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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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二）从功能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民事法律全部价值的负载者。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它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保障法律的灵活性的作用，由于基本原则的模糊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通过解释基本原则，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新要求补充到法律中去，以使法律追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实现法律的灵活价值；第二，转贴于（）它以模糊性实现着法律的简短价值。具有模糊性的民法基本原则使法律的外延成为开放性的，这样法官可将社会生活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则源源不断地输入于法典之中。因此，模糊性规定出现于立法，必然使法律条文的数目减少。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只有156条，这与基本原则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它还保障着法律的安全价值。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的进化功能，法律不必经常修改而保持相对稳定，实现了渐进式的、生长式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法律的安全性。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构建；公平原则；作用
前言
在我国的民法规定中，民法公平性是首先要遵循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曾明确的规定公民在进行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要遵守公平、自愿和诚实守信等原则。后来在颁布《合同法》等法律条款时，对这条规定也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很多的法律法规中也运用了公平原则。本文主要是分析了公平作用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和所具有的意义，分析了民法基本原则中公平原则的体现。
一、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公平作用的本质
1、公平运作本质
在民事活动中，公平是最为主要的运作模式，公平运作模式在民法基本原则中的应用是惯性的，它是指在特定民事利益关系上具有合理性，是民事主体和司法主体所做出的自我判断和评价。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公平作用是民事和司法主体进行自我评判利益关系的合理性的程序，它一方面需要满足公平理念，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民事主体的具体情况而确定其公平理念。（2）在民事基本原则构建中，公平运作针对的主要是民事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原本指的是抽象关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要通过民事的事实来将这种抽象的关系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关系，并将其具体化为利益形态。（3）公平运作，主要是以公平理念作为指导而形成的，在司法和民事主体进行各自行为的过程中，要保证自己的行为做法等符合公平理念，使公平运作的模式受到法律的保护。
2、公平理念本质
公平理念是属于民法理念，它在民法制定以及运作过程中运用较为广泛。公平理念主要是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并且会形成能够准确评判民事利益关系的准则和方式。（1）公平理念会针对不同的民事冲突而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人民的利益（指经济利益），而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公平的调节财产和人身关系。民法中的公平作用对物品权、亲属和继承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有效的保障作用。（2）在社会各界的各个阶层，每个人合理评判民事利益关系的准则和方式都将受到公平原则的维护，在法律基础上，就逐渐形成一种公平理念。公平理念主要是根据社会生活的经验而得来的，在长时间的融合以及提炼之中，被赋予了新的标准来判断价值和分辨是非等。（3）当民法的价值得到体现时，公平理念自然会体现出来，它是实现公平理念的前提。而民法价值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民事主体或民事利益的解决来完成的。
3、公平运作和公平理念的关系和作用
首先，公平原则的价值主要是对民事利益关系的合理判断。其次，在法律条款中，公平原则的最基本层次是表彰和提倡立法者的公平观念，民事主体在公平观念的指导下，可以选择出合理的公平运作模式来统一协调自己的利益关系。一般来说，公平原则的本质较为抽象，难以被民事主体所理解的，而法律的确切性又需要对公平原则的内涵进行具体的掌握，这就需要一种完善的解决途径，即分解公平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公平运作能够寻找出满足公平观念的运作模式；而公平观念则能够通过与立法相结合来寻找出公平原则的具体内容，从而为人们对公平原则的运用和理解提供了方便。公平观念一般表现在立法方面，是立法者在不同的社会公平观念中提炼得出的结果。
二、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公平作用的作用
1、能够有效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公平原则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很高的，是每个法律条款都应该遵守的原则，要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对公平原则引起足够的重视，才可能使公平原则贯彻到每一个环节之中，保证民法的公平性。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公平作用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法的公平性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法律在执行时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民法如果失去公平性，那么就无法进行公平运作，公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各种法律问题也会增多。这些问题的累计，可能会严重的损坏到公民的利益，引起各种纠纷。
2、能够有效提高立法工作的效率
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如果将公平原则贯穿始终，立法工作的效率将得到有效的提高，立法工作会更加有目的性，民法体系也显得更加清晰明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立法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对公平作用引起高度的重视，还能有效避免其在民法构建中与其他的原则产生冲突，从而提高民法实用性。
3、能够增加群众对民法的认可
法律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公信力，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公平性。如果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公平性，无法使群众信服，那么就不能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持。当法律失去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所谓的法律条文就形同虚设，相当于一纸空文，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民法的基本原则构建中遵守公平原则，能够保证民法的公平性，还可以保证立法的公平性，这就使得人民的实际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法能够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持和普遍认可，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其作用也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法律的系统也应该不断的进行完善，才能符合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民法是专门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法律条款，对民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过程中，要遵循公平原则，重视公平作用的作用，确保民法的公平性。只有使公平原则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才能更好的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1]贺颂青.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分析[J].法制博览,2013,(10):80-81.
