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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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读后感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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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精神
(5)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思考 杜鸿林
(14)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张博颖
哲学研究
(17)试析费尔巴哈“感性哲学”中的“矛盾” 雷勇 陈锦宣
(22)荀子敬畏思想研究 刘桂荣
(28)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张彭松
(34)施密茨的“情境存在论”及其意义 李昕桐
(39)戴震论自然与必然及其德福一致 魏冰娥
政治学研究
(44)论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趋势下面临的挑战 刘凯
(51)“主义”制度的“正义”之维 陈丽芬
(58)至善论与中立性的对立——近代至善论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争论的研究综述 秦相平
(65)从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转变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刘娟 邵光学
(70)从权利平等到社会平等——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比较 王培培
美学研究
(76)自然与艺术：关于自然美学的恰当起点 薛富兴
(83)审美主客体的辩证法 朱鲁子
经济学研究
(90)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 张连国 戴建忠
(95)新制度经济学：一个理论概括 谭庆刚
教育学研究
(101)民族高校人权教育问题探析 宋丽弘
(105)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任晓兰 王昊
管理学研究
(110)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综述 王瑞文 周旭 孙建东
法学研究
(117)对司法能力的实践性反思——基于法释[2009]9号的刑法哲学解读 聂长建 张宇
(122)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平等权利条款规范化研究 张鹏 汪全胜
无
乌托邦读后感范文第2篇
《理想国》读后感 曾经以为智者哲人如柏拉图者，其著作势必是艰深、睿智、充满智慧的火花，使我如坠云端而不知所踪。从来认为像《理想国》这样的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一定也写得玄之又玄。如今，看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尽管依旧无法参透《理想国》中的奥妙，也无法深入的了解它的深层次含义，因为它就像一座空中花园，必须有足够的思想阶梯才能够爬的上去，但它带给我的启迪确是深远的——尽管我只能仰望而叹之，道听途说而思之，片言只字而感之。其实，经典的影响力，不在于天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聋发聩的论断，而在于它给世人幽暗闭塞的观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闪光。
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理想国》，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问题的著作。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究竟什么是正义?柏拉图首先询问了他周围的形形的人物，有的人说:正义就是欠债要还。还有的人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古希腊讨论正义，都是把它视为个人的德行，属当时普遍重视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之一。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较为抽象，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以城邦来比方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他认为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在我看来，《理想国》首先开启了对理想国家加以描述的先河。在该著中，柏拉图本来是要论述个人正义，为了说明个人正义，用城邦正义作为铺垫和比方，但，柏拉图实际上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描述理想城邦。柏拉图的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国家正义问题的思考。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所以，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改变。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很可能，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想到现今的社会，正义一直都是受人们褒扬的话题，正义的事情永远都是被人们所称颂的。然而什么是正义，我想很多人都是无法给出全面的解答的，或者即使给出了也是摸棱两可，一个简单的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利用柏拉图式的反驳推翻掉。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人们的思想各色各样，在此处正义的事情，放到彼处马上就变成了荒唐的事情，甚至是极其不正义的事情。单纯的眼光去判断事情总是片面的，多虑的思想去思考事情总是无法清晰的，生活中只能适事而行。
《理想国》读后感 有句老话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的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理想的国度，于是就有了一千个不同的理想国。
走进柏拉图的《理想国》，透过它我恍惚看到了苏格拉底他那承受着所有善与恶的永恒不灭的灵魂，看着他追寻着智慧与正义，走向上的路，从未停下过脚步。也正是透过智者们的经久不息的讨论，借着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等人的辩论，以正义为地基，构筑起柏拉图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这是一个智慧、勇敢、节制而且正义的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让勇敢节制、心胸宽广、温雅亲和、良好的记性以及智慧敏锐的哲学家来做国王，让他们积极参与政事；选择那些不忘原则的，不易受骗的人做护卫者，而舍弃其余的人；有节制美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个人与国家是共通的，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一样，最理想的国家也应由相应的三个等级组成，把分工看作国家的构成原则。在一个国家中，当护国者、战士和辅助者，这三种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涉，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一个人的各种内部品质都在起着它应有的作用，做着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从大的城邦到城邦中的每种人乃至于他们的生活，工作，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在智者们的对话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度，他心目中所渴望的一切。
哪怕这样的国度仅仅只是那些先哲们天马行空的思索，这样的国度只是立于云端的的乌托邦，但是它却真真正正地在人们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存留下来，成为不朽的经典。
我同样有我的理想国，在我理想的国度里，我希望一切都是我付出无数汗水，亲手得到的，亲手创造的，纵然有付出的辛苦，但也有收获时候的美好。
我愿成为自己国度的哲学王，成熟睿智地应对我所面对的一切，勇敢地护卫我应当守护的而不忘初心，遵守本分做我应该做的事，用理性和正义构筑起属于我的'理想之国。
