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养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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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养老服务；行为人模型；智慧养老；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13-07
引言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老龄人口快速增长，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多达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1]明显超出老龄化国际通行标准，由此，养老服务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养老服务需求量激增，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质量、供给效率和个性化需求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养老模式亟待创新。在“互联网+公共服务”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建设使多主体参与的智慧养老新模式成为可能。智慧养老是利用互网、物联感知技术、移动通讯、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将老年人与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康复机构与政府管理部门联系起来，而构成的有机的多元养老服务网络。在新模式下，老年人和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形成广泛的信息集成、互动与共享，各类供给主体通过数据分析对老年人进行需求预测，从而精确调度社会资源，完成优化匹配的养老供需对接，为老年人提供快速、便捷、精准的养老服务。
目前，学界对智慧养老模式进行了诸多研究：首先，在概念界定方面，强调信息技术介入养老服务过程和多元主体合作供给，认为智慧养老围绕老年人的各项生活服务，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与老年人及多元主体的智能交互，从而调动各种养老资源，协调各类养老相关方的行动，全面提升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其次，在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方面，从老年人有效照护、居家养老服务链等角度阐释了由政府、社区、老年人、社会组织和行业企业等构成的养老服务网络。[3]再次，在养老服务供给机制方面，认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包括行政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或志愿机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成为解决养老服务困境的重要手段。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智慧养老实现的技术路径，对智慧养老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及合作机制缺乏深度研究。事实上，技术只是为多元主体合作网络的实现提供了有效手段，然而技术与管理模式互动的核心在于管理的主体，即多元主体间高效持续的合作行动才是能真正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解决方案。因此，本文基于行为人模式，着重关注智慧养老多主体间的合作行动模式。通过剖析各主体的利益追求，阐释各主体间的博弈与互惠关系，以期探寻智慧养老模式下促成多元主体高效合作的机制条件，从而提升多元主体的合作水平，提高科技介入养老服务过程的成效，促进智慧养老新模式的推广和发展。
一、智慧养老服务集体合作的行为人模型及其构建环境
1.智慧养老集体合作的行为人模型。行为人模型是基于行为人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能力及其相互影响拓扑结构（网络）的假设的信息处理算法，通过分析说明集体合作中行为人的类型及其相互影响，演化出宏观层次模式的微观层次机制。[4]157根据智慧养老服务中各主体的决策和互动过程，本文构建出智慧养老多元合作的行为人模型（如图1所示）。
智慧养老多元合作行为人模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老年人是主要的行为主体，他们在互动博弈中演化出集体合作供给养老服务的局面。这种集体合作的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合作的解释，要考虑行为人所在的宏观社会环境和个体环境。[4]157-200政策法律环境、市场行业环境、文化意识环境和信息技术环境构成养老服务的社会环境，智慧养老服务主体的存在及互动过程依赖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优化反过来促进各主体增进互动，个人互动环境的具体特征也对集体合作的结果有重要影响，[5]因而各个主体的策略选择既是对宏观环境的把握，也是对自身偏好、动机和资源禀赋等个体行为环境的遵从。在与其他主体和环境的互动中，各个主体从彼此身上、环境反馈、经验知识的累积中逐步形成完整的行动策略，在实践中演变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博弈格局。人是社会性动物，特定环境下的基本规范影响人们对互惠的态度，[6]69在自利或其他复杂目的驱动下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合作网络的剂，通过对集体环境中各主体的特定类型行为给予内部评价或矫正，[7]促使各主体持续调整行动策略，弱化分歧，增进共识，在增加合作收益的同时，将合作约束在法律和普适的社会情理范围内，促成各主体间持续高效的合作行动。
2.智慧养老服务集体合作的社会环境。一是政策法律环境。政等法律环境对行为主体的选择有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已相继颁布《关于开展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的通知》（民办函〔2014〕222号）《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等政策，明确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并将智慧养老服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和对相关法律的完善体现了政府对智慧养老模式的认可和支持，也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投资、社区服务的发展及老年人的选择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保障。二是市场行业环境。市场行业环境通过影响智慧养老服务与智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进而影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目前，养老服务市场虽然提供有智能终端产品和智能化养老服务，但有效供给不足，表现为在产品价格定位与老年人收入层次错位，高比例的高价位产品市场使老年人不得不服从预算约束减少购买。智慧养老作为新兴产业，其市场秩序是否成熟，也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时间和投入水平。三是文化意识环境。文化意识环境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其他主体的参与过程有深刻的影响。智慧养老是以开放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多主体供给模式，需要老年人转变以子女照护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同时智慧养老模式的突出特点是老年人社会支持关系的突然扩展和感触式智能设备的嵌入，这一定程度上给老年人造成隐私的公开和“强外界依赖”的心理暗示，进而影响老年人的行为选择。四是信息技术环境。与智慧养老密切相关的各种硬件环境和应用平台环境直接影响该模式的推广进程。目前，老年人风险识别、感应技术、信息平台建设已有相当的积累，智能家居技术应用也日渐成熟，新兴智能科技与电视、电话等现有终端设备的交互程度、与专业养老服务的深度对接程度，与社区、老年人、专业服务机构的参与度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合作模型中的行为选择。
二、智慧养老模式中自主行为人的合作条件
广义人类行为理论将人类视为在已知环境的约束和条件下尽力做好的适应性生物，[6]99-188但人类行为不仅是对环境的顺应，还与人类自身及相互关系有关。近年来的行为学实验表明，人类事实上是条件合作者，人们根据对其他合作方在不同条件下合作水平的预期来确定自己的合作和投入水平，并且这种条件合作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稳定性。[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研究中发现，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还取决于个体微观环境的具体特征，例如偏好、动机等，并且人们不可能拥有决策问题的完整信息，也无法评估所有可能的选择，通常是根据已知的部分信息进行决策。[4]200总之，人们总是在个体特性和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努力发现与自身、其他合作者以及社会环境相平衡的行动策略，并试图以合作的方式实现较优收益。在智慧养老模式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是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者，老年人是养老服务的需求者和享有者，尽管主体角色不同，但都是通过互动寻求更优的合作伙伴和条件，以最大限度实现组织或群体目标。因此，本文认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行为人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条件合作者，并且，行为人的偏好、动机、资源禀赋不同，期望的合作条件也不同（如表1所示），这些差异影响着各自的决策。
1.政府。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象征和载体，代表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其最显著的组织特征。但是由多个理性个体和集体构成的政府，内部存在复杂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自利的价值取向常常与公共价值追求并存，复杂的组织偏好致使政府决策并不总是有利于公益，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和供给不足常常并存。当然，这种复杂偏好的存在并不阻碍政府参与智慧养老服务，政府期望通过推动养老服务在供给结构、技术路径上的深刻变革，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维护社会安定。让渡养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部分管理职能，变政府主导的单一供给为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变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养老模式为技术密集型的智慧养老模式，不仅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责任政府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还为整合社会资源，智能化回应老年人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因此，政府不仅是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者，往往还是这一新模式的发起者。政府掌握核心养老资源，能够迅速发起智慧养老服务项目，获得普遍的社会信任；能够有效宣传智慧养老模式，对新模式的推广实施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但是，政府在准确把握老年人需求、智能技术应用、灵活供给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政府资源的投入需要其他社会主体的承接与配合。目前，智能科技产品和服务市场初步形成，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老年人消费能力明显提升，这些使政府能够利用社会力量，取长补短，成为智慧养老模式的积极推动者。
2.企业。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理性经济人，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社会价值是其不可忽视的战略选择。因此，很多企业追求多样性策略，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价值的提升。目前，市场上涌现出的很多科技和服务企业专注于智慧养老产品研发和服务供给，这些企业在新兴领域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也为化解养老难题贡献了社会力量。当然，这种多样性策略仍然改变不了企业参与的基本动机，即占领老年消费市场，开拓新的赢利点。目前老年人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社会群体，智慧养老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企业投资的热点方向。软件开发商、制造类企业凭借技术优势，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建设、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房地产、保险等金融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服务类企业则利用服务优势，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并且，企业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确保养老服务供需有效对接。然而，智慧养老服务的初始研发和资金投入量大，回报周期长，具有投资风险，且地区性政策尚不明朗，老年人接受力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投资智慧养老服务要承担相当的市场风险。因此，企业能否持续投入，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老年人的接受能力、行业秩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3.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之一，在柔性配置资源，促进政社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大都筹资能力有限，多通过低价有偿服务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维持日常运作。在智慧养老模式中，社会组织通常作为政府项目的承接方供给养老服务，这种参与方式不仅顺应其服务社会的组织偏好，更是其获得政府资源和社会发展空间的关键途径，因而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动机。社会组织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具有政府和企业没有的优势。智慧养老服务要求压缩服务供需间的时空距离，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而社会组织普遍植根于社区，贴近老年群体，能第一时间开展服务，满足老年人需求。同时，社会组织在社区和老年人生活中嵌入较深，在提供日常照料、精神娱乐服务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和企业的缺陷。此外，志愿组织的加入，有助于弘扬公益和互助的社会精神，为依托“硬技术”的智慧养老模式增添了几分温暖。当然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做单项或双项选择题。[9]在完善的扶持政策、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的宣传引导下，社会组织应努力与其他主体实现互惠合作，平等参与智慧养老。
