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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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1篇
日前，华为在廊坊正式基于四地互联的云开放实验室（Cloud Open Labs），向三年实现“全面云化”目标的路上再进一步。秉承“开放、演进、创新”的理念，华为助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四地一体布局正式形成。
“基于四地互联的云开放实验室，致力于构建全面云化转型的解决方案集成验证基地，汇聚行业生态、开放合作，助力运营商迈向万亿级数字新蓝海。”华为全球技术服务部总裁鲁勇在会上表示。
四地一体覆盖转型核心
在“云化网络”时期，运营商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与挑战，商业流程向数字化运营重构，IT系统从支撑系统走向生产系统，网络要向以数据为中心发展，ICT基础设施要走向软件定义和云化。在此背景下，华为部署四地互联的云开放实验室，帮助运营商平稳度过数字化转型的浪潮。
云开放实验室主要聚焦生态链建设、预集成预验证、和联合创新三大核心职能。并计划从2015年下半年起，三年内向咨询与系统集成服务投资3.5亿美元。
四地互联的云开放实验室是华为将GNEEC（全球网络演进与体验中心）、NFV Open Lab、SDN Open Lab和DC Open Lab四个开放实验室互联互通，并统一运营管理构成的。在四地实验室基础上，华为致力于帮助运营商实现数字化转型，以及面向网络2020整体架构演进的预集成和验证。
GNECC早在2012年 9月在深圳，主要目标是为运营商完成网络转型和业务转型，包含FBB、MBB、固网现代化、E2E P&E等解决方案，为运营商在4K视频、企业业务、IoT、4.5G/5G演进领域提供演进咨询和集成服务。GNECC累计承接了1000多个项目预验证支撑。
NFV Open Lab和SDN Open Lab是2015年1月份华为在西安和北京的，目前有来自全球的500多个NFV/SDN专业服务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专家。NFV Open Lab聚焦NFV解决方案，包含NFVI集成、MANO集成、APP集成、现网集成四个模块，支撑运营商NFV的规模部署，实现业务快速上市。
SDN Open Lab主要提供SDN 端到端系统集成服务，聚焦SDN解决方案，包括Cloud VPN企业业务一站式、数据中心互联规划、SDN WAN网络演进等，确保从现网到SDN网络平滑演进。
而云数据中心今年4月设立在廊坊，这也是为什么要把云开放实验室部署在廊坊的原因。云数据中心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实验室致力于“建设云设施、应用云技术、发展云业务”，同时包含云产业链的建设、云解决方案的集成验证，以及与合作伙伴、行业组织的联合创新三大核心功能。
“华为通过构建四地互联的云开放实验室，汇聚行业生态、开放合作，与运营商、行业组织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并支撑华为全面云化战略。”鲁勇表示。
华为将这四个实验室互联互通，进行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勾勒出云开放实验室的全貌。依托云开放实验室，华为与运营商、行业组织、合作伙伴进行解决方案联合创新，并与合作伙伴进行相互认证和授权。
四大优势加速转型
在通信技术需要推陈出新，做出变革的关键时期，运营商要完成转型，实现从以数据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需要运营商具备更加敏捷的运营能力，构建合作开放的生态系统，以完成降低运营成本、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商业目标。
对此华为总结出五方面需求，即ROADS，“实时（Real-time），按需（On-demand），全在线（ALL-online），服务自助（DIY）和社交化（Social）”ROADS体验需要从业务、网络、运营系统三方面共同支持才能实现。ROADS体验驱动的运营商转型和基础设施重构，将带来敏捷开放的运营模式，以DC为中心、虚拟化、软件定义的分层网络。
如何更好地帮助运营商进行数字化转型，如何节省开支做到平稳过渡，华为全球服务部部长魏兵表示，华为具有四点优势去推动运营商的转型。
第一，同时拥有IT知识和现网知识。运营商的转型，需要IT知识作为基础。但只懂IT知识，不了解运营商现网向未来转型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软件化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电信对硬件的要求有差异。所以，这就要求既能明确运营商线网的需求，包括运营商现网的业务，从你的基站，从接入层、传输到了汇聚层，接口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同时跨了很多的协议，所以必须明白其中的协议结构，又懂IT，才能够保证用户的体验。
第二，超宽网络支持云网协同。全面云化的实现单靠有云是不行的。云技术并不是新的概念。但为什么云之前不能普及，关键的原因就是网不行，带宽不够，而华为拥有超带宽网络，能助力网随云动，云网协同。
第三，对现网的高度理解。要想有往下设计整个全网的能力，就要明白终端用户的体验，从KPI数据了解每一段现网的体验非常重要，而华为在现网建设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对现网有高度理解。
第四，华为积累了大量的电信的故障和运维的能力。能够做到看到哪个地方闪，就能明确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需要怎么解决。由此对故障的排查运维能力也是华为的一大优势。
开放汇聚生态价值
“华为致力于去构建一个开放的平台，并把能力开放出去。”魏兵表示。
“当前NFV技术快速发展，但是依然面临接口协议不一致、行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核心研究员邓灵莉也表示。
所以对于个人开发者、厂商和服务提供商来说，他们也迫切需要一个跨厂商、跨解决方案的相对开放的平台，来进行互联互通测试和概念验证，并真正确保开源软件能够满足客户期望以及满足驱动未来网络需求的期望。
华为对平台的态度是开放的，也积极促使他们的客户去开放KPI，开放接口，跟合作伙伴达成商业合作。同时做一些业务咨询，帮助运营商拓展更多的市场，实现商业成功。之前华为所说的“上不碰内容，下不碰数据，只聚焦于管道。”这个管道包括了机房、包括了上面的计算、存储，还有网络等。这些都秉承开放的态度，华为要做的是云操作系统，构建运营平台，以及整个电信运营的应用APP，基于对这些平台的管理系统，最后往上还要做一些网络，去要做API的管理等。关于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华为强项，华为只是帮着运营商做。总体来讲，华为的整体服务战略是负责清晰的，无论是从上到下，做咨询与系统集成。华为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个运营商面向数字业务转型的新解决方案、新模式或者是一个预集成、预验证的创新解决方案验证基地。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2篇
2015 年3 月11 日， 西门子家电将AWE2015 作为新一代智能家居平台——“家居互联”（Home Connect）在中国的首秀场，作为博西家用电器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市场官的盖尔克更是亲自上阵，为参观者详尽地演示了“家居互联”的应用。
随后，《电器》记者对盖尔克和博西家用电器大中华区信息技术部总监徐成茂的专访，也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智能家居这一话题展开。
据了解，博西家电自2007 年开始研发家居互联平台，历经7 年，并在2014 年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类电子展（IFA）上正式推出“家居互联”概念，“家居互联”IOS 版的 APP 已于2014 年12 月分别在德国和奥地利上市。据徐成茂透露，博西家电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在中国推出家居互联系列产品。
在谈到西门子“家居互联”平台的智能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时，盖尔克谦虚地表示，西门子家电的“家居互联”仅是在智能家居领域迈出的第一步。未来，博西家电或将添加新应用和新技术，让“家居互联”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应用和消费应用，这些新的应用或想法，将从消费者的需求中汲取。
徐成茂对这一说法给予了详细补充，他指出，其实真正的“智能”就是家电要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智能的第一步是要连接网络，实现消费者和家电之间的“对话”，但这并不是终级目标。智能的第二步是要利用大量的传感器技术。例如，借助于内置的传感器，可以感应到冰箱内的食物是否已经腐坏，或者灶具上的饭菜是否已经烧干，如果实现了这些功能，智能就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智能的第三步，是要通过消费产生的大数据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例如消费者购买了洗碗机，根据数据统计，智能平台就能知道消费者的使用频率，每次使用需要多长时间，了解消费者何时需要购买清洗剂。“由此可见，家电智能化是分步骤实现的，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起步。”徐成茂说。
徐成茂进一步透露，下一步，博西家电将把“家居互联”平台和更多外部的云平台进行对应、互联互通，产生更多的应用场景。
在这种情况下，博西家电的整体发展战略也越来越清晰。“未来，博西家电将由出售独立的家电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转型。”盖尔克对《电器》记者强调，博西家电将更侧重于整体、综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的产品。
事实上，这一战略与整个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徐成茂表示，博西集团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是构建平台，让消费者更好地体验产品，另一方面是推出智能家电，两方面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数字化转型需要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如果根据中国消费者现状及需求因地制宜地提供定制化服务，就需要进行大量的投入和不懈的努力，到今年底智能产品上市时，数字化转型的整个平台也将建立，并正式推向市场。
盖尔克也指出，重新构建这样一个平台的好处，是从一开始就能考虑到消费者的诉求，也给“家居互联”带来新的可能性。“以前，很多市场调研是在线下完成的，速度比较缓慢，现在采集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数据比之前便捷和迅速得多。”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报业；数字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报业曾经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改革开放后，一度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尖兵”。然而，近年来。报业体制改革却裹足不前，远远落后于广电业、网络业及出版业等领域改革的步伐，甚至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节点”。报业为何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数字化时代报业体制改革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一、传统报业体制改革动力的缺失
如果以博弈论的视角来审视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一体制变迁的实质是一场博弈，是政府和传媒这两个主体不断博弈的结果。报业体制变革发端于1978年以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体制的确立。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传媒和政府作为博弈主体有着不同的动机：传媒希望进行市场运作。追逐经济利益；政府希望减轻财政压力，但又必须确保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二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做出适当的决策并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选择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最终达到某种利益均衡的状态。这一博弈的实质，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博弈。“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的确立便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
这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体制，正是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开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保持传媒意识形态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产业化的道路，第一次实现了体制的突破。
