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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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1篇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15-0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知识论；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抽象中的具体性

摘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一是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三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错误解读方式：一种是单纯从宏观去解读的方式，另一种是单纯从微观去解读的方式。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括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和抽象中的具体性。

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束缚，实现了对其的变革与超越。对于这一超越的实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今日争论都没有停息。这些争论基于社会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然而这些解读的误区是普遍将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割裂开来，从而陷入了理论困境。鉴于此，本文拟从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以进一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蕴。

一、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和特点

1.传统知识论的困境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虽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和人，但人与自然从未真正分离。

“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364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改变了以往哲学的研究方向，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引导人们关注人自身，确立了知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表达研究人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德性即知识”确立为哲学的原则，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1]117。在苏格拉底看来，拥有德性就是要拥有知识和智慧，知识不是易变的和相对的，而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普遍的一般的原则，它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知，而理性是和本质、普遍、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明确地将普遍的一般原则与合目的性的“善”关联起来。由此，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连为一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认为可感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只有可知世界即事物的一般原则才是知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看作人的“求知”活动，并通过形式逻辑来研究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哲学统一的研究对象，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由此而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集大成者。之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研究都没有超越传统知识论的范围。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的确定性根据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两者有着相同的路径：无论是经验主义诉诸感觉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诉诸天赋观念，都夸大了主客之间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认为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从而将主客问题的解决诉诸“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先验二分导致了新的困境，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仍无法消除。黑格尔则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将知识论推向了巅峰。黑格尔把客观精神即绝对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以辩证的否定观贯穿自然、历史和认识，一切都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即绝对观念从开始到终点的自我展现、自我实现。

2.传统知识论的特点

传统知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知识论将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客体二分。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人得以从自然的语境中走出来，西方古典哲学进一步将问题归结为主体同客体的分离与统一。这一做法更多的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即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客二分进行统一，但是它们把本体要么归结为主体要么归结为客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其二，传统知识论从现象到一般的抽象思辨演译，带有先验还原主义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反对智者学派囿于感觉经验的做法，极力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原则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普遍认为：所谓的知识绝不是那种变化的现象，而是抽象的一般原则。柏拉图将知识归结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知识归结为是者。近代哲学认为，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就是要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确定性，知识应当是精确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而把世界变成还原性的、构成性的和机械性的。

第三，传统知识论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用本体统摄一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力图用一般原则来解释世界，其“J识你自己”和“德性即知识”等论点都说明了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的合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追寻一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是统一的知识论。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一般的知识论的做法，力图建立庞大的知识论体系，用理念论来统摄一切。亚里士多德成为这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将哲学看作科学，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认识解剖予以传承，以建立起统摄一切的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特质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先验体系构造，不是追求存在是什么，而是将人的现实存在即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历史生成，而是将历史与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本身，即劳动。人在劳动中通过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达到合二为一，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了统一。这样一来，自然的历史就是人活动的历史，人活动的历史就是自然的生成、发展史。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既是造成主客二分的根源，也是主客统一的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163这就从前提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论对主客二分的先验设定。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黑格尔曾严厉地批评过纯粹的抽象，讽刺谢林的直观哲学“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3]10。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全体，但是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3]12，他虽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同一性，但是认为这种认识最终还是复归为绝对观念的圆圈运动。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将抽象与具体统一起来，把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看作是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因而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即劳动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抽象的规定都是历史关系的展现，只有从历史关系出发也只有在历史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关系。[4]29纯粹的抽象抹煞了具体规定的意义，因而就必然会曲解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史不是僵死的感性具体的堆积，也不是唯心主义想象的抽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活动过程。[2]525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反对哲学形而上学，而是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完全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思辨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而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辨表达。[2]229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脱离历史去失验地寻求历史的起源，然而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人[2]545。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才能摆脱抽象的思辨性。而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生产劳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526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立足于劳动实践而超越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汲取了传统知识论的合理性，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牢牢地置于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地基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错误解读

v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其思辨性和抽象性的祛除，这一超越以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一方面，劳动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2]519，这些现实的个人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确证自己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在生产中结成了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2]532。而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5]。

然而，由于人们没有弄清这一点，由此就陷入两种错误的解读路向：一种是只从宏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二者都走进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

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历史的发展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里，劳动被理解为生产活动，并把生产活动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来解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6]这一表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理解范式有其局限性，不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义，而且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理论批判维度。

其一，导致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549。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活动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现实活动的个人？如果我们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考察，那么现实活动的个人就会被归结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交往关系就会被归结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貌似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抽象的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抓住现实的个人的本质规定。个人活动的现实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抽象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甚至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于是，现实的人就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生产力只是经验的实证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单纯从宏观上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抽象的实证主义。

其二，导致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那里，个人是现实的个人，是置身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个人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理解现实个人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虽是个人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虽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为落脚点，但是单向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目的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的自我否定张力就被埋没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就被消解了。

其三，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对现实条件的阐明和发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教条主义的表现就是对理论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正确的理论必须摆脱抽象性和机械性，否则就会陷入到对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对理论的片面理解。抽象性往往会形成普遍性、必然性的观点，使理论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性往往会导致宿命论和目的论。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活动角度去理解个人，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跟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跟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个人、去分析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才摆脱了对个人和历史的抽象理解，从而避免了自己的理论走向教条。

与之相反，从微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是把劳动看作个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在这里生产活动被纳入实践的范围，社会实践成为由个人的劳动所组成的社会性生产。个人的共同活动结成社会力量从事生产，每一个人在生产中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社会结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我确证。“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2]524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个人活动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去剖析社会生产的结构，而是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方式的变迁，因为离开了个人，社会结构就无法存在。因此，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个人生产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抽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沦为一种道德悬设和虚无主义。单纯从微观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带来以下问题。

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直观。单纯从个人活动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虽会看到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的作用，却难以看到形成社会结构的生产，以及个人共同活动形成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会堕入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理论直观。事物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才能规定自身。个人的自我确证也只有在对象性的生产中才能确C。离开了现实和历史的个人的活动，任何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直观。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描述的总结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结果概括，这种抽象的结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2]526

其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表面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经济社会结构本身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活动的力量。因此，如果仅仅强调微观的现实的个人，就只看到了表面的差异化，而没有看到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将―个表象分解为它的原始因素”，亦即“把它还原为它的环节”，这样的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固定的规定性，这样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些“非现实的东西”[3]20，这会使得原来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而要想“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必须把分析所得到的思想规定或普遍的东西加以扬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

