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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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1篇

1、韩愈是唐代的作家。

2、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3、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2篇

1、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语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前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2、文言文是相对现今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大文学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来源：文章屋网 ）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研究方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南京大学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一部力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在当时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流舟先生称其为“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1）虽然这本书只有六万多字，但是却以犀利的视角、新颖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考证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让人折服，至今仍充满着学术生命力。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仅在知识上给我们以启迪，更在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使文学研究出现跨学科和综合化的趋势，推动研究向深层次进一步发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共分九个部分，程千帆先生开门见山，在第一部分就提出问题：行卷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二、三、四部分，程先生展现了他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考证功夫，详细探讨了唐代进士行卷的由来、具体内容和行卷双方态度等诸多问题，在充分弄清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阐述了进士行卷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第五部分，程先生旁征博引，在梳理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诸种言论的基础上，考察各家观点的得失，肯定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的影响，并提出应该区分省试与行卷的不同作用；第六、七、八部分，程先生分别揭示了行卷对于唐诗、古文运动及传奇小说等唐代最富代表性的文体地推动促进作用，把历史现象与文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九部分程先生总结全文，得出结论：进士行卷“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史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此外，程先生还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存在拔高研究对象的误区，即“强调到不符合事实，也就是不恰当的地步”。（3）

通观全书，程千帆先生以文史兼治的方法为立论的基础，另外运用批评与考证结合，以小见大、辩证法，归纳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史结合；以小见大；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一、文史结合

历来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而文史结合更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被广泛地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从孟子的“知人论世”到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运用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程千帆先生拥有深厚的史学造诣，他不仅对于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更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其《史通笺记》一书，广搜善本，博采众家校记及有关论著，被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4）程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于史学专著中，更散见于他的文学研究之中，《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说是一本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进士行卷指的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是与科举制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很长时间都被人们认为是史学的范畴，一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很少涉及，即使陈寅恪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因此每每论及科举制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多是大而化之地说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很少能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程千帆先生正是抓住这一点进一步挖掘，提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5）

程千帆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坚实的史实依据的。他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开始谈起，介绍了唐代科举录取人才的标准：不仅依据试卷，“还要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平日的作品和誉望”，这就助长了行卷之风的盛行。（6）他还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区分了省卷与行卷的区别：省卷是向尚书省所属官府――礼部交纳，而行卷则是献给私人的作品。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只有进士科才存在行卷之风，这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关。接下来，程千帆先生又通过大量笔记、书信等材料地梳理，介绍了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从作品的题材、体裁到行卷所用的纸张，包括行卷时的服饰，展示了深厚的历史功底。程先生通过对《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唐音癸签》等相关条目的引用，介绍了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并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卷：省卷带有敷衍性质，而行卷才是决定是否能够高中的因素之一，因此行卷才是文人的心血之作，最能代表他们的创作水平和艺术成就。所以真正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行卷而不是省卷，这就指出前代认识存在的误区，将前人大而化之的结论具体化、精确化。

书中的第二、三、四甚至第五部分大多是史学的考证和分析，但是程千帆先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研究，而是站在文史结合的高度统观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他抓住行卷的特点，着重分析了行卷与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的相互关系，以宏阔的眼光去审视《唐百家诗选》、韩柳古文运动、传奇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等文学现象，试图寻找他们与进士科举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在他的手下不仅是一种背景，更是一种工具。在历史的土壤中，文学这朵奇葩必然会有自己扎根的一方田地。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根须挖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

不得不承认，程千帆先生这本书的选题非常新颖，他站在交叉学科的临界点上进行了一次有深度有广度的开掘。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光，游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将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考察得清清楚楚，尽显大家风采，这本书可以说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史结合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运用自如的，它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文学功底，二者缺一不可。有史无文，文章会沦为史实的罗列；有文无史，文章没有扎实的根基。如果仅仅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还是不够的，如何将两方面贯穿起来才是最考功夫的地方。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没有十成把握就不要轻易尝试，因为我们在知识储备和学术眼光上都还有所欠缺。以后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运用也会越来越纯熟了。