4.社区居委会。社区是大多数居家老人除家庭外接触最多、最熟悉的社环境，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在居委会的领导下，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已深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随着智慧养老模式的推广，居委会渴望在新模式中尝试承担更多的服务职能，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以提高自我管理和服务的水平。社区居委会成员大都源于社区，拥有较高的社区声望，能够从老年人的角度宣传智慧养老模式和国家政策，提高老年人对新模式的接受度。同时，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的基层管理落在社区层面，通常由居委会负责，这使居委会成为智慧养老合作网络中的“联络者”，成为各主体间互通的桥梁。此外，居委会是基层自治组织，能够代表老年人反映服务中的问题，协调服务中的冲突。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居委会普遍正式成员数量少，且年龄偏大，很多社区工作者不熟悉互联网操作，对智慧养老服务知之甚少，再加上社区工作经费不足，使社区居委会难以完全发挥其在智慧养老服务中的优势。增加对社区居委会的人、财、物投入，才能有效激发社区活力，发挥社区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价值。
5.老年人。在智慧养老模式中，老年人不仅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重要的参与者，但是，老年人无法完全掌握智慧养老服务过程的全部信息，只能根据可获得的部分信息来选择养老服务的方式和服务主体，因而也是有限理性人。老年人希望通过这种新型养老模式为自己提供更及时有效的养老服务，使老年生活更有保障。智慧养老服务过程的特点是“一元需求+云平台+多元供给”，这种模式将老年人作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平等的主体纳入合作网络而不是仅作为服务过程的终结点，是对老年人的尊重。同时，老年人服务质量评价可以为供给主体改进服务流程提供方向与思路。当然，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特点，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仍处于弱势，一是能力弱势，老年人在使用智能终端、服务监督评价及支付方面往往能力不足；二是信息弱势，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各供给主体的信息、服务标准、价格水平的了解度不够，在整个体系中处于信息劣势；三是信任惯性，老年人大都经历计划经济时代，对政府和家庭有更多的信任，对企业和社会组织往往持怀疑态度，这种信任惯性不利于多元供给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增加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接受度，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政府和社会应扩大宣传，增加支付补贴，企业应提高老年产品的适老性，逐步降低价格，各主体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才能使老年人真正接受智慧养老并成为多元合作治理中的一元。
三、智慧养老模式中行为人的博弈与互惠
在智慧养老合作网络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老年人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既有利益共同点，又有矛盾与冲突，各主体间形成复杂的博弈与互惠关系（如图2所示）。
1.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与互惠。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企业是私人利益的代表，二者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合作博弈中体现为各种利益冲突。实施智慧养老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回应公共诉求的体现，企业投资智慧养老服务，是在精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决策。价值目标的差异导致政府和企业考虑问题的层次和视野不同，政府关注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公平和社会效益，企业希望投资开创新的消费市场，获得更多利润，因此政府颁布的政策通常着眼长远，希望通过较少的成本投入，依靠市场活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而企业则关注眼前的税收政策和利好信息以降低初始投资成本。此外，个别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合作中自我意识过强，忽视市场规律，忽略企业利益，阻碍了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当然，政府和企业之间既有利益博弈，也有互惠合作。近年来，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进入智慧养老领域，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合作格局的形成，企业的加入带来丰富的智能终端产品和先进的平台服务技术，同时资金和人力资源也会快速流入，加速传统养老模式的转型升级。而企业则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进入养老市场，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空间，同时，参与养老服务的供给，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2.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博弈与互惠。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将社会组织纳入智慧养老合作网络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存在认知偏差，从根本上并不信任社会组织，甚至为完成上级政府购买的任务，只选择那些与政府有行政隶属关系的社会组织，以致对平等的合作机会的争取成为民间组织和政府博弈的一个方面。在让渡养老服务的生产过程后，政府多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结果报告判断服务效果，部分社会组织利用政府监管空隙，在承接养老服务项目后不按照合同要求提供服务，谎报服务效果来赚取政府补贴和经费支持，致使老年人需求得不到满足。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博弈中，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加上很多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补贴和资助，博弈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基层政府把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视为政治任务，社会组织把与政府的合作当作维持生存和赢利的主要手段，最终以牺牲老年人利益为代价获得各自利益。当然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也有互惠关系，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老年人需求中的信息劣势，更好地完成公共服务供给目标，而社会组织价值的发挥，为政府激励第三部门发展、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社会组织则通过与政府合作，能够利用政府声誉扩大社会基础，增进与老年人之间的互信，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实现社会价值。
3.老年人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博弈与互惠。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方，除社会组织提供的部分志愿服务外，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有偿服务维持生存，老年人不仅要为服务付费，还需要购买智能终端设备，老年人对于低价位的期望与服务和产品的高成本是老年人与服务供给方的一个利益矛盾。智慧养老服务的实现需要老年人能熟练使用智能设备需求信息、自主选择服务主体并合理评价服务质量，尽管企业在智能产品设计中注重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生理特征，但是老年人普遍生理机能下降，学习能力降低，导致产品使用困难，老年人的接受能力和养老服务智慧化在实践中也存在矛盾。并且，智慧养老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也是老年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此外，老年人往往对社会组织持不信任态度，这种不信任阻碍社会组织发挥其提供灵活性、个性化服务的组织优势。老年人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以看作是需求与供给的互动，老年人通过智能终端传递服务满意度，表达意见和建议，这些信息通过服务平台直接传达至企业和社会组织，他们根据老年人的评价和意见及时改进服务，提高市场竞争力。对老年人来说，智能化、灵活性的养老服务供给无疑更高效便捷，使老年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同时，这种信息化的养老模式更加尊重老年人的感受和意见，赋予老年人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
4.老年人与社区居委会的博弈与互惠。在智慧养老合作网络中，老年人与社区居委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老年人希望在社^不仅能得到起居照料和医护保健服务，还能参与丰富的社区娱乐活动、享受社区带来的精神慰藉。但是，社区居委会受资源和能力限制，往往只能提供基本生活帮助和医护服务，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而且服务质量也时常低于老年人预期，使老年人对社区居委会产生不满。随着智慧养老模式的开展，养老服务的提供主体增多，但很多老年人仍习惯依赖社区服务，在可以自主选择服务主体的项目时仍倾向于选择社区来提供。然而，社区居委会和工作人员除了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外，还要负责收集、录入、更新和维护老年电子档案中的基本信息，在老年人需求后参与服务主体的初级筛选，协助医疗、安保部门开展应急服务等事项，社区职责的增加和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依赖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有所体现。当然，智慧养老赋予社区居委会更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机会，社区居委会能够充分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老年人的信任，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参与平台管理和信息维护，而老年人则可以通过社区了解智慧养老的服务流程和具体标准，也可以通过社区与其他主体取得联系，为智慧养老的推广奠定了社会基础。
5.智慧养老主体合作中的g接互惠。智慧养老模式不仅将政府作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之一，还为政府实施宏观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政府管理人员通过云平台获取智慧养老模式实施的基本情况，根据的服务需求数量、类型，掌握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根据服务评价了解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在智慧养老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的方式促进智能终端设备的推广和使用，不仅降低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成本，而且赋予老年人极大的自主性，在促进智慧养老模式推广的同时，提高了老年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企业与社会组织在提供智慧养老服务的同时能增进互动，增加资源流通，有助于形成新的伙伴关系，企业借助社会组织深入消费群体，挖掘市场需求的同时树立社会形象，社会组织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获得资金、技术指导等发展资源。此外，智慧养老服务的开展直接推动企业、社会组织与社区建立联系，社区在未来可以依托这种联系获得企业和社会组织更多的投入与支持，有助于促进社区的发展。
四、优化智慧养老模式合作机制的建议
基于对智慧养老模式中自主行为人的合作环境、主体类型及博弈互动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优化集体合作的决策环境、优化合作互动的空间结构、优化集体合作的社会规范三个方面优化改进智慧养老模式的合作机制。
