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风险社会；大学生；政治认同；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比较传统的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社会的平衡模式，使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种风险以及问题不断积累增加，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同，使自身得到一种归属感。在本文当中，作者依据自身的工作实际，就怎样培养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风险社会及政治认同内涵
（一）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危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也不断加深，所以，社会风险会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风险能够使得人们改变现有的各种各样的习惯，也会使社会上原先的社会制度与机制发生改变甚至是毫无所用，使得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贝克曾经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及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二）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表示的是人们的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当中，使人们能够寻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体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这就需要具有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意识。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它能够让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起来。政治认同的高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稳定性，甚至是与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代的大学生，关系着祖国将来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关系着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资源。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认同教育不仅是与大学生的自身发展相关，还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发展道理，甚至是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二、风险社会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风险社会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风险与早期的危险有着很大的差别，风险指的是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由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是全球化发展进行当中出现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反思性，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实践过程当中，由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使得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改变。风险的反思性使得认同的对象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认同不断处于反思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这个反思过程，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断提高。
三、风险社会影响范围
风险社会当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范围以及规模也会不断地扩大，甚至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给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怎样更好的应对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应该成为各国首要关注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风险也随之不断扩增，外界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着局部地区人们的生活。就从污染的问题来讲，一个地方产生污染会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风险社会实际上能够给世界带来各种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四、风险社会视角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的问题
（一）产生了政治认同的偏执与边缘化现象
在风险社会当中，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也会不断的产生于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使得很多国家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组织不断侵入到其它国家当中，会给人们的政治观点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很多大学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价值观盲目地崇拜与追求，甚至是怀疑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增强了政治认同的反思与批判
当前，国家级及政府都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改革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价模式也正在不断探索当中，这就使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使得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让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大怀疑，进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社会当中存在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风险，使得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很大怀疑，怀疑当前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认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当前政府的智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风险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所以，要认真对待并且正确处理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大学生在风险社会当中的政治认同给予恰当的引导与教育。
五、风险社会视角下引导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交流与思考
风险社会环境下，加强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断鼓励大学生以正确的社会观点来对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且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对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该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与看待这一问题。同时，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要给予有利的批判，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念。教师在课堂上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形态有区别的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才能够使学生具有积极的政治思想。
（二）加强课堂内容的正面教育
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这就需要大学生对这些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出现了腐败的现象，这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形象带来很大的破坏，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于当前的以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的大学生甚至是认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在风险社会当中存在着很多社会风险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是没有希望，而是我们正在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来规避这些风险。所以，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避险求生的教育，这样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的心理上的需求，还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并对大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可以依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需要，适当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且要传授给学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这种教育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三）培养大学生基于价值理性的责任意识
在风险社会当中，利益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驱动力。政治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在政治认同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就会追求利益，甚至是思想和行为方式严重受到利益的驱动，人们的行动都会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在政治活动当中，人们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此来决定自身对于政治活动的态度。在风险社会当中，人们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会对人们的生活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些风险的制造者通常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挥，这些矛盾也会随着不断扩大。所以，要加强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教育，要让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增加自身的责任感，以自己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来获得经济利益。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语言测试使用； 批判语言测试； 社会政治语境； 考生语言能力； 替代性评估方式
何莲珍吕洲洋： 语言测试研究的新视角： 批判语言测试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语言测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语言测试专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语言测试的技术话语，沿袭传统心理计量学方法，致力于研究如何采用并开发新的测量手段以提高语言测试的信度和效度。近年来，效度理论的发展及效度与公平性关系的讨论体现了语言测试界对语言测试使用及其社会影响的关注，对语言测试及语言教育的社会性的思考与探索。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批判语言测试视角着重审视了语言测试中渗透的隐性权力，考量了语言测试在社会语境中扮演的控制者、监管者、支配者的角色，探讨了语言测试社会功能的演变对测试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在回顾批判语言测试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批判语言测试的研究领域，阐释其主要观点及核心思想，并讨论批判语言测试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及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 批判语言测试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语言测试工作者的研究重点逐步从提高语言测试信度和进行效度验证方面转向对语言测试社会影响的关注。语言测试社会维度的研究，即语言测试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是在效度框架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丰富的。Cronbach和Meehl提出用构念效度替代效标关联效度，强调效度验证的对象是基于受试所得分数所做出的推论和解释，而不是分数本身[1]283。Cronbach在效度验证的论著中并未强调分数解释中的社会因素，这与他在有关项目评价的研究中对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影响的考量形成鲜明对比