二、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是一种很常用的研究方法，它往往从一位诗人、一件轶事、一首作品甚至一句诗句入手，从微观一步步走向宏观，乃至辐射到整个文化历史背景，最终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小见大也是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惯用的方法之一，在《一个醒的和八个的――读杜甫札记》一文，他从《饮中八仙歌》这首诗歌入手，把杜甫与饮中八仙对立起来，在盛唐的浪漫气息之下嗅到了杜甫的与众不同，提出此时杜甫已经从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阵营中分裂出来，从而深化了盛唐到中唐诗歌转变的研究，也丰富了对杜甫思想感情的探究。以小见大的方法到了程先生的手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程先生以进士行卷这一唐代特有而又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开拓了唐诗研究甚至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关于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等已经有所涉猎，但是程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进士行卷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并进行了一番“小题大做”，上升到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二到五部分程先生围绕着行卷的问题，进行了扎实地考证，将这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如果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整部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第六到八部分，程先生展示了他锐利的学术眼光，他分别探讨了行卷对诗歌、古文、传奇的影响，几乎将唐代最有成就的文体一网打尽，说到了行卷促使诗人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韩、柳等人也正是通过批点行卷的方式来宣传和传授古文，“唐代进士曾用传奇小说行卷是个事实，现存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与进士科举有关的，又占有一定的数量，为古今学者所认为是曾被用来行卷的三部专集又是比较优秀的作品”。（7）在此基础上，程先生在第九部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存在拔高的嫌疑。可以说，第六、七、八这三个部分是最见功力的，没有数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也是本书运用“以小见大”方法成功的关键所在。程千帆先生一直都很重视“大”的发掘，主张把具体的小问题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古代的哲学、史学、艺术乃至科技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古人心灵活动的最鲜活、最细微的记录，理所当然地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种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又不能不考虑到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这种研究的学术品位”。（8）

以小见大，是我们这些初入门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那能够弥补我们阅读面不广、无法驾驭宏观题目的弱点，但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见大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小”。不是所有的“小”都能见到“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敏锐地学术触觉，挑选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小”。譬如唐代进士投卷有行卷和省卷之分，如果程先生没有犀利的学术眼光，而是把省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也就不会有本书了。其次，如何从“小”上升到“大”更是对自己眼光的考验。如何从偶然中得出必然，又如何让这个必然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这都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熏陶。如陈文忠老师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中提到《漱玉词》的接受史研究，普通读者一般能想到李清照的接受史，而陈老师则从中看到了婉约词在各代地位的变迁和女性作家在历代的评价。

虽然以小见大的方法对于研究者的眼光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作为初学者的我们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即使选题不是很巧妙，论述不够深刻，但这是一个拓展自己思维的好方法，能够激励自己如深入挖掘一些东西（也许挖不了多深），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见识。

三、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是以后兴起的一种新趋势，它将中国传统的考证与西方文艺批评结合起来，采二家之长，在文献的整理与考据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批评方法，深入到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即摆脱了传统考证重视作家作品、生平而轻视文学内部研究的缺憾，又避勉了一味注重批评而疏于文献整理的偏差，为以后的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和考证为基础，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考证的结果加以提升，即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又赋予考证结果以新的生命。如他在研究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时，首先对唐代进士为何使用传奇这种新兴文体行卷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通过对《国史补》、《云麓漫钞》、《南部新书》等材料的整理，认为唐传奇可以发挥作者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能力，而这正是科举考试科目中所不能体现的；并推断出《幽怪录》、《传奇》、《续玄怪录》等，很可能是行卷之文。在此基础上，程先生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提出传奇小说的创作受到行卷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程千帆先生考证了《幽怪录》、《续玄怪录》、《传奇》这三本唐人传奇小说集的基本情况，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行文中，程千帆先生又不拘泥于某一种模式，往往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有时甚至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是自己的研究灵活多变。如他在研究进士行卷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时，他不仅从《郡斋读书志》、《幽闲鼓吹》等书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将韩、柳等人放在中唐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还运用文本内部证明的方法，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在程先生的手里收放自如，成为众人学习的典范之一。

相对于前两种方法而言，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是最难的。考证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而批评则要求很高的理论素养，能够将这二者完美结合的学者，目前学术界也为数不多。精通两门之中的一门已属不易，要将二者融会贯通更是谈何容易，因此这种方法是很见学术功底的。

总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本书虽然只有87页，却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晶。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阐述，不仅给人知识上的启迪，更带来方法上的思考。此后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等著作，无一不是本书启发下的产物，对八十年代以后的学术界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J].文学评论.1998（6）.

[4]汪枫.发朦抉微，得未曾有――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看程千帆的研究方法[J].安徽文学.2009（9）.

[5]方涛.简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文史兼治的学术方法[J].黑龙江史志.2009（5）.