《理想国》读后感 今年的上课老师让读柏拉图《理想国》，对于这样的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的名着，似乎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不怎么样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书中的一些对话是十分的荒唐甚至是幼稚的，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理解中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视角，我们忽视了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我们只是知道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东西或许是不怎么样的，在我的老师组织的课堂的讨论上边，很多人都在从这样的理解上误解柏拉图的着作思想，所以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或许在我们阅读的首先应该更加的关注柏拉图的写作才背景和他自己的很多的背景，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的必要的，我们必须在理解着作的首先知道了作者的自己的背景，或许我们的了解会更加的宽容一点，我们或许在我们理解中更加的清楚如何来面对自己的阅读的困难。
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作于古希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的背景让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思想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当然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说他的思想不可以启迪我们今天的人们，相反的是，柏拉图的着作启发了后世的很多的思想家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思想的领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古希腊的文字的理解中是“政治学”的意思，这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着作《政治学》是一个名字，在某一种程度上也是说的一个内容，在后来人们的翻译的过程中西方人将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时是翻译为了今天的英文“The Republic”拉丁文词根，所以英文的翻译自然就是“The Republic”，我们的国人在翻译英文的时候翻译为了＂共和国＂，＂国家篇＂或者是我们今天在理解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关于自己的制度的建设的一种期待，你是否理解这样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或者理解那样的文本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的想到我们自己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制度是否可以适合于我们自己的生存，于是我们翻译的理想国也就在这样的了解中定了下来，其实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柏拉图的是一个十分的现实的政治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理想的环境中想象的东西，可是我们曲解了柏拉图的理解，从题目的翻译上我们就可以看的出来，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相信理想国是空想的，却不知道那是一个经过当时现实的思考而做出的一个高于我们的实际的制度建制的一个政治的东西。
关于柏拉图，苏各拉底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一个出生在雅典的贵族的后裔，在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交战的时候出生，那个时候雅典的民主的代表人物伯里克利已经去世，其实当时的人从荷马世界降落到了民主的世界中，同时，人们开始思考一些东西，在柏拉图成长后，那个着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战争的结果验证了斯巴达人在圣庙中乞求的预言，雅典战败了，于是，外受到斯巴达人的压迫，内受到自己的统治者的压迫，人民的生活可以想象，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柏拉图开始在进行了自己的考察结束后开始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就展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
乌托邦读后感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于坚;当代诗歌;诗学观念;诗歌;二元对立因素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在于坚的诗学观念中,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因素,并深刻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然而,由于二元对立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缺陷,于坚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实际上最终建立起了一种悖论,其诗学观念因而也就不适合作为一种单一的标准,用来评判当下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了。
一
在《棕皮手记?1996》一文中,于坚探讨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文译名的译法,他认为:“《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1]10笔者以为,这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表述恰似一扇门,打开它,我们就可以在于坚的诗学随笔及批评文章中,发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存在,进而理解于坚的诗学观念。
(一)有意义无意义
通过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寻找失去的时间》)一书中文译名的讨论,于坚事实上已经发掘出了“有意义”与“无意义”这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 [1]10,“对于历史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对于个人最有意义的东西。” [1]12而“《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1]10。因此,他主张在写下的文字里寻找失去的无意义的时间,而不是追忆“逝水”一般的有意义的年华。基于此,于坚的《棕皮手记?1996》一文里出现了以下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二)历史日常生活
在从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无意义的生活”予以肯定、进而否定“有意义的年华”的基础上,于坚进一步将“日常生活”与“历史”对立起来,他指出:“历史的方向是形而上的。而生活则遵循着形而下的方向前进。……历史的形而上方向遮蔽着人们对活生生的生活的意识。” [1]11由此,他反对书写有意义的、形而上的、对存在实行遮蔽的“有结论的历史”,提倡写作无意义的、形而下的、有细节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具体的形而下的写作活动,可能是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回到过去的方法” [1]12。“历史”与“日常生活”,是我们可以在于坚的诗学批评中见到的又一组二元对立因素。
(三)集体记忆私人记忆
与上述两组二元对立因素有关,“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也是于坚诗学观念中一组重要的二元对立因素。其中,“集体记忆”与上述“有意义的历史”紧密相连,“私人记忆”则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在于坚的内心或者说诗学观念里,生长着这样的焦虑:“记忆变成了仅仅对集体的所谓闪光的时刻的储存,这种储存又支配着作家们的能指。这样,从相同的价值认同出发的记忆,统一所有人的记忆,人们实际上成了没有记忆的人”[1]11,而“没有私人细节的记忆实际上只是遗忘” [1]12,所以,“历史的记忆方式是对存在的遮蔽” [1]12。于坚指出,为了不遗忘,就必须“进入被历史遗忘的时间中去” [1]12,在写作中反对“集体记忆”对“私人记忆”也即存在的遮蔽。
(四)知识写作神性写作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与“知识分子诗人”的论争中,代表“民间诗人”发言的于坚在上述三组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知识写作”与“神性写作”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因素。于坚明确提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2]13-14
