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原文及翻译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木兰诗原文及翻译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木兰诗原文及翻译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评价理论；态度；介入；级差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11-0160-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2.04.048

1.引言

评价理论又称评价系统，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是功能语言学在人际意义范畴下的扩展（李战子，2002），包括态度、介入和分级。其中，态度包括情感、判定和鉴别，指各种价值，说话人用它们来做判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加者（participants）和过程（process）联系起来（胡壮麟等，2009：319）；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胡壮麟等，2009：326）；级差系统是指态度的增加和衰减，它通过两个标度轴线——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发挥作用（Martin & White 2005：136）。本文以评价理论为依据，结合辛弃疾的词——《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通过与朱纯深译文对比，揭示译者在古汉语诗词英译过程中，对源语篇评价意义的再现手法。

2.评价理论与诗词英译研究

由马丁创立发展的评价理论是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功能理论假设的发展，是关于人际功能中“人”的部分的理论，主要关注话语中的评价资源，包括态度、介入和分级。目前对评价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新闻报刊报道、演讲及政治语篇，近年来也渐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小说语篇，然而评价理论在诗词英译上的研究寥寥无几。

关于诗歌翻译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美学，如针对许渊冲提出的译诗要尽量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三美”说，结合具体诗歌翻译实例进行了具体研究；结合意境论、音形意、语言文化等诸多理论，探讨了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对于相关译学思想的研究近年来也层出不穷。纵观以上，鲜有学者从以语篇或说话人表达、协商、自然化特定主体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语言资源为讨论点的评价理论角度对诗词翻译过程进行研究。故本文尝试将诗词翻译与评价理论相结合，以Martin的评价理论为分析框架，对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中的相关语言资源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译者在处理宋词这一特殊语篇过程中，对源语篇评价意义的再现手法。

3.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中评价资源对比研究

辛弃疾的这首《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词，打破了历来咏月思乡、感怀悲欢离合的成规。作者通过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作出了大胆的猜测，把有关月亮的一些优美神话、传说和生动比喻交织成一幅形象完美的绚丽图画，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皎洁的圆月象征大宋江山，“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朝廷命运和前途的深深忧虑，寓意深刻。

3.1 态度资源对比研究

态度包括情感、判定和鉴别，指各种价值，说话人用它们来做判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加者（participants）和过程（process）联系起来（胡壮麟等，2009：319）。

原文：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译文：You, the lovely Moon, where are you heading, on this lonely journey of yours?

说话人用情感表达来评价事件时，引发了听众类似的情绪反应。原词中“可怜”表明了词人对月亮的怜爱之情，朱纯深通过“lovely”向目的语读者传递了原词中“可怜”的情感意义。译者在忠实于源语言的基础上，适当结合目的语文化，极力达到二者音形意的统一。

原文：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译文：Why should you make your trip through the ocean?

Without an answer, I am so worried.

原词采用动词短语“使人愁”，表现了词人对月亮途经海底远走他乡不知其根由的恍惚忧愁。译文运用形容词“worried”，向目的语读者再现了词人的担忧，一并使用副词“so”对此进行修饰，目的语所表达的情感意义似乎更胜一筹。

原文：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译文：In case those gigantic whales knock you down, with all your delicate palaces, in their careless dives?

“怕”意指担心忧虑，原词的中文翻译为：只担心，那长鲸，乘风万里，横冲直撞，冲破月宫的玉殿琼楼。朱纯深使用了“in case”（万一，如果），暗示了对“those gigantic whales knock you down”的后果堪忧，易于目的语读者对此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对比分析《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词中的态度资源，笔者发现译者在古汉语诗词英译过程中，对源语篇态度意义的再现主要是采用对等翻译，基本实现了源语、目的语二者音形意的协调。

3.2 介入资源对比研究

介入的研究起源于巴赫金的对话观和多声的思想（胡壮麟等，2009：329），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评价理论框架下的介入系统进行了细化，将其分为紧缩（contract）与扩展（expand）。前者包括弃言（disclaim）、宣言（proclaim）；后者则分为引发（entertain）与归属（attribute）（Martin & White，2005）。

唐诗宋词很少平铺直叙，该特殊语篇需借助修辞手法委婉地抒情达意，使读者产生共鸣。这类修辞手法中的反问、设问与介入系统中宣言（proclaim）相对应。宣言（proclaim）指语篇中的声音将命题表现为不可的（证据充分、公认的、可靠的、有效的等），从而压制或排除了其他的声音（向平,肖德法，2009），故可通过提出假拟问题，或者说是“修辞性问题”来实现加强语篇作者的情感意义。

辛弃疾的这首《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模仿屈原的《天问》，通过对月的一系列问句体现了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并对此作出了大胆猜测，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忧思。

原文：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译文：You, the lovely Moon, where are you heading, on this lonely journey of yours?

