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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话剧,推理,间接性语言,关联
一、语言的间接性与话语分析
Thomas(1995)认为间接性是语言的一个普遍特点,据目前的研究,所有人类自然语言都存在间接性这个特点。Searle(1979)丰富和规范言语行为理论。他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概念通过实施另一个言外行为而间接地实施一个言外行为。他认为话语意义才是说话人真正的意图,也是研究焦点。美国社会学语言学家Labov(1972)指出话语分析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说明一句话如何以合理的、受规则制约的方式出现在另一句话的后面,换言之,我们如何理解连贯的话语。总之,何兆熊(2000)指出话语分析的目标之一是要解释自然语言连贯性,语言交际的各个参与者所说的话是如何构成一个连贯整体。间接语言是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功能之间不一致的语言,也可以从语言的字面意义和语言的话语意义之间的关系去解释,当这两种意义不一致时,语言的使用便是间接的。何兆熊(1984)提出语言的间接性是指人们未在句法上或词汇上直截了当地表明说话的意图,继而在《新编语言学概要中》指出语言使用中的‘拐弯抹角'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性(2000)。
二、语言的关联性和推理
其实在证明间接语言是否连贯的过程中,包含着推理模式,从而确立整段对话具有关联性。何兆熊(2000)认为推理是对听话人而言的,听话人凭说话人所提供的显映的方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的一部分,再结合听话人本身的认知语境(旧信息)对话语信息(新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最终达到对话语信息的正确理解。事实上也就是说,只要有语言交流过程就有推理过程,是听话人识别说话人意图的过程,这一过程依赖于语境,通过推理而获得的语境能够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关联性。
三、理论指导分析话剧
文章将使用话剧剧本《雷雨》中的对话为语料,具体阐释间接性话语在对话中是如何推理使其连贯,从而确立整段对话具有关联性。
大:你们这些混帐东西,放开我。我要说,你故意淹死了二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萍:你这种混帐东西!
大:你,你
朴:不要打人!
大: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
萍:把他拉下去。
鲁:哦,这真是一群强盗!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萍:你是谁?
鲁: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这样的例子,究其表面文字而言,两个人所说的话之间似乎并不连贯,或者说大海所说的话和周萍的话之间没有任何连接性,可以说是间接的,但从人物关系而言,这两人所说的话是有联系的,因而我们本能的感到这些对话是连贯的。鲁大海说的第一句话从字面意义来看,鲁大海在控诉周朴园,对周朴园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愤怒和憎恨。但从语言的话语意义推理的话,鲁大海并不仅仅是在控诉指责周朴园,而是体现一种反抗精神,因为面对周朴园的欺压剥削,鲁大海带领部分工人奋起反抗,他说:“你现在还-”,其实他想说“还扣押我们的工钱,加长劳动时间,不公平,今天我来就是向你讨个说法,还工人合理要求。”后面的话还没说完,被周萍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说:“你这种混帐东西!”鲁大海控诉的是周朴园,又不是周萍,但我们知道周萍是周朴园的儿子,儿子维护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鲁大海控诉周朴园被周萍重打责骂是顺理成章的,两个人看似互不相干的话语,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后,就能推出两人的对话是连贯的,具有关联性。鲁大海非常愤恼地说:“你,你”。说话人鲁大海表面上指明要跟你(周萍)说话,实际上可能实施了多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表达的真正意图也可能不大一样,诸如:
A:你敢打我!(愤怒)
B:你跟你爹是一路货色!(鄙视)
C:你凭什么打人?(责问)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寻找关联的过程,在较小的语境中找不到关联,就借助大一些的语境,直至找到话语的关联,使话语在整个语境中连贯起来。周朴园结合语境,推导出他们的话语所隐含的浓浓的火药意味,提供了制止“不要打人”的话语。此时的鲁妈看着自己亲生的两儿子互相殴打责骂,痛不欲堪。她想制止在她面前上演的悲剧。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第二句话是:“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她叫了一声“你是萍”,又马上以谐音字掩饰:“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我们一般人说话不会说“你是凭什么”,而是直接说“你凭什么”这里是故意使用同音异义字。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使句子的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构成对应的语码系统。然而,句子的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有时不可能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就看听话人是如何理解的。从整段对话来看,每组对话看似牛头不对马嘴,其实他们之间通过上面的推理显然是连贯的有关联的。
四、结语
以上的话语分析,除了加深戏剧冲突和情节发展的理解之外,还对人物性格有了更深的认识。周俊清等人(2006)认为直说往往表达不出委婉、礼貌、间接等社会含义,另外从语言修辞方面考虑也是使用间接语言的一个原因,有时间接表达方式可以使语言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多采。
陈刚(2008)认为间接性语言在人类语言交际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人们使用间接语言是有特定意图的。间接的语言可以使说话人避免唐突,获得委婉效果,可以避免损害说话人或他人的面子,还可以掩盖说话人的真实意图等等。他认为,只要根据语境因素、语用知识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就可以合理地推导出说话人的言外之意。通过对间接性语言的研究,作者深受启发,提出几个问题。间接性语言和隐喻性语言同属一类语言吗?它们之间有何区别?这些问题还有待再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Labov, W.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its social context. In Giglioli, P. (ed) Language and SocialContex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299.
2 Searle,John R.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31.
3 Thomas,J.Meaning in interaction: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95:119.
4 陈刚.话语的人际意义与间接言语行为[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院,2008(12):42.
5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9,119.
