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精选5篇)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苏轼生平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苏轼生平范文第1篇

来到三苏祠，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棵又高又壮的银杏树，微风一吹，它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微笑着向我们点头。它已经活了300余年，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沿着走廊上去，是苏家大院，大院的横匾上写着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文献一家。横匾的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大院的正中央是正殿，正殿里有三苏父子的塑像，苏洵手中拿着书，看着前方，像在背诵诗词；苏洵的左边是苏辙，他手中拿着扇子，像在审判案子；苏洵的右边是苏轼，他手中也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情不自禁地说：“三苏父子多有文化呀！”

正殿的左边是三苏生平列馆，那里有苏轼的行踪图，他走遍了北宋的江山：有江西庐山、杭州西湖、小峨眉山……他在这些地方写过很多诗词，比如在江西庐山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还看见了苏轼的书法作品，不拘一格，有大有小，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充分体现了苏轼的豪放性格。咦！那屋宇般大的“山”字是谁写的呢？原来是苏轼在连鳌山用扫帚蘸泥土写的。

正殿的背后是蜡像馆，那里的蜡像栩栩如生，像真人一样，那里面还有好多故事呢！有乌台诗案、画扇判案……

走出蜡像馆，往西走，我们来到了东坡盘跎像，苏轼半躺在石凳上，像在欣赏中秋之月，吟诗作文呢！

苏轼生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史实考证；寓考证于注释；诗歌注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128-07

冯应榴（1740一1800），字诒曾，号星实，晚号踵息居士，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官至鸿胪寺卿。著有《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学语稿》等。《合注》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最早刻本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踵息斋刻本，后有冯应榴之孙宝圻的同治七年（1870）重刻本。《合注》为五十卷编年本，汇集了冯应榴能看到的苏诗历代旧注，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东坡先生诗后集》；（2）题名王十朋所编《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3）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施顾注本”）；（4）邵长蘅、李必恒、冯景删补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5）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以下简称“查注本”）；（6）翁方纲的《苏诗补注》，最后加上冯应榴自己的补注，称为“榴案”。

《合注》以精于文献考订与史实考证而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好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窃谓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查本详于考证地理，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于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标举姓氏，其虚怀集益又如此。若夫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则先生之慎也。……是书出而读苏诗者可以得所折衷矣。”[1]2636吴锡麒则认为：“人皆称其诠释之学精，余独叹其兼总之功大。” [1]2638本文拟重点探讨在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学风的影响下，《合注》对“以史证诗”方法拓展升华而成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苏文忠公诗合注》的注释学背景

清代学术的根本是重视实证，反对宋明理学一昧用“心解”的方法追求“义理”。清代学术的核心是古典的考证学，无论经、史、子、集，清代学者一律先视作历史文献，治学基础包括： 1、文献学：版本、校勘、辑佚、辨伪；2、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 3、历史学：名物、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认为，前代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作品，而且是一种历史文献，甚至首先将前代诗歌看作历史文献，其次才兼及文学作品的属性。对于清代诗歌注释者来说，理解诗歌的意义，不能单纯依靠“以意逆志”式的“心解”，最先应该考虑的是突破注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隔阂，知其人而论其世，才能接近作者的本意。于是，清代诗歌注释者将重点放在“知人论世”方面，解释诗意普遍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务求以史实为根据。这种解释思路，在清初康熙年间就已经深入人心。例如，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认为：“爰是校理旧文，芟柞浮蔓。搜遗补逸，不欲为空谬之谈，亦不敢为深文之说，总期无失作者本来之旨而已。”[2]赵殿成认为解释诗意必须以史料为凭据，并且对诗歌的意旨不敢挖掘太深，以免胶柱鼓瑟，甚至于求深反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自序》亦云：“学者不察其本末，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暱媒之词而已，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时事，推求至隐，因笺成而发之。”[3]对李商隐诗这类托意深远的作品，要推求其意旨，更强调以史实为依据。此外，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等注释作品也普遍使用了“以史证诗”方法以考释时事。

因此，诗歌中凡是具有历史考证意义的各种因素，包括诗歌编年、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地理、职官、典制、名物、风俗在内，成为注释工作花费精力最多的环节。这类因素，清代诗歌注释者一般统称为“时事”，如《读杜心解》的作者浦起龙指出：“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4]所谓“古事”与“古语”，一指前代书籍中的故事，一指前人诗文作品中的语词，合起来就是诗歌研究者常说的“典故”。而“时事”则是相对于作者而言的，指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这种学术思维的影响下，康熙年间的苏诗注释者查慎行，尽管本人是著名诗人，但其补注苏诗，却较少探讨苏诗的文学属性，而将重点放在地理、职官、人物生平与史实的考证方面。