[2]尚昆.论公平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构建中的作用[J].现代经济信息,2015,(13):273-273.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3篇
1.民法转型的法源缺陷:形式化、制定法优位及其校正
2.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
3.民法公平原则新诠
4.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
5.我国民法立法的体系化与科学化问题
6.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7.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
8.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
9.民法与国家关系的再造
10.20世纪前期民法新潮流与《中华民国民法》
11.民法与人性的哲学考辨
12.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
13.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
14.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15.我国当前民法发展战略探索——法学实证主义的当代使命
16.瑞士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
17.民法的人文关怀
18.论民法典(民法总则)对商行为之调整——透视法观念、法技术与商行为之特殊性
19.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
20.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21.民法基本原则研究——在民法理念与民法规范之间
22.民法总则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23.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24.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
25.论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26.民法总则不应是《民法通则》的“修订版”
27.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28.刑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法律类型
29.民法基本原则: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
30.民法上国家政策之反思——兼论《民法通则》第6条之存废
31.我国民法地域效力立法之检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条第1款为中心
32.民法中的物
33.通向人性的复兴与和谐之路——民法与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解读
34.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以《民法通则》第109条为中心
35.中国民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引进、衰落和复兴
36.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37.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38.论民法基本原则之立法表达
39.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意思自治原理及其展开
40.“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
41.民法与市民社会关系述要
42.民法总则编的框架结构及应当规定的主要问题
43.商品经济的民法观源流考
44.物权请求权制度之存废与民法体系的选择
45.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几点思考
46.中国民法中的“层累现象”初论——兼议民法典编纂问题
47.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探析
48.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民法调整对象的确定与表达
49.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
50.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分析
51.方法与目标:基本权利民法适用的两种考虑
52.民法上的人及其理性基础
53.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
54.民法基本原则与调整对象立法研究
55.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
56.论民法中的国家政策
57.民法基本原则之“成文法局限性克服论”反思——就《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与徐国栋先生商榷
58.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
59.近30年来日本的民法研究
60.民法调整对象之争:从《民法通则》到《物权法》——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事立法主要障碍之形成、再形成及其克服
6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总则——与德国民法比较
62.民法是私法吗?
63.情谊行为、法外空间与民法对现实生活的介入
64.民法上的人
65.侵权责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及其与民法其他部分的关系——兼与传统民法相关问题比较
66.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67.论民法的性质与理念
68.民法是什么?——学说的考察与反思
69.民法典创制中的中国民法学
70.动产抵押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抵押与让与担保制度之规定
71.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72.两种市场观念与两种民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政策内涵之分析
73.制定《民法总则》不宜全面废弃《民法通则》
74.重塑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
75.对民法的哲学思考——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76.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77.论民法基本原则生态化的价值理念与技术路径
78.论民法的社会功能
79.民法规范进入税法的立法路径——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技术
80.私法自治与民法规范 凯尔森规范理论的修正性运用
81.民法与宪法关系之逻辑语境——兼论民事权利在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地位
82.民法适用中的法律推理
83.近代民法的现代性危机及其后现代转向——兼论当代民法使命
84.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的立场和使命
85.民法调整对象的属性及其意蕴研究
86.论我国民法总则对商事规范的抽象限度——以民法总则的立法技术衡量为视角
87.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88.环境问题的民法应对:民法的“绿化”
89.日本民法百年中的债法总论和契约法
90.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
91.论民法生态化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92.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民法学——中国民法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93.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现状与展望
94.再论民法中人格法的公法性——兼论物文主义的技术根源
95.民法中“民”的诠释
96.论民法解释学的范式——以共识的形成为研究视角
97.现代民法中的弱者保护
98.刑法与民法之间的交错
99.俄罗斯社会转型与民法法典化
100.民法体例中商法规则的编内与编外安排
101.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102.雇佣关系调整的法律分界——民法与劳动法调整雇佣类合同关系的制度与理念
103.德国法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兼论对中国民法总则立法的启示
104.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
105.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106.对民法本位的新审思——从民法基本原则及价值谈起
107.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108.论民法诸项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109.民法基本原则、价值和本位新思考
110.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存在的几个问题
111.《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
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
113.法治多元性视域下考察我国民法“平等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4篇
我国现行刑法总则部分（第3、4、5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指导原则，成为刑事立法、司法活动必须遵行的基本原则。缘此，这三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
然而，笔者依然有所质疑。
是否可以因为刑法基本原则已落户于刑法典中，或因为之前之后曾经大规模地讨论过，现在就可袖手不问了，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业已解决？诚恐不然。
首先，刑法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只是“已然”，未必是“必然”或“应然”，这自然是由法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先天不足造成的。其次，法学理论研究不是仅仅作为某部法律规范的“法窑”而存在的，而应为整个法学进步的引擎，既务实又要有前瞻性。再次，整个社会都在不断发展，立法和司法环境也在改变。
故此，笔者认为旧题重拾亦是有以。
谈到刑法基本原则，我们无法回避另一相关概念，即法的原则。
本文着意从法理的角度分析了何为法的原则、法的原则的分类，以求理清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的关系。以此为阶，本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以比较的眼光对刑法基本原则进行研讨，即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对比分析中，找出刑法基本原则的各方面特性，以此进一步检验已有的及新近的提法，并力求对以后刑法基本原则可能出现的提法准备辨认手段。
「关键词
法的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 宪法基本内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 刑法平等适用原则
Abstract：
In the General Rules （item3， 4，5）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equal status from criminal law principle， crime and penalty by law principle and crime equaling penalty principle have been laid down in clause clearly as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s， and the three so turn basic principles which must be obeyed in the course of law making and performing， because of this， it seem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hree as the basic principle in the criminal law could not be removed.
