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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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1篇
原文为：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2篇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上，有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横空出世，成为大宋文化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他，就是唐宋家之一，旷世奇才——苏轼。他的天才，他的灵动，他的超逸，他的多情，他的别致，浑身散发着诗香。大起大落，沉浮莫测的人生，曲折多难的儿女情长。走近苏轼，揭开他心灵深处的神秘面纱，去感受他的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的跌宕起伏，狂风暴雨，他一笑泯千仇，淡然漠视，在烟雨迷蒙的人生中探求新的道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的坦然乐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遭贬谪又蒙受冤屈，处境险恶，生活困顿，但他临危不惧，永远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不断打击着他支离破碎的人生，苏轼没有见风使舵，也没有惊慌失措，而用平常心去面对，去承受。他带着乐观旷达，走进自然，走近山水，消除一切挫折、不幸。登临山水，怀古凭吊，去感受大自然的雄奇壮丽，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在苦闷中寻求超越和解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苦闷和彷徨的同时，他为泛舟赤壁静谧美好的景色所陶醉，对归隐江河以寄余生的向往。他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大自然，使精神得以获得超然，获得自由。
初二:米米秋子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苏轼；黄州时期；词作；思想情怀
苏轼的一生屡遭贬谪，可谓波澜起伏。“乌台诗案”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经历了生死劫难之后，贬居黄州的苏轼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审视。其在词作方面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蕴极具复杂性：既有遭贬黄州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惆怅，流露出对消极出世、隐逸生活的向往；又有不甘寂寞、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积极用世情怀；还有淡泊宁静、旷达释然的超世思想。由此，苏轼的思想和创作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向艺术人生的完美过渡，完成了自我人格的超越。苏轼对待人生的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幻化为中国文学史上精神力量的典范。
一、出世情怀
乌台诗案之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贬谪黄州，可以想象其内心的压抑苦闷。生活的艰辛，仕途的不平，命运的多舛，这一切重叠交加在一起，难免使他产生感叹人生无常、远离人世的情怀。作于元丰三年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苦闷与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作于元丰三年的二月，当时苏轼初至黄州，寓居黄州城东的定惠院。关于这首词作的内容，《古今词话・女红余志》载：惠州温氏女超超，年及笄，不肯字人。闻东坡至，喜曰：“我婿也。”日徘徊窗外，听公吟咏，觉则亟去。东坡知之，乃曰：“吾将呼王郎与子为。”及东坡渡海归，超超已卒，葬于沙际。公因作卜算子词，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就词作本身的内容而言，一系列凄清肃杀的景象足以衬托出词人当时孤寂苦楚的心境。词人以孤鸿自比，自甘寂寞，不与时世随俗俯仰，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高迈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难怪黄庭坚称赞此词说：“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面对如此无奈的现实，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东坡，其精神必然是痛苦难堪的，现实的境遇迫使他将内心的苦楚付诸诗词，在自我排遣中表达出遗世的愿望。作于元丰五年的《临江仙・夜归临皋》真实反映了这种情怀：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这首词作十分明显地表达出归隐的情怀，尤其是最后两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强烈地抒发了远离人世喧嚣的愿望。一个夜饮归来的东坡，面对自然界的涛涛江声，他想到的却是摆脱名利的束缚，“忘却营营”，将自己融入到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达到物我合一、天人同化的境界，这充分展现出一种豁然旷达、超然物外的情怀。