[6]孙良山.简论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方法[J].绥化学院学报.2008（2）.

注释：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P84.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5.

（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7.

（4）见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4.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6.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5篇

您的思想，您的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又显得那么神奇――呵，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曾激起过多少美妙的涟漪!下面小编和大家分享学生感恩教师节古诗朗诵稿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欢迎你的阅读。

 

 

朗诵稿一

《代北州老翁答》原文

负薪老翁往北州，北望乡关生客愁。

自言老翁有三子，两人已向黄沙死。

如今小儿新长成，明年闻道又征兵。

定知此别必零落，不及相随同死生。

尽将田宅借邻伍，且复伶俜去乡土。

在生本求多子孙，及有谁知更辛苦。

近传天子尊武蔬，强兵直欲静胡尘。

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

朗诵稿二

《七绝•师恩难忘》原文

相逢一见太匆匆，

校内繁花几度红。

厚谊常存魂梦里，

深恩永志我心中。

《七绝•师恩难忘》译文

与老师的相逢如同一面之缘，实在是太匆忙了，

校园内的繁华几度开放，而我却没有再回去探望老师。

但老师们对于我的教育和恩情我将永远寄于心中，

对于老师的感恩我将永世不忘。

朗诵稿三

《送刘师服》原文

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

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

草草具盘馔，不待酒献酬。

士生为名累，有似鱼中钩。

赍材入市卖，贵者恒难售。

岂不畏憔悴，为功忌中休。

勉哉耘其业，以待岁晚收。

《送刘师服》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朗诵稿四

您的思想，您的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又显得那么神奇――呵，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曾激起过多少美妙的涟漪!

您推崇真诚和廉洁，以此视作为人处世的准则。您是我们莘莘学子心目中的楷模。

我崇拜伟人、名人，可是我更急切地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普通的人――我的老师您。

您对我们严格要求，并以自己的行动为榜样。您的规劝、要求，甚至命令，一经提出，便要我们一定做到，然而又总使我们心悦诚服，自觉行动。这就是您留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

在我的心目中，您是最严厉的父亲，又是最慈祥的妈妈;您是无名英雄，又是教坛名师。

您的音容笑貌，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您是品行人格，永远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

啊，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唯有这光辉的名字，才有着像大海一样丰富、蓝天一样深湛的内涵!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宏阔视野 比较方法 诗意行文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95-02

作者简介：师星三（1977―），女，山西和顺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山西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诗性智慧是全人类最原始而又最本质的一种智慧，丰富广阔的想象性和十分强烈的感受性是其主要特点。“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1] （P.2 ）然而，多年来受应试教育指挥棒的驱使，从小学语文到中学语文教学，用理性思维、理科方式教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相反，文学的形象思维、诗性智慧越来越被挤到角落。如何激发、培养和引导人的诗性智慧呢？教育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李雅君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充满诗意、学识渊博、极富责任意识的教育工作者，多年来，她一直以“诗性教育”的理念引领着自己的教学实践。2012年底，李老师的力作《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线索，同时兼顾文体的特征及联系，对古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诗意解读。

一、体例上体现出宏阔的视野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不同于以前的文学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体例的新颖、视野的宏阔。此书在进行文学解读的同时，涉及历史、音乐、绘画、建筑、舞蹈、书法等各艺术门类，充分体现出文学的人文性特征，给人极为厚重之感。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既兼顾朝代的顺序，更主要的是按照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历史来阐述文学现象。例如，在论及唐代古文运动的时候，以往的文学史均把它放在唐代进行阐述，而本书把《唐宋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样，就把唐代的古文运动、宋代的诗新运动之间的承继关系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这本书的体例上还有一个新颖之处就是每个章节前有一段小小的引言，后有延伸思考及相关信息。从流行歌曲《在水一方》说起，引出了《初民的世俗歌唱》――关于诗经的阐述；从楚国曾侯乙编钟说起，引出了《魂兮归来》――关于楚辞的解读；从《簪花仕女图》说起，引出了《唐诗江山》；而且，每章后的延伸思考都体现出作者极为宏阔的视野。比如《理性主义的光芒》一章的延伸思考题二是：“在甲骨文中，一年是用‘春’‘秋’来区分季节的，‘冬’‘夏’指称季节的用法要略晚一些。当时，农耕文明所在的中原地区其实是四季分明的，为什么古人独对‘春’‘秋’敏感？由此形成的‘春秋’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怎样的含义？传统意象中，‘春’与‘秋’的象征意义，情感倾向又有何不同？”[2] （P.35 ）在《文坛巨擘坡》一章之后的思考题之一是：“苏轼是北宋‘湖州竹派’画家之一，他对文人画的贡献在哪些方面？与他的文学观有何联系？”诸如这样的思考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从广阔的文化视角来观照古代文学，对于读者，有助于拓展视野，激发灵感。