1.优化集体合作的决策环境。第一，营造系统完善的政策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应领会国家战略部署，加强与上级政府的沟通，通过实地调研掌握本地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开展情况，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政策法规，同时，加紧出台与智慧养老实践密切相关的配套政策，形成统一衔接的制度体系。例如建立公开平等的行业准入制度、客观公正的等级评价等制度，提高养老服务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此外，还应颁布专门性法律法规，划定各主体的权利与职责，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智慧养老服务有法可依。第二，营造供求平衡、健康有序的市场行业环境。建立智能终端设备价格调节机制，培育有层次的终端产品品牌体系，通过服务等级评价机制形成星级服务企业体系，同时，加强新型养老模式的宣传，通过开展新模式试点，增加新闻媒体的聚焦报道，逐步培育老年人的消费信心。此外，建立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在市场经济较发达、智慧养老模式发展较好的地区，政府应有步骤地减少直接干预，释放市场活力，在市场经济较薄弱、智慧养老模式试点推广地区，政府在主导发展的同时要培育市场协调力量，如协助成立智慧养老行业协会开展自主管理。第三，形成开放包容、助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增加宣传社会关系扩展带来的养老服务效益，减少老年人对脱离家庭成员陪护的担忧。同时，智能科技的功能设计中增加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渠道，尊重老年人的私人生活，弱化被“监视”的感觉。此外，社会要增加对老年人生财富和智慧的认可，鼓励老年人为智慧养老服务的改进做出贡献。第四，营造平衡发展、互动开放的信息技术环境。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互动，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平台，降低智慧养老服务的实施成本。同时，智能产品和服务平台要实现与专业养老服务供给方的有效衔接，借助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准确判断老年人的潜在需求。此外，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老年家庭联网入户，使老年人享受高度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2.改进合作互动的空间结构。智慧养老模式中的自主行为人要在博弈互动中不断调试行动策略，优化合作互动的空间结构，使智慧养老合作网络既能适应宏观环境，又能满足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政府首先要尊重主体和利益多元的合作格局，把自身当作和企业、社会组织等服务主体平等的参与者，尊重其他主体的合理利益，信任服务外包中的合作伙伴。其次，完善听证、联席会议等民主制度，政策制定中要充分听取其他供给主体和老年人的利益诉求，使政策更得民心，更有实效。再次，提高合同管理能力，选拔专业人才参与合同制定，在合同落实中要加强政府监管，既要关注陈述性报告，也要切实听取老年人的反馈。
企业作为智慧养老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首先，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速实现规模化生产，通过行业内部合作、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成本，使智能产品的价位更符合市场需求。其次，增加市场调研，深入研究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反馈意见，不断更新智能终端设备，使其更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再次，企业从业人员要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不窃取、不传播老年人的个人信息。
社会组织要改变现有的博弈局面，首先要拓宽筹资渠道，努力吸收社会资本，减少对政府扶持的依赖。其次，注重引进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工具和管理制度，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成为政府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再次，社会组织要努力融入社区，增加与老年人的沟通互动，树立“邻家助手”的组织形象，增加老年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社区居委会首先要积极申请政府和社会的经费支持，引进专业人员从事养老服务与平台的操作与管理，增加社区服务的活动经费，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和文化服务。其次，积极组织社区内部老年人开展互助养老，培育老年人自我服务的社区氛围。再次，充分利用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优势，增加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同时为社区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老年人要转变转变思想观念，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学习智能终端设备的佩戴、充电和简单维护，以及获取和评价智慧养老服务。同时，老年人对现有服务主体要持有包容心态，积极提供改进意见，帮助服务供给主体优化服务过程，提高服务水平。
3.加强集体合作的社会规范。互动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能够有效约束各主体的行为，督促各主体遵守自己制定或外部权力机构施加的规则，使合作网络更加稳固。第一，建立成本补偿机制。为弥补智慧养老服务初期市场风险对社会投资的影响，应建立合理的成本补偿机制以有效减少风险损失，增加投资安全感。首先，实施企业投资成本补偿，对投资智慧养老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和制造企业给予成本补偿，例如，规定投资后未达成规模效应时，给予企业信贷贴息或政府购买作为补偿。其次，实施社区养老资源补偿，根据社区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社区经费，允许社区聘用专业人才从事信息平台管理，缓解社区居委会资源不足与职能增加的矛盾。再次，实施老年人支付补偿，通过发放消费券让老年人以较低成本自主选择购买智能终端产品，或由政府出资免费培训智能产品使用技能，提高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接受度。第二，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平等互惠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助于维持智慧养老合作局面的长期稳定。首先，树立平等共赢的合作理念，智慧养老模式的所有参与主体都有平等的收益权，制定利益分享规则时要兼顾各个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和老年人等谈判能力较弱的群体。其次，协商制定合理的利益分享规则，这种利益分享规则可以包括基本利益分享和额外激励，以保证收益所得能够合理地用于支付服务主体的成本和再投资。再次，设计有效的激励政策，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政府设置专门奖项用于奖励对智慧养老服务有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对企业研发的创新智能产品，在申请专利、商标注册等方面给予政策便利等。第三，建立惩罚机制。智慧养老模式的运行，不仅需要防范性规范来激励合作，而且需要惩罚性规范来矫正背叛。首先，建立“市场竞争+政府监管+委员会监督”的监管体系，市场竞争是指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政府监管是指政府作为最终责任人，应加强对合作方的监管，对服务不达标的合作方要及时终止合同；委员会监督是指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合作委员会监督日常活动，当某一主体背叛合作规范时，委员会内其他权益受损的主体可以实施联合惩罚。其次，建立惩罚公示制度和退出机制，例如，设置智慧养老服务黑名单，将服务质量差或侵权违规的组织纳入黑名单予以公示，这些企业或组织将自动退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再次，加大司法规范约束，对政府行为的监管往往是合作网络的薄弱环节，而政府通常对自身的违规行为又难以主动实施惩罚，因此，要通过司法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第四，建立技术约束机制。首先，增加智能技术应用的道德约束，加强对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和智慧养老云平台操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树立信息安全与智慧服务同等重要的理念。同时，将信息安全纳入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系统管理体系，定期备份数据，确保系统安全性。其次，增添技术约束的行业法规，在智慧养老行业法规中明确智能技术使用的程序、范围和用途，依法处置违法窃取、恶意公开、倒卖信息、扰乱平台工作秩序的人员。再次，开放智能技术应用市场，智能产品的应用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老年人的自主选择，通过市场竞争净化服务环境。总之，智慧养老模式的实施既要依靠技术创新，也要依靠制度机制的约束，确保智能技术用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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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2篇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图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把家庭资产分成四个账户，这四个账户作用不同，所以资金的投资渠道也各不相同。只有拥有这四个账户，并且按照固定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才能保证家庭资产长期、持续、稳健的增长。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专门提供有关信用评级、风险评估管理、指数编制、投资分析研究、资料处理和价值评估等重要资讯。标准普尔曾调研全球十万个资产稳健增长的家庭，分析总结出他们的家庭理财方式，从而得到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此图被公认为最合理稳健的家庭资产分配方式。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解析
第一个账户是日常开销账户，也就是要花的钱，一般占家庭资产的10%，为家庭3-6个月的生活费。
一般放在活期储蓄的银行卡中。这个账户保障家庭的短期开销，日常生活，买衣服、美容、旅游等都应该从这个账户中支出。这个账户您肯定有的，但是我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占比过高，很多时候也正是因为这个账户花销过多，而没有钱准备其他账户。
要点：短期消费，3―6个月的生活费。一般放在银行活期存款，货币基金中。
第二个账户是杠杆账户，也就是保命的钱，一般占家庭资产的20%，为的是以小博大。专门解决突发的大额开支。
这个账户保障突发的大额开销，一定要专款专用，保障在家庭成员出现意外事故、重大疾病时，有足够的钱来保命。这个账户主要是意外伤害和重疾保险，因为只有保险才能以小搏大，200元换10万，平时不占用太多钱，用时又有大笔的钱。
这个账户平时看不到什么作用，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只有它才能保障您不会为了急用钱卖车卖房，股票低价套现，到处借钱。如果没有这个账户，您的家庭资产就随时面临风险，所以叫保命的钱。您有这个账户吗？
要点：意外重疾保障。专款专用，解决家庭突发的大开支。
第三个账户是投资收益账户，也就是生钱的钱。一般占家庭资产的30%，为家庭创造收益。
用有风险的投资创造高回报。这个账户为家庭创造高收益，往往是通过您的智慧，用您最擅长的方式为家庭赚钱，包括您的投资的股票、基金、房产、企业等。
这个账户您肯定有的，相信以您的智慧收益也很高。这个账户关键在于合理的占比，也就是要赚得起也要亏得起，无论盈亏对家庭不能有致命性的打击，这样您才能从容的抉择。
要点：重在收益。
第四个账户是长期收益账户，也就是保本升值的钱。一般占家庭资产的40%，为保障家庭成员的养老金、子女教育金、留给子女的钱等。一定要用，并需要提前准备的钱。
这个账户为保本升值的钱，一定要保证本金不能有任何损失，并要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所以收益不一定高，但却是长期稳定的。
这个账户最重要的是专属：
1）不能随意取出使用。养老金说是要存，但是经常被买车或者装修用掉了。
2）每年或每月有固定的钱进入这个账户，才能积少成多，不然就随手花掉了。
3）要受法律保护，要和企业资产相隔离，不用于抵债。我们常听到很多人年轻时如何如何风光，老了却身无分文穷困潦倒，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账户。
要点：保本升值，本金安全、收益稳定、持续成长。
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3篇
目前，中国养老产业存在三大瓶颈，首先是投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不清楚，导致企业犹豫、观望。如果金融市场不开放，资本是不会愿意进入的。其次是模式问题。做养老健康的企业大多亏损，缺乏成熟的盈利模式；投入的资金受到政策和机制的制约，还要对接很多的部门。最后，专业人才也很缺乏。我国现有护理人员总量与老龄社会需求量相差甚大，缺口至少数百万人，农村和基层护理人员短缺更为严重。
人社部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显示，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增长，空账率已超九成。2015年，全国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已经超过4万亿元。与此同时，个人账户基金从2014年的5001亿元下降到3274亿元。账户里实实在在的资金还不到十分之一。《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6）》指出，我国老龄化呈现三大特征：老龄人口增加快、农村老人多、女性老人多。预计到2055年，我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老龄人口将达4亿人。
养老政策分析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养老床位整体不足和现有床位大量闲置，是严重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故养老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将是2017年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这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将深度融入养老领域中。创新思维、创新技术、横向纵向协调发展、坚持绿色理念、建立开放合作的系统、充分开展资源共享，都将是2017年养老领域的发展方向。具体要求如下：
