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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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8003103
1 前言
1.1 政府公信力概念
政府公信力近年来成为众多领域学者关注的热度话题，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公信力做出不同的界定。究竟什么是政府公信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信用资源说、能力说、心理意识和政治认同说。信用资源说认为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长期积累的信用资源，如张旭霞、吴威威、吴光芸等人认为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信仰和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社会资本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政治认同和心理意识说认为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公共信任关系，体现的是政府通过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赢得社会公众对其信任、认同与支持的一种心理状态，本质上是政治认同，持这一观点的如王大鹏、姚亮、陶振等。能力说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自身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持这一观点的如燕继荣、陈潮升等。
按照英国学者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中关于“硬核”和“保护带”的分析方法，政府公信力可以划分为“公信力硬核”与“公信力保护带”。“公信力硬核”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以及对政治价值的信任三个子系统，“公信力保护带”包括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对公共组织的信任以及对政治行动者的信任三个子系统，“保护带”与“硬核”及其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能力序列结构。我们认为政府公信力包括政治合法性、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三个方面的能力，再加上公众对这三个方面能力的感知（心理认同和满意度）就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公信力的完整的范畴。政府公信力是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整体政府体系的生存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层次的表现，即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生存力和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政府所有的表现会体现在公信力，公信力充当政府体系的眼、耳和鼻的角色。
1.2 问题的提出
按照常理，人性的情感通常随着对象的距离增加而减弱。我们不排除人与人之间并不随空间、时间而改变的真挚情感的存在，但在人际交往中确实有“远亲不如近邻”这样众所周知的常识。在对政府的态度上可以推导出，各地人民往往更加愿意信任他们的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政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和不诚实的”。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却呈现出与此相反的规律: 对基层政府及官员持低信任态度，对高层政府持高信任态度，表现出强烈的“反距离悖论”。2011年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在长达半个月的“无政府状态”中，乌坎村民始终理性有序地与当局和警力斡旋。最有意思的是当广东省委副书记出现时，当地村民居然打出了“热烈欢迎”的标语。
这种悖论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直接利益相关度不同、制度体系所致等，但说到底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委托关系的矛盾。政府作为人，具有政务信息的绝对垄断权，这就使得与委托人公民之间具有信息不对称的根源。正是由于行政管理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和官员本身利益驱动和公众对政府监督困难，政府才会变成公众心中的利维坦。本文借助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探讨我国政府公信力悖论现象受信息不对称机制的影响机理。
2 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信息经济学研究者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通过对旧车交易市场、保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交易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对信息的了解有差异；掌握信息较多的人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掌握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信息不对称”概念产生于微观经济学领域，但同时也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和法律领域内。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组织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即由个体从事的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禀赋、内涵、性质特征等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体的主观意识造成的；另一类是内生性不对称信息，是个体利用管理者对其行为事前无法预测、事中无法观察和监督、事后无法验证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在政府与公众的委托关系中，外生性信息不对称和内生性信息不对称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不过后者表现的更加突出。政府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垄断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地位控制信息的传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公众则处于信息弱势地位，难以获得政府信息，最终可能会导致其权益受损。
3 信息不对称下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机制分析
类似于微观经济学中交易双方主体利益失衡，因政府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体现于政府运用公共权力中“败德行为”的出现和公信力的流失，这种“败德行为”发生的机制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此外，政府的公权力对信息传播的垄断使得政府经常无意识地将自己陷入公信力流失的被动局面中。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2篇
陈知夏（1994-），女，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商务。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经济学逐渐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一个非常活跃而又卓有成效的前沿研究领域，并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对现实的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看法。而罗纳德科斯在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令人印象深刻，科斯的著述不多，但毫不影响他在各领域的突出贡献。本文尝试对科斯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文献做综述分析，并从“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的背景探讨至后续争论的发展线索。
关键词：罗纳德科斯企业理论；争论与发展
一、 前言