其三，使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偶然性。个人活动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个体的生产必然会以一定的生产形式组织起来，只有个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形成社会性的力量即生产力。但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生产的作用，那么就会抹煞生产组织结构的客观性。因此，仅从个体出发对个体生产进行认识，只会夸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而看不到个体在生产交互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总之，无论单纯从宏观还是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这两种做法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背离。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现实”，一方面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即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即外在特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包含了两层逻辑：一是生产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二是由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历史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同一中的差异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是生产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因此一方面须从宏观角度将人融入到经济生产的历史架构中，另一方面又须从微观角度将个人之间的交往作为经济生产的前提。这两者在生产中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只有基于这一视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直观性中超脱出来。

其二，决定中的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把主客体连接起来，历史的发展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活动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又必然带有主体的选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了交往关系，交往关系是生产的前提。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由此决定了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不管是寓于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体，交往关系都会使得一定的个人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意识，所以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决定作用中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这样，通过生产的中介就把主客体连接起来，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

其三，抽象中的具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是一种综合的统一性。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方法表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仅仅从具体到抽象是知性科学的方法，仅仅从抽象到具体是哲学的方法。黑格尔曾批判以前的哲W总是直观地看待事物，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抽象并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概念自我运动展现的过程，是自己树立对立面、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并没有把人看作从事劳动的个人，而是将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类，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人与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没有差别。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是通过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个体。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9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抽象性和体系性，其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既包括生产的现实性又包括个人的现实性。基于这二重现实性，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上两种研究范式。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在的生产性和外在交往性互相制约、共时共存。生产是现实个人结成交往关系中的生产，现实的个人是结成交往关系形成社会力量而从事生产的个人。单纯地从宏观生产或微观现实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2篇

关键词:萨林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环节;文化环节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Sahlin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 Reason， Sahlins held that Marxism consists of both cultural and natural link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presents the latter. For the naturalization in Marxism， its responsibility to be the grand cultural theory or historical philosophy is restricted. In broad sense， Sahlins′ du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that of practice i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 Sahlins illustrated the basic problem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In his opinion， Marxism is no longer the covert but the overt competitor of the anthropology in contemporary age， and implicitly becomes the companion of the cultural criticism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signifying. Sahlins′ anthropology background provides a valuable and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Sahli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tural link; cultural link

一､萨林斯与历史唯物主义对话的理论原因和基本逻辑

无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上存在着何种争论，文化或历史规律始终是它们共同的目标，所有争论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与具有宏大抱负的或隐或显地争论，亦是人类学理论中的普遍现象｡不过，像萨林斯那样留下一本专门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对话的著作，在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却十分少见｡

那么，为什么萨林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提到如此显著的位置上来进行对话呢?在深层理论逻辑上，原因可能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宏观的理论原因外，还涉及其师从莱斯利怀特(北美文化唯物主义学派人类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这是他1970年之后的主要理论依据，那些问题都与有着复杂的关系｡综观其理论历程，萨林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结构主义再到综合论立场的显著变迁｡而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步站到现代性批判和西方文明自我反思的基本立场上｡这一立场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他所言，人类学的最高目标必定是与批判性的唯物主义相一致，这便是施米特对的判断，“帮助人们脱出他们自制的尚未觉悟的经济决定论的牢笼”[1]2｡尽管在提出这个观点时，萨林斯尚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他明显地描述了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传统二元论的综合性文化观｡

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萨林斯直接强调自己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在于，由于马克思阐述的那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在被搬来解释部落社会时存在着难题，他要研究这种难题的实质｡[1]1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内部存在着文化和自然两个环节，因此，实质是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屈从于功利实践论而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2

在第一个环节上，自然是一个文化范畴，即文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性要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现代人类学是同道｡“从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民族学家会看到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它是一个历史地给定的产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互动关系就是在这种意识中展开的｡”[1]172

第二个环节与第一个环节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将那个中介因素视为“有效生产的理性､物质的逻辑”｡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特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对(特定)生产的作用，在这一种作用中，生产表现为社会自身逻辑的展开，人成为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特定角色的承担者，如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在萨林斯看来，马克思把文化从生产中撇开了，这也是他不认同的地方｡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环节，也是萨林斯认为的问题所在｡他追随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交往)的做法进行批评，认为这样就把文化关系变成了自然关系，这正是形形的“实践论”所共享的秘诀｡它带来的结果是把一种文化(西方文化)变成了事物的本质，或者，用的语言来说，这样就把资本主义自然化和永恒化了，而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客观上，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尽管在使用“”或“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时与职业理论研究家相比可能欠精确，但萨林斯比绝大多数论及马克思的学者更加严肃对待马克思｡①这是因为，他虽然无意介入职业研究者之间有关青年和老年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但是慎重地对待了马克思文本内部的张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才能够批评“者忽视了马克思本人”[1]51｡因此，在总体上，萨林斯关于两个环节的说法不乏文本的和逻辑的依据｡

不过，我们也看到，在萨林斯的解读中存在着多个难以协调的张力或没有展开的问题｡首先，是在总体姿态上，一方面，他采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立场;另一方面，在多数时候采取了为马克思辩护的姿态｡例如他肯定马克思属于首先认识到物质活动中象征秩序的人(这一观点源自列维斯特劳斯)，他强调马克思的观点不是功能主义的简化论，不是幼稚的感性唯物主义，也不是粗陋的唯经济论，他甚至把马克思理解为他所认为的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之文化论的先驱｡其次，他多次强调构成对马克思批评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因为形成对现代资本主义实质批判并能够为批判的人类学提供资源的，在马克思那里是由《资本论》实现的，但这恰恰发生在萨林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环节之中｡最后，如果说马克思在早期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论立场，那为什么又从文化环节转向了自然环节?对于这个问题萨林斯并没有合理地解释｡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见证了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对马克思的解读有需要进一步澄清和争论之处｡也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才能够评判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是否真的如萨林斯断言的那样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同时理解他这种判断的实际理论意义｡