关键词:英语写作,话语标记语
本文对话语标记语的分析依据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的两大基本原则是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认知原则即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想吻合;关联的交际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第二原则以第一原则为基础。
语言学家,特别是语用学家对话语标记语进行了广泛的探索研究。话语标记语是当今话语分析、语用学等学科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却很少从写作的角度研究话语标记语。我们认为,话语标记语具有独特的语篇链接功能。如果学生在写作中能正确熟练地运用话语标记语,那么学生的语篇连贯写作能力将会得到很大提高
正文:
话语标记语是口语和书面语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用来指示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自从Halliday和Hasan的《英语衔接》及Schiffrin的《话语标记语》出版后,人们对话语标记语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50、60年代是语言学这门学科开始大发展的阶段,作为其分支的话语标记语研究是在70年代后期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从Halliday和Hasan的《英语衔接》及Schiffrin的《话语标记语》出版后,人们对话语标记语产生了浓厚兴趣。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话语标记语进行了研究,譬如,Ostman以you know为第一个研究对象来研究话语标记语;Schourup也是对话语标记语较早研究的学者,使用的名称为“普通话语小品词”;Watts根据话语标记语出现的常见位置将它们分成“左标记语”和“右标记语”;Fraser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从语法-语用的角度对话语标记语进行了研究。Schiffrin是对话语标记语进行系统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其终极成果集中于专著《话语标记语》一书。Schiffrin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她认为,话语标记语对话语连贯起着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话语连贯模式。
从现有的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从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角度进行探讨。Blakemore就是以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为基础,从认知-语用的角度出发,对话语标记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关联理论从人的认知特点与过程出发,将交际当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认为人类的认知有一个总的目标,即在认知过程中力图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这一认识是语言认知研究的巨大进步。根据该理论,说话者一般总会最大程度地表达话语信息,以便让对方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为此,说话者便会制约听话者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找。Sperber&Wilson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交往的关联理论。根据该理论,人类的交际行为是明示-推理过程,说话人通过明示交际行为,让听话人获取某种信息。。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中,语境被认为是变项,关联是常项,寻找语境就是寻找语境关联,话语标记语被看作是寻找关联的向导,它可以制约语境和认知效果的选择。
国内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全面,但也有许多在此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如廖秋仲、何自然、冉永平等。国内对话语标记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论研究,譬如,一些研究侧重于关联理论中话语标记语对语境的制约功能,何自然和冉永平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制约性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冉永平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进行探究,并出版了《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一书。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话语标记语的看法不一,但他们都认同话语标记语具有促进语篇连贯的作用。关联理论认为,语篇连贯是听话人寻求话语最佳关联的结果,而话语标记语通过限制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帮助听话人寻求话语的最佳关联。。从话语生成的角度,话语标记语可以帮助听话人组织信息从而产生尽可能明晰的话语。
写作也是一种交际方式,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际。在中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大纲一直在强调语篇连贯的重要性。然而,对很多学生而言,作文缺乏连贯始终是个无法理解的问题。许多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写作中不能正确使用话语标记语,结果导致文章不连贯。因此,本文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大学英语写作中话语标记语的情况。
通过对学生的英语写作进行分析发现,学生在英语写作中使用话语标记语时,存在许多问题,如:误用话语标记语;缺少话语标记语;过多使用话语标记语以及机械套用话语标记语。针对这些情况,本人尝试地提出了一些写作教学建议:一、增强学生对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意识;二、通过阅读练习,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话语标记语在真是语境中的功能和语法;三、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练习机会以充分掌握话语标记语的用法。
写作是一个语言编码的过程,从语用和认知的角度来讲,写作的编码不仅包括反映文章中心思想的概念意义,还有帮助文章理解的程序意义,因此,作者应当考虑如何引导读者理解他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内容。首先,作者需要避免读者误解或扭曲表达的意义,因此就要增加读者正确理解的可能性;其次,作者要使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理解原文上的收获。因此作者有两个选择:用普通的语言表达明确的命题意义,或用语言手段来提供必要的解释。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会做第二种选择,也就是说,作者会通过使用语言手段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内容。话语标记语是写作中写作中所使用的语言手段中的重要的一种。
总的来说,话语标记语是使写作更加连贯的手段。从本质上说,它们反映了作者和读者时间的一种互动。英语话语标记语的数量很多,不同的话语标记语可以达到相同的语境效果而且一些话语标记语可以达到两个,甚至是三个语境效果,例如:for instance, however, in otherwords等等。
在书面语中,话语标记语不仅具有衔接话语单元的语义功能,同时又发挥重要的认识—语用功能,它既可以帮助作者生成语篇又能引导读者理解语篇,具体表现为语篇组构功能和认知引导功能。这二种功能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的。由于话语标记语的语篇功能,学生熟练掌握了话语标记语的运用,就可以把意义上相互联系的话语单位连接起来,从而生成一个语义连贯的篇章。
因为话语标记语在语篇中的重要功能,学生对话语标记语的掌握程度与他们的英语写作水平有很大关联。然而,对于中国学生,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来说,还未能熟练准确把握和运用话语标记语,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应系统的向学生传授话语标记语的相关知识,并分析它们的功能,以使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话语标记语。在英语写作中,利用话语标记语找到连贯关系,帮助理解和使篇章顺畅。
参考书目:
Blakemore, D.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 [M]. Oxford, Blackwell, 1987.
Fraser, B. AnApproach to Discourse Marker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
Johns, A.M. TextualCohesion and the Chinese Speakers of English [J]. Language Learning andCommunication, 1984
Sperber,D.&D.Wilson. Relevance. Blackwell. 1995.
陈新仁. 话语联系语与英语议论文写作调查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
冯光武,汉语标记语的语义、语用分析 [J], 现代外语,2004.
李明贤,话语标记语与外语写作教学 [D], 山东大学, 2005.