企业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企业理论主要解释了企业产生的原因和企业组织的相关经济学意义。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古典厂商理论，主要探讨了企业如何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和外部环境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边界，从市场和企业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的本质和规模；第三阶段是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即后现代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等为主要扩充内容的扩展研究。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与方法，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科斯的理论研究，对了解和把握科斯经济思想的内涵和方法论的实质，加深对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理解以及提高对真实经济世界的认知能力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科斯的企业理论综述
科斯产权理论的形成，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年代对正统微观经济学进行的批判，指出市场机制运行中存在摩擦即存在交易费用。减少的关键是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性质和生产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中，科斯首次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奠定了现代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的基础。
科斯认为传统的基础微观经济学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包括生产和运输费用，而忽视了为制订和执行合同以及经营管理组织方面所花的费用，即“交易费用”。科斯利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对企业的存在和行为进行了分析。企业通过使市场交易“内部化”，如使市场上的劳动力受雇于某个企业等，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就是说，在科斯看来，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产生和存在的唯一动力。对于企业的规模问题，科斯也用交易费用的概念来解释。他认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交易管理费用也将不断增大。最后到某一点靠“内部化”所节省的费用被管理费用的增长额所抵消时，企业的规模便不能再扩大。因此，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
第二阶段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科斯进一步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后来把科斯的产权思想概括为著名的“科斯定理”。
科斯指出，企业不是市场的唯一替代形式，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管制是另一种替代方法。“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因而，“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有时，它能以比企业更低的成本替代某些市场交易活动。当然，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中有时它的成本反而很大。
三、 科斯企业理论的争论与发展
科斯的企业理论，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且认为这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从而系统的回答了企业的本质，即企业是市场和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规模和便捷，即“一个企业扩大的一笔额外的内部交易成本，等于在市场上进行这笔交易的成本”时，企业的边界确定。并且提出了科斯定理，分别论证了是否存在交易费用的前提下，产权配置清晰对社会福利的作用。
此后，沿着科斯开创的企业是以一种且越替代了另一种契约的思路，契约理论成为企业理论的主要框架，但是，契约又被划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两个阶段。以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制度经济学家极大地发展了契约理论，他们创立并发展了委托——理论，基于契约理论的委托关系对企业内部组织进行分析，并建立了道德风险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至此企业内部行为的模型首次建立起来。同时，基于契约理论，德姆塞茨对企业的本质又有了全新的认识，提出了“生产理论”。他们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是控制和雇佣的关系，而是以独立的个体签约组织的摄入国内产团队而存在的。同时他们还认为，企业内不存在任何超越市场的权威、命令权和纪律约束。他们的诘难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科斯的企业权威观的基础，以至于张五常等人认为，对企业内的事情和企业外的事情进行区分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个人之间一组复杂的合约关系。
以上研究本质仍然坚持新古典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契约完整的理论，因此与现实差距较大，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坚持科斯原始的思路，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整的前提，由威廉姆森等人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他们基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型的假设，运用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指标，深刻地刻画了企业交易费用的内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被称为“交易费用学派”。同时，以哈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发展了科斯的产权理论。主要探讨了特定交易费用导致契约不完整的条件下，如何确保当事人的“激励”问题。与科斯、阿尔钦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不同，他们提出了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所有权的理论，因此被称为“新产权学派”。（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科斯，盛洪，陈郁. 企业，市场与法律[M].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
[2]张卫东，钟熙维. 现代企业理论[M].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3篇
一、会计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内涵
会计政策分为宏观（政府）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主要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的制定。微观会计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选择的领域内，根据企业的目标、会计人员的偏好，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进而选择的过程。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财会字[1998]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难看出，该定义的会计政策主要指微观层次上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见，宏观和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两个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说的会计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也包括微观会计政策。
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分析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会计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
二、会计政策选择应服务于经济政策
这是会计理论传统研究方法中经济学家的观点。该方法认为，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影响，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谨慎起见，对存货的发出就应该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进行核算，对固定资产就应该采用加速折旧法。同时，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
