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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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诚信观
一、引言
“诚信”是我国延续千百年来的财富和美德，同时也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当代大学生只有秉承诚信的理念，才能在学习和成长中形成自己的健康人格，为未来回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信”的理念贯穿了我国的儒家文化，孔子曾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古至今，“信”的文化理念是支撑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门的开放，近年来我国的诚信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前有一些高校学子在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时，忘记甚至抛弃了“信”，为自身未来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所以，怎样才能发掘我国儒家文化中的“信”，对高校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二、儒家文化中的“信”
“信，诚也，从人言。”这是古人对于儒家中的“信”的释义。从文字构成来看，“信”由“人”和“言”组合而成，这也反映出古人对于“人言为信”的推崇。儒家中的“信”含有两种意义：第一是口中之言和心中所想应该一致，也就是“信，言合于意也”。第二，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所言应一致，也即是“言必行，行必果。”在《尚书》中，便反复提到对“信”的渴求，“尔无不信，联不食言”。而在《诗经》中，更加对“诚信”进行了歌咏，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名句。“信”的理念出现最多的是《论语》中，著名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等便出自这里。孔子十分注重对于弟子进行“信”的教育，孟子则将“信”作为“五伦”之一。由此可知，“信”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精华。在当代，“信”的准则更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必要准则。
三、儒家文化的“信”
含有高校学生诚信观的教育资源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高校的诚信观教育，可以从儒家文化宝库中汲取丰富的资源。
（一）“人无信不立”与大学生的做人诚信
在儒家文化中，诚信是“立身之本”。人与人只有构建出互信纽带，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可知诚信是自古以来的做人准则。儒家文化认为只有重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严格要求，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诚信的人，臻于“君子”的行列。在当前，这些观念并未过时，反而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是对高校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宝贵遗产，有助于使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构筑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格。
（二）“质直而好义”与大学生的学术诚信
“内不自诬，外不诬人”是古人对于严谨治学的标准。如果明明了解某个事物却在人前隐瞒，就是对他人的欺骗，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损失。孔子在治学方面则对“考究真伪”十分注重，一方面呼吁严谨治学，另一方面也亲自躬行。孔子认为对于那些似乎人人都认同的观点，应该查阅文献进行严谨的考证，避免说出错误的话。我国的高等教育重视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就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质直而好义”的理念，并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高校学生在学术诚信方面，应该以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和学术成果，培养健康的学术习惯和科学的学术理念。
（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大学生的经济诚信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合理地追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被人们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是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的方法追求利益的，但必须遵循“取之有道”的原则，对利益不能无限制攫取，更不能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追求利益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善恶的属性，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则十分关键。在市场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中，只有追求合理的利润，一个实体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假如将全部的目标都集中在获取利润上，忽视了对社会的回馈和经营的诚信，就会舍本逐末。
四、以“信”文化塑造大学生诚信观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代年轻人为之付出努力。而“信”文化作为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是当前实现诚信教育的宝贵财富。
（一）以儒家“信”文化塑造诚信人格
“信”文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做人处事的道德要求，一方面是社会的发展基石，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的成败关键。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形形的各类信息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观点不断更新，这些现象很容易使甄别能力不足的学生眼花缭乱，形成浮躁的心理，忘记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不少高校学生在学习方面丢弃了诚信，不在推崇严谨的治学理念。高校应该有意识地宣扬“诚信治学”思想，使学生能够被正确的治学观所影响，以端正的认识和踏实的态度，提升自己的素养，塑造健康的诚信人格。
（二）以儒家“信”文化建立市场经济诚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孔子的利益观，孔子倡导人们以节制的方法适当地追求经济利益，尤其应该杜绝以不择手段的方法攫取利益的行为。这可以说明儒家的“信”理念对于利益的“诚信”思想。在当前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中。一些经营者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迷恋，丢弃了诚信经营的责任，经常见诸报端的“毒奶粉”、“过期月饼”等现象便是其外在表现之一，很多从业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惜损害他人的健康，威胁他人的安全；不但从商者如此，从政者亦是如此，一些官员做不到“诚信为本，服务社会”，这才出现了一些家中搜出亿元纸钞的事件。具体在大学校园，部分学生为了争取奖学金而摒弃了诚信，编造事实欺骗学校。结合儒家文化的“信”，应该使高校学生明白追求正当利益是所有人的权利，但是只有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争取才是值得提倡的，只有培养起良好的市场经济诚信意识，才有助于走上社会之后做到“以诚立人”。
（三）以儒家“信”文化培养诚信交际
儒家文化中的“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渗透进对社会价值的追求中。“信”文化要求社会成员在追寻自身价值的时候，应该具备足够的道德与修养，从而使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在儒家思想里，一个人的发展，其终极目标是成为一个“圣人”，这是很多人毕生的理想。《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可知儒家文化倡导人们能够将“信”的理念与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统一起来，在内心达到平衡。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快速成长，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成型的时期，只有加强团队合作，培养自身的团队精神，才更加有利于未来的发展，而古人的“三省吾身”恰恰是当前人际交往中应该恪守的准则。当今社会是一个互联的时代，只有具备合作的精神，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高校学子处于这样的背景中，应该遵循儒家的“信”理念，将其作为自身与他人交往的信条，提升自己与他人的相处能力，以诚信来感染他人。
（四）以儒家“信”文化提升诚信修养
儒家文化中的“信”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随着不断的发展，不断吸取其他精华中的修养元素，来充实自身的思想架构，最终形成了个人对修养的追求准则。可以说儒家的“信”文化对我国民间的伦理产生了关键性的巨大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对修养的追求在孔子时代便已经提出，并且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承而被越来越多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到了孟子时代和荀子时代，道德修养的框架已经十分完善。这些思想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学生只有积极提升自身的诚信修养，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人与人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以儒家文化对于“信”的原则来教导学生做人做事的准则，应该以“谦逊之风”和“君子之风”来作为提升自身修养的标尺。
五、结束语
“诚信”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代高校学生应该秉承的美德。但在当前外界环境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社会道德出现了一些迷失，使得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种种诚信问题。用我国积淀深厚的儒家文化进行高校学生的诚信教育是很可取的一个方法。道德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青年大学生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每个人的中国梦。高校不但应使学生具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也应注重诚信教育，使学生成为全面成长的人才，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丹婷.广西高校大学生的诚信观调查研究[J].学周刊,2016(29):210-211.