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顶峰。乾嘉诗歌注释者的视野中，前代诗歌的历史文献属性进一步凸显，文学属性进一步弱化。乾嘉学者注诗，往往更加慎言意义，而专注于考证故实。相对于康熙年间的诗歌注释而言，乾嘉的诗歌注释者仍然偏重于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时事，但在方法上进一步考证化，加强了对历史名词与历史事件的考证，形成“以考证为注释”的特点，务求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探究作者的原意。如冯应榴之弟冯集梧在《樊川诗注自序》中指出：“自孟子有‘知人论世’及‘以意逆志’之说，而奉以从事者，不无求之过深。夫吾人发言，岂必动关时事？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兹故第诠事实，以相参验，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5]冯集梧甚至不追求对意义的解释，只重视对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乾嘉时期另一位苏诗注释者沈钦韩长于经、史考证，注诗亦强调考证故实，他在《王荆公诗集注序》中指出：“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6]。沈氏所说的“故实”，就是地理、职官、典制等历史名词与各类历史事件。沈氏所著《苏诗查注补正》，在地理、职官、史实等方面作了严谨的考据，纠正了查注的不少错误。

除了时代的学术风气之外，冯应榴的家学渊源对《合注》的注释方法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冯应榴之父冯浩（1719一1801）精于诗文笺注，著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其中《玉溪生诗笺注》颇得后代好评，该书在吸取朱鹤龄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史实、典章制度等作出解释与引证，并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玉溪生笺注发凡》中，冯浩认为：“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似凿而非凿也。”[7]冯应榴之弟冯集梧亦尝撰《樊川诗集注》四卷，上文已述，该书注释的重点在于名物、地理、典章、史实，颇为精审。

在上述学术背景的影响下，《合注》将乾嘉时期重考证的学术思维与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采用的“以史证诗”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

《合注》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建立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体现了文献学与历史学的交融。冯应榴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旧注进行了全面整理，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1）乾嘉学风本身就很重视所引用文献的真实可靠性；（2）合注这种体例也决定必须对旧注作全面的整理。于是，冯应榴对各家注文作了适当的位置调整，删除了一些冗注，并重点纠正旧注在引用文献方面的错误，如引书不标书名、引书弄错作者、引文弄错出处、引文与原文不符、引文非所引之书所有等。冯应榴全面地将旧注注文与原书文字加以详细核对，一一改正上述错误，并汇成《苏文忠诗旧注辨订》一卷，附在《合注》之后。总而言之，《合注》的文献考订工作，即使在乾嘉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冯应榴致力于历史考证，在编年、史实、人物、地理、职官等方面对各家旧注进行详尽地补正。

二、《合注》的编年考证

诗集的编年注本，始于宋代。宋代是编年史修撰的鼎盛时期，代表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代编年史书开启了年谱的编撰，年谱实为微观的个人生活“编年史”。现存最早的年谱，是一批诗人年谱，包括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与《杜工部诗年谱》。宋代编年体史书还影响了文集的编纂，产生了编年本这一新的文集编排体例。如果说年谱是个人事迹的编年史，那编年文集则是文学作品的编年史。注释者以编年本为底本加以注释，从而形成编年注本，其优点在于能够随作品产生的年代逐篇注释，将作品与注释置于当代史事的背景之下，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寓意。自宋代注家采用编年注以来，这种注释体例就一直为历代注家所喜爱，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流。

宋代刊行的《东坡集》即为编年，施、顾注本就是在《东坡集》的基础上形成的编年注本。到了清代，苏诗注释者进一步讨论苏诗的编年问题，考证前代编年的错漏。如查慎行认为：“苏诗宜编年固矣，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时地屡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从游，畴能定之。施元之、顾景繁生南渡时，去先生之世未远，排纂尚有舛错。”[1]2723他认为施、顾注本的编年亦存在错误，于是以邵长蘅整理的《施注苏诗》为蓝本，对其编年作了调整。冯应榴首先对苏诗的最初编年者作了考辨。冯云：“今所称《东坡七集》……其《前集》卷首以《辛丑十一月初赴凤翔》诗为冠，而《南行集》中诗皆在《续集》内，则《前》、《后》二集之诗必系先生及子由所编定，其《续集》诸诗皆经删削。是以宋刊施、顾注本亦照《前》、《后》集次序。”[1]1冯应榴指出了《东坡集》的真正编年者应为苏轼本人及苏辙，并进一步对旧注的编年作了严密的考证。