转引自T.McNamara & C.Roever， Language Testing：The Social Dimens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p.11。。后期受项目评价研究的影响，Cronbach开始意识到评估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试图将语言测试的社会维度理论化[2]4。Messick在1989年提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整体效度观，把效度概念的涵盖范围由分数意义扩展到相关性和使用、价值意义及社会影响，拉开了语言测试社会维度的研究序幕[3]20。Messick的效度理论涉及社会维度的两个层面：测试分数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测试使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两个关键概念：构念代表性不足 （constructunderrepresentation） 和构念无关差异 （constructirrelevant variance），体现了他在效度理论中包含的对公平性问题的思考。受Messick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测试研究者开始关注语言测试的社会话语，强调语言测试效度验证中社会用途及社会后果的重要性。Kane基于论证的效度验证模型与Messick的整体效度观一脉相承，认为基于分数所做的实际决定受社会价值和政策的制约，应考虑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4]3840。Bachman 和Palmer建立了测试有用性框架，该框架包括测试的信度、构念效度、真实性、交互性、影响和可操作性[5]。Bachman和Palmer把“影响”纳入到该框架中，认为语言测试的使用必须考虑其对个体、教育体系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Bachman于2005年首次提出“评估使用论据”（Assessment Use Argument， 简称AUA）框架[6]，并在他与Palmer 2010年的新著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测试有用性框架发展为对测试结果解释和使用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的理论，并进一步强调语言测试使用要考虑测试后果、道德和公平性等社会问题[7]。
McNamara和Roever指出，效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对语言测试社会维度多角度的思考，但缺乏对测试所给予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关注及系统的理论支撑，并对测试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受到的政治、政策影响表示默许和接受，而没有采取批判视角审视测试背后无形的权力之手[8]4041。
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对测试的批判性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着力论述了测试作为象征权力和控制的工具，把日常生活的常态转化为权力的行使，认为“检查（考试）（examination）把层级检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9]208。Pennycook提出批判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应用语言学范畴内的实践与社会、政治、文化思考的结合，主张语言和话语应与广泛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应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1011]。Pennycook总结了批判手段的三大特征
转引自B.K.Lynch，″Rethinking Assessmen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51372。：（1）对特定领域兴趣浓厚，如性别、社会阶层、性、种族、民族、文化、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并拒绝对这类问题给予标准化回应（normative response）；（2）包含转换教学法（transformative pedagogy）；（3）对批判理论持自我反思立场（selfreflexive），即审视“压制”、“不平等”、“意识形态”等一类术语所揭示的对世界的特定认识方式。受Kramsch[12]、Pennycook[13]和Moss[14]影响，Shohamy在199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年会上做题为“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报告时明确提出了批判语言测试（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简称CLT）的概念，指出测试行为并不是中立的，事实上，测试是文化、社会、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代表，它们对每一位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都有影响[15]。此后，Shohamy在《测试的权力》一书中对测试权力的生成和运作机制，测试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引入的目的、使用情况及所产生的后效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充分的阐释，提出了批判语言测试的15项原则，开拓了语言测试的新领域[16]。受批判理论对事物之间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Shohamy把测试视为植根于社会、政治语境中的权力工具，批判性地思考测试引入的意图、用途、后果及影响等，提倡监控测试的权力，揭示测试的误用，减少测试的负面影响，并保护测试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其他学者也对语言测试进行了批判性研究。Lynch探讨了测试用途的道德性问题，提出了衡量一项测试是否具有公平性的评判标准[17]。《客观语言测试》一书标志着语言测试的政治功能开始重新受到关注。Spolsky追溯了语言测试的心理计量学传统的发展，并在书的后半部分以托福考试为例，说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简称ETS）如何利用心理计量的精确性对测试利益相关者施加权力影响、实施控制[18]。
McNamara和Roever赞同将语言测试的效度包含在公平性框架内，并将关注点集中于公平性的社会、政治层面，强调基于心理计量学研究测试偏颇时，应融入受社会、政治因素驱动的价值判断[8]。这种公平性研究不再局限于心理计量学的范畴，而是承认测试开发设计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有助于从社会学角度提高测试的质量。Shohamy认为长期以来测试工作者通过使用更合理的评分手段以提高测试的精确性，但测试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仍然由当权者掌控。测试者与受试者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影响了测试的效度。对来自不同国别、文化背景、民族传统、教育体系，且没有平等拥有所测知识的学习渠道和学习环境的考生，对他们测试相同的内容，并基于测试结果做出高风险的重大决定，具有不公平性[16，32]。Lynch指出公平性应包含对测试利益相关者权力关系的思考，即是否考虑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是否实现了福柯提出的与规范性道德准则相关的个人行为的最大化
参见M.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L.Dreyfus & P.Rabinow（eds.），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208226。，也即是否使权力关系处于流动的（mobile）、可逆的（reversible）、互惠的（reciprocal）状态[33]365。
批判语言测试特别指出了测试的误用与产生的社会后效对测试公平性的影响，拓宽了测试公平性的含义。Shohamy指出测试所宣称的目的与实际目的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测试的不道德、不公平。她以三门语言考试，即某国四五年级学生全国性阅读水平测试、以色列七到九年级学生阿拉伯语言水平测试及某国高考英语口语水平测试为例批判性地指出：引入语言测试的实际目的是将测试作为媒介，实现政治目的，控制教学内容与实践，而不是官方所声称的为了衡量学生语言能力，且不给予学生关于考试的任何反馈，并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就这个意义而言，测试是不道德且不公平的[16，24]。
（四） 语言测试的替代性评估
批判语言测试理论承认测试能测量到的领域是有限的，测试不应作为评估知识水平的唯一手段，测试者和评估者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收集测试无法测量到的被试能力的证据，多元化的评估方式能为考生能力提供效度更高的解释。Shohamy否定了权力模型（power model）测试，认为在这种模型中，知识和价值观体现的是权力中心者的意志，其他测试利益相关者如教师、考生家长、考生本人等的想法并未得到关注。在此基础上，Shohamy进一步提出了民主评估模型（democratic assessment model），即权力不是从权力中心转移到地方，而是两者相互合作，通过测试之外的多种方式收集考生行为的相关信息以进行评估，包括观察、访谈、个人陈述、参与课堂活动、建立学生个人档案等。Shohamy还提出了民主评估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1）应把批判语言测试的观点应用到测试实践中，监控测试作为权力工具的用途，质疑它的前提并检视它的后果；（2）测试以与被试者相互合作的方式实施；（3）测试开发、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者应对测试本身及其用途承担责任；（4）应在测试设计过程中把不同群体的知识包括进来；（5）应保护被试者的权利[32]376。Lynch指出，替代性评估的提出象征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测试的文化。替代性评估意味着采用非后实证主义视角，用非定量的手段收集和分析数据。事实上，采用定性手段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转变，也是知识论和本体论上的转变。语言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被动等待人们的探索和衡量，而是存在于人们对它的使用、研究和解释中[33]361。
（五） 语言测试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由于语言测试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如入学、求职、移民、入籍等，它对被试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意味着生活的“妨碍者”（intruder）。因此，语言测试工作者面临着在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意识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困境。对语言测试工作者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探讨，是语言测试伦理问题研究范畴的一个方面，不同学者所持立场各异。
Davies赞成对语言测试工作者提出伦理要求，但呼吁这些要求不是无限量的，认为测试开发者很难考虑到测试可能带来的所有社会后果。建议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制定道德规范，以资格证书作为职业门槛，创造伦理环境，以培养测试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34]335337。HampLyons则认为测试工作者承担的责任范围更广，应对所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负责[35]302。Shohamy把测试工作者定义为所有参与行动和决策、实施测试的人员，包括政策制定者、命题者、统计学家、测试出资方、测试审校者、考生家长等，把被试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视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认为他们应与测试工作者共同分担责任[16]145。
在我国，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语言测试伦理道德及测试工作者社会责任的论著较少。2007年，杨惠中、桂诗春两位教授合作撰写的《语言测试的社会学思考》一文论述了语言测试工作者的责任，认为一项好的考试要收到好的社会效果，需要考试各方的协同努力，包括语言测试工作者、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用户等，呼吁为保证考试的正面社会效益，各方应共同做出努力[20]。
三、 批判语言测试理论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及外语教育的启示
首先，在重视英语教育的同时应平衡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提高母语的学习意识，保护和弘扬中国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使用领域最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交际工具[36]233。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加强外语教育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重要任务，体现了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具备国际化素养的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较高的外语能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个人或社会整体接受和掌握一种语言的过程，意味着其世界观、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受到该语言背后的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的普及必将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文化造成冲击。如何正确处理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重视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的同时增强母语学习意识，保护和弘扬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制定外语教育相关政策时应思考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各种英语水平考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托业、剑桥商务英语等，在学生毕业、求职、出国留学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许多家长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对孩子的外语教育给予高度关注，在孩子的中文尚处于起步阶段时，英语教育已经同步甚至抢先一步开始了。对英语的关注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需求，而强调英语在经济、政治、学术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及门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对汉语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学生的母语意识淡化，并在跨文化交际中频频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37]。