However， the author believes it to be inconvincible.
Could we be relaxed and lie comfortably just becaus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has resided in the criminal law or it has been explored by lots of people before or after it was laid down in clause？ Or the problem has really been solved？ I‘m really afraid not.
Firstly，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 has been fixed in the criminal law is just “so ” but not really “must be so ” or “should be so ”， which is naturally caus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law such as “behind-lagging” and “not-all-in” these born flaws. Secondly， the theory study of legal science doesn‘t just exist as a “kiln” of any branch law， it should be the motor of forward moving of the whole legal science， and need be not only practical but foreseen. Thirdly， the whole society is developing， 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as well.
As a result of that， the author believes it is reasonable to remention the old object.
Mention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law， we could not escape another related concept， which is legal principle.
In this article， it is attentively analyz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jurisprudence what is legal principle and the classifying of legal principle， in attempt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of legal principle and basic principle of law. On the basis of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in eye of comparison， meaning detecting all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criminal law principle by comparison of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to that of constitution and that of civil law， and further checking the old and newly-coming concepts of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trying to prepare checking methods for the possibly coming concepts of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in future.
Key words：
Legal principle Basic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Basic principle of constitution Basic principle of civil law Equal status from criminal law principle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多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十分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以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将其彻底澄清，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敲。
一。 基本法律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1]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2]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3]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4]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5]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6]、“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7]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8]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9]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10]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11]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转贴于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12]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如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者）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能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13]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14]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15]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因为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必然可以要求对其客观方面、定罪量刑情节予以具体全面考量，也就是对之更加引申细化。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16]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影响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17]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基本原则通常只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 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
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比较
民法基本原则略述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和学者们的一致看法，民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按照《民法通则》第3条的规定，平等原则即“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从根本上讲，这一原则乃是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反映在民法这一部门法中的一脉，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要求和基准线；不过，这一原则，依笔者拙见，似宜表述为“民事活动平等”，从而免去“剽宪”之虞。意思自治原则，按照《民法通则》第4条的表述，乃是民事活动应以民事主体自愿为基础，也可以说，民事活动主体应当有自由表达自己内心想法并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愿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他人非法干预与控制。这一原则可以看作平等原则的深化，是民事活动以自我为主导的突显。从《民法通则》第4 条知，诚实信用原则也是调控民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与前两原则相比，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较强烈的义务性色彩，是对当事人的主观“安全性”和可信度的要求，反映出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民法通则》第6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规定常被视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内容和具体要求。从该条的规定看来，这一原则具有较为浓重的公法味道，置之于民事法规之中显然有些不合。
二者之比较
性质之比较
在各自所具有的性质方面，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区别是不难厘分的。
首先，就法的范畴而论，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有显然的“公”与“私”分野。
