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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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詹姆斯・密尔；功利主义；代议制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4.079
1詹姆斯・密尔及其著作
提到詹姆斯・密尔大家可能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对其子约翰・密尔比较熟悉，詹姆斯・密尔是约翰・密尔的父亲，所以又被称为老密尔，詹姆斯・密尔（1773年-1836年）是一位生于苏格兰的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政治和刑事改革者，在当时的社会有很高的声誉，他是一位著作颇丰的思想家，但不像其子约翰・密尔那样有自己的传记。老密尔的思想的可以从他的书中体现出来，其功利主义思想是詹姆斯・密尔的主要的成就，继承和发展边沁思想的同时，对功利主义思想又有自己观点，主要体现在其教育篇和政府篇以及立法篇的论文中，另外他还着有《英属印度史》，同样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为以后在印度事务部谋取职位的钥匙，也是改变其子约翰・密尔的殖民地观的作品。以及收录在詹姆斯政治选集的作品有《政府篇》、《教育篇》、《论出版自由》、《投票选举》等，表达了詹姆斯密尔的思想和政治观。其作品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
2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近代兴起的一种追求最大快乐的思想，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人物是杰里米・边沁。边沁同样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他又汲取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家那里汲取人道主义的和政治学理论的思想。把谋求人类的幸福，当作功利主义哲学的主要的任务，创立了功利主义。同时期的詹姆斯・密尔要比边沁的年轻的多，边沁可以说是老密尔的老师和伙伴，在1808年密尔遇到了边沁，密尔的由于经济上不宽裕，受到了边沁的接济和帮助。两个人很快结成思想上的盟友。具有享乐气质的边沁认为，“去苦避乐”是人类的行为的必然目标，他的功利主义主张应该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从而减少痛苦，公共的利益是由个人所构成的，根据边沁的观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人的最大的乐。而密尔不完全赞同边沁的观点，在其基础上延伸了功利主义，密尔对纯粹的享乐并不看好，他和柏拉图一样把快乐分成不同的等级，认为是通过思考的理性的快乐要高于感性的快乐，经过社会的思考达到的幸福要高于单调的享受主义。
3政府论中的功利主义
密尔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行为是受到动机和利益驱使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功利主义思想的表现，人类之所以要组织政府，就是人民有自私的一面，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如果没有政府和法律的限制，人们就会损人利己造成痛苦，就违背了功利主义的原则，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民谋福利，政府和法律的作用在于界定人的权利和加以保障，来限制人的行为使之不伤害他人的利益。密尔把现实的利益看成是政府的目的，确立一种政府的有效的体制来保证现实的利益。这种方式就是代议制，如果说没有这种体制，一旦权利掌握在一个阶层或者个人手中，就会不受限制凌驾在社会之上，通过各种方式来剥削劳动人民，那些上层的人占领劳苦百姓的利益，他们的生活因而变得更糟，完全没有幸福感可言。即使在直接的民主中，公共的幸福也没有扩大，因为由于他们所统治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从生产劳动中扣除掉了。因此单一的政府形势存在着靠自己的权利占领别人劳动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建立防范的机制，避免权利走向政治的腐败关键，又能保障人民的最大的幸福。
首先代议制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也能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代议制把一切人民认为是重要的公共事务都拿出来讨论，他们通过讨论使得公共事务接受监督。这种舆论自由增进人民政治的知识，讨论争辩，是代议制主要的形式，代议制的生命力就是存在自由讨论之中的，通过关注和讨论公共事务监督和控制行政是代议制的主要的智能。在但是代议制本身是无法完成这一职能的，没有人民有效的舆论和感情上的支持，行政当局或者是党派很容易把代议制放在一边不管不问。密尔的著作《论出版自由》（Liberty of Press）作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在该文中，詹姆斯・密尔从个人和政府两个纬度探讨表达自由问题，认为出版自由是防范政府权力滥用、保障个人权利、推动代议制民主的重要途径。出版的自由是监督政府滥用权力有效的机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也不会有知识普及，也不会有人民觉悟的提高，同时为了保证代议制政府的公正和廉洁。教育与培训
密尔认为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教育能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人对利益获取的更好的手段，同样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政府是由个人组成，政府和个人是相辅相成，政府有助于增进人民的良好的品质，增进大众人民的知识和道德的提升，政府要利用本身良好的品质来实现正确的目标，其行为本身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本身，既然政府是有个人组成的，同样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那么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篇中的重要的内容。密尔把公共的利益看成促进人民智慧和美德。把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做了描述，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人民能够习惯于捍卫它时，权益才能被重视。人民各项权利不能只写在纸上而在实际生活却得不到履行或反遭践踏，所以还要相应的捍卫权利制度。只有人们有维权意识，只有人们的权利落实了，智慧和美德才能得到促进。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道德才能实现政府更好的促进社会繁荣，社会繁荣也不是某个人的个人事业，它是全体人们的事业，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好的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社会上所有人，让他们自由地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去创造财富从而使人民获得更多的幸福。
4结语
詹姆斯・密尔的著作深深的反映了他的功利思想，有理性的追求快乐，在一定道德的原则下，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在其政府篇中也同样蕴藏着功利主义的色彩。密尔的思想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英国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表现了功利主义开始在从政治上权利范围的界定，实现利益最大化和追求幸福和扩大民主有机的结合起来。老密尔的政治思想对其子影响很大，为其功利思想的发展和《代议制政府》写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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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2篇