李泽厚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返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人生如梦、古今如梦、万世到头都是梦。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洒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轼一生轻松释然而又悲沉肃穆。”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遭受政治苦难的苏轼，在黄州词中借以抒发其远离人世的出世归隐情怀。
二、入世情怀
苏轼一生胸怀坦荡，虽然政治上屡遭失意，仕途中不断遭遇挫折，但这一切并未使他沉沦。在贬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许多词作，以精警、凝练的词句，关注着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同时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进行审视与理解，表现出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元丰五年（1082）三月，苏轼在游览黄州东边的清泉寺时，见到溪水西流的现象，于是感慨歌之，作《浣溪沙》一首：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词人在清泉寺前看到兰溪水向西倒流，于是感悟到人生亦可以东山再起，而不必感叹年华易逝、岁月如梭。“白发”、“黄鸡”的典故源自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白诗的原意是感叹黄鸡催晓，白日催年，红颜易失。而苏轼却反其意而用之，借“门前流水尚能西”来说明不要拘泥于青春易逝、徒自伤悲，而要有乐观向上的精神去迎接生活旅途中遇到的磨难。从这首词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苏轼初贬黄州时那种压抑、惆怅的心情，相反，苏轼在这里为世人展现的是一个热爱生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东坡形象。
已经对人生的失意、政治仕途的坎坷能够以旷达豁然的态度等闲视之的苏轼，必然能够整理好自己的心态，对壮丽山河及历史英雄进行重新地审视，借而宣扬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在游览三国古战场时，创作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面对着如画的江山，遥想起三国时代的周瑜，当时的公瑾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在谈笑之间便将敌人歼灭殆尽。苏轼又想起自己贬谪黄州的罪臣身份，壮志难酬，无路请缨，不禁十分感慨，只能慨叹一声“早生华发”。但苏轼没有沉湎于个人得失之中，而是能够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间如梦”，这是一种哲理化的人生态度，能够将兼济天下与自我重塑合二为一，是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是摆脱困境后的从容不迫，更是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具体表现。
三、超世情怀
苏轼贬居黄州，脱离政治漩涡，才能够对自身的人格精神及命运走向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反省，于是他在黄州期间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随遇而安、超然于世。这种与世无争、随缘自适的人生处世智慧，使其能够淡然地看待无可避免的现实遭遇，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宁静地看待自然中的一切，无视风雨，面对得失祸福，宠辱不惊。
元丰五年春，苏轼作《定风波》词一首，如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有一段小序，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首词描写了苏轼一行人在野外遇雨的生活小事，然而，他却能从一桩小事中体悟出深刻的人生哲理。词作的最后一句，如此地谈笑风生，宠辱不惊。
苏轼在超脱尘世的名利束缚时，同样表现出淡泊名利、泰然处之的情怀。他在《满庭芳》中具体叙述了这一思想，其词如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所谓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是指政治生涯中的功名利禄。如果人们能够抛弃这些，那么人生之中将会是另一番画面了：“清风皓月”、“云幕高张”。这是经历了风雨之后，对名利场的重新审视，大灾大难过后，对于名和利，对于官宦仕途，必然会有更加警醒的认识。
纵览苏轼贬居黄州期间的词作，不仅有着十分广泛的题材，而且其中蕴含着词人十分复杂的思想情怀。这些词作记录了词人贬黄之后的心路历程，诠释了词人的人格，成为我们了解词人的主要素材，在此之后，苏轼的情怀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成为后来历代迁客骚人顶礼膜拜的典范。（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苏轼；豪放；风格；意境
引言
宋代词坛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壮观；当时名作涌起，各具丰姿，它们像争奇斗艳的花朵一样构成了色彩斑斓的艺术殿堂，而苏轼无疑是这座殿堂中的艺术奇葩。在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敢于与之分庭抗礼，首创豪放一派。南宋的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这一评价概括了苏轼词作气势恢宏、风格豪迈的特点，而正如法国作家布封所说：“一个好的作家绝不可能只有一颗印章”，苏轼的词风也不拘一格，多姿多彩，豪放旷达之外也多有清新韶秀之作。