体制的突破和观念的改变直接催生和促进了传媒的产业化。混合体制使报业在产业化初期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其固有的二元结构矛盾使报业的市场化运作一直束缚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局限中，在报业产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时，给报业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阻碍。在完成初期市场要素的积累后，报业又进一步表现出对资本的渴求。但在这样的体制约束下，依靠报业自身的内部力量，难以实现彻底的产业释放。产业发展对利润的巨大渴求，打破了混合体制下暂时形成的制度均衡。促使报业产生了体制创新愿望。博弈主体如何通过体制改革重新使其收益最大化，便成为下一次报业体制改革的耳标。
在此背景下。集团，成为政府和报业新一轮体制变革的共同战略选择。
对于报业而言，报业希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升级，满足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不束缚报业发展的前提下使其不背离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并保证资本的渗透不威胁国家传播安全，是政府首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于是，两个博弈主体的共同选择促成了报业的集团化改革。实践证明，集团化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时间内符合政府与报业的共同利益。实现了制度的有效性。
集团化报业体制的确立。其实质也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但随着集团化改革的深入，报业与政府渐渐由博奔走向了稳定结构性平衡，双方均通过集团化的制度安排获得了最大化收益。特别是报业集团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由于我国的报业集团仍属事业单位。报业主管部门与报业集团存在体制性的“情结”使二者的“合谋”成为可能。
在集团化制度安排下。报业集团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报业集团对政府产生了强依赖。数字化使传统报业集团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体制的束缚和体制对报业集团利益的庇护。我国报业集团还比较缺乏应对数字化挑战的勇气和经验。在此背景下，报业对行政力量的依赖性更强，希望行政力量能够对其加以保护和扶持，以对抗来自网络等新媒体的日益强烈的冲击。对行政力量的强依赖使报业集团逐渐丧失了博弈的动力，也就丧失了改革动力。
二、报业数字化一新挑起博弈
在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报业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发行市场萎缩，读者大量流失，广告收入下滑……新媒体不仅分流着报业的受众和广告市场。更使得报业生产的利润中心外移。遭遇了网站、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的整合性分割，使报纸成为网络传播链条最底端的分散内容的提供商，使报业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此，报业必须直面危机，进行数字化转型。
报业的数字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报纸产品数字化的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的“报纸”的概念将被彻底颠覆，“报纸”不再仅限于一种纸质形态，而将呈现为多种显示终端和传输介质。报业也不再是报纸产业，而是数字内容产业，产品形态和行业边界都将重塑。报业数字化是以“数字化”为引擎的在媒介定位、发展方向、组织结构、管理手段、经营方式、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战略升级和产业再造。
技术是推动传媒业发展的革命力量。谁先拥有和使用新技术，谁就能掌握先机。引领市场，获得超常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放大，技术逻辑的影响将进一步彰显。“数字报业”发展需要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建构数字化、网络化、一体化的新型报纸出版形态和运营环境，加快平面媒体向“数字内容产业”的转型。凭借新媒体技术，报纸可进一步提高信息整合能力。将原来仅供报纸版面的新闻信息衍生为多种传播形态的内容产品，通过报纸、网站、手机、户外媒体、PDA(个人数字助理)等多种介质，从单一产品向多媒体产品延伸，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进行更加细密的覆盖，实现信息的反复增值。而这一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和采用无不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
传统报业的价值链是围绕报纸展开的，主要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广告这几个环节，相应地，印刷收入。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构成了报业主营业务的三大块。而随着数字战略的推进，报业和传媒产业的价值链应当是围绕内容生产与销售业务展开的，包括内容生产一内容一内容增值几个环节。其中信息生产不仅只是报纸出版，而是生产适合多种媒介形式的信息产品，信息也不仅通过纸质媒介，还通过数字媒介等多种媒介，信息增值更不仅限于广告、发行的收入，而是涵盖了传媒产业的所有盈利点。“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提出的数字报业的九大实验
方向，主要包括网站、手机报、电子商务、电子阅读器、手机二维码，多媒体数字报刊、报业数字化平台、户外数字媒体和移动采编系统等，对于传统报业而言都是全新的经营领域，每一个领域的运营都需要巨额资本的支撑。要建立新的产业价值链，报业必须转变经营战略，由内部管理型战略转向外部交易型战略转变。构建新的价值链的过程依靠传统报业自我积累的小作坊式运作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需要通过资本运营解决巨大资金缺口，通过资本运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为整合媒体资源提供资金保障。
新媒体的特征是“大投入、高成长”，而传统报业融资渠道及手段单一。仅靠母媒体的资金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资本成为制约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瓶颈。报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的巨额资本，仅依靠自身积累实现数字化是难以想象的。如杭报集团每年仅用于技术改造升级方面的投入就达1000万元到1500万元。在报业产业化改革一步步深入的情况下。报业如果再退回到改革前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向市场，向市场融资，才能解决巨大的资金缺口。
传统报业依赖政府力量给予的特殊利益生存，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下。丧失了博弈的动力。数字化冲击将传统报业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情境下，继续寻求政府力量的庇护也无法解决其深刻的生存危机，这时资本的力量将凸显，技术逻辑将再次对制度逻辑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资本的压力使传统报业产生对资本的强烈渴求，从而再次爆发博弈的动力，要求相应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力量将考虑重新寻求政府管理与报业产业化之间的平衡。
三、数字化将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数字化冲击下，报业的产业价值链以及产业发展模式都面临着深刻的全方位变革，“高投入、高风险、高成长”的全新发展模式使报业出现了对大量资本的前所未有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面向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其他媒体和行业的战略合作与联盟。强强合作，取长补短。战略联盟实质就是资本的联盟，这必将导致报业数字化转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继而形成报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趋向。
根据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产权结构是指拥有财产权利的不同投资者(所有者)的经济关系及其组织形式。企业产权结构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一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多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不止一个，是多元的。产权多元化是指由诸多要素所有者将其产权分解组合之后形成的产权集合。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产权清晰，使企业充满活力。我国传统报业由于体制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形成了投资主体一元化的产权结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巨大压力。这种传统的产权结构必将发生深刻变革。
传统报业实际扮演的是集成商的角色，即集内容生产与供应、发行渠道、接收终端于一体。然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是整个产业形态的变迁和产业链的重构，是建构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高度整合的内容产品采集、存储、编辑、制作、的信息架构。这一信息架构可以支撑多种媒介形态的内容产品的开发、组合和销售。在新的竞争格局中，产业链条上的内容与渠道发生割裂，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产业模式的变化使得专业的内容生产商和平台运营商逐渐浮出水面，各自以其专业的角色定位、紧密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数字产业的架构。“渠道为先。内容为-仍是恒定的法则。但任何人都很难独自掌控内容、渠道和终端而一家独大，战略联盟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渠道与接收终端的多样化，报业的内容产品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和渠道(如光盘、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进行传播及销售。而受众则可以通过多种终端(如计算机、数字电视机、数字收音机、eBook阅读器、PDA、手机等)进行接收和消费。媒介渠道极大丰富，内容与渠道分离。使得报纸不再是主流媒介渠道。传统报刊的渠道捆绑或垄断优势就没有了。报业为挽回自身颓势而尝试开拓网站，视频、手机报等新媒体业务，但发现这些领域的渠道已经很难被自己掌控。尽管报业拥有多年的内容优势。但也仍然要遵循新媒体领域先行者定下的“规矩”，比如在热得发烫的手机报领域。大量独家内容只能寻求移动运营商的支持。由于缺少数字化的发行渠道。报业目前的短信新闻、彩信、彩页手机报。都不是媒体人说了算，而是几乎成了移动运营商自己的业务，报业只能忍受移动运营商的指挥和“霸王条款”分成。
内容与渠道的割裂迫使报业必须改变传统的自我积累式的发展模式。转而寻求与其他媒体的合作与联盟。媒介之间的紧密合作、战略联盟乃至相互渗透必将使报业的资本来源与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吸收业外资本，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从而带来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深刻变迁。
目前，我国传媒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成为制约传媒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结构单一。而在报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资本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采取多种途径进行融资，吸纳行业内乃至行业外资本，投资主体将趋向多元化，而这必将深刻地改变报业产权结构，使产权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4篇
报业的困境,直接引发了2005年和2006年关于报纸“消亡论”和报业“报业寒冬论”的争论。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认为,“在30年后,报纸将无可救药”。[1]《京华时报》总编辑吴海民认为2005年是中国传统报业的“拐点”,报业将走向“寒冬”。[2]在国外,也有许多关于报纸消亡的言论。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的教授菲利普•迈尔出版了专著《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该书的中译本封面上,赫然印着他对报纸消亡的预测:“2043年春季的某一天,美国一位读者把最后一张报纸扔进了垃圾桶,从此,报纸就消失了。”[3]
报业究竟怎么了,是谁动了报业的“奶酪”,报纸真的会消亡吗,报业应当如何应对寒冬的到来?
