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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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1篇
一、包装设计的发展史
包装设计的发展史，经历了自然包装、原始包装的萌芽、古代包装、近代包装和现代包装5个阶段。
1.自然包装
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包装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天体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包装体，是为了在宇宙中保持相互的平衡而形成的；另外还有动物的皮毛都是对自身进行的保护。
2.原始包装萌芽阶段（产品的包裹阶段）
这是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还没有可应用的技术对动物、植物的某一部分进行加工，如用兽皮、贝壳、植物叶、果壳等物品来转移或盛装食物和饮水，这些虽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包装，但是从包装的某种含义来讲，可以说是包装状态的萌芽阶段了。
3.古代包装
这一阶段历经了人类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人类已经开始以多种材料制作，作为商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也包括包装器物。这段时期在包装材料、技术和造型上都有所发展。
4.近代包装阶段
这一阶段相当于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由于工业化的出现，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了实现大量的商品包装发展形成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本阶段的包装材料、容器、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了近代包装标志的应用，如酒瓶上开始贴挂标签，医药行业中有毒的物品包装要求带有便于识别的印刷标签等。包装机械也开始发展起来。
5.现代包装阶段
具体的说现代包装是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包装的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包装设计层出不穷；包装印刷技术和测试也有所进展；包装机械呈现出多样化和自动化；包装设计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从上述5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包装设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每个阶段中，包装设计都体现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生活、科学、文化、经济的变化与发展。这些都能够体现，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有着某种内在不可分割并且互相影响的关系。
二、从包装设计的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与包装设计的关系
从包装设计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不但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包装设计发展的动力，也表现在包装设计的某些需求也要求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1.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包装设计发展的动力
包装设计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其依赖于产品生产制造的技术及所需的新兴材料的应用，这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科学技术是推动包装设计行业前进的动力，要想做出令人满意的包装效果，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一系列产品进行充分运用，从而达到满意的设计效果。在电脑及其生产机械出现之前，包装最初是为了保护产品，便于携带和储存等进行设计，青铜、彩陶等可以说是最早的包装形式，那个时期的包装特点是利用各种天然材料，就地取材，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所致。这一时期都采用纯手工制作，无论是产出包装型状——陶罐，还是在包装型状上面绘制图案即当时采用手绘，都是纯手工制作。而后来出现了电脑和生产机械设备，使得包装变得更容易出现想要表达的效果，我们可以在电脑上绘制精美图案，利用生产机器设备，流水线式的一气呵成。这无疑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包装设计提供了便利和更能充分发挥的舞台，所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装设计向前发展的动力。
2.包装设计也带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为了更好的满足包装设计的需求，包装设计也促使着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例如，在近代包装阶段时期，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了实现大量的商品包装需求，开始形成了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对机器的开发和研制提出了要求，致使生产包装的机器通过科学技术研制出来，为包装设计大批量生产提供服务，所以包装设计从某种程度讲也支持着科技的创新。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高科技材料也不断的在市场上涌现出来，这也意味着，新的包装设计产品将具有更多元化的功能和形式。
三、从包装设计的发展史来看艺术是包装设计的基石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程中，每一次科学的进步、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环境的变化，都对包装设计在起初进行设计构想时，对包装的功能和形态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及其促进作用。从包装的发展史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包装设计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了解它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我们今天进行设计工作，能够更好的与艺术相结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艺术主要是创造形象，借此来表达创造者的心智，激发人的情感，艺术主要反映的是人文情感。艺术想表达自身的想法，而不会去顾及其它方面的想法，比如不会顾及受众人群，只想反映自我的内心世界。与其相比，设计就有所不同，在一项设计中，其中心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出发，最先考虑人即受众者的感受。设计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它的变化与发展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涵盖了戏曲、影视、美术、建筑和音乐等的大艺术范围。在此，我们主要讨论艺术中的美术方面对包装设计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包装设计是要以艺术美学为基础，是从审美的角度认识设计、理解设计的一个窗口。包装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更易保护产品、方便携带、存储以及现今的想让人们产生购买欲望等，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但是要想表达出这一系列的想法，必须以艺术为基础。如包装的原始形态设计出了追求美感的容器，这一美感，就需要设计者有着深厚的艺术底蕴。目前市场上的包装设计层出不穷，一件好的包装设计，会使消费者看到就有购买的欲望，但有好的包装设计，也就有坏的包装设计，有让人们看到，不想去触摸是什么的产品包装，甚至想快点离开的想法，这就通过包装设计展现出了设计者的艺术文化底蕴的差异。所以说，艺术是包装设计的基石，我们只有打好这块基石，才能使我们做出来的包装设计稳固的向前发展。