二､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张力

在解开人类文化､制度或社会之谜以及提示它们的普遍规律的道路上，人类学逐步把问题推向底部:在人与自然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到底是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必然要与对话｡因为马克思已经从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出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历史成为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尽管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同意这个框架，但其优先性却是无疑的｡在这一点上，萨林斯强调:“在最根本的程度上，马克思看待文化与自然的立场——他把人类文化理解为人介入物质世界的方式——和后来时代人类学对此的理解相去不远｡”[1]165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在理论内部长期存在着的围绕实践的争论｡这种争论，一方面把马克思置于人本主义阴影中，另一方面则把马克思打扮成唯生产力论者｡由于“实践”在理论中的根本意义，这种争论是如此广泛，以至可以说构成了全部争论的核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与萨特的争论中提出一种摆脱争论的方案，这便是区分实践与实践活动，并在其间安排一个作为中介的中介——概念图式，这个图式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全部现实秩序背景后的“秩序的秩序”｡[2]

萨林斯正是跟随列维斯特劳斯推进的，他依据的主流解释，进一步把“实践”定位于满足物质利益的生产(经济)活动上，从而提出这个问题:“现实世界中的生产行动与经验的象征组织方式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是和法国结构主义之间的问题之所在;正如它也是人类学学科关于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局部争论的问题之所在｡二者的分歧集中在，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营造了人类秩序｡”[1]5或者，更一般地说，“与人类学的真正问题集中在实践和象征秩序的关系上”[1]60｡

萨林斯实际上对实践采取了一种理解，并由此把问题从历史学的主客体关系转移到人类学的功利和意义关系上｡如果说在理论中，实践是解决主客体关系的逻辑前提，而在“实践”的理解上同样存在着主客体两种路线，并因此给“实践一元论”带来实质性挑战的话，那么，萨林斯的上述做法恰恰是借由人类学理论重新把问题置于二元论背景中，并通过结构主义来超越它｡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他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并且把实践理性与意义理性之间的辩论抬到现代社会思想关键问题的地位上｡

当萨林斯把实践直接理解成功利活动而带来难题时，在框架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批判也就成了问题｡在这里，萨林斯划了一个小圈，他指出马克思从生产活动出发在后期著作中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化了，而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或者说，存在着两个环节——文化环节与自然环节，前者代表萨林斯所认同的文化决定观，而后者则是与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无法分开的经济决定论，这两个环节正好对应于他所区分的两种范式的人类学理论——功利论(utilitarianism)和文化论(cultural account)｡反过来说，他以自身人类学的理解指认了20世纪解释中的两种不同路线｡这也正是他解读两个环节的理论意味｡

进一步说，如果评价这种解读需要进入20世纪有关解读的争论背景中，这将把讨论带入本文无法终结的论题中｡在此，我们紧扣萨林斯提出而未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为什么存在从文化环节向自然环节的过渡，简要地阐明:这不是两种矛盾的文化理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层次——有关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张力隐藏着历史观或文化观的独特价值｡[3]

在萨林斯看来，虽然马克思已经“正确”地提出文化的环节，但在其后又发生了自然化，原因在于:“为了通过与商品拜物教的对比而得出商品含义的透明性，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生物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1]192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回到自然主义基础上，这一危险隐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生产出发解释历史辩证运动的基本立场中｡因为在那种立场中，谋生的必要性非常容易被置换成生产的结构性支配作用，从而容易陷入社会人类学批判的那种历史学追溯起源的错误做法，并进一步把生产的结构优先性转换成(历史)时间上的优先性｡而他本人始终强调的是象征系统的优先性，因为这个系统构成了实践(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既涉及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又与马克思有关历史生产的一般图式有关｡然而，萨林斯的分析并不准确，在直接的意义上，他只是重复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流行误解｡

首先，从事实角度看，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等人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用生物学事实来替换它｡①其次，在逻辑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前提是:商品拜物教(或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是历史的产物｡萨林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是象征性生产的主要场域;而在原始社会中，则是一整套社会(亲属)关系｡[1]275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问题恰恰在于历史如何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换｡遗憾的是，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仅仅指出两种社会形态的对立而没有能够解释它的历史成因｡有趣的是，哈维正是在批评流行的从价值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缺陷过程中重申使用价值重要性的，他强调，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是“历史的事情”这个观点｡他引证《资本论》及其手稿强调，“使用价值是由现代生产关系塑形的，并且反过来改变这些关系”[4]7｡可以说，哈维从相反的方面指出了萨林斯那样的普遍误解为什么会发生｡

由此看出，虽然马克思并非存在着一个从文化环节向自然环节的过渡，但是在马克思的实际思路中确实存在分析前提的过渡——在使用一些基本范畴时完成了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基本原因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旨在描述广义的历史，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旨趣则在于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例如“生产”在《导言》中，已经不是一般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强调后者的资本主义条件是历史地形成的｡

指出这种过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并非如结构主义强调的那样，是从形式向内容的过渡，而是结构的变换;并且正是借助于这种过渡，我们才能够准确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它与早期社会之间的差异｡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亦无意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便是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段落的分析以及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第二篇)研究的理解｡[1]189，203不过，这些主题的意义，在他后来的《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和《历史之岛》等著作中才真正自我理解并展开｡我们认为，也只是到后二本著作中，他才很好地协调了自己对结构主义依赖所产生的理论张力，进一步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并实质性地推进了他对历史与结构的综合｡

从其后来思路的深化看，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所做的只是一个重要的然而尚未完成的尝试｡其中，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以及其他解读(例如阿尔都塞与哈贝马斯的对立解读)的评论，都隐含着一般文化理论这个人类学抱负，然而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解读前提对于并不适用，因为它们将在一般历史科学或哲学层面上泛化了，而这正是马克思本人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提及马克思把《资本论》的适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西欧范围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够了｡

在对的基本判断上，萨林斯一方面继承了卢卡奇等西方者的有关认识，并对其现代社会拜物教批判给予充分的敬意，另一方面亦采取了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对马克思之“生产(劳动)”视角的批判立场｡这也说明萨林斯的解读本身也是处于20世纪有关争论的背景中｡值得注意的是，萨林斯从人类学角度提出了问题，将之推到现代社会思想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试着由此来超越传统理解的有关精神与物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争论｡

三､简要结论

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萨林斯基于人类学视角对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批评，并揭示的文化观隐含着文化或自然视角的张力｡实际上，他对采取了一种相当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像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象征理性问题，因此能够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理论的基础，并且有效地构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并没有实质性走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福柯强调的那样)｡