1、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应充分反映经济现实。经济政策是孕育会计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响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现实进行管理的意图，反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及对产业机构调整的方向。从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和行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业和行为是受支持和鼓励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离不开会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辅助。政府会计政策的制定，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都应该充分体现经济政策，反映经济现实，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可能得到贯彻，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才得以实现。比如，196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规定：技术改造投入的固定资产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减后再缴纳所得税。其中的扣减办法有两种：流进发（固定资产购买当年全部扣完）和递延法（固定资产分年抵扣）。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大力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这一经济情况，最终选择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现了自我保险和大灾难公积金，债务重组、通货膨胀、外币变动等会计政策。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从来就是依赖于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别规定，企业核算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是说企业应当按照经济业务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各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仅仅依靠经济业务事项的某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难免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一会计政策的出台，不可否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它的经济政策背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严重，诚信遇到危机。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倡导2002年为“诚信年”，所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顺应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的这一经济政策。
2、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要充分考虑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计信息会导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会使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失利。所以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就成为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焦点所在。如何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得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这里，引用厦门大学会计系陈华在《经济后果观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1975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八号公告（SFAS8），要求跨国企业的外汇折算采用时态法，且折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准则一经颁布，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强烈的要数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在报表附注中对SFAS8的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事实上，单纯从理论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使企业管理层最为恼火的是其易变和不可控的外汇折算差额必须进入损益表，这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计划。同时，波动的会计利润向市场传递的是企业发展不稳定的讯息，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资金的筹集。迫于各方的压力，六年后FASB颁布了SFAS52，规定改用现行汇率法，并将外汇折算差额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所有者权益，平息了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可见，因经济后果的存在，使理论上更为完善的SFAS8无法实施，而理论基础欠缺的SFAS52却因兼顾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在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行为性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希望的经济效果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4篇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5篇
一、金融监管理论萌发阶段的研究
（一）重商主义阶段的货币流通禁令
金融监管的萌芽思想应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那时的金融监管思想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源，让资源都用在本国建设上。采用了在生产、金融、贸易上的管制措施，尤其是在货币上的管制即：禁止一切黄金和白银的外流，并把一切国内货币置于流通领域之中。因此，金融监管的萌芽发展阶段――金融管制阶段，即为此阶段法律上关于货币的禁令。
（二）大卫.李嘉图的货币价值论和金块论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0）通过货币价值论阐述了货币发行数量的原理，并通过参与“金块论战”分析了当时英国货币流通问题，进而表明了货币流通数量需要控制的这一金融监管思想。首先，他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运用到了货币价值当中。他认为铸造货币的金银，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决定于生产金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且会随着采矿技术和采矿机器的改良而发生变动。同时，作为当时“金块论战”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英国物价上涨和英镑汇价下跌原因在于银行券贬值。因此，他主张迅速恢复银行券的兑现，使银行券发行量受黄金数量控制，以实行（金本位制的）货币的自动调节。
（三）亨利.桑顿的金块论战
在“金块论战”中，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802 ）提出了真实票据的不断贴现过程将会导致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规模的成倍扩张，故而真实票据原则并不能保证银行有足够的货币供给弹性，从而避免银行遭到挤提以及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因此，以真实票据原则发行银行券存在发行过度的危险，应该受到集中的管制。进而，亨利.桑顿提出作为统一管理发行货币的机构中央银行应得到充分的金融监管，但这种金融监管并非是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更不涉及金融机构的微观行为。
（四）霍特里、汉森、凯恩斯、萨谬尔森等的信用调节论