四、当今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紧密相连
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包装设计在利用并体现高新技术、为人类提供良好功能的同时，还扮演着体现个性特色、民族传统、人文特点的多重角色。随着“知识营销”“形象营销”“文化营销”“全球营销”“品牌营销”“绿色营销”等理论的产生，现代包装设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主要表现在品牌包装、文化包装、绿色包装的三种类型上。
简单的概括当今包装设计发展趋势的三种类型：文化包装，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东西。品牌包装，是对商标、名称、历史等，主要是体现企业或商家形象的一种包装类型。绿色包装，是由于人们对环境认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个人意识到保护环境，节约材料的重要性与绿色商业包装的重要性。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2篇
1、自然观的缺失以及缺乏相应的土壤；
2、中国崇尚实用主义，擅长总结经验而非创新；
3、“学而优则仕”的第一追求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读书人的思想被束缚在名利上，过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缺乏数字进行管理。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闭关锁国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积极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其他国家开展科技革命的时候，自认为我们国家物产富饶，固步自封，仍旧过着三跪九叩的生活。这种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我们国家各个方面日趋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前进的步伐，甚至成为挨打的罪魁祸首。
2.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忽视了资本主义萌芽。我国古代一直是“重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实行却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但是对商人采取严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压制的这种现象到了近代中国依然没有缓解，从而使我国没有充分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3篇
作者：宋开强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4篇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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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史；小学课程；融人；体验[中图分类号]G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11)04—0080-05科学史融人中小学教育，提高未来公民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传统而又不断变化的课题。目前大陆中学阶段的科学史融入教育以科学课程做得较深入，“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具体提出融入的五种方式，也出现了一些具体的教学模式设计，但是还缺乏系统 、长期和各学科的实证研究。小学科学史的教育较多还停留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辅助知识点的学习等层面上。笔者就此拟对科学史融入小学课程提出课程的选择、实施和教师的准备等方面建议 。
一
科学史走进小学的意义二战以后 ，科学素养逐渐成为公民教育中科学教育的主要 目标 。科学素养 (scientiifcliteracy)是融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复合概念，是一个人整体素质 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个人早期确立起 的对科学 的兴趣 、态度 ，对其成年时在科学素养方面所能达到的境界有决定性 的影响。在小学 ，科学教育的主要起步阶段 (国外较为正式 的科学教育 已经从 幼儿园大班开始)，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科学的人性化如果有很好的理解的开端 ，对孩子们一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形成将有奠基性的影响。
学习科学史有两层意义 。一是科学 自身的，包括科学发展的过程性、积累性和可修正性。另一层意义是人文的，能够让孩子们理解近代科学发展史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的，从中领悟一些构成人的修养的东西 Ⅲ。对于小学科学教育而言，后者具有更基本、更普遍的教育意义。了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中的那些困难和挫折 ，对他们培养实证精神 ，不浮躁、克服困难有一定的榜样和激励作用。了解科学技术的主要发展史中那些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使小学生体会到科学与生活的结合如此紧密 ，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着社会 的方方面面，正确的科学决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巨大等等 ，自然而然地重视学习科学技术，逐渐培养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
二 当前科学史融入小学课程的
现状当前我国的小学课程与科学史的关联度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科学史在小学各科课程的融入 渠道仍 以教材 和教辅 阅读材 料为 主。二，“科学”对科学史的关注度在小学各科课程中最大。三，小学各科的课程标准 、课程指导纲要中科学史方面的教学支持不够，没有介绍主要的科学史教学策略。以 “科学” (3—6年级)课程标准为例，对科学史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内容标准中， “对待科学”这点的具体内容标准有 ：“认识到科学是不断第 4期 林海燕：科学史融人小学课程的研究 83可以多学习和分析 国外这方面的先进教育经验 ，把东西方技术史中适合小学生学习、体验的内容好好设计成课程 内容、学习和动手体验的资源，为公民科学素养中薄弱环节做好基础性的教育工作。
四 教师是影响科学史 融入小学
课程效能的关键因素(一 )教师 自身科学素养是最根本 的影响因素效能，达到系统 目标的程度 。影响科学史融入小学课程效能的关键 因素还是课程的实施者教师。
一
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已经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结出了辉煌的科技文明之果 ，但是中国科学和科学教育在 21世纪的进一 步发展还面临着 巨大挑 战。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精神还没有在中国扎根”。公民乃至教师的科学素养仍然不容乐观。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教师是否具备当代科学精神，是否理解科学本质，是关系到全体公民科学素养高低的根本性问题。小学所有教师 (不仅仅是科学教师 ) 自身的科 学素养对其教学和日常工作、生活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其科学素养的养成一是要靠职前教育，更主要的要靠自己终身主动的学习 ，汲取各种载体和渠道带来的科学营养。
