市“数字鸿沟”进行测度，首先分析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略）并且对原始数据进行KMO & Bartlett检验，并得到R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根据85%的累积贡献率确定公共因子的个数，并解释共同度。再次，实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正交因子载荷阵，并对各因子进行分析命名。最后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求出各地区的因子得分。
（一）KMO & Bartlett检验
根据表1中KMO & Bartlett检验结果可知， KMO值为0.632，是介于0.5~1.0之间，表示合适。同时，Bartlett检验也是通过的，因为渐近的χ2值为100.219，即很大，相应的显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为高度显著，因此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方法。
（二）提取因子
根据原有变量的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的分析法提取因子，从分析结果和碎石图（图1）可以知道，大于1的特征值有两个λ1=6.461，λ2=1.026。相应的方差贡献率的百分比分别为：第一个公因子：λ1/Σλ= 71.792%，第二个因子：λ2/Σλ=11.401%，取前两个因子时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3.193%，因此为了使累积贡献率达到85%，本文提取了三个因子，三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0.641%。
在因子分析中每个变量Xi的共同度hi2刻画了全部因子F1，F2，…，Fm对第i个变量Xi的方差的贡献，hi2越大，说明诸公因子提取的Xi的信息越多。这里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均GDP、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数的共同度分别为0.967、0.974、0.984、0.918、0.977、0.970，都超过了0.9，；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共同度分别为0.877、0.854，均接近0.9；只有人均收发函件数的共同度为0.672比较低。因此，由三个公共因子F1、F2、F3提供的信息量还是较多的。
（三）因子的命名
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结果表明，人均电信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人均收发函件数在第一个因子上的载荷分别为0.936、0.922、0.911、0.851、0.726。具有较高的载荷，这几个变量主要表现在信息资源水平上，因此第一个因子可以命名为信息资源因子。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均GDP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分别为0.900、0.825、0.664，这些变量主要表现在经济与人才结构层面，第二个因子可以命名为经济发展与人才结构因子。万人拥有普通中学数在第三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为-0.922，因此把第三个因子命名为教育水平因子。
（四）计算因子得分
运用回归法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并根据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于是，得出了综合得分：F=0.49753F1+
0.26592 F2+0.14296F3。
各省、市因子得分结果与排名如表2所示。
测度结果分析
从得分的情况来看，上海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综合得分为1.397768；接下来是天津，得分为0.357633；接下来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山东、河北、广西，得分依次是0.339406、0.249158、-0.03215、-0.003761、
-0.14654、-0.41063、-0.67377、
-0.83113。
在因子F1的排名上，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得分比较高。由于F1反映了信息资源水平，说明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网络资源比较丰富，网络技术应用比较完善。辽宁、天津、福建处于中等水平，河北、广西、山东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山东省人口基数比较大，由于是按人均值计算的结果排名因此排名比较靠后。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是49.753%，是很重要的指标。由此可见信息资源应用是一个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根基，因此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推动网络技术创新是跨越“数字鸿沟”重要措施。
在因子F2上，排名依次为天津、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广西、福建、广东、浙江、河北。F2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才结构因子，天津、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且上海、天津人口基数较少，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比较多，因此排名靠前。由于相对于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区，河北、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也就导致了“数字鸿沟”的产生，所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同时人才结构也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我国网民中大、中专和本科以上学历的网民数占总体网民的23.2%，随着学历的提高对信息使用的程度越高。在上海、天津等地区经济实力雄厚、高素质人才云集、信息意识比较强，因此天津、上海排名靠前。
在因子F3上江苏居于第一位，由此可见江苏省比较重视教育发展水平，文盲率较低。F3只有万人拥有普通中学这一个指标构成，因此可以看出F3排名水平与人口基数息息相关。2010年，我国网民中初中学历网民占32.8%，高中学历网民占到35.7%，初、高中学生是我国网民的主体。因此要跨越“数字鸿沟”，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普及网络教育这一科技教学手段，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信息知识水平。
可以看出，与信息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人才结构、教育水平是影响我国区域“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必须从这几方面出发，加大投入和重视才能逐渐拟合我国区域“数字鸿沟”。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对我国沿海十省、市“数字鸿沟”进行测度。从测度结果可以看出，在我国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之间“数字鸿沟”现象仍然很明显。由此可见，“数字鸿沟”现象已经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同时可以知道在众多导致“数字鸿沟”产生的因素中信息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人才结构、教育水平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要想缩小“数字鸿沟”必须从以上几方面出发。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力度发展教育，培养人们的信息意识，同时提高人们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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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基础测绘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先行性公益事业，其服务范围涉及与地理信息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领域。