信用调节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产生的。霍特里（R.Hawtrey，1919）将现金与信用统称为货币，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是由于信用的扩张或收缩造成的，信用的扩张与收缩，受制于现金余存额的变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主要原因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汉森（Alvin.H.Hansen，1953）提出了补偿性的金融政策，即在经济衰退时期，扩大信贷规模，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反之，在经济繁荣时期，缩小信贷规模，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保罗.萨谬尔森（Paul.A.Samuelson，1948）强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行宏观调控。可见，信用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货币信用政策去治理，主张通过扩张或收缩货币信用，控制社会的货币与信用的供给，调节经济增长。这足以证明对金融体系中货币监管思想已相当成熟。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90年代以来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里茨等经济学家在对东亚经济的分析中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信息严重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据此，在此阶段有如下几个典型金融监管理论研究成果。
（一）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信息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则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信息不完全对称下，提出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存在有效地解决了信用过程中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另外，监管代表说把金融监管看作是广大投资者及储户对金融中介实施监督措施的代表。由于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往往使一般的金融中介难以承担，并且金融中介无法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政府则有责任在监管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市场信息问题。
（二）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功能观金融监管的理念主要是来自于有关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学说，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默顿和博迪（Merton，Bodie，1993）等。实践中，功能观对美国的金融监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9年，美国国会采纳此观点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取代《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该法打破以前的限制，允许保险、银行和证券三种金融业务混业经营；在法律的名称上，不提银行而改称金融服务。1995年巴塞尔委员会运用此观点于为银行设置全球性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金融中介功能观较大地拓展了金融监管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监管理论的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功能观的监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目前仍处于理论探寻阶段。
（三）监管激励理论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6篇
风险分散是金融活动创新的原动力。最有代表性的风险分散理论是马科维茨(Harry·M·Markowitz)的MM理论和威廉·夏普(Willian·E·Sharpe)的CAPM理论，这种思想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之一。风险分散理论是从研究风险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开始的，该理论认为：(1)绝大部分资产是风险资产，其收益是不确定的，因而应该把风险资产的收益视作随机变量，并运用期望收益作为衡量某种风险资产收益的标准，并用方差来衡量获得收益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2)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应该分为两大部分：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仅与投资组合中的各种风险资产的方差项相关的风险，系统风险是指由投资组合中的各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关性所带来的风险。(3)在充分考虑各种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关性的前提下，运用概率知识可以得到，只要资产组合分散良好，资产组合的非系统风险趋于零，系统风险就趋于稳定。虽然风险分散理论的思想产生于研究投资组合与其风险关系的过程中，但这种思想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能够运用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某些方面。
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风险分散是其原动力。无论是抵押债权证券化还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其成功运行都需要比较稳定的收益流基础。但在当前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资产收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抵押债权证券化来说，对于单个贷款而言，其现金流量是不确定的，因此，单个贷款的风险比较大。但是从银行抵押贷款的现金收入流来考虑，其本息偿还分摊于整个贷款存活期，根据大数定律，如果将大批量、标准化、流动性差的资产进行组合，只要同质的抵押债权资产数目达到足够大，便可以预测出本息的违约率与本金的提前偿还率等风险，从而可以根据组合资产的运动规律预测其现金流。对于一组抵押贷款而言，尽管整个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合中每一贷款现金流量的特征，但由于大数定律的作用，整个组合的现金流量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尽管预测单个贷款的可能结果是不现实的，但人们能够基于历史数据对整个组合的现金流量的平均数有一个可信的估计。投资权益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也是一样，要形成一个稳定的收益流，风险分散是选择投资组合的一个基本目的。所以说，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而出现，是基于风险分散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分工理论
经济学界对分工理论的研究源自于亚当·斯密(Yadang·Simy)，后来经过马歇尔(Marshal)、杨小凯等学者的补充已基本成熟。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的演进、生产率进步和分工演进有密切的关系，分工经济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专业化的发展和交易效率的水平是社会发展中互相制约的两难约束。
斯密的分工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促进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进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2)分工有利于促进社会普遍富裕。从整体上来看，分工越发展，就业容量就越大，因此分工在根本上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普遍富裕。(3)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认为，尽管分工是发展劳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分工程度绝不是人的主观随意选择的结果，要受到市场范围即市场购买力大小的限制。(4)货币起源于分工的发展。一旦有了分工，一个人只能解决自己需要的少部分，而绝大部分的需要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满足。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货币正是一种减少交易困难、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5)资本是实现分工所创造的新生产力的物质条件。斯密认为，当分工进步时，即使雇工人数不变，由于工人劳动生产力因分工而提高，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更大，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生产资料会按更大比例增加，这时，必须预先储备的生产资料就要比没有分工进步时多得多。另一方面，一个行业分工越进步，就业人数就越多，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就业人数增加同样也需要增加储备的生产资料。