中国典籍中自由多为“任意”的意思，且含有一点贬义，如《后汉书》有“兄弟权要，威福自由”之语。在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母对焦仲卿之妻说：“次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这里的“自由”则是训斥之语，是违背礼法自作主张之意。在古希腊，自由就是在世界上的自主选择性，是对必然所安排的必定如此状况的超越。柏拉图认为，人在尘世中得到的自由是十分有限的，而这有限的自由也是要通过人对理念的认知和遵从，即对至善的必然律令的认知和遵从来实现。而德谟克利特则持原子论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物质的抗击、运动和撞击就是这个必然性的实体。”人在必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服从必然给定的宿命，不能超越必然的安排，而一切关于自由的言说都不过是受着感性世界诱惑后产生的想象。
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自由的阐述各有不同，但是，这与今天政治学和伦理学探讨的自由概念却有不同。大多数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认为，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起源不能追溯到古代，而应该确定在17世纪，确切地讲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而英国是自由主义的故乡，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对于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霍布斯（1588―1679年） 一向被视为君主专制主张的提倡者，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王党政见”，把“利维坦”亦作为对专制国家的代名词。然而有意思的是，寻找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就绕不开霍布斯。
霍布斯设定了一个自然状态，在这一自然状态中，人们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也即所谓的自由，而这份自由就是人们都能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以保全自己的自由。然而，人们在彼此拥有这种“自然权利”的同时也构成了对“自然权利”的否定。因为，处于这一状态之下的人们，由于猜疑、竞争、虚荣等情感因素的驱使，变得尤为野蛮、残暴。 他们之间相互欺诈、不信任，而且各自为战。霍布斯说：“人性竟然会使人们如此彼此互相离异、易于互相侵犯摧毁。”在这一自然状态下，每个人死于非命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犹如狼与狼之间的战争状态。因此，人们整天生活在对暴力死亡的恐惧之中。正是这种敌对的、战争的状态，霍布斯认为成立国家以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也就成了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的目的所在。
自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
霍布斯所处的年代正值英国近代历史上的战乱和动荡时期，他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因此，安全和秩序成为其政治理论的最高价值诉求。在他看来，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忍受政府带来的种种不便是他唯一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的这一思想虽然招致很多人的强烈反对，但后来的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设计制度时，基本上都对人性做了霍布斯式的假设。比如汉密尔顿在为1787年美国宪法做宣传和辩护时就认为人是“野心勃勃，存心报仇而且贪得无厌”的，他说，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以赛亚・柏林在其代表作 《两种自由概念》 中指出，自由概念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消极的”自由，指个人能够免于外在干涉而径自行动的范围;一种是“积极的”自由，指个人实现自主行动的能力和程度。他进一步指出，消极自由是英美式自由主义的核心，而消极自由的概念即来源于霍布斯，霍布斯认为“自由这一语词，按照其确切的意义说来，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种障碍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一部分做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力量，但却不能妨碍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理性所指出的方式运用剩余的力量”。只要一个人能够不受外界的阻碍，按自己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是自由的。而如果阻碍是其内在原因引起的，则并不能说他不自由。就像水如果没有外在堤岸阻隔可以任意流淌时，我们可以说水是自由的，但若水不能从低处流向高处，这并不能说水不自由，因为阻碍来自水自身的原因。
契约的目的是保障自由
与霍布斯一样，洛克在演绎自己的政治自由理论时，也有一个自然状态假定。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洛克的自然状态却是一个自然、和平、共享的状态。在洛克看来，在自然状态下，“无论是就自然理性”还是“就上帝的启示来说”，人都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即人类与生俱来地享有着生命、自由、平等和财产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他人是不能加以干涉和剥夺的。倘若有人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违犯了自然法，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然法对其进行惩罚。
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在签订契约时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同意服从政治权力的承诺，者产生之后，个人就将毫无权利可言，而在这一点上，洛克表现出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态度。洛克认为，契约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只是为了避免可能不利于个人自由权利的种种缺陷，人们才组建政治国家，把惩罚权利让渡给一个共同的尊长――国家，由它来裁判人们之间的利益争执和冲突，而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基本的权利依然由个人予以保留。国家、政府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存在，即消极地维持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确保进入政治社会的个人积极而安全地享受着属于他的自然权利，这就是国家、政府唯一的也是最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洛克提出的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并非霍布斯所言的最终的同意，而是一种“持续的”同意，在政治国家中继续有效。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持续地表达自己的同意来维护权利，防止政府的专制。现代民主制度中定期地举行选举所依据的正是这一理论原则。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谭嗣同教育思想;当代大学生;启示
一、谭嗣同教育思想的渊源