一
谁动了报业的“奶酪”?一般的回答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动了报业的“奶酪”,报业的困境来自于数字化和新媒体的挑战。
所谓数字化,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把声、光、电、磁等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或把语音、文字、图像等任何业务信息都可以统一编码,变成“0”、“1”信号进行计算机处理和网上传输。与非数字信号(信息)相比,数字信号传输速度快、容量大,抗干扰能力强,保密性好,便于计算机操作处理和网络传输。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体,其核心是数字式信息符号传播技术的实现。新媒体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全天候与全覆盖等特征,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商业模式上具有创新性。
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传媒的生态环境,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发行量、广告收入、读者结构、阅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出现了报纸“消亡论”和报业“寒冬论”。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报业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报业“春天论”,认为报业的困难时暂时的,报纸依然生机勃勃。
事实上,新技术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旧技术的消亡,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在对传统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数字化转型。
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顾名思义,媒介融合就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块。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4]他强调“融合媒介”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媒介融合是数字技术、社会需求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使不同媒介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整合,是媒介融合的技术条件。数字技术打破了媒体间的界限,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媒体形态,进入9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融合。对于新闻和信息的大量需求以及不同媒介形态产品的互换互通,是媒介融合的社会条件。而以1996年美国颁布的《电信法》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允许不同媒介的兼并,成为媒介融合的政策条件。
美国教授戈登和戴默,将媒介融合分为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国内学者彭兰将媒介融合引起传媒业的变革概括为:在业务形态上,多媒体日益兴起;在市场融合上,产品相互嵌入多元组合;在载体融合上,发行渠道的“合”与接收终端的“分”;在机构融合上,是更高层次的再分工。[5] 媒介融合产生的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的功能大于原先各部分之合。
媒介的发展是融合而不是取代,报纸和新媒体可以实现共生共荣。报纸与新媒体相比在内容原创、权威性、品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具有优势,报纸的劣势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转变为优势。同时,传统报业提升商业模式的时机并没有失去。
媒介融合并不只是技术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传媒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传媒内容和经营模式的变化。
二
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使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可能,实施数字报业战略已成为传统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数字报业”?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人认为,数字报业是以信息技术、编码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视像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标志的新兴报业;是对传统报业进行技术改造、结构重组、模式创新的现代报业;是建立在数字化、网络化、时空化平台上的全媒报业。“新兴报业”、“现代报业”、“全媒报业”体现了数字报业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本质属性。[6]还有人认为,数字报业指的是报纸采集的信息经过数字化处理,从单一的报纸出版方式发展到多次多渠道出版和再利用,媒体业务模式从信息编辑加工走向综合信息服务。[7]
“数字报业”概念由“数字”和“报业”两个词语构成。这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的发展使两个概念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数字技术可以对传统报业强制浸透和原型改造,传统报业也可以向数字领域积极融合和自我转型。因此,对数字报业的把握不能将数字与报业隔离开来,也不能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报业简单叠加。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数字报业的概念。
1、从技术形态上看,数字报业是用数字技术改造和装备传统报业,实现传统报业体制、
流程与形态的再造。
这些数字改造包括内容数字化、形态数字化、流程数字化和手段数字化。内容数字化是通过编码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报业新闻信息转换为用数字技术进行识别和处理的数字形式的内容,是报业数字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形态数字化是将报业数字内容表现为与数字技术相对应的数字文本、数字视频、数字语音、数字图片、数字动漫等存在形态,是内容数字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流程数字化是用数字技术处理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排版、传输、发行、交互、阅读、存储、检索等全过程,是数字报业的关键,是内容数字化与形态数字化的技术要求和必然结果;手段数字化是应用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基础平台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工具实现对报业信息的管理,是数字报业的技术标志,是内容、形态、流程数字化的装备支持。[8]报业的数字化改造不仅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本身传统的生产方式,包括印前、印刷、发行、管理等各个环节,更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报纸出版业的行业边界和业务形态,推动多元传播格局下报纸出版方式和报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即报纸内容通过新的介质(如光盘、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等)、新的终端(如计算机、手机、PDA、阅读器、显示屏等)进行传播的传播形态。
2、从发展模式上看,数字报业需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起适应新媒体挑战和报业发
展的新制度,寻找到新的符合数字报业运作模式和规律的价值链与商业模式。
技术改造只是数字报业的表象,数字报业的本质是建立起适应数字化生存社会的报业发展新模式,对以往传统的报业发展模式加以改造更新,建立新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和方式上,数字报业的生产不再是直线的采写-编辑-印刷-发行-广告的二次销售模式,而是环型的多点互动形态。新闻采编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及时的多媒体传输,新闻信息的呈现终端也不再是单一的平面媒体,多媒体复合显示手段或者说其他任何新型移动数字介质都可能成为报业的终端。在经营方式上,数字报业将改变长期以来报业经营严重依靠广告和发行的模式,转变为多点作战立体经营,如个性化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在管理方式上,需要出台报业向其他媒介形态拓展融合的宏观政策,报业的管理部门应当在数字报业宏观战略下调整管理政策,制定适合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政策,促进我国报业向数字报业的成功转型。在报社内部,需要搭建适应数字内容产业运营方式的新型生产关系也就是新的组织架构。不仅仅围绕采访编辑发行广告的生产线进行管理,而是在数字多媒体平台上进行资源整合。
3、数字报业是对传统报业的发展,不能割断与传统报业的联系另起炉灶,盲目发展。
数字报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而非仅仅寻求一种数字化的新介质对新闻纸的替代,数字报业要扎根于传统报业强大的内容原创的沃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新闻内容产品的原创能力,数字报业要充分发挥传统报业这一优势,并不放弃传统主营业务和主营产品。报纸业务目前仍是报业的营收支柱,也是战略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仍应全力发展。但是,不放弃并不意味着不对纸质产品和报业体制机制进行重大的创新。
4、数字报业发展的关键是构建起一套有效的商业模式。
传统报业的商业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体制上看,报社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赢利模式上看,报业经营方式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从终端服务来看,报纸难以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9]因此,必须对传统报业的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变单点赢利为多点赢利;变以读者为中心为以消费者为中心;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
5、数字报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发展方向是跨媒体跨地域的传媒集团和娱乐产业集团。
数字报业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有人因此认为数字报业是一个过渡性概念。数字报业反映的是传统报业在当前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转型目标,它最终的发展方向是数字内容产业及其关联产业。报业应当紧紧抓住数字、网络、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由传统报业集团,向跨媒体跨区域的传媒集团和大型娱乐产业集团发展。由“报纸业”向“报道业”升级,从提供报纸转变为提供数字内容和核心价值,以及娱乐产品等。数字报业不是一劳永逸的终极状态,而是永无止境的动态目标,这是由数字技术发展的持久性和报业战略发展的目标性决定的。
三
《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5)》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报业”,《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提出了数字报业战略,并计划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该计划在2006年召开的第三届报业竞争力年会上启动。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政策。
尽管数字报业这一概念是2005年前后才出现的,但报业的数字化改造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报刊出版采用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在印刷环节告别了“铅与火”。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报刊出版引入综合新闻业务网络,在新闻采编环节告别了“纸与笔”。本世纪初,报刊的广告、发行、内部管理等全面进行数字化改造,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数字化。