提起苏轼的词，人们多会想到气势豪迈、奔放不羁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确，苏轼作为豪放一派的开创者，以广阔的题材、工巧的文笔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豪放词，而但其在婉约词上的造诣也是无人能及的。苏轼的婉约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他的豪放词，在质量上也多上乘之作，受到诸多词学评论者的赞誉。[2]张炎也曾评价苏轼的婉约词“清丽徐出，出人意表，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3]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对苏轼的婉约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4]
一、苏轼词风格特点
苏轼的婉约词与北宋婉约名家的词作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多有过人之出。他的创作不但吸收了晚唐五代以来委婉抒情的写作技巧，更打破了柔靡绮丽的传统风格。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这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异彩纷呈的北宋词坛享有盛誉。
（一）气势宏伟，豪迈悠远。
提到苏轼的词，我们经常会用豪放、气度不凡等词语来概括他的词风，读者也常常会被他那豁达的气魄所感染。我们读完其诗的确是这样，苏轼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饱含着豪迈与恢宏的气度，他常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词中，在写人、咏景、状物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和磅礴的气势来展现自己非凡的理想。语言风格奔放不羁，读起来铿锵有力，令人读罢感觉酣畅淋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通过狩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欲前往边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上片写出猎的狂热情景，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既是写实，也是诗人虚拟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景，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格调高亢，笔力健劲，读时如身临其境，备受感染。为下片做铺垫并渲染气氛。诗人意在表明：自己精力正旺，大可为国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含蓄地表达了报国杀敌的勃勃雄心和豪情壮志。这正是诗人豪壮的气概、博大的情怀所在。
（二）清新放达，超尘脱俗。
苏词在创造清新放达，超尘脱俗的境界时，营造旷达超俗的意境是苏词的又一风格。苏轼在这类旷达词中通过清空疏旷的艺术格调，在词中多用比喻、象征、拟人、烘托等抒情手法。渲染出旷放之境。对苏轼而言，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这种表现功能的转变也就必然引起表现手法的变更。将抒情与说理统一于一体。情是词的基础，理是词的美的升华，二者互为表里。苏轼的一首《定风波》别具旷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首词里，我们能看到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句，将词人一生的坎坷磨难，以及泰我在自若的生活态度，尽行囊括。下片“也无风雨也无晴”丰富了词的主旨，展示出词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有人生态度。尽管雨道中不狼狈而窜，斜照相迎也是预料中事。却通过对生活小事的描绘，表达出诗人不计得失、一切听任自然的超旷哲学。全词见出词人对人生风雨表现出一种听任自然，不怕挫折，乐观旷达的旷达胸怀。
（三）推陈出新、情真意切。
我们也了解到苏轼的词有很多婉约型的作品，同为婉约词，少了轻柔绮丽、缠绵悱恻的婉约之风，更多的是神韵悠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打破了昔日婉约的作风，内容上推陈出新。苏轼因为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必然会给那些传统婉约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婉约词是以言儿女之情为主，其作用是为了娱乐遣兴。苏轼却一反常调，“以词为诗”，打破诗词固有的领域，使词不仅可以言情，而且可以明志。思想境界，高远志向，自然风物都可表现出来。苏轼之前，大多数词人的淡淡忧伤，多是百无聊赖之作，很少有写坎坷人生的肺腑之言。苏轼则不同，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深情之言，浑厚的思想经历，使词更贴近了生活。
综上来看，我们不能只单方面地以豪放或者疏旷来概括苏词的总体风格，开创豪放一派，用一种恢弘不凡的气度，展现自己超凡的人生态度。同是婉约词，苏轼追求另一种清新优雅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美感。如“清丽舒徐，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的创作发展变化，推陈出新，这是对题材艺术美的改造。因此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版。
[2]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版。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5篇