Is there another world, to greet you rising in the East?

原文形式上虽连用两个问句，从内容上实则采用了自问自答的设问句式：可惜今晚的月亮，欲向何方？是否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别有一番天地，那里的人们刚刚看见月亮的身影升起在东方。此处源语中设问句的目的是引人注意，启发读者思考，拉近了词人与读者的情感距离。朱纯深忠实于原词，其所用的反问句极佳地渲染了整首词的深远意蕴，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积极参与到语篇互动，身临其境地体验到原词诗句所渲染的完美绚丽的自然图画，在意境传递上画龙点睛。

3.3 级差资源对比研究

确切地说，级差系统是指态度的增加和衰减，它通过两个标度轴线——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发挥作用（Martin & White, 2005: 136），二者是调节可分级评价资源的两种手段。语势（force）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人际印象以及他们的言语的容量分级（提高或降低）；而聚焦（focus）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其语义类型的焦点变模糊或变清晰（胡壮麟等，2009：319）。语势上扬或下降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强和量化。这首《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中，表现量化手法的资源较少，因该词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创新精神，故强化资源相对较丰富。

原文：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译文：You, rootless like a flying mirror, who holds you up in the sky? And who provides for the Goddess, since she refuses to marry again?

修辞手法中比喻的喻体必须与本体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可直接或间接再现本体的某些具体或抽象属性及其程度高低。原词的“飞镜”暗喻了夜空中的皎洁的圆月，“飞镜无根”暗含了对国运岌岌可危的忧心忡忡，强化了评价意义。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力，朱纯深对此进行了改译，“like”点明了译句从暗喻转为明喻。译句中的“you”在此并不唐突，与明月的直接对话，表现了原词作者向天问月的豪迈情怀。

原文：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译文：Why should you make your trip through the ocean?

Without an answer, I am so worried.

“恍惚使人愁”并未出现级差资源，但译句中的“so”却精确地为目的语读者揭示了源语作者的忧思之深，词人忧国忧民的情怀甚至被译者深层次强化了。

原文：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译文：In case those gigantic whales knock you down, with all your delicate palaces, in their careless dives?

“万里”自然不是确指数量，结合整首词的具体语境，发挥了加强语气的重要作用，此处词人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扩大了“鲸”的“长”，采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表现了词人的豪放气概。限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范围，译文舍弃了原文的夸张手法，将“万里”意译为“gigantic”，为避免源语强化意义缺失，译者可通过标志对此加以注明。

综合以上对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中的级差资源的对比研究，译者在处理源语的级差资源时，为了使其在目的语读者中达到最佳影响效果，选用恰当对等目的语，对源语信息加以适当取舍，达到源语与目的语二者音形意的统一。诗词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忠实原文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恰到好处的改译，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以“变”维持“不变”的翻译策略，即对源语的适当改译是为了忠实地甚至更好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源语作者的评价意义。

4.小结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是一首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词篇，全词仿照屈原的《天问》，全篇以问句呈现，故其中的评价资源丰富，情感表现较为强烈。本文以评价理论为依据，通过对该词及其译文的评价资源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译者在古汉语诗词英译过程中，对源语篇评价意义的再现手法。因篇幅所限，本文选取的研究文本比较单一，希冀其他研究者可以结合更多文本对此进行补充研究。

参考文献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Martin, J. R. & White, P. R. R.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Londo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木兰诗原文及翻译范文第2篇

心理学对于迁移的定义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好比我们通常所说的“触类旁通”。而我所说的在文言文课堂教学中所引用的迁移法，是指学生利用自己有的知识背景，解决与已有的知识背景具有相同原理的陌生问题。

这种迁移的方法大致有二种情况：

一、词语的迁移

（即将词语在一个语境中的意思迁移到另一个语境中去。）

这种迁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虚词的迁移；一是实词的迁移，包括已学课文中的实词和生活中常见的实语。