（一）针对类注本的编年考证

王十朋所编类注本，体例虽为分类，但其前身的苏诗集注本皆为编年。上文已述，最早无注的《东坡集》即为编年本，注家一仍其例进行注释，从四注、五注、八注、十注发展为百家注本。王十朋集百家注文之后，诗篇仍按编年排列，后来由著名学者吕祖谦将全书分为七十八类。

类注本的注家中，任居实比较重视探讨编年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错误，为冯应榴所纠正。例如《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持献沈既见和又别作一首因用其韵》：

任居实注：熙宁五年壬子十二月作。

冯注：莲花开于十二月者绝少，况后《和沈留别》诗公自注云：“去时余在试院，而放榜在八月十七日”，则其误尤显然矣。[1]338

任居实断定本诗作于熙宁五年壬子十二月，却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冯应榴根据事物的常理，指出莲花开于十二月者极其罕见，对任注先是提出了质疑，后来又提出了佐证：苏轼与沈谏议同时唱和的另一首《和沈留别》诗保存了苏轼的自注，记录作诗时间为八月。两相参证，便可颠覆任居实的结论。

又如《和王晋卿》：

任居实注：元祐四年己巳作。

冯注：先生叙中先云元丰二年贬谪，又云不相闻者七年，则此诗决非元祐四年作矣。原注误。[1]1461

冯应榴根据苏轼此诗的自叙，指出任居实注的错误。《施注苏诗》、查注本皆将此诗编入元祐二年（丁卯）。

（二）针对查注本的编年考证

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亦为编年注本，全书50卷，第1～45卷为编年诗，编年顺序以邵长蘅《施注苏诗》为基础。施顾注宋本流传到清代，已阙十二卷，但全书目录尚存，邵长蘅在补充这十二卷时仍以原目录的编年顺序为准。但查慎行认为《施注苏诗》的编年存在不少的问题，因此根据自已的考证改动了原本的编年。事实上，宋代施顾注本的编年者并非注者，而是苏轼本人与苏辙，施元之与顾禧只不过是利用已编年的《东坡全集》进行笺注而已。此外，施、顾注本不收而见于明人所编《东坡外集》及邵长蘅所编《苏诗续补遗》者，凡是能确定编年的，查慎行亦将其移入编年的各卷之中。查慎行致力于苏诗的重新编年，成就虽高，失误亦多。尤其是施顾注本的编年只根据年份撮其大纲，并没有尽量根据月、日逐首细分，查注则细分年月。冯应榴肯定施注的做法而否定查注，并从以下方面纠正查慎行编年之误。

1.根据地理。例如《入峡》：

查注：《吴船录》：发泥碚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峡。……按《栾城集》，《入峡》诗在《巫山庙》之前，盖误以瞿塘为入峡也，今依《吴船录》附编《渝州》诗后。

冯注：余视学蜀中，自成都水程至夔州，凡过涪、忠诸险地，皆不称峡，至夔府以下方入三峡。《栾城集》编次并不误，查说非也。[1]15

嘉祐四年，苏轼、苏辙兄弟陪侍苏洵由长江水路出川，沿途二人有许多同题诗，《入峡》就是其中一首。关于这组诗，苏辙《栾城集》的编次与苏轼集中是一致的。冯应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栾城集》编次无误，亦即东坡《入峡》诗原编次无误。查慎行没有亲历二苏的行程，仅凭范成大《吴船录》中的记载而误判。

2.根据人际活动常理。例如《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查慎行编入头一年即嘉祐六年辛丑卷中。冯注云：“汴京与凤翔相隔，子由于京都除日所寄，则和章必在下年。”[1]103冯应榴的意见无疑是符合事理的。

3.根据东坡的生平活动。例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

查注：此二首施氏原本讹编丙子重九诗后，今改正。

冯注：题曰“欲成”，则尚未成也。新居成于四年二月，此诗编于三年九月之后，甚为惬当，《七集》本亦然，并不讹也，查说非。[1]2091

苏轼贬谪惠州时，在白鹤峰西建造新居，于绍圣四年二月落成。本诗题曰“新居欲成”，则施顾注本原先编在绍圣三年（丙子）九月重阳诗之后，并无太大的问题。查慎行显然持论过苛。