这一段话,于坚不厌其烦地在不同的文章里说了很多遍,我们可以在《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23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等文章里一再发现,于坚数次原封不动地、认真地把这一段话镶嵌进这些文章里去,来表达他对其所谓的“把诗歌变成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2]13的“知识写作”的抨击与不妥协。
联系到于坚在1999年“盘峰诗会”前后相关文字里对自己诗歌处境的近乎不满的描述,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种强烈的被官方和所谓主流话语遮蔽的焦虑长久以来一直在困扰着于坚,促使他发掘出了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并对其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作了几乎不加限制的肯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对其中的前一类因素,如有意义、历史、集体记忆、知识写作等,进行了否定。也许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执的选择、坚持和张扬最终形成了于坚诗歌写作的特点。
二
在一系列的诗学批评文章中,于坚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以“此岸”对抗“彼岸”的诗歌意识,指导着他的诗歌写作,影响着他的诗歌视角和诗歌姿态,以及其诗歌具体的操作方式,其诗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从80年代早期写的以云南高原为背景的诗作,到80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写作,再到90年代以来关注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诗作”[3],明显的,于坚诗歌写作轨迹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前所述,于坚对上述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中的后一类因素,如无意义、日常生活、私人记忆、神性写作等,进行了发掘、坚持和张扬,而这样的发掘、坚持和张扬势必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于坚的诗歌因而更关注私人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非常自觉地,于坚试图在他写下的诗歌里消解被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所谓的意义——而这样的“意义”通常是被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所赋予的。因此,在具体的写作上,于坚的诗歌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种不同寻常的实验,于坚说:“我主张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度的诗。”[4]他说,我希望的是“清醒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1]6。
在这样一种自觉的、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于坚的诗歌在诗歌取材、诗题上出现了一种“系列”与“符号”方式(如《作品第××号》,和《事件》系列)[5]219,这样一种中性的诗题模式,显然与他要求诗歌回到“日常生活”、“私人记忆”有关,并由此形成了其诗歌“朴素、直接的口语写作” [5]219倾向,在《罗家生》、《尚义街六号》、《女同学》以及《芸芸众生》组诗里,于坚的诗歌呈现出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经验的大面积敞开,而这些诗歌里所体现出来的口语化的觉醒与坚持,在长诗《档案》的写作里更是达到了极致,“《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6]443。大量中性的词语的简单堆砌和不厌其烦的排比,反而造成了一种意外的张力,真实地定义并且客观地叙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迹。
于坚在此间接、直接引
用艾略特的诗句,表明这六行诗句里所说的“那个作者”,正是对于中国诗人的写作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艾略特。若稍加引申,“那个作者”当喻指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的西方诗人。
(2)“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一句,系引用“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诗人王家新文章的原句。1998年,王家新曾在《“中国”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一文中,叙述了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同法国当代“新抒情诗派”诗人让-米歇尔?莫普瓦(Jean-Michel Maulroix)会谈的过程,文中有“间或,我们也直接用英语交谈”这样的句子。于坚在此引用此句,有着明显的讥诮意味,暗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丢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汉语。
(3)“会吸引了这么多平平仄仄的读者”一句中,“平平仄仄的读者”当喻指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而“这么多”一词,虽系引自查良铮译《荒原》的原文,但在这短短的六行诗句里,已是第三次出现,频率之高,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引用,而带有某种讥诮的意味了。
综合以上诸点,可以发现,《飞行》中的这六行诗句,实则是暗喻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受到了西方诗歌太多的影响,而于坚则以饱含讥诮的口吻对此表达了轻蔑与不满。姑且不论于坚在这六行诗句里体现出来的不满是否饶有价值,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已经不是于坚所坚持的度的、中性的写作了,而是升华的、充满了隐喻的、有结论的写作了。我们惊讶地发现,于坚的诗歌在这里走向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反面。这时候,在我们面前的于坚尖刻、不安、大有深意,但是离他自己所倡导的诗歌标准却越来越远了。
五
本文最后想总结的是,拒绝隐喻,拒绝升华,拒绝书写有意义的、有结论的历史,拒绝呈现集体记忆的诗歌努力,作为于坚个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在当代诗坛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于坚这一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却应避免作为一种绝对的单一标准,用来评判当代诗人(包括于坚自己)的诗歌。如果于坚因为自己诗学观念的独特价值,就不假思索地借此为矛,刺向不同道路上的诗歌写作者,对其他诗人写作道路的选择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那么,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是对于整个汉语诗坛而言,都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不论于坚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写于1998年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于坚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给“知识分子写作”定性,指其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2]7,指其是“平庸、萎缩、僵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蒙羞的垃圾”[2]9,多少显得有点偏激,不能令观者信服。可以说,于坚诗学观念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虽积极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这一思维模式自身简单、粗暴的先天缺陷,却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于坚和他的读者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令其陷入奇怪的悖论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无论如何,这大约是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不得不始终要面对的、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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