[2]赵永明.重构“90后”大学生诚信观[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6):47-49.
[3]唐凯麟,贺才乐.儒家诚信传统与诚信道德建设[J].湖湘论坛,2012(3):41-44.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佛教中国化；和合；包容性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文化是儒学。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儒学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中A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和合”二字，“和同之辨” 肇始于西周末年的史伯， 他说，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均统一、和谐或掺和， 是以诸因素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动态联系。所谓“同” 指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或同一。“和”对于我们民族心理的形成具不很大的影响。“和” 的心理传统能休现出民族的特色。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融汇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长。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观点、思维方法，又被儒道学派所吸收，并逐渐融合成为北宋时期的哲学思想体系。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已经采取了中国化、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是以黄老释佛。如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释“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为明，是清净无为也。”东晋道安则以《老子》解《般若经》。安史之乱后，儒释道三教在思想观念上互相融汇。儒家在坚守孔孟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广泛吸收道家和佛教的心性之学，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往往在思想上具有二重性，即在政治上推崇儒学，在生活则出入佛老。正是这种对佛性的吸取，使儒学开始向新的理学方向转化。儒学接纳佛教义理，佛学也不断吸收儒学和老学的成分，使得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它们一采纳道家的自然主义为开端，又淡化出世色彩向世俗靠拢，尽量减少同儒家伦理的冲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僧徒以“人皆可以为舜尧”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伦理道德的， 而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规范归根到底是人的经验，人的社会需要的产物，而非外在于人的异已力量。因此尚德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即可以说是尚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伦道德的特点在对“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倡导中得到了体现。原始佛教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孝”道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说法，而佛教正是主张无君无父、绝嗣为木；中国的传统是视家庭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基本单元，而原始佛教则主张辞亲出家，视家庭为牢笼。于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外来佛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结果是，佛教逐渐附会儒家对孝道认可，直至对原始佛教背悖，与世俗凡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张扬孝道。在老学和儒学的影响下，佛教的外来色彩逐渐淡化。
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儒学吸取了佛教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有所建树；佛教的中国化，使其多数宗派具有了世俗色彩，吸收儒学中的伦理因素；道教则把伦理上的探讨与外在修炼方法相分离，从佛教和儒学中吸取营养，开始创立新的道教理论。这些都为五代宋元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
对于宗教来说，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为了永生的准备而已，而目的只在于虚无缥渺的彼岸世界的到达，目的只在于“出世”，现实人生是微不足道的。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肯定现实人生为前提的。一般来说，佛教宗教精神都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即“心”的作用，而且关于主体意识的分析比较细致，把“心”看做是脱离物质存在的绝对。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宋明时期形成的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其思维方式直接受到禅宗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所谓的“主体意识”论之外，还有“本体”观念。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佛教不但中国化了，而且也成为形成中国文化中新的思想体系的一种有影响的思想资料。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佛教在中国传入、发展的过程， 就是由神道到人道，对儒家文化认同、并为儒家文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的现世的人格主题非但没有被浸没而且通过宋明时期心性问题的阐发，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种吸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积极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内容与“和”的形式相统一为特征的，两者之间，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适应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通过“和”的机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丰富了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人”的文化。正因为有以“人”为主题的丰富文化，才使得中国屡经劫乱而文化不绝。
[参考文献]
[1]张晓华.佛教文化传播论.[M].人民出版社出版.
[2]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3篇
已经习惯了散漫工作环境的员工哪受得了严格的约束，虽然这些规定合情合理。有辞职的，有消极怠工的，有我行我素的，一时间，公司几乎进入了瘫痪状态。正在此时，一次酒会上我与李强结识，他谈到公司的现状，眉头结成个疙瘩。我给他的建议是：坚决“王左断臂”——把阻碍公司发展的员工果断裁减。这个大手术必然会伤公司元气，但为了长远的健康发展，必须如此，而后推荐给李总一套“法、儒、道管理想”。现在李总的企业已经走出困境，做到了两个全国知名品牌的东北区域总。
如今在管理中我们常遇到一些管理尺度与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和员工相处太过亲密，本以为可以和下属打成一片，方便管理与沟通，可结果却是走的越近，越难管理，失去了威信，员工随意妄为，有令不从；而严厉些吧，员工又觉得你很苛刻，产生了抵触情绪，依然工作效率不佳。 此时，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中国历史文化中流传积淀下来的智慧。我国传统文化丰富而高深，其中争鸣的诸子百家文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即具有很高地借鉴意义。其中主要代表有：法家、儒家、墨家、道家等。灵活运用则可打造一种和谐强大的企业管理模式与文化氛围。
在中国，儒家文化盛行了2000余年，一直为历代君王治理天下所用，而儒家文化更普及于民间。在我国历史上，乃至现在依然是大到治理天下，小到人际交往，无处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以仁德为本，和谐处事的思想观。在早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下， 更是把儒家的思想无形中发挥到了及至——能力是次要问题，而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就可以平步青云。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我们如今的企业管理当中。和谐关系，仁德载物，这种管理思想不能说不对，但运用这种理论思想的时机是否正确才是关键。事情本无对错，只是看是否做对了时间。
笔者之见是：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为及法度基础。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公司，最后达到道家“无为而治”的境界。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哲学。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秦国就是依靠法家的思想，训练出了强大的军队，统一了中国。法家提倡：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提倡人无高低贵贱，触犯法律则一律同罪；“定分止争”，明确物的所有权；“不法古，不循今”，推崇不断创新、改革等。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应用到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尤其是初创基业的企业，十分有借鉴意义。一个国家如果法律不健全，社会就会变的混乱，一个公司也是同样道理，若行事无法可依很快公司就会出现混乱，推委、扯皮、谋私、越权、贪污等问题会纷至沓来，而此时更糟糕的却是没有一个法度、规矩去管理。没有律法，即使是再轻的处罚，当事人也会觉得重，而且不满于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若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触及了这条高压线，自然就按规定处理，也就没人会有怨言，因为大家是接受了公司的规定后才加入公司的，所以，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要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严明合理的公司规章制度。