4.根据东坡文。例如《苏州姚氏三瑞堂》：

查注：此诗施氏本讹编密州卷中，今据《外集》改正。

冯注：先生《答水陆通长老书》云：《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是蒙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又云：枣子两罨，不足为报，但此中所有只此耳。玩书语，意似为枣为密州特产，则此诗竟似在密州作。施氏原编不误，王本注转不确，查氏改编亦误也。今姑从之，而附辨于此。[1]541

苏轼的《答水陆通长老书》一文提到了《三瑞堂》一诗的创作已毕，又提到了密州的特产枣子，《三瑞堂》作于熙宁八年密州任上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施顾注本原先就编于密州卷中，因此冯应榴倾向于认为查慎行改编到熙宁六年杭州通判任上是错误的。但冯应榴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在缺乏更确凿的材料的前提下，没有轻易地改动查注本的编次，只是将自己的意见附于注文之后，以俟后人补充。

5.根据《乌台诗案》。例如《颍州初别子由二首》：

施、顾注本、查注本二本皆将此诗编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陪欧阳公宴西湖》二诗之前。

冯注：在颍州与子由同访欧阳，陪燕赋诗。则相别在后，不应转编下二首之前。查氏似亦失详细也。况《诗案》云：“后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初别子由》诗。”尤为可证。今以相隔不殊，姑仍其旧。[1]249

苏轼与苏辙在颍州拜访欧阳修，根据人际交往的常理，应当先有在欧阳修处陪宴赋诗等活动，然后才有兄弟分别，尤其是《乌台诗案》记录了《初别子由》的作诗时间。《乌台诗案》是苏轼本人在御史台的自供状，可信度高，因此可以冯应榴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6.根据他人的生平事迹。例如《滕达道挽词二首》，施顾注本、查注本编入元祐七年。冯注云：“元发既卒于元祐五年，则先生挽词不应入于七年。”[1]17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冬十月”条云：“乙卯，新知青州、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滕元发卒。”[8]根据滕元发（字达道）的卒年，施顾注本、查注本的编次显然是错误的。

冯应榴尤其着重于查注本编年的几类问题：

1.指出查慎行未辨别东坡原编年的错误。例如《和致仕张郎中春昼》，施顾注本、查注本编入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

冯注：先生于冬至后往湖州，此诗有“东风屈指无多日”句，当是在湖所作。至下首《再寄莘老诗》有“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句，当是在盐官督役，未至湖以前作。原编似稍失次，查氏并未更正，今亦不另移矣。[1]376

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曾连续被差遣于外，先是十月之后督开运盐河至盐官，十二月运司又差往湖州相度堤岸，与诗中的“东风屈指无多日”正相符。而本诗的下一首《再寄莘老诗》有“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之句，与苏轼督役之举相符，应作于督开运盐河之时，两首先后次序应互换。查慎行未能辨别出施顾注本编次的错误。

2.指出查不知年代而强分。例如《和陶诗》，冯应榴《苏诗旧注辨订》云：“《和陶诗》除《饮酒二十首》外固皆在岭南作，但年月有难细分者，不如诸本各自为卷之善。”[1]2670《和陶诗》是苏轼晚年的力作，非一时一地之作，很难断定具体的作诗年月，施顾注本将其单独列为二卷，放在全书之末，本来是最谨慎的处理方式。查慎行强行编入某年某月中，查云：“《和陶诗》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细考之，惟《饮酒》二十章和于扬州官舍，余悉绍圣甲戌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岁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编年之例。其间亦有未能确指年月者，则慎以意推之，要难迁就他所也。” [1]2728《和陶诗》的大多数诗篇未能确指年月，查慎行“以意推之”，过于武断。

3.本可编年而不入编年。例如《出局偶书》：查本此诗编入卷四十八《补编诗》中。冯注云：“此诗王本所有，在“书事”类，旧王本在“杂赋”类。并据自题年月，应编于元祐戊辰冬卷，查氏不入编年，何也？”[1]2451此诗有苏轼自注，写明了作诗年月，未入编年诗部分，显然是查慎行的遗漏。