坡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是绝对不能废弃的。他带领杭州民众疏浚西湖，终使西湖重返青春。杭州百姓感激不尽，纷纷敲锣打鼓、抬猪担酒送到太守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面对成堆的猪肉，他叫府上厨师把肉切成方块，用自己的家乡四川眉山炖肘子的方法，结合杭州人的口味特点，加入姜、葱、红糖、料酒、酱油，用文火焖得香嫩酥烂，然后再按疏浚西湖的民工花名册，每户一块，将肉分送出去。
民工们品尝着苏太守送来的红烧肉，顿感味道不同寻常，纷纷称其为“东坡肉”。有家饭馆老板灵机一动，设法请来太守府的厨师，按照坡的方法制成“东坡肉”，于是饭店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一见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东坡肉”遂成了杭州第一大菜。后来，“东坡肉”越传越广，越做越精，成为风靡全国的一道名菜。肉类在出家人看来是俗世的东西，做官在世俗的社会中被认为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东坡肉”是和苏轼做官的入世态度一致的。
“东坡居士”则是苏轼被贬官后命运多舛的一个印记，一个出世的精神印记。
他是在46岁后方自号为“东坡居士”的。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44岁，横遭“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后幸遇赦，于元丰三年二月被贬官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个虚职。在阴险卑鄙的文字案中，苏轼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这是苏轼在政治上迭受挫折甚至经历生命危险的不幸时期，也是他反思人生，参悟禅理，佛老思想日益根深蒂固的时期。
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不但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也十分困顿，虽说衣可蔽体，却是食不果腹！为了一家老少十口，他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脱鞋下田，亲事稼穑，其劳苦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困顿之中并不是人人都是势利眼，个个都落井下石，苏轼的老友马正卿伸出援手，于郡中讨得黄冈东山坡下旧营地十亩，让他亲率僮仆，于草丛瓦砾、荆棘碎石中，垦地种稻以维持生计。苏轼就此以“东坡”为号，作为对这一段时期困顿生活的一种纪念。
而“居士”则另有说道。“居士”是信奉佛教而不剃度出家之人，“居士”之名显示出佛老思想已成为苏轼在险恶困境中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排除矛盾、消除焦虑和自我解脱的神秘力量。苏轼因“莫须有”的罪名遭贬，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他死里逃生，心灵受到震撼，已然是少言寡语，多思多虑。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磨下的蚂蚁、旋风中的羽毛，为了心灵的平静，他对佛教越来越虔诚，于是“盍归诚佛僧，求一洗心”，成为居士。
好个坡，宠辱不惊，看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观云卷云舒。入则“居庙堂之高”，出则“处江湖之远”。“东坡肉”可以看作是苏轼为官春风得意时的入世人生哲学，“东坡居士”则是苏轼仕途失意时出世思想的寄托。
（选自乐读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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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方面介绍了“东坡肉”和“东坡居士”的由来，另一方面也诠释了苏轼入世的人生哲学和出世的思想寄托。尽管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但苏轼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需要悲悯情怀；“宠辱不惊，看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观云卷云舒”，需要胸襟气魄。他屡屡能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原因很简单：“佛老思想”已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排除矛盾、消除焦虑和自我解脱的源泉，成为他困顿生活的支撑，成为他随缘自适、自我排遣、潇洒旷达的信念。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6篇
禅，梵语称禅那，本义为沉思或冥想。它自梁武帝时期从南印度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传说创始人是6世纪来华的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一般认为实际创始人是六代祖慧能。它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全部修习，故名禅宗。又因为它自称是传佛心所印可的内容，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所以又称佛心宗。禅宗传入时，中国已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它固有的意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禅宗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就决定了禅宗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是融会，因此，禅宗成了儒、释、道结合的产物。它不像以往佛教宗派，尊崇佛祖、信奉佛经，而是从“自性是佛，不劳外求”开始，直至发展到“呵佛骂祖”，更不看经，声称“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有求皆苦，不如无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禅宗在衣、食、住、行一切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规范，它崇尚老庄“清净无为”，提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它突破传统佛教篱笆，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就是成佛。