数字报业真正的起步是报纸“触网”。1993年12月6日,《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杭州市的联机服务网络进行传输,揭开了我国报纸网络化的序幕。1995年1月,由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通过互联网发行它的《神州学人周刊》电子版,成为我国第一家走上互联网的媒体。从1995年至1999年下半年,是报纸的网络版(或称电子版)阶段,这一时期是直接把报纸内容按版面或是类别搬到网上,供网民浏览。2000年以后,报纸网络版逐渐从WEB1.0向WEB2.0发展,出现了以新闻为主的综合性网站,网站逐渐成为报业的数字化整合平台。以网站为平台的有声报、多媒体互动数字报也开始出现。2006年2月20日,浙江日报在浙江在线上推出了不同于以往简单的PDF版的全国首家数字报纸;8月1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推出了中国第一份多媒体互动数字报“播报2.省略紧密嵌入、彼此关联。报纸订户同时获得网络版的登录许可。报纸上除了重点报道,外加很多路标性质的指向网络上的链接内容,指向相关的背景资料、全文报道、声音或视频的采访录音录像等。该报对编辑方针进行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压缩资讯放大有“附加值”的深度新闻。原来占印刷版50%的事件性新闻报道转移到了网络版,免费对读者开放;大量金融数据也被放到网站新推出的“市场数据中心”,同样免费对读者开放。改版之后网络新闻的分量大大加重。同时,《华尔街日报》网站也在技术和内容上进行升级,新增站内搜索功能,博客覆盖领域扩大,新增视频和播客片断,开设读者论坛,开办网站,使报纸的订户可以在这个网站申请主页,定制新闻,享受个性化新闻服务,等等。《华尔街日报》这次改版的目的,正如其发行人克洛维奇所说:“通过印刷版和网络版的配合,让读者一整天都离不开《华尔街日报》。”[11]
自2002年以来,甘尼特报业集团先后投资Careerbuilder、Topix等8个数字化项目,试图以此作为数字化腾飞的平台,但由于没有传统报纸内部资源的有力配合,其数字化项目规模和发展前景都受到制约。为此,甘尼特大力推行“信息中心”工作模式。什么是“信息中心”?甘尼特首席执行官Craig•Dubow的解释是:“信息中心”是以受众需求及参与为核心,全天候、全媒体、全平台采集并新闻和信息的模式。在“信息中心”工作模式下,采集受众需要的极其本地化的新闻和信息,然后在受众喜欢的时间、地点、终端。在操作中,“信息中心”具体化为7项改革:数据(Data)、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社区对话(Community Convers-ation)、本地(Local)、个性化内容(Custom Content)、多媒体(Multimedia) 、数字(Digital)。[12]“信息中心”框架下的七项改革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数字化转型。改革打破报纸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确立以网站等新媒体为主、纸介报纸为辅的数字化资源配置方式。报纸记者转变为24小时发稿,采访设备由笔和纸转变为多媒体,生产内容由单纯的新闻转变为博客、数据库、网上社区等,配套措施是将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等转向以数字化媒体为核心。
在国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实施了“5i”战略,《辽沈晚报》全面推进“ES”数字化服务。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5i”发展战略即手机报(i-news)、数码杂志(i-mook)、电子报纸(i-paper)、公共视频(i-street)和以前的网站(i-net)。前四项工程分别于2006年1月、3月、6月和9月正式推出。“5i”工程涵盖了无线、宽频、户外、新介质等四个主要领域,形成信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无人不晓”的布局。
辽沈晚报的数字化服务是“ES工程”。“E”是“数字化”的代名词,“S”是“Service”(服务)的缩写,其精髓是“在数字化时代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观,辽沈晚报制定了“3E”法则,并以此来指导各类新媒体项目的开发与拓展。“3E”即Every Media(全媒体),指内容采集与生成在技术形态上具有多元性,简称“E- Media”;Every Platform(全平台),指内容在实施手段上呈现多介质,简称“E- Platform”;Every Time(全天候),指内容采集及在时间坐标中没有断点,简称“E- Time”。目前,辽沈晚报正在3E的基础上探索论证具有接续延伸意义的“4E”和“5E”。4E是指Every Where(全覆盖),其含义为提供的内容在地理广度和人群类别上完全告别死角区域,实现完全覆盖,简称“E- Where”;5E是指Every Demand(全搜索),意为在售后环节中以数据库的形态提供强大的、无所遗漏的回访式内容搜索功能,简称“E- Demand”。全覆盖与全搜索是对3E的有力补充及拓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报业集团基本上是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而中国的报业集团基本上还是单一的报业,这既与中国报业发展不成熟有关,也与现行的行业壁垒、地域壁垒、资金壁垒等多种因素有关。尽管如此,跨媒体跨地域是报业集团发展的必然方向,国内一些传媒集团对此进行了尝试,比如报业与广电合并的成都传媒集团、佛山传媒集团和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等。
2006年11月28日,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广播电视台正式合并,组建了成都传媒集团,由此开启了“跨媒体融合”之路,成为我国省会城市首家涵盖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形态的新型综合传媒集团。此前,佛山和牡丹江、红河等地级市已经将报纸和广电合并组建了跨媒体传媒集团。
成都传媒集团成立一年多来,在构建现代化跨媒体发展的传媒集团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报纸和广电两大板块初步实现了内容融合、产业融合、人事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品牌融合。在新闻宣传方面,形成了“新闻宣传统一指挥,不同媒体分类指导”的新闻宣传管理制度。在探索建立新体制方面,针对目前媒体管理格局为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分业管理”的现实,为促进媒介融合,主要采取了干部交流任职和岗位管理制度。在探索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建立了集团结算和审计中心制度,建立健全对集团经营单位和单元的经营目标考核和激励机制。[13]
注释:
[1]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载《新闻界》,2006年第1期。
[2]吴海民:《中国传媒打变局――报业的未来走势和京华时报的战略选择》,载《今传媒》,2005年第12期。
[3](美)菲利普•迈耶:《正在消失的报纸: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张卫平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Andrew Nachison,Good business or good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the bleeding edge, A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Editors’ Forum, Hong Kong, June 5,2001。
[5]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的走向》,。
[6]刘景来:《数字报业的研读与解析》,载《中国报业》,2007年第11期。
[7]黄小蓉:《创新党报合作的思路与机制》,载《当代传播》,2006年第1期。
[8]刘景来《数字报业的研读与解析》,载《中国报业》,2007年第11期。
[9]石磊:《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从报纸消亡论说起》,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7期。
[10]陈昌凤:《纽约时报公司的经营模式探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6期。
[11]参见郦辛:《华尔街日报:紧密结合网络的新型报纸》,载《网络传播》,2006年第2期。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5篇
1月12日，西门子PLM软件（Siemens PLM Software）在海南三亚举办了2016年度亚太地区渠道合作伙伴大会。在工业4.0热度不减、传统软件渠道商面临转型的背景下，这个大会的意义非同一般。
渠道面临转型
西门子PLM软件是全球领先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和生产运营管理（MOM）软件、系统与服务提供商。西门子PLM软件全球总裁查克（Chuck Grindstaff）曾表示，西门子PLM 软件在工业4.0时代将是最优质的服务提供商之一。在这个“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不绝于耳的年代，西门子PLM软件的发展备受瞩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渠道合作伙伴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入，软件用户可以从互联网上直接购买软件，原来专注于软件销售的渠道商似乎变得不再重要。那么，渠道商到底该往哪里去？
“如果渠道商还是只想销售软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客户完全可以在网上购买软件，而不需要经过渠道商。” 西门子PLM软件全球销售、营销和服务交付执行副总裁托尼（Tony Hemmelgarn）认为，当前渠道商的生存之道在于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从软件销售商向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与此同时，西门子PLM软件的用户――制造企业正在积极应对向数字化企业转型的挑战，并在此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IT环境，它们确实需要具有专业能力的合作伙伴来提供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
托尼认为，要通过智能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就要缩短创新周期以加快产品上市速度，更高效地实现个性化生产以强化灵活性，以及通过全球化协作提高生产效率，这就要求制造企业采用全方位的软件平台作为支撑，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西门子PLM软件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家能够为数字化企业提供完整的产品线和解决方案的公司，其提供的智慧创新平台，可以支持制造企业打通产品概念化阶段、产品实现阶段和产品应用阶段，形成完整的数字化流程。据悉，西门子PLM的产品线涉及从CAD/CAM设计软件，到仿真软件、测试软件、Technomatixs数字化制造解决方案，再到MES，衔接自动化生产软件，从而成为支持从虚拟产品开发到物理生产制造整个闭环的集成的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帮助客户整合资源，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托尼说，西门子智慧创新平台是个革命性的平台，旨在帮助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他还强调，西门子智慧创新平台可以整合西门子PLM软件丰富的产品线，同时平台还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以支持客户基于业务需求采用更加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渠道合作伙伴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托尼总结说，优秀的智能化解决方案，要将西门子PLM软件的产品优势和渠道合作伙伴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托尼强调，渠道合作伙伴也应该基于行业或者产品建立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比如，在俄罗斯，西门子PLM软件的一个渠道合作伙伴深耕西门子PLM软件的一个特别细分的产品，最终其业务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
提供CaaS工具
“我们期望渠道合作伙伴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成为领域专家。”托尼说。
当然，西门子PLM软件并不仅止于提出期望，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帮助渠道合作伙伴向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其中包括和合作伙伴一起研究行业客户需求，为合作伙伴提供行业最佳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西门子PLM软件还为渠道合作伙伴提供CaaS（Campaign as a Service，活动作为服务）市场工具。皮特解释说，CaaS是一种数字化市场营销工具，基于某个行业为渠道合作伙伴提供行业知识和行业解决方案资料，目的是帮助渠道合作伙伴更好地与客户进行交流，并基于业务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向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