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必要全面开展英语能力需求调查，制定更切合实际的英语教育政策。同时，在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把文化传承贯穿于英语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学生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其次，从批判角度思考测试结果在社会领域内的使用，避免误用及滥用。语言测试从测评语言能力、为教学提供反馈、促进语言能力提高的初衷逐渐演变为权力渗透和实施监管的工具，已经超越了测试专业领域的管辖范围，对测试分数的解释和使用与政策制定及测试使用者高度相关。而某项测试的社会权重越大，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也越大。因此，要从批判视角思考测试结果的使用，避免误用及滥用，并需要测试相关者如政府部门、学校领导和教师、家长和学生等的共同努力。如在我国已实施二十多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初衷是对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为推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服务，为我国各级用人部门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目的服务[38]21。但近年来频现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结果误用的现象：如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与学位授予、毕业证书发放挂钩；一些地方和高校对四/六级考试成绩统计排名，并以此作为经费划拨的依据；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招聘的准入条件等。考试被赋予的社会权重迫使一些英语基础薄弱的考生为获得证书而采用题海战术或临场猜题等各种应试技巧，并没有真正提高自身的英语能力，违背了四/六级考试开发设计者的意图。测试还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的反拨效应，如应试教学导致教学计划无法完成，教学内容狭隘化，学生学习的兴趣点受考点影响，所测知识与文化呈现制度化、标准化、同质化等。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主的大规模高风险考试的社会公信力已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可，而如何降低其社会权重，避免将考试作为某些选拔的唯一标准，并对考试用途进行充分论证，是回归测试结果合理使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相关政策制定及完善的方向。
最后，应尝试采用多元评估方式，降低以单一的大规模考试作为决策依据的风险。现阶段我国教育仍倾向于“一考定终生”，呈现出了不公平性和失误零容忍性。对部分平时表现优良但在考试中因不可抗力如身体不适、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发挥失常的学生有失公允。以一次采样区分考生能力无法全面、客观地评测考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及语言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一些大规模考试如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命题者因考试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及风险性而承载了额外的心理压力。替代性评估方式的提出有助于降低一次考试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风险，通过学生自测、观察、访谈、个人陈述、课堂活动参与、建立学生个人档案等方式，把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合起来，全面真实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考虑到替代性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如由于我国考生人数庞大，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的结合在实施过程中会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需先在个别城市和学校进行试点，评估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进而探究是否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 结语
作为审视语言测试的多种视角之一，批判语言测试理论的提出，敦促语言测试界将研究重点从语言测试的心理计量学、统计学范畴向社会学范畴延伸，象征着传统语言测试研究范式向批判理论范式的转变。批判语言测试理论不再单纯研究测试本身及测试的技术话语，而是转向对测试的社会话语的关注，为语言测试的社会维度研究提出了批判性视野，对测试中渗透的权力关系深入挖掘剖析，倡导规避大规模测试带来的高风险，减少测试结果的误用及滥用，对公平、合理地利用已具备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试，回归测试设计开发者的初衷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从本文的上述归纳中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有限。首先，语言测试的主要研究问题决定了其作为应用语言学较为独立的一个分支，与其他分支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相对疏远；其次，由于缺乏系统翔实的理论与操作性较强的框架支撑，将语言测试视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难以开展；最后，语言测试研究者对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了解有限，导致批判视角仍处于非主流地位。虽然困难重重，但语言测试的跨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思考如何借鉴和发展批判语言测试理论，并将其应用于语言测试研究与实践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J.Cronbach & P.E.Meehl， ″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52， No.4（1955）， pp.281302.
[2]L.J.Cronbach， ″Five Perspectives on the Validity Argument，″ in H.Wainer & H.I.Braun（eds.），Test Validit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pp.318.
[3]S.Messick， ″Validity，″ in R.L.Linn（e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pp.13104.
[4]M.T.Kane， ″Validating HighStakes Testing Programs，″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s， Vol.21， No.1（2002）， pp.3141.
[5]L.F.Bachman & A.S.Palmer，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L.F.Bachman， ″Building and Supporting a Case for Test Use，″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Vol.2， No.1（2005）， pp.134.
[7]L.F.Bachman & A.S.Palmer， Language Assessment in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T.McNamara & C.Roever， Language Testing： The Social Dimens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
[9][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M.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by Liu Beicheng & Yang Yuanying， Beiji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0]A.Pennycook，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11]A.Pennycook， ″Introductio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ESOL，″ TESOL Quarterly， Vol.33， No.3（1999）， pp.329348.
[12]C.Kramsch，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A.Pennycoo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1994.
[14]P.Moss， ″Enlarging the Dialogue i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Voices from Interpretive Research Tradition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25， No.1（1996）， pp.2028.
[15]E.Shohamy， ″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Vol.24， No.4（1998）， pp.331345.
[16]E.Shohamy，The Power of Test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es of Language Tests， London： Longman， 2001.
[17]B.K.Lynch， ″In Search of the Ethical Tests，″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315327.
[18]B.Spolsky， Measured Words：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e Language Tes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P.Broadfoot， Education， Assessment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杨惠中、桂诗春： 《语言测试的社会学思考》，《现代外语》2007年第 4期，第368374页。[Yang Huizhong & Gui Shichun， ″Soci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Testing，″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No.4（2007）， pp.368374.]
[21]P.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G.Madaus， Testing as a Social Technology： The Inaugural Annual Boise Lecture on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Boston， MA： Boston College， 1990.
[23]F.A.Hanson， Testing Testing：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Examined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4]E.Shohamy， ″Testing Methods， Testing Consequences： Are They Ethical？ Are They Fair？″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340349.
[25]陈平： 《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年第1期，第413页。[Chen Ping， ″Linguistic Nationalism： Europe and Chin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1（2008）， pp.413.]
[26]G.HoganBrun， C.MarMolinero & P.Stevenson（eds.）， Discourses on Language and Integr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Testing Regimes in Europ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9.
[27]E.Shohamy， ″Language Tests as Language Policy Tools，″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Vol.14， No.1（2007）， pp.117130.
[28]E.Shohamy & T.Kanza， ″Language and Citizenship in Israel，″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Vol.6， No.1（2009）， pp.8388.
[29]A.J.Kunnan，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All，″ in Fairness and Validation in Language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14.
[30]W.W.Willingham & N.Cole， Gender and Fair Assessmen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31]W.W.Willingham， ″A Systemic View of Test Fairness，″ in S.Messick（ed.），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ssues in Access， Quality，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9， pp.213242.
[32]E.Shohamy， ″Democratic Assessment as an Alternative，″ 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73391.
[33]B.K.Lynch， ″Rethinking Assessment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 Testing， Vol.18， No.4（2001）， pp.351372.
[34]A.Davies， ″Demands of Being Professional in Language Testing，″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328339.
[35]L.HampLyons， ″Washback， Impact and Validity： Ethical Concerns，″ Language Testing， Vol.14， No.3（1997）， pp.295303.