确立了严谨的制度后，此时除依法管理外，就要运用第二种思想——儒家思想。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与大家和谐相处，创造基于律法为前提的情感管理。做到以威，慑天下，以德，安天下。
待公司在以上两种思想下和谐平稳发展成熟后，导入第三种思想——道家思想。道家推崇“虚静无为”“无为而治”很多人觉得道家的思想有些消极，不适合用在管理上，其实道家的哲学内涵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力量。可以说是无人可以摧毁的。到此阶段，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强大的，高度智能的，不可摧毁的组织。
以上三种思想各有特色，但独立开来，便显出了缺点与不足，只有组合运用，威力才会强大，但切不可颠倒了顺序或过分强调某一种思想，凡事过犹不及。
过于依靠律法治理企业，容易造成员工忠诚度低，无归属感，甚至觉得不平等，受压迫，与公司貌合神离，完全是利益驱动。这样的企业一旦遇到重大的危机或困境极容易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而过于注重儒家的思想，又极容易导致像前面案例中提到的李总遇到的现象。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4篇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在经历了简单模仿之后，开始重视民族传统元素的应用。文章通过对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历史源流和核心意蕴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其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启示与应用。
关键词：
传统色彩；企业形象设计；五色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设计理念也受到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色彩作为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重要载体，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整合与创新。如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继承和应用传统色彩，实现基于传统色彩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国内企业形象设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统色彩文化概述
传统色彩对中华民族审美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华民族色彩文化中的“无色体系”，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对传统色彩文化综合影响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重要文化因子。我国的传统色彩文化起源于远古时期，不仅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是进行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元素。例如，原始人在进行狩猎和战争时，动物和敌人的鲜血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故而产生了对红色的原始崇拜。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西周时期，产生了“正色”与“间色”的概念。人们将不能由其它颜色混合得到的青、赤、黄、白、黑五种基本颜色定位正色，而其它颜色则为间色。人们逐步将五色与社会事物乃至文化观念相联系，不断延拓，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五色文化。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不同的文化代表派别持有不同的色彩文化理念，这些观点为中国色彩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又形成了佛家色彩观。其中，儒家文化注重色彩的象征性，将色彩视为人伦现象与“礼”相契合的象征色彩，并赋予色彩德行、等级、伦理、秩序等丰富的内涵。道家文化崇尚黑色和白色，认为这两种颜色并未刻意着色，体现出道家崇尚的自然之美。佛家的色彩观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注重对色彩感情的直接抒发，同时又糅合了儒家与道家的色彩理念，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佛家色彩文化。这些特色鲜明的色彩文化贯穿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对中国的服饰、绘画、艺术设计等领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对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启示及应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色彩作为包装设计的重要载体，面临着转同色彩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整合与创新。将传统色彩文化的内涵和象征意义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重视红色系的应用
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首先应该重视象征生命之色和红色崇拜的红色系的应用。这不仅是传统色彩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需要，更是红色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直到今天，在婚嫁和节庆活动中还需要穿红衣、挂红灯，足以说明红色是中国人的偏爱之色。因此，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要基于国人对红色的偏爱，将其与色彩的基本原理相结合，积极利用它与其它色彩的搭配原则，塑造具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形象设计。例如，红色与朱红和深红等同类色的搭配，可以彰显企业的高雅、文静、朴实的文化意蕴。
2.重视原色的应用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提出“原色”理论以来，“五色”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色彩文化观念。因此，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并不是指五种原色都要用到，而是指使用明度和纯度较高的几种原色。将原色理论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合理利用色彩的面积对比，以恰当的对比体现色彩整体的和谐美；二是利用色彩形状的对比，以构造适度的视觉冲击效果；三是利用色彩的位置对比，例如不同属性的颜色距离越近，对比效果就越强烈。总之，我们可以利用临近或互补色搭配、面积对比和位置对比，塑造鲜明的色彩感染力，延续我国传统色彩文化的独特魅力。
3.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十分重视色彩的象征作用，而这种象征作用的源泉就是色彩的心理效应，这也启示我们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时要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儒家将五色体系中的正色赋予尊贵的象征意义，而间色则被赋予卑贱的象征意义。同时，儒家还将色彩比附人的德行，用于暗示人的美德。现代色彩学也十分重视色彩本身的生理和心理效应，这种认识虽然于儒家色彩观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当然，重视在企业文化形象设计中的心理效应，并不是间色不能使用。例如，茶叶企业的形象设计就可以使用古朴的青灰色，再辅以文字和符号，凸显茶文化的内涵，并给人一种传统、醒目的心理效应。
4.重视无彩色系的应用
道家通过虚实、动静、黑白之间的阴阳相生相克的关系，来利用无彩色系来诠释色彩缤纷的天下万物，这也启示我们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对无彩色系的运用。现代社会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社会，但是，艳丽、繁华的五颜六色也会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基于无彩色系的企业形象设计，在现代社会可以避免囿于同质化，从而起到一种标新立异的创新设计。这种设计可以将现代设计理论和传统道家色彩理念相结合，摆脱色彩应有属性的束缚，显得更具自然、淡雅和永恒之美。当然，在以无彩色系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点缀一些面积很小，但是纯度极高的色彩，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总之，无彩色与彩色的相互作用和巧妙运用，对于丰富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色彩元素具有重要作用。
5.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
佛家十分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他们凭借对色彩的独特认识，塑造出富有异域特色的佛家世界。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需要色彩与图形相互配合。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更需要色彩与形状联袂，以抒发创作者的思想感情。此外，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还需要色彩与材质的合理运用，材质不同色彩所表现的情感也有所不同，合理运用色彩与材质，不仅可以创作出传统艺术氛围，还可以塑造不现代时尚气息。虽然设计作品本身传递的是现代思想，但是这种“情充于内”的色彩情感表达方式依然闪烁着传统色彩文化的光辉。
三、结语
我国的传统色彩文化是五千年传统文明的重要表征，其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哲学思想，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设计师应该深入理解传统色彩文化的核心意蕴，并将其融入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使传统色彩更好的为企业形象设计服务。
作者：彭光荣 单位：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对企业形象设计的启示[J].新闻界，2009（3）：186-187.