三、《合注》的时事考证

苏诗有“以议论为诗”的特点，许多诗篇与时事相关，苏轼在《乞郡劄子》中说过：“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9]甚至可以说苏诗是继杜诗之后的又一部“诗史”。解释苏诗的意旨，“以史证诗”是重要的方法，即考证苏轼及与其和答唱酬之人的相关事迹，并联系当时的重大事件，由此使读者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来理解苏诗。宋代施宿所作的《注东坡先生诗》题下注，就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的人物与事件出发，援引了大量宋代国史、实录、墓志、笔记、诗话、方志、文集中的材料，对与苏轼本人及与之唱酬寄赠之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翔实的介绍，展示与苏诗有关的时代背景，在熙宁变法与元祐党争的背景下解释诗意，由此揭示了该诗的写作背景与诗篇的寓意，并且以时事为依据解释相关的句意。这时的“以史证诗”方法，本质上还是“以史释诗”的思路，重在“印证”，即将苏诗的诗题或诗句与时事相互对照、印证，用各种文献材料中的史实解释说明、佐证诗意。查注本沿着这一思路对施宿注作了有力的补充。但仅仅继承是不够的，因为清代注释者离作者苏轼已有六七百年的时间间隔，清人能接触到的各种与宋代相关的史料，在历史的长河中泥沙俱下，必须通过严密的考证，去伪存真。乾嘉时期的“以史证诗”，除了“印证”之外，更强调“考证”。《合注》较之施宿注、查注的突破之处在于，冯应榴以主要的精力对诸家旧注所援引的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纠正其中的不少错误，保证了“以史证诗”方法的有效实施，形成了“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补正解题

在类注本中，赵夔是对题中人物生平最着力的注家，但同时错误也不少，其错误包括弄错人物身份的多个方面，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世系、官职、卒年、卒地等。题中人物的生平，是理解诗意的重要背景材料。赵夔作为距苏轼不远的宋代注释者，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令人遗憾，幸得冯应榴一一补正。如《京师哭任遵圣》：

赵夔注：遵圣尝为寺丞，卒于京师。

冯注：玩诗中“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归见累累葬，望哭国西门”等句，当卒于蜀中平泉官舍。尧卿云：“卒于京师”，误也。先生必于京师闻信哭之，故题云然。[1]690

本诗为苏轼悼念亡友任遵圣所作，赵夔未细品诗意，只是望文生义，从而想当然地认为任卒于京师，亦可能误导读者。

查注对人物生平与事件的错误叙述亦复不少。如《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查注：《宋史》：王古，懿敏公素从子靖之子，第进士，历迁户部侍郎……堕党籍，责衡州别驾。独不载北使事。

冯注：《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即北使也，查氏误甚。[1]1880

在这首送别诗中，“王敏仲北使”是其中的关键字眼，而查注重点指出“独不载北使事”，显然对诗题提出了不正确的质疑。冯应榴指出“《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避免了混淆视听。

除了辨正旧注中的错误之外，冯应榴还补充了旧注中的疏漏，特别是一些历代旧注全都失注之处。冯应榴的补注善于使用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类的编年体史书，当纪传体史书阙载某人的传记时，冯应榴可以从《续通鉴长编》中抽取该人数年的行迹汇合在一处，起传记的作用。例如《送沈逵赴广南》，施顾注、查注都没有注沈逵。

冯注：《续通鉴长编》：熙宁六年十二月，诏新知永嘉县沈逵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九年十一月，诏大理寺丞沈逵改一官，与堂除，论前任信州推官兴置银坑之劳。当即此人也。其战西羌事，无可考。[1]1209

从而交待了沈逵的来龙去脉。

（二）补正句意

1.直陈其事、与史实密切相关的句意。

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联翩阅三守”：

查注：子由初到陈州，时张安道留守南都，至熙宁七年，陈述古自杭州移知应天府。其一人无可考。

冯注：《续通鉴长编》：熙宁七年十一月，张方平为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方平辞，乃命与知青州滕甫易任。方平卒不行，归院供职。八年十月，张方平判应天府，是则方平于八年始继滕甫判应天也。至陈述古判应天，年月已见前《和拒霜花》诗注。合计三守中先陈襄，次滕甫，次张方平。查云子由初到陈州，张安平留守南都，非也。至安道于嘉祐中两知应天，其时子由并未相随，与此无涉。[1]902