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他以代表性企业为对象，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上，分析了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1)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马歇尔把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等不同生产要素在报酬递减或递增中的作用分解，认为土地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的作用即劳动、资本和组织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只要人类的作用强于自然的作用，生产者就可获得报酬递增；否则，只能得到报酬递减；若两者相等，则呈现报酬不变倾向。(2)组织与报酬递增。在人类的作用中，马歇尔特别重视组织对报酬递增的积极意义，也就是分工的作用。因为分工总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他认为，组织的改进，通过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两条途径，可使生产获得报酬递增。
以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的“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人手，导出需求和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分析不但包括资源分配问题，也包括经济织织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如下特点：每个决策者既可以成为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消费者；每个决策者既可以进入要素市场，也可以进入产品市场；厂商或企业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在一定专业化和分工格局的条件下内生决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基于以“角点解”为基础的“超边际分析”，在角点之间进行的总效益费用分析，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专业化决策问题必须求角点解，不仅可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更能解决分工组织结构问题。@
实际上，在斯密的分工思想及其之后的经济学家对分工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可以捕捉到分工尤其是金融分工对金融发展的关系和作用，如斯密关于货币出现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关系的猜想，马歇尔对于组织与报酬递增以及杨小凯等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等等。尽管古典发展经济学所提到的分工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我们仍然可以把古典发展经济学及其之后的理论中涉及货币、资本与金融的研究归纳到金融分工中来。因此，斯密关于分工的思想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对于金融领域同样适用，他所揭示的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斯密分工思想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机制，他认为分工(社会分工)演进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各种市场和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得以产生和演进。
三、不对称信息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产生于20K纪70年代，以1970年阿克洛夫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逆向选择问题的开创性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为标志。阿克洛夫在旧车市场模型(LemonsModel)中对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开创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先河。在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有关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只知道车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车的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结果是，市场出售的旧车的平均质量下降，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下降，更多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如此下去，在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在极端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交易的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信息不对称可以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和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看，不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通常将研究事前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按照梅耶森(Myersom，1991)的定义，道德风险为“由参与人选择错误行动而引起的问题”，也就是指由于经营者或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在得到来自第三方的保障的条件下，其所作出的决策及行为即使引起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激励其倾向于作出风险较大的决策，以博取更大的收益；而逆向选择为“由参与人错误报告信息引起的问题”，它是指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不真实或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倾向于作出的错误选择。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既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知识。研究不可观测行动的模型称为隐藏行动(hiddenaction)模型，研究不可观测知识的模型称为隐藏知识(hiddenknowledge)模型。
在现代资金融通活动中，交易主体面临着许多由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房地产融资也是一样。就投资者而言，对投资项目掌握的信息比较少，而融资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即融资人的私人信息)，会导致道德风险；在资金借贷过程中，银行掌握的信息就比借款者掌握的信息少，容易产生逆向选择。房地产证券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由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也可以说房地产证券化是基于不对称信息而产生的。在房地产证券化过程中，每一个交易步骤都是由专业的机构来完成，这些专业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对信息的掌握是私人无法比拟的。如在抵押债权证券化中，经过资产组合、破产剥离和信用升级以后，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风险性质的信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逆向选择。
四、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科斯教授创造性并典范性地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是分不开的。所谓交易成本，广义地说，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是相对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成本而言的，为了得到交易所提供的服务，人们需要投入各种稀缺的资源。交易成本概念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在契约签订好后付诸实践所需要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