[36]金光美： 《英美霸权与英语全球化》，《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2期，第230233页。[Jin Guangmei， ″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and Globalization of English，″ Gansu Social Sciences， No.2（2009）， pp.230233.]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3篇
来自加拿大和美国、意大利的四位学者的演讲构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单元，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国际艺术与文化管理协会（AIMAC）主席弗朗索瓦・科尔伯特先生通过六个维度。即市场营销导向、顾客服务理念、体验型营销、艺术体验者的动机分析和顾客再次消费的意图情感、参与度和满意度等后消费行为的分析，以及文化体验与消费者共同创作的互动性，阐述了艺术市场营销与消费体验的关系。他特别把目前国际学者的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合评述，提出了三个概念，即美学体验、服务体验与消费体验，并提出了市场驱动与驱动市场的理念。
意大利米兰BOCCONI大学公共与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图里尼以BOCCONI经验为视角产出公共政策制订的三种理念，其一，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是多层次性，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层面，而且也是文化组织的决策层面，特别是有可能是项目决策的层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他提出了三个类型，一是创新性的决策，二是互动性决策，三是情感吸引的决策；其三，他使用实验的方法，为提取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来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维多利亚・诺兰教授和纽约戏剧发展基金发展总监安・特莱茨是美国著名的艺术管理专家，她们围绕美国当代戏剧艺术能力状况进行研究，通过问题假设和调研，既设置了六个能力的一般性的关照，同时叉涉及如何论证和确认这六个能力的状况，并且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国外艺术管理的专家的研究，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既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实际运行与操作的研究，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把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有机结合为一体；又次，能够超越单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来自国内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业的学者环绕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演讲和深入的研讨，其中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跨文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管理的宏观审视。涉及这一命题演讲的学者从国内外艺术管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艺术管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从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梳理开始，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艺术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三个发展维度”、“三大问题”的总体观察。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认为，跨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虚拟空间的形成加快了艺术流动的速度，形成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艺术管理具有现代性与社会性，其制度创新值得研究；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非专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指出，应当科学辨析宏观艺术管理和微观艺术管理的关系，重视对艺术活动客观规律的掌控。不能把艺术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应当从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来；要确立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学设置艺术管理学科；要充分认识艺术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质，重视该类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济南大学江奔东教授强调，艺术与文化管理，需要重视文化规制的问题，要有制衡效果的标准，各机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规制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内容规制应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产业规制需要有立法实施和统一的完整性；面对文化规制，需要科学地掌控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论述了宏观艺术管理与围观艺术管理的关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导被制导的关系，又是相互协同的关系：二者会出现一些冲突与摩擦，应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化解，使之产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师范大学方华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切入研究艺术管理的状况，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刘素华作了中美国家艺术基金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五十年兴衰表明多元文化与共同价值的协调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如何在价值认同的框架中激发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战，也是其肩负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的发展趋向。较多学者针对艺术管理某个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予以深入的剖析，许多观点具有深刻的创见。天津音乐学院张蓓荔教授认为跨文化传播要确立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寻找相同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要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方力量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格局，用好交流贸易等多种方式；要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的指标、突出重点、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突出品牌战略，市场战略，合作战略和媒体战略。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字教授针对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跳出旧有的“内向型研究”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外向型研究”，充分发挥双向视域研究的互补优势，同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讲述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资源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互联网”这一平台要为每一位艺术家或艺术学家免费做唯一个人的官网，精准和广泛地传播交流学术成果。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应当拓展艺术管理的视野，建立宏大的艺术资源库和艺术交流的巨大平台，这正是科学管理的体现。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建军教授切人中国外流文物的回归这一命题，认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认同。为了实现更多文物的回归，应当审时度势，调动政府、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学管理与运筹的力度，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四川音乐学院廖勇教授探讨了员工与组织、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构建一个有利于组织高效运作的内外管理生态是现代管理的关键，而遵照相应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生态模式进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则为管理的生态法则。
第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创意、生产与营销。该课题涉及到艺术管理具体运作的诸多问题，从创意与策划、生产与运营到传播与营销，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提出了“时尚何以先觉、先行和先倡”的命题，认为三个“先”字在市场有一种先导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把时尚的前沿和信息传递给大家，由此从内心对时尚取得一种共鸣。对时尚开发可归纳为四个特点，即时尚和经济一体化；消费的符号也就是炫耀性的消费；时尚产业全球同步进行中，其周期大大缩小；有高附加值，也有高风险。广西艺术学院何清新教授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认为基于族流的对歌文化，隐含着艺术传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想象力。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侯云峰教授以该院创作体验话剧《问心》的经验，阐释了作为艺术管理类专业在管理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是一种基于微观的和实证性的研究。济南大学王玉副教授杨杨分析了中国演艺产业在建设中遇到的收益不确定性较强和资产的可抵押性较弱两方面存在的风险。为使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一要从风险的来源角度准确识别风险；二要采取模糊综合评判法，通过选取因素集、因素加权、备择评语、确定评判矩阵四个步骤科学评估风险，为风险处理措施的选择提供依据。上海戏剧学院黄海认为，艺术家个人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特点，具有共性的艺术家个人品牌经营策略，包括确立个人品牌核心价值、满足艺术消费受众需要、原创性策略、达成沟通、事件营销、建立个人品牌形象、建立共同品牌。山东艺术学院李冬梅副教授指出，在电视真人秀节目制作中应把媒体融合作为目标原则，通过目标管理和任务分解，实现摄像、舞美和后期制作的创新，提升节目的影响力。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李囝副教授指出，管理团队的素质将决定艺术表演团体的整体水平。灵活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符合市场要求的营销策略以及与时代同步的创新手段都是艺术表演团体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误区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社会主义特色的体现，事关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事关新时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目前，教育工作者探讨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毋庸讳言，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高校工作的一大难点，离中央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事实上，不是任何教育活动都顺利开展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一些无效甚至出现负效果，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出各种原因，其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思想误区是重要原因。
一、政治化思想政治教育
说起思想政治教育，人们自然想起政治教育或“三观”教育，好像只有这样才是“讲政治”的表现。“讲政治”本身没有错，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上的政治性要求不能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国家的政治要求为依据，但不应该是唯一。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思维模式只会导致“政治第一”倾向的出现，如果仅仅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化，其实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延无限缩小。这实质上从客观上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缺乏特色，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发展及目标的实现，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