刑法基本原则属公法范畴是学界的大体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公法领域，刑法原本被视为标本，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刑法骨架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公法性质尤其难以抹杀。其中，在受制约的主体上，总的说来，可以分成公权力参与方和普通社会成员参与方，而且如所周知，公权力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都处于主导，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私”的性质使得民事法律关系的“民”的成分较为显著，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地成为其主要参与者，公权力的重要性完全游离于民事关系之外。在对权力的确认与设定方面，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倾向性也如分泾渭，判然可见。按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刑法在赋予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权力（利）上存在不对等性，公权力机构具有诸多一般主体不具备的优势权力；而体现民法基本原则的主体权利（力）却没有如此分界，一般都是以对等设置为主，公权力极少介入民事活动中。刑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范畴之别还表现在，刑法基本原则作用于刑事法律关系之调控时表现了对社会效益的注重，起到的是保障社会公正、秩序、人道的主要作用，从整体上看，较少及于经济效益；而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恰恰强调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主要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从而根本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
其次，二者的性质差异也表现在对权力与权利折射的强度上。
刑法基本原则曲折地显示了其以公权力为重的方面，从而俾使刑法规范具有极强的强制性与制裁性、威慑力，往往不受制于个人的意志。尽管近些年随着刑法的发展及刑罚体系的改进，刑法规范也渗入了较强的民主与人道主义的色彩，但这总体上不会改变刑法基本原则的尚权力特征。与此相对照，民法基本原则却正是以权利为主导的模式，故而具有推重个人意愿与公平、自由、平等的特色，体现的是对正当合理追求个体权益之实现的倡导与弘扬；在民事纠纷排解方面，民法基本原则也重在通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主动、自愿实现；在合同或契约之下，公权力常常不发生影响，这就最大限度地将个人权利空间释放并还之于民，是以更其肯定了民事权利的神圣地位。
价值之比较
就法的原则的概念而论，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法律规范的根本规则，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民法基本原则撑起了它的根本价值体系。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平等、自由和效益。民事法律关系不论从其主体、客体还是内容上看，都是私人关系的典型，集中说明了私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重要并为核心要求。就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方面而言，此概念所指系具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类法人组织，从法域上讲都是不具有公权力资格的主体，不存在纵的强制与接受强制的服从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或权利，而且都排除禁止流通物、限制流通物和个人无权处置的权利，这从客观对象的角度说明处理上的自由在民事法律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可处理的自由度乃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实现的源起与中心，亦即权利义务的源起与中心，而民事权利义务主体为实现其各式权利（义务）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利益， 必定要重视义务履行及权利实现的成本，以最大限度争取所谋求的利益。这些根本内容反映在民法基本原则层面，也就成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具深远意义的方向标，且对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有决定性作用。
至若刑法基本原则，如笔者前面已经论述，公正、人道、秩序才是其根本价值所在，也是刑法之根本价值点。不言而喻，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以公正、人道、秩序为根底，亦是由其调控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注定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罪的有无、大小、轻重及制裁、保护并及如何制裁、保护皆关乎一个“度”也就是正义和公平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当事人则必有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即人道这一根本问题，所有这些总体上又有涉于社会的整体安定有序的问题，即秩序。故此刑法基本原则必以公正、人道与秩序为价值起点。
不过，二者在价值体系上虽各有侧重，仍然难免共存相交之点。正义、秩序作为全部法律部门的共产和原点，亦为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公价值”，因为法的存在意义也不能越出此界而自成天地。
功能比较
“我们一旦认定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法律规则的独立的各种准则，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它们就在我们周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18] 刑法基本原则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国内法中具有最显著影响力的部门法基线，必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功用可能。二者参观互较，可得出以下要点：
其一，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依托的形式上看，分别之处是较显眼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主要托体于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一般与习惯无涉；而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不但在民法规范和司法解释中可寻其踪，而且也会寓于习惯之中，如行业习惯、公序良俗等。这也反映出二者“刚性”方面的差异。
其二，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的发挥渠道看，也别有道理。刑法基本原则发挥其功能，鉴于其较大的强制性和低明确度，一般不直接通过个人的蹈循遵依以竣其事，常须以立法和司法为中介；民法基本原则，因具较大明确度和可操作性，甚至可以作为行为人的行为尺度；而立法、司法途径则与前者共之。
其三，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与道德平面的高下看，情况也是不同的。刑法基本原则是对社会重大恶性的节制或惩罚，同时这种被节制与惩罚的恶性易于违背道德甚至常去之甚远，而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仅是止住这种重大恶性，使之不至于为害或再为害，因而去道德的“向善”之要求自然是长途。民法基本原则却不然，它有明显的“善”的要求，如诚实信用之类，故而，从整体上来看，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最能触及道德或护垒道德，因此最具道德“水拔”。
其四，从这两大基本原则的功能与经济利益的及身的程度看，二者也截然分道。刑法基本原则处理的是“罪”与“罚”的相关问题，最终达到的是预防犯罪、惩罚犯罪者、保护受害者，所以一般不直接与利益的得失增损挂钩，与经济利益关联尤寡；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则当然与经济利益脱不了干系，这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私法性质这种法律基因所决定的。
经过这样一番研究比较，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无论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还是从学理上看，都可以成其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无视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的差异而生硬搬用之弊，为突显其刑法特色，依笔者所见，可将其改作“刑法平等适用原则”。而主客观相统一，其地位固然重要，笔者以为，将其列为刑法基本原则视野并不与前文所论要求相冲突，只是嫌其与罪刑相适应有明显的重叠之迹，因为“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理应含有与主客观相关要求结合的内容。
三。结语
刑法基本原则所系重大，在整个刑法规范制定实施的过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欲将这一问题彻底澄清，对任何人而言皆非易事，因为无论是刑法本身还是刑法环境乃至整个法宇宙都在时刻不停地经历着各式各样的发展变化，这就使得该问题的探究的难度愈加增大，相应地，对人们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笔者以为，随着社会发展和刑法学进步，刑法基本原则也会有所演变，新的刑法基本原则定然会出现，这也是法与社会相协调并进的要求。但是对于刑法基本原则的“补给”也须审慎，新出现的原则究竟属于刑法基本原则与否以及该如何判断，均应经过科学的分析；况且，一个科学的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不能也不应当频繁更迭或“刷新”。
故此，对刑法基本原则系统、反复地探究是有其必要的；而且，如此上下求索也必，将有助于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系玉成，进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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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Black‘ Law Dictionary， West Co .1983. P1074.