苏轼此诗作于元丰二年，“联翩阅三守”指的是苏辙在熙宁至元丰年间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南京判官等任上受应天（南京）知府管辖，前后历三任。查慎行的考证功力显然有所欠缺，只能列出两人，而且其中的张安道还是误入者。冯应榴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数年的相关记载指出，张安道任应天知府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与苏辙并无关系。苏辙所阅“三守”是陈襄（字述古）、滕甫、张方平等三人，从而正确地解释了诗意。

2.与地理、职官相关的句意。

地理、职官、典制一类的历史名词，是注释中的难点。这一类名词，作者在使用时未必有深意，但因为官制历代更易，地理屡朝变迁，后代注者与读者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从而导致误读诗意。

查注本把地理作为重点，但其中错误也不少，为冯应榴指正。例如《南都妙峰亭》“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

查注：杏山，历代地志俱不载，惟《一统志》云：开封府钧州，后改禹州，杏山在城北二十里。《洛阳记》云：仙人刘根尝隐于此。

冯注：查注所引杏山在开封钧州，断非先生诗所指。今考《一统志》：归德府有幸山，在府城南三里。虽据明李嵩诗“最是翠华临驭地，上人今作幸山呼”，似因宋高宗即位于此始得名，而《栾城集》《次韵文务光游南湖》诗自注：湖前小山，曰杏山。考南湖在南都，则必南宋时方改“杏”为“幸”也。先生诗即指此。[1]1256

查注所引杏山在开封，而苏轼诗题中有“南都”，前句又有“商丘”，二者必非同一处。如查注所云，必然干扰读者对诗意的判断。冯应榴不仅指出了查注的错误，还且还考证出南都（即商丘、归德府）确有杏山，后改为“幸山”。

冯应榴亦善于补正旧注中职官典制方面的问题。例如《初到黄州》“尚废官家压酒囊”：

苏轼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冯注：《文献通考》：文臣料钱，一分见钱，二分折支。陆锡熊曰：自注所云折支者，谓以他物代钱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余之废袋也。盖宋时俸料，每以他物折抵，退酒袋即折抵之物耳。又榴案：《通考》载杨亿言：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三。今先生云检校例折支，并当一分见钱亦不得也。[1]994

苏轼自注所云，尚属简略。冯应榴引用《文献通考》的多处相关记载，详细地解释了折支制度的来龙去脉，对句意作出详尽的拓展性说明。

参考文献：

[1] （宋）苏轼. 苏轼诗集合注[M].（清）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唐）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清）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

[3] （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注[A].（清）朱鹤龄注.文渊阁四库全书[C].10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2.

[4] （唐）杜甫.读杜心解[M].（清）浦起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6.

[5] （唐）杜牧.樊川诗集注[M].（清）冯集梧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新1版：3.

[6] （宋）王安石.王荆公诗集注[A].（清）沈钦韩注.续修四库全书[C].13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439.[7] （唐）李商隐.玉溪生诗集笺注[M].（清）冯浩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22.

苏轼生平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代诗歌；教学；策略

古代诗歌历来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内容，近几年在高考（全国卷）中的分值也一直保持在11分以上（诗歌鉴赏11分，默写不确定）。尽管其地位如此重要，老师们在古代诗歌教学中却常常只是依据参考书结合高考要求进行串讲，最后以学生能背诵会默写作为达成教学目标的标准。在经历这样的浅层教学后，学生在考试中面对诗歌鉴赏题目时仍然是无从下手。

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古代诗歌进行“深度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盲目学习的局面有所改观。现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对这一模式作简要介绍。

一、知人论世，让学生知道诗歌背景

一般来说，教师对背景的介绍常常是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然而那些选入教材的诗歌，其作者大都是文学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家。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这些作家，对其生平却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这样一来，既不能更深层次地解读诗歌，遇到诗人的其他作品也不能快速切入。

以对苏轼的介绍为例，至少应该明确他生命每个时期的大致经历，并列举一定的代表作品。这样的介绍也许要持续一节课的时间，但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再来解读苏轼的其他作品就要容易得多。针对《念奴娇・赤壁怀古》，尤其要重点介绍“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并结合余秋雨的《东坡突围》，使学生对苏轼有更深的了解。

背景的介绍还包括对诗人所处时代的大致了解。苏轼的一生与“王安石变法”紧密相关，教师对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应该有一定的介绍，客观上也可以增加学生的见识。

知人论世对于诗歌教学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它考验的是语文老师综合各种信息的能力，对于重要作家及其所处的时代，语文老师应该有全面的了解并能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