北宋正是禅宗炽盛时期，它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广泛渗入到社会各界，它的影响已及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文人士大夫更是对禅宗趋之若鹜：欧阳修原来是反佛老的，但后来受禅悦之风影响，与庐山东林寺祖印禅师交谈之后便心悦诚服，“致士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佛祖统计》卷四十五）；坡曾自豪地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据考证，与苏轼有过交往的禅僧不下百人；黄庭坚早年在家乡洪州分宁时，曾拜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新禅师为师等等。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富贵无常、人生短暂，更使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这正与士大夫的需求一拍即合。在北宋，禅宗简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了。
正是由于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文人士大夫纷纷介入禅宗，北宋的文艺观受到禅宗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书论亦不例外。禅宗主张道由心悟，反对过多的言辞申说，以极为精练简短的言词，高度密集地传递某种思想意识，并特别强调词语使用和理解的灵活性，强调人在理解事物本质时的主观能动性。 北宋书论的小品化性格，正是此种思想在文艺理论上的落实，以禅论书正是这一时代的特色。欧阳修在其《试笔》中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学书为乐”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多数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是超脱了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自然适意、百无滞碍生活方式的士大夫人生哲学的具体表现。欧阳修对书法的认识，诚如他的作书态度，追求的是一种优游自在的情趣，推崇轻松自如的挥写，把自娱的目的和创作过程中解衣般礴的心境结合起来。反映在书论的表述形式上，则自然采取了以抒发直觉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小品，与在禅悦之风影响下的士大夫自然、淡泊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相一致。苏轼被贬海南时，昙秀来看他，见苏轼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苏轼答：“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在玩世不恭、嬉戏调侃的语义表层下深藏着的无疑是禅宗的“呵佛骂祖”那种蔑视权威和不为法所缚的胆魄，激励了苏轼敢于批评前代大家。“我书意造本无法，信手点画烦推求”，这里既有反法的思想，又有锐意创新的精神。禅宗强调本心，认为一切从自我的本性出发，即所谓“我心即佛”、“直接人心，见性成佛”。人心成为主宰，法便产生于此，所谓“一切法皆从心生”，“三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当知心是万法之根本也”，苏轼从中参悟到了法的实质。在他看来，法不过是一种束缚，禅的实质乃解脱一切束缚，而真正的法是来自“我心”。一旦法与自我本性连结起来，不但使法变得灵活随意，而且使主体精神得以张扬。相比于欧阳修、苏轼，禅宗对于黄庭坚的影响则是刻骨铭心的，“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心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是禅宗“本无”的一种内在体现，禅的出发点是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即把世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与灭亡都视作一种“缘”一种超现实、超意志的存在，远在你认识它之前就存在了，并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运行，它不可捉摸而又无法抗拒，也并无所谓生命的意义，因此大可不必将此无意义的存在横于胸中。所以，笔墨好坏、书之工拙、人之品藻讥弹自更不会横于胸中。北宋书家无不沐浴在这种时代思潮之中，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引用禅宗习语、典故来议论书法，所以，北宋的书论往往带有禅家的“机锋”以启发人顿悟，深深地打上了禅宗的烙印。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秦观；张耒；诗文比较
[中图分类号] 1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91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5）09-0191-02