1.深受名师启发，辱中觉醒，并掀起了一股西学浪潮。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在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自少即有爱国思想、鸿鹄之志。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言语妙天下。1877年，谭嗣同师从涂启先，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典籍，并接触了格致学、算学等自然学科。此外，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思想也备受谭嗣同推崇。2.游历经验丰富。此外，谭嗣同还爱好游历，数十年间，来往于湖南、湖北、陕西、新疆、台湾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尽管谭嗣同早期的游历生活是因为父命，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游历机会，才催生了谭嗣同的维新思想以及后来的《仁学》创作。期间，一方面他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贫弱进一步激发了谭嗣同心中爱国的热情，坚定了他爱国救亡的信念。在游历过程中，谭嗣同还结识了不少佛家和西学方面的饱学之士，这使其眼界大开。在他们的熏陶下，谭嗣同潜心读书，知识与日俱进，思想日臻成熟。因此，谭嗣同的整个思想体系，很明显地留有佛学和西学的烙印，其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二、谭嗣同教育思想概述
1.学问保国的教育观。自1895年中日爆发以来，我国民族危机不断加重，帝国主义掀起了一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杰出代表，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他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提出学问保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弱民穷，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是因为人才零落，所谓“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欲讲富国以刷国耻，莫要于储才”“培植人才，为自强本计”。因此他得出结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育，教育是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为此，他不辞辛劳，躬行实践，对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例如，在湖南，他鼓励兴办学校，创立《湘报》《湘学报》，并建立浏阳算学馆。这些不但成为学校变革和建设的典范，它所带来的维新气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湘人的视野和湖南学界的新风气，使广大民众能够深入地了解学习新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当时反对旧式封建教育，提倡新兴文化教育上，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谭嗣同这个后来者毫不逊色，教育救国是谭嗣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2.中西互通、继承兼容的教育理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使用的是科举取士，即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等，这就决定了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学生灌输“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等儒家思想。不可否认，在儒家经典里面，凝聚了许多哲人思想的精华，而且，相较于爵位世袭，科举取士确实为统治阶级、为朝廷招揽了大批人才，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到了清朝末期，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传统封建教育内容的弊端，科举取士的没落性和腐朽性显露无余。《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大厦将倾的清王朝而言，仅仅靠“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熏陶出来的人才，是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把教育的目光转向了西学。西学作为实用性科学，在很多人眼里，被认为是救亡图强的必经之路。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忧国忧民，崇尚教育救国，而且学贯中外，自然也会将教育救国的眼光投向西学。谭嗣同认为，西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一环。但西学博大精深，名目繁多，因而主张将西学中的数门学科分门别类，由学生各选一门以学之，以更好地将西学落到实处。他提出，考生“必须真精通一门（西学）。始得考取，不兼西学，虽制艺极工，概量不录”。他在浏阳算学馆、中华女子学堂和时务学堂的课程体系设置上，提出在必须开设格致学、算学等自然学科外，还必须增设外国语言文字一门。可见他对西学的推崇。不同于一般有识之士的是，谭嗣同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思想，是捆绑人们手脚的镣铐，封建落后的科举制度更该废除。但在传统文化中、国学精华中蕴含的求索精神、爱国情怀、经世致用、勇挑重担的品格，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感是应该继承的。沟通中外，海纳世界，同时在批判中继承传统国学的精髓，兼容世界文化的精华，谭嗣同在把维新变法的理念融进教育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3.稽古振今，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两眼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动写照，也是许多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科举制下，教育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求取功名。谭嗣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经世致用，也就是“实”，让每一个读书人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稽古振今，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其实也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体现，和他的学问保国教育观一脉相通。4.重视德育，以德化人的教育思想。谭嗣同深谙德育教育的重要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读书的目的在于“济世安民，以天下为己任”。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清王朝风雨飘摇，民族危机空前绝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挽大厦于即倒，救民族于水火，需要一大批具有圣贤豪杰的高尚品德，敢于担当，勇于为国献身的英才，而这又离不开德育教育。关于德育，谭嗣同提倡以圣贤豪杰之品德，育经纶天下之英才。他认为学生应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善于自理其身，达到“大无畏”的境界。他开办的时务学堂里，就培养出了后来像蔡锷那样的品德高尚，意志坚定，济世救国，捍卫共和的奇才。他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感染了许多后来的志士仁人，实践了自己以德化人的德育思想。
三、启示