关键词:巴赫金 历史诗学 小说话语
“语言,这是世界观,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它们决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它渗透着评价的理论体系。”①语言的意识形态性是从社会性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社会交往决定了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内容。语言符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具体的意义。但是,语言符号不仅可以反映,而且可以折射出它所代表的现实。语言等符号不仅是现实的物质材料,不仅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且能够能动地改造思想。每个符号都在现实中蕴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对语言符号使用的同时,语言就实际参与到了社会的对话之中。语言是所有文化的核心,而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语言能够折射出生动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不同的意义和评价内容,从而表达出不同的社会声音。在巴赫金的理论框架中,对于小说话语的探讨是历史诗学研究的动力因素,展现出小说话语作为典型的文学意识形态符号在参与社会历史实践和推动小说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小说话语的探讨体现于巴赫金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小说理论和话语体裁理论中,同时还包括20世纪20年代有关超语言学的理论以及社会学诗学的部分内容。
小说是多样化、多语体的文学体裁,是形成和成长在外在的多语和内在的杂语现象的条件下的,而多语和杂语是小说语言在历史发展中相辅相成的概念。所谓多语是指由于不同的文化错综交织而产生的不同话语、行话和方言之间的差异性的语言现象。多语是在一种大的文化氛围之下存在的多重细部文化共存现象的折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单一民族向多民族融合的写照。对于多语问题,巴赫金在探讨复调小说的语言特点时就提出了小说语言的多声部性的问题。复调理论中的多声部问题直接面对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多层次性,多声部涉及的是哲学人类学中的基本问题。多语理论是在多声部理论基础上的拓展,从人的基本生存的多元性发展到民族与文化的多元性层面上来,并且将多元话语现象植入时间的序列中,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复调理论将空间化,以艺术的手段压榨现实的多元性,而小说话语理论则将话语的多元性重归历史,实现理论诗学向历史诗学的过渡。
与多语问题紧密联系的,还有语言内部的杂语问题,即任何一种民族语的内部分化、层次化的问题。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②杂语是同活生生的社会话语最为亲密的语言概念,其中包含了对交谈中真实话语的积极理解。话语在现实中总是作为一方的现实对语而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产生对话性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杂语包含了对话语的内在对话性的探讨。杂语作为语言混杂的现象,在长篇小说中主要以讽拟滑稽化的模拟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杂语的出现从根本上是在人类文化的多语化进程中实现的,因为要实现语言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必须首先要有多元的语言意识。“总而言之,语言的内在杂语性对小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要对这个杂语性达到充分的创造性的了解,只是在积极的多语现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为只有为意义中语言的神话,和认为只有一个统一语言的神话,这种观点都要同时破灭。”③此后,多语化的文化进程逐渐体现为一种文化整体内部的多声部现象。随着生动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在抽象的统一的民族语范围内,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具体的世界以及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语言和社会的视野;在这些不同的视野中,抽象的语言成分,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和评价内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杂语就是将各自封闭的语言和思想视野重新结合,而且在被官方文化掩盖的底层、民间挖掘被忽视和禁止了的其他的话语模式和文化模式。
小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倾向于对各种社会语言体裁的尝试。在小说的内容中,往往混杂了传统“高贵”的文学体裁所不屑的故事诗、街头歌谣、谚语和趣闻等。而正是对于社会杂语的组织,使小说这种体裁的根系能够深入到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反映言语在杂语世界和多种语言世界中的行为。因此,在创作小说时,小说家把围绕对象的这一社会杂语色调充分地体现于小说的语言中,从而对社会的细小变化和波动做出反应。“词语应在许多他人话语和他人语言中间把握方向,这一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特有的现象和潜力,在长篇小说的风格中都获得了艺术意义。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进入长篇小说,在其中构成了一个严谨的艺术体系。这正是长篇小说体裁独有的特点。”④
通过对小说多语和杂语的分析,巴赫金认为小说应是时代的充分而全面的反映。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观点,一种社会的和思想的视野。从这种小说观出发,巴赫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以文学作品为桥梁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之桥。
如果仅仅将历史诗学视为散播在历史中的关于文化系统的文本片段的集合,而忽视了文学活动的连续性进程,就会重蹈结构主义诗学和人类学诗学的覆辙。巴赫金在历史诗学中不断强调体裁作为社会历史和语言历史之中介的身份。现实生活的因素决定着某种体裁的特定的时代特征,并在自身的发展中推动体裁的革新。
小说中的种种杂语,作为理解现实世界的不同形式,连同它们在不同立场上的争执全都进入到长篇小说的一个共同层面上去。因此,小说话语成为推动体裁革新的解构性力量。小说话语不仅反映现实中的物质性事件,而且将事件本身看做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它在展示各种话语体裁的同时,也通过对话性语境的设置不断地质疑体裁的稳定性。在小说世界中,呈现出的不再是对一个共时性世界图式的静态“厚描”,而是各种话语力量的争执,甚至是对建构特殊话语视野的不同方式(包括时空体)的反思。语言既不是客观现实的表现载体,也不是结构主义眼中的抽象的、封闭的系统,它成为促使封闭于不同类型形式中的历史材料通过对话重新获得现实意义的动力机制。历史在冰封的结构中重新回到了现实,在错综复杂的语境关联中获得意义。
巴赫金据此提出了与形式主义和历史编纂学迥然不同的观点。形式主义侧重于本文的研究,它通过文学在系统整体中的发展确立了以研究文学技巧原则的相互作用为核心的历史观。而历史编纂学则抹煞了文学的独立品格,而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将对本文的研究局限于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上。在巴赫金的历史诗学中,小说话语通过对社会中不同阶层话语的对话性的表现,以及对各种体裁语言的讽刺性模仿,撕下了传统文化“同质性”和“整体性”的面纱,在特殊的语境中透射出文化历史中的意识形态多元共生的现象。文学和艺术也被拉下了自在自为的神坛,成为某种社会机制中的流通产物和谈判的结果。无论是文学体裁(如抒情剧、长诗、短剧)还是非文学体裁(如日常生活体裁、演说、科学体裁、宗教体裁等),都能够披上小说的外衣,堂而皇之地步入文学的殿堂。“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之类的分野,并非是由上帝一劳永逸划定不变的。任何特殊型都是历史的产物。”⑤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确立了文学参与现实的一元的社会学诗学观念。文学以其特殊的结构和功能融入到整个意识形态的环境中去,这一观念与后来的新历史主义遥相呼应。新历史主义将文学置于永不停歇的文化活动之中,认为文学的意义需要依靠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流通交换来确定。但是,过于强调流通和交换的特点会使文学艺术淹没在社会历史的洪流中,从而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相比而言,巴赫金并没有因强调文学艺术参与现实的本质属性而忘却了它们本应具有的批判性和理想性。文学艺术总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调试自己的生存姿态,在参与意识形态交往中保持相对独立的话语地位,将该语境中的文化精髓以感性的形象保存下来。在狂欢节理论中,巴赫金以狂欢体为切入点,挖掘出隐含于狂欢艺术中的开放的、未完成性的狂欢思维,充分肯定了狂欢艺术的民间立场及其理想诉求。因此,历史诗学在巴赫金的诗学观念中最终走向了文化诗学,实现了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注释
① (俄)巴赫金.弗朗瓦索・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A]//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47.