(二)教师驾驭科 学史题 材 的能力影 响融人效能美国 《科学素养的基准》一书中为何不强调用简化的科学史作为小学教育 的素材 ，主要原因是担心没有很好地处理历史素材，扭 曲和曲解科学史素材细节中的科学精神涵义。确实，教师如何驾驭HPS教育素材，对其自身理解科学素材、自身科学素养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即使教材和教学资源齐备 ，不 同的取舍倾 向、教学指导中的实践也可以区分出哪些教师真正树立起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真正理解和领会科学探究的内涵和意义，哪些教师对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的学习只停留在表面。哪些知识的学习可以超越知识本身的价值，同样的素材不 同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效果也是不尽相 同的。例如：如展示月相的变化是一回事 ，让孩子们连续观察并记录 28天左右的月相是另一回事。后者给予儿童更多也更重要 的东西，如 ：坚持性 、客观性 、认真、严谨 。
不少专家针对科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几种主要的科学史模式：马修斯的适度模式、孟克和奥斯本的融合模式、互动式历史小故事模式、动手做模式等。1994年澳大利亚科学哲学教授迈克尔 ·马修斯 (MichaclR．Matthews)认为应 当把科 学史的教育 目标限制在让师范生或教师了解课堂上出现的有关认识论和科学本质的问题范围内。对课程中的认识论和科学本质知识，要提出：“知识什么意思?如何知道的?”之类 的问题，做初步 的哲学分析以使师范生或教师更好地理解科学史中所蕴含的独特经验和概念问题，同时，这种方法也在一般意义上促进 了批判性 思维和反省思维 J。在小学 的高年级实施这种方法有一定的效果。1997年，英国伦 敦 大 学 皇 家 学 院 的科 学 教 育 者 孟 克(M．Monk)和奥斯本 (J．Osborne)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关于科学课程改革的新观点 (如建构主义学习观)，提出科学史教学模式。这一模式假设学习的课题是科学史上某一科学家曾经研究过的 自然现象，当前国内有一些科学教育工作者依此设计了的初中科学 “神奇的激素”、“光合作用发现过程”和 “自由落体运动”等教学模式 J。但 在小学 阶段 鲜见类似教 学模式 实例。
高年级的主题式教学，可以采用这种孟克和奥斯本的融合模式进行科学史教学设计 ，选择的主题仍要挑选科学史上某一科学家曾经研究过的自然现象，学习的难度、科学概念的数 目要有所控制，但是方法是一致的。希望通过研究，对科学史走进小学课堂探索出一种切合实际的有效教学模式。
(三 )教师必须掌握有效 的测评方法科学史的学习评价内容包括科学史的史实、科学本质的理解 、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科学共同体的作用等。科学史的学习影响了学生精神、方法层面的养成 ，人的价值观、情感态度方面有表现反映在行为之 中，因此 ，单纯的卷面测试往往无法真正反映学生 的 “本我” 的变化 J。观察法 目前是 比较好 的测评方式 。例如结合录像 ，学生熟悉 的教师在观察小学生科学史学习前后对科学探究、科学合作以及学习小组的成长自我反馈中记录学生的变化，进行科学态度、科学本质理解和体会的测评，以期争取取得客观地评价 ，但在班级集体教学中着实不易，教师的工作量大，难免以偏概全。教师还需多学 习、掌握 心理 学的一些 方法，例如科 学兴趣、科学精神的投射分析。常规考查工作，如佚事记录、教学 日记、行为核查等 ，兼顾学生互评和 自评也是有效的测评方式u 。82 集美大学学报 第 12卷限制，把课堂学习延伸到课外。科学阅读可以帮助儿童构建大观点 (bigidea)——学科的重要思想 ，这一构建过程是连续 、渐进的，小学科学教育不能完成这一构建，但所指向的是这些大观点。科学阅读可以帮助儿童认识科学与社会生活的息息相关 ，帮助儿童学会从科学的视角分析问题，帮助儿童理解科学家的工作HJ。
科学阅读可以一定程度弥补低幼儿童的科学教育缺失。由于上世纪末大陆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小学 “科学”课程放在 3—6年级才开设 ，学前到小学低年级的科学教育实际上成为一个空白段，从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学 习需求看 ，这是很不合理的。
科学阅读可以提供低幼儿童的一个 自由、宽松的科学学习渠道，绘本是一种非 常受欢迎 的阅读文本 ，并将愈来愈受到欢 迎。对低幼儿童科学绘本 的推广 ，亚洲地区以 日本做得最好 ，台湾和韩国也开始跟进 ，近年来在大陆城市知识阶层较受欢迎 ，以引进翻译为主，出版的类型中，科学和自然的绘本较少。希望教师和家长 以及出版行业能加大科学阅读的推广力度，培养孩子终身科学阅读习惯 。
(三)课程内容要避免非科学的简化史历史为理解 “科学工作是怎样进行 的”提供通道。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著的 《科学素养 的基准》并不主张学生们学习某种简化的科学史 ，它认为简化的科学史可能会将科学与历史都搅乱了，使深入学习变得更加 困难 J。但也认 为教师 和研 究人员仍可继续合作某种简化的科学故事对于学生的理解有帮助，并从中受益。确实，非科学的简化史、片面强调 “灵机一动 ”的发 明创造史 ，往往 给小 学生带来科学不严肃的错误印象。怎样展现历史?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切 ，就要有合适的学习教材。在教学中有必要用翔实的传记、参考书和影片来研究历史上的实例，用各种信息展现方式来帮助科学史的学习。课程内容要注意区分科学史故事的传奇性和科学性的区分。如果把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等类似的故事当成科学发现的典型过程，忽视故事后面的科学家长期观察、思考、探究所付出的劳动和知识积累，科学家对真理追求的孜孜不倦精神，甚至会给神秘主义和伪科学培育适宜的土壤 。
(四)课程实施注重体验 ，让历史动起来仅仅是 “读” 了科学 ，历史描述 的如果是他们不熟悉的事物或者是他们不关心的事物，例如风车产生地点这一事实对孩子们来说没有很大意义。
经历是关键的因素。对儿童学习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孩子们没有亲身经历在学校所学的事物时 ，课程想要传授 的知识往往对他们毫无意义。
儿童迫切需要亲身体验的部分原因在于今天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自然界。感性体验的缺乏意味着孩子们缺少对世界进行感知的资源，这与前几代人的情形截然不同。现在的孩子们也带着很多知识来到学校并带着大量的图像、事实和幻想。
但孩子们深深缺乏的是对世界上客观约束以及期望与实现之间区别的内在理解 J。因此，选取合适的科学技术史题材，让小学生进行适合他们年龄和身心发育特征的体验性的科学技术史学习，让书面的历史生动起来 ，将是一种可行的学习方式。从课程内容的编排次序上看，以教育重演论为指导思想的循序渐进模式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学习模式，尤其是小学阶段。一方面 ，这些历史素材符合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选用这些历史素材，与 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需求 自然地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学习的发生，像奥苏贝尔所称的那样，更加 “有意义”。如英国某小学低年级以 “古罗马”为主题设计的系列 “综合课”案例 ，其小学的技术教育往往学习制造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 (相当于我们的南北朝)碾玉米用的水轮机等-1Jl。
(五)技术史学习不能忽视