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对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言，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1.紧扣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魂。谭嗣同一切的教育思想都是构筑在学问保国的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是谭嗣同教育思想的灵魂，是核心部分。当时代的巨轮驶进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的富强使每一名中国人为之而自豪。然而，个别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失误。昔日，志士仁人忧国忧民，从落后挨打的惨痛现实中试图走出一条学问保国、富国强民的变革道路，这是一种艰辛而酸楚的爱国。今天，大学生们身处伟大的时代，肩负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时代不同，但历史赋予的使命相同。如果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缺失了爱国主义教育，丢掉了爱国之魂，将何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何以完成复兴中华的宏图大业？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有多种，铭记历史是一种爱国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也是一种爱国教育，重拾儒家经典、国学精华也可以是一种爱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应浸透于大学学习的任何一门功课，贯穿于大学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2.继承传统美德，崇洋而不。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功不可没。西方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管理模式，一切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优秀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定地学习，闭关锁国的回头路我们决不能再走，这是近代中国惨痛的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但是，开放国门的同时，也有一些与传统美德相悖，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西式思潮裹着潮流民主的华丽外衣泛滥于中国大地，盛行于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生的灵魂。在传统与“新潮”，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面前，如何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东西的同时，过滤掉一切不良的思潮？这是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中绕不开的问题。在谭嗣同的教育思想里，中西互通、继承兼容是他变革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同时，应批判地继承传统的文化。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进入网络信息时代，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大学生，已不可能再是井底之蛙。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增强免疫力，洁身自好，抵制各种视觉和功利的诱惑，崇洋而不，应成为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3.脚踏实地求知，做社会有用之才。谭嗣同的经典教育思想是“经世致用”，也就是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服务于社会。大学本是学习知识的殿堂，淬炼人才的熔炉。然而，有些人一进入大学，便开始不思进取，混日子，捞文凭，四年光阴虚度，未来人生迷茫。毕业后，又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好高骛远，叹息找工作难，埋怨社会之大，却没有给自己留下能够奋飞的位置，不知道从自身寻找原因。所以，正确引导大学生规划人生，制定目标，不空谈，不死读，脚踏实地地学习真本领，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知识，是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将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他们才会闪耀出自己灿烂的光辉。4.平等相处，友爱待人。平等、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墨家“兼爱”思想的体现，和西方现代的民主、民权思想是相通的。谭嗣同摒弃尊卑，开办女学，这种教育思想里显然蕴含着平等、民主和友爱的思想，是我们今天大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所必需继承和坚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看到存在于大学生生活中的矛盾点，教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矛盾，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加入“平等”“友爱”的元素。5.加强德育工作，坚持以德化人。谭嗣同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启示是大学要重视德育教育，要以德化人。“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运用道德力量鞭策人们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谭嗣同十分重视德育，并以他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歌，激励了许多后来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国捐躯。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如拯救“东方之星”潜水乘客的当代大学生官东、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立平等，他们的英雄事迹可以激励今天的大学生树立复兴民族、为国献身的理想和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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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4篇
这个看起来又高深又无聊的专业都学点啥？
如果你仔细品读的话，思想政治教育开设的科目在整个人文学科堪称经典。这是一门彻彻底底给你文化和思想功底打基础的专业，基础到了看起来几乎没什么用处的程度：普通心理学、基础统计原理、教育学原理、中西政治思想史、近代思想史、哲学基础、教育方法论、社会学原理、公共关系原理、教师口语、法学概论等。
同时，它还涉及以下几个专业的基础课：法学、行政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国际关系、思想史、哲学等。
读这个专业期间会发生什么？
和其他专业一样，你会遇到校园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自己独特的成长。但和这门专业有关的事大概有三点：
（1）你平时会很无聊。
人文基础课本来就很无聊，而课程的有趣程度又取决于给你上课的老师。平时基本没有什么作业，整个学期下来最多也就只有几次。
（2）如果你平时真的很无聊，那么你期末会经历炼狱般的痛苦。
根据不同风格的老师，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风格的考题，反正考社会学的时候我是被题目无聊到快睡着了。该专业考试有两种应付策略：考前两周开始通宵狂背;平时上课时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弄懂并且多跑图书馆多读专业书，有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拦住老师请教。