[本刊网址] http：//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观与张耒二人均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作为“苏门四学士”的重要组成人物，他们的诗文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秦观29岁与苏轼相识，在“亦师亦友”的交游之中，他不仅创作了后世认为的“女郎诗”、“女郎词”等婉约诗风词风，也存有较多的豪放风格，且秦观创作的文体也多种多样：进策、传、表、启、简、书、序、挽词等等，其中不乏其明丽俊爽的思想风格与内心世界。苏轼曾经对其评价为：“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师承苏轼，继承了苏轼对人生的旷达情怀，其诗文表现出对超脱的人生理解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将自己的人生抱负与学术思想融入诗文之中，使其诗文形成了较开阔的视野与气格。由于此二人师承苏轼，他们的学术思想也与苏轼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二人大量的诗与文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其中的异同。
一、“东坡手种千株柳，闻说邦人比召棠。”――师承东坡，形成平易诗风
（一）同出一师门，境遇极相似
在苏门中，秦观和张耒可谓苏轼最得意的门生，在苏轼的《答张文潜县丞书》中，他对二人大加赞赏，他曾提到二人“士之超逸绝尘者……非常才所及。”
秦观大约在元丰元年，29岁与苏轼开始交游。据史料记载，秦观当时入京应举，前往徐州拜见苏轼，苏轼对其颇为赏识。曾在《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人京应举》一诗中提到：“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一闻君语识君心……”可见苏轼对秦观才情的称赞。此后，秦观人苏门，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面对秦观的第一次落榜，苏轼以“不足为太虚之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安慰之。可见苏轼对秦观的才气十分赏识与注重di对秦观落榜的不鸣之情溢于言表。
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也十分受到苏轼的赏识。张耒在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在苏轼的《后杞菊赋》与张耒的《杞菊赋》唱和之中，苏轼和张耒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张耒的《寄子瞻舍人二首》之二中提到：
“纷纷名利场，向背不知丑。翟公书其门，客态自如旧。
势去竞诋沮，有余丐升斗。高贤少畦畛，小子多状候。
退之呼字生，房相肆琴叟。事奇出意表，欲辩不及口。
神明劳忠孝，福禄日方厚。防微无早计，求福常恐后。”
无不透漏出“表明对方给予自己的终身教益……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两人真挚无间的师友之情”。
从《淮海集》和《张耒集》可以看出，二人与苏轼的文学交往均通过相互次韵唱和诗歌的形式而进行的。在一次次的心灵的沟通中，二人深受影响，对苏轼崇敬之至，他们二人的命运也与苏轼紧密相连。
（二）平易自然，修正诗风
北宋时期，韩愈、欧阳修等人对晚唐时期骈文绮靡的文风进行了纠正，开展了古文运动。苏轼也在对杨雄等人的刻意雕琢、艰难晦涩的文风进行了批判，他主张“自然为文”，以“辞达”为准则，文如行云流水般。在苏门诸子中，张耒与秦观的论文大抵以苏轼为主导，分别提出与苏轼相似的“文统说”。
在雕琢、浮艳的文风盛行时，张耒与秦观自觉地与这些险怪的思想进行斗争，面对对当时整个文坛不良创作倾向，张耒曾在《答李推官书》中指出：“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训诂，希于见闻者捋扯而牵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秦观的策论、书、表等也都透露出平淡的文风，接承苏轼。二人的文学主张，通过其自身的创作，对苏轼的“自然为文”加以实践，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二、“念昔相乖离，俯仰变寒暄。”――二人思想气格的分离
（一）执着煎熬与平静解脱――思想气格
秦观、张耒二人同为年轻读书科考，都有过游宦生涯，后又几经贬谪，可以说人生经历较为相似。但是二人思想气格完全不同。相似的经历，却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气格，这种结果一方面来自于二人的性格不同，一方面来自于内心的选择不同。
相较之秦观，张耒却不同，张耒凭借自己深厚的儒学功底，将儒与道进行比较，挖掘二者不同以及相融之处，力求对两者进行融合。如在《上黄判监书》中，他指出应以一种折中的态度来解决矛盾。面对贬谪，张耒也是用一种旷达的人格境界来面对。
宋代文人大都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人格，如苏轼一般“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脱，面对党争，在重压之下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文人均品行高尚，张耒正是其中之一。张耒通过避世的君子来写出自己内心的追求，用心感受大自然，用情来与万物沟通，桀骜不驯但又超然洒脱。这与苏轼主张的“蜀学”完全吻合。道家本是“本于虚而无形”，而儒家又是“主于著见而有迹”。原本“有”与“无”是两个对立的矛盾体，而在张耒开来：“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无也；无者，固自以无耳，而未始非有也”，二者是相辅共生的，不能割裂开来。这种思想使得张耒在面对贬谪流放时，只有少数作品写出他的抑郁之情，多数都体现出奇平静的内心，与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