宏观政策要稳。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2017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宏观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中央将加大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预计2017年养老产业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产业政策要准。从国家精准扶贫思路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将更加聚焦于具体问题，通过问题导向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养老产业也是一样，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民间资本参与不畅，中央就出台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政策，预计2017年政策出台会更加精准，更可以落地执行，解决具体问题的力度也将加大。
微观政策要活。养老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全部由政府管，到政府管好该管的、该放开给市场的放给市场的发展过程，过去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将得到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进一步厘清。比如，对养老地产、养老机构等具体的养老业务形态，在微观方面将会更加灵活。这种变化从养老机构的收费管理方式就可以看出来。南方某省曾出台过文件，要求养老机构在调整收费标准时必须报三个部门备案，到后来提出，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执行政府定价，公办民营的养老机构执行政府指导价，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执行市场价。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政府正在逐步回归自己的位置，更好地让市场去发力。
改革政策要实。“养老那些事儿”前段时间就养老政策的落实情况，做过一个调查，仅10%的人认为养老政策的执行情况很好，大部分人认为养老政策的执行情况不理想。中央要求，改革政策要实，要实实在在，要可以落实，要务实，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
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也是总理一再强调的，养老服务由政府托底，这部分由政府负责解决。但具体托底的详细内容包括哪些，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是由政府托底的，哪些服务是由政府托底的，还不够明确、细致。政府解决好托底的问题，其他的放给市场，将是2017年养老发展的趋势。
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养老服务业的供给侧如何改革，是所有与养老相关的人员需要认真思考和有效落实的。
养老产业大趋势
展望未来，2017年养老产业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五点：
第一，2017年是养老政策的集中落地年。各省市以国家出台的各项养老产业相关政策的要求为基础，根据本地养老的实际需求、市场特点等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实施文件，集中抓好政策的落地工作，从而满足快速扩大的养老市场需求。
第二，养老产业投入速度提升，且对经营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我国老年人数大幅增加和养老市场快速扩大，又有大量优惠、鼓励政策出台，会有大量的资本进入到与养老相关的行业。但如何提供优质的差异化服务，如何成功地实现养老产业的盈利，都对养老院的建设、定位、标准化服务、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缺乏运营能力的投资商，将无法在养老产业中实现盈利，最终将退出养老市场。
第三，养老方式不断趋向多元化，商业模式也会不断完善。由于老人养老需求上的差别，不同的养老方式不断出现，大量投资者在摸索合适的商业模式。因而，随着不同养老方式的不断完善，会形成各不相同的养老方式，来满足不同老人的养老需求。
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4篇
一、理性的概念
什么是理性？经济学有一条近乎公理性质的命题：“人是有理性的。”这里，理性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行为准则以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为标准。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认为，理性是人能够根据自己面对的约束来做出反映一系列欲望与偏好的选择，且所做出的选择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老师在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时指出，经济学的理性是指“一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做出他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受贝克、林毅夫及其他中外经济学家关于理性观点的启发，我们认为对于理性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理性不是追求财富最大化，也不是追求名气最大化，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是指心灵的感受。有无效用，效用大小, 评价主体只能是行为主体自己。所以，农民在家种地是理性的，进城打工也是理性的，只是他们的理性偏好不同罢了。
第二，这个效用最大化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人的行为所以表现不同，是由于环境和条件不同，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导致了不同的预期和行为，从这点来看，理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城里人送孩子学这练那，农民不让孩子上学读书，都是理性的，只是理性的约束条件不同罢了。
第三，虽然理性要求讲条件，但这个条件是受行为主体主观认识约束的条件，与行为主体的判断力密切相关，理性的实质不在于能否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并拥有正确的信息结构，而在于是否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所拥有的信息结构寻求该约束条件下效用的最大化。这才是真正理性约束的定义，自我认为而已。如，二十年前老李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当了一名纺织工人，今天却下岗在家；下午小王浇了麦田，晚上就是一场大雨，这都不否定老李、小王的理性。以老李二十年前所拥有的信息结构来看，她的理性预期是读书无用，小王没想到晚上要来一场大雨。所以，这些失误判断不是说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由于客观未来的不可知性才出现的。
第四，正因为判断“理性”与否是从做出选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衡量的，而不是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差异。
二、“愚昧、保守”恰是农民理性的表现
根据上述理性的知识，结合中国农民的实际，我们发现中国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而农民的所谓“愚昧、保守”恰恰是农民理性的智慧。
计划生育被形容为中国农村的“第一难”，难在何处？大多归咎于农民的低素质与“多子多福”的愚昧观念。然而，如果我们从农民的效用最大化与所受约束条件的角度来看农民的生育行为，却发现农民是理性的。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的生存环境非常严酷，农民缺乏社会化福利保障，没有多少权利、资本和技术，他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小，而受约束条件却很多，因而他们的奢望不敢太多太大，丰衣足食就是农民追求的最大化目标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在可选择的范围内，选择了多生孩子。在缺资金、少技术的情况下，多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多添一份劳动力，就多了一线增加产值的希望；同时，在缺乏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农村，农民养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养儿防老”。孩子越多，孩子们人均承担的养老成本就越低，从而养老的可靠性越高；孩子越多，父母面临的风险成本如夭折、不孝等就越少，从而养老的安全性越大。可见，被看作是农民愚昧、不理性的超生、多生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农民理性思维下的理。
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常常作效益和风险分析，也在政治上不断算计。“草根民主”中的贿选现象，在中国引起了政府与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为什么要把自己那神圣的一票以几百元的价格出卖，甚至以几盒香烟、几块肥皂来做交易？有人说这是农民“愚昧和素质低下”的体现。其实不然，这种看似愚昧、落后的做法，又是农民理性的行为，因为农民认为不论谁当选都不能取消农村计划生育，不决定农产品价格，也不决定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和待遇，还不会解决农村生老病死、卫生医疗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一句话，选谁都差不多，与自己关系不大。这一点类似于城里专家学者不参加居委会选举，因为选出来的“主任”不管给自己涨工资、发奖金、分住房、提职称。因而，选居委会主任的“权利”没什么“神圣”的。所以，高素质的城里人如果要以农民出卖自己那“神圣”的一票的行为来认定农民是愚昧无知、素质低下，那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有不少的人认为农民是保守的、封闭的，每一次农业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先进品种、技术的推广，他们也要思虑再三，没有见到实际的利益之前，他们是万万不敢碰的。似乎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农民是保守的。但这种认识同样是肤浅的，对农民也是不公正的。从理性知识的角度来看，农民的所谓“保守”行为，根本原因还是其受约束条件没权利、短资金、少技术、缺关爱所致。农民为什么“保守”？因为惧怕风险。农民面临的风险非常多，他们既是决策者，又是实施者，还是决策后果的承担者。他们不仅面临自然风险，也面临经营风险，还面临政治风险。对于新鲜事物，城里人以所谓付“学费”来挑战风险；但对于贫穷的农民，风险是下月的食物、来年的活命。农民承担的风险多，致使农民在做出一个抉择前不得不左思右想、权衡利弊，其行为就带有小心、谨慎甚至保守的色彩。此外，农民的“保守”、“封闭”与其外界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地来讲，在我国，无数“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负担很重；同时，“聪明人”坑农害农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民的保守、封闭实际上是内心世界恐惧的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
总之，农民的“保守”，不过是农民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农民的“愚昧”是理性的智慧。那种认为农民是愚昧、保守的观点真是片面之言。
三、关于农民理性的两点启示
1、认可个体理性，提倡集体理性，有利于代表农民的利益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理性人假定伴随经济学已存在了几百年，其内在的逐利要求即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作为理性人的根本特征却从未改变过。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把最大化行为当作“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来看待，认为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英国前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则把最大化行为假设看作对普遍经验事实的概括。而且，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无数个体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成为经济系统运转发展的原动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客观地说，这一体制排斥个人理性，强调集体理性，当时我们以为通过不断的教育就可以使人们、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做到行为准则以“社会、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然而，现实中的低效和浪费却使人们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的各项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对个人理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肯定。当然，毫无疑问，集体理性也不应完全否定，它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应该提倡和追求，正如学习雷锋应该发扬，星期六义务劳动需要光大一样。但倘若光凭学习雷锋来改变服务质量、只靠义务劳动来建成小康社会，恐怕就理想浪漫得有点近乎痴人说梦了。所以，我们思考、探讨理性的目的之一应是如何形成一个能使个人理性的选择与社会理性相一致的社会制度环境。这样既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能有效推动现代化进程。
2、转变思维方式,有利于我们理解农民、正确对待农民。
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5篇
关键词：储蓄信用模式；创新；养老；义工互换机制