[2]王静.基于传统文化元素的企业形象设计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1（4）：93-95.
[3]张媛媛.传统色彩意象在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大众文艺，2015（14）：68-69.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5篇
“书法入画”的提倡虽然在我国的美术史上已经源远流长，但是像黄宾虹那样把书法原理彻底地运用到他的绘画中，千百年来他还是第一人。
黄宾虹从书法中寻找用于他绘画的资源。“鄙以为画家千古以来，画目常变，而精神不变。因而平时搜集元、明人真迹，悟得笔墨精神。中国画法，完全从书法文字中来，非江湖朝市俗客所可以貌似”。 （致顾飞书）。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他在日积月累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了“五笔七墨”的规律，扩充了中国绘画笔墨的表现力。“五笔七墨”也是黄宾虹“书法入画”的总结。在他的《画谈》中明确指出“五笔”指的是平、圆、留、重、变。“七墨”指的是浓、淡、泼、破、渍、焦、宿墨。 尤其是“五笔”，如锥画沙的“平”，如折钗股的“圆”，如屋漏痕的“留”，如高山坠石的“重”，“道形而上”的“变”的五种笔法，几乎完全从书法的理念上规范中国画用笔。
虽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持续了“黄宾虹热”，但是很多跟风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黄宾虹的作品会让一些人晦涩难懂，是因为短时间无法领悟黄宾虹作品中“书法入画”的笔墨精神。黄宾虹是站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来创作自己的美术作品，而对他作品的理解，要先理解我们中国文化本身，依靠吃快餐的学习方法根本领会不了我们民族文化，也就理解不了民族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黄宾虹的绘画及理论的这棵树。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博大精深，虽然没有人能够吃透，但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耳濡目染着我们前辈留给我们地文化遗产，从一开始受教育就接触到我们文化的精粹，从那时起我们身上就已经播下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种子，随着学养的不断积累，才有可能更深入地体会到我们本民族文化的魅力。而外国艺术家不容易理解我们中国绘画也基于此，中西文化的构成与发展，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理念、、民俗等。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无法去释读我们的中国画。
“书法入画”不仅承载着文人的情思，更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张彦远所提出的“书画同源”、“书画同法”除了物质材料所表现的客观条件外，还有我国传统的文化理念造成了我们对线和中锋用笔的追求。来自书法美学影响的战国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敦煌壁画等等，画面上或稚拙、或优美、或厚重的轮廓线条都讲究了用笔法则，宗炳、王微、以及谢赫等诸多对画理的论述，也都把“用笔”提到重要的位置，绘画重“骨法用笔”、重“线、”重“勾勒”，行笔讲究“中锋”，这种对笔法的要求恰恰和书法的特性相吻合，用书法的笔墨精神来规范绘画的笔墨精神，创造出本民族独特的绘画风格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家学说组成。儒学文化给人们带来伦理道德的规范，是入世的。“用笔中锋”，“藏锋收尾”等用笔原则也和儒学的“中庸之道”有关系。道、释文化则使人们进入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是出世的。就中国绘画而言，儒学思想针对的是中国画家人品的道德修养，道家太极学说奠定了中国画技法表现与技法理论，佛学思想对中国画的作品内涵与创作思维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绘画的理论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艺术表现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黄宾虹的父亲是个“儒商”，儒家文化自他出生就熏陶着他，他对古代典籍和画作的痴迷，把道、释文化也渗透在他绘画理论中。黄宾虹晚年著述或者讲学中，常用太极图来比拟绘画线条中的一勾一勒。他在1942年明确说过：“太极图是书画秘诀”。“雨淋墙头月移壁”、“月移壁，虚中实，实中虚”、“道行而上，艺成而下，艺虽万变，而道不变” 的绘画理论体现的是道家思想，“墨不碍色，色不碍墨”绘画理论体现的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的佛家思想，窥一斑而见全豹，他所倡导的“书法入画”，从技法到精神层面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所以除了从局部审视笔墨法度，还要从整体上领悟作品的笔墨精神。黄老笔下的物象，实际是他自己精神追求的一个载体，可以说“画为心书”，一笔一画在已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包含着他的人生阅历，审美追求，思想观念，所以中国画的笔墨不仅仅是一种造型符号，还是一种精神产物，笔墨自己也就有了自己的丰富寓意和深刻内涵。中国画的笔墨用黑白两色书写万物本身就带着极强的主观性，这种黑与白，强与弱，繁与简，虚与实等之间的变化就是太极图阴阳变化的规律，包含在黄老所说的“太极图是书画秘诀”中。他山水化境的强烈的主观精神其实背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撑。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6篇
关键词：儒家理论；制度供应；中国法学；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6-0140-05
关于中国法治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理论资源的关系，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争论。苏力在1995年提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①后来他又给当时醉心于创制法治的中国法学家们当头棒喝：“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②苏力引发的争论，用今天的话语而言似乎是中国法学理论自觉、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但争议至今余波未绝。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我们有为数不少的类似苏力的学者虽然从未以儒家衣钵继承人的身份自居，从未呼号儒学复兴，但在他们的法学思想中很大程度上有力地解说了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借助社会科学训练扩张了早期儒学之于历史中国甚至是当下中国的制度变迁的理论解说力。尤其是在儒学从心性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型洪流中③，也有学者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出发，结合历史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种种问题，对儒家命题在这些问题上的可适用性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辩护。这种做法实际上无意识地拓宽了儒家理论在当代中国复杂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空间，延长了其理论生命力。本文并不想以此争议作为讨论重点，更想探讨在儒学式微的当下，如何从中国法学理论自觉的角度，反思儒家理论在中国法学理论中应有的角色。
一、儒家对历史中国的制度需求的理论供应