二、在比较中突出不同的文体特征、作家风格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不同文体的特征。在第十三章《宋词庭院》中论及词的美学特质时，不是就词论词，而是与诗作比较分析。

从外观形式上看诗词的区别。诗的句式整齐方正，庄重大气；……从音韵层面上看，一句之中平仄相间，一联之间平仄相对，对称工稳，秩序谨严，给人以稳定感、归属感，像中国的宫殿建筑，庄严、宏阔、大度，易抒发豪迈刚健之情。词则不同，有长有短有错落，是谓“长短句”。长长短短、曲曲弯弯，最契合情意缠绵，尤其是表达矛盾的、复杂的、委婉的难言之情。……一句话，诗庄词媚。庄，宽阔大度；媚，婉转曲折。诗之体如壮士，词之体如美人。诗词之不同体制，如郎才女貌，相得益彰。[2] （P.138 ）

如此分析，一语中的，将诗词不同的美学特质说得清清楚楚。作者还注意通过品味作品的色彩来区别不同文体的特征。在十六章《元气淋漓》中有一小节《宋词元曲色彩之比较》，作者说：“诗词与曲的不同意蕴，可以通过音乐与语言来领略，也可以通过作品呈现出来的色彩来感知，这也是通常欣赏诗歌作品容易忽略的一个角度。”[2] （P.174 ）作者认为，研究分析作品，不能固守于一般的角度和方法，这样不容易创新，如果换个角度去看，很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境界。当然，达到这种境界的前提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拓展知识面。只有站得高了，才能看得远，看得清。

作者不仅注重不同文体特征的比较，还注意对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进行比较。在比较李白杜甫之不同时，单看章节题目就基本把握了二者的风格特征――《青春李白》《沧桑杜甫》。另外在《沧桑杜甫》开头又进行了二者的比较，“比较李白，杜甫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忧国忧民。如果给两人分别画像的话，李白飘逸洒脱，衣袂飘飘，玉树临风，仙风道骨；杜甫则青衫布衣，面容清瘦，一脸沧桑”，两人同处盛唐，形象迥异的原因是安史之乱作为时代的转折点，使唐诗“由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进而得出结论：“同处在盛唐诗歌的顶峰，李白的人生和诗歌折射出的是唐代极盛时期的伟大风采，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而杜甫的人生与诗歌却因盛唐浪漫自信情调的戛然而止，变得沉重而现实。”[2] （P.114 ）这样的比较不仅将李白和杜甫不同的风格特征展示出来，而且对为何不同也进行了分析，让我们对唐诗中这对双子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通过比较可以加强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各自的特征；使读者便于分辨、理解、记忆和掌握。本书既注重纵向比较，又展开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和归纳，总结出文学现象的共性与区别，使古典文学知识更加系统化。

三、行文中体现出极强的文学性、诗意性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通过对音乐、绘画、建筑、书法、舞蹈等艺术门类旁征博引，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化本质出发，构建起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历程充满诗情画意。本书具有极强的人文因素，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丰富情感体验，拓展情感世界。本书给人的感觉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僵硬的，而是流动的；不是枯燥的，而是生动的。捧读此书，宛如走进长长的诗意盎然的画卷中，调动起来的不只是我们的视觉，我们似乎从中能闻到茶香，听到昆曲，正如作者所说：“捧一盏春茶，看卷曲的香叶在氤氲水气中渐渐舒展，让忙碌的耳朵在水磨昆腔中静静开放，让心灵穿越悠悠几百年的时光，慢下来，慢下来……”[2] （P.196 ）

中国文化本身应该是极富诗意的，这些文化特质由李雅君老师那极具灵心慧性的文字一表达，倍增姿色。仅看看各章节的题目，就足以让读者啧啧称奇了，《重归桃花源》《唐诗江山》《宋词庭院》《浪漫传奇》《世俗风情》，哪一个不是诗意十足，如此，则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最本真的诗意情怀，并让你流连忘返而丝毫不倦，甚至沉醉不知归路。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是一部以提升人文素养为旨归的力作，该书展示出宏阔的视野，给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面，给人极为厚重之感，以诗意的情怀、诗意的行文，引领读者徜徉于诗意的文学中。