从交易费用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交易者认为交易对象给其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交易价格和交易费用之和时，这笔交易就会发生，否则，这笔交易就不会发生。在价格是恒量的时候，那么交易是否会发生就取决于交易费用。房地产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权的流转和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
在进行房地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证券化业务收益会在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分摊。以抵押债权证券化为例，具体成本项目包括：SPV的设立和发行证券缴纳的费用，发起人向SPV转移基础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等，需要支付的各种承销费、律师费、评估费和审计费，以及证券化的开办费、维护费，其他一系列的无形成本如“审批成本”等。此外，银行在实现真实销售并回收贷款以后，还可以进行再投资，这也会产生部分收益。因此，判断证券化是否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证券化业务收益与回收贷款本息进行再投资所获收益之和大于支付给各个参与主体的费用；二是不进行房地产证券化时所获得的利率应当大于流动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与没有再投资机会所造成的机会损失之和。从国外房地产抵押债权证券化的现实来看，证券化的收益一般大于证券化的成本。另外就房地产投资信托而言，由专门的基金公司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这也是现在房地产信托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五、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不仅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经济生活各领域中的实践中，规模经济也是人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关于规模经济的含义，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文献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是从微观角度来阐述生产成本与其规模报酬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简单地说，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降低带来的经济节约性，即规模的经济性。
最早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厂商理论。根据其解释，规模报酬变化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内部各种市场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厂商的规模报酬变化分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这里的规模报酬递增，是指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它意味着产出的单位成本降低，也意味着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生产上的节约性，即规模经济性。所谓规模报酬不变，是指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生产规模的变动对于生产是否节约的经济性并未产生影响。所谓规模报酬递减，则是指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出的成本随之上升，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
房地产证券化中“规模经济”也是追求的目标之一。如确定一个合理的证券发行数量，是降低证券发行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的关键。与证券发行规模有关的因素主要有市场条件与证券品种。不同的市场条件中同一种证券的规模发行量不相同，不同的证券品种在同一市场条件下证券的发行规模量也不相同。所以说，房地产证券化的证券发行量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摘要]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它在使各个交易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降低了风险和成本。这一过程的完成，不仅有其实践的需要，也具有理论的支撑。对房地产证券化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有利于为中国即将进行的房地产证券化在理论层面上奠定一个基础。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7篇
关键词：假日经济 逆向选择 供求均衡 连锁反映
1999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两大难题：一是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二是国企改革出现大批职工下岗，国内经济出现疲软，影响到经济的稳步增长，并导致就业水平下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消费是带动经济的力量 ，储蓄是经济发展的大敌。”当时中央银行连续七次降息，想通过此举鼓励人们去扩大消费，但效果并不明显。寻找消费热点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更是政府关心的问题。1999年，国务院通过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以上移下借的形式形成春节、“五一”和国庆三个七天黄金长假。从2000年5月正式实施“黄金周”休假制度以来 ，已经过了14个“黄金周”。这一休假制度的实施，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繁荣经济，促进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假日经济”积极作用的经济学分析
拉动了内需，扩大了消费。由微观经济学可知，要形成现实的需求，消费者必需同时具备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这两个基本要素，“黄金周”从时间上使两者得到保证。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黄金周”消费总体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如表1：
“黄金周”期间，居民消费潜能得到较大释放。以旅游业为龙头，铁路，民航，公路，商业，餐饮，金融，通讯，文化，娱乐，租赁，房地产及相关服务业全面增长。
“黄金周”使人们形成一种较好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如果说，“黄金周”旅游业方面的作用是一种经济作用。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潜移默化形成一种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那便是一种精神作用。如果说1994年的双休日是第一次对多少年来人们视工作为重心的反常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冲击，“黄金周”第二次更加有力，更深层次的冲击在于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来的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到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闲暇日，人们才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
“黄金周”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黄金周”的消费使人们在生产、生活方面要求得到的服务与日俱增，为社会创造了许多新的岗位，例如闲暇经济学家，旅游信息预报人员，闲暇陪同人员等，使得第三产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旅游、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娱乐、运动等都是“黄金周”消费中涌现的新热点。这些既弥补了经济生活中的空缺，又会连锁性的产生新的行业，极大的解决了传统产业因经济衰退而可能产生的失业问题。可见，“黄金周”消费由单一化、物质化逐步向多元化和精神化发展，带动我国消费结构全面升级，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阶梯形式转换，使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假日消费”中存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供求失衡制约“假日经济”健康发展