② (俄)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0-41.
③ (俄)巴赫金.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88-489.
④ (俄)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81.
大众言说的狂欢
2006年,埃文・威廉姆斯发明了Twitter,这是最早的微博。次年,中国出现类似的饭否网站,之后中文各大门户网站建立了各种微博产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群。
微博以其传播性迅速、快捷而在互联网人群中普及,短小精悍的微博让Web2.0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为文化提供了一个文化公共空间,正如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她认为公共领域是彼此争胜的共同世界,“公共领域里每一个人用他的人格和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1]。微博所建构的公共领域是大众言说的空间,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就连个人隐私一旦进入微博这个公共领域,也会演变成公共事件。微博作为一个共同的小世界,将众人凝聚在一起,为众人的言说提供了强大的纽带,也为众人提供了开放、平等的互动情境。
传统的纸质媒介文化,由于传播和接受的局限性,无法达到众人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这个公共空间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言说平台,某个主题可以变成开放性的文本,大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达到言说的狂欢。此时,所有参与言说的群体,俨然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大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的表达,达到言说的狂欢。
“狂欢化”是巴赫金所提出的诗学命题,指一切狂欢式的庆典和仪式在文学中的内化。从狂欢化的角度看Web2.0时代的微博文化,能够把握其本质特征。
Web2.0时代的微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姿态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的解构和戏谑,微博是为大众所共享的媒介空间,为大众提供广场式的闲聊,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在共同的话语空间里,传统的文化逻辑被消解,权威化的制度被打破。在140字符之间,人以自由、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交流的话语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打破了传统小众文化所推崇的话语客套和权威,微博的话语形式是个人化的,甚至带有日常粗俗的特点,这种“插科打诨”的话语形式让微博文化为大众接受和参与增添了亲和力。这种广场式的闲聊类似于巴赫金狂欢化中的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大众自由地建立话语关系,打破了传统中心化的言说方式。微博狂欢化的语言是大众语言形式,它区别于传统小众文化庄重严肃的语言,在短短140字符的语言中,很多都是俗语和日常用语,这一整套话语体系与传统官方话语是相对立的,它的意义在于对传统话语形态的冲击,这种新的大众话语具有丰富的个人色彩。
微博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对话性,这一点有别于传统纸质媒介文化的重要特性。对话性也是狂欢节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同等级的人用平等的姿态交流。在微博平台上交织着多种声音,每个对话者带着各自的价值观独立地交流。微博文化具有狂欢化的典型特点,即语言杂多、多中心、对话和平等,远离了小众文化的权威色彩,这种狂欢色彩可以说是大众共享的。
大众化的微博文化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因此它的目的是取悦大众,为大众所共享。微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则是满足受众个性的需求,如果说传统文化是知识精英的言说,那么Web2.0时代的微博文化则是大众的言说。
微博依靠有限的字数表达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它淡化了传统文化教化的功能意识,微博文化自身充满了娱乐色彩。其中,具有大众娱乐色彩的明星的微博被广大网友所关注,姚晨的微博一度在新浪微博上的关注度最高,有“微博女王”之称,众明星的加入使微博更具有娱乐元素,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
言语的碎片化
碎片化(Fragmentation)是微博传播的形态,也是微博的话语方式。碎片化的言说方式是微博最为直观的文字表现形态,这种只言片语的语言形态是后现代网络文化的典型特征。微博的文字都具有短小精悍的语言风格,表达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人们通过微博分享各自的“微生活”。碎片化的语言开启了指尖记录时代,在语言互动中建构共同认可的“微价值”。相对而言,传统文化有着社会整一性的话语,并且是小众所认可的共识。微博以碎片化的方式传播,看似缺乏统一的话语体系,但却彰显了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个性,相较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微博时代的大众文化是个祛魅的过程,它缩小了普罗大众与社会权威、社会精英的距离。
微博碎片化的语言为更多平民大众的加入降低了门槛,建立了广泛参与和传播的形式,这也是去中心化的过程。传统小众文化的话语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而微博的文化形式深刻地改变了这种精英独享的文化霸权,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受众,这种角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狂欢状态中的去中心化和平等对话使大众文化成为众人传播和欣赏的模式,使大众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接受者。
碎片化是大众传媒的特征之一,也是微博文化的话语形式。大规模信息的迅速膨胀挤压了传统精英文化的空间,把文化推向平民化和大众化。碎片化的言说方式也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这种语言的实验性和话语游戏背离甚至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局限。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文化扩张导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丧失了主体性的大众文化制造者与消费者纷纷涌现。零散化和碎片化的大众文化使得传统精英文化的主体消失,同时历史感和距离感也随之消失,微博文化让人们更为关注现在。
微博字数的限制而让言语呈现碎片化,这种碎片化是一种拼贴式的叙事解构,但正是因为这些闲言碎语的话语形态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价值,更能反映个人真实的生活。“如果说,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将每一个个人化作生产线上的一枚附件,以机械和麻木的状态存在,那么集体的解体又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单个的、孤独的存在,是‘人群中的孤独者’,这些都使人们的体验以碎片、断裂为特征。与此相应,破碎体验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完整连贯的宏大叙事,而是片段、语言、意象、格言等等。”[2]
现代社会,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逐渐消失,微博文化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它带来了语言的游戏,破坏了传统文化秩序的基础,大众文化所包含的平等与民主成为潮流。因此,文化经历了“从强调整体、系统和统一的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抱负,转向强调地方性知识、碎片、融合、他者性与差异”[3]。微博文化消解了传统高雅文化中的象征等级,趋向日常生活美学化。微博代表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形态,它模糊了高雅和通俗文化的界限,同时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再是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知识以偶然、局部和相对的方式呈现。
共识与重构
微博是大众交往的形式,现代工具理性的扩张致使人们转向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微博形式本质上提倡主体间达到共识,实现话语重构。微博促进了用户的交流频率,大大加速了主体间交往的速度。此时,微博发生了质态的转变,俨然已经从一个媒介空间转变成公共领域,人们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释放自己。微博这种质态的转变契合了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交往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所用,达到两位或者多位行为主体的理解和承认。