应该说由于社会主义的后发性，我们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但这种公开性是建立在人们对真理的认同上的，正如列宁所说：“因为我们的鼓动中所含有的真理钻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而这些都是真理”。首先是一门科学，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人类发展各个门类的规律性的总结，是科学之中的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深切的了悟之上的。政治化和具有政治功能毕竟不一样，我们如果只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党或政治集团的一种意识形态活动，而对政权的获得或巩固所起的作用，教育目的政治化，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个人健康成长和自我完善的需要,政治化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陷入以课程阐释政治、以文件解释文件、以政治说教图解政策的怪圈。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功用只能满足于对上级精神的照转、照传；教育从本本、原则、语录出发，脱离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这些行为必然造成学科体系变动较大，疲于应付的局面。“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听得没有味道”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党和国家不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不但加大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此却不感兴趣。这实质上是缩小或者错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内涵造成的。
大学不仅是训练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应当被理解为促进人们实现自我超越，把握未来，对适应社会、规划自我发挥先导性作用。学校无法直接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走向，但学校可以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及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性分析，提高学生思维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教育把变为学生自觉的信念。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为政治服务的，它还应该为社会经济、文化及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延扩大到素质教育的核心其优势就会显著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传承文化传统、传授思想政治价值、传播思想理论知识、传递思想道德信息，也能够增强人们互相之间的信任理解、情感交流、思想沟通、行动配合。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必须与时俱进，将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多学科武装。要认真研究客观形势的新变化和师生思想状况的新特点，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变单纯的政治理论灌输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成为一个精神世界和谐发展的人。这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方向。
二、学科化思想政治教育
一提到重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就想到正规化、标准化学科建设，于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进头脑”成为口头禅，教育方式学科化。但形成的客观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轰轰烈烈，专业学习扎扎实实”，教学管理部门感到不解：我们非常重视，并按正规化、标准化学科进行建设，制定严格教学计划，投入量相当大。教师也抱怨说：我辛辛苦苦，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怎么就是达不到效果呢？
我们不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性，但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是特殊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学科，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更多是靠领会和感悟，靠心灵沟通，能产生一般学科难以达到的1+13的结果。这些特性决定了它难以通过标准化的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难以通过传统的衡量方式来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正是过分强调正规化、标准化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理论性；过分强调对概念讲细讲透，对进度、板书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考试强调标准化，对概念的记忆要求较高。这种教学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教学具有强制性和划一性，评价方法手段的单一，学生按学校的规定修完思想政治课程，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获得学分，学习时心不在焉；教师为了对付考核、完成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纯粹概念演绎课，流于古板的照本宣科、空洞的说教，把思想政治教育文字化、大纲化。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脆弱和苍白无力的。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系统工程。马克思说：“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正是综合开发人的精神潜能和智力潜能的理论。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思想形成转变的过程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存在于活生生的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帮助人们增强面向未来的意识，使之对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清晰认定，学会抓住机遇，化解风险，驾驭组织和自己的发展。教育的责任就是要创造条件，为学生进行正确的选择服务。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知、情、意、行”才会交织在一起，这样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准则才是学生自己的，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
三、教条化思想政治教育
现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习惯认为无须顾及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把他们看作是可根据教育者的主观意愿随意雕琢、加工的对象。教育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自己的角色和地位，把受教育者看成完全被动或理应服从的承受者，作报告似的说教；甚至辅之以行政或经济手段，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也不联系灌输对象的工作；教材也是千人一面，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存在较大差距，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易，“进头脑”难，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教育对象希望教育者能够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流、沟通，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要求。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广泛渗透。遍及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世界，接受其它思想政治的渗透与挑战，也为人们提供了价值观念选择的多元取向。面对世界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人们更要有正确分析、鉴别、选择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投身于世界范围的经济、科技、人才竞争，更要有敢于竞争的勇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生活在对外开放的环境和活动在各种场所，更要有健康的心理和文明风度，等等。这些思想政治素质，比过去要求更高、更全面。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层出不穷，信息种类多、更新频繁、手段现代化，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之间既是一个平等互动的过程，又是一个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客体是受教育者，同时也可以是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也要为人的发展服务，这两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里也必然要有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内容，尊重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要真正实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就必须强调主体选择的多元性，让学生通过各种比较进行选择，再通过实践进行判断。
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一个世界观、方法论的引导问题，它不鼓励无条件的、盲目的依附和顺从。它通过合理建告，把科学真理、前人成功的经验展现在学生面前，把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学生信念，把社会要求转化为学生自觉、自择的行动；通过平等交流，让师生共处一个平台，双向互动；通过环境影响，通过教师人格魅力、文化底蕴以及社会环境、个人努力将社会核心价值观传达给学生，使学生在社会影响下形成思想。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应加强思想政治的实践性、针对性，根据多变的社会现实及时转换职能、调整内容、更新方法，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社团活动、课余活动、心理咨询与指导有机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增强其参与意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树人的最前沿，如果不进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在整个高校教学体系中地位也会非常尴尬。
（注：本文是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07D453。）
【参考文献】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意识教育；思想政治辅导著名社会学家罗森塔尔在1989年曾提出，“所谓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青年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浅、独立性弱、生活环境相对单一、交际圈相对单纯，因此危机意识松懈，甚至根本没有树立健全的危机意识。