对于萨林斯，既可以不同意他对的相关解读，又可以否定其把整合到结构主义框架的做法｡但是，必须肯定的是，萨林斯事实上在历史研究的普遍性问题上把人类学与的长期隐含的争论提到理论的前台，并基于尊重的立场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虽然他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但那些问题本身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正是它们推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的深入｡特别是从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看，萨林斯为作为象征理性的文化辩护，试图解开的也正是到底是什么制约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或潜力这个基本问题，只是他不再假设历史进步能够在人类追逐功利的过程中由生产力来自动实现，也不再指望虚假的多样性(主体)假设能够解决问题｡当他转向作为客观社会存在的文化时，并没有打赌由此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而正如其《何为人类学启蒙?》一文所表明的那样，他通过自己的道路指出:我们到目前为止按照西方传统进行的探索不仅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而且相反，对这种教条的迷信正阻止着我们寻找正确的答案｡

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一方面，萨林斯的学术思路以某种方式见证了马克思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的独特作用及其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亦启示我们对传统解释模式的反思，注意对与其他具有普遍性冲动的文化和历史理论的对话，注意理论的内部张力，在此基础上，开放性地面对西方思想资源，推进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萨林斯仅仅是一个个案，但在西方思想发展中，这样的个案并不少｡事实上，所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对话的个案本身都是一种邀请，它迫使走出自我划定的传统圈子，面对新的问题｡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马克思提示了象征结构的论断，拉康关于马克思发明了征兆的提示等，不都是精彩的例子吗?这些例子不曾被传统研究的问题突然间散发出耀眼的理论光芒所遮掩，而隐含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某种方法则凸显为现代社会思想的中心｡

参考文献

[1]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哲学/

【正文】

一、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

“西方”具有的理论来源，并且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具有新的视野。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展、科学技术的当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视野中，他们看到了、看清了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题

在传统理解中，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至多只是哲学的主题之一，哲学的真正主题是整个世界的一般本质，本体论(一般世界观)被看作是哲学的核心、灵魂。

“西方”者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普遍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不是自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或人的问题。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总体性哲学”，在他看来，“总体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人类历史有“总体性”，因此他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特别强调：“认识到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引者注)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动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认为，“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这种唯物主义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我们的社会世界有限范围内才是真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实践派”的观点时说：“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思潮在强调社会历史问题、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题时，其“主题”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晰和确定的，但是确实有启发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历史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哲学活动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

(二)不能把哲学仅仅理解为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

在传统的理解中，哲学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即把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些“西方”者对“颠倒”说提出质疑，他们强调这种颠倒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在于发现现实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柯尔施说：“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法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解释成是与任何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仅仅是哲学内部的甚至是世界观上的二者择一时，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柯尔施和施密特在这里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仅仅从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还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公式不能深刻揭示哲学变革的实质。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费尔巴哈首先完成的，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这里所说的“思辨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不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全部意义，用实践出发点代替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出发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颠倒，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同时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形态。

(三)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人是什么?一些“西方”者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明确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尔科维奇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彼德洛维奇说：“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提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在传统的理解中，关于人的本质，主要强调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解不能说错，但没有揭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论断并不是讲人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而是讲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些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具体本质，必须看他或他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共同本质是什么呢?是劳动，或更一般地说，是实践。马克思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5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只有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正是在实践中，人们存在着具体的社会关系。

(四)实践范畴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

在传统的理解中，哲学的总体的基本范畴是物质，实践范畴只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西方”者们则普遍提出，实践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卢卡奇在谈到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时说，实践概念是“这本书的中心概念”。(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的哲学争论时说：“在这场辩论中，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他自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哲学”。(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弗兰尼茨认为，“历史实践的范畴是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根本范畴。”(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尽管许多“西方”者在肯定实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时常常否定物质范畴在哲学中的意义，而且对实践的物质本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在肯定实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传统的者更接近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确实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马克思自觉意识到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是对物质的理解，而是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五)把意识的现实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首先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传统理解始终没有能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对象观，仍然把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为某种既成的、非主体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把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即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把对象理解为历史地生成的东西。“西方”者们则大多十分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在此清晰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卢卡奇在讲到意识的现实对象时，直接表述了马克思《提纲》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强烈地要求我们要把‘感性世界’、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他认为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坚持“创造的原则”，(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作为意识对象的“现实……无论如何它要高于那种产生于经验世界的僵硬、物化了的事实的现实……这种现实决不同于经验的存在，它不是固有的，而是变异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霍克海默也理解到了意识对象的历史生成性，他说：“被判断的对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活动创造出来的”。(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施密特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把现实片面地理解为在直观上给予的客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从认识论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地纯粹‘给予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能被认识的东西，在严格要求意义上只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实践派”波什尼亚克说：“存在并非某种在(主体)以外的东西；人就是存在的组成部分。人意识到了存在，即在人自身之内，存在意识到了它自身。”(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二、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

“西方”哲学除了的源头外，还有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者们往往站在某一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一视野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确理解，在这些方面远离了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传统理解中已经看到和看清了的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最主要的表现是这样那样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少数人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而大多数“西方”者虽然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又背离了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明确否定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他说：“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叫作唯物主义的，当他写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合理的’，这就给了‘合理的’此词以十分精确的意义。”(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把所有哲学分为三类：“感受的哲学”、“整理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唯物主义属于第一二类哲学，唯心主义和哲学属于第三类哲学，马克思的“创造的哲学”“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在讲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理解时说：“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合，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名词——‘历史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具有形而上学的根源的第二个名词上面。”(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的“超越论”对整个“西”思潮产了重要的影响，其他许多“西方”者虽然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明确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但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实际上是沿着葛兰西的“超越”路线走的。

(二)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对所谓“二元论”思维

许多“西方”者或明或暗地批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把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看作是一种“二元思维”而加以否定。柯尔施在批评“庸俗社会主义”时说：“用的术语来说，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当‘不科学地’坚持着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所谓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二者，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萨特在批评“自然辩证法”思想时说：“这一教条主义的源头来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总结“实践派”的观点时说：“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摈弃。”(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在这声辩论中，……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所取代了。”(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区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区分，就不能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接受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就必须承认哲学基本问题，谁就必须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谁反对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谁就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西方”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倾向在于否定、弱化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承认往往是口头的和字面的。

(三)借口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坚持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