我们知道，在中考试卷中关于文言虚词的考察所呈现出的内容，看似新的、陌生的，但实际考察的知识和技能却是来自于课本的，只是稍微改变了形式，有些甚至连形式都没有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文言文的课堂教学中，首先对常见的、重点的文言虚词进行明确，如：以代词为主的有“之、其”等，以副词为主的有“既、但”等，以介词为主的“以、于”等，以连词为主的有“而、则”等，以语气词为主的有“也、矣”等，同时指导并要求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准确掌握，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得法于课内”“万变不离其宗”。

其次 ，对于生活中常用的实词，我们要在课堂讲解的时候，将今人与古人语言交流上的不同加以明确和强调，并以具体实例生动、形象的展现给学生，如：词类活用中，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例如：虽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口技》）这句中的“名”本是名词，这里由于前受能愿动词“能”的修饰，后带有宾语“其一处”，故活用为动词，有“说出”的意思；名词作状语的：例如：皆若空游无所依。（《小石潭记》） 这句中的“空”是“在空中”，修饰谓语“游”，作状语；名词的使动用法：例如：父利其然也。（《伤仲永》）这句中的“利”原为名词，现用作意动词，可译为“认为……有利”； 动词活用为名词的：例如：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曹刿论战》）这句中的“伏”作“有”的宾语，表示跟“伏”这种行为有关的人，活用为名词，意思是“伏兵”；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例如：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这句中的“穷”原为形容词，在这里用作动词，意思是“走完”。 古今异义词中的妻子，例如：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桃花源记》）妻子：古义，妻子和儿女；今义，专指男子的配偶。绝境：古义，与世隔绝的地方；今义，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境地；交通，例如：：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交通：古义，交错相通。今义，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开张，例如：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开张：古义：扩大。今义：商店等设立后开始营业。及文言文中的单音词、一词多义词等，让学生充分体会古人与今人在语言交流上的共性和差别，记忆深刻鲜明，从而达到了“举一反三”的迁移效果。更能够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二、用学生所熟悉的文言文翻译方法解决对陌生文言词语的理解

我们知道，初中阶段，学生在课内所学过的文言文翻译方法无外乎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翻译的，即对词语的理解角度（活用、多义、单音、古今异义等）和对句式的掌握角度（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省略句等）。关于词语，我刚刚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在重申，而现在要说的是句式上的。

在文言文中，有许多特殊句式，而含有特殊句式的句子，常被命题老师看重，这也正是我们能采用迁移法解决陌生文言词语的最好途径。

木兰诗原文及翻译范文第3篇

摘要： 严复承继清代学术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传统，在西学译介中提出了翻译的义理“反证”说、“敦崇朴学”说和“文章正轨”说。义理“反证”旨在会通中西思想，“敦崇朴学”注重通过考据会通中西义理，“文章正轨”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严复的翻译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对当前学术经典的输入和输出均有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25306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清代学术与严复翻译会通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评价严复的学术贡献：“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82严复译介西学为什么要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是怎样发生关系的？严复这一首创的学术方式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如何？这些问题梁启超未加具体论述，但它们恰恰启发后人不妨从学术的视角来审视严复的西学译介，尤其是清代学术对严复治学理念、学术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汉学、宋学诸家的争鸣与实践，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如戴震、钱大昕、姚鼐、焦循、章学诚、阮元等。“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2]43“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3]61。但到了晚清，中学之弊日渐突显，义理、考据、辞章倍受争议，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空谈性理，“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汉学埋首考据，“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险躁”。[4]44-45对此，严复转向力主的“经济”之学，疾呼宋学、汉学及词章小道都应束之高阁[4]44，转而倡导西学，经世致用。然而严复译介西学不仅没有简单地弃置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传统学术“三面说”，反而发展并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翻译新“三面说”：阐释原作重义理“反证”、译书考证重“敦崇朴学”、译文表达重“文章正轨”。新“三面说”丰富了严复翻译思想体系，使严复的西学译介成为开创近代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式。