1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危机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危机意识的培养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进步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提出的新要求。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危机意识培养势在必行。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危机教育应该是全民的。以高校大学生为切入点，更加具有代表性。因为，就目前整个中国的教育状况来说，大学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越来越多的公民将接受高等教育。在高校中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将成为培养社会公民危机意识传播链中最重要的环节，借助大学生的影响力来普及社会危机教育是可行的。全民危机意识的培养，将提高一个民族的应急能力、创造力、创新能力。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竞争中，没有预知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国家是很难立足的。同样，一个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能力，是发展不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应对突发事件的生命线，它承担着预防、减弱突发事件影响的使命。因此培养公民危机意识，是促进社会各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要求。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危机意识培养迫在眉睫。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都是90后的独生子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这一代人特殊的成长环境。由于物质条件优越，使得这一代学生对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认识不足；独生子女的特别身份使得他们成为家庭的核心，倍受宠爱，生活独立能力相对较弱；网络讯息的高度发达使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增多，而性格成型期的大学生对信息的好坏甄别能力并不高，受不良信息影响的风险随之提高。这一代人的权利意识强于义务感和责任感。加之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钱权交易现象严重、公平正义受到挑战、人情大于法理、就业压力等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程度不深，自身认知能力也有限，造成对社会现实的认同片面化，进而使其行为走向极端化。所以，危机教育对成长在物质富足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十分重要，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又可以培养自身抗挫折能力，为自己的人生未雨绸缪，从而激发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大学教育是大部分人跨入社会所接受的的最后学校教育，因此大学教育不仅仅应该停留在教授学生知识，也应该教授学生、生活的本领，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危机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积极有效的危机教育将有助于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
2大学生危机意识培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看来，大学生危机意识培养与之存在一定的有机联系。
危机意识教育是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其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危机意识的培养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教育，将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从理论体系上讲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危机意识的内容也包括国情危机，公共危机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危机教育就是提高学生预测、应对、解决国家和个人危机的能力。通过教育使大学生理性认识危机的客观存在，懂得危机的来源、掌握一定应对危机的方法。也就是说培养大学生正视危机和抗击挫折的能力，形成健全的人格，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危机意识教育有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效性，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目前全国高校课程的设置中普遍可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但是这一课程的教学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一种“洗脑”教育，是一门空谈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学科，与将来自身发展和就业没有太大关联，因而学生主动性不够，学习热情不高。但是，事实上，关于危机意识的培养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因为危机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因此，这是一项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与学生的个人学习、生活乃至以后的事业都息息相关。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特点看来，危机意识培养也与此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是以专业为划分标准。还未设置危机意识教育的相关专业和专门的课程。从性质上看，危机意识教育实际上是普遍能力的要求，相当于常识的普及，强调的是对危机意识培养的普遍性，所以从学科设置上看，开设相关的专业也是不合理的。而在大学中有这样一类课程是面对全体学生的，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十分符合危机意识培养具有普遍性这一特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进行危机意识教育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它符合我国高校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
3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危机意识培养的方法
（1）重视专门性的理论教育，建议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增设专门的危机意识教育的课程。意识形态的教育非常重要，只有从思想上重视了，学生才能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目前，我过高校对危机意识培养没有作出量化的规定，所以很多高校往往只注重校园的安全稳定，却缺乏安全文化教育，大多数高校的危机意识教育流于表层，往往是发生事故造成损失后才进行亡羊补牢式的教育。现有的高校危机教育也比较片面，一般以水灾、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逃生自救为主要内容[2]，缺乏政治、社会和心理危机的内容。因此，开辟专门的危机意识教育课程非常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障危机教育的开展。专门课程的设置，需要配备专门的教材、专业的师资和专门的场地。教材内容不仅要介绍各种危机类型及其表现形式，危害结果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辨别危机的类型，同时要建立健全的预警系统，更重要的是把危机应对措施放在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的位置。教材不仅要不断完善，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编撰。师资至关重要，学校应培养专门的进行危机教育的理论教育教师和危机应对技能教育的教师。只有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两手抓，才能达到危机教育的效果。
（2）加强渐进性的教育方法，建议危机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阶段，并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从家庭呵护到独立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也是个人价值观的成型阶段。应根据不同时期，大学生对客观世界本质认识的程度进行不同层次的教育。大一的学生，刚刚离开家庭，社会阅历不深，交际圈相对狭窄，他们的危机意识尚浅处于萌芽阶段，对他们可以进行危机意识的普及及简单的防范知识教育。大二、大三的学生应加强危机应对技能的训练。毕业班的学生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马上步入社会，社会责任加大，对公共安全、政治安全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面临恋爱、就业等的压力相对较大。因此这个阶段的危机意识教育应是全面广泛的，也是最高级别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认知危机，还要有危机预警能力、并熟练掌握危机处置技巧。
（3）建立实效性的教育基地。危机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应对危机，因此纸上谈兵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具有实践功能的危机教育基地。 基地建设必须能够还原危机发生的模拟场景。通过情景演习、角色扮演、游戏辅导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面临危机、真正感受危机，并且在基地中组织必要的训练和演习，锻炼青年学生应对危机事件的策略和意志力的磨练。基地教育是，教授可行性危机应对方式的良好手段，它能使应对危机的方式不能拘泥于理论，结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4）不忽视特殊个体教育的针对性。除了进行普遍教学外，危机教育也要注重“因材施教”，尤其是要注重对特殊个体的教育。特殊个体通常包括学生中的弱势群体，譬如残障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甚至是贫困家庭或贫困地区学生等。危机事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弱势群体要尤其关注、单独辅导。如自然灾害来临是，残障人士的抗灾能力可能比正常人弱些，因此要教会适合个体的特殊抗灾手段。这是一个细致的工作，但也是我们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危机意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考文献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 教学资源 开发 利用
新课程改革提出基础教育要回归生活，要求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尤其是以基本原理和中国化为指导、以塑造和培养现代公民为目标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更要求政治教师密切关注生活，以一种职业状态下的“随时备课”，积极进行学习、实践和反思，最终实现“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融合。这也就是新课程改革强调的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因此，高中政治教师要具备开发、利用教学资源的素养，让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政治课堂增添生命活力。那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如何利用好教学资源呢？总结教学经验，笔者归纳出了使用教学资源的两种常用策略和方式。
一、论证说明式
这种方式主要是引用储备的教学资源说明比较抽象的理论观点，使枯燥的理论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同时产生师生共鸣，实现塑造和培养现代公民的教育教学目标。
课例1：“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
选修3教材提到列宁说的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仅这一段文字无法使学生真实地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于是我运用了一些教学资源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美国步枪协会（NRA）是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性民权组织，该组织认为持有枪支是每个美国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上世纪60年代后期，枪支犯罪越来越严重，美国政府在枪支管制方面受到的压力不得不迫使它在枪支管制方面进行立法。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NRA的角色逐渐从枪支爱好者俱乐部转变为反枪支管制政治团体。在美国国会选举中，NRA的选票只投向拥护《第二修正案》的候选人。在200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有99%NRA支持的选举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法院对限枪立法的成败有重要影响。因此当总统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时，NRA会调查候选人过往对持枪权的态度并据此采取支持或反对候选者的态度。例如2009年奥巴马总统提名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接任退休的苏特大法官的空缺时，NRA认为她是反对持枪的，因此公开号召参议院否决她的提名。在利用这些教学资源时，笔者引导学生思考美国三权分立、两党制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作用，最后从国体的层面点出资产阶级打着“民主”的幌子掌控国家权力，其民主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阶级局限性。通过这些教学资源的展示，学生就很容易感受到我国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两种民主性质的尖锐对立，从而自觉地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防止美国“民主”向中国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进而达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二、研究性学习式
这种方式是在师生都已掌握的教学资源背景下，提出生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围绕该问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搜集、筛选教学资源，通过整理、归纳和推理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课例2：市场秩序——市场交易有风险。