在笔者《中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困局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中国在“未富先老”、“无备而老”的状态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止2011年底，全国六十岁以上老人人数接近1。85亿，占总人口的13、7%，且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每年3%的增速高于同期人口增速，2015年老年人口达2、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16%，2020年老人人口2、43亿，占总人口的18%，2050年，老人人口达3、32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25%。即中国人口四个人中就会有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使劳动人口供养老人的赡养率由2010年的5：1达到2050年的1：1，形成不可言喻的社会经济负担。而中国两亿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4：2：1的从老到小的倒金塔式的家庭结构，使子女儿孙在财力上、精力上无法提供对家庭众多老人的养老保障。从而使28%的老人选择社区养老，29%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社会养老服务将会是未来将近60%的老人选择的养老方向。而目前1、59%的养老床位远远达不到国际上认可的5%的标准，形成了养老社会服务需求与养老社会供给的巨大矛盾。而现实的养老机构中还存在着运营成本与老人的养老付费能力的矛盾，使得养老产业缺乏利益驱动，民营资本不愿进入养老产业，而政府又无法大包大揽的困局。
在养老机构的各项运营成本中，在人员工资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工资成本几乎占到全部成本的40%到50%，根据调查显示，老人护理人员工资低的每月1200元，高的每月3700元，比起月嫂等同类家政服务人员包食宿且每月3000元至10000元的收入来说，老人护理人员的工资收入相当低，所以养老机构为降低用工成本，以增强养老护理人员的劳动强度来解决问题，使每个老人护理人员护理的老人达到十九人，这种做法既降低了养老服务水平，又不利于护理人员的招聘和人员稳定，使养老机构招不到人，招了人又留不住。似乎人员工资成本项目是养老机构无法降低且必须提高的成本项目。如此一来，养老机构的成本不但降不下去，而且会更进一步加剧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和收费难以提高的矛盾，养老机构只能是赔本赚吆喝的产业了？那未来发展养老机构来满足巨大的机构养老的需求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笔者认为，用储蓄信用的创新思维能很好地解开这个死结，使养老机构的运营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用政府提供的少量资金启动，吸引社会资本的踊跃进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打造一个适合我们中国的社会机构的运作模式，
这个模式的具体描述是：其一，养老无疑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用服务换服务比以献血换输血更具有实际意义。理论上，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条件和愿望以现在的对他人的义工服务换取未来他人对自己的义工服务，另外，这对倡导社会道德也具有很大意义；其二，我们现有的闲暇时间也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可能。以现在每周双休和年节休假计，每年的闲暇时间在一百天以上，拿出一半五十天来做义工，二十岁开始到六十岁退休，四十年可提供至少2000天义工日，这样差不多就累计了六年的时间，再加上六十岁退休后每周可以义工五天，一年可以义工250天，身体健康基本上可持续十年，又有2500个义工日，折算6、8年。这12年多的义工日，可换取自己今后七十岁以后失能需要的他人义工护理。按现在平均寿命七十八岁计算，完全可以自己免费为他人义工换取自己失能后他人义工免费为自己服务所需；其三，提供义工服务，养老机构需提供义工免费的工作餐。既使义工获得义工储蓄的利息，又使养老机构用工成本大大降低，可以获得盈利机会，刺激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收费水平降低也会使更多的老人有能力消费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使市场蛋糕做大，养老产业价值链进入可持续循环。使义工提供者乐意接受护理的老人的可能，养老机构经营者有利，政府社会各方面乐见。
储蓄当前的义工服务，获得免费工作餐的“利息”，未来失能后支取义工服务为自己的养老护理提供保障，其原理是将现在的劳动价值支出转换为未来的劳动价值购买。这种对等的劳动价值交换不会为货币计价的劳务由于时间的价值发生贬值的问题，等于是自己投资了养老的劳动服务红利。这对低收入阶层具有很大的适应性和吸引力。
当然这种机制也存在技术上的难度：
其一，劳动量的认证与评估如何衡量，这个不像献血那样容易计量，但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探讨，可以由权威机构，比如老龄委、民政局等政府机构设计服务项目，工作量，工作时间长度，来确定标准义工时间。由政府管理部门，养老经营单位，接受服务的老人或其家属形成考核认证机制和评价体系，对义工提供的义工工作量进行认证、计量、记录、储存。
其二，义工积储了相应的义工工作量，可自己使用支取，也可让父母长辈使用，还可以让子女继承，使自己的付出能完全得到回报。甚至还可以赠予或无货币化交易，将出售的义工时值按当时同工种市场价格交易后，将货币捐赠给公益机构。
其三，养老运营者要按使用义工的数量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比如一个工费的10%上交，集聚成养老公益基金。这既可以节制用工浪费的情况，又可以增强养老社会公益的力量，政府要考核养老经营机构的用工情况，形成有效率的且高服务水准的义工分配方案。
其四，养老运营机构的盈利水平既要保证又要控制，既避免盈利不足又要避免暴利。经营者进入养老行业要有严格的准入审核，退出也要经过审计，责令其退出利润回购义工的实际付出，让短期经营者无法进入养老行业，以此来培植养老机构的品牌价值，像金融机构那样，不能轻易进入，退出养老行业。以确保养老事业的长期稳定，保障义工储蓄机制的良性发展和信用度。
其五，先在局部实验摸索经验，逐步形成成熟的模式，可以先定点实行义工转换，向本区域义工转换，再到跨区域的义工转换，最后全国范围内“通存通兑”。可以“零存零取”、“零存整取”多样化实施义工转换，实施灵活多样的义工转换，调动广大义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可能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用工资源来满足未来巨量的养老用工需求。
其六，储蓄义工不足日后用工透支的可用货币购买义工，或用子女亲友的义工储蓄归还透支义工，贫困者可申请救助，由养老公益机构无偿提供援助，但应公平、公正、公开地作出社会公示，不让具有道德风险的人不劳而获。
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区养老；智能养老；公共智能养老服务平台
[DOI]10.13939/ki.zgsc.2017.02.142
1 社区公共智能养老服务平台构成
社区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空间地理信息管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核心是远程控制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结合。一方面优先满足老年人及其家庭关注的基本及重要的需求，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质量；另一方面要整合社区、社会、企业及政府资源，充分发挥各类角色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1.1 社区智能医疗服务系统
我国医改提出要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诊”，其中“基层首诊”是关键。社区智能医疗服务系统通过对老年人日常指标监测数据的分析预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数据采集问题。社区智能医疗服务系统通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周边医院或健康机构的合作，为老年人建立电子健康跟踪档案，包括老年人过往病史、居住地址、身体状况相关数据等内容。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发病风险将老年人分为若干等级，根据需要，对风险等级较高的老年人应增加日常检测的频率，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通过日常生活中对老年人身体相关健康指标数据的采集、分析，从而及时预警老年人身体出现的不适状况，提早发现、及时治疗，并随时记录进入健康档案。监测的结果将通过数据分析平台进行处理分析，如果监测数据正常，将通过短信等形式告知老年人日常监测结果并发送医疗常识和医药健康知识。如果监测数据出现持续异常，将发送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老年人的子女或主要亲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时结合老年人过往病史给出初诊意见发给老年人及其子女亲属，建议进行预约确诊。老年人可以进行网上预约挂号以及预约上门定时检查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便利。
社区智能医疗服务系统的功能：一是日常生理指标监测：通过佩戴式设备或者社区固定式监测仪器对老年人的血压、血糖、血脂、心率等指标进行监测录取；二是健康档案：存储老人详细的身体健康信息，包括基本健康状况、各项生理参数、生活质量情况、反馈信息；三是健康评估：融合分析多项生理参数，与历史数据做纵向比较，客观实时地评估当前身体状况；四是健康咨询诊断：老年人及家属、护理人员均可通过拨打协作机构的服务电话，咨询相关健康问题。医院在接收到老人数据后，对其中的预警数据给出及时的处理；五是健康指导：基于对老人健康档案的评估结果，对相关人员给出针对性的建议，内容包括营养配餐、运动方式、睡眠改善和用药指导等方面；六是健康大数据：整个地区的老年人数据汇总至数据平台进行分析，生成地区疾病图谱等，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提供数据基础。
1.2 社区智能居家服务系统
通过智能化服务终端发出申请，直接接通服务信息平台的人工服务或者网络自主下单，由社区智能居家服务系统根据老年人的要求以及加盟企业预留的信息，经过对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过往服务历史偏好以及企业能够提供的服务和综合评分进行智能化匹配，选择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服务人员或者商品进行服务。系统对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人员的服务过程进行实时跟踪，由老年人对员工的服务进行评价，评价信息直接由老年人或员工的智能终端进行传输。避免了人为的修改，监督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质量，通过对服务过程的监测也就减少了员工与老年人之间的纠纷。
社区智能居家服务系统能够通过服务跟踪和评价对市场上的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商进行排名，进而在下一次的派单过程中实现优先撮合匹配，鼓励服务提供商服务质量，也为居家服务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实时提供数据支持。老年人过往使用服务的类型、使用频率、要求偏好数据、使用要求也将录入系统，通过数据分析为老年人提供最恰当的服务供应。
社^智能居家服务系统为老人提供丰富多彩的居家服务。
一是商品购买服务。通过手机App对纸质商品目录的产品条码进行扫描，社区智能居家服务系统通过对线上线下商品供应商进行比价，自动选择推荐商家及汇报价格，一键下单，物流配送上门，实现老年人足不出户购物。
二是主动关怀提醒服务。通过有声短信进行发送，方便老人收听。例如：生日关怀（系统根据老人生日时间按照系统设置自动给老人发送生日问候和给子女发送生日提醒）、用药提醒、天气预报、保健知识、政府政策、集体活动等，充分地体现了社会及子女对老人的关怀和爱护。智能提醒子女在老年人的重要日子送上关怀问候，或者定期提醒子女电话问候老年人。
三是心理咨询服务。老年人从工作到退休，从健壮到衰老，在身体转变的同时心理很容易出现偏差，如不及时调整心理，再经过外界事物的刺激容易诱发老年人的精神疾病。智能化养老提供免费心理咨询热线、网上心理交流平台、定期心理疏导服务，帮助老年人调整心理状态。
四是老年人互相交流服务。在智能化养老服务系统的终端界面设置老年人交流群，并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为老年人推荐有相同爱好的人员，与志同道合之人一同切磋、交流经验和学习心得。相同爱好的老年人超过一定数量，可组织成立老年人社团，设置专门的页面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社区进行集体活动。
五是老年人学习服务。通过在智能手机或智能电视终端界面开设课程，与本地各老年大学和老年学习网合作，建立老年人远程大学。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进行课程安排，学习内容可以根据老年人的需要进行设置。在学习结束后，也应对老年人进行定期调查评估，反馈学习成果，以便对日后课程设计做出改进。
六是家庭照片推送服务。系统自动从老人子女或家人的社交账号中选择推送照片至老人的手机端，让老年人能了解他们的动态。
1.3 社区智能出行服务系统
滴滴打车的《2016年老人出行习惯调查报告》显示，50～70岁老人更容易觉得面临出行难问题，在他们看来，频繁换乘、大量步行和扬招打不到车，是出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有近两成被调查老人在遇到出行难题时会放弃出行。公交车是老人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老年人出行主要遇到的问题包括去哪里、怎么去和以什么方式去的问题，通过社区智能出行服务系统一方面提供各类活动信息和场所信息，提供和拓宽老年人的出行选择；另一方面通过该系统能够合理安排老年人出行时间、线路规划和出行方式。
社区智能出行服务系统建立需要政府、交通运营企业及个人三方联动。政府设立社区内连接休闲活动场地、地标场所、社区服务中心的专门巴士循环线路，公交运营企业为每辆巴士安装智能车载终端设备，实现位置监控、视频监控、智能调度本地录像储存、3G网络视频传输、射频卡数据采集和传输、车辆运行信息采集和传输、GPS自动报站和位置提醒。同时在社区内建立一定数量的出行电子板，即使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刷身份证在出行电子板自己的位置信息和目的地信息。
社区智能出行服务系统主要提供的服务包括：
一是社区活动及定制活动推荐。老年人主要活动范围仍主要集中在所居住的社区之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对社区内活动获知较少导致参与度较低。同时老年人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通过定制活动通知，当有相关活动在本地市内举办时主动推动信息。
二是线路规划。通过语音等方式在智能终端设定好出发点和目的地，由系统自动选择合理出行路线。与百度或高德等地图合作开发导航系统，建立一键回家模式，通过语音规划路线，还可以让儿女随时获取老人的实时轨迹，给父母提供安全保障。
三是出行时间。针对采用公交出行方式的老年人，社区内公交巴士均安装智能车载终端设备，智能出行服务系统会采集各个巴士的定位信息，结合行驶的路线及当前路况信息，预计到站时间，将预计到站时间表实时更新并显示在智能终端。智能系统可以根据预计到站时间、老年人的出发点和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来建议出行时间。
四是智能打车。通过一键呼叫人工服务或社区智能出行服务终端输入出发地点、出发时间、到达地点、用车要求、联系电话等信息，接入打车软件或出租车平台，提前联系用车。或者利用出行电子板输入到达地点，接入打车软件或出租车平系用车。
五是智能顺风车。老年人通过社区智能出行服务系统或者路边出行电子板自己的目的地，社区安装有该系统客户端的有车志愿者将能够实时看到的信息，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安排选择是否搭乘老人到达目的地。
六是智能支付。可以使用多种移动支付方式或者由他人代付等方式进行智能支付。