一、义理“反证”与中西思想会通

义理“反证”可谓严复译介西学“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现代学术方式。义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义理指程朱理学，广义的义理可谓“言有物”[5]58。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义微言”[6]viii。“义理存乎识”[7]351，传统义理学囿于语内训诂、注疏以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阐发，视角狭隘，限制了“识”。严复则独辟“西”径，在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语际的义理“反证”说，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6]viii。就是说，西学义理用“吾古人之所传”加以反证，往往能让中、西学“不谋而合”的义理“达成共识”，如此则是治西学者之“至乐”。严复的义理“反证”是跨语际解释，即以西学为视角来“归求反观”[4]49中学之义理，力图中西兼治，熔于一炉。义理“反证”一面译介西学，一面发掘国故;一面以西学昌明中学，一面更是借中学传播西学。

严复的义理“反证”说标志着旧学的黄昏和新学的黎明，隐含着传统经典义理之“优先论”、“失传论”，开创了新学之中西“会通论”。严复批评汉学无用、宋学无实，而对先秦儒学、老庄哲学等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一方面认为这些圣哲的微言大义和学术成就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诫晚清国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6]ix考察中学由盛转衰的原因，严复认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6]ix。就是说，中国圣哲之学没有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因为“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6]ix。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治学方法、学术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6]ix所以，传统学术中的微言大义在后人抱残守缺中慢慢失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6]x，因为中西“事不相谋而各有合”[6]viii。严复坚信“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这从学术史的角度为义理反证、中西会通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

严复义理“反证”说的学术创新，在于以西学为视角“发明”[6]ix、“反观”[4]49中学之义理，严复译著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发明、反证了诸多与西学相通、相合的吾圣哲“先发”[4]1413之义理。翻译《天演论》，以西人“天演”学说发明、反证了儒家首经《易经》之“易”道，认为“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9]4。翻译《群学肆言》，发明、反证了《大学》《中庸》之精义，认为该书详实地阐明了《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义理，且“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10]xi。翻译《群己权界论》，发明、反证了《大学》e矩之道，认为自由是“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1]xii。翻译西方逻辑学，发明、反证了“《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认为《易》重演绎法，《春秋》重归纳法[6]viii-ix。翻译《原富》，发明了《大学》《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等，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经济学说，但存在着相似之识。[12]译事例言，7-8评注老庄，认为老子之言是“天演开宗语”[4]1077，“而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4]1106，等等。严复一生中西学兼治，“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10]xi，义理“反证”是他解决“读古书难”[6]viii新的治学方式，是其整理国故的独特途径，“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8]384。

严复这种义理“发明”和“反证”，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消解了接受西学义理的困难，虽难免有附会之嫌，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书新的义理之“识”，渗透着严复译书经世的诠释，这种学术方式与他“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3]127的文化观一脉相承。由于中西传统之别，严复的义理“反证”经常把中西实然（Is）、应然（Ought）和形而上[14]34的义理进行置换，一方面增强了西学义理的形而上质，另一方面赋予了中学义理更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实然和应然。以《天演论》为例，“《天演论》是严复的天演论”[8]334，严复频繁以儒、道形而上的义理予以诠释，天演、天良、天道、易道、道、真宰、太极、阴阳、德贤仁义、人伦、礼乐、修齐治平、修己治人、格物致知等概念及其思想充斥译文字里行间，与原作融为一体，译写参半，几可“乱真”为本土元典。如论一“能实”开篇论天演之道：“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6]49，“道”“性”“理”把原作由一粒豆子推至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抽象化、哲学化。再如论十三“论性”，把nature的天然、自然之性，与宋儒言性等同[6]85，形而上的哲学义理溢于言表。反之，严复的义理反证，也借助西学增强了中学的实然和应然。如《天演论》手稿仅以evolution发明、反证《易经》就多达近20处，原文由evolution， change， impermanenc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等形成的天演语义场，在严复笔下与《易》道进行了全方位会通，以一连串的“变”反证了“易”之生生不息、刚柔相推阴阳互动而生变化、天地变化草木蕃、万事万物虚息盈消的“易”道周流等，赋予了《易经》新的“天演”内涵，巧妙地渗透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引导士大夫以“易”变思想认同“天演”学说。再加上严复在“蜂群”“人群”“善群”“严意”等中把“群”赋予了西学sociology的义理内涵，为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达到托译言志、译书经世的目的，旨在“K愚”[4]560，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之良方。严复义理“反证”的主要方法是“敦崇朴学”，注重考据实证。