在当代中国学术生态系统中，儒学并不是法学从业者的专业“槽里”的问题，它属于更学院派的哲学研究，再通俗一点，最多也就是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在当代中国学术分科体系中，尤其是在法学知识规训体系中，儒学是与法学家群体一度愤怒声讨的作为法治对立面的德治紧密关联的，甚至儒学就是德治的同义词，是法治要坚决予以弃绝的。法学家的法学理论或者是法治理论研究，掺合着心性哲学命题，夹揉着德治的话语，难言令人满意。我们之所以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研究与儒学，与儒家文化不是同一回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代学术研究中，学术研究对象的相对定型化，是将一个应对历史中国制度需求的社会制度方案简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不是儒家文化初创时期的目的追求，儒家是在历史中国的制度选项未定的情境中对当时的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的理论供应。
历史中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存在，制度设计更多是出于应对当时的现实环境。那些后世被传唱的制度典范，其雏形阶段并非清楚明了，传唱本身即是解释和建构，这些制度典范是经由传唱、复述、解释和建构而不断被强化的。也因此，儒家理论的制度意蕴成分，因其与历史中国的特定制度构造的高度同一性而被忽略了，被人们更多记住的，是其作为历史中国正宗意识形态的外衣，甚至在其发展的分岔道上，儒家理论退化成心性哲学的代名词，其世俗政治维度被磨蚀了。但儒家理论的社会政治取向并未因后世学人的横加摘取就丧失了其制度属性。“仁”、“礼”并非简单的一套纲常说教，而是儒家理论在面对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需求时设计出来制度架构，它们联袂为中国在农耕构成当时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语境中，持续千年的历史政治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构建了历史中国的制度范型。
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需求，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父父子子”问题或“齐家”问题；“君君臣臣”问题或“治国/平天下”问题。④前者指向传统农耕社会中小型社区、社群或社会的秩序问题，探讨的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人员流动性不强，基于家庭、家族乃至于血缘或亲缘关系的缔结起来的农耕社会的长期稳定的秩序需求问题；后者指向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在内部社会人员流动性不足，但却因缘际会集结成一个巨型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发现了农耕文明中小型社区里的家庭家族身份等级关系，以及由此扩展出来的血缘、亲缘关系对于维持小型社区里的稳定秩序的重要价值，儒家的父父子子秩序设计，完整地回应了农耕社区的秩序需求。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家庭、家族、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对于维持社会的重要功用，儒家借鉴身份等级关系所蕴含的控制功能，并充分吸收了法家的法政思想，以儒法互表的实用主义取向，试图通过规范君王和臣民的权力关系逻辑，建构了以“礼”为规范秩序核心的治国理政规范体系。原初儒家的世俗政治取向，在后世儒家对人性、人格、文化和精英养成等问题的过度诠释中，被遮蔽了。但儒家的世俗政治制度理论所结构的“公天下”的精神追求，却被一以贯之地得到了保存。
从社会规范建构的角度来看，儒家理论在小型社会秩序的有效建构上，基于人性本善或向善取向的可能性，强调小型社会秩序的可用基础在于人的生物性发生的自然情感基础，例如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之间不可磨灭的血缘和亲缘身份关系。這是自然社会迈向文明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关系纽带，它们在组建近邻社区的时候不可或缺，但在文明社会的扩展秩序中，血缘身份关系的纽带功能，会因为血缘、亲缘联结机制的逐渐淡化而逐渐弱化。不仅如此，血缘身份关系背后还有利益问题。血缘身份是人相互之间的联结纽带不假，但对个体，尤其是成年个体来说，更重要的是利益，这是其在常规社会生活中的立身之本。也因此，即使是最亲缘的父子关系，也会因为子的长大成人而形成了自身利益认知之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父子之间的冲突，更不用说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了。也因此，这种自然社会的秩序纽带，是以静止的理想眼光来看待家庭、家族生活中的秩序状态。但儒家从来都不是在静态意义上一成不变地追求对齐家问题的理解。齐家必然涉及制度规范的建构，也必然涉及到理想人格体系下的社会现实观察，社会规范的缺失正是齐家的功能边界，由此引出了儒家政治理论中最重要也是最富有争议的规范体系和宪制体系的核心：“礼”。
出发点是家庭、家族、村落等小型共同体的秩序建构，这只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国和天下才是儒家政治理论的最终归宿。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分离的，从来儒家都是在家国天下的语境中进行理论作业的，这一重要的理论遗产，并不是后人随意联想出来的，而是当时儒家为解决治国/平天下的制度实践时，亟需找到理论应对方案。原初儒者发现，在齐家这个层面，用以约束身份等级关系的基本礼仪规则，可以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范体系。尽管使用的不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行话，但儒家的“推己及人”推理方式，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扩展性人际关系诫命，业已有效地将亲等身份关系中所蕴含的权利义务逻辑向一般人际关系扩展，使其获得了普遍的规范意涵，为小型共同体发展为更大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规范基准。亲等身份结构中，尤其是父子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规范建构韧劲，它结构性地缔造了儒家的理想政治秩序：君臣关系，也是历代帝王政治中最为棘手的宪制问题。君臣关系可以在父子关系中找到源头，大一统国家中的臣僚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攀援上兄弟关系。
齐家的规范要义，和治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历史中国是典型的王权政治，最高权力的继承是国家头等大事，在没有其他有效避免因最高权力禅让递引发政治混乱的有效机制的情况下，借助父子、夫妻和兄弟关系的礼制规则，可以确立合適的最高权力继承人，又不引发冲突乃至战祸。将基于血缘亲属关系而形成的伦理秩序用以作为国家治理中的权力秩序变革的保障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超越了同一历史的其他制度学说，具有极强的原创性。礼并非道德规范体系，也不是社会礼仪规则，而是一套制度规范，专门用来区分人的不同欲求，防止因为欲求利益的不同而导致社会陷入纷争。礼也是一套意识形态系统，用来帮助人们减少因为识别成本过高而在具体社会生活生产中产生不必要的纠纷，降低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必要信息费用。更为重要的是，礼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规范体系，有效解决了历史中国中制度变迁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尽管未必都是礼的功劳，但儒家的“礼”为传统中国的家国天下的社会政制同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因此在中国社会政制出现剧烈转轨和变型的时候，其作为罪魁祸首而被意识形态地予以攻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认知和理解儒家，尤其是原初儒家的理论体系，对于当代中国学者，以及中国法学学者来说，不可谓意义不大。
二、中国法学对儒家理论应有继承与创新