我们的小学科学教育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 了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是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四大学习领域之一，但是，我们习惯上仍是把 “劳动与技术”放在德育的领域中，为其服务，而忽略了技术教育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一个从小很少玩玩具的人往往成不 了好的工程师 ，一个从小没有劳动习惯的人很难成为热爱创造的劳动者。技术史的学习在小学可以让小学生感受到技术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可以成为小学生动手体验科学技术发展的好学习材料。在国外一些专门的科学史博物馆，复制实验成为一种很好的科学技术史学习渠道，在复制实验过程中，可以体验到当时科学技术的突破有多么艰辛。也可以了解当时的科学共同体研究的思路和范式，这种思维的宝贵财富由于很难在文献和固化的成果中直接展现，往往是无法传承和被忽略的。我国历史中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实用科学体系，在技术方面也很 长时间走在世界前 列，教师和社会博物馆业以及青少年技术教育工作者们发展的”和 “不迷信权威”。“活动建议”方面给予的技术支持很不够 ，简单 的活动主题建议 ，缺少活动实施的具体建议和范例分析： “猜测 10年以后会有哪些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 明；搜集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故事，与同学分享”。相关的 “对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具体的内容标准是：“用科学改善生活、关注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科学的双重作用”，在具体教学实施中经常与关于科学史的学习割裂开来，或者简单地叠加。小学教师教学辅助资料和网络支持等教学资源中也鲜见介绍科学史教学策略，提供教学策略学习、探讨的参考和范式。查阅 2000年以来 的科学史融 入小学课程案例 ，来 自第一线的教学案例发表很少 ，个别课程案例出现在一些小学 自建网站中，孤立地探讨教材的执行 ，没能从科学史深层的教育意义中挖掘教学资源和进行教学设计。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评价实施困难。科学史的学习评价重点应是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如小学生 “科学学习的态度”具体可以评 价他们的学习兴趣是 否浓厚，学习动机是否强烈 ；能否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能否大胆想象勇于创新；是不是乐于合作与交流，乐于采纳别人的意见 ，乐于改进 自己的学习或研究 ；能不能关心科学技术 ，热心参与有关活动 ，发展对 自然和社会的关怀和责任感。有必要关注小学生的实证兴趣和习惯的养成程度 ，以及主动探究和科学实验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及手段 的规范程度。现在 ，这研究方法的养成和规范 ，在大陆的基础教育中仍是比较薄弱的，其结果反映在不少大学生学习、研究方法不规范，这与台湾地区及港澳教育较重视习惯的养成、方法的掌握有很大的不同。实证的精神没有倡导、正确的科学态度没有养成、基础的学习和研究范式没有规范 ，会对整个民族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带来 隐忧和不足。
三 科 学史 融入 小 学 课程 有效途径及关键点(一)小学设置的课程均适合科学史融人小学阶段科学素养的培养不仅仅 限于 “科学”课程的教与学，其他学科也是很好的培养科学素养的渠道、领域和载体。比如小学语文、历史、社会、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在小学合适的课程中融入科学史 (包括技术史 ，以下同)，追求的 目标是不生硬、师生乐意、愉快地学习。从而为科学史扎根基础教育实际提供一种有益的教学科学研究。教育家叶澜指出，教育科研一是要明确教育的特殊性，越是基础教育，越要把握教育本身的规律性，否则就会脱 离底线 ，二是改变思维方法。在她看来，现在改革的基本思维方法是做加减法，但实际上我们需要 “化”。比如 ，一说加强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就先想到开一些课程，课程可以开 ，但更重要 的是 “化 ”到里面去 ，让知识 和技能的传授成为培养学生智慧和动手能力的过程 】。
开发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资源时 ，要以统一的观念和角度看待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不同课程的共同的教学资源方面较好地进行融人和融化，自然、妥 帖、恰切地安排科学史内容，可以为一线教师的实际教学起到基础性的匡正和引导 ，对学生的学习也起到有力的引导。除了融人不同课程外 ，还需细致考虑学生的年龄差异安排不同学段的科学史内容，总体上高年级的教学科学史涉及较多，低年级科学社会学涉及部分要比科学史多。教材和相关学习资源的细节方面也要注意科学与性别、角色分工的潜意识暗示等等问题 。
(二)科学阅读仍是科学史融入小学教育的良好渠道科学 阅读 (sciencereading)是通过科学 阅读材料，包括科普读物、科学文章、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等，以增进科学学习。在学习内容丰富、学校课程时间有限的矛盾中，科学阅读仍是科学史融人小学 的良好渠道 ，科学史本身就是丰富的科学阅读素材。科学阅读很受小学生欢迎。关于科学素养，Wellington和 Osborne认 为其包含两种 观点：其一是学习者需具备有与科学相关的说、读、写之能力，也就是包含科学素养基本定义中的技能、情意与沟通 。台湾地 区 2002年 的第一次全台湾科学教育会议 中制定 的台湾第 一部 “科学教育 白皮 书”中也把提高科普读物的水准、提升公民阅读兴趣作为提升大众科学素养的基本策略。通过儿童科普读物以及科学新闻的阅读活动，增进学生对科学的主动学习、科学知识之理解与科学新闻的判断，进而提升科学认识观 以及学 习兴趣 -3J。科学素养另一个衍生 的观点指的是对于科学知识 的体认 ，包含科学素养中对科学主要概念的了解与应用。由于教材编写篇幅 的限制、课 时的约束、教学时间的控制等，教科书编写者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科学阅读的重要性便突显出来，科学阅读可以不受时空的集美大学学报 第 12卷目前 ，我国大陆仍缺乏多学科、长时间、较大范 围的科学史融人中小学课程的实证研究 ，因此鲜见本土化的小学科学史教学模式 ，课程研究需要实证 ，笔者在厦门市一所小学进行科学史融人小学五年级 “科学”上册 的小 型实证研究 ，希望通 过研究 ，对科学史走进小学课堂摸索出一种结合实际的有效教学模式。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芒福德；整体技术史观；社会生B背景；文化整合
整体史观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nford）研究历史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对技术史还是对城市史的研究，芒福德都是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综合考察。正如米勒（Donald L. Miller）在评价芒福德的城市史研究著作时所言：“《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史》都是应用整体论的优秀实例，从中我们可以学会采用整体论和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和研究人类社会。”①他的这一说法亦同样适用于芒福德的技术史研究。作为人文主义技术史的开山鼻祖，芒福德在技术史领域创见颇多，从宏观上我们可以将其主要贡献分为四个方面：其一，借鉴吸收考古学的分期法，以长时段的方式将人类技术的发展史分为始生代技术、古生代技术、新生代技术三个阶段；其二，以“巨机器”概念为核心，揭示与反思技术的本质；其三，将技术分为单一技术与多元技术的技术思想；其四，突出人文主义的技术史研究②。芒福德的整体技术史观集中在《技术与文明》与《机器的神话》这两本经典著作中。《技术与文明》是四卷本系列集“生命世界的更新”的开篇之作，是在技术发展历史进程主题之下的拓荒性作品，其最大特点是：“把科学和技术固定地放在他所谓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这个框架当中来予以考察。”③其后成书的《机器的神话》则是在《技术与文明》基础上的衍生，其“全部内容从神髓到语调，都脱胎于后者”④。因此，本文将以《技术与文明》为基础文本，辅之以《机器的神话》中的相关论述，来阐释芒福德的整体技术史观。
一、整体的观察：技术的社会生态
芒福德认为，技术演化的动力并非完全出自其本身，而是取决于技术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生态背景。他说：“技术的世界不是孤立的，也绝非自成一统。它与来自看似遥远的人类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⑤而机器体系的出现也绝不是某种突变，只有把它放置在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⑥。正是基于对技术的这一认识，芒福德在阐释技术发展的进程时，始终将技术放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考量，认为技术的发展与文化、观念、社会、宗教等因素息息相关。