必修1第九课《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框第二目市场秩序的第二个探究活动：市场交易有风险。笔者通过设疑抛出了一些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讲究诚信？我们应如何加强诚信建设？在学生展示和讨论教学资源过程中，有些同学从北京三里屯麦当劳事件谈起，认为当前在我国要塑造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比较困难的，对社会的诚信建设显得有点悲观。有些同学列举广东省环保厅自2006年开始对企业环保信用进行评级，分别用绿牌、黄牌和红牌代表环保诚信、环保警示和环保严管企业，彰显了诚信是企业的立业之本、兴业之道。还有一些同学谈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要“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诚信系统”。通过师生的互动交流，并对搜集的教学资源进行整理、归纳：我国的诚信建设已经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懂得了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改变了以前的一些消极的思想认识。最后师生达成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承担社会责任，诚实守信，支持环保和公益事业。可见，通过这种研究性学习方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教学资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实践证明，成功的政治课堂教学离不开教学资源的支持。所以，政治教师要有强烈的开发与利用教学资源意识，要做社会生活的有心人，要善于观察、研究，随时挖掘一切可供利用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共同开发，让教学资源的开发过程成为一种充满智慧的过程和享受师生个体生命提升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农村学校 “单位” 强化 影响
一、单位：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概念
单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概念，广义的单位泛指所有的党政、事业、经济组织等，狭义的单位特指具有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性质的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组织几乎都是狭义的单位组织。这种单位组织，在结构上是政治组织与专业组织的合二为一；在行为取向上是专业取向与意识形态取向的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个人和单位的关系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性分配而变得异常紧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近20年间，国家或全民所有制的社会组织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某些经济领域和行业中，国家或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已经变成很小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私营、合资或股份制的经济组织。但是，对于关系国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以及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或组织，它们依然保持着与国家紧密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们仍然属于单位的范畴。也就是说，党和国家的机构，合法的派和人民团体；所谓不创造财富的机构，如研究所、各类教育机构等；所谓创造财富的机构，即各类国有企业，这些组织都属于单位的范畴[1]。
社会学理论将单位在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统治，一种社会结构[2]。单位作为一种制度是指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具有一系列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认可的和结构化的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融化于人们在单位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之中，调整着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保证人与人之间社会互动的顺利完成。单位作为一种统治是指单位是国家实现统治的中介环节。单位组织通过将经济控制权力与国家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实现对个人的统治。个人对单位组织的服从，即是对国家的服从；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国家及单位组织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以及权威的命令权力与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地位相结合，使得国家和单位组织对个人的统治有效。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的个人主要是从单位这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中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并且社会个体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单位组织的框架内行动并进行着互动。如果离开了“单位”这个组织，个体就会失去在社会上行为的地位、角色和身份。
二、农村学校的“单位”色彩的强化
教育是国家的公共事业，由国家举办。公办教育机构具有事业单位的性质，承担相应的社会公共职责。公办学校中的公办教师具有事业编制，这是社会与国家认可的共识。因此，不论社会如何变迁，国家都会给予学校一定的拨款，教师的工资收入都能够得到保障。因此，工作比较稳定，缺少职业风险，这是教师职业最大的优点和特点。
然而正因为教育的事业性定位及教师职业的稳定与确定性，导致学校对行政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的依赖，以及自身地位的相对矮化和教师群体的职业倦怠和相对剥夺感。相较于城市中的学校单位，农村学校单位中还渗透着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的诸多因素。在农村学校中，人情、习俗、关系、亲缘、地缘等因素在单位运行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共同形成一种与正规的、外显的单位运行原则相对的非正规的、内隐的单位运作规则，这在单位的人事、资源分配与争夺等领域暗暗地产生影响，并冲击现代社会中的诸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可以说，在农村的学校单位中，传统与现代、科层管理与家长式管理、公平竞争与关系运转等矛盾无时无刻不在单位的日常运行中体现出来[3]。
农村学校单位存在规模大小的不同、学校类型的不同、学校地位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对单位成员—教师—产生直接影响。从规模上看，农村学校单位有的具有几百甚至上千名在校生，以及百人左右的教职工队伍，但是一些小的农村小学，十几名学生外加一、两位教师，甚至一些农村的教学点，只有个位数的学生和一名教师；从类型上看，农村学校有小学、初中、高中，一般而言，高中规模大于初中，初中规模大于小学；从地位上看，一般是高中地位高于初中，初中地位高于小学，完整的小学地位高于村小及教学点。
目前，农村学校正在经历布局调整，这种调整的结果就是学校办学的集中化。也就是说，将规模小的学校逐渐合并成规模更大的学校，从而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应该说这是应对农村人口外流、适龄入学儿童减少、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需要。然而学校规模的扩大，不仅仅意味着学生人数和教职工数量的增加，还意味着农村学校单位色彩的强化及学校科层化程度的加深。可以说，与一人一校的村小、教学点相比，在规模较大的学校中，学校内部的资源争夺更激烈、单位成员间的分化更明显、国家对学校单位的控制与管理更严密、学校单位对教师的控制与管理更严格。
三、农村学校“单位”色彩强化的影响
农村学校数量的不断减少，农村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是目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直接后果，它导致农村学校“单位”色彩的强化。这种强化对农村学校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
1.农村学校单位内部人员的分层加剧。学校单位规模的扩大、成员的增多，必然会导致单位内部成员间的分层现象。分层是社会学中用以表明制度化不平等的术语，它是基于一个社会的价值及各种不同行为主体根据这种价值标准所做的或高或低、或好或坏、或贵或贱的价值判断[4]。在农村学校单位中，单位成员间的分层是资源与服从间交换的社会后果，其中对个体成员分层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源，即人们对单位中的资源支配与占有程度的高低及能力的强弱。通俗地说，在农村学校单位中能够决定提拔谁、处分谁、奖励谁、批评谁的学校单位领导显然要比单位中的其他人的地位要高。同样，能够左右和影响单位领导作出类似上述这些决定的单位成员自然要比那些无此影响力的单位成员地位要高。因此，围绕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情况，农村学校单位成员间就有了地位高低有别的分层现象。此外，农村学校单位中，影响农村教师分层的还有学科方面的因素[5]。一般而言，主课教师的地位高于副课教师，考试科目教师地位高于非考试科目教师。
2.农村学校单位中的内耗与冲突加剧。在农村社会中，单位体制以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非常滞后，因此单位组织的保障功能对于农村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具有较城市更为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单位组织中，单位内部的冲突与内耗是非常激烈与残酷的，这是因为单位中的单位人的服从更多地表现为对那种以垄断资源为基础的权力的服从，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赖更多地表现为在服从与资源交换过程中的依赖。在农村学校单位中，农村教师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缺乏创业精神、安于现状、生活追求安逸的群体，这种性格特征是他们选择农村教师职业的原因之一，同时农村教师职业的特征又可能进一步形塑了农村教师人群的社会性格。因此，对于农村教师而言，他们对农村学校单位的依赖程度可能远高于城市同行，同时随着学校单位规模的扩大及其单位色彩的强化，学校单位成为农村教师生存的惯常性场域。当农村学校单位中稀缺资源的分配与交换中单位成员感到不平等、不公平、不平衡乃至于愤恨嫉妒的时候，当稀缺的资源处于一种紧张和被激烈争夺状态的时候，农村学校单位中的冲突和内耗就会变得激烈起来；特别是当农村学校单位中竞争与分配稀缺资源的规则经常受到人情、家族、权力等要素的干扰而不甚明确和含糊不清时，单位中的冲突和内耗就会变得更加剧烈和残酷。对于大多数的农村教师而言，农村学校单位是他们资源获取的唯一途径，这种紧密的依赖关系及全力的投入，容易造成农村学校单位内部成员间的紧张、摩擦和冲突。当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对资源、机会和利益的占有和分配感到不满、不公正，或对自身的资源、利益和机会的占有与分配状态感到失望、不满且又回天无力时，就很容易把这种不满与愤怒转化成怨恨和内耗，转化成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和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又大多以隐蔽的日常反抗形式存在。
3.农村学校“单位”色彩的强化造成教育行政权力对学校单位的“殖民化”。在农村教育基层，县教育局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村学校而言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上级领导部门，真正与农村学校单位关系最密切的教育行政单位是中心校，它等同于过去的镇教办。中心校虽然不能自行招考新教师，也不能决定教师的工资待遇，但是它却可以在自己的学区内调剂教师，也可以在学区内进行教师的评优评奖，在教师的职称晋级方面也有较高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它作为最基层的教育行政单位，能够在本学区内行使一定的教育资源分配权，这对于学区内的所有学校的生存与发展都能产生实质性的巨大影响力。因此，随着农村学校办学的逐渐集中，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更紧密，行政权力同时也更渗入学校的日常运行之中，造成农村学校的“殖民化”。
参考文献：
[1][4]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32.
[2]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1.
[3]杨晓民等著.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39.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村青少年；大众文化；媒介接触和影响
收稿日期：2007―02― 15
项目来源：本文受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课题《浙江农村青少年 大众文化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的资助。课题编号：05BG066。
作者简介：吴荣生(1955―)，男，汉族，北京人，大学学历，现为 浙江传媒学院影视制作系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主要研究：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 ；
张雪良(1968―)，男，汉族，浙江人，研究生学历，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 系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任，主要研究：社会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学科。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 使社会大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 “从内部 和底层创造出来的，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 。