据悉，当前西门子PLM软件的CaaS已经可以覆盖制造业的各行业。
如何拥抱云取决于用户
尽管在产品上，西门子PLM软件已经向云转型，但是在渠道、销售方面，西门子PLM软件显得并不那么积极。对此，托尼表示，这是因为尽管当前有很多客户会跟他们谈论基于云的技术，但是仍在讨论这些技术能否真正落地。
此前托尼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云计算技术只是软件部署、应用的一个选项，帮助客户解决工程技术难题才是西门子PLM的优势所在。
“我发现目前基于云计算的解决方案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托尼说，客户还是倾向于选择本地化部署来满足应用需求。不仅如此，他告诉记者，西门子PLM软件近期收购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客户原来是采用服务订阅的方式了应用软件，现在有很多客户却回过头来采用软件采购的方式。
托尼透露，他要求西门子PLM软件的销售团队要关注用户的业务需求和挑战，因此他们在采用基于云的销售模式方面不会激进，而是“有了需求后再研究”。
尽管如此，记者了解到，西门子PLM软件还是有所改变，为用户提供更加灵活的购买方式，包括服务订阅模式。
中国市场没有太大不同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国家层面还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很多工业软件厂商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并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西门子PLM软件并不认为中国市场有太多的特殊性。
托尼认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全球的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推进的时间不一样。皮特举例说，近日在美国底特律汽车展上，某全球领先的大众汽车品牌厂商展示了一款新的汽车。这款汽车在中国生产、在美国销售。“可见，产品质量和产品标准全球是一致的。”皮特说。
“客户首先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工业4.0’该如何起步。”托尼认为，制造企业应该先建立基础性平台，然后再基于产品设计或者生产不断满足应用需求。他强调，作为基础性平台，西门子PLM软件的数字企业软件套件Teamcenter优势明显：能够连接制造企业所需的各种软件以满足复杂的应用需求，而且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案例。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两化融合；油气生产经营；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15；F4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22-0023-01
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触角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放、兼容、共享的数字化革命，再造各行各业，油气勘探开发行业也不例外。两化融合是指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信息化成为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规手段。信息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不再相互独立进行，不再是单方的带动和促进关系，而是两者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各个层面相互交融，彼此不可分割，并催生工业电子、工业软件、工业信息服务业等新产业。两化融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的深度结合，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的核心就是信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发展模式。
1. 油田推进“两化融合”建设的必要性
始建1970年的长庆油田，针对世界上罕见的“低渗、低压、低丰度”的“三低”油气藏构造，不断进行艰苦探索，创下了一连串奇迹：20世纪80年代原油产量上升到百万吨，90年代达到500万吨以上；2003年油气产量达到1000万吨；2009年实现了3000万吨，而现在油气当量更是突破了5000万吨，一举由一个百万吨的小油田快速发展成全国第一大油气田， 而这其中数字信息化建设功不可没。与传统的老油气田勘探开发一样，长庆油田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每天都有庞大的企业内部信息需要上传下达，很长时间都依靠人工完成。现场数据、各种资料经人工抄写后，再逐级汇总上报，最后到达总部存档，而指令、汇报，则通过电报、传真、邮递等方式传递。再往后，互联网时代来临，信息传递开始有了一些辅助手段，但对劳动力解放和效率提升却并不明显。尤其是长庆油田地跨陕甘宁蒙等多个省市地区，勘探开发范围广、面积大，数量众多的油水井的主要生产设施都在地下几千米，生产状况无法直观掌握。传统开采方式下的人工采集、分析数据无法实现精细管理，亟待需要借助自动化、信息化技术，降低管理难度，提升油田生产经营水平。
2. 推进“两化融合”建设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十二五"以前是长庆油田数字信息化建设的起步阶段，那么"十二五"期间则是长庆油田“两化融合”建设力度最大、速度最快、提升最高的五年，更是公司在“两化融合”建设中受益明显的五年。
众所周知，油气资源从认识到开发，通常都建立在海量数据基础之上。从大数据中挖掘价值、创造价值，实现油气资源在勘探开发科研过程中的提质增效这正是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战略的焦点所在。“十二五”期间，依托数字油田所做的工作，长庆油田加快智能油田建设，建立生产指挥平台，_发设计生产监控、报警预警等六大功能模块，实现生产管控向实时化、自动化转变，生产分析向预警化、超前化转变，生产决策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变。
油井运行状况尽收眼底，只是“两化融合”建设带来的变革之一。相关人员介绍，智能油田的真正内涵是将传统石油工程工艺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实现特大型低孔低渗透复杂油田的智能化开发管理。钻井、录井、测井、试油、完井到生产再到油井自然关闭，是一口油井的生命全过程。"十二五"期间，长庆油田增储上产忙，科研服务生产，已不单是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对转化速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勘探开发研究对数据的需求日益迫切。借力开放、共享的数字化，让数据"活"起来，是信息化"提速"勘探开发的第一步。 而“两化融合”技术为老油田注入了活力，具体表现为：升级优化科学决策系统平台，全面建成勘探模型、工艺模型，深化油藏模型的多学科跨专业研究和远程集中决策，如在勘探开发领域，大数据的集成对于"提速"勘探开发业务链条意义明显。长庆油田自主研发的"勘探开发成果数据采集系统"，形成了完整记录油井生命周期内勘探开发全过程的载体。数据的存储由档案纸质资料变为超大规模数据库，保持油井全生命周期数据的完整，保存不同专业的数据，对我们用户来说价值更大，使用也很方便。公司权限范围内的人都可以随时查询、调取，科研、生产的效率都大大提高。
"十二五"期间，长庆油田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数据平台、生产运行管理系统、勘探开发成果数据采集系统、采油气与地面工程运行管理系统等，使大部分数据已实现了正常化管理。在此基础上，过去的"数据孤岛"正变为"数据地图"，数据的集成服务功能实现了新突破。
“十三五”期间“两化融合“建设将是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的新征程、新起点。2017年，长庆油田将全面建成物联网系统和数据整合应用平台，基本实现数字化生产经营管理。2020年，全面建成智能化油气田，实现生产运行实时优化、项目研究协同化、决策分析智能量化、生产经营业务一体化高效运转。通过信息技术与勘探开发主营业务的更加深度融合，到"十三五"末，将全面建成国内一流的数字化油气田，有力支撑长庆油田生产经营发展建设。
3.结束语
在国际油价低位震荡、资源劣质化矛盾突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跨国石油石化企业纷纷把信息技术作为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全力提升应用水平。在对于中国国内石油企业来说，要实现油田勘探开发的高效化，就必须加大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创新的融合力度，近年来，无论是数字油田还是智慧油田概念的提出，是对油气生产企业信息化建设进行系统化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提高，是油气生产企业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典型实践。物联网、云计算等一大批新的技术和概念也在数字油田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和创新，通过企业数据的资产化管理和深化应用，将大量离散的、相对孤立的专业数据实现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应用GIS、可视化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将这些海量数据变为价值丰富的信息，推进云计算技术在专业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高性能计算能力、降低管理成本，大幅提高油藏认识水平，深化SOA应用有效提升了油气田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核心发展能力。作为具有近50年开发历程的老油田，长庆油田立足自身发展实际，通过“两化融合”来撬动了油田提质增效的新支点，伴随对公司各项业务流程重新梳理和重塑，来不断提高勘探开发生产业务链效率，提升经营管理质量，从而实现优势领域持续保持领先、赶超领域跨越式提升、储备领域占领技术制高点，探索一条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低成本、高效益、提水平、促发展的数字油田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 刘群青.“两化融合”给石油石化行业插上转型升级双翼[J].中国石油企业.2014，13（2）：101-106.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7篇
这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第一句话，用它来形容这个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再适合不过了。
互联网时代，颠覆者随时可能出现，原本还是俯视姿态的行业翘楚分分钟就会被压到喘不过气来。移动浪潮下，甚至连互联网企业都已成为传统企业;数字化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已经开始从消费服务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当传统产业与移动互联网结合，可能引爆的创新空间将难以估量。
可以预见，数字化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那么，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来构建新的行业竞争力？当下的移动化浪潮中，企业如何挖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红利？哪些又是可以预见的数字化转型趋势？
笔者历时3个月，走访北京、上海多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业务咨询和解决方案实施的企业，并收集大量数字化成功转型的真实案例，力争为读者从不同维度呈现互联网+时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现状与问题、困惑与感悟。
2015年，“互联网+”火了，一个“+”让想象空间没有了界限。
制造业、零售业、金融、教育、电信、传媒、医疗、餐饮、外贸，甚至农业，一旦与互联网相“+”，就会大幅提高企业效率、营销能力、产品与服务质量，并促进创新。
硅谷精神教父、科技商业预言家凯文・凯利在中国广州做的一次题为《未来20年商业趋势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中提到：“你看那边是互联网+，我们知道要走到那边去，但是要摆脱我们现在的模式，要走到另一座山峰上去，这是一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近，但不应该被误以为是短的距离。”
的确。
企业在这边，互联网+在那边，它们之间的路径正是数字化转型。如蒸汽机根本性地改变人类发展的历程，数字化正在塑造新的未来。
数字化转型凶猛
不管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一场气势汹涌的数字化转型大潮已经袭来。
埃森哲最近的一项对全球1000名企业高管的调查发现，55%的中国企业意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显然，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飞速发展的数字创新，并希望积极利用技术推动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企业虽然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管理企业，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项工作还仅仅只触及表面，尚未充分挖掘出数字技术的潜力。