二、“敦崇朴学”与考证会通

考据是传统学术的又一重要层面，而考据学是在明末经世实学、清代汉学兴盛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据学的中坚乾嘉学派，重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材料考证，在经学、小学、音韵、古籍、伪书佚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职方地理、史籍目录、年代版本等考证方面，硕果累累，晚清学术也深受影响。严复在当时的风气下，在西学译介领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考据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明确地把“敦崇朴学，以棣贫弱”[4]130列为翻译的四大宗旨之一，这里的“朴学”即考据学。其实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群学肆言・译余赘语》《法意・孟德斯鸠列传》，以及讨论西学和翻译的书信等中，均有译书考据的论述或运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证方法包括“集思广益”[6]vii“考订”“贯通”[4]93和“沿流讨源”[4]519。“徵实存乎学”[7]351，以上三种方法体现了严复治学的渊博学识、严谨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

“集思广益”见于严复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译例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6]xii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考据性质，其目的是“穷理”，其操作方法是对比异同，会通中西。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的话来说，关键就是“考订”和“贯通”。考订即“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贯通即“类异观同，道通为一”。[4]93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考据重在旁征博引，擅用归纳法，把原文“与他书有异同者”，捉置一处，进行中西合观，以便相互类比、互证、反证、补证、参证，进而揭示义理。如严复翻译逻辑学的Laws of nature时，考证了与此类似的儒释道三家之说，认为这一概念“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则”与本土的“道”“理”“太极”“不二法门”放在同一语义场进行“聚列”会通。翻译《支那教案论》有论“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对此，严复考订了三条证据：“《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据此得出“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观点。《法意》卷八第五章“贤政精神之弊”论及“苟无忧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腊、罗马兴衰为证。严复翻译至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明、考证了类似的论述，认为原著所说“似吾《六经》”，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4]957通过中西对比合观，严复得出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历史规律。

“集思广益”式的“考订贯通”按语贯穿于严复的大部分译著，“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4]按语卷说明。尽管钱锺书认为严复对西学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评严复“略知小学”[8]269，但严复译书考证材料之丰富，学识之渊博，译书态度之严谨，一百多年来是世所公认的，很值得当前学术翻译思考。严复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纸的汉学家，他只是借助各种考据性文字，巧妙地贯通中西，附以己见，倡导维新变法。其最核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天演思想，无不渗透着精心考据的治学方法。面对“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6]13这一境况，严复为了让读者信服这一普遍性道理而觉醒，通过按语对此详加考证：

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w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6]13-14

这是《天演论》“导言四・人为”一节的按语，严复从动物界、植物界的残酷竞争推衍到人类竞争，通过马、鼠、蟋蟀、画眉、土蜂等此“蕃”彼“灭”的详细考证，告诫国人中国境况亦然，奋发图强则“蕃”，若靠眼前“区区人满”而不思进取则“灭”。

“沿流讨源”是严复另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主要用于译名考订。当然，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所译西学多为“导厥先路”[10]vii的概论性著作，译文及按语“沿流讨源”性的考据不少，其特点是内容宏富，但言简意赅，便于开启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6]xiii式的译名更能体现严复“沿流讨源”的考据精神。严复在与梁启超讨论翻译的信件中认为，“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正因为如此，“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4]518-519严复译名不主张多造新名词，也不愿简单地沿用日本人的译名，所以“沿流讨源”、中西会通的考据就至关重要。这里仅举《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对liberty译名的考证为例。严复认为Liberty与freedom同义，而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相对。对此，严复把它译为“自繇”，同时考证了该词的中文内涵，即“不为外物拘牵”[11]vii，不褒不贬。所以“自繇”不是“放诞”“恣睢”“无忌惮”“放肆”“佚”“不法”“无礼”。严复进一步考证传统文献，认为liberty即“《大学》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严复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词“自繇”以别于“自由”，尽可能为译名的精确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据。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典型诠释。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的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最尚辞章，不求理实，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15]5-6三原则：“《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6]xi“辞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龙・徵圣》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桐城派方苞和方东树重申“修辞立其诚”，正性情，注重内在情感的表现和抒发，因而这个“诚”也应该包括译者的性情。就严复而言，其翻译中“发于自然，达其至深而莫能自己”[16]132的性情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论的“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这是学术之性情。如严复《天演论》自序对比了他对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前后两种理解：“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而读了西方逻辑学有关“内籀”（归纳）、“外籀”（演绎）方法后“如寐初觉”，发现《易》由隐而显就是演绎法，而《春秋》推见至隐则是归纳法。这种以西观中的新发现，是严复治西学之至乐，所以严复激动得“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其言若诏之矣”[6]ix。严复这种至乐自始至终贯穿于其译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国民之天责”[4]517，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它促使严复把西学译介与晚清时局紧密结合，把自己的文章写入译文，对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发挥，托译言志。如《天演论》是严复“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8]250。《原富》针对传统士人以言利为讳的现状，以此书“指斥当轴之迷谬”[12]9，认为经济学近关“中国之贫富”，远系“黄种之盛衰”，因此翻译中每见原文与晚清时事暗合，就频繁附以己见，“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12]13翻译《群学肆言》，针对斯宾塞所论传统“既坚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这一共性难题，严复叹曰：“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10]49等等。严复译书以“诚”释“信”，可谓其以西学激发国民情感共鸣的“嘤求”[6]xii术，频繁展示了严复的抒情之才，与“达”之“达旨”[6]xi术、“雅”之“招徕术”[8]313异曲同工。