当代法学，不同学者也都围绕它分享着共同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诉诸经典的学术文本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权威，不惜以扯上经典文本和学术权威的大旗为自己张目，甚至将某些权威学术人物当作是自己的智识来源和精神导师。例如今日法学界颇为兴盛、繁荣、喧嚣的法律教义学研究，宗奉德国民法学研究的教义学理论为圭臬，德国当代民法学家，但凡跟法律教义学理论有瓜葛的，莫不冠以法学大师的桂冠，乃至于发展到了无教义学不法学的地步。又比如，德沃金、哈贝马斯、卢曼等人，也都成为各路法理学研究口中的宗师。这种脱语境、去语境的纯学术传承展示，的确丰富了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但也因其脱语境和去语境，这类研究面对中国当代制度实践的复杂生态时，其解说力并未像其所预期的那样强大，甚至采取鸵鸟战术，醉心于自我演绎而无视中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具体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儒家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得不面对的学术资源。儒家理论生成于兵连祸结的多国竞逐年代，群雄并起并未带来天下和平，渴求秩序安定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第一选择，也因此造就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多种理论方案的竞相登台。治乱年代并未给儒家理论提供更多的施展机会，时代稍显承平，儒家理论的实用取向和超越性立场渐显优势，终成历史中国治理家国天下的理论奥援。因此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和宪制建设等国家治理话题时，我们也面对了一个接近于原初儒家的问题意识，那么反思儒家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治理资源的可能性，在知识视阈上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理论的现代性解说力，推动中国法学理论的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和理论的自觉发展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作为现代法律的学术人，我们生活的历史制度语境，受到的学术训练背景和所关注的问题，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儒家的辩护者、卫道士，也不能成为儒家的复兴者和衣钵继承人。但是面对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巨大的儒家理论资源，我们也不能仅仅作同情式的理解，单纯地承认其历史价值。更应有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立场所生发出来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鉴于儒家理论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一种通过理论阐释而得以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与现代学术和现代思想的有效融合亦非不可能。苏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曾为儒家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找寻了可欲的方向。典型的案例是《送法下乡》一书的一个湖北大山区间的乡村法庭的田野调查的故事。作者发现当地法官在处理一起赡养案的时候，看到“在法庭调解的最后阶段，法官不仅提出了狭义的赡养问题，而且考虑到老人同谁居住、口粮、生病的医疗费、死后的丧葬费、棺材等问题，还考虑到老人的吃油，包括荤油和素油问题，考虑到老人吃蔬菜的问题，考虑到儿子提供的粮食中是否有绿豆和黄豆以及有几斤黄豆和绿豆的问题。”⑤作为现代法学家，不免觉得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对这些鸡零狗碎问题的关注，实在是显得司法审判的琐碎，甚至有失庄严。但如果从传统法制中儒家的理论性渗透的角度看，就可以看出这些看似琐碎的安排背后，实际是基层法官在现实中不仅要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如何决定更为公正、更符合规则”，“而且要考虑决定后如何才能得到实际贯彻落实”⑥。这个例子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与其按照现代工商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来指责乡土社会的司法是落后的、反现代的，不如准确理解基层法官为何作出如此努力。这才是今天作为一个直面现实问题的法学家应有的理论立场。
传统儒家理论发韧的乡土社会中的规则体系及其具体操作，在现当代高度流动和复杂的工商社会，仍有其生命力，也可以和现代法治有效对接。但是，今天法治运行的基本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高度流动性的现代工商社会是儒家理论面对的新的社会语境。法学家更应该从社会演变的角度，去审视儒家理论在现代工商社会和社会人员高度流动的变迁过程中，可能的应对能力。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论将传统儒家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可应用性进行扩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法治环境的建成，一定是一个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想理论不断博弈、互动的过程。从理论自信的角度而言，中国法治发展，必定还需要借助传统文化以及相应的生活规则，也需要超越中国传统面向世界进行探索。
今天不仅仅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反思儒家理论和现代法治的贴合度，也需要从制度方案、意识形态，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视角下推进儒家理论与现代法学的对话。比如当前国家税制改革，从现代政治科学的分析系谱，借鉴儒家的“义利”观念，思考国家税制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思考公民纳税和国家征缴之间的公平和平衡，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税制改革离不开现代的法治和基于现代政治基础的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广大自然纳税人的纳税理念可能长期受传统中国赋税机制及其背后的儒家思想主张的影响。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张力。孟子明确提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其主张被后世解读为儒家重仁义而轻利益分配，这一理解，放在个体道德建构层面，或许是对的。但专务治国理政的儒家理论，并非真的是闭口不谈经济利益问题，而是为经济利益的仁政化建构了一个判断标准及具体措施：“省刑罚，宽税敛，深耕易耨”，“先仁义而后利”，这是一个经济伦理标准，更是关涉到政治制度建构的保障。也就是通过基于经济整合的政治功能甚至是宪制创制效应，而不是拘泥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现论教义，对历史中国国家经济统合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辨析，以功能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度，吸收借鉴儒家的治理理念，用现代法学的学理逻辑和制度安排，做好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与义的安排。这种方式既符合传统儒学儒家义利之论，也为儒家理论的先义后利的经济伦理准则在现当代经济学思想中找到其应有的一席之地。