[2]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9页。
[3] 《法理学》 葛洪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8页。
[4]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4页。
[5] 《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5页。
[6] 同上。
[7] 《法理学》 葛洪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9页。
[8] 《刑法学》 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21页。
[9] 《刑法学》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5页。
[10] 《刑事法总论》 陈兴良主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128页。
[11] 《刑法教科书》何秉松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30~31页。
[12] 《基本原则的新解读》：贾凌、曾粤兴，刑事审判网，2004年3月15日。
[13] 《基本原则的新解读》：贾凌、曾粤兴，刑事审判网，2004年3月15日。
[14]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周振想， 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15] 《刑罚通论》，马克昌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508页以下。
[16] 《基本原则的新解读》：贾凌、曾粤兴，刑事审判网2004年3月15日。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诚实信用原则 帝王条款 自由裁量权 适用限制
一、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传统认识
何谓诚实信用原则，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在德国，施塔姆勒从自然法角度建立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行为符合这种理想即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邓柏格以道德眼光看待诚实信用原则，他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在交易场上得到交易上道德的保障。费雷伊拉认为，诚信是道德的法律化。法国学者希贝尔也认为，诚信是立法者和法院用来将道德规则贯穿于实在法的手段之一［1］(p61)。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章麟先生认为，法律为社会生活的规范，非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最高法律原则，无以实现社会的妥当性与公平。王泽鉴教授认为，在德国法中，尽管诚信原则在体系上规定于债篇之中，但实际上它是一项基本的法律，不仅要适用于民法，而且公法及诉讼法也要受其支配。所以诚实信用实际上被称为“帝王条款”［2］(P123)，大陆法系学者将诚信原则称之为“帝王条款”或“帝王规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重新定位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仅是基本原则之一，笔者认为称其为“帝王条款”或“帝王规则”不妥当。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学者蔡章麟所说，诚信原则是概括的、抽象的，没有色彩、无色透明。它所包含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其他一般条款的范围。它是未形成的法规，是白纸规定［3］(p416)。郑玉波先生认为，诚实信用为极端抽象的名词［4］(p262)。美国学者罗伯特・萨莫斯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只是一个不能确定的短语［5］(p14)。由于诚信原则的内容极为模糊，在法律上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其适用范围几乎没有限制，倒不如像英美法中建立具体的制度来规范。而且诚信原则不符合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明示条款应当优于诚信原则，如果仅仅用所谓“良知”、“善意”去否定合同当事人明确订立的条款，那么当事人最初的约定将变得毫无意义，已经订立的合同条款将处于十分不确定的状态，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将毫无节制。英国法有自己一套现成的东西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欺诈、允诺不得反言、虚假陈述、错误、合同落空等具体制度运行良好，自然没有必要再以诚信原则作补充。事实上英国法更倾向于选择清晰、精确的具体原则，而不是宽泛的一般原则［6］(p98-99)。这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徐国栋教授认为，贯彻经济人假说的民法一般规范是处理普通案件的，而诚信原则是处理疑难案件的。当适用诚信原则时，实际上适用的是“上人”道德。由此造成这样的局面：市民法之适用，对普通案件适用的是经济人标准；对疑难案件适用的是“上人”标准。于是，又导致了普通案件的当事人与疑难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的新问题。对此问题，似乎应通过减少市民法的漏洞，从而减少诚信原则的适用机会的途径加以解决［1］(P160)。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与我国国情不协调。
正如一位学者所分析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需要成熟的立法技术、相对灵活的司法体制以及具有高度法律素养的法官阶层；而该原则适用的“软件”基础则是悠久的法治传统、发达的诉讼文化以及公民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8］。西方的性恶论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为其法治建设找到了一种依据。在古希腊，杰出的思想家们围绕着城邦“是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来统治更为有利”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更可取”。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9］(P199)如果人是天使，便毋需法律［10］(P88)。
反观我国，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强调德治与礼治，所以在中国今天的法治建设难以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获得一种习惯性的支持。中国缺乏法治的传统，有的是人治的遗产。而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受无讼观念支配的人们，不习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甘愿“息事宁人”，以无讼为有德，形成传统的无讼、息讼和厌讼的观念，“和为贵”、“忍为上”、“私了”现象普遍存在。诚如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言，“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定些什么决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在法官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11］(p487)而且我国的立法技术亟待改进，司法体制尚未真正独立，我国法官素质不高，以及法官素质之高低随法院级别的高低依次递减的客观情况等，均要求我们认真对待诚信原则，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规制。法国革命家和思想家罗伯斯比尔指出：“法律笼统地授予法官无限的权力，容许他可以去做他认为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事情，法律以人的荣誉和良心代替它的神圣权力，它不再认为它的头等天职恰恰与此相反，乃是制止常常喜欢滥用自己权力的人们的任性和野心。它向我们的刑事法庭庭长提供一次有利于一切贪婪要求、掩盖一切错误、为一切滥用权力作辩护的明确条文”。［12］(P30-31)
(三)诚信原则在英美法上的法律地位。