参考文献：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论师道 论文道

一、作者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西文学村柳家巷），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柳宗元生于京城长安，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公元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逝于任所。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文学著作有《柳河东集》。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在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阐述的观点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选自《河东先生集》。书，是一种写作格式，书信本文写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是作者被贬永州期间给韦中立的一封回信。韦中立，潭州刺史韦彪之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进士。未中进士时，曾写信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并不辞道远，从长安到永州去拜访求教。后来柳宗元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这封回信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论师道，一个是论文道。它是柳宗元文学理论的代表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论师道

整篇文章从结构上分析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第一段到“吾子前所欲见吾文”一段为第一部分，此部分作者对于当时的师道进行阐述，利用对比、类比及举例等论证手法来说明自己不愿为师的态度。

1.表明不为人师的态度。

文章开头“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一句直接说明不为人师的态度。接着此段末句“况敢为吾子师乎？”则是作者对韦中立的“欲相师”的婉言谢绝。

第二段“人益不事师”一句点明了当时的坏风气：当时的人们早已经对尊奉老师的态度嗤之以鼻了。也就是说这种坏风气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后一句“以为狂人”中的狂人的意思是指精神失常的人。这就更进一步说明当时不事师的世风每况愈下。

2.解释不为人师的原因。

第二段结尾写道：“如是者数矣。”是说明韩愈因反对“不事师”的坏风气，抗颜为师，而遭到笑骂攻击，以至于被逼得不能安其位。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深切的同情。以上说明师道之衰，也说明了自己不敢为人师的社会原因。

第三段开头写道：“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此处由此及彼，引屈子赋设了一个比喻，作了一个类比，说明反对从师的人“群怪聚骂”如“邑犬群吠”。

接下来又写道：“余以为过言。”说明原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过分夸大的话。在此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为下文。“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作铺垫，又以自己所见作类比。然后开始相信前面所听说的事情。

此段结束“以召闹取怒乎？”与前文庸蜀之犬吠日，岭南之犬吠雪相应、连类，由彼及此，感慨系之，不仅赞美了韩愈提倡师道的勇敢精神，斥责了那些群怪聚骂反对从师的人，而且表达了自己不敢为师的苦衷和怕连累后学的心情。以上连设两个比喻，进一步说明自己不敢为人师的原因。

接下来写道：“愈不可过矣。”则说明作者自己身体不好，心境苦恼，再也受不了打击。

“独欠为人师耳。”第三次说明自己慑于社会压力，平时不敢为人师尚要遭人口舌，如今地位已变，要是敢于为人师，则要受到更大的指责，招惹更多的苦恼。

整篇文章前面四段说明作者自己当前的艰难处境，说明不敢为人师的原因。

3.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

作者在下文中提道：“直见爱甚故然耳。”说明韦中立对自己作品的过誉，只是由于他特别喜爱，而并不是由于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表现了作者为人谦逊的态度。以上说明自己虽不愿像韩愈那样“抗颜而为人师”，但愿意相互交往学习，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帮助中立。这既是对上文的总结，又开启下文。

这一部分主要是谈师道问题。作者从社会风气之恶劣与自己处境之艰难诸方面分析，论述了为什么“不敢为人师”的道理。

（二）论文道

1.为文的目的及意义――文以明道。

文章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为文的目的及意义，文章提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RR，务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阐述作者年轻时不懂作文的真正意图，写文章时把文辞漂亮当作工巧。到了年纪大一些，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因此不再轻率地讲究形式的美观、追求辞采的华美、炫耀声韵的铿锵、把这些当做自己的才能了。凡是我所呈给您看的文章，都自认为接近于道，但不晓得果真离道近呢，还是远呢？您喜爱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它离道不远了。这一段作者从文学的社会公用上强调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非一味地追求文辞的修饰。

2.为文的态度及心态――谨慎作文。

下段：“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我每当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敢漫不经心地随便写作，恐怕文章浮滑而不深刻，从来不敢偷懒取巧地写作，恐怕文章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敢用踣昧的态度去写作，恐怕文章晦涩而又杂乱；从来不敢用骄傲的心理去写作，恐怕文章盛气凌人而又狂妄。加以抑制是希望文章含蓄，进行发挥是希望文章明快；加以疏导是希望文气流畅，进行精简是希望文辞凝练；剔除污浊是希望语言清雅不俗，凝聚保存文气是希望风格庄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文章来辅佐道的方法。