不少“西方”者在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时，形成了他们的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把精神活动也看作是一种现实，或是现实的一个要素。卢卡奇认为，“现实”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基本因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而且同样真实的、历史的、辩证过程的诸多方面。”(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它们……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各种科学意识，“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说：“无论是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者很少去谈实践的构成因素，但是从他们反对“二元论”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他们不是把实践看作是人们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把意识、理论看作是实践的一个有机构成因素。更有少数“西方”者把理论活动直接看作是实践的一种方式，阿尔都塞就是这样，他认为：“除了生产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其他的基本实践。这里有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还有理论实践……”(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还说：“关于理论，我们指的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也属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反映，检验马克思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也不是社会历史实践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本身。(注：参见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6-707页。)

无论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还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或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都远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现实”、“实践”是相对于意识、理论的范畴，是指人们的“客观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存在”或“社会存在”。把理论看作是现实、实践或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马克思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生活决定意识”、“理论反映现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命题就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反对“自然辩证法”

许多“西方”者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思维叫作“形而上学”而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是马克思的哲学所没有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卢卡奇批评“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指辩证法——引者注)扩大到自然界。”(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和苏联的所有解释相反，真正的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而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即世界观、解释世界的积极原则。”(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本体论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说：“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由一种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必然会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至少会弱化哲学的唯物主义路线。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从形式来看，并不完全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他们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从实际来看，这种否定就是放弃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并最终会导致放弃唯物主义的所有阵地。放弃了物质本体论这个重要阵地，也就不能坚守其他阵地。不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承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以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为根据否定物质本体论。理解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认识人和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运动的特殊本质，但也要认识人、社会历史与自然运动共同的本质，对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就是物质本体论。因此，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与解决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不相关的理论。也不能因为马克思谈论物质本体论不多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谈得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由先前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决了，马克思的任务主要不是重复前人已经基本解决了的理论，而是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超越直观唯物主义而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自然唯物主义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其理论重点是制定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谈得不多不等于没有，马克思是谈到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的先在性和自然的辩证运动的，马克思是继承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五)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

在认识论上，“西方”者普遍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卢卡奇借口思维对象的变易性否定反映论，他说：“如果变易的真理是将要被创造出来而尚未产生出来的未来，如果它是种新的东西，存在于各种倾向之中，但这些倾向(借助于我们的意识)将会变成现实，那么，思维是为一种反映这个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如果事物不存在，思维何以‘反映’?……在‘反映’论中，我们发现了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现实的理论上的具体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对物化意识来说很难统一。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事物被认为是概念的反映，还是概念反映了事物，这都无足轻重。在这两种情况下，两重性都依然如故。”(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卢卡奇这里所说的“两重性”，指的就是“二元论”。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当作对艺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讽刺普遍地受到抛弃。”“在这场生动的、时而是戏剧性的辩论中，正统的者试图拯救‘反映论’这一由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保加利亚哲学家T.巴甫洛夫发展起来的认识论基石。针对这种理论提出的三个主要的反对理由是：首先，它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验，又回到了一种18世纪自在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二元论；其次，在反映是一切意识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中，内含了明显的教条主义；第三，这种理论的错误还在于，意识实际上远不是消极地伴随并复制物质的过程，它常常预见和设计尚不存在的物质客体，试图通过说明我们在这些情况中讨论的是‘创造性的反映’来重新定义反映论，给人一种专门为此约定的印象，根据这种约定，反映的概念便以这种方式被夸大到使人完全不知其所云的地步。”(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33―03

新课程标准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精神。探究性问题是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在教师的引导下，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运用，并产生新的认识和结论，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进行问题探究的前提是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相关历史知识以及相应的认知发展水平。但是，在教师的课堂实际操作中，有一些探究问题的设置超越了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认知水平，学生的探究变成了“瞎猜”，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

例如人民版历史必修Ⅱ“学习与探究之一――图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有一个探究问题：“明代中叶以后，流通中大量使用白银，那么这些白银是从哪儿来的呢?”不少教师轻率地将这个问题直接运用于课堂探究，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观察过几个教学班的实施情况，发现学生课堂探究后的答案主要有两种：1.这些白银是从矿山里开采出来的；2.这些白银是农民缴纳赋税时产生的，因为明代中后期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规定农民要统一缴纳白银，所以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就增加了。第一个答案价值不大。白银由开采银矿而得，这自不必说。但是，明后期流通领域里出现的大量白银并非主要来自我国银矿的开采，而是另有来源。第二个答案也有问题。农民以白银作为完税手段，这导致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但是，流通领域里所需要的大量白银又来自哪里呢?这好像只能考虑是增加白银矿的开采了，而事实上中国是一个银矿缺乏的国家，明代中后期大量白银的由来也并非新开矿山。教材的编写者在编写此题时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求同学们联系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历史背景，认识到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然后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又把白银大量输入中国――这是明代中后期中国白银流通量剧增的真实原因。但学生的知识积累和认知能力无法达到这一点，在笔者所观察过的几个教学班活动中，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把明代中国白银的增加联想到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对明朝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学生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探究就始终处于浅表层面，甚至一些同学瞎猜，说什么“挖古墓所得”“陨石雨降银”等等。这就成为无效探究。据有关专家研究，新航路开辟以后，美洲白银被大量掠往欧洲，后来欧洲在与中国明朝的贸易中，因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而导致巨额白银进入中国。学生在没有接触这些确凿的历史事实之前，是不会凭空产生如此大胆的设想的。一般情况下，同学们印象中的明清帝国已经走向闭关锁国，这就更难形成明朝在对外贸易中赚取大量白银的概念。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此问题就有超越学生认知水平之嫌。而教材对这个问题的设置完全是定位于开放性的课外活动基础之上，因此，教师在课堂实施类似探究问题时必须慎重。在具体操作这个问题时，教师应该将此设计为一个课外探究问题，选择在周末或节假日来实施。事先要列出学生需要阅读的相关书籍和资料，关键性的文章篇目必须明确指出，同时指明应该浏览的网站。在布置学习任务时应该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使之明确各自任务，还要特别提醒学生将对学习所得进行交流和评比，这样才能确保该问题的课外探究落到实处，课堂交流讨论也才会有实际内容。