英美法上也有诚实信用原则，但仅限于合同法。即便如此，诚实信用原则在英美法上从来没有取得过在大陆法系国家那么高的地位，诚实信用原则无论在英国法还是美国法都没有被认为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合同法领域，英国律师也没有明示接受诚信原则为合同法基本原则。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国学界对诚信原则从来不感兴趣，他们不认为欠缺诚信原则有何不妥。然而在20世纪的后20年间，英国法开始承认诚信是合同法上重要的原则。这一巨大转变开始于一些著名的判例，对英国而言更大的冲击来自于欧共体的一体化。美国普通法、制定法也确立了诚信原则在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但即便英美合同法承认诚信原则的地位，大部分人仍反对引入诚信原则［13］。
在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诚实信用原则与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一样，并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地位高低之别，应当一视同仁对待。从本质上看，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更能直接反映民法的特征，而诚信原则属于一般性条款，处于从属地位。可见，诚信原则并非“帝王条款”。
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限制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效力贯穿于民法始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英美法曾经排斥诚信原则的经历有助于大陆法系的人们看到这一原则潜在的危害，尤其看到它与意思自治原则的矛盾，从而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一原则［1］(p157)。如果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不加以限制，则有可能导致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以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体系的安定，或者导致枉法裁判，助长司法腐败，破坏当事人之间及其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关系［14］(p62)。美国学者罗伯特・萨莫斯主张应有限制地适用诚信原则：首先必须证明没有其他的替代手段；其次必须证明有采用诚信要求的充分的积极理由，然后才可适用这一原则，以防止这一原则的副作用［1］(p154)。
梁慧星教授归纳了三个原则：第一原则，具体规定应优先适用。即现行法律有明确具体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与适用该具体规定均能得到同一结果时，应适用具体法律规定而不适用诚信原则。这是因为，一是具体规定法官易于掌握，便于操作，不必再探求立法者的意图；二是不致于降低法律条文的权威性。第二原则，类推适用等漏洞补充方法应优先适用。即对某一具体案件，虽无具体法律规定可供援用，但可依类推适用等补充方法予以补充时，应依类推适用等方法补充法律漏洞，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在这一情形下，不依类推适用等方法补充法律漏洞而直接援用法律基本原则，属于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应予禁止。这种情形，在法解释学上称为“法律的软化”。禁止“法律的软化”同样是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况且在具体案件上，过多地适用基本原则，难免有恣意解释法律或滥用原则之嫌。第三原则，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与适用判例的冲突解决。即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与适用判例得出同一结论时，则应适用判例，而不得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如得出相反结论，则适用诚实信用原则［7］(p69-73)。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不能动辄越过具体的民法规定直接适用该原则，否则会造成民法规定的软化和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只有在合同条款不完备或具体法律规定不敷使用时，才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可见，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随时可以拿来就用，其“帝王规则”的称谓显然是言过其实的。
注 释：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增删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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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俊凉等.浅议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定位［J］.企业家天地，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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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6篇
要确定商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先弄清商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其内涵。笔者认为，商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商事关系的本质特性，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统辖商法的具体制度，并贯穿于商法规范的共同准则。商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的基本原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商法基本原则不是民法基本原则在商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而是商事关系客观要求的集中反映，是商法基本精神的科学抽象，商法基本制度和一切规范的共同纲领。商法的基本原则也不同于商法的具体规则。
二、商法基本原则的重新确立
商法的原则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现代商法之进步性的重要标志。笔者在借鉴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商法的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的确立，认为商法的基本原则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
（一）商事主体严格法定原则
商事主体严格法定的原则，在通常意义上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商事主体的类型法定，商事主体内容的法定和商事主体的强制公示等方面的内容。
1．商事主体的类型法定，也可以称为市场的准入主体，各国商法一般都会对商事主体的类型做出明确的规定，投资者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类型设立商事主题，法律禁止当事人任意创设非法定类型的商事主体。“当事人关于商事主体之创设或变更，本质上仅具有法定范围内自由选择的法律可能性”。
2．商事主体的内容法定，即商法对商事主体的实质性条件作了明确规定，投资者只能在完全具备这些实质性条件时，才能成立相应的商事主体。对此，现行学术界，普遍认为，商事主体内容法定要求必须强化商事主体的登记管理制度，对各种商主体进行统一、规范的登记，加强管制。但是笔者认为这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僵硬的规定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导致普遍的违规行为和违法不究现象，从而会给不法交易者以更大的可乘之机。
3．商事主体的强制公示是指对商事主体登记内容予以公示，其登记事项不仅应设置于登记机关，还应公告、备查、通知等方式令交易当事人或第三人知晓。如我国公司法中要求的公司设立、变更、注销的登记公告。
（二）确认营利和保护营利原则
正是在这样一种传统商法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行为人可以遵循“私法自治”精神，竭力追求盈利经营，并且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他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和较小的社会责任。由此，人们始终确信，盈利精神是传统商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商行为区别于非商行为、商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上述思想知道指导下，传统商法理论中利润第一、盈利至上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否定。相当一部分法学家认识到，盈利虽然是商法所保护的商事经营活动的重要特征，但已不再是最高目标，法律必须尽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对他人及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盈利行为。