法学对儒家文化，并不应简单地精神继承，而应该在学术理论上推进儒家理论在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可能适用空间，促成儒家理论的现代创造性转化。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增加，也需要我们有更充分、更有智慧的制度供给。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發现“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已先发生了”。的上述感慨因为他在田野调查中得知，某乡间男子同某有夫之妇通奸，被女人的丈夫抓住，打伤了；但合奸没有罪，殴伤有罪，受伤的奸夫居然告到法院，要求获得法律的保护，继续维持着同该妇女的婚外性关系。⑦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需要顾及到常人基于常情所形成的关于一些在生活建构层面上具有重要规范价值的常理，而不是罔顾于常人、常情、常理，造就出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既要面对中国的独特性问题，也要面对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亟需统一理论方案予以解决的普遍问题。当代中国学术人，尤其是法律学术人，要具备从世界来审视中国，从中国来审视世界的理论眼光和意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没人会否认这一点。更重要的创新和超越不仅仅是拿来，而是向外输出中国学术创见的努力。尽管中国法学界自20世纪初叶开始，就开启了通过翻译域外学术论著来建构中国法学学术谱系的努力，但这远远不够。中国法学学术走向域外的一个重要方式，应是为世界法学贡献来自中国的理论资源和制度智慧。尤其是需要能够深谙中国传统、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充分将儒家理论融入现代法学的社会科学阐释体系中，并获得在国际法学学术舞台上的充分对话契机。尽管会有很多障碍和困难，但这种努力可以让儒家的理论创见获得充分的现代对话可能，并可能因此而实现这一理论体系在制度创见层面上的自我超越。儒学在当今法学主流论坛上的被正视，依然需要学者达成学术理论的普遍认可，需要学者个人的学术努力将特殊经验上升为普遍命题，或者是在接受者看来具有普遍意义所致。
三、也谈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
尽管自晚清以来中国就经历着陈寅恪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作为中国社会底座的农耕文明和乡土中国，并未像上层政治建筑那样如此毫无屏障地直接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儒家理论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着重要的民众基础和伦理感召，尤其是乡土中国、农耕社会的长期延续仍然为儒家理论的社会实践提供着生存土壤。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尽管沿海一带已经深深卷入了全球经济产业链条，但在广大内陆乡村地区，仍然在重复着历史中国的小型社群农耕生活。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的乡土社会不会消失，更可能会实现新的跨越式的发展，加上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乡土社会面临巨变所能给出的有效应对是远远不够的。在关注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有效的法学知识产品供应的学者看来，当代中国是无数个中国的叠合累计，至少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集聚一堂的三重历史中国⑧，在这种历史时空因素叠加累计的语境中，所需要的有效法学产品供应，既有前现代的、现代的，还有后现代的。不是某一味法学研究话语就能够彻底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理论供应和盘托出的。
可以想见，即便社会转型如此剧烈，新旧秩序交替叠累进行，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形，但支配中国乡土基层社会的规范体系，仍然在一定层面上发挥着作用。孔儒时代以来用以解答中国农耕社会的秩序需求的礼治体系，仍然基本有效，并长期发生影响。原有的秩序规范体系尽管仍能维持乡土基层社会的常规生活，但其面临着来自政治国家的统一治理框架的重重压力，其裂变已经在所难免，也因此会产生着一些甚至可能是剧烈的冲突。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7篇
一、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存在的问题
1.价值取向扭曲
当代大学生是自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以来成长起来的，其大多未经历生活的压力，且人生一直都是较为一帆风顺的，从而导致其个性发展大多注重以自我为中心，反对束缚。这种个性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处理当中就较容易发生冲突，甚至是出现暴力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部分大学生在道德判断和价值观上缺乏理性认识。以见义勇为等行为来看，其在观念认知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很难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这种矛盾性的差异，也体现了当前社会当中不良思潮对于大学生思想的腐蚀。
2.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对于大学生而言，社会责任感指的是大学生对于自己在承担社会发展责任中是否切合其内心需要所产生的情感体验过程。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很多当代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不损人”且尽量“利己”的这个“不作为”层面上，处于一种非常消极的状态，且没有达到主动帮助他人、以回报社会、服务社会为己任的“作为”层面。
3.诚信意识淡薄
在全国许多高校里，诚信的缺失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如高校中较为常见的：考试作弊、恶意拖欠学费、利用虚假材料骗取国家助学金、剿窃论文、篡改成绩、伪造个人简历、擅自违约等等，这些不诚信的行为不但给学生自己，同时也给学校甚至是全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大学生诚信是基本道德规范要求，是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前提。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于每个有志青年来说，是其成长和成才的思想基础。
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的真实写照。这种建立在责任意识之上的自强不息精神，己然熔铸于中华民族的创造力、生命力与凝聚力中，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神支柱，才可以使得我们的民族可以万众一心，在历史的长河中披荆斩棘，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纵观我国历史，每当中华陷于危亡之际，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这种忧国、报国甚至是殉国的精神就为民族精神，这些无数先烈们的思想与行为也成为我们后人永远的模范与榜样。
3.民本与仁善的伦理道德观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较为重视社会道德伦理建构，且从先秦开始，以儒家和道家作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当中，在这些方面就作出了很多积极有益的贡献。我国的古代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认为，“义”与“利”间的关系是关系到道德修养的大事。在二者的关系上，儒家强调“先义后利”，要“见利思义”，不可“见利忘义”，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于“利”、“义”的要求，要求个人“为天下兴利”，从而强调群体的利益，并倡导个人价值为社会价值服务，这种道德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是值得提倡和很有必要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发挥榜样的力量
榜样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榜样可以触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敬仰，并且不断激发人的上进心，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偏失，往往是由于缺乏榜样和奋斗的方向。给大学生树立榜样，让他们自觉的效仿，并且朝着理想与价值目标去不懈的奋斗。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鲜活的例子，很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若是可以充分的发挥榜样对于大学生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则可让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更加有说服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