供求均衡论认为，只有当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大致平衡时，经济才能健康的发展。供求失衡后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需要一个过程，在没有调整过来之前，不少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要受到损害。用“供求原理”来解释假日经济也很有力。因为“黄金周”放长假，我国忽然间产生需要具备对交通，铁路，旅馆，垃圾处理能力的要求，而这些是不可能在短时间里一下解决。根据全国假日旅游协调会议办公室的十一黄金周旅游信息通报：10月3日曲阜孔庙接待旅客8.2万人次，超过核定最佳接待量的37%；乌镇全天接待游客2.35万人次，超过核定最佳接待量的135%。
基础设施滞后影响“连锁反应”效应
连锁反应是指一些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紧密相连，具有带动其他产业的效应。在“假日经济”中，旅游业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它可以带动交通业，饮食业，住宿业的发展。它的发展与基础设施产业，商品生产产业，环保产业，文化休闲产业等紧密相连，同时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但它的发展要受基础设施、文化休闲产业等制约和影响。突出表现在：一是交通阻塞。2004年“五一”广州各高速公路入口大塞车，5000名乘客飞机晚点。少林寺景区附近的狭窄路段让游客白白停留半个多小时等。二是购票困难。在”黄金周”期间，火车票、汽车票、巴士票等都是比较难买的。旅客在景区游玩的同时还要担心回程车票的购买问题。三是旅游景点容量不足，景区破坏严重。国庆“黄金周”前六天，莫高窟共接待游客19875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日益增多的游客带给莫高窟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让这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难堪重负。四是食宿困难。据调查显示，55%的被调查者对旅游景点的食宿不满意：36%的被调查者对旅行团降低食宿标准有意见，从“黄金周”弊端可以看出，旅游业的滞后性也是充分体现在它的“连锁效应”所带动的产业上。
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
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中存在“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所有相关经济主体都真实、准确知道的信息就是公共信息，只有经济主体对经济活动对象独有的信息就是专有的信息。私有信息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信息不对称”，最终使消费者在利益选择中出现了“逆向选择”结果。在假日消费中，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中交通、住宿、商品质量、价格、服务质量等等信息占有量少于各个旅游景点经营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对相关信息的拥有处于“不对称”状态，导致了资源配置失调，市场秩序混乱，景区严重超载，生态环境惨遭破坏，商品质量问题多多，服务质量下降。以2004年“五一”长假期间为例，从4月30日中午12点到5月7日5点，全国假日办总值班室共接到近千个旅客咨询和投诉电话。消费者“逆向选择”的结果使人们对“假日经济”由积极参与逐步转变为冷静观望，“假日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好初衷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消费方式的变化对“假日经济”的影响
对消费者而言，“黄金周”消费是一种购物时间的转移和重新选择，是一种消费区域的移动变化。如果每年的收入一定，一般在其他月份的开支就会相应减少，也既是说消费者的消费绝大多数都是理性消费，节日性的冲动消费只占很小的比例，“黄金周”没有达到大幅度刺激消费者产生需求的作用。然而对商家方面，“黄金周”集中消费，商家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对其硬件设施的要求。短时的繁荣过后，“黄金周”后销售增长幅度迅速回落，造成了在此之后长时间的供过于求，暴冷暴热，不利于企业正常安排生产，稳定发展。社会整体方面：“黄金周”中的消费火爆和其后的销售增长幅度迅速回落，使不少经济人士认为集中消费并不是一件理想的事，破坏市场均衡，各项旅游资源不能得以充分、合理配置，造成多数时间资源闲置，浪费了有限的资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也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
“假日经济”在我国形成时间短，不成熟，是正在发展的经济模式，这种集中消费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因噎废食显然是不可取的，寻找“假日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途径才是明智之举。
加强国际国内市场建设
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缺乏高水平筹划和包装，加上财力不足，促销乏力，因此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城市自身的承载能力，改变旅游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研究国外市场，开拓国际旅游市场，既可以组织出国旅游，也可以组织入境旅游，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对过于集中的假日消费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进行市场细分，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如：中小学生“高校游”。细分老年人市场。目前，我国已达0.88亿，占总人口7%，据测，2020年，我国65岁老人将占总人口的11.8%，21世纪中叶将占总人口的1/4，银色消费浪潮已经出现，老年消费市场潜力无限。提高旅行社的竞争能力，改变小、弱、散、差状态。
规划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黄金周”的硬件建设应按步骤、分层次、有重点的进行。可将旅游景点，大中城市与旅游休闲相关的诸如道路、安全设施、娱乐设施、市民广场等进行整体规划，提高档次，集中管理。同时积极开展防范与治理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防范可能产生的问题，在每次“黄金周”结束后，总结治理经验教训。
加强“黄金周”相关产业链
百姓消费方式趋向多元化、理性化、精神化，对“黄金周”消费内容和服务方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所以，“黄金周”消费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积极发展文化娱乐业。在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的同时，积极开展书市、花市等项目，注重参与性，增强娱乐性：如陶吧、布吧、果吧、玻璃吧等时尚休闲项目。兴建体育健身场所，积极推进全民健身消费的发展。如：网球场、游泳馆、羽毛球场、健美中心等等。开拓农村市场，发展休闲农业。随着城市收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休闲农业为市民绿色生态环境和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努力探索节日餐饮经营方式。如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陪送半成品或节日套餐。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定节日家宴。系列型，即饭店为市民提供节日宴快送。
微观经济学逆向选择范文第8篇
1、一般均衡论对建筑安全的分析
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论一直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占统治地位,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一旦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很难想象还会由什么别的方法让你感觉自己可以更加接近真理。
一般均衡论,既多个产品市场在价格引导下的同时出清的理论,无论在宏观经济学还是在微观经济学中都是基础的理论,在建筑安全的领域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从时间上分析,建筑安全利益一般经历负担期———微利期持续强利期利益萎缩期无利期的阶段循环。
从建筑安全的作用对象上看,建筑安全的目的首先是避免或减少人员的伤亡及职业病；第二是使设备、工具、材料等免遭毁损以及保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消除或减少环境危害核工业污染,使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大。从经济的着眼点看,建筑安全具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避免与减少事故的经济损耗和损失；二是,维护生产力与保障社会经济财富增值的双重功能和作用。