（三）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商法上对交易安全之维护，主要表现为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及严格责任主义等等规则。
1.要式主义也可以称为强制主义，是指商事交易形式须依照法律的严格规定，任何交易的当事人均不得任意加以变更，例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方面的规定，有利于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行为，从而也就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
2．公示主义是指交易当事人对于涉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营业上事实，负有公示告知义务，其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相对人或不特定第三人。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登记的公示，即公司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公告制度就是公示制度的要求之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的建立又不是凭空所能达到的。它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配合和保障。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可以增加商事交易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同时也就能够较好地维护交易的安全。
3．外观主义是指按照商法要求，商事主体或商事交易的一些重要事实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显示出来，即使外在的显示与内在的事实不一致，商事主体仍须受此外观依赖者的利益得以维护，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得以保障。票据法上的无因性与文义性就是体现了外观主义。
4．严格责任主义指为保障交易安全，特别地加重商事交易中某些行为人的责任。这是由于商事交易的大量性与反复性，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避免企业在交易中发生障碍而设。例如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等等，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利益，对于维护交易安全都有很大作用。
（四）保障交易迅捷原则
实践中，各国的商事立法关于保障商事交易迅捷原则方面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交易简便。各国商事立法通过简化交易形式，以强行法预先确定交易的大部分内容，只将少部分内容留待当事人约定，形成商事交易的证券化和格式化。现代商法中广泛采用的票据、提单、保险单、流通证券即是此种形式的典型。其二，短期时效。短期时效也是商法为了达到交易迅捷而做出的规定。其三，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也就是商事交易形态与交易客体的定性化两方面。前者是指通过强行法规则预先规定类型的典型交易方式，使商事交易的方式的定型化。后者是指交易对象的证券化和商品化。
（五）维护交易公平原则
商法为了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必须贯彻交易公平原则，交易公平有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之分。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形式公平又称为起点公平，注重程序和过程，实质公平则注重结果和平衡。现代商法不仅注重维护交易的形式公平，而且还注重交易的实质公平。20世纪以来，由于行业垄断和行业集中的大量出现，商事交易主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很难平等。往往一方是势力强大的垄断企业，另一方是势力弱小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他们之间很难进行平等的磋商和讨价还价。因此，现行商事立法既要从商事主体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等方面追求商事交易的形式公平，更要从保护弱者、情势变更、定式合同免责条款限制和反垄断等方面追求商事交易的实质公平。从而真正实现商法维护交易公平的精神。
综上所述，商法原则是商法学理概括的产物，它贯穿于整个商事法律关系。商法基本原则是整个商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科学界定不仅是健全和完善商法理论的需要，同时对立法司法实践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情形之下，正确界定商法基本原则，从而使商法能更好地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无疑是有重大作用的。
参考文献：
［1］雷兴虎.商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7篇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其他国际法的所有原则、规则与制度一样，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整个国际法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哲学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一、诚信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
“诚信”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法律概念、术语、原则或规则，通常与“善意交替使用。一般认为，虽然诚信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初时期，其最直接的起源是罗马法。所谓“诚信”，就是法律主体或法律行为者以忠实于自己的目标的方式遵守承诺并为实现其达成的目标真诚和有效地开展工作。如今，诚信原则在世界上所有法律体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欧洲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普通法系，还是社会主义法系，都以诚信作为基本的法律理念和原则。诚信原则适用的普遍性在于，它不仅是各国国内法和区域法的基础，而且构成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核心。诚信原则适用的广泛性在于，它不仅适用于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领域，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宪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虽然诚信原则在欧美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教材或论文中已有比较广泛的论述和传播，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则缺少系统的阐释。
在今天和未来国家间相互依存、彼此合作不断加强和全球化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国际大环境下，主权国家推行诚信建设的战略和举措必须与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相适应。只有这样主权国家的诚信建设才能与不断提升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之战略相匹配。这是因为，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相互的诚信至关重要。诚信是维持正常国际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所在，是国际稳定的可靠保障。联合国国际法院前院长贝贾维法官曾指出，诚信能使一国预料其伙伴的行为举止，国家遵守诚信就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合法期待。