又如，人民版历史必修Ⅰ专题六――专题学习小结与测评――问题研讨第1问：“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发展的历程，了解它们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这道题目貌似老生常谈，其实即便是我们历史教师拿在手上也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并不能很圆满地把问题答好。因为这里要求答题者必须十分清晰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此基础上运用这种观点来对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含义丰富而确切，对这两个概念必须进行专门的学习和思考理解之后，才有可能灵活地运用于具体的历史分析。理论修养弱的教师，往往也要重新查阅温习这两个概念之后才能正确地进行运用。而辩证唯物主义亦有其特定的内容，不经过专门的学习是不能掌握的。或许有教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本是高中政治教材中的内容，学生应该已掌握了。而事实却是，该内容的学习是在高中二年级。人民版历史必修Ⅰ专题六是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学习内容，此时的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教师又很难用一两句话就把这个概念说完整说清楚。学生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大都一头雾水，不清楚究竟要从哪里答起。笔者认为，这里不需要一下子就对学生提出理想化的答题要求，不妨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掉，改为“请依据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发展的历程，了解它们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这样学生就可以自然而顺畅地作答。当教师在进行评讲的时候，则可以适当介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使学生能受到启发和提高。

在人民版历史必修Ⅱ专题二第2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中，有这样一个学习思考题：“为什么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和其他封建剥削?”学生的答案主要有三个方面：1.因为土地剥削和其他封建剥削可以获取超过近代工业的高额利润；2.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3.资本家和地主不善经营近代工业。第一点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主观臆断，因为经营近代工业的利润远远超过封建土地剥削。传统封建剥削较之近代工业投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投资风险较小，而所获取的利润和效益则是近代工业要高，这也是近代工业吸引资本家和地主投资的原因。第二点等于没有回答，因为问题本身就是要求学生解释为什么近代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第三点显然也很成问题，因为在近代，有一大批资本家是善于经营近代工业的。例如，状元实业家张謇、经营纺织和面粉业的荣氏兄弟、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创办火柴工业的宋炜臣等等。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地推动作用。该问题乍看起来似乎也不难，但是我们仔细看书之后却发现，该节教材并没有提供充足的知识内容来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在下一节课文“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中，才提供了部分可供思考的背景知识。学生在缺乏知识准备的情况下探究此问题，自然就陷于不知所措的困境之中。因此，在课堂中操作此问题时，一定要对教材的编排顺序进行调整，在学生学习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之后再展开探究讨论，这样才使学生的探究具备了相应的知识基础。另外，该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专业学术性较强，且具有相当深度。笔者曾在教研活动中就此问题询问执教教师，结果发现大部分教师也不能很好地回答。貌似常规的问题隐含着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教师在组织学生

探究之前，也必须事先进行专门的阅读和思考。

探究问题的设置如果吻合学生的知识背景和想象力，即便问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学生也可能实施有效的探究，得出合乎情理的答案。如，人民版历史选修《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专题之六“历史文化古城”一课的“学习思考”栏目中有这样一题：“查找相关资料，想一想：丽江古城为何不设城墙?土司府木府为何没有围墙?”对于这个问题的课堂探究情况却要好得多，学生的答案有三种：1.因为丽江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央专制皇权和战乱的影响小，所以就没有城墙；2.教材中说：“丽江古城则体现了边陲少数民族顺应和贴近自然，注重传统文化，方便商旅往来的城镇规划理念”，因此，是因为民风淳朴自然，为了方便商旅交通才不修城墙；3.一些去过丽江旅游的同学根据导游的解说认为，纳西木府的土司因为自己姓木，修了城墙和围墙就会变成“困”，所以就不修城墙和围墙。三种答案来自三个层面，一是理性的学习和综合分析所得，二是依据教材的提示所得，三是依据旅游中的故事传说所得。三个层面的答案恰为教师培养学生综合性的学科能力之所需。因而，丽江古城的课堂问题探究是比较成功的。在笔者的听课中还发现一个可喜的现象，持第一种观点的同学占了大多数。十分明显，第一种观点最能体现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学科能力。而且，在课堂争论中，持第一种观点的同学还对后两者进行了相当有力的驳斥。他们认为，贴近自然和方便商旅不是不修城墙的原因，一旦有了战争和专制强权，任何“自然”都不复存在，在战乱和强权弥漫的地方，即便地处偏远，也会修建山寨石头城堡。另外，修城墙根本不会妨碍商旅交通往来，甚至还有保护作用。中原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不都有城墙吗?至于纳西木氏土司怕“困”而不修城墙和围墙，那更是人们饭后闲谈的传说，不能当作历史研究。丽江古城的建筑特点必因历史的客观存在所导致，不会过多地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在整个探究过程中，学生的历史理性思维和学科能力得到很大的磨炼和提高。该问题的探究说明，即便是一个看起来需要课外才能完成的问题，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知识背景和认知水平，也仍然是可以通过课堂探究而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通过以上几个探究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探究问题的答案侧重于史实性，也就是答案具有客观性，不容学生通过思考获得，而是要通过对资料的查询才能得到，那么这种探究问题就不宜在课堂上进行，如明代白银问题。如果问题的内容富含较多的专业性知识，思想上又具有一定的深度，亦不适合课堂探究。因为这些专业性知识和教深层次的思想内容是同学们凭借已有知识和想象力所不能得到的，近代封建剥削的延续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问题侧重于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突出学生的思考分析能力，就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如丽江古城探究。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课堂探究，教师都必须在课前做好周密的思考和准备，这样才能避免无效探究。

在实际发生的课堂探究活动中，很多教师所设置的探究问题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教师往往会责怪学生死板不配合，其实，症结并不在学生身上，而是由于问题超越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尤其是超越了学生的知识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5篇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704―705页

【2】《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十一章第278页

【3】邓广铭 漆侠《北大宋史专题课》第一课 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4页

【4】袁腾飞《两宋风云》第一讲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6篇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哲学

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是当今哲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学术 界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研究成果。比如，克服了长期以来对实践 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的倾向，主张在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前提下阐述实践的本体作用，等等 。但是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对一致的看法，有的问题仍有较大分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 讨。