在机械体系产生之前，中世纪的技术特点是以多元技术为主导的手工艺技术体系。这种多元技术的最大特点便是：“能够促进和吸收许多重要的改变，但却不会丧失其从较早文化中所接收的巨大遗产。”①而近代一元技术体系虽有着较高的速度与效率，但是其在适应性与弹性方面均不及多元技术。因此，多元技术是不能归并为某一种单一、标准的和整齐划一的体系，进而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对于中世纪因何未能实现工具的完全机械化与非人化这个问题，芒福德从整体社会背景出发，认为多元技术的基础是为个人灵魂的最后价值和现实价值所作的承认。当时的社会关系，包括灵魂与其神之间，奴仆与其主人之间，学徒与其师傅之间，基尔特与其城市之间，甚至于人民与其国王之间，都是私人性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既微妙又复杂，这使得没有任何一种特定的契约体系能将其涵盖。这正是中世纪多元技术得以存续的社会背景。在此之前的技术史家们多是从技术本身来讨论技术的发展，忽视了那些帮助技术存在的政治以及个人关系。芒福德将维系、促进技术变迁的所有关系统称为“技术的社会生态”。他认为，要理解技术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就必须详细考察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做准备的阶段。任何技术并不是孤立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而存在的，在机器体系最开始出现的七百年内，时空观念的变化对于现代机器体系的成形有关键的作用。寺院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出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当时世俗反复无常、飘忽不定的时间观念相反，寺院僧侣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按规定时间，每天重复无误地进行着，而第一个时钟也是由僧侣发明的。后来随着时钟传出寺院，在西方社会普及开来，西方人也逐渐养成守时的习惯。时间概念在生活中的固化，能将一天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更好地协调人们彼此间的行动，进而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所以，芒福德说：“现代工业体制没有煤炭、铁和蒸汽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钟表更加不行。”②显然，钟表在组织生产、规范生活方面起着发号施令的作用。同样，中世纪社会的军团化使机器有了发展的土壤。军团化的生活模式养成了操练员、会计师、军人以及官僚按部就班的习惯。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追逐也为现代技术开辟了道路。自然观的改变让人们对自然越来越感兴趣，开始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魔法使人们的思维转向外部世界：它指出需要改造的外部世界，由此造出来的工具使人们的观察力更加敏锐。从魔法中可以看到现代的科学技术的雏形。这些因素都是机器体系出现前的文化准备。
此外，在阐释以单一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机械体系如何取代以多元技术为核心的手工艺技术体系时，芒福德对军事战争、工矿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社会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格外关注。他认为，战争中甲胄使用的增加以及火器的发明，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冶金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那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效率显然已不能满足新的需求，加之获取、加工金属本身困难重重，其物理特性决定了普通技术是很难驾驭它们的。客观现实迫使人们去寻求机械的帮助，于是一系列以金属为加工对象的机械应运而生，猛烈的撞击便是这些机械的主要技术特点。14世纪时，动力机器就开始广泛应用于采矿与冶金领域③，到16世纪这两门行业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而在有充分水能供应的地方，部分已实现完全自动化④。可以说，矿业是近代机器体系的开端，在这里诞生了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机械，如铁路、起重机、蒸汽机等。在组织制度上，每天八小时工作制、二十四小时三班轮换的做法也是最早从矿区中开始的。所以，芒福德称“矿业先替以后的机械化行为建立了原始的模型”①。对于战争、矿业以及机械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芒福德这样总结道：“战争是一种最先对于矿业作重大需求的活动，以后又转而对进一步机械化作重大的贡献――战争把工业转变成一种具有军事纪律的日常操作，以其必然走向齐一的作业和齐一的结果。”②
最后，对于机器体系为何会不顾一切地以发展为目标，芒福德在承认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是其原动力之外，亦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社会因素给予了解答。在机器文明之下，生产的含义已由原来的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变为满足社会普遍的过度消费。“消费”这种原属于宫廷有闲、有钱阶级的活动，随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削弱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已变成社会的普遍追求，“消费的观念取代了神圣的或人性的观念”③。而消费理念的盛行，反过来又拉动生产。虽然清教徒们仍然保持自我节制的作风，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但他们把赚得的财富积攒起来再次投入生产中。这种看似逆潮流的举动，在芒福德看来是“生产方面的贪婪”，而这种对生产的狂热“必然导致消费模式的贪婪观念”④，社会的消费之风在这种生产模式之下表现得更加突出。
二、整体的考量：技术的分期与交融
芒福德整体技术史观的另一表现，是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整体而全面地分析各时期技术发展的特点，并据此对机器体系的发展进行分期；在分期的同时，他同样强调各技术时期间的联系。
芒福德将技术的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新生代技术时期。这种划分是在借鉴其导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教授对工业文明发展史的两阶段划分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格迪斯认为，工业文明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可以分为截然不同、对比悬殊的两个阶段，即古生代技术时期与新生代技术时期。芒福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格迪斯的划分法忽略了在古生代技术时期之前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时期，他将其称为始生代技术时期，即现代技术的破晓期⑤。芒福德认为，技术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均代表着人类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且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技术体系。每个技术体系在技术发源地、原材料的使用、生产方式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按照能源与使用的典型材料而言：始生代技术时期是“水能―木材”体系；古生代技术时期是“煤炭―钢铁”体系；而新生代技术时期是“电力―合金”体系⑥。虽然每个阶段在着力推进的方面有所不同，但这三个技术时期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尤其是古生代技术时期与新生代技术时期，至今在很多地方是共生共存的。所以，他说这三个技术发展阶段“是连续但又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⑦。