在社会行动中,主体是孤立的个体,这种孤独性只有在社会互动中得以转变,交往理论试图把现代人从孤独、悲观意识中解救出来。而同样以语言作为媒介的微博,显然扩展了大众交往的领域和空间,这种交往行为实现了共享、传播以及重构知识的目的,同时达到了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由此,微博不但是以对话作为交往逻辑,而且最终它是达到共识和重构为目的的对话行为。在微博的对话中,每个个体既是言说主体,又是言说对象,对话中充满平等意识。通过对话,每个人就某个主题获得重新认识以及使知识得到更新。
微博时代的对话交往体现了人对交往的需求,随着科技的进步,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出现了隔阂和疏离,人们普遍产生了孤独感,交往对话是自我救赎的一条合理化道路。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和技术的控制,人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工具,同时,随着物质的丰富,消费的盛行,人被高度物化。人们的交往也远离了沟通和理解,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微博为大众提供了广场式聊天的图景,它强调了大众的交往关系,就某个主题大众达到共识和重构,体现了有效对话的价值。
微博为人们之间建立亲密感提供了便利的方式,尤其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交往上的归属感。“微博客把人、本地以及网络空间三者融合起来,实际上要建立一种交际性的归属感。写简短的留言,一方面要考虑关注自己的人的回应,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可能存在的跨平台传播,如何揭示自我成了一个更需要考虑和计划的问题。”[4]这是一种新的交往体验方式,通过只言片语,使自我与他人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和理解,微博的方式对传统的人际关系进行了重构,这种新的人际沟通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血缘或亲友关系网中,它改变了这种人际交往的传统结构,在微博空间中,凭借简短的信息链就与他人建构起对话的关系。
微博是观察日常生活文化互动的方式,通过由微博的网络媒介重建个人身份。“媒体文化(微博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是当今的主导文化,它替代了精英文化的诸种形式而成为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对很多人产生影响。”[5]微博是一种大众自己创造并享用的文化。
结语
微博是用户获取、分享、转播信息的平台,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它突破了传统的言说空间,让更多大众参与到微博的阐释空间中,在简短百十字的文字碎片中,它使普通大众达到了言说的狂欢,并在言语的狂欢中达成共识和重建。而传统的纸质媒介文化则拥有较小的、固定的文化精英群体,是一种小众欣赏的文化方式。互联网的微博文化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庞大统一体,摆脱了传统小众的欣赏方式,让更广大的大众群体参与其中,就某个主题相互补充和延伸,从而不断制造新的信息和话题,达到大众言说的狂欢。
传统小众精英文化逐渐丧失了其统治地位,这意味着新的文化失序阶段的来临,微博文化指向文化的碎片化以及文化等级秩序的坍塌。从传统小众文化到微博的大众狂欢,这一过程将碎片化的语言不断地重构,将更多的个体带入公共空间,从而达到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微博这一新媒介凭借其独特的文化方式,共建了大众狂欢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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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23.
[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31.
关键词: CDA 语言 权力
《实习医生格蕾》是一部以医学为主题的获得艾美奖、金球奖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剧中通过描述实习生及住院医师之间的工作、生活状态,深刻地反映了7年外科实习的高强度训练,以及人性之间的关怀与情感。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指出语言源于社会,同时由社会调控。本文通过对台词的分析,旨在揭示剧中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化。
1.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概述
辛彬(2006)指出,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来自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即通过语言的使用体现出三种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王洪颖(2010)认为CDA是一种分析形式,通过分析语篇的形式,进而研究语篇、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探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话语的产生,以及该话语反映的权力、控制权及不平等现象,并将之合理化。
“批评话语分析”(CDA)一词由福柯在《语言与权力》一书中最早提出。Durst(1999)提出:“最初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批评理论旨在揭示社会阶层及各方不平等权力关系。同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如修辞与写作均有所交叉。”很明显,批评话语分析是建立在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的。因此,通过话语分析,能够反映深刻的社会意义及不同身份和不同权力阶层人物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
George Yule(1996)陈述道:“话语分析涉及之面非常广泛,如在教育或政治实践层面,可始于对日常对话中诸如‘oh’和‘well’的研究,又或于文化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研究。”
CDA的研究基础源于社会理论,因此权力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话题。权力与语言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权力趋于与等级阶层、身份相关。不难推断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的行为表现均有显著的不同。再者,语言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语言交际,因而基于社会、职业关系的相关权力上建立起来的层次等级便产生了语言差异。徐品晶(1996)提及,话语分析更多的关于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对话:电话中朋友的通话内容、餐桌上朋友之间的对话,诸如此类。
至于权力,Caja Thimm,Ute Rademacher和Lenelis Kruse(1995)认为在权力情境下,对于话语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常言语互动中权力的“强势”与“弱势”风格的不同。事实上,日常对话中的语言使用最能明显反映出说话者的身份、权力和地位。正如福柯(1992)提出,权力隐含于广泛分布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阶层的日常实践中。权力并不是否定那些受支配者,而是起到配合支配者的作用,为了迎合支配者的需要,帮助其进行语言权力导势。权力是福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当“权力”一词被用于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时,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行为的能力”,二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利益或实现某种目标而诉诸行动的能力。后者则指因一方的地位高于他人,处于一个制衡地位,而他人必须表示服从。
2.《实习医生格蕾》中对话的批评话语分析
韩礼德的概念功能是指语言用于表达说话者的内部经验世界及其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功能,通过及物性系统来实现。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因而对话对象不同,过程也截然不同。
“Nurses will page you, 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 Your first shift starts now and lasts forty-eight hours... you run labs, write orders,work every second night till you drop and don’t complain.” Dr.Bailey对实习生们的开场白,多为物质过程,主要用以表示命令、安排,如Nurses(Actor)will page (Process) you (Goal),详述作为实习生的职责及任务所在,在众人面前时刻保持作风严谨、精益求精的导师风范。
“You're interns, grunts, nobodies, bottom of the surgical food chain”,此处句子精短,为关系过程,认定值为“interns”,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实习生们的现实生活与地位。“grunts,nobodies”让这些实习生们认识到自己在这所医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没有地位而言,处于外科食物链的最底端的他们是不能有任何优越感的。