来自埃森哲2015年的《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数字化密度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位，居荷兰、美国和瑞典之后（见图1）。 图1：十七大领先经济体的数字化密度数据来源：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
埃森哲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共同测评的“数字化密度”，揭示了中国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对于“数字化密度”，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李广海解释道：“一言以蔽之，就是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业务、数字应用在经济体里的渗透率，或者覆盖率。”
埃森哲战略咨询数字战略董事总经理布鲁诺・贝尔森（Bruno Berthon）指出：“随着企业日益依赖数字技术，数字化密度应当同自然资源的多寡、运输系统的优劣和人才技能的高低一样，成为全球化企业布局的标准之一。而构建数字化竞争力意味着，要将各种新技术应用于一系列的绩效领域，从招募员工、流程自动化，一直延伸到产品与服务创新。仅靠几项意图良好但范围有限的举措无法实现数字化。”
具体来看，中国不同行业间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差别较大。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为代表的网络企业，拥有卓越的用户基础，并且在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云计算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和银行业等被大型国企统治的主要行业，基于巨大的规模经济和丰富的资源，也积极支持应用数字技术，虽然其等级结构和避险倾向不利于其提高创新能力。
相比之下，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则处于落后地位，不仅承受能力有限，而且其自身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基础的低利润业务特性也导致其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紧迫感。此外，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华为、联想和中兴等中国企业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供应商。但在软件和服务方面，却鲜有领先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IT开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见图2） 图2：相比国际样本，中国的数字化密度表现数据来源：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
在经济各个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将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这种转变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促使数字化即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埃森哲预计，到2020年，全球十大经济体可凭借数字技术新增产值 1.36万亿美元，而中国则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这意味着，数字化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超过4000亿美元的红利，增量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位。（见图3） 图3：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凭借数字技术新增产值数据来源：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
李广海强调：“数字化指数是一个指标或要素，但不跟新增产值有必然关联;数字化不是简单的网络化，不同于自动化或帮助企业做优化与提升的IT技术化。数字化带给企业开放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新市场覆盖等一系列效应，这些都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与之不谋而合，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互联网+不是一次简单的营销革命，而是一次生态革命。如何完成企业整个生态的转换，如何完成从产品到客户，从客户到用户，从资源输出价值到提供独特价值的转型，这些简单的逻辑背后，需要的是企业清晰的战略智慧。
+全方位用户体验
有人认为，传统行业在当今面临的危险，都是马云“惹的祸”，他们说：“如果没有淘宝，也就……”也有人认为，转型没什么了不起，把店搬到网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互联网对传统企业造成的冲击，不仅是渠道转移这一环，它是根本性的、观念性的，以及系统性的。而最直观的影响便是“用户”的体验与感受。
来自埃森哲的《2015年技术展望》的数据显示，受访中国企业中75%将打造个性化消费者体验列为自身的三大优先任务之一;69%表示自身企业有望通过个性化技术投资取得回报。
产品体验贯穿在用户使用产品时的每一个细节，做得好就成为产品制胜的关键。体验经济时代，人们购买的不仅是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更重要的是追求更好的用户体验，包括产品购买过程的体验和产品使用过程的体验。
好的用户体验，必须能够为用户感知。达索系统公司在2011年，正式提出了3DExperience，即三维体验的愿景，而且在实践中通过自主研发和不断并购，正在将三维体验从理念变为现实。这种三维体验，不仅使消费者可以在产品真正制造和交付市场之前就可以虚拟地体验产品的性能，还可以使产品的架构师建立更合理的系统架构，使设计师开发出消费者更钟爱的产品，使制造工程师将设计成果更快地变成现实，并确保产品的质量，使市场推广人员能够在产品还没有真正开发出来时，就通过逼真的体验效果让客户感知。
在做手术前，医生可以通过3D模拟以验证手术方案的可行性，对手术可能出现的风险准备预案;鞋类生产商在投产前通过3D模型看到鞋实际生产出来后的情况，进而根据需求等进行改进;能源企业可以根据3D模拟真实情境来进行设备的部署和灾备措施防护。正如达索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查尔斯（Bernard Charles）所言：“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三维的。”
所谓体验是指每一个消费者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某个事件，使其情绪、体力、智力和精神达到某一特定水平时在意识中产生的美好感觉。体验策划者不仅提供商品或服务，还要提供最终的体验，充满感性的力量，给消费者留下难以忘怀的愉悦记忆。
农产品是可以加工的，商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则是难忘的。同样是咖啡豆，在农业经济时代的价值只有一两个美分，而到了当今的体验经济时代，去星巴克喝咖啡，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价格当然也升值了数百倍。在当今这个移动互联的时代，体验产品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非常强调产品的易用性、移动应用，并通过云计算模式来使软件的应用与维护更加便捷。
ERP解决方案提供商IFS（艾菲诗软件）联合IDC开展的一项调研发现，25%的参与受访者表示，他们很期待将移动应用融入到CRM解决方案中。
Gartner近期的报告也显示，通过移动设备检索工作信息的情况日益增加：预计2015年，至少有60%的信息用户将通过移动设备与内容应用程序互动。一切都说明移动ERP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
一直将移动作为重点业务的IFS认为，在新技术环境下，移动ERP更应关注用户体验;甄别不同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充分挖掘移动ERP的价值;同时，保护企业资产安全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不同的屏幕尺寸、触碰体验、操作系统、配置以及呈现技术，会导致信息以非最佳方式、五花八门地显示出来。比如，移动设备屏幕上冗长的菜单，会让系统可用性大为降低，用户体验自然不会愉悦。
同时，工作方式和使用场景也对移动设备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平板电脑拥有较大的触摸屏，分辨率较高，与智能手机相比，更适合与某些ERP功能互动;此外还能提供业务分析数据或图像等丰富的可视选项。而智能手机在屏幕空间和输入方面用户体验有所损失，但在访问网络时，它们能够保持永久在线，具有超强的便携性和适应性。通过点复选框方式授权采购订单、批准费用及其他流程，智能手机为用户简便地完成任务提供了绝佳方式。
面对“用户”、“粉丝”，简单把他们归结为“消费者”的工业化时代思维已经过时，在移动互联时代，企业必须保持开放性，倾听用户的声音，发动用户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发现用户需求，并快速满足，创造出用户价值。 基于大数据分析，GE可以为东航的飞机做远程体检和预测性维护
+高效灵活的业务流程
埃森哲《2015年技术展望》中指出，领先企业也在组织内部推动变革，着力使所有员工、流程、产品和服务均实现数字化。这些努力将使企业逐渐联入到一种数字化肌体之中，可以接触到业务、客户关系、合作伙伴及周边世界的方方面面。受访的中国企业里，有90%相信软件将很快能够自主学习，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基于学习的经验进行决策;72%表示在考虑应用软件自动和认知计算强化其员工队伍的能力。
烟台莱佛士船厂是中国北方的一家造船厂和海上制造商，通过把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的设计、工程和施工集成到统一的协作环境中，实现了从概念到施工，再到操作与维护的产品开发流程再造。
在一个 80% 的项目都曾经历过近乎灾难性的成本超支及延迟的行业中，绝对不能容忍由于数据传输或者系统和流程不兼容等造成的错误或者延误。
采用达索系统提供的CATIA、ENOVIA VPLM 和 DELMIA虚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烟台莱佛士可以与负责设计工作的挪威工程公司同步合作。在进行正式的资金投入和进度确立之前，确保对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进行性能、可建设性、运营和可维护性等方面的优化。
运用功能丰富的 3D 技术和一体化的开发环境，设计时间可以缩短大约 70%，且客户的学习曲线得到大幅度改善。烟台莱佛士现在可以和其客户及合作伙伴展开密切合作，确保每个项目的如期、按预算交付，并可强化关系与竞争地位。
“包括造船和能源的全球各个行业，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而像航空航天和造船等一些行业，正率先使用 3D 和 PLM 来转变业务开展方式。从大型制造商到中小型企业的其他行业，在当今全球性协作的大环境下必须采用这种业务范例，否则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PLM 可以模拟操作环境，因而能够提高质量、降低生命周期运营成本。”烟台莱佛士船厂首席执行官曹溶辰表示。
到2025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1亿，尤其中国、印度和拉美国家将出现快速城市化。为了促进这一快速发展的趋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开支预计将达到9万亿美元。随着对快速低成本交付不断增长的高要求，许多项目都备受应用碎片化、人工手动设计流程和协作不佳的困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CHIDI”）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勘测设计企业，主要承担电力、水利、建筑、市政、海洋等21个行业的建设工程设计、项目管理和相关技术与管理服务。
CHIDI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加强内部设计和工程的精细化管理及和客户之间的协作，改变水电工程行业传统的工作理念及模式，实现向国际化工程公司的转型。
当前的水电工程行业，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工程图及工程数据管理的要求并非建立在以3D体验平台为核心的基础之上。然而，在水电工程领域，设计和工程的精细化管理逐渐成为国际标准，这也是CHIDI选择全球领先3D体验解决方案的关键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达索系统的3D体验平台为整个工作进度的管理带来了全面的提升，包括设计进度、工程实施进度;其次通过工程设计和工程结果数据的精细化管理，减少了工程差错，给客户提供更直观的设计，将非常有益于工程效率的提升和成本控制。”CHIDI信息化技术和专业业务负责人王劲夫说。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地铁的运输量大、便捷、快速等特点无疑使其成为城市交通方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然而城市化进程也为大城市的地铁交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上海地铁目前在运线路14条，有331个车站、 579列车辆配置数，总运营线路达538公里。对网络化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确保全时段优化运营成为上海地铁的首要任务。由于所有设施设备的维护和维修活动都只能在晚上11点至凌晨3点间进行， 因此缜密的时间和计划安排对上海地铁来说非常重要。