2.适时对大学生灌输传统文化道德规范
在大学生传统文化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灌输教化法，即通过学校对于传统文化理论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利用多种途径，来加强对大学生传统文化的灌输，并切实的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当代大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了解较少，因此，需要利用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内涵，在大学生中大力提倡“孝道”、礼仪。如利用“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等中西方节日，给学生召开以“孝道”为主题的班会；组织大学生学习《弟子规》《论语》等传统经典读本，规范大学生言行和加强思想教育。
3.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言传身教
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但需要通过言教灌输，更需要以身立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切实按照所授的传统文化去做，会让大学生崇敬进而模仿，从而形成较强的号召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带头人，只有其精通了传统文化知识，才会充分的利用传统文化，来对大学生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意识加以正面积极引导。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高校是关乎培育祖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场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加强大学生道德规范与思想政治教育，从而让大学生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让我们的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和延续。如何发挥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每一位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徐国亮.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新视野的系统分析[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2]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第8篇
一、唤醒教学自觉
教师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无不时常对自己的教学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改进。也就是说，教师们经常进行着自觉的教学研究。
二、唤醒教学自觉的核心是体悟教学的内在价值
所谓自觉，简单地说就是不假思索就以恒定的方式去做，是意识与行为、内隐与外显之间的有机统一，是个体一种不需要刻意思考便能自动化做出合理有效反应的行为模式。自觉是一种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的自我觉醒。教学自觉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关键，是自我的觉悟和创建。“觉”是发现，“悟”是明白。
唤醒教学自觉要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用哲学的本体论眼光审视教学的本质，“悟”清教学是什么。儒家文化的传道式讲授。给教学以“传道、授业和解惑”的定位，使得我们的教学逐步同化为一种教师主动传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格局。建国初期苏联教学理论照搬所形成的课堂教学同定程式，进一步巩规了传道式讲授的教学文化，造成教学文化的扭曲。教学对学生来说，成为一种被动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知识接受和累积，知识累积的多少，成为教学效率的重要标识。二是用哲学价值论眼光审视教学的意义，“悟”清教学是为什么。知识和技能是促进学生生命和社会化发展的有效“营养”，绝不是学生层级化甄别和淘汰的标尺。教学从本质上说是心灵和心灵的沟通，情感和情感的交流，是生命和生命的对话。三是用哲学方法论眼光审视应该怎样进行教学。“悟”清教学方式的内在规律。鉴于学科和年段的差异，包括教师个性和教学经历的不同，还有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内在需求的不同，教学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三、唤醒教学自觉在于构建科学的教师发展促进机制
唤醒教学自觉应该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根据现代文化哲学关于人与文化的理论的两个视角：即关于人的文化实证研究与关于人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
1 隐喻。教师观念形成并同定化以后，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理想化系统，要唤醒并改变这个系统，按照复杂性科学方法，比较适合运用隐喻的方法。“隐喻可以将传统概念体系中的各种成分加以整合，即通过再概念化和理论间的链接与转换，不断提出新的科学研究方向，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
2 自述。教师教学经验的自然式累积是个很难再现的漫长过程，但经验的转化需要知晓这个过程，这样才能找到促其改变的切入点和方法，知晓个体经验累积的过程，其方法主要依靠自述。通过每个人自述其所知、所为、所感，就可以获得比较详尽且准确的认识。
3 专业对话。文化精神的觉醒，既要清楚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他人的文化，在文化“他者”的对比中，激活自身的文化精华，合理借鉴他人的文化，把一种新的教学文化化为教学改革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因此唤醒教学自觉，要强化专业对话，通过主体间的互动、通过外部世界与主体自身的互动，实现知识的多重转化，实现思维碰撞、智慧交锋和知识互补。这是一个永无止境且不断创生的过程。
一是教师与教师的对话。随着建构主义对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的再发现，研究者对学习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学习在本质上不仅是个体性的，更是社会性的。据此，为了推进教师学习和反思的深度，必须鼓励团队协作学习和研究。教师之间要拆除人际藩篱，构建畅通的对话和互动机制，通过团队工作来分析和改进课堂实践。二是教师与教学论专家的对话。教师教学研究一个突出的困惑是实践性话语系统容易积累，但难以提炼，非常需要理论话语的进入，这就需要与专家对话，在与专家对话中承接理论，主动比照，建构理论。三是教师与名著的对话。专家资源毕竟稀缺，教师还是更多地与教育教学理论专著对话，凭借逻辑和已有的经验去理解书中的观点，与书籍反复对话，并以书中的思想对自身经验进行反思和改进，增强专业自信。教师的阅读要从感性阅读、理性阅读走向知性阅读，知性阅读强调双向交流对话，强调阅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对书中的信息进行一个新的建构。要拓宽阅读视野，尝试“跨界阅读”。
4 课例研究。唤醒教学自觉，仍然应当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因为人在实践中建构了他的世界并形成自身的独特本质，人存在的意义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验和解答。一线教师转变观念需要一个实践载体，课例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与实践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