一、哲学的“物质”基石不能被抽掉

世界的客观性问题是哲学根本性问题，也是最受形形唯心主义非难的问题。 至今哲学领域中的斗争仍然绕不开这个问题。

有人提出，世界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难道世界的本体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世界不是永恒 不变的。它一方面是自在的变化，这就是自然自身的进化，另一方面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 人 可以创造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可以改变自然存在的状态，这就是人化自然。但是，人化自然 的存在，并不否定世界的客观性。因为，人化自然是由人对自在的自然改造而来的，没有先 于人 而存在的自然界，就不可能有人化自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的感性活动…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①而且，人化自然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仍然是意识之外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的存在，它能为所有的人所感知、反 映和利用。自从人类产生以后，我们先辈改造自然的全部成果都是作为后代所面对的客观事 实。即使信息科学的发展，虚拟现实问题和数字化生存方式问题的出现，都不能取消世界的 客观实在性。因此，世界在人的参与下不断变化，可变化中又保持自身的同一性。这种同一 性的基础就是世界的物质客观实在性。

有人提出，世界是由人来认识的，世界的意义也是由人来赋予的，怎么能说世界是客观的呢 ？我们认为，依存于主体的不是客体而是被反映在主体中的客体的内容。确实，人所面对的 世界是包括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因此，人无法撇开人自身、撇开人作为主体来谈论世 界以及世界的客观性。主客体关系的存在，的确使世界客观性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为， 撇开主体谈论世界的客观性问题，就使谈论处于认识之外、经验之外的存在，这是神秘主义 。而在经验之内、认识之内、意识之内谈论世界客观性问题，又可能会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这个看似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哲学认识论引进“实践”范畴后而得到解决。由 于人的实践活动，客体的坚硬性被消融并为人的目的和愿望所重铸；同样由于实践，主体的 任意性和纯主观性被化解并必须受到实践的检验；尽管人在认识中不可避免地有主观附加， 但这种主体的附加会在长期反复的实践中得到清洗，然后在开始新的认识中又会有新的附加 。因而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反复的过程。马克思所说的人应该在实 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的现实性和力量，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 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是把实践作为防止由主客体相互作用而滑向唯心主义的 不可逾越的栏栅，从而为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有人提出，强调物质本体论会不会导致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忽视？我们认为，人的存 在问 题、人的命运问题当然是哲学特别是哲学充分关注的问题。哲学代表 世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把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最充分地体现了 对人的现实命运的关怀。但这种人文关怀不能纳入当今的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潮中，不能按照 存在主义或抽象人道主义观点来解读或重建哲学。哲学本体论不是人 的存在的本体论。因为，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变，不能归结为对人自身的探求，而是对客观世 界的改变。人的问题的正确理解和解决必须在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历史观的框架内才能做到。 把人的存在问题、人的命运问题的根据放在人自身，而不是放在“人的世界”即人所处的经 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和解决，最多是悲天悯人或一掬同情泪而已 ，何以谈得上人的主体地位的正确发挥。

有人提出，物质本体论是所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物质本体论会不会把哲学降 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哲学的物质概念与旧 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是有区别的。旧唯物主义讲物质的时候，由于没有把历史放在视野之内 ，它的物质观是片面的、半途而废的，也是缺乏辩证法的。它的物质概念并没有包括人的实 践活动及其产物。这就是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物质观进行批判的缘故。可是，马克思从来 没有批判旧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的确认。他只是指出它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 意义，而没有说它在确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一点上也是错误的。相反，他是在旧唯物主义 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克服它的缺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的物质概 念包含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所没有的内容，那就是：（1）人的实践活动本身；（2）实 践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即人化了的自然（包括人造的物质客体）；（3）实践造成的一定 的生产力；（4）实践造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②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所作 的 这种“增加”，决不是外延的扩大，也不是在一袋马铃薯中增加几个马铃薯，而是根本性 的变革，这种“增加”使唯物主义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完 成了由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飞跃。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虽然都讲物质第一性，可 是概念的内涵不同，命题的性质也不同。难道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都讲“人”，就划不 清界限了吗？难道为了不致于降低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新唯物主义就不讲“人”了吗？毫 无疑问，马克思哲学的特点、马克思哲学所造成的革命正在于它把实践看作理解“全部社会 生活”的钥匙。可是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抛弃了旧唯物主义肯定过的前提，或者反对旧唯物 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的论断。一句话，如果只说到旧唯物主义的这个论断为止，当然不是 哲学；可是如果连起码的一般的唯物主义命题也不承认，恐怕就更不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了。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要坚持哲学，必须坚持哲学的本体论；而要在本 体论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必须以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在这个问题 上动摇，就会全线崩溃。在当代的哲学中，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历史观问题、 价值观问题、人生观问题等任何重大哲学问题都会因为丧失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 论前提而倒向唯心主义。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忽视世界的客观性，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上都必然陷入困境。

二、哲学的“物质本体论”内在地包含实践的内容，但不能归结为“实 践本体论”

为什么我们承认实践观点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又不能归结为“实践本 体论”呢？所谓“实践本体论”就是“把实践引进本体论，把实践提升到世界本质的行列中 去”。在实践本体论看来，实践是万物的本原，整个世界都是人类的历史实践的派生物。那 么，这种“实践本体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呢？

第一，“实践本体论”是对“物质本体论”的否定，它从本质上说是同唯心主义相通的。实 践 本体论用“实践一元论”来取代哲学的“物质一元论”，即取代哲学 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因此必然走向唯心主义。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反对机械论的， 但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整个唯物主义，特别是指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或物质一元论，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变 化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变化发展的统一，而人们正是 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这个物质世界并参与这个物质世界的运动。而“实践本体论”认为，整 个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人们从主体出发在思想指导下从事实践的结果，即都是人创 造的，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之中。这样，就否定了人的实践以外还有一个物质存在，这不是 唯心主义观点又是什么呢？

第二，“实践本体论”把本属中介范畴、功能范畴和属性范畴的“实践”提升到本体的地位 ，最终必然走向唯实践主义。哲学是最重视实践的哲学，是对实践概念作出最科 学解释的哲学，实践范畴在哲学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哲 学反对把“实践”范畴上升到本体论范畴。因为，实践作为主体的人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 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它只能作为一个中介范畴、功能范畴和属性范畴。所谓中介范畴 ，就是实践是作为主体与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物，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更不是本体 。所谓功能范畴，是指人通过实践而发挥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功能，实践是人特有的功能，它 既不先于人，更不先于自然界。所谓属性范畴，是指人这个特殊的物质实体所特有的行为属 性。如果把实践的这种中介地位、功能地位、属性地位上升到本体的地位，也就是上升到万 物创造主的地位，那就必然从实践出发而最终走向唯心主义的唯实践主义。