上海地铁的业务特点要求它需要一套完整的企业资产管理 （EAM） 解决方案，该方案既要满足他们的业务需求，又要为公司的资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新方案必须包含丰富的维护和其他功能，对包括车辆信息管理（VIM）、项目管理等核心流程进行支持。另外，上海地铁要求新系统能够基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数据库，实现所有流程信息透明化。
“通过使用IFS应用系统加强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全生命周期跟踪维护，上海地铁列车实现了高利用率，保障每日800多万乘客可以按时到达目的地。”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信息改善部主管薛蓓依说。
IFS应用系统可以根据资产的具体运营使用时间，进行基于日历的排程并执行预防性维护，这为上海地铁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地铁公司通过主动管理并延长资产生命周期，确保列车的高利用率。
“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设备是什么时候安装的，以及它已经随列车运营了多长时间。我们能够执行常规的维护工作，延长资产生命周期，并提前规划好什么时候购买或替换备件。” 现在员工们可以高效地管理和跟踪备件，并优化对公司设施的管理能力。“当故障被登记后，如果设备还在保修期内，我们可以根据保修政策向供应商索取替换备件，这为我们节约了很多成本。” 薛蓓依说，“更理想的是，当列车门控系统发生故障时，我们只需要提交一个工单，而不像过去那样需要提交120个，这无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过预防性维护计划，上海地铁现在可以合理调配资源、高效地组织生产、逐步提高维修能力，维修模式也从预防性维修向状态维修迈进。 青岛第二粮库实现三维可视化管理
IFS应用系统帮助上海地铁优化了员工排程，并提高了实时决策的能力。“我们现在可以在正确的时间派遣正确的人员和材料，一键获取及时信息并执行工单，”薛蓓依说，“时间对于派遣维护、清理、网络维修等来讲非常重要，是确保运营的关键，IFS应用系统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系统数据准确地报告运营绩效、监管和质量保障等信息。”
中国企业使用ERP系统的热情很高，而他们确实也需要这样一套系统来解决问题。但ERP实施成功不仅需要有好的软件，还要良好的管理基础和人员素质，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它做好。
“要想进行一些改善的话，可以参考国外制定ERP的标准和守则设定标准。”IFS大中华区总经理林时东表示，“目前，中国的ERP市场如果想真正发展起来，需要有一些专业人才、专业的协会来引领市场。让那些真正懂ERP的专家站在顶尖的位置来布局整个ERP的环境，培养更多人才。”正如布鲁诺・贝尔森所说：“提高数字竞争力需要政府和企业建立一套覆盖广泛、相互关联的行动方案。”
+智慧化产品与服务
泛智能化成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显著趋势。移动互联网开启了智慧链条，打开了人类社会广泛使用、人人都能享用智能设备之门。
智慧化至少会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设备的泛化，除了手机、手环、眼镜、手表，未来会有更多智能可穿戴设备，还有智能家居，智慧汽车，智能环境。
最让人期待的是智慧城市，这其中包括智慧社区、智慧工作园区、智慧医疗、智能教育、智能交通、智能电网和智能销售服务。
人民网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我国移动互联网迈入公共服务“发展起步期”，出行、医疗、教育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细分领域应用纷纷涌现，多元化生活服务为用户带来极大便利，O2O成为趋势。移动互联网正在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看，智慧城市希望通过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增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打通城市管理中的信息孤岛，实现移动应用与大数据的大联动，最终建设智慧的公共城市环境。”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通”）数据融合中心总经理李晓钢表示。
东方通是国内中间件领域的开拓者，是一家可全面提供基础软件、云计算等一站式软件基础设施及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创新应用的综合性厂商。李晓钢认为，中国本土环境下，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必须符合中国本土的需求。
但由于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不同，国内智慧城市的推动工作乱象丛生且比较缓慢。李晓钢认为，重要的原因是对运行路径的设计没有做好。“现在IT行业到了大融合和大整合的阶段，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并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而是要用突出社会价值的方式参与其中。”他进一步解释，不同的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不一样，有的关心经济运行，有的关心民生服务，有的关心城市管理，东方通把跨部门政务信息资源利用起来为政府提供共享信息的按需服务，做一些逻辑和框架上的实践。
多年智慧城市的项目实践经验，东方通已非常熟悉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职能、业务系统和数据状态，从数据管理制度的制定、标准规范的设计，以及信息整合工程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完整、成熟的“智慧城市大数据融合”模式方法论。
在互联网+背景下，东方通从2014年下半年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服务器虚拟化软件品牌北京同德一心、移动应用平台产品与解决方案厂商数字天堂、网络优化应用产品厂商惠捷朗，东方通实现了对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技术领域的资源整合，同时打通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
过去，企业通过中间件等产品推动IT基础建设，但现在用户更关注如何用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来升级他们现有的业务，怎样获得新一代的互联网架构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从去年开始我们发现客户的需求变了，除了管理业务之外，他们更希望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它的核心业务，因为只有核心业务才能带来价值。”数字天堂总经理高经梁表示。
早在2003年，数字天堂就提出移动中间件的概念，满足企业将互联网端的服务移植到移动端的需求。2005年，数字天堂MKey无线中间件产品。“借助MKey，企业可以统一移动应用技术路线、简化移动开发过程、无缝对接多个业务系统、快速管理和分发企业移动应用。”高经粱表示。
智能化的另一个方向是智能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在人机互动方面，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很快会获得突破，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合成等，都会有长足进步，像微软的小冰、小娜这样的“虚拟秘书”会走向实用。
IDC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时，70%有客服需求的企业都在使用电话客服作为自己客户服务的方式，在线客服的使用比例仅为20%。2015年，企业客服方式早已发生转变，电话客服比例从70%降到30%，而在线客服比例从20%增长到70%。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客服需求。传统的人工客服耗费了大量人力成本，客户等待时间过长导致客服体验不佳。同时，客服渠道越来越繁，接入方式越来越多，Web、微信、微博、APP等多渠道对客服人员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除此之外，客服知识更新快，客服人员回答参差不齐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北京智齿博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齿科技”）CEO徐懿表示：“在客服领域，企业客服的痛点是如何正确并且快速地解决用户问题，‘伶牙俐齿’对于企业客服来讲尤为重要。”
智齿科技推出智齿客服，便是在传统客服中加入了更加“智慧”的产品设计理念，将大数据分析、机器人功能更多地融入到客服领域。
智齿科技在国内首创了“人工在线客服+机器人客服”客服产品模式，智齿客服率先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及机器学习引入客服产品，实现精准理解用户问题并匹配最佳答案，准确率高达98%。机器人模式、辅助人工模式自由切换，可解决约80%同质化重复问题并自动组织标准答案，帮助客服人员大幅提升回复质量和效率。
PP租车客服总监王旭表示：“PP租车是亚洲最大的P2P租车平台，日常业务访问量非常大，智齿客服帮助我们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做从400到线上的客服牵引，在这个过程里，智齿客服帮我们解决了80%的重复咨询问题，接待能力提升了5～8倍。”
+跨界与创新的商业模式
决定商业模式的要素有两个：企业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企业如何创造自身价值。
马云的诺言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就阿里整个来讲，它正在围绕着电商的核心业务重构传统产业的生态圈。阿里通过B2B践行了中国对制造业行业的改造，通过C2C、B2C践行了中国对零售行业的改造，又通过O2O饯行了对服务业行业的改造。阿里围绕着云服务、大数据基本层的服务，到支付和物流层的服务等。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新兴和传统是不断融合的，也是一种彼此的重构和颠覆，不能说互联网重构和颠覆传统产业，也不能说传统产业重构和颠覆互联网。
来自埃森哲的数据显示，87 % 的中国企业高管欲在未来5年通过行业跨界寻求新的市场契机;63 % 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 社交网络、 移动计算、数据分析等数字能力是实现跨行业发展的成功关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意味着将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报告中提出要积极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将深度融合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优化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投资方式、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等，改造提升中国制造业。
在GE中国研发中心的《The Next List 未来技术蓝图》中提到，工业互联网是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智能机器以及互联网的高度融合。它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并最终将人机连接，结合软件和大数据分析，重构全球工业、激发生产率。
“工业互联网是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结合的产物。工业互联网发展潜力最大的行业是航空、发电和水处理以及医疗。”GE中国软件及分析卓越中心总经理胡晓表示。
据了解，GE 在中国建立了软件和分析卓越中心，目的是针对中国客户需求，发展高性能的解决方案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支持面向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开发，以帮助医疗、航空、能源、水处理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客户提升生产率和运营效率。
胡晓说：“GE 航空集团在上海建立了全球四大航空客户支援中心之一，提供‘7 天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为航空公司提供发动机运转的实时信息，对于任何出现的故障信息进行预测性维护。”
东方航空公司在1994年订购了5架空客A340飞机，自此，GE成为了东方航空的发动机供应商。从2000年开始，GE开始为民航客户提供应急响应服务。当发动机出现问题，比如某一项参数突破警戒值时，才会被GE和航空公司发现。“尽管这些小问题并不会直接导致安全事故，但这套略显陈旧的解决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航空公司的业务需求。”胡晓说。