这一段，作者主要是谈创作态度和写作的方法的技巧问题，这也是作者长期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其此篇作品得以成功的原因。

3.为文的问题及技巧――融会贯通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X》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该段谈写作态度问题。此段提出：学习写作以《尚书》为本原，以求文章质朴无华以《诗经》为本原，以求文章具有永恒的情理；以《三礼》为本原，以求文章内容合理；以《春秋》为本原，以求文章是非明确、褒贬分明；以《易经》为本原，以求文章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我吸取“道”的源泉的办法。参考《谷梁传》，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文章条理通达；参考《庄子》、《老子》，以使文章恣肆；参考《国语》，以使文章增强情趣；参考《离骚》，以使文章能够情思幽微；参考《史记》，以使文章显得语言简洁。这就是我用来广泛学习，使它们融会贯通，并运用来写文章的办法。

这一部分主要谈写作问题。在文学的社会功用上，强调“文以明道”；在写作态度和方法上，主张严肃认真，精益求精；重视学习历史遗产，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

文章结尾：“则幸矣。宗元复白。”更是强调作者主张避师之名而就其之实，以免遭人吠怪讥笑。与第一部分内容遥相呼应。

这一部分，也表达自己愿意相互交往的意愿，商讨学习为文之道，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并再次委婉地表达了拒绝“欲相师”的意愿。

三、结语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推进了当时的古文运动。他反对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四六骈体文，强调为文朴实、流畅，“文者以明道”、“羽翼夫道”，儒家的经典是作文的楷模，“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柳宗元所作散文峭拔、矫健，其所作诗，清新、峻峭，名列“唐宋家”，并且影响了后来的历代文人在写作方面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3］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

唐代古文运动范文第8篇

对于游记文学的完整历史描述和系统理论清理，始终是散文研究的一大盲区。浙江师范大学的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作为我国的第一部游记文学史，无论是史著框架的建构，还是嬗递规律的阐发，都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独创性。

《中国游记文学史》以通史写成，通史在这里不仅是一种体例，更表现为一种视阈宏阔的撰史眼光。全书上起游记文学正式诞生的魏晋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近代、现代，以至于20世纪末的当代。庶几将古今数千年的文学史都纳入到描述和研究的视野中。对于游记这种鲜活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学样式来说，贯通古今的研究，其意义除了完整展示游记文学的演进脉络外，从接受的角度来说，因为面对不仅仅是被“陌生化”的古典游记，还有数量众多的现代游记，所以更能够增加阅读的认同感。而这些最终都能够转化为当今游记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具有直接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游记文学史》试图在中国游记的发生发展历程的全面深入梳理的基础上，进行规律性的系统理论总结，对许多关键问题的探究都上升到了本体思辨的高度，甚至可以说，已经提出了游记文学的理论纲领。这些理论的纲领性在于它们解决了关于游记文学本体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如：游记文学的发生问题，游记文学范式的确立和流变，游记文学的文化品格，游记文学文体形式的演变，也即是游记之“源”、“质”、“品”、“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几乎无人涉及。这里着重谈“源”与“质”。“源”即关于游记文学的发生问题，《中国游记文学史》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出发，结合魏晋时代文人好山水游赏的风气，根本上解释了游记文学的发生原理，从而为游记文学史的撰述和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原点。《中国游记文学史》创造性地提出了“诗人游记”、“哲人游记”、“才人游记”和“学人游记”等诸多游记范式的概念。认为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性精神的结合产生了“诗人游记”，而宋代文人则以前所未有的哲理性与思辨性关注自然，审视人生，从而创造了“哲人游记”之范式，此两者共同奠定了中国游记文学的两大传统类型与范式。晚明的“才人游记”则以小品游记为主要代表，重在“独抒性灵”，充分表现个人才情的文学追求，这既是对宋代“哲人游记”的反拨，也是对唐代“诗人游记”的回归。而渊源于“哲人游记”的“学人游记”乃是清代朴学精神在游记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结晶。这些新颖的概念展示出鲜明的思辨色彩，足以塑造和支撑一种新的游记本体观。更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游记文学史》提出新概念，又不囿于概念，或将概念简单图式化，比如晚明的“才人游记”尽管勃兴于时，但它并不代表明代游记的全部，在此概念的框限之外，还有科学考察游记成为与之对峙的另一潮流，兼而叙之，显示了编撰者视野之开阔与持论之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