第三，“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混淆了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物质具体形态是可以通过实践 而改变的，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本质是不能被创造，也是不能被消灭的。马克思、恩格 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 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 说：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而且“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④这充 分说明实践活动本身不是本体，不能取代物质本体。

第四，从哲学史上看，“实践本体论”是西方人本主义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它是 作为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存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坎 格尔加等，他们挂着的招牌来篡改，向宣战。他们要把马 克思主义哲学改名为“实践哲学”，要挖掉哲学的基石——物质本体论。他们说 ：“世界的统一性既不存在于上帝、理念、精神之中，也不存在于物质性之中，而只存在于 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看法，是没有得到克服的 教条主义和直观主义的残余，是过时世界观的最后残余。”“是实践一元论，而 不是物质一元论。”

第五，“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会在现实中造成危害。实践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中有着巨大的 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实践本体论”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实践的作用，而在于无限夸大 实践的作用。用这种理论指导现实，必然会导致工作中的主观蛮干、不讲科学和不顾社会效 益。一句话，必然会在工作中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贯彻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因为 ，人们的实践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总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 体自身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并非实践就是一切，实践就有一切。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曾经 有过深刻的教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有自觉与盲目之 别，蛮干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的。

三、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说法值得商榷

在讨论中，有学者提出，既要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要发挥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 因此，哲学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辩证统一”。我们认为，对 此“辩证统一”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辩证统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作为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是 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客观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既有普遍性， 又有特殊性，因此，我们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正确把握其对立统一的 特殊性。

我们认为，如果要提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辩证统一”，那么，这种“辩证 统一”关 系的实际内涵应该是：一方面，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本体论，不可混 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有同一性，这不仅表现在它们之间存在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 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还表现在物质本体论中包含着实践本体论的因素。如果只承认它 们之间存在对立性，而不承认它们之间存在同一性，那就不是辩证法的观点，而是形而上学 的观点。

有人对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辩证统一”作这样的理解：物质本体论主要说明世界的 客观性，实践本体论主要揭示人的活动的能动作用，两者互为前提、互相补充，同时又各自 相对独立，构成哲学的两个基本点。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哲学 中，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是“辩证统一”的。这种理解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两种根本对 立的观点的调和与混淆。

有的同志也许已经觉察到以上观点存在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论著中对“实践本体论”作了一 些严格的限定，比如，认为“实践本体论”是以承认自然界存在的优先地位为前提的，是“ 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诚然，经过这样一番限定性的解释 ，其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论述 的：在哲学史上，实践本体论是与物质本体论相抗衡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在唯心主义的 头上戴上“唯物主义”的帽子，显然是不妥的。特别是经过这种限定性的解释以后，就以为 可以得出结论：在哲学中，既包含物质本体论，又包含实践本体论，必须坚持“ 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辩证统一”。显然，这样的解释和提法本身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很容易引起误解和在理论上造成混乱，不利于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有的人说，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又承认人的实践活动的 能动作用，那就应该承认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辩证统一。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肤浅 的。这里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即把“承认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与“实践本体论 ”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了。合理强调实践在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本来意义，但把实践当作世界的本原、本体，这就超出了哲学的本来意 义了。其实，这两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了坚持彻底的唯 物主义一元论，我们认为不宜提两者的“辩证统一”，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承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但我们不宜提“群众史观与英雄 史观的辩证统一”。其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与唯心主义 和二元论的观点划清界限。因此，承认实践的观点是从属于物质的观点，是第二层次的观点 ，也可以说是物质本体论的确证、表现和补充。那种认为实践本体论同物质本体论在“本质 上是同一个东西”，并且试图以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从逻辑 关系上说，物质本体论是总体观点，承认实践的能动作用只是这个总体中的部分或环节，我 们不能把部分归结为总体，或者用部分来取代总体，否则，就会犯逻辑上的错误。同理，在 认识论上，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无疑包含着认识选择性的内容，但我们决不可以把它归结 为“选择论”。在辩证法上，列宁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 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⑤在历史观上也是一样， 历史决定论内在地包含历史主体选择性的内容，但不能把它归结为“主体选择论”，这就是 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②陶德麟.从马克思的两段话引起的几点看法〔J〕.现代哲学，2002，（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57.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第8篇

一、什么是历史思维，什么是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由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理论思维结合，以时间为主线，以空间为主轴，通过史料逐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思维。

历史思维能力是主体运用已掌握的历史知识和从长期的历史学习中形成的特有的透视眼光与方法去观察、分析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事物，解决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能力。

二、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养成，取决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历史思维品格的内化。历史知识的掌握另加详述。历史思维的内质特征是历史思维品格，主要有：唯实、信据、求全、尊史。

第一，唯实――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唯实是历史思维根本的内质特征，也是历史学科最根本的规范要求。在人文学科中，史学最重真实。如果抽掉真实性，那就不是历史。诸如哲学重在逻辑，文学重在想象，艺术重在美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而万死不辞。如中国古代司马迁承受酷刑痛苦，仍然秉笔直书。历史学家刚直不阿与见风使舵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信据――言之有物，不假设、不篡改。历史思维的特征之二是信据，而且是唯据是信。历史学科的上述真实性建立在言之有据的原则之上。历史是最讲依据的学科之一，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结论都有充足的依据佐证支持，决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猜测臆造。所依的根据必须真实可靠。历史教学必须言之有物，教学中必须做到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定史。教育学生为人处世不可信口雌黄，说话办事要有根有据。

第三，求全――全面详实，不偏颇、不遗漏。全面是历史思维的又一特征。我们对历史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是史学履行基本功能的重要手段。史学解释经常出现这种情形：解释所运用的理论非常先进，解释的逻辑过程也非常严密，解释的依据也绝对真实，但结论却是错误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占有的材料不够全面。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历史课本中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历史资料。

第四，尊史――还历史本来面貌，不厚古薄今、不以今度古。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貌是历史思维的又一内质特征和基本品格。尊重历史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思维方法产生于近代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历史主义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

三、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的意义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完成历史教学三维目标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思维要求将历史事件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历史是按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解释的。因而历史必须将要研究解释的历史客体放入时间坐标轴的特定位置上进行分析。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自主地学习历史。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赖于历史思维的养成；而历史思维的养成，又有赖于主体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历史思维品格或历史思维内质特征的内化。在历史思维能力的形成中，学生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空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