如上所述,Dr.Bailey在对实习生们宣布五条规则的时候,各小句多使用的是物质过程,这些都是表示命令的下发。同时,此类话语中多以“you”为动作的承受者,表明了实习生的被支配地位。如“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Rule number five. When I move, you move. Bailey: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they see in the morning. You say please. You say thank you.You apologize for waking them up.”。
人际功能的实现与情态是相互联系的。通过对话中情态词量词的区分,能很好地分析出会话中两人的权力关系。如“should/will”为中量词情态词,表示较强烈的意见。作为院长的Richard在回答关于器官移植的问题时,表达了强烈的专业意见,而作为权力阶梯下段的Bailey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与认同。
Richard: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the patient.If, medically, he'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then he should get the heart. Hypothetically.
Bailey: Thank you, sir.
Richard: But practically? Whoever removed the patient from the LVAD, I expect to be given names and there will be severe, severe consequences.
Bailey: Yes, sir.
3.结语
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并不源于语言,但是语言能够用来体现权力,甚至挑战权力,权力可以用于限制语言的使用。权力与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支配者与受支配者均能选择适合的词句,在字里行间,让观众们深刻感受到社会阶层及权力地位的显著性。正如彭丽(2004)指出的,权力关系能够产生、存在并再生于语篇之中。
参考文献:
[1]Caja Thimm, Ute Rademacher and Lenelis Kruse, Power-Related Talk: Control in Verb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4 No.4, December 1995 382-407 Sage Publications,Inc.
[2]Durst, R. K. Collision Course: Conflict, Negotiation,and Learning in College Composition.Urbana,IL:NCTE,1999.
[3]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5.
[4]Yule G, Pragma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彭丽.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媒体语篇的批评性研究[D].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4.
[6]王洪颖.美剧――绝望的主妇中冲突话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D].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5.
人物对话内容的长短也暗示着情节发展的缓急。如范增劝说项羽,情节舒缓,符合战前定计、周密细致的特点;张良入告沛公,两人对话简短急促,表明此时的情形已经万分火急;樊哙闯帐前后,人物对话语言简短,表明此时已到生死关头,间不容发;沛公成功出逃,留下张良进入帐内答谢,则言语较长,预示斗争告一段落。同时,人物对话时长句与短句的综合运用,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沛公邀见项伯时用长句,是心态平静的反映;而沛公借口如厕欲脱身时多用短句,则反映了急迫的内心。
《鸿门宴》中能凸显人物个性的语言非常多,像张良、项伯话语中表现出来的时时替朋友考虑的“义”,范增话语中对项、刘集团关系分析的“智”,樊哙话语中表现出的对刘邦的“忠”,都是有力的证明。
文中两位主要人物的语言都充分体现了其个性特点,尤其以刘邦的口头禅“为之奈何”最突出。在《鸿门宴》中,刘邦三问“为之奈何”,第一次是在得知项羽要兴兵讨伐他时,“大惊”而问:“为之奈何?”这一问确实是不知计从何出,而向张良讨教应对之策;第二次是在张良连连逼问试图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而不能的情况下,先是“默然”,然后发问:“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这一问是自知理亏而虚心求教,从而将自己犯下的错误让别人替他承担;第三次是在从项羽的酒席中逃离之后发问:“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他其实已经拿定主意要逃走,这一问只是为了从别人口中找到替自己开脱的话语,当樊哙劝他“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时,他“于是遂去”。刘邦的三次发问尽管心态不同,但他遇事就问“该怎么办”充分体现出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一面,而且这能让自己的属下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而毫无怨言。这看似毫无主心骨的一问,表面上让人觉得此人什么都不知道,而其实是大智若愚,大巧似拙。他能在军事上去请教韩信,倚重韩信;在后方的物资管理、新兵征集的问题上请教萧何;在全面的战略问题上去询问张良。这证明了刘邦不仅具有非凡的眼光,能知人善用,还具有一套特别的手段,能让被询问者开口,让他们说出自己的良策,然后自己再去分析,进而作出正确的决断。
自然语言丰富多变,不仅能完成某些艺术功能,而且,在一切用自然语言思维和表述的各门学科及日常论说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语言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人们根据科学规律创造出来的。不同的词句可以表达同一的思想,而同一词句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思想,后者便是语言中的歧义现象(ambiguity)。由Hadumod Bussmann 所著,Gregory P.Trauth and Kerstin Kazzazi编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给歧义是这样定义的:歧义是一种“property of expressions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in several ways, or can be multiply specified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 from lexical, semantic, syntactic, and other aspects”。由此可见,歧义(ambiguity)是一种语义不确定现象(semantic indeterminancy),是某个语言单位或结构有一种以上意义的现象,属语言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Kempson1979, Hirst 1987),是任何一种自然语言都无法避免的普遍现象。因此,语言中的歧义现象越来越受到语言学者的重视,各个学派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语言歧义。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义不确定包含三类情况:同音(形)异义(homophone),多义(polysemy),如模糊(vagueness). 也有研究者把歧义分为词汇歧义、句法语义歧义和语用歧义三种。但无论对歧义做怎样的界定,它都涉及到语义、语用、语境和认知等多种理论。语义学、语境论等学科都把语言歧义研究作为本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而心理研究者们也以崭新的目光审视歧义而将其纳入语言心理认知程序的探索。因此语言歧义的研究应是跨学科的,单纯从一种角度来理解语言歧义势必有其局限性。假如语言歧义仅从语言形式层面去研究,那么,许多语言歧义就不能理解。比如说,在现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经常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歧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有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歧义,对有些人来说是现实存在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也许意义非常明确。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歧义的触发因素的问题,把对歧义的研究从静态的语言层面扩展到动态的歧义实现的层面,因为,只有在交际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歧义才能被称做真正的歧义。
二、心理因素触发歧义
以下是发生在一档电视娱乐节目中的真实场景。一位年轻小伙子在最后一轮竟答之后获胜,赢得三千元的奖金。全场欢声雷动,尖叫声口哨声不绝于耳,小伙子也异常兴奋。
小伙子:“耶!”