七是公交数据分析。通过对老年人在公交车上打卡的次数分析，找出老年人乘车出行的特点、出行比较集中的时段，为老年乘客出行提供参考。
1.4 社区智能安防服务系统
老年人的人身安全永远是在第一位，但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在记忆力、专注力和感知力方面不可避免会有衰退，身体其他各项生理机能也是如此。容易出现忘关煤气、门窗、外出走失等情况或者在家中摔倒昏厥等事故发生，导致较为严重的后果。社区智能安防服务系统使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家庭内部设施和老年人行动的感知识别，使用空间定位技术对老年人的位置实时记录，通过智能化分析得出结果，利用网络化互联将信息及分析结果发送至指定接收端与接收人。
社区智能安防系统的建立一方面需要老年人家庭做好家居的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需要做好社区居民的参与，当警报发出的时候，老年人的邻居或者老年人身边的人需要参与核实或者实施救助。
社区智能安防系统包括：
一是智能门禁。使用智能门锁防止老年人忘记带钥匙或忘记锁门，通过人脸识别、刷智能卡或者智能手机开门，或者门未关闭也会报警提示。
二是微波防盗。在家庭中安装微波探测器或视频监视器，当老年人不在家，微波探测器检测或监视器到房间有人走动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及发出警报声并通知老人。
三是水电煤监测。家中配置煤气泄漏探测器和机械手，当煤气泄漏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并自动关系煤气阀。安装电动水阀和更换智能插座，当老年人离家超过10分钟时，系统会自动提示老年人家中未关闭的水、电、煤气，可设置自动关闭或手动关闭。
四是物品防丢失。在重要的物品上粘贴电子防丢贴片，在10米的距离内按下手机App上的按钮，电子防丢贴片会发出声音。电子防丢贴片也可以实现对手机的反向搜索。
五是音频记录系统。在室内非私密区域（如客厅、阳台）安装360度旋转摄像头，老年人子女在紧急时刻调看室内画面。
六是摔倒报警。老年人独自在家中摔倒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通过安装带有微波侦测功能的智能插座或者老年人佩戴设备，在检测到老年人长时间没有活动轨迹或倒地时，系统将会自动报警，联系老年人及其子女。穿戴设备反馈信息至平台，平台计算后发送指令到其附近的邻里互助个人，实现邻里互助的智能化。
七是外出定位。通过手机App或者佩戴设备，系统可以快速定位老年人所在位置，防止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走失。如果老年人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一键紧急求救，系统会自动上报服务中心、家属。
八是周界报警。老年人活动区域一般相对集中，可以选择设定活动边界，超过活动边界，系统将会预警并提示。
九是急救二维码。系统将为每个老年人生成一个急救二维码，当老年人在外晕倒或者需要救助的时候，社区内的成员只要扫描该二维码就能了解其主要联系人，医务工作者通过专门的终端或App扫描，就能马上了解该老年人的过往病史、过敏史、基本个人情况、过往的日常监测数据。
2 社区公共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与社区组织、个人及设施的融合
社区各类养老设施部分由于距离较远常存在利用率不高或处于闲置状态，部分设施则由于人手不足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通过智能出行系统能够大大提高老年人出行便利性，拓宽出行半径，增加社区内各类设施的使用率。利用智能安防系统能对活动设施进行远程的监控和对区域内活动的老年人进行监测，有利于提高社区设施的管理效率和安全性。社区组织可以通过智能居家服务系统为老年人活动信息和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未来系统更能通过认知学习技术识别哪些老年人需要哪些社区服务。
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健康小屋，老年人可以日常到健康小屋测量身体各项基础指标，依靠智能医疗服务系统，日常数据将汇集到一起，长期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作为未来疾病诊疗的依据。
通过社区公共智能养老服务平台能使社区内更多个人参与到社区“为老年人服务”志愿者队伍，关注社区内老年人的生存状态。社区内的个人可以加入智能出行系统为区内老年人提供顺风车服务，也可以接收智能安防系统的指令，第一时间关注住在隔壁或附近的老年人状况。
3 社区公共智能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准备
3.1 消除数字鸿沟
智能化养老服务应具备以下内容：更灵敏的智能感知、更便捷的信息交换、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更灵敏的智能感知是指可以随时随地快速感知、获得信息的机器设备，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以便能够及时了解到老年人的需要，迅速地做出反应和安排；信息交换是指通过一个服务中心平台集中管理老人的档案和信息，并实现和政府的户籍人口信息之间的联动和信息共享，使不同老年人的不同需要通过不同部门的相互协助更好更快地完成；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是指数据和信息获取，以及服务的提供过程更多地依靠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技术来支持，从收集的数据中分析老年人的潜在需求。
要实现真正的智能化，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完善是基础，各主体间信息数据互联互通不可或缺。社区智能养老体系的运营涉及包括民政部门、医疗部门、公共交通部门、公安部门、智能终端企业、平台运营商、各养老服务提供企业或机构，运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老年人动态数据。动态数据的分析要结合老年人静态数据进行，静态数据包括老年人的基础信息。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一起成为社区智能养老体系的数据基础。
3.2 技术层支持
平台及系统建设及软件开发。社区智能养老体系建设应按照统筹协调、分步完成的原则进行建设。以社区智能化管理系统为核心，整合互联网、物联网、呼叫器、智能感应装置、热线服务等功能，形成系统的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平台及系统的建设应与国内外在智能养老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合作开发，例如国外的微软、IBM及国内的华龄集团等。
基础网络建设。社区智能养老体系中各系统的联结主要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大型通信企业应充分发挥优势作用，依靠自身的技术基础，推动无线网络和高速光纤的覆盖范围，特别是老旧社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提高网络信号传输质量，保障互联网网络的快捷通畅。
终端a品供给。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以及结合物联网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孵育扶持本地企业生产符合技术要求的智能终端和各类感应器，由行业或政府统一产品标准，推动本地智能养老产业的发展。
3.3 资金层支持
社区智能养老体系是一个较为庞大和系统的建设项目，项目具有半公益性质，初期建设的资金投入较大。主要集中在各系统平台的建设维护、部分社区的基础网络建设升级（老旧社区）、部分公共智能终端的安装（如公车的智能车载终端设备）、部分佩戴设备的无偿提供、人员招募培训等。
首先政府应对现有的养老投入进行重新的投入比例调整，将原先的部分资金投入社区智能养老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公共智能终端的安装。其次通过多渠道筹集社会慈善资金和发动社会人士资助项目建设。最后鼓励企业与政府采用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进行合作，建立系统平台。
3.4 政府扶持与监管
智能养老产业发展迅速，但在顶层设计、制度政策支持方面尚有不足。目前智能养老产业制度碎片化严重，而且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严重束缚养老企业间的技术合作、行业市场的向外拓展。有些产品及服务标准则尚未建立，例如在智能产品特别是用户使用的终端设备的设计、生产应当设定行业标准，现有的产品参差不齐、价格不一，许多佩戴式设备系统平台的技术不成熟却打着智能养老的旗号，消费者购买后不能达到预期的作用，产品最终沦为摆设。这种情况一方面严重打击消费者对于社区智能养老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智能养老市场的正常秩序受到破坏。
完善政策扶持，推进智能化养老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社区智能养老体系的建立初期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而我国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现阶段普遍较低，市场消费能力较弱，属于微利行业且时间持续较长，给相关企业的运营带来压力。对于加入社区智能养老体系建设和运营的企业，政府应当在融资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审批、行政收费、水电气收费标准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或者组织予以持续性的补贴。鼓励包括交通、医疗、居家服务、安防等行业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到智能养老体系中。
设立市场准备准入门槛及市场监管。老年人市场的培育较难且较脆弱，同时老年人群体具备其自身特征，政府应对进入社区智能养老体系中的企业及组织设立必要的资质要求，确保提供有质量保障的产品和服务。做好市场监管工作，跟进企业或组织的服务质量，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3.5 市场化运营管理
社区智能养老服务体系应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原则进行。越来越多的养老项目打出“智能养老”旗号，但由于在市场运营管理上重视不足，缺乏足够的养老服务意识、缺少有执行力的养老服务团队，目前不少智能养老产品和系统只是表面光鲜，实则无用。智能养老产品或系统要发挥应有的功效，技术不是最大的障碍，服务才是关键。系统平台企业要建立成熟的运营团队，要对老年人及其家人进行培训使其认识社区智能养老体系的有用性以及形成合理的产品预期，同时重视服务响应速度和跟进服务质量以及客户使用感知。通过对老年人的数据分析，系统提供优化解决方案，提升老年人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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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7篇
人口老化加剧，竞争力遭削弱
按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则可视为该国家或地区已踏入老龄化社会。
香港立法会秘书处2014年11月的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香港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约增加了8岁，分别为81.1岁和86.7岁。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的人口推算，香港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由2013年的102万大幅增加至2041年的256万。也就是说，到了2041年，大约每3人之中便有1人是长者，较2013年的每7人之中有1名长者的比例高出很多。但生育率却由每名妇女生育1.7个婴儿下跌至1.1个。
由于人口老化，香港退休人数将多于新增劳动人口，适龄工作人数将会进一步减少，将拖累潜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2014年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香港自2005年以来首次跌出前三位。相关学者认为，除了社会内耗、贫富悬殊因素，人口老龄化亦削弱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安老靠存钱，政府支出暴增
香港人安老资金从何而来呢？一是依靠家庭或自己的积蓄。香港市场上有丰富的养老投资理财产品，在职人士有多种养老投资选择。二是香港的强积金及职业退休计划。1995年，特区政府启动强积金制度，规定任何18至65岁在职人士必须参加强积金计划。缴纳标准为雇员每月收入的10%，雇主和雇员各缴纳5%。职业退休计划并非强制性措施，须雇主自愿为雇员缴纳。
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310万劳动力中仅约三分之一拥有某种形式的退休保障。强积金推出至今只短短14年，已有270万人、比例超过87%的工作人口参与了强积金计划；余下的是一部分获豁免的公务员，或完全不须缴纳强积金的人士。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的强积金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更像一个针对在职人士的强制储蓄投资计划，帮助在职劳动者为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和理财。但因强积金收益完全由个人收入决定，风险亦要完全由个人承担，很难作为有力的养老保障。由于全靠年轻苦干的积蓄，及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等，一些年轻时收入不高的老人过着惨淡的生活。
虽然香港不是全民福利社会，但港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大安老的财政支出。据悉，香港2011至2012财政年度用于长者医疗、社会保障及安老服务的经常性开支达396亿港元，而2013至2014年度投放于长者的经常开支达550亿港元，同比增长了1.38倍。
其中很大一块安老支出用于“综援”、高龄津贴和长者生活津贴。“综援”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简称，类似内地的“低保”，贫困老人可以申请领取“综援”。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取意为这笔钱是给长者购买水果之用。政府对65岁至69岁的老人申请生果金设立了资产限额，资产高过限额就不能领取。长者生活津贴俗称“特惠生果金”，港府于2013年4月开始发放。65岁至69岁长者需要经过入息及资产审查，符合资格才会获得；而所有70岁及以上的长者均毋须经过任何审查，便可以申请领取。
长者生活津贴实施以来，现时受惠港人已超过42万人。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近期表示，最新数据证实长者生活津贴有效纾缓长者贫穷问题，长者生活津贴政策介入后（即计及各种社会保障等恒常现金资助项目后）的贫穷长者人数录得近四年首次下跌。根据2013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政策介入前的长者贫穷人口比2012年上升31，700人至41.95万人，长者贫穷率上升1.4%至44.9%；政策介入后，贫穷长者人口及贫穷率大幅下降至28.55万人及30.5%。