（二）曲折委婉与自然畅达――艺术风格
在贬谪的途中，张耒写下了他贬谪途中所见所闻所感。诗人写到了贬谪一路的民俗风情、气候风光，甚至囊括了亲情、友情、爱情。张耒直接描写家庭生活情景，表达出对友人的热爱，亲情的眷念，爱情的依恋。每一首诗无不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展示了诗人生活和情感的另一个方面。
张耒的诗风接近于白居易，尽写出其与家人的日常生活琐事，表面上平淡无奇，但却恬淡甘醇，如一杯温茶，在冬天给人一丝平淡的暖意。“心安即是家”的随遇而安心态更让其诗文表现出自然畅达的艺术风格。
在二人众多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均写过挽词。从数量上来看，秦观挽词较为单一，基本上都集中于官府士大夫及朋友，而张耒则不同，他涉及的题材及其广泛，爱情、亲情、友情、涉及的人物也很多，上至神宗、太皇太后，下至老臣司马光。地位普通的朋友，甚至朋友的亲眷。然而秦观与张耒不同，秦观在元符三年，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便预先自作了挽词。他在挽词中提到：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
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
奇祸一朝作，飘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
修途缭山海，岂免从A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
岁冕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
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
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从此篇挽词来看看，秦观并没有没有陶渊明“齐死生，了物我”超然态度来面对生死的境界，人情味极浓，言词极苦。秦观眷恋人生苦乐，并感叹身死之后的凄凉。《冷斋夜话》中提到“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可谓对其真实的评价。
秦观与张耒，虽然师承一家，人生的经历也有诸多相同，但是在面对贬谪的时候，此二人的人生态度与处事的哲学完全不一样。正缘于此，导致了二人的作品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秦观表现出入世太深的愁苦，无法解脱，在诗中尽显委婉曲折而哀叹，而张耒却用陶渊明般的态度面对这些，始终也体现出白居易淡然的味道，在他的诗文中，无一不透漏出超脱之感。性格的不同，也同样地表现出二者诗文整体风格的完全不同。
参考文献：
[l]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秦观编年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4.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苏轼的人生态度范文第8篇
在审美初感阶段，作者设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时空背景。周瑜大破曹操的赤壁就在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苏轼在此不过是姑且借“故垒”怀古以抒感而已。陡峭的山崖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搏击着江岸，滚滚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的角度而又诉诸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使人悦目悦耳，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顿时把读者带进一个奔马轰雷的奇险境界，使人精神为之振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者忘情地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获得了一种情与物初步契合的审美体验。
在审美激情的推动下，作者的审美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审美探求层次。作者追求的不再是感性愉悦，而是一种心思意向的满足，获得一种“心意”层次上的审美愉悦。锦绣山河，必然产生、哺育和吸引无数出色的英雄，三国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真是“一时多少豪杰”。
苏轼尤其向往周瑜，写周瑜，实写自己，把周瑜的伟绩和自身的现况相比较、体察，从中找出某种相似的对应关系，进而萌发美感共鸣，达到“会心”的阶段。
史载，周瑜娶小乔十年后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既从生活细节上烘托周瑜的年轻得意，也是向人们强调了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方能使东吴保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试看，在滚滚奔流的大江之上，一位风度翩翩、卓尔不凡的青年将军，谈笑自若，成竹在胸，抗御横江而来不可一世的强敌，使对方的万艘舻，顿时化为灰烬，这是何等的气势！苏轼为什么如此艳羡周瑜？他时刻关心边庭战事，目睹宋廷的萎靡慵懦，他是多么渴望有如三国将士那样称雄一时的豪杰人物来扭转这很不景气的现状啊！这正是作者所以艳羡周瑜的感情契机。然而，眼前的现实和词人被贬的坎坷，却同他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所以，当词人从“神游故国”跌入现实，就不免自笑多情善感，慨叹光阴虚度，而无可奈何地归结为以酒浇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