主持人(向获奖者表达祝贺后):“你叫什么”?
小伙子(手做‘V’字状):“耶”!
(全场哗然,接着笑声一片)
主持人(一愣):“你叫什么”?(重读了“叫”)
小伙子(有些困惑):“就,就是表达兴奋的一种方式。”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主持人(很无奈):“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从表面看,这段对话的喜剧效果完全由语言的歧义性引发, “叫”是个多义词,既有”呼、喊”(cry, shout)的意思,又有“名称是、称为”(call, name)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当笔者与同班的其他英语专业硕士生就这段对话进行讨论是,有人提出“叫”字在这段对话里所产生的歧义性对于别人也许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在初读这段文字时,并不觉得“你叫什么?”这句话有歧义。这一点从节目现场参与者的笑声中也完全可以得到佐证。观众之所以笑,是因为大家似乎都听懂了主持人的问话,而单单这个小伙子没有。并且在主持人的“点拨之下”还不能心领神会。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同词汇发生歧义的几率并非一样。有些词容易发生歧义,而有些词却不是这样。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你叫什么?”是一句再平常再熟悉不过的话了。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把它理解为“你叫什么名字?”, 即“What’s your name?”但为什么那位小伙子会误解主持人的问话呢?而且在主持人重读了“叫”之后仍然“无动于衷”?笔者认为,此处的歧义发生已不完全是词汇多义本身的问题,听话人的心理因素以及情绪所起的干扰作用更大。
由于经历了紧张激烈抢答而最终获得三千元的奖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此时,小伙子全部的注意力大概都集中在获奖这一具体的另人激动的事件上。注意力是衡量注意程度的指标,包括注意的广度、稳定性、分配和转移的力度。注意也是大脑的一种机能,而且受到意识(心理)的调节。注意的基本作用在于选择信息,使之处于心理活动或意识的中心,以便能被有效地记录、加工和处理。同时注意的容量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把大部分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一事件上时,会忽略或漠视其他事件的发生。由此延伸到话语的理解上,就会使听话人在话语信息的接收反应上显得迟钝甚至麻木。形成短暂性的思维定势。一般来讲,听话人的大脑贮存了很多信息,只有令他感兴趣的信息通常才会占有重要地位,影响着听话人的心境。由于这个信息在大脑中处于兴奋状态,使得听话人在接收话语信息之前,会作出一个与之相关的预设,从而根据预设对话语进行反应。这部分信息就会干扰听话人对新的话语信息的接收,往往产生误解和答非所问。小伙子之所以没有对主持人的发问作出正确的反应,是因为他依然沉浸在获得三千元奖金的巨大的兴奋和喜悦中,才会在主持人重读了“叫”,即将信息的焦点放在“叫”字上之后仍浑然不觉。可见心理因素和情绪对话语的正确解码有多么大的干扰作用。
再看下面的例子:
周朴园:我听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周萍:(惊)什――什么?
周朴园: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么?并且――对不起你的母亲么?
周萍:(失措)爸爸。
周朴园:你是我的长子, 我不愿当着人谈这件事, 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 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文集•雷雨》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周萍与周朴园两人的思路是在两条线上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想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周萍之所以把 “一件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和自己与继母的私通关系联系起来,完全是内在心理状况所致。此处话语歧义的产生与语言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周萍的心理情绪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认知因素触发歧义
请看下面的例子:
吃饭时,爸爸对四岁的女儿说:“来,爸爸给你夹块腊肉”。女儿忙摆着小手说:“不要不要,我不吃辣肉,我不能吃辣!”