近年来，菏泽市测绘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基础控制网建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获取、测绘应用服务、基础测绘经费投入及政策法规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府决策和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测绘服务，基本满足了社会需求。基础测绘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日益提高。为政府决策、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国防安全、防灾减灾、环境监测、企业管理、城市建设、电力工程、邮政通讯、交通设施建设、农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保障服务，先后为国土资源、规划、交通、电力、水利、林业、建设、旅游、环保等部门提供了测绘技术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9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国发[2007]30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鲁政发[2008]7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印发了《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初步形成了有利于我市基础测绘发展的政策环境。
近几年，基础测绘工作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在基础测绘的经费投入，基本比例尺地形图覆盖范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数据更新与维护、事业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基础测绘经费投入机制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基础测绘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的提高
我市至今未建立基础测绘资金投入及管理机制，投入水平低、不持续。导致基础测绘成果资料基础薄弱，历史欠账较多，基础测绘工作滞后，无法满足各个部门对基础测绘信息的需求，也制约了“数字菏泽”信息化工程建设。
2、基础测绘成果定期更新机制不健全，无法满足经济建设对基础测绘的现势性要求
我市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时间久、精度低、现势性差，尺度不全等特点，动态更新尚未进行，相应的数据交换网络、软硬件环境和标准尚不具备深化交换与共享的条件。与省内其它市相比存在较大的距离，基础测绘滞后于经济建设和信息化发展的局面长期没有改观。
3、基础测绘成果公共服务与共享机制不健全，没有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能
我市建设、规划、国土、房产、水利等各职能部门为满足工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测绘，出现多头投入、多部门管理现象。测绘基准及测绘标准不统一，测绘成果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测绘技术、信息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测绘成果汇交制度尚未完善，导致已有的测绘成果不能充分利用，造成重复测绘及资金浪费。
4、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尚不丰富，无法满足经济建设需求
我市基础地理信息资源从空间、尺度、类型、要素等方面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具体表现为：部分城区、县1∶500、1∶1000、1∶2000等不同尺度的大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未实现有效的全覆盖；传统基础测绘重自然地理要素轻社会经济要素，或重图形要素轻属性要素，造成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内容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新农村规划及建设保障用图工程尚未启动，城市地下管线资料缺失。
5、“数字菏泽”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工程滞后，严重影响我市信息化体系建设
为了满足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十一五”期间，国家测绘局全面推广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为国家和地方信息化提供了承载各种经济社会信息的载体，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推进了国家和地方信息化的进程。我省先后有4个城市已完成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工程试点项目建设，5个城市正在建设，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动。省政府启动了省级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字山东”地理空间框架为主体的基础测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正在逐步形成。2011年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关于转发》鲁国土资字【2011】1号文对数字城市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数字菏泽”地理信息空间框架的建设相对滞后，不能满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化体系建设的迫切需求。
6、基础测绘事业支撑体系缺失，不能满足基础测绘发展的要求
我市尚未建立基础测绘事业支撑队伍，测绘成果管理、应急保障等职能长期得不到落实。“数字菏泽”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以下简称“平台”）建成后，平台的日常管理、运营和维护均需要配套相应的机构和工作人员。
对我市基础测绘发展的几点建议：
1、完善的经费投入机制是保障基础测绘事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国家对基础测绘实行分级投入，《测绘法》和《基础测绘条例》规定各级政府要将基础测绘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部预算。我市也应以规划计划为切入点，与发改委、财政部门密切配合，编制实施基础测绘规划、计划、项目与预算相衔接的财政部经费投入机制。积极争取专项经费支持，不断提高财政部资金利用效率，强化统一监管和统筹协调，避免重复投入和重复建设。
2、应加快基础测绘项目立项实施，形成控制基准、地形图、遥感影像资料、数字的产品及地理信息系统等组成的的多层次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储备体系，从根本改变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储备严重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