二、注重训诂，全方位解读诗歌

教材的注释能帮助学生基本读懂诗歌，但教师要串讲诗歌，必须结合多种注解进行研读，同时，还要阅读历代重要评论家对于诗歌的评论，综合鉴赏诗歌的精神内涵。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训诂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正史中的周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像学生一样只是粗浅的了解《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无法把握诗歌的真实精神的。此外，对于真实的赤壁之战，以及“酹”这种风俗也应有一定的了解。

有了对诗歌基本内容的理解，还应该从写作手法，抒情艺术等角度对诗歌进行分析，这种分析能帮助学生更进一步去理解诗歌，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分析诗歌的模式。

较敏锐的训诂鉴赏嗅觉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诗歌的内涵，使教师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批判性地解读诗歌。这样，学生对作品的理解透彻了，对诗歌的解读才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粗浅欣赏的层面。

三、群文阅读，拓展学生视野

以教材作品为出发点，让学生拓展阅读一些重要作品，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丰富他们的阅读经验。阅读的经验丰富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自然会更深刻。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在黄州时期的重要作品，他在黄州还写了另外一些重要作品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临江仙・夜归临皋》等，将这些作品放在一起解读，对于苏轼这一时期的心境应该会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同时，学生还学过苏轼另外一些著名作品如《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将这些作品结合起来，从而对大量的作品集中阅读，学生心中自会生成一个较立体的苏轼形象。

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推荐阅读苏轼的诗文选集、林语堂《坡传》、梁启超《王安石传》等。

群文阅读涉及语文教学中很要的目的――让学生读书。我们一直都在呼吁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群文阅读其实就是桥梁，连接教材与课外书。总会有学生通过教师架设的桥梁去往更辽阔的天地，这也是语文教学最可贵的作用之一。

四、诵写结合，吸取诗歌精华

一首诗讲授完成，意味着学生有了将诗歌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首先，反复诵读是领会诗歌精神的必要条件。只有熟读成诵，学生才能搞明白诗歌节奏的起承转合、作者情感的抑扬顿挫。

苏轼生平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苏轼前后《赤壁赋》悲喜

东坡名篇《赤壁赋》中有一条鲜明而又复杂的情感变化线索。新人教版高中语文教参是这样梳理的:“文章先由清风明月之美写玩赏之乐,再以主客问答写历史人物的兴亡和现实苦闷的‘悲’,阐明变与不变的道理,以寻求解脱,最后归于豁达乐观。”苏教版教参更加简洁,干脆概括为“欢歌―哀歌―欢歌”的变奏。纵观长期以来《赤壁赋》的课堂教学,我们就在这样的魔圈中走了无数年,而学生也茫茫然跟了无数年。如果仅从课文来看,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文章的背景和余韵却是文章的精华之所在。

我们之所以得出“欢歌―哀歌―欢歌”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苏轼圣化,却往往忽略了文章的背景和情感余韵。重读《赤壁赋》,我认为文章的情感脉络是贬抑之悲―暂得之喜―今昔的碰撞之悲―哲学超脱的无奈之喜。

先说“贬抑之悲”,从苏轼的人生经历来看,苏轼从小受到其父苏洵的影响,加之母亲程氏的敦促,“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古代士人有共同的情结――“学而优则仕”,士子们在金榜提名后总是希望能为国效力,一展政治才能,更何况是在礼部考试中被误判为第二的苏轼。苏轼二十多岁就进入仕途,更有欧阳修的赏识,可以说他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在杭州的十余年,牛刀小试,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后虽遭“乌台诗案”,但太后偏爱其才,虽被贬但仍有官职,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所以此时的苏轼对政治还是抱有热情的,因此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追忆少年英雄周瑜。当然在做黄州团练副使时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才有两次夜游赤壁,应该说游览之前的苏轼的心中充满了悲凉之情,一悲国势衰微,二悲仕途不顺。这二悲也引发了人生平淡、人生短暂、人生渺小、人生矛盾、人生无常等众多感慨。但究其原因还是人到中年的一种对事业追求的那份热情,正因为事业不顺,所以苏轼特别希望自己能获得仕途上的转机,也才特别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与人生。清人李扶九认为,歌词之中唯“美人”二字才是苏轼“真意所在”,此言不差。“望美人兮天一方”,说的是欲为贤臣而不能,这当然是可悲的。所以说苏轼夜游赤壁是带着浇胸中块垒之目的而去的,也就是说作者在未作该文之前已满含贬谪之悲,而且这种悲情一直贯穿前后《赤壁赋》。