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 的“三足鼎立”格局，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发展、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 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作用下，大众文化已成为主潮，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强大而深远 。本次研究以浙江省农村青少年为研究主体，考察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具体影响。具体的结论 和建议如下：
一、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对青少年影响巨大
1．大众文化是青少年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
研究表明，对青少年而言，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休闲娱乐。随年龄的增加，大众文化的娱 乐功能越来越强，且农村青少年更多地选择休闲娱乐内容。
青少年看电视的主要内容是休闲娱乐，但青年不同于少年。青少年看得最多和第二多的电视 内容，选择休闲娱乐的在70%以上，高于对教育信息节目的选择。少年看得最多的内容 选择休闲娱乐的为72%，青年为76%，青年多于少年；少年看得第二多的内容选择休闲娱乐的 为80%，青年为74%，少年多于青年。
青少年对大众文化的娱乐诉求很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 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的大讨论。我们认为，在整个社会加 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环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 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我们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把握“娱乐”的内涵和 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要追求寓教于乐。
2．大众文化在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中起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大众文 化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首先，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大众文化的中心化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2004年7月国家 统计局利用现有统计资料按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进行测算，2003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 业就业人数是1274万，约占总就业人口的5%，创造的增加值是3577亿元，大约占总GDP的3 1%。从就业人数看，已经高于批发和零售业。从经济规模看，大致与房地产业相当。
其次，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大众文化的中心化为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提供了更加大众化 、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以单一僵化的说教模式向大众灌输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已经不符合 时代的要求。大众文化在灌输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时带有隐蔽性和趣味性，能起到“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本研究数据显示，在青少年10项行为品质中，电视对“爱国”和“遵纪守法” 的影响占第三位，其他八项都占第四位。这说明电视对于青少年正面的行为品质影响较强。
再次，大众传播作用不仅有同一性，而且是正面的同一性。我们列出了对青少年行为品质的 九个影响因素：老师，父母，同学，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和其他。结果发现各影 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特别是大众传媒对父母、教师、同学的影响。将有关统计数据， 用影响因素分组，进行相关分析，计算Spearman相关系数，得到表1，其中上三角是农村， 下三角是城镇。
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农村或城镇，报纸、杂志同其他因素的正相关达到6个，电视、网络 、广播同其他因素的正相关农村分别为6、5、4个，城镇分别为5、6、5个。这再一次验证了 结论一中提到的大众传播作用的同一性。
五种大众传播媒体之间的相关性，除了农村青少年的广播与网络是负相关外，其余全部是正 相关。这说明大众传播作用不仅有同一性，而且是正面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对培养 青少年正确、积极的价值观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二、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差别显著
本研究对浙少年大众文化的接触和影响进行了88个指标的对比，结果表明浙江农村与城 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接触和影响有显著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使用条件差异显著
浙江农村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使用条件差异最大。在我们列出的21个使用条件指标中，达 到极显著差异水平的有19个。农村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使用条件的差异最大的原因，是城 乡经济条件的不同。2004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096 元、14 546元。
本研究表明，我国城乡差别，不仅反映在经济方面，而且反映在文化方面。在目前的新农村 建设中，应将丰富农村文化作为重点之一。当代新儒家领军人物杜维明也认为，在社会大系 统中，如果说经济的作用是动力性的，那么文化的作用是方向性的。大众传播将文化生产和 消费与市场链接起来，兼具“动力性”和“方向性”，对新农村的建设意义重大。
2．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使用时间差异显著
浙江农村青少年接触大众文化的时间多于城镇青少年，但该差异比使用条件的差异小。在20个大众文化使用时间指标中，农村与城镇相同的指标有1个。农村比城镇多的指标有11 个，其中极显著水平6个，不显著5个。农村比城镇少的指标有8个，其中极显著水平4个，显 著水平1个，不显著3个。农村青少年更多地接触大众文化，如何加大大众文化对他们的正面 影响，是大众文化从业者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3．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使用内容差异显著
浙江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接触的内容有显著差异。农村青少年接触休闲娱乐的 内容更多。特别是电视，这一大众文化的主要代表，农村青少年接触的休闲娱乐内容都多于 城镇，且全部达到极显著差异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少年休闲娱乐方式 单一，如上网、旅游等比城镇少。电视中休闲娱乐节目的内容大多反映都市生活，是农村青 少年所不熟悉的并渴望了解的内容。
4．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使用目的差异显著
总体上看，青少年大众媒介使用的目的与上述大众文化接触的内容相反，浙江农村青少年休 闲娱乐的目的比城镇青少年少，更多地倾向于增长知识。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 个是网络的使用目的，农村青少年（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把网络作为休闲娱乐使用的人数比 率低于城镇。另一个是初中生使用大众媒介的目的，农村初中生使用电视、网络、报刊的休 闲娱乐目的低于城镇。由此我们认为农村青少年自觉学习的内部动因高于城镇青少年。当然，这样的结论有待进一 步论证。
5．农村青少年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的使用影响差异显著
总的来说，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农村同城镇相比，有显著差异。大众文化对农村少年 的影响大于城镇少年，对农村青年的影响小于城镇。这与农村青少年接触大众文化更多关系 密切。
三、有关建议
1电子媒介应加强知识的传播
电子媒体特别是电视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但传播知识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并且同娱乐的功能 不矛盾。
我们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问卷对青少年看电视、上网、阅读报纸和杂志的目的进行了调 查，在问卷中列出：增长知识、娱乐（包括游戏）、满足情感需要（包括点 歌、交友）、获取信息、消磨时间、增加与同学交流的内容、其他，供青少年选择。
调查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对媒介的使用动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青少年利用电子媒 体“增加知识”和“获取信息”的动机明显小于报刊。把“娱乐”作为接触网络和电视第一 动机的青少年比率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所以电子媒介应对青少年提供 不同的内容，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各有侧重，少年以知识为主， 青年以信息为主。对“增长知识”的动机随年龄的增长呈显著下降趋势，而把“获取信息” 作为媒介接触第一动机的青少年数量却随年龄增长呈显著上升趋势。电视对小学生应该多提 供科普、生活、社会和课堂知识，而对初、高中学生提供新闻、专题、纪录片等纪实栏目， 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网络的即时交流的功能强大，可以作为青少年教育的平台。
2大众传媒应大力推出榜样和优质偶像
我们的研究表明大众文化中的媒介人物对于青少年偶像崇拜影响巨大，青少年选择大众媒介 人物作为自己偶像的比例高达8675%，其中男生的大众媒介人物崇拜比例为816%，女生为7 38%。青少年选择大众媒介人物的比例远远高于对非媒介人物和中间人物的选择。而且，在青少年所选择的大众媒介人物中，影视歌和体育明星占到7751%。大众传媒是偶像 制造和传播者，在制造和传播中要注重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艺术才能的结合，如多用明星来做 一些公益、慈善事业，对不道德的明星坚决予以封杀。
在偶像的研究中，杰出人物的选择率只有3%～4%之间，可见杰出人物的影响力被弱化。杰出 人物的影响力变弱，以电视为主的大众媒介对杰出人物的关注不够是重要原因。在信息来源 的研究中，“周杰伦”和“爱因斯坦”是两个十分典型的人物，代表性明显。“周杰伦”是 当代明星，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人物。“爱因斯坦”是上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且2005年是 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发表100周年。2005年4月18日，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日，全世 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还参与了名为“物理照耀世界”的环球光信 号接力活动，也是典型的大众媒介人物。数据显示，青年选择从大众媒体获取最多信息的， “周杰伦”达到80%，而“爱因斯坦”只有15%。这说明大众媒介对科学家的关注度不够。尽管当今青少年偶像崇拜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社会的整合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参照 体系，这就意味着负有社会责任的媒介不可以放弃对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因此大众传媒不仅 要宣传榜样人物，同时也要看到青少年接受心理的变化，注重潜移默化的力量，在塑造偶像 时应该注重偶像的品格。尤其在当前榜样的影响力被弱化的情况下，提供积极的媒介人物形 象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意义巨大。
3从发展趋向看传统媒介必须转型
传统大众媒体正面临报业自于互联网的挑战来。2005年我国网络广告总额首次超过杂志广告 ，同年全国各大报社的广告营业额平均跌幅达15%，更有不少报社的广告收入下跌40%。2005 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增长1584%，增幅较前两年趋缓。
据CNNIC第十八次调查，2006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以达123亿，其中35岁以下网民占823% 。小学生、初中、高中生网民比率分别为23%，176%，509%。更为重要的是上网时间增 加，网民每天上网时间，2001年6月每天是12小时，2006年6月增加到23小时。在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对冲基金、私人公司和规模较大的传媒集团正大举投资互联网传媒 初创企业，普华永道和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的分析显示，大约一半对传媒的投资流向了业 务以互联网传输内容为主的公司。
传播学定义的媒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媒介组织，即大众传媒机构 ；另一种是作为信息传递渠道(包括无线通信、无线通信)和接收平台(如收音机、电视、电 脑、手机、MP3等)的物理媒介。过去我们将大众传媒机构视为内容提供商和单一渠道服务商 的结合（如报社只生产报纸、电视节目只通过电视机收看），但是当物理媒介随着科技的发 展日新月异，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接触媒介的方式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西方大众传媒正通过 并购等途径迅速嫁接新媒介平台，利用自身的节目源和品牌优势与新媒介形成共生共栖之势 ，弥补自身业务上的缺陷，产生规模经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