张建宗还透露，基于物价指数变动，港府2015年2月1日会增加各项社会福利津贴3.8%至6.5%，估计约110万人受惠。其中，生果金由1，135元提升至1，180元，增幅4.1%；因起动时间较短，长者生活津贴调高3.8%至2，285元；领取综援人士的租金援助全面增加6.5%。
当年内地养老，如今无奈返港
至于养老方式，香港人主要依靠居家养老、日托中心及机构养老。狭窄拥挤的香港街头，养老院的广告牌随处可见，电影《桃姐》也曾将镜头对准了香港的养老院。
目前，香港的养老院体系主要包括政府资助的养老院，买位养老院以及私立养老院。1998年开始，政府向私营养老院购买部分床位提供资助，这种买位养老院通常30%的床位接受政府资助，剩余床位则在自由市场供应。
完全自负盈亏的私立养老院则分为针对中下阶层的平价养老院和高收入阶层的高价养老院。平价养老院主要是由政府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来支付相关费用，每个月开支约六七千港元，而高价养老院的费用则高达1.5万-2万港元，完全由长者个人支付。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7月31日，共 30，227位长者在长期护理服务中央轮候册内登记，轮候入住各类型的资助安老院宿位，这也意味着香港政府每年需要支付庞大的开支。以2013-2014年度为例，政府用于安老服务的开支预算接近54.4亿港元，较2012-2013年度的48.8亿港元的修订预算增加11.5%，相比十年前的增幅接近六成。社会福利署提供约2.6万个资助安老宿位，照顾全港超过四成的住院长者。政府投放于安老服务的开支在2013-2014年度接近54.4亿元，当中约65%是用于资助住宿照顾服务。
政府资助的养老院因为比私营养老院便宜一半，一般来说，65岁以上的老人均可申请，目前供不应求，需要排队申请。有一项统计，老人在政府审查符合申请资格后，一般要等候2至3年。一些老人好不容易住进去，短短几个月便去世了，甚至有老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离世了。
因为香港面积小，寸土寸金，十来年前就有香港老人返回内地养老，2007年至少有11万香港老人在广东养老。
当初，不少香港人选择到内地养老时，都带着相对丰厚的积蓄，怀揣着“落叶归根、内地物价低、港币值钱、空气好、住房宽敞”的颐养天年梦。但是，近几年随着内地物价上涨，港元兑人民币贬值，加上在内地享受不了香港的医疗福利，靠吃老本为生的香港老人迫于压力只能返港。
虽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老人返港养老，但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公开数据，2009-2010年度和2013-2014年度期间，参加“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的人减少了大约三成，从2，985人降至2，096人。另外，香港工联会深圳咨询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向该机构查询回港养老的案例不断增多：2011年为57宗，2012年增长至128宗，2013年1-7月累计252宗。
为了鼓励老人北上养老，2013年10月1日，港府正式实施“广东计划”，居住在广东的65岁或以上合资格的香港老人不必“赴港连续居住1年”，也可申请“长者生活津贴”，但此“豁免”已于2014年9月底结束。虽然长者生活津贴能缓解内地通胀及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内地医疗及交通不便也令不少老者忧虑重重。
加大社区照顾投入
港府亦多管齐下，提供多种安老措施，比如实施长者社区照顾服务。港府从2013年9月开始分两个阶段推行为期四年的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共拨款3.8亿港元，以“钱跟使用者走”的模式，直接向参与计划的合格长者提供每月6，000港元的服务券，让他们自行选择最切合本身需要的服务提供者、服务种类及服务组合，超额部分由个人自己支付。
目前香港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主要包括四大方面：老年社区中心，组织一些老年的旅行团或者兴趣班等活动；长者照顾服务，可以提供餐饮和洗澡服务；日间护理中心，主要针对一些身体功能有一定障碍的长者，提供起居饮食以及相关的身体功能训练护理等；第四类则是上门服务，主要提供外送餐饮、家居清洁等。该计划目前成效显著，根据社署对共同付款情况的分析，在约1，200名参与计划者中，超过七成只须支付最低的500港元；约15%付出750港元或1，000港元；而付出1，500港元或以上的参加者仅占10%。张建宗认为，这充分体现计划的“能者多付”精神，使公共资源分配更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到位。
上述措施也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同。香港大学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总监林一星称：“造成香港过高比例的长者入住养老院的一个原因，是香港政府在社区照顾方面投入不足，资源过多集中在养老院舍，致使社区照顾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造成恶性循环。”香港岭南大学社会老年学教授陈章明亦偏向社区安老的方式。他指出：邻舍的支持尤其重要，要做到“全民皆兵”，大家都要学习一些照顾技巧。同时要增设24小时服务，长者需要救助时，可实时获得。而学校可以从小教育，让大家都具有关心老人的意识。
延迟退休缓解压力
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安老投入，但随着人口老化，光靠财政储备总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如何减少人口老化带来的经济负担，才是当务之急。
香港立法会秘书处最近的研究报告建议，鼓励延长劳动人口的工作年期。现在人们的健康状况较佳，教育水平亦已提高，且较少参与繁重的体力劳动，预期愈来愈多年长人士会愿意延长工作年期。报告还提出吸引新鲜血液进入劳动市场，尤其是家庭主妇。30岁至59岁的家庭主妇已占非从事经济活动总人口的20%，成为香港额外劳动力的潜在来源。同时，报告还认为，输入人才作为处理人口老化问题的长远方案，则有其局限。例如，输入过多外来劳动力会使本地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不胜负荷、雇主压低工人工资、降低企业提升工人技术和提高生产力的积极性等。
事实上，随着亚洲多个地区面临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亦开始未雨绸缪，延迟退休的建议屡见媒体。此前，多个欧美及亚太地区已积极推动延迟退休年龄，例如美国推出弹性退休制度，越迟退休可获取越多的退休金。英国亦逐步将退休年龄往后推，到2028年起，会推至68岁；而日本于2013年也将退休年龄推至65岁。
近几年，香港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陈章明就不断呼吁政府考虑推行弹性退休政策，让长者“老有所为”。他认为，现在大部分的老人其实身体状况不错，剩余的能力可以再发挥，让老人成为社会劳动力只是思维的问题。陈章明解释，“选择性退休”并非指退休后，老者还需要继续每天工作，而是自己选择一周3或4天工作。他说，此举可让年轻员工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也为老者注入新活力，达至长幼共融的效果，并减轻政府、个人的财务负担。
香港教育学院2014年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五成七受访港人赞成延迟退休。当中，近七成七人认为应该提高退休年龄上限五年或以上。该项调查访问了一千多名在职人士。结果发现，年纪越大的受访者越赞成延迟退休，但四成人认同延迟退休会影响年轻人的工作或晋升。
公务员或首试“弹性退休”制
弹性退休的做法目前在私人港企间并未流行。香港浸大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联同招聘网站CTgoodjobs.hk，于2014年7月至8月对268家企业的调查发现，近87%受访企业表示，暂时无意延迟员工退休年龄。至于现已规定的退休年龄，42%受访企业定于60岁，26%定于65岁，有28%表示没有定退休年龄，其多数是零售业、制造业等人力资源短缺的重灾区。
负责此项调查的赵其琨教授认为，企业欠缺危机意识，加上不掌握劳动市场信息，对延长退休年龄会否阻碍年轻人才晋升及会否加重公司财政负担等多个问题，都表示不确定，情况令人担忧。的确，如今的香港招工难问题已经显现。根据万宝盛华人力资源公司的统计，57%的雇主表示招聘新员工存在困难。万宝盛华的区域总经理徐玉珊表示，香港的公司普遍比全球同行更感缺乏人才，80%的公司认为员工短缺将影响自己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从现实情况看，香港目前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的行业是零售、餐饮、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赵其琨为此建议，企业灵活运用年长员工的智慧及经验，让他们从事专业知识为本的工作，同时积极推动“接班人计划”，由富于经验的年长员工担任“师长”，向青年员工薪火相传各种工作技能，“不但可维持公司劳动力，亦能为青年员工建立更清晰的发展目标，减少青年劳动力流失。”
好在香港政府已开始于公务员领域示范推行延迟退休措施。据港媒报道，香港目前拥有16万名公务员，未来10年内，香港公务员的每年退休人数将从4，100人增加到7，000人，而每年新入职的公务员约有3，000人。香港以服务公众优良著称，这非常依赖公务员的经验和视野，如果大量资深公务员退休，除了造成人力青黄不接，更会影响施政效率和服务质量。
智慧养老的风险范文第8篇
我市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98.6万人，占全市人口21%，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2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高龄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日益增多，我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医养融合发展对我市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情况
(一)积极探索居家、社区医养融合新模式
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在辖区内组建全科医生团队，对6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健康档案，对孤寡老人实行免挂号费、降低检查治疗费等优惠。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实施家庭医生制度，与60岁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签约。2008年以来，组织多轮企业退休人员免费体检，周期免费体检率达83.29%。
一是建立家庭医生制度和健康管理团队服务。我市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启动实施家庭医生制度，重点为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提供家庭签约服务。目前，政府举办的3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施家庭医生制度，与60岁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6.7%。全市62家乡镇卫生院全部开展健康管理团队服务，组建健康管理团队342个，覆盖912个村卫生室，开展团队服务8304场次。二是开展居家老人医疗紧急救助活动。2012年，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经营、市场运作、公益服务的建设运营模式，建成市养老服务平台，以安全、健康和便捷生活为服务主旨，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全方位服务。目前，平台12349养老服务热线已覆盖整个市区，24小时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三是开展医疗定点服务。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与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联系，签订服务协议，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功能。四是开展健康知识咨询服务活动。全市以健康扬州社区行活动为载体，定期组织讲师团成员以及有关医学专家深入社区、乡村，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健康知识讲座。今年仅市专业照料协会就组织社区健康咨询服务活动4场，培训养老护理员近200名。
(二)着力提升专业养老机构医养融合水平
全市共有养老机构99家，其中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农村敬老院)72家，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等公办养老机构8家，老年公寓等社会办养老机构19家。全市共有养老床位数29820张，床位占全市老年人口总数的3.08%。社会办养老机构19所，床位2284张。全市有护理型床位1843张，占床位总数的6.2%。
一是公办养老机构医养支撑辐射能力强。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成立颐和养老康复中心，通过与东方医院合作，在全国首创金拐杖养老服务标准体系，通过亲情助理模式、至全服务模式、ABC管理模式、GOT运行模式四大专属模式，实现示范引导、专业推广、辐射社区的作用。二是社会办养老机构医养分类保障。曜阳国际老年公寓通过与苏北医院合作建立康复医院，完善急诊急救绿色通道机制，为老人开展保健医疗、康复护理、紧急救护、体格检查、健康管理等多项综合性医疗服务。中小型社会办养老机构重点收治自理和仅需基础护理服务的对象。三是农村敬老院基础医疗覆盖广。我市72家农村敬老院，均拥有基础性医疗功能的医务室。敬老院与当地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双向转治机制，确保政府兜底保障对象的基本医疗。保险机制作为医疗的重要补充。2013年，通过市慈善总会的资助，对城区685名城市三无、农村五保对象投保爱老无忧意外保险。四是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不断深化。我局与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扬大医学院联合开展初级护理员免费培训，截止目前，已培训养老护理员592名。全市养老护理员822名，其中持证上岗养老护理员620名(初级592名，中级20名，高级8名)，持证上岗率达75%以上，养老护理员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
(三)加快医养融合医养融合政策创制