再说“暂得之喜”。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月圆之夜,“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以待月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儿也似被这一派清新明丽的秋江美景迷住了,流连徘徊,清风、静江、明月三位一体,烘托出一幅“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秋江月夜美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江面宽广,游船纤巧,在轻快而飘忽的江面上,诗人不免“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原先压抑在心头的因诗案被贬、亲朋疏离的悲情,终至寻得一种神游太虚、暂得解脱的乐趣和宣泄。这种“暂得之喜”包含了同游之乐、饮酒之乐、吟诗之乐、赏景之乐、纵游之乐、忘情之乐。

但“暂得之喜”毕竟短暂,且古今的碰撞之悲也在赤壁这里骤然激发。于是饮酒放歌暗抒“不遇”悲叹,“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由“乐”而“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在这样的欢娱之夜,作者究竟想起了谁呢?“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样的诗句难免让我们想到《离骚》里的诗句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作者原来念念不忘的是宋神宗。而此时“天各一方”,山高皇帝远,欢乐只能是暂时的,“不遇”的忧愁却常驻心间。于是就连那吹洞箫的客人,都分明从中听出了歌者的忧伤而吹奏出“呜呜然”的箫声与之相和,否则哪有歌者欢唱而奏者悲鸣的道理呢。一代文坛巨星如今谪居黄州一隅,不就像潜伏在深渊的蛟龙;失去皇帝的信任,不就像妇女失去了丈夫的宠爱吗。“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两句,不单是用视觉形象写箫声的凄绝,更是作者悲怨之情的真实写照。

既然面对如此美景也难忘屈辱过去,如何排遣内心郁闷呢?与客问答权作自我宽慰。箫声的凄绝不仅使蛟龙起舞、寡妇泣下,而且使苏子内心“愀然,正襟危坐”。是呀,当内心隐蔽的忧愁不期然被他人觉察时,苏轼也忍不住惊问:“你的箫声为何如此悲凉呀?”于是文章自然由此景想到与此景有关的英雄人物曹操,引入曹操目的是反衬其悲情,具体说来,其悲情表现在以下方面:人生平淡之悲,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自己却“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怀古而伤今,自己也是满腹经纶,胸怀济世之才,却在“东坡”躬耕,在水中捕鱼,在山上打柴,与英雄相比,真是可叹可悲;人生短暂之悲,人生如“寄蜉蝣于天地”,故“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想到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也难以实现报国之志,何况自己蹉跎岁月?那结果岂不更是“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人生渺小之悲,“渺沧海之一粟”,人生渺小得如大海里的一粒沙子,可有可无。纵有补天神才,可面对朝中小人的毁谤,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人生矛盾之悲,苏轼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可是想入世,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想出世,“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只能“托遗响于悲风”。人生无常之悲,曹操虽一世之雄,可也有困于周郎的时候,况且“而今安在哉”。周郎虽“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却仍不免“英年早逝”。自己虽一生勤政,却遭“乌台”之难,真是人生无常,前途未卜啊。

想到短暂、渺小、痛苦无常的人生,苏轼悲不自胜。无论是悲中之悲还是贬谪之忧,作者是如何解开愁结,转悲为喜的呢?苏轼在面对人生根本苦难之时,不像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那样富有激情和感性,也非欧阳修在《祭石曼卿文》中的纯粹理性近乎于冷酷,而是在理性的分析和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得到了哲学的精神解脱,当然也是无奈的解脱。庄子的论辩艺术,佛教的“无常观”、“缘起说”、“四谛说”都在苏轼此时的思想中得到体现。苏辙说到苏轼“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与庄子思想之相通。而在《前赤壁赋》中主要表现在《逍遥游》中大鹏从超越于人世的绝对高度来观察世界,从而以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来排解人生失意。而庄子是借“小大之辩”表达超越人世之意,苏轼则是用“常变之辩”来回应人生短暂的痛苦。在《逍遥游》中,常人之所观“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大鹏视下,“亦若是则已矣”,如此便将人间一切纷繁都归于了苍天一般的浑然一体,毫无分别。并通过多次小大对比超越偏执的自我中心,扬弃为功名束缚的小我,使精神突破形骸,而上升到自己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最终达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感叹的是人生的须臾短暂而产生的无所寄托之感。这种感觉和韩愈在得知十二郎的逝世,以及