（3）如果你也不担心考试的事，你平时真的会很闲。
这门专业挂科的情况相对较少，所以有些同学确实不觉得上述的考试有什么痛苦。当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段清闲的时间，就是你必须要去规划的事。
部分学校会开设第二专业，认真学习拿个辅修学位，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有用，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另外，我身边许多同学从大二就开始考教师资格证、计算机证、各种语言类证书等。毕业的时候，手上拿着这些一个能适应教育、行政、政府不同企事业单位的正式学位证书和资格证书，那自然就是你大学合理利用空闲时间的最好回报。
读完之后我会怎样？
思想政治教育除了长相有点随意，在众多文科专业里，它比历史学、哲学好找工作，比社会学、法学轻松，也可以说比经管类学习的范围广阔，比语言类实用，所以总体上其实是门性价比挺高的专业。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民主理论；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85-01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一一古代民主理论
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思想当中。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希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都对希腊民主制度进行了论述，在后世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雅典政体中，民主集中体现于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等两个方面。全体公民大会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机关，同时具有人事、行政、执法、军事、财政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决定权。在古希腊文明消亡后，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并没有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被延续下来。古罗马创造了不同与雅典民主制的共和制度，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民主思想，都受到当时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实践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具有单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些思想仍然作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发端，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借鉴与经验。
二、欧洲中世纪一一中世纪的民主理论
公元五世纪时，欧洲进入了被称为“黑暗年代”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早期的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神学思想中的自由与民主；在后期的民主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人们反抗封建神权统治而提出的理论当中。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家和其理论主要有，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国家起源和目的学说，法治思想；马基雅维利则提出了共和政治思想。法国的莫奈提出“两种契约”论，即君王的产生系根据上帝与君王、人民之间的契约，和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契约。人民全体高于君王，人民有选举和废除君主的权力。
整个欧洲中世纪时期，虽然处于神权和君权的之下，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架构却已经出现。
三、近代社会民主理论
在西方近代民主理论方面，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社会契约理论和代议制理论的发展。
（一）社会契约论。
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家梅因曾作出这样的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契约论，即由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在自然法的引导下自愿约定组成国家的学说。在社会契约的框架之下，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从而获取契约自由；社会契约论是国家和法的起源学说，同时也是西方民主理论立论的基础。它主要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社会契约思想得以产生并发展的一个基础在于自由平等个体的广泛存在，正是由于自由个体的存在，人们才能遵从自然法的引导，自愿约定，放弃天然自由，从而组成国家。
（二）代议制理论
“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不需要由宪法本身给他们以这种控制权。”密尔提出，代议制民主的实质是全体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们行使最高的控制权。他系统地分析了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及其容易存在的弊病和危险，对代议制民主的议会、行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四、当代民主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经典民主理论所暴露出来的无法圆满解释西方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看到了“多数人统治”在社会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最后还有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变迁与发展也显示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万试万灵，它与各个国家本土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有着极大的关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有别于经典民主理论的民主思想。其中代表性理论为，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参与民主论、协商民主论等。
（一）精英民主论
精英民主论认为：普遍大众的政治理性是应当受到质疑的。国家的完全归属于大众的政治状态基本只能成为人类在追求民主这一过程当中难以触及的美好理想。精英民主理论的立足点就在于肯定社会成员间个体的差异性，每位公民与生俱来能力的差异，以及在社会中所占有的政治、经济等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社会中精英分子的出现，从而决定了在政治社会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统治的必然性。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6篇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现实主义 发展脉络