事故损失函数L（S）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随着建筑安全性的增加而不断减少。当系统无任何建筑安全性时,系统的损失为最大值（趋于无穷大）,既当系统无任何建筑安全性时（S=0）,从理论上将损失趋于无穷大,具体值取决于机会因素；当建筑安全性达到100%时,损失趋于零。损失函数和增值函数曲线在建筑安全性为S0时相交。当建筑安全性小于S0时事故损失大于建筑安全增值产出,当建筑安全性大于S0时建筑安全增值产出大于事故损失,此时系统获得正的收益,建筑安全性越高,系统的建筑安全效益越好。
最适建筑安全：建筑安全系统的功能与社会经济水平的统一,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统一,在有限的经济和科技能力的状况下,获得尽可能大的建筑安全性。人们对建筑安全度的要求是尽可能地提高以使建筑安全投资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潜在的经济效益,应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条件下适当地考虑提高建筑安全投资量；要大幅度地提高系统建筑安全度和建筑安全的总体效益,其根本出路是依靠科技进步,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人的建筑安全意识和技术素质,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最大的投资额。但考虑到建筑安全是“功能产品”：具有建筑安全条件、健康保障减损和免害的功能,还应该考虑事故与建筑安全的独特性。
由于事故是一种“非正常事件”、“稀少事件”,从空间和时间上,人们对它们的把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处理建筑安全问题时,应使不平衡状态向“保守”、“冗余”、“超前”的“建筑安全过余”方向倾斜。这一点可从如下两方面论证：首先,从宏观过程上看,建筑安全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滞后性”,既建筑安全活动的效果不是在一开始就能显现出来,而是贯穿于整个过程,甚至在过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才出现。因此,建筑安全措施和对策应先于服务系统功能的出现,“超前”着手。其次,从微观手段上看,建筑安全手段的效果往往是“预防型”的；而事后“抢救型”的,即从整体上分析,建筑安全措施具有时效性,建筑安全系统相对服务系统,是控制系统。因此,建筑安全系统在时间上应“优先”,在功能标准上应“优越”。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在制定建筑安全发展规划时,还应考虑建筑安全的超前发展原则,以充分实现建筑安全与社会经济的“本质协调”。
2、建筑安全的保险分析
意外导致的损失是一定会发生的,当它们发生时,人们必须采取某些融资措施予以弥补。损失融资可通过自留和转移来实现。一些潜在的损失被自留,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被低估了。许多单位自留某些风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遭受这一损失。转移风险则是将风险的经济负担转给了别人。如保险公司利用概率论和大数法则,本着一人受损众人分摊的办法来使受灾者相对减少损失。2003年5月7日,经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形式上是经济补偿,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其运行的机制和措施包含事故预防作用,工伤保险“两个费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以及所展开的事故预防工作更容易为企业接受。
保险公司的经济效应产生于边际效用递减效率。投机和保险市场,由于信息市场失灵,会出现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市场失灵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及风险最大者成为最能购买保险的人群和恶意。在市场失灵时,就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政府具有税收和调节权利,加上有能力通过扩大保险的覆盖面以避免逆向选择。
3、对策论在建筑安全理论方面的分析
由于对策论的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对策论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进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钥匙和必经途径。1994年三位对策论专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都能看到用对策论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并且对策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用著名经济学家克雷普斯（Kreps.D.）的话来说,没有掌握对策论的经济学家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学家,而只能在当代经济学殿堂的大门外徘徊。
从经济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对策论对经济行为从效用最大化拓展到效用均衡化,经济对策论在刻画人的行为方面所提供的方法的精确性,远远超过了其他方法。这就正好抓住了经济系统研究最关键问题的本质,该学科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纳什均衡是一人在其他博弈者的策略给定时,没有一方还能改善自己的获利情况。
为什么纳什均衡反而在博弈双方收益,受益相对较少的时候存在？请记住亚当。斯密的格言：“做相同生意的人是很少相聚的……在一些人想努力提价时……谈话终止了。”“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好。”
在现实世界,建筑企业在对建筑安全投入进行决策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重。通常不仅是两个建筑公司的竞争,而是更多的家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更难达成合作协议,仍然难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这时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外力的干涉,建立专门的建筑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在表1左上角均衡下,建筑企业可以获得与非建筑安全世界同样的利润。
4、政府经济学在建筑安全方面的分析
政府决定一经形成,就有强制贯彻的效力,也就是说必然影响现实的经济。于是政府决定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效率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政府决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不可能像上述抽象模型那样去决策,而是要分析现实的机制,看他是否大体符合效率原则,是否可以进行某种改进。
对实际的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发生事故后大部分的事故损失并非由企业承担,而是雇员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共同承担。但是这种损失的转移,使事故的成本不进入企业的利润损失核算中。这样就会造成企业决策者对建筑安全投资的决策,在仅仅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下进行,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建筑企业建筑安全投入的积极性是有限的,并常常处于亏欠的状态。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外部损失的存在使得个体投资决策这可能做出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相违背的决策,看一下损失负担的结构,大部分损失由社会承担。由于通常是建筑企业控制事故风险方面起主导作用,事故水平将大大超过经济范围。这时,可以首先采取措施缩小内部损失和总损失的差距,使得损失更多的落在雇主肩上。在工业革命早期,即如此。其次,社会可以建立一个规范体系,使得建筑企业超脱利益限制,来改善工作环境。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满足建筑安全生产的需要。故此,我们提出“外部损失内部化”的策略：一方面加大经济激励,另一方面加强规章体系的约束力。
5、结论
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建筑安全,其不再仅仅是死不死人、伤不伤人的问题,而是转变为真正的以人为本、全面关注每个劳动者的职业建筑安全健康上来。劳动者不但要求生命的保障,还对舒适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职业病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需求,这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安全生产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有规律性,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使其市场与现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从决策的角度研究建筑安全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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