(一)诚信是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诚信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它起源于国内法，其适用由来已久且适用领域广泛。各国实践表明，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已经突破了商法、民法等私法领域，如今在公法领域也有较普遍的适用。诚信原则是世界上各大主要法系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诚信原则之所以构成一般法律原则，既适用于国内法，又适用于国际法，其根本原因在于，诚信亦如正义、公平一样体现的是法的本质、精髓和基本价值。诚信原则作为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其主要功能是解释习惯国际法规则和条约条款，并在国际法规则缺失的情况下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正如国内民法学家王利明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终维持公平正义”。这一精辟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法。
(二)诚信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诚信作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由来已久。被公认为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就明确断定，“诚信应得到遵守不仅仅是其他原因，还有为了和平的希望不至于泡汤。”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对诚信的反复重申同样应被视为已确认诚信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诚然，并非所有的国际法律文件均明确规定了诚信原则，甚至更多的公约并未对诚信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国际法律界认可这些公约的解释和义务的履行应遵行诚信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
二、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国际法各领域早已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果没有此项基本原则，整个国际法可能就将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首先，诚信之以所构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国际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横向关系的社会，尽管在特定的区域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纵向权力结构或超国家因素的治理结构(如欧盟)。但在这个平行的社会结构中，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相互无管辖权。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管辖权要获得他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除了自身具备国家的四个客观要素(即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之外，其政权必须在国内取信于民，即政权具有合法性和体现民意。在国际上，也要取信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做到国际诚信。国际诚信不仅需要国家靠自身的合法性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或声誉取信于其他国家，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真诚地表示承认该国家实体存在的合法性并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和其他正常的关系。
其次，诚信是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建立信任机制”、“增进信任”和“建立互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在当代国际社会，不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有何差异，真诚地开展合作不仅是各国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在各国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必不可少，势在必行。
最后，诚信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构成要件。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基本原则概念的表述和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尽管大都认可国际法体系中有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之分。例如，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使用的则是“国际法一般原则”概念，“是指习惯法规则、第38条第1款第3项(意指《国际法院规约》)中的一般法律原则或者是在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类推基础上通过司法推理得出的逻辑判断。”
在现代和当代国际法中，条约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国际法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确立也主要通过条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国际法体系中，条约法居于基础与核心地位，而诚信原则又始终贯穿于一项条约的始终，尤其体现在条约的谈判、解释和实施等基本环节之中。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既可以是特定法律部门的具体规则，同时又具有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基本特征。它不仅具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抽象性，而且在法律效力上具有上位法的至上性。
民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冲突法补充性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36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2)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4)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1.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原则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3.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89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1)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2)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3)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为了使冲突规范变得更加灵活而又不失法律选择上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国家在立法时，一方面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在制定冲突规范时，尽可能选用那些最能体现密切联系的联结点，同时又规定仅在立法上指定的联结点不存在时，才允许法官依此原则去选择法律，以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做法增强了传统冲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活力，提高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它与传统冲突规范的关系，正确理解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既不可将它的作用过份夸大，也不可无视它的作用，它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其中一例，我国在这一原则的采纳和应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
除将之应用于合同领域之外，在解决国籍及住所的积极冲突、营业所的确定、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抚养关系等方面都应用这一原则。
(二)规定性和法官自由裁的灵活性相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