一、现实主义的思想底色和理论渊源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国家历史和传统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土壤。从古希腊时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们都对战争、权力、利益、冲突、和平等现实主义论题进行过独到而精彩的论述，后来的现实主义者们继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并提出分析国际政治现象的假设。
（一）修昔底德的权力政治论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历史学家，被誉为现实主义之父，更有甚者将修昔底德称之为“国际政治学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腊城邦时期两个强盛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冲突，为我们揭示了势均力敌的城邦争权夺利的斗争本质。在分析战争起因时，他说：“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国家间关系的表述中应该包括这两个意思：第一，人性（恐惧），这也是国家本性，一方恐惧另一方实力的增长，导致了战争；第二，国家追求权力，新生大国、后起之秀渴望权力，守成大国、老牌霸主要保持权力，继而引发冲突。
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雅典作为当时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与当时的弱小国家的米洛斯人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这场辩论突出了“胜利即正义，强权即公理”的理念。“整个辩论中，雅典人因为拥有强大的权势，根本不将资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们极其冷静地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实力和强权。” 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国际政治的逻辑，即追逐权力和利益，这为后来的国际政治思想家们特别是现实主义中权力政治理论和国家利益论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二）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
欧洲中世纪晚期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当属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正值人文意识萌发、神权光芒大打折扣的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君权神授”已经失去它的光泽，如何加强和巩固君王实力，成为了马基雅维利所要回答的问题，现实主义学派吸取了其道德观念和自我利益说。
在其最为人熟知的《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套增强君力和加强国家集权的政治学说，宣称君主的道德即是捍卫国家，为了国家可以不惜一切。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狮子和狐狸的结合体。君王必须像狮子一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统治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应当像狐狸一样灵活变通。马基雅维利并不区分君主与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论述中，君主必须代表国家，二者是一体的。“只要君主认为是国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背信弃义。同样，如果他的承诺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君主就没有必须遵守的义务……君主的行为之遵从国家利益的要求，无须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在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从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
霍布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西方政治学奠基人之一。他对国际政治的主要贡献是他的自然状态说。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利己的，每个人对权力永不满足，有着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个人都要追求权力，那么互相竞争、互相猜疑、彼此为敌就不可避免，从而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 为了避免人在这种战争状态中，相互毁灭、走向灭亡，霍布斯提出人们让渡自己一部分的权利，订立契约，建立利维坦式的公共权力机构，以此来保障人的安全。在国际层面，霍布斯认为：“现实主义所描述的世界类似于自然状态，但他又对建立世界帝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在这个等级秩序中，最高权力属于君主。”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构及其嬗变
（一）卡尔：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奠定现实主义基础
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从人性善的价值判断上出发，认为人是乐观向上的，强调普世的道德原则。他在对一战的反思中提出了实现人类和平的十四点计划，“重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作用，主张自由贸易、民主体制和民族自决，由此主张建立国际联盟。” 威尔逊认为，正是权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则，成为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了避免出现一战惨剧，必须“以新代旧”，倡导在普遍道德指导下、以集体安全原则来处理国家间的安全问题。
1939年，爱德华·卡尔针对当时西欧战争乌云弥漫的氛围，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机》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机》旨在反击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卡尔还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普遍的道德原则很难界定，国际舆论也没有统一标准，国家间利益冲突更是国际政治无法回避的问题，无法通过道德途径来解决。他清醒地认识到，威尔逊学派的理想主义思潮“掩盖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将‘应然’误认为‘实然’，将理想的世界当作现实的世界”。 卡尔的国际政治思想是符合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些思想只是卡尔在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没有提出理论体系，因而只是说他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科现实主义的基础。
（二）摩根索：构筑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
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汉斯·摩根索。其《国家间政治》一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他提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获取权力才能得以实现。尤为重要的是，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摩根索提出了经典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分别从人性、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权力的特性、国家的道德法则及其特殊性和论述现实主义的学派建立的角度，构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这六项原则成为了现实主义看待国际社会和行为体关系的基本原则。