工业互联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2014年初，GE在中国推出了基于预测模型分析的远程诊断平台。
基于GE记录并保留的飞机起降时大部分的发动机远程诊断数据，每个发动机都收集了与其叶片损伤相关联的数百个参数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维修团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因引擎问题造成的延误。这是对航空公司和乘客最直观的影响。”胡晓补充道，“依靠模型预测的准确率达到了80%以上。”
有了可靠的数据，GE可以针对不同的发动机向航空公司提出定制化的检修建议。“我们会告诉航空公司，基于我们的预测模型，这一台发动机应该以怎样的时间间隔检查叶片损伤。”这不同于以往维修手册上的单纯按执飞里程的“一刀切”式检查策略。
此外，基于预测模型的分析结果，航空公司还可以调整航线安排，降低叶片损伤和报废率，从而降低机队的维护成本。比如由于经常执飞污染程度较高地区的航线，一架客机所配置的发动机叶片损伤程度会更高，GE就会提出建议，让其改飞低污染地区的航线。
不只是GE这样的传统大型工业企业正在进行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转型，在这个“万众创业”时代，还出现了一批通过新型手段改造传统行业的创业公司。
“3D可视化数据中心管理软件平台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一次尝试，‘模模搭’是优锘科技从‘让IT可视’走向‘万物可视’的重要一步。”优锘科技创始人、公司CEO陈傲寒表示。 优锘是一家数据中心可视化方案的软件公司，目前为国内很多银行、通讯公司提供企业级物联网数据中心可视化解决方案。而模模搭是优锘推出第一个互联网产品，实质上是一个物联网可视化PaaS云平台。它可以帮助数据中心的管理人员快速在线创建机房3D模型，也可以帮助粮仓提供基于3D模型的可视化的物联网解决方案，甚至在消防救援中大显神通。
在物联网条件较为成熟的地方，可以将3D场景与物联网管理系统结合，提供3D可视化的互动管理界面。通过优锘科技提供的物联网管理API，实现3D场景与物联网管理系统的数据互动，在3D界面上动态展现被管对象的状态、数据、事件和告警，甚至提供反向的控制操作能力，让用户可以直观地掌控和管理物联网世界，为智慧建筑、智慧园区乃至智慧城市提供高效的可视化管理手段。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范文第8篇
一、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出版的内核与边界，以及数字化的福音与压力都比较复杂。
首先，出版的内核与边界其实是对其功能、作用与业务边界的细化与描述。由于新兴技术的发展，网络、终端、渠道成为黏连用户的必要方式，同时它们也在突破原有出版的提供方式和产品形态。原有单一性文本在读图时代受到冲击，文本持续性阅读受到多媒体化呈现和新结构方式的影响。原有的二维阅读体验不断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层次，甚至包括第三维度的幻觉，这使得交互体验、复合符号运用显得更为迫切。段篇章式的自然文本结构被网络、渠道和终端切割而变得分化，新的阅读选择方式使得出版内容需要按关联意义、增值意义以及复合吸引等角度重新结构化。产业边界融合与模糊带来了其他产业链主体对出版主业的强势渗透，一方面，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斜向扩张加剧了出版业对“出版本质”的疑惑与出版话语权的博弈。出版功能与传播功能的模糊导致出版从业者流失部分权力。在新技术条件下，谁来决定出版内容和如何出版的权力，部分分流给了消费者。生产者、消费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正在合一，这对出版功能和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选择成本更高的内容以及整合需求更大的内容，出版从业者仍有较大操作空间，但消费者行为对内容的影响却越来越难以忽视。
其次是数字化带来的福音与压力。技术的更迭与代谢改变了内容的生成与结构方式，进而形成了新型的竞争格局。当下国内出版业对数字化的焦虑，一方面源于产业发展的压力，一方面源于思维层面的不确定性。所有内容是否都适合数字化、版权如何分割、研究性问题和法律性问题等都成为操作层面的困扰。因此，数字化转型需要多维主体的推进以及法律法规环节的健全，才可能减少损耗的不确定性和开发者的疑虑。
二、数字出版概念的动态分析
以往我们遇到一些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概念，包括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数字期刊、手机出版等。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理解数字出版概念的脉络层次，即技术推演导致的技术标签化、网络化、流程化与目的化。
1.技术标签化
数字出版最初的概念界定离不开其技术核心――计算机技术和二进制。某种程度上说，数字出版是计算机运算技术、操作技术、存储技术与出版领域发生关联的产物，可追溯到应用于印前编辑出版环节。①因此，按照编码发展流程，模拟电子化和数字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关联，进而派生出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概念。艾尤阿米仁认为，数字出版是两个传统概念的结合，即数字化和电子出版。②
2.网络化
数字出版界定的网络化实际上侧重于网络传输以及复制、发行在互联网层面的合流。只不过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范畴宽窄不一的概念体系。
一种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认为数字出版等同于网络出版，二者是同义关系。如，数字出版是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基于网络的出版和发行方式。③这种概念更多侧重于网络传输与应用对出版领域的影响。
另一种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认为数字出版包含网络出版，二者是包含关系。如，随着封装型载体被认定为过渡产品，网络出版与数字出版内涵外延较为接近，网络出版不包括印前部分，④也不包括封装型电子或数字出版物。
3.流程化
在数字出版界定过程中，人们越来越从技术、传输重心和成果角度向全流程层面拓展，这反映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纵深态势。以流程化为核心的数字出版概念，强调使用二进制对出版流程产生阶段性或全局性影响，涵盖原创作品数字化、编辑加工数字化、印刷复制数字化、发行销售数字化和阅读消费数字化。⑤这种概念体系有利于全方位着眼数字化转型。
4.目的化
除了上述界定方式外，还有从技术实现、经济收益、文化效应并存的重复使用诉求等视角出发的界定方式，即以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的出版形式，通过建立数据库实现重复使用目的。阎晓宏认为，应使用信息网络替代互联网，因为它还可包含局域网。⑥
三、数字出版概念的迷思
虽然上述概念界定均从各维度拓展了对数字出版的认知范畴，但数字化进程本身仍处于发展状态，需要用进化论的视角来审视它。
1.阶段性概念特征
当下的数字出版概念实际上是个阶段性概念，表面上看，其核心在于数字化进程，但其本质是打破原有二维出版时空环境与展现方式，成为三维时空压缩的展现方式。概念界定的重心也从印刷与发表扩展到复制传播与新技术存储层面，专业性编辑的“去中心化”与“重新中心化”现象明显。竞争性优势在产业融合与受众生产的双重作用下，不断稀释、消解或者转移。出版内容范畴也将信息、娱乐、服务、教育、模拟或现实社交融于一身。出版内容本身发生巨大变化，内容的边界和文本的界限打破了原来的认知传统，具有半开放性和互文性的内容会获得更大的附加价值。
数字化进程带来的变化涉及整个内容与管理系统的内部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信息化与数字化操作，外部供应链交易管理的数字化关联与印刷、发行机构以及终极用户的交易关系与模式正随着数字化权力的博弈而变化。对于传统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数字化的压力来自于功能定位选择和附加价值产生能力的提升要求，数字化机遇在于缩短与内容源和终极用户之间的渠道距离与层差，但这也恰恰容易陷入包括更多参与主体的用户的接近性博弈。因此，数字出版界定方式正在突破出版领域界限、产品形态界限、产业链地位边界界限，强调经营活动效力与效率的深度挖掘，并由原有单一性、封闭性固化内容产品形态，转向复合性、半开放性或全开放性流化内容产品与关系服务形态。由此，其生产与服务者主体必然更加多元，在流畅的产业链流动过程中，阶段性环节控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当下的竞争格局。需要注意的是，用户需求的短时吸引、阶段容忍和根本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影响，决定了用户习惯的培养周期与企业盈利价值缔造周期的长短。
从近八年的数字出版产业统计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数字出版物界定中可以发现，电子出版物在统计过程中并没有和数字出版物整合到一起；另一方面，数字出版内容包含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在线音乐、手机彩铃，这打破了原有出版内容的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可能是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涵盖了多维度产品延伸与预期组合设想。其中，互联网广告是延续原有报刊产品呈现和网络化盈利模式的重要组成。在线音乐和手机彩铃则更多强调它们的网络性和终端性特点，有可能成为预期数字出版产品中的嵌入式组成部分，但其关联性确实较弱，并涉及不同著作权利的运营维护。作为未来数字出版产品序列开发的前端产品或后端产品，手机游戏和网络游戏则有可能成为版权运营深度开发的产物。
在内容生产过程中，专业内容生产主体承载较大压力，用户生产内容基数巨大，他们提供原创内容、信息或对原有内容的评价意见施加影响；而技术数据巨头可以利用数据搜索与挖掘技术甚至聚合软件冲击单一专业内容生产主体。
2.边界困惑――内容的再界定与重组
数字出版对原有出版内容的形式创新影响巨大，从而影响数字出版的用户定位与商业模式的选择。目前存在的概念问题是相关技术层出不穷，以介质或载体来描述数字出版永远会处于更新或代谢状态；“泛数字出版”和数字出版“狭窄化”观念同时存在。跨界融合产品的出现也必然会对原有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的权责和数字出版概念的界定提出挑战。
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将内容定位为四个层面，再具体划分为八种形式。这几种不同形式在电子化、数字化技术作用的价值增值能力与速度方面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数据、信息、离散成果以及聚合知识是细碎的内容，它们组合成离散的片状数据或文本，能够被聚合成多种形式的集合体，并且在诸如可平衡性、可检索性和互文方面能增加实际价值。叙事体内容具有渐进累积特征，需要延续性时间完成阅读。持续性辩论和教学知识也具有渐进累积特征，但网络环境有途径来增加它们的价值。⑦
3.数字出版概念的两个层面与再认识
笔者对数字出版作出如下界定：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出版形态并萌生新形态，导致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化，运用计算机存储、运算、网络传输和智能输出呈现等技术手段重组数据、信息、知识和叙事内核的生产方式、形式和盈利方式的活动范畴。由此可派生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内容内核类别细分化与关联化。数字出版内容的细分化源于其内容类别的细分，按其选择性成本从低到高可分化为信息、叙事内核、知识、数据等四个层次。但是，数字出版内容价值的挖掘，不简单表现为单个层次的开发，还包括内容之间的关联开发。内容的范围会跳出单一生产者范畴，与广义的其他文本产生互文性组合增值和捆绑营销价值。
第二个层面是数字出版的前端作业层被压缩，后端作业层却被延伸，二者形成了一个新型开放循环通路。因此，内容产品与消费者产生关联后，仍有后续工作需要开展，后端作业层包括更多内容的营销反馈、互动评估与价值重塑，再反向回到前端产品开发层进行新产品开发。虽然，理想模型是要延伸后端链条，但人力、财力如何分配，以及工作成果的反向应用开发程度、经验积累则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现实问题。
上述对数字出版概念的再认识是从两个基本问题入手，推导到进化论的思考方式，重新审视内容的边界，认为其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突点设计上，最后必然是多节点占领与合作的结果。这种再认识对数字出版企业的意义在于，数字出版企业需要从内容价值与版权附加值角度进行再挖掘，从屏战略、网战略、终端战略等角度探寻自身数字化利益的最大化节点。
（侯欣洁，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博士后）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4BXW01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林穗芳.电子编辑和电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发展[J].出版科学，2005， （3）.转引自张立.数字出版的若干问题讨论[J].出版发行研究，2005， （7）：14.
②④徐丽芳.数字出版：概念与形态[J].出版发行研究，2005，（7）：7，8.
③ 书生之家.数字出版，引发书业革命[J].中国电子与网络出版，2003，（4）：36.
⑤ 张立.数字出版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J].中国出版，2006，（1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