同样,从语言的表层现象来看,此处的幽默效果是由同音异形的“腊”和“辣”造成的。从成年人的认识水平上来看,很显然此腊非彼辣。而对于一个四岁的掌握词汇有限、认知能力有限的孩子来说,她会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là”字,更不知道还会有其他发“là”音的汉字。
语言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发展先于语言,并决定语言的发展,语言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只有认识了的事物才能用语言表达。语言能力往往反映出一个人的认知结构。而这种结构相对固定,他的思维活动不可能脱离或超越固有的认知范围,所以,对话语信息的预设、理解也相应地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在接收语音信息后,对话语的检索、处理和反映都在这个认知结构中进行。听话人要根据听到的语音信息,在自己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寻找与之相同的语音信息,根据检索出来的信息建立话语意义,从而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话语内容等。如果听话人的认知结构中没有话语本身的信息,检索出来的是与之同音的信息,那么对话语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这也就是认知语言学中所提到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指交际者双方各自不同的经验经历和知识等足以影响交际效果的各种认知因素。胡壮麟指出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而是一种动态的认知语境。假如发话人和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发生偏差,歧义或误解就会产生。
在上面的这段对话中,由于爸爸和女儿的知识结构与经验均存在很大差异,女儿在听到“腊肉”这个语音信息后,就会按照自己知识结构中的信息来检索, 结果产生误解。也就是说,如果交际双方对多义结构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就不会造成误解。我们知道,歧义根据语境有自动消除的特点。因此,一个成年人结合吃饭这个场景会对“larou ”这个语音信息作出明确的理解。而小女孩儿由于自身的认识水平知识水平以及生活经验有限,也并不认为自己误解了爸爸的意思。前者是语境所致, 后者是认知能力所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
一个只懂几句英语的中国人在大街上与一老外撞了个满怀后赶忙说:I’m sorry”. 老外也很有礼貌的说: “I’m sorry too(two)”.中国人听后有些束手无措,只好硬着头皮说:“I’m sorry three.” 老外异常困惑,就问:“What are you sorry for(four)?”这个人无可奈何的回答:“I’m sorry five.”
对于有一定英语水平的人来说,这则幽默笑话是由英语单词中too与two,for与four的同音异形异义的特点触发歧义产生的。这是从幽默欣赏者的角度来分析的。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以那位国人为出发点就会发现,这位只懂几句英语的老兄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英语中除了此two还有彼too, 除了此four 还有彼for。追根溯源,他的可笑的回答是受了知识水平,确切的说是英语水平的局限。而这个知识水平正是我们所说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
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在语义形成中的作用,认为语言的意义生成与认知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合理地解释了世界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
四、结语
熙指出:“一种语言语法系统里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微妙之处往往在歧义现象里得到反映。因此分析歧义现象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更加深入。”
从对以上实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存在于语言层面的歧义不见得在语用交际的过程中一定实现为现实的歧义。只有当它被一定的触发因素激活时,才有可能转化为真正的歧义。而在歧义的触发因素中,听话人的心理状态和认知体系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触发因素与我们传统研究的歧义的成因并不完全等同。虽然也属于歧义的成因,但它是成因里面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那部分,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歧义能否实现。对歧义的触发因素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语言歧义性的认识实现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从而使我们对歧义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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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燕梅:《语言思维定势与话语理解偏差》,《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一、幼儿语言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思想陈旧
现在很多幼儿语言教学中,幼儿只能靠老师的书本灌输,一般是单方面的教学理论的知识,而不是教给孩子们一些学习语言的好办法,这样灌输的方式,形成一种填鸭式的幼儿教学。长久以此,幼儿失去了学习语言的创新能力。
(二)教学理论与实践相互脱离
由于幼儿的年龄偏小以及心智技能的缺失,我们在幼儿语言教学中,对于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案例也不够丰富,这就导致相当多的幼儿缺乏语言实践的机会,影响幼儿探索能力发展。
(三)教学目标不明确
绝大多数幼儿教师在教学中,盲目地为了教而教,并没有一定的教学目标,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同时我们幼儿教师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也不足,同时不能将幼儿语言教育与其他学科进行相互联系、相互融合。
(四)教师处于课堂话语中的霸权地位
教师凭借自身的知识经验优势,控制着课堂话语关系并演变成话语霸权,使教学活动成为教师的“一言堂”,而幼儿只能被动接受知识,无权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问。教师话语霸权还体现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用结论性的话语,幼儿则回答“是”或“不是”“对”或“不对”。
(五)课堂话语与幼儿生活实际相脱离
由于教师行使着话语霸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总是在说以自己的视角来理解成人的世界,以一种逻辑化、理性化的语言来解释各种现象,各种问题,而极少能设身处地地倾听儿童视角中的独特世界。却不知幼儿世界截然不同于成人世界,幼儿有其独特的生活、表达与思维方式,对世界有其独特的理解。
二、改进幼儿语言教学的应对策略
(一)改进幼儿语言教学从教师做起
1.创设良好的话语环境,激发幼儿的主体意识。幼儿话语权的充分实现还需要教师为其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其创设良好的话语环境。教师要为幼儿营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创设宽松、和谐、自由、充满童趣的班级文化氛围。师幼双方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更容易进入积极的对话状态,进而自由地表达和交流,倾听对方的声音。例如,想让孩子学普通话,应该让孩子常常处于普通话的语境中。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给幼儿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引导孩子们与伙伴或他人谈话,让孩子们体验语言交际的乐趣。
2.重新审视教师权威,摆正教师心态。要实现幼儿课堂话语权的回归,首先就必须重新审视教师权威,消解教师话语霸权。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不能再以自我权威为中心,教师要实现快角色转变,由原来的“代言人”“教化者”“独言者”和“监控者”四位一体的角色转变为“帮助者”“促进者”“引导者”“对话者”和“组织者”五位一体的角色格局。
3.转变教学观念,建立平等师幼对话关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敞开心扉、接纳幼儿、倾听幼儿的心声,双方相互吸引、相互包容和共同参与,实现交互性和精神的承领,这才是师幼间真正的平等对话。教师还应该认识到,幼儿是一个发展中的并且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独立个体,幼儿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而不同于成人世界,幼儿对世界的理解是独特的。只有这样,幼儿的课堂话语权才能够得到保证而不至于沦为教师话语的附庸,才能避免教师话语成为幼儿话语的标签。
(二)改进幼儿语言教学从幼儿做起
1.学会倾听别人说话。倾听是沟通的基础,与人交谈,如果连对方在讲什么都不知道,那怎么去交谈呢?所以我们应该让幼儿先去学会倾听。幼儿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让孩子们学会倾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明白前因后果。比如,如果孩子现在不能马上去做作业,过一会儿就没有时间看电视和听老师讲故事了。这样,就会让孩子逐渐懂得一些做事情的理由,也会开始考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