摩根索从人性本恶的哲学判断出发，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总是希望通过权力控制另一个人，来满足他的私欲；国家遵循同样的逻辑，对外具有扩张性。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是现实主义学说的前提。一般来说，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强制力机构，但在国际社会，却不存在一个公认的赋权的中央权力机构，这种权力真空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身处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它造成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在这一无政府状态中每个国家都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种依靠自我保护的自助体系。国家的利益体现为追求权力、保持权力和扩大权力。一国要追求与其实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则将为危及国家安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因此被称为“权力政治理论”。此外，摩根索总结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第一次论战，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沃尔兹：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新宠，其代表作为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吸收和继承了权力政治说的相关论点，其理论的核心仍然围绕权力展开。只不过在理论假设上，沃尔兹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认为，人性是无法来进行衡量和推测的，因而他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有关人性恶的哲学分析，转而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前提。这就淡化了国际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学意向，开始从体系层面中的现实来看待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第二，权力并非是国家的目的，而是国家为了达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断中，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利益围绕权力展开，追求权力、保持权力、扩大权力是国家的利益所在，而现实主义指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了寻求安全，注意和应付可能的威胁，因而有可能运用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在沃尔兹看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单位层次，实力强劲的大国构成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国际体系是国际结构层次与单位层次的互动。国际体系是否稳定、国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动，与国际体系结构有关。在国际政治互动当中，体系层面的结构是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也就是说，结构层面的大国实力大小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对外行为。
沃尔兹对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修改和补充，尤其是结构-单位层次分析方法，使现实主义理论成为了一种科学化程度较高、高度简约的理论，因此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他的结构-单位层次分析法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后来的科学行为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激起了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场大论战。
（四）现实主义的新气象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米尔斯海默为首的国际政治学者结合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体系的观点，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一国最重要的目标，国家为了谋求生存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以确保安全，实力越强，其自身感到越安全。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对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寻求权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与对手的竞争力中力求使权力损失最小化，即国家采取对外战略来防止他国权力的增长，以减少对己威胁，保障自身安全。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范文第8篇
全书篇幅宏大，分为四部分，分别论述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般发展过程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作者表示，“社会治理实践总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治理理论展开的，而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是各种人性理论或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肯定会涉及各种人性理论和全整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假说”（第572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作者在架构全书脉络时给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即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治理，“始于让・博丹，并迅速转向托马斯・霍布斯，继而转向整个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等不同阶段的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作系统的整理和评价，最后把研究重心落实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上来”（前言第2页）。