始生代技术时期大致为公元1000年至1750年，现代技术的源头都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它呈现出的特点有：零星的技术进步与外来文明成果逐渐融为一体，各种发明与实验室的改进都在缓慢进行，机器体系开始普及，全球的核心技术绝大多数都在这时得到巨大的发展。古生代技术的几乎每一样关键元素都能在这个时期找到其萌芽和胚胎。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如钟表、印刷机、望远镜、指南针、科学的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发明，它们为后来的衍生性发明提供了基础。虽然此时的科学研究已经引入实验的方法，但技术发明的主体还是那些业余发明家与熟练的技工们。到18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与以往大不相同，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煤炭与钢铁统治的古生代技术时期。在能源方面，人类进入煤炭时代；在动力方面，蒸汽机取代传统自然力成为动力的主要来源。林立的工厂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钢铁结构的建筑遍地开花，@是古生代技术时期的典型画面。19世纪中叶，在基础性科学发现和重大发明完成的前提下，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电力成为主要的动力，轻质的铝材取代笨重的钢铁成为主要的材料来源，科学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环境保护重新得到重视，这些又是新生代技术时期的主要特点。机器体系的演变特点已由古生代时期的快速发展与多样化过渡为“完善、减少及其部分消失”①，故芒福德称这个时期是技术“返璞归真过程的开始阶段”②。
在芒福德看来，这三个阶段虽各具鲜明的特色，但就其存在状态而言，它们又从未完全分开过，甚至个别地方的技术发展也没经历所有阶段。始生代技术的发展在17世纪达到，到18世纪中叶也并未戛然而止。像美国这样的后起国家，直到19世纪50年代，始生代技术才“姗姗来迟地结出丰硕的果实”。而荷兰、丹麦的很多地区则与“古生代技术时期擦肩而过”，直接进入了新生代技术时期③。虽然芒福德对于古生代技术时期的评价并不高，他将其视为一个失衡的过渡阶段，只是要完成古生代技术时期向新生代技术时期的过渡，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但在当今很多地区，古生代技术与新生代技术是并存的，即便它们之间的区别像“黑与白一样分明”④。由古生代技术完全实现到新生代技术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反复的艰难过程，究其原因，芒福德认为有二：一方面是因为古生代技术体系自身的完备性，其本质已经达到极致，尽管这个体系的局部已经被新生代技术所取代，但其整体性依然完好，且旧的技术形式往往限制着新技术经济的发展，而新技术手段又被用于维持稳定的旧技术结构⑤；另一方面，新生代技术虽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与社会形态，但因其尚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组织和形式，也因我们仍旧置身其中，无法完全看清种种根本的联系，所以其很难被定义为一个技术时代⑥。这就决定了新生代技术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像18世纪古生代技术取代始生代技术那般迅速、全面的胜利。对于这三个技术时期间的关系，芒福德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始生代技术阶段与新生代技术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就像成人跟婴儿的关系一样。”⑦而古生代技术阶段则是它们之间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
三、整体的评价：进步与蜕化
正如吴国盛所言，“对人性的独到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技术的广义理解”⑧，是芒福德对当代技术哲学最重要的两大贡献之一。芒福德对技术发展的评价也是基于其以人为核心的全面的、整体的评价。秉持整体史观来评价技术的发展，能避免以往单一的、线性的进步史观所犯的唯技术论的偏见。
首先，芒福德批判了推崇“绝对进步”的技术史观。在他看来，那种认为“改进技术就意味着进步”的技术史观也只是对进步的鼓吹者们没有调查的臆断而已。在18、19世纪，大多数人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持续改善的发展过程。虽然卢梭极力批判艺术与科学进步带来人类道德上的滑坡，但这种声音也只能淹没在对“进步”与“发展”的绝对鼓吹声中。芒福德认为，对历史是否进步的评判，取决于以何时为基准。“如果从过去人类发展的某个低点出发，我们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观察到真正的进步”①；但若以某高点作为基点，所得的结论恰好相反。例如以16世纪德国矿工的工作时间与19世纪相比，后者显然不如前者。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中世纪的欧洲在市镇环境、公共卫生、工人的生活水平等方面都远优于工业文明发端的维多利亚时代。在《机器的神话》中，芒福德也说：“变化的本身并不是价值标准，也不自发地确立标准；新的事物也并非是改善的充分证明。而技术革新是所有人类发展的主要源泉的信条，仅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类学寓言而已。”因为技术进步在给世界带来物质资源增加的同时，还带来如大量浪费、过早淘汰、环境污染、战争毁灭等诸多问题，而那些“进步论”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或故意歪曲事实②。
其次，在评价技术的发展时，芒福德将更多的社会因素纳入其评价体系中，而人的生存状态始终是他评价技术进步与否的主要指标，因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创造了自己大脑的动物，能够自控的动物，以及能够自我设计的动物。”③芒福德对于“人性”的理解，十分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既然人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动物，那么他就不应该沦为能被任何外力所控制的工具。从始生代技术时期开始，机器逐渐应用开来，生产过程与生产结果也开始发生转变，机械化与人性化之间，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更好地为人的趋势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④。原来那些维系多元技术体系的各种关系，如行会、学徒体制等，亦渐趋解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欲望则开始被唤醒、强调。那后来被亚当・斯密（Adam Smith）盛赞的专业化生产与劳动分工的组织形式，在始生代技术末期已出现于农场中。但在芒福德看来，这种高度分化的技术对工人的影响是：约束自由、压制智慧，使他们开始沦为机器的奴隶；机械化工业的各种因素联合起来打破了传统价值意识和人性目标⑤。所以，“当工业从机器的角度看上去变得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从人性的角度看却是越来越后退了”⑥。1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单一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人性上的蜕化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古生代技术工业体系之下，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遭到了异化：工人被当作工具来看待，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工作异常繁重；资本家为追逐利益最大化而“省吃俭用，不愿意过正常人的生活”。于是，一种新型的人格出现了，即一个会走路的抽象人――经济人。芒福德称：“经济人”为了“不受妨碍地追逐权势和金钱”，“放弃了美食，放弃了为人父母的兴趣，放弃了自己的性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健康，放弃了大部分的娱乐和对文明的欣赏”，成为“活生生的人效法自动贩卖机”，“裸的唯理性生物”⑦。另外，人作为富有创造力的动物，艺术是其创造力的主要体现之一，可在机器体系统治的18、19世纪里，人类的生存手段虽得到长足进步，但人类却并未利用获得的闲暇和轻松状态去创造艺术、享受艺术，陶冶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反而进一步沦落到被机械化过程支配的可悲境地①。当然，机器体系对人性的影响亦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使得奴性的人格更加奴性，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解放已经得到释放的人性。”②而其间尺度的把握，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