2013年，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健康和养老服务产业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大力鼓励养老医养融合发展和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为助推我市养老机构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同年8月，我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出台《扬州市城区养老机构新增床位经费补助办法》和《扬州市城区养老机构运营经费补助办法》。办法对市区按标准建设、依规定运营的新增社会养老机构床位市财政给予每张床位3000元的建设补贴，对市区已开业的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和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依据实际入住老年人数按全护理、半护理、自理、分别给予每人每月100元、70元、50元补贴。两项具体的惠民举措对大力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和鼓励发展医养型养老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经费保障，同时，也为各县(市、区)出台养老机构补助办法提供了参考依据。针对老年人保健市卫生局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城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扬州市城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设置标准》、《扬州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等多个政策性文件，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全市社区卫生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对推进城乡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机制和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等作出明确的部署。
二、存在问题
总体上看，我市养老服务医养融合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与人口老龄化形势下的养老社会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医疗康复要求不相适应，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不相适应，与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养老服务业的要求不相适应，在保障能力、政策法规、管理手段、服务水平、思想认识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医养融合制约因素较多
我市在推进医养融合方面虽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在服务能力、医保结算、政策引导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缺乏医保支持政策。由于养老不属于诊疗项目，因医保报销金额和住院时间的限制，造成需要长期康复治疗的老年人不得不连续出院转院，既造成过度医疗，也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发展不利。二是医疗护理能力欠缺。我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通常只能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大部分养老机构虽然有医务室和护理人员，但是医疗和护理水平不高。而诊疗水平高的医疗机构，本身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使得优质医疗资源无法满足居家、社区、机构养老需求。三是养老护理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根据民政部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中4-5张床位就需要1名护理人员来推算，全市约2.9万张床位，至少需要5800名护理人员，而我市99所养老机构中，养老床位与护理人员的比例仅为25:1，50岁以上的养老护理员占护理员总数的70%以上，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同时，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劳动强度大，薪酬待遇过低，社会认可度不高和工作环境差等原因，也造成就业吸引力有限。
(二)养老机构供需矛盾突出
我市现有养老机构的存量与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医养需求不相匹配，社会养老服务的压力较大。一是机构养老供养对象结构性失衡。养老机构照顾失能老人工作量大，强度高，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因此养老机构愿意选择可自理老人，不愿意接受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造成社会上最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被排斥在机构养老之外。通过《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结果和我市调研的实际来看，养老机构在收住对象定位上，近一半的机构只愿意接收自理老人或以接收自理老人为主，其中城区将近三分之二的养老机构，不愿意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特别是社会办养老机构，对入住老人身体因素作为重要的入住条件。二是专业老年护理院的缺失。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江苏省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2.39%，我市老年人98.63万人，以此推算，我市约有失能老人2.3万人，而我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仅为1843张，可见我市失能老年人医养型养老需要巨大。老年护理院作为以护理服务和维持生命的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医疗机构，具备对长期需要生活护理和医疗护理、康复、临终关怀的服务对象提供治疗性护理服务的能力，对缓解综合性医疗压力、构建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互通平台和解决老年患者出院后康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省兄弟市老年护理院苏州市20所、南京市12所、无锡市6所，常州、徐州市各1所。其中，南京、苏州、无锡的老年护理院同时具备养老机构性质。我市尚无一家专业老年护理院。三是养老机构供给结构不合理。一为医养融合护理型床位缺失较多，全市护理型床位仅占养老床位总数的6.2%，与省政府要求到2015年，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达到30%以上存在较大差距。二为部分地区高档豪华的养老机构，由于床位收费相对较高，入住率较低，而适合广大普通老年人，特别是寄养中低收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却排队难进，一床难求。四是城乡机构养老发展不平衡。在全市2.9万张机构养老床位中，大部分为农村敬老院床位，城市养老机构的床位占比远低于农村，与城市庞大的需求形成较大的反差。
(三)社会办养老机构医养发展艰难
社会办养老机构不仅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扮演着填补空缺的角色，也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我市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数仅占养老机构床位总数的8%，与省政府要求到2015年，社会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床位占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达到50%以上。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护理型床位所占比例更低。一是新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发展受到土地等政策的制约，租赁等形式的养老机构又难以符合规划、消防、审批的要求。二是对公办、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不平衡性。仅以对养老机构的省级资助为例，2008年2012年，省对按江苏省示范性养老机构标准新建、床位150张以上的公办养老机构，每张床位补助标准为3万元，而对社会办养老机构仅补助0.3万元。我市对社会办养老机构的床位建设为每张3000元，与省内兄弟市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南京、南通5000元，镇江、泰州4000元，徐州3000元)。三是优惠扶持政策可操作性不强，难于落实。如对于养老服务项目的土地供应政策，文件普遍作了以下规定：养老机构建设应当采取划拨方式供地的，一律划拨供地。由于上述政策过于笼统、原则，社会办养老机构获优惠供地很难实现。
三、下一步打算及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当前扬州市已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要做好重点医养融合发展的工作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为此，我市应加快形成以政策扶持为导向、以财政投入为推手、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动互补、覆盖城乡的社会医养服务新格局。
(一)创新手段、统筹规划，夯实居家社区医养融合基础
一是提升居家医养能力。大力推广智慧社区建设，推广虚拟养老院模式，通过可穿戴设备、视频诊断等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以信息化、智能化服务为支撑，为老年人提供及时周到的远程健康服务。在便民服务进万家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实现生活护理、康复护理进家庭，定期巡诊与应需施诊相结合的诊疗、护理服务，为居家养老提供医疗保障。二是强化社区医养融合功能。结合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布局建设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养老互助幸福院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并在其中配备健康小屋、康复室等，筑牢社区医养融合基础;条件不具备的老居民区，按照就近原则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立契约合作机制;鼓励新开发住宅配套建设医养融合服务设施，为社区老人提供完备的医养融合服务。三是大力开展医养融合志愿服务活动。成立服务老人的时间银行，倡导服务今天，享受明天的理念，采取时间储蓄的方式，发动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医养融合服务。
(二)结对合作、政策支持，加快养老服务医养融合
今年，我局将与市卫生局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医疗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以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长效合作关系为依托，建立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模式，重点鼓励建设或转型老年护理院发展。2020年，全市养老机构全面完成567工程即：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总数达到50%以上;医养型养老机构占总数的60%;收住全护理、半护理老年人占总人数70%以上的养老机构应具有基础医疗服务功能。一是建议医保支持政策引入养老服务业，通过将需要中长期专业护理、康复、诊疗的养老对象纳入医保范畴，推进医养融合良性循坏发展。二是提升机构养老医疗融合服务能力。通过医疗机构在养老机构内设置分支机构、养老机构在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等完善医养服务结构。三是加强医疗资源机构养老配置能力。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鼓励医院将闲置资源改造成康复医疗机构或增加老年病科床位，支持社会资本举办专科护理院，鼓励部分非建制乡镇卫生院积极开展养老服务。四是建立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与医疗机构联动机制。对基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转送的老年病人，在挂号、就诊、检查及办理住院手续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五是提升养老护理员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可以通过设置岗位津贴和以奖代补的手段，逐步引导养老护理员队伍向专业化和年轻化转型。继续加大养老护理员的培训力度，明确对取得国家养老护理员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在养老机构护理岗位连续从业2年以上的人员，分别给予每人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一次性补贴。
(三)加大投入、积极融资，夯实医养服务基础
一是积极与财政部门做好对接，贯彻执行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4〕39号)中对自建产权用房养老机构每张护理型床位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和租赁用房举办且租期5年的养老机构，每张护理型床位给予不低于5000元的一次性改造补助政策。二是积极引导各县(市、区)民政部门与养老机构建立专职养老护理员绩效考核机制，绩效考核资金可由县、乡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担。三是建议研究制定针对新建或转型床位150张床位以上且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医养型老年护理院给予一次性20万元以奖代补政策。四是建议设立支持医养发展的投资引导基金，采取投入资本金、直接补助、财政贴息、小额贷款、项目补贴、风险补偿金、参股产业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加速进入医养服务领域。
(四)搭建平台、延伸保险，推进社会办养老机构医养发展
一是积极推动《扬州市社会养老机构设立办法》的出台，联合财政、卫生、国土、工商、金融、安监及消防等职能部门，鼓励养老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融合发展，根据权限分级职责，搭建平台协调解决诸如：土地使用、一照多址、人员待遇等扶持政策落地的问题，切实降低准入门槛，触发医养融合发展的鲶鱼效应。二是鼓励医养型社会办养老机构和老年护理院建设，针对机构身份定位问题，可在发展初期按半福利半企业定性，仿照企业运作模式融资入股、收益分红、扩张规模等，对其经费尚有少量缺口的，银行给予小额贷款，待其进入成长发展期开始归还贷款。三是拓展爱老无忧保险计划延伸医养型社会办养老机构，通过个人自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为入住失能、半失能寄养老人办理护理保险或意外保险，分释社会办养老机构风险。四是发挥社会福利协会服务管理作用，制定我市行业管理规范性文件，明确社会办医养型养老机构的性质地位，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开办养老机构筹资方式与待遇，纠纷处理机构与理赔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