首先，作者追溯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线索，第一个登场的人物是近代学说的创始人――让・博丹，我们于是读到，“是治理的前提，治理术正是为了达成之下的公共利益”（第9页）；霍布斯从博丹那里接过“”之棒，借助《利维坦》展示了和人权的张力；继霍布斯之后，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以《圣经》来证伪封建制度的合法性，进而解读人民与政府的契约关系；随后，在苏格兰大地上，休谟呐喊着“情感”在道德区分上的地位，将哲学引向常识；斯密则高举着“同情”大旗，呼唤对等的正义，启示人们反思社会治理所需的“人道、正直、宽容和公共精神”；在稍晚一些的欧洲大陆，黑格尔思索如何让社会底层享受真正的自由，设想出了超越一切特殊利益的普遍阶级即官僚阶级，当国家建立之后，人们追求着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乡镇自治和地方民主以后得出了“维护美国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是社会中间力量的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张国清借此指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而不是挤压或排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强大可以抵消国家行政力量的不足”（第150页）；如此等等，作者围绕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一核心论题，一路细细道来，把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有关社会治理的见解阐述得全面而彻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从近代跨入现代，韦伯的“政治成熟”命题带领人们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的大讨论。作者表示“近代国家之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官僚制的建立”（第155页），然而“官僚制没有解决人类的精神归属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第166页）。面对分裂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柏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多元论，关注“善”与“善”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波普尔则看到国家既是必要的又是极端危险的恶。当这种恶变为极权政治时，我们尤其要保持警惕。他于是提出了开放社会理论。杜威则设计了一种民主社会，以实现“人类追求更高价值的能力”。实质上，杜威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强调的是政治构架中的基层民主。张国清认为，“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思想已成共识，杜威是这种思想的较早倡导者。但是，社会治理必须考虑一些潜在问题，比如权威与自由，效率与参与”（第312页）。
再次，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理论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也由此展开。作者表示，“探讨人性是探讨社会治理理论的前提”（第572页），围绕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哲学家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个人权利应得理论。功利主义者虽然与罗尔斯持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承认人际差异，但是功利主义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面对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利科关注善与善的空缺，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则试图解决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当面临忠诚和正义的纠葛时，罗蒂表示，真理导致进步，忠诚促进团结；萨特则将社会批评者描述为孤独的“流放者”，但“从根本上来说，忠诚与社会批评的关联度是通过正义的目标以及正义意识的运用来加以调节的”（第473页）。正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中，这些哲学家引领我们去思考、自愿、正义、忠诚等关涉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最深刻的价值诉求，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诸多重要思想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得到一一呈现，拓宽了我们认识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视野。
最后，正是在构筑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之后，作者试图厘清什么是社会治理，讨论社会治理的主体，探究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发生的深刻转变，进而由理论的梳理回归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分析当下社会治理的现状及走向。作者尤其关注社会治理中的基层治理，认为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需进一步落实完善基层的协商民主制度。而在讨论了政治娱乐化趋势、极端化现象与公共危机之后，面对社会治理的未来，作者提出要“将个体从自然的穴居者造就成文明的栖居者”，以善治为目标追寻一条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
当然，《社会治理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否把分析“理性利己主义”的第一人――斯宾诺莎，煽动领导权、提出“社会构成”概念的葛兰西以及探究极权主义根基并提出“平庸之恶”的汉娜・阿伦特等重要政治哲学家也放入整个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论述会更好些？这些思想家的缺席或将使读者丧失一些反思社会治理的独特视角，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其次，作者的讨论在转入当代时随着主题的深入而有所重复。囿于作者的研究方向与擅长领域，作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着墨最多而略显繁复。诚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否有必要在关涉如此宏大的主题之下，占用全书近1/7的篇幅来谈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值得商榷。再次，作者设定此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遂从近代到当代梳理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这点毋庸置疑。但在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脉络及实践时，作者也将起点设定至近代值得商榷。毕竟欧美的建国历史与中国的建国历史存在差距。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如果能在第四编的开篇有独立的章节讨论中国古典哲学，将会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现状有更为彻底的理解，或将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有更为深刻的启示与助益。最后，书中言及“在今天中国社会治理的科技环境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同步，已经不再存在社会管理科技手段和理论观念方面的障碍”（第646页）。作者提出中国社会治理环境已与西方完全同步这一观点值得商议。
尽管笔者对上述问题持有异议，但《社会治理研究》无疑为读者探讨社会治理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提出“一个主题，两条路径”的研究方法，在众多社会治理研究中脱颖而出，对社会治理思想史的脉络清晰可辨，为梳理近代以来主要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便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