最后，芒福德这种整体的技术史观也是一种异化史观。所谓“技术的异化”，可概括为：“技术的演化不再是一个不断向善的直线进步图景，而是从旧问题解决到新问题产生的试错演化图景。”③异化的技术史观是对进步史观的否定与超越。在他看来，技术演化的本质便是异化，而技术史也可等同于技术的异化史。芒福德曾多次强调，“那种相信技术进步即能自动带来社会改进，是完全抹杀事实的想法”④，那种认为“只要投入人类的全部力量加速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人类的进步就会实现得更快，更容易，甚至会自动实现”⑤的信念也是十分肤浅的。现代技术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还带来诸多毁灭与灾难，而这一点在此前并未被人们广泛地认识到。芒福德以医疗技术为例，进一步说明技术异化带来的后果。他说：“在医院，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医疗服务和卫生防御措施，消炎防病镇痛效果的同时，也造成食品污染，城市空气混沌，还会带来新的紧张、焦虑、新的疾病，这些东西，与那些已经消除的各种问题同样令人烦恼。”⑥
总之，在芒福德对于技术发展三个阶段的整体评价中，新生代技术因其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人性的回归及富有希望的未来而居首；始生代技术文明以其多元化的关注，多数时间与文化的和谐相处而居次；而那曾被广泛赞誉的古生代技术，因其对人性的抹煞、对环境的破坏而居末。
四、整体的平衡：技术的未来
在全面地考察过技术发展的历程之后，对于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芒福德认为，新生代技术时期应该使技术的发展达到一个由有机整体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新高度，这恰好与技术时代早期那种将复杂的自然现象加以简化的做法相反。我们现在应开始“将机器体系复杂化，使其更贴近自然、更整体、更有效，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和谐”⑦，而助推这一改变的力量率先来自意识形态的转变。在技术发展进入新时期，有机的世界观取代单一机械的世界观，人们眼中的世界再也不是由那种互不相干的平行系统构成，而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技术的发展被拉回到生命相互协调的轨道上来。“超越机械的单一，回归有机的整体”⑧，成为现代技术发展的新趋向。机器被视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神话时代已经结束。机器文明不是绝对的，它的一切机制都必须服从人的目的、人的需求。芒福德称，一种新的理念已经诞生，“机械化的秩序都必须是更广义的生命秩序的一部分”。未来的发展不仅要进行科学重建和技术的智力重建，同时还应关注艺术、人性，并对社会投入更多的信心与行动。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重新定位，新的方向将引导人们超越技术本身，将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这包括：“社区的建立，群体的行为，交流艺术和表达艺术的发展，个性健康和个性培养等等。”⑨经济目标是一切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不变的主题之一，新生代技术时期同样如此。经济活动之于生命和能源而言，包括四个基本环节：转化、生产、消费和创造。芒福德认为：“转化与生产是能源被开采、并用于支持生命活动的过程；消费与创造的环节使生命得到滋养与更新，进而在文化与思想上得到进化。”①在古生代技术时期，这四个基本的经济活动环节是处于失衡发展的状态：能源转化效率低下、生产代价高昂、消费过度狂热以及社会创造萎缩。这种失衡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净收益并没有多少。在芒福德看来，那些非物质性的文化要素，如社会传统、艺术与科学、技术传统和工艺，或那些有助于人性完善、思想成熟的活动，才是经济活动中最永恒的收益②；对人的创造力的发掘与促进，才是人类活动中最高的追求目标：“从人性角度看，一个能量转化规模较小但创造力非常丰富的社会，要远好于一个拥有众多规模巨大的转化企业但从事创造力的人却少得可怜的社会。”③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那句“除生命之外别无财富”的名言，正是芒福德人文主义技术观的体现。
新时代是一个开发的时代，技术体系演化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发展：多方的平衡要替代单方面的突进，保护应代替无节制的掠夺。文化上的转向，即“从普遍更加关心机器转向关心生命、心灵和社会”④，也为技术走向整体的平衡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从具体内容看，技术体系的发展与人类社会之间若要达到整体动态的平衡状态，就需要做到环境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以及人口的平衡。这种全面、整体的平衡和均衡状态将推动机器文明内部发生深远的变化，即节奏的改变。所谓“改变节奏”，是指效率不再是评价的唯一指标，维护和发展人类生活才是最终目的。从技术层面看，机器体系的各部门也应协调一致，以便能够为人们提供更为全面的供给。为此，重新调整发展节奏，从整体上进行通盘规划，避免某一单方面的突进，都是十分必要的。归根结底，芒福德认为：“节奏的问题，平衡的问题，有机平衡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人类的满足感的问题和文化成就的问题。”⑤技术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自己，而要想解决技术造成的问题，正确的途径是到超越技术本身之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7篇
关键词：以人为本；全面教育功能；三位一体
科技进步、社会变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以及教学所持的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我国为迎接和利用新技术革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创造。物理是近代科技发展的基础，物理教学毫无选择地处于变革的中心位置，本文就物理教学观念的转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以人为本，充分展现物理学作为先进文化的全面教育功能，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服务科技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物理学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物理素养不仅是科技精英所必备，更是科技时代人们不可或缺的素质。以往的应试教育造成物理教学只注重物理的个性，偏重于知识的传授，物理学的思想方法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却常常被忽视；没有注重其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共性：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科学知识是人类智慧宝库的珍珠，必须用科学思想的金线和科学方法的银针穿起来，科学精神则是整串珍珠发出的智慧之光。物理教学不仅要传授学生物理知识、科学思想方法，还肩负着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任务；不仅要为培养科技人才服务，还要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服务，提高人民辨别伪科学、同歪理邪说作斗争的理性思维能力。西方列强为什么能在短短几百年赶超有着千文明史的旧封建中国？这与西方文化崇尚以实证、批判、民主、理性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密不可分。人类已进入高科技时代，人们的科学素养理应不断提升，科技兴国不能只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战，只有全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加深，崇尚科学的风尚日浓，更进一步的科技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传统经院式教学方法以及过多的数字公式与推演使物理学面目可憎，只有专业人士才敢靠近，导致一些学生高中开始便同物理彻底再见。物理教学要学会“二条腿走路”，处理好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一些国外的学校在高中已经开始通俗地传授我国大学物理专业三年级才系统学习的《量子力学》，我应加以借鉴，把高深的理论变得通俗具体、生动好学，使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普及。