严复辞章的文章学翻译第二个要义是“辞达而已”。“辞达而已”一方面是维新派有识之士批评士人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以至于慢险躁;另一方面“辞达”又是翻译的文章学标准，重在达旨。对此，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观点十分明确，即“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中西语言的诸多差异，按原文字比句次来译，“则恐必不可通”，译者只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6]xi。可见“辞达”的前提是“取明深义”，确保“达旨”，其具体方法是“互备”和“前后引衬”。达的基本标准可谓词不害意。下面以一具体译例对此加以分析：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任何一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18]3

对比原文，该译文可谓“斤斤于字比句次”，突显了英语表层结构，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争”、“选择”置于分句之末，关键词不够突显，义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这是当代流行的“信”译，而严复译文特别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辞达”：

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严复译文表面上达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诟病，这里姑且不论。但从“辞达”的文章学视角来看，严复先是提炼出“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之天演，再由天演为体推至其“物竞”“天择”之用，行文由总而分，逻辑性强，前后畅达。严复以“物竞”“天择”作为话题，以“……者……也”句式对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前后相互引衬，内涵明晰，原文义理“得严子乃益明”[6]vi，可谓严复练达之辞才。

文章学的第三个要义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译文要有文采，有表达力，否则不能传远。严复把“雅”引入翻译学，肯定了文章学传统对翻译的文采要求[15]6。梁启超曾批评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8]267，对此，严复则不苟同：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4]516-517

从这段话来看，严复讲究“文”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务其是耳”，这与严复崇尚先秦儒学、老庄哲学有关，主张只有“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会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理想读者，译文文笔自然要考虑“声之眇”“形之美”“辞之衍”。为此，严复甚至“字字由戥子称出”[4]969，译文每每屡易其稿，以求“垂久行远”[4]527。正因为如此，原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严复“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8]254，甚至“VV与晚周诸子相上下”[6]vii。纵观严复译著，其文笔擅长师法《史记》、诸子散文、桐城派等笔法以及佛书体、八股偶比等，译文“以瑰辞达奥旨”[31]17，文学化明显，讲究骈散杂糅、沉郁顿挫、文理密察，可谓富有字字珠玑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严复西学译介不是狭义的语际翻译，而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贯穿着义理“反证”、“敦崇朴学”和“文章正轨”等治学“三面说”。章学诚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7]351，“识”“才”“学”可谓译者专业素养的“三备说”。“三面说”和“三备说”有助于重新认识严复的治学理念、译介思想与翻译方法，有助于反思当前学术经典译介中存在的义理晦涩、考证肤浅、语不成文等不良现象，对学术翻译的输入、输出如何更有效地会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6）： 40-46.

[3]姚鼐.惜抱轩文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4]严复.严复集[M].王颍 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方苞.方苞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6]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7]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 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8]牛仰山， 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M].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

[9]王庆成， 叶文心， 林载爵.严复合集：第7册[M].台北： 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 1998.

[10]斯宾塞.群学肆言[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穆勒.群己权界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亚当・斯密.原富[M].严复，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3]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M]∥王宪明，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24-132.

[14]吴通福.清代新义理观之研究[M].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5]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 1-7.

[16]严复.诗庐说[M]∥孙应祥， 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