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精诚合作、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战斗史；玻尔、卢瑟福等科学家及其领导的科研人员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知识财富，还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当代科学发展更是离不开人类这些优良品质。物理教学中强调渗透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体现在科技活动的动力、方法和对科学结果的态度与对科技成果的利用上，体现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上。在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物理教学将更丰富,更富有生机、更充满人性和灵性，使学生在认识物理世界的过程中与人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这样不仅使学生得到具体的物理知识，而且还受到高尚的人文精神与道德情操的熏陶，有助于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和习惯，树立健康的人生价值观。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在好人手里就是一个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的良方，倘若掌握在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可能就是祸害。所以在物理教学中强调渗透人文精神很重要，尤其是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尤为重要。教学中既要重视智力因素，也要重视非智力因素，重视物理教学中的情商教育，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在对一个人成功起作用的要素中专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占15%，而人际关系的处理等情商因素占85%。不仅要关注学生在认知领域的水准，更要关注影响其发展的心理与情感因素。物理教学应促进学生的知、情、意、行和谐发展，没有良好的情感与意志品质，学习就会因缺乏持久思想动力而不能前进；或因不健康的心态失控，使自我毁于一旦，甚至贻误社会。教学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像居里、爱因斯坦这样德才兼备、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服务于科技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培养学生全面的科学素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和实践能力，注重实验、知识、思想方法的“三位一体”
物理教学是融知识、实验、思想方法为一体的立体教学。只有三者和谐发展才是真正的物理教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的学科，新的技术不断涌现，人类知识按指数增长。不断更新的计算机与光纤网络通讯、卫星远程通讯相结合,将知识的编码、储存、传输、扩散的速度大大提高,方式极大简化，使人类从繁重的记忆任务中解脱出来，不用忙于积累知识和计算数据，而能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思考、分析、加工信息，产生新的知识。一个人在校所学知识是极其有限的，实践中所需更多知识则是在毕业后学习；新时代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而是虽占有知识却不会思考分析、加工处理、综合应用的人，也就是说缺乏正确有效的思维方法与能力的人。教学要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应只注重运算、推理能力，更要注重学生联系实际应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的能力。近代科技发展，物理学已广泛渗透到天文、地理、生物、化学、工程等领域，同近代科技前进的每一步息息相关，传统物理教育中培养的思维方式不注重物理与其他学科内联外延，相互渗透的关系， （转上页）（接下页）也不利于物理知识的广泛应用。教学方法要一改过去的灌注式，要以启发式、探究式为主，注重科学的思想方法传授。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思想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中介；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内化，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理性思维的重要工具，是实践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它比认识结果更为重要，只有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增强人的认识能力，做好各项工作。巴甫洛夫曾经说过：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物理学在其创新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方法，譬如：观察实验法、理想实验法、假说类比法、归纳演绎法等等，我们在传授知识时结合这些思想方法，采用体会式教学法，还原物理知识产生的情景，让学生“像物理学家那样去思考”，看是否能得出相应结论，或者是有意想不到的创新；这样，学生不但可以从发现中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一下科学家发现的过程，进行一次物理学思想方法的实地应用练习。培养其创造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其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心。
物理实验与理论传授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教学目的，二者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物理实验的目的不仅仅是验证物理规律、物理理论，更重要的是使学生通过实验认识物理事实并在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上获取感性认识和体会，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独立进行工作或科研的能力。学生实验不仅是教学过程中创造情景、探索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还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增加探索性、开放性实验，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自主设计开发实验研究、解决问题，让实验室真正成为知识应用、知识创新与实践的基地。
物理教学的与时俱进关键在于物理教师。物理教师要深谙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阶段对教学的影响与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教育观念，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来提高教学效率。未来的物理教师是一个面向未来，终生学习的典范；不断改造自我、改造教学、勇于创新的先锋。
参考文献
[1]董春雨．物理学理性的旋律[M]．湖南师范出出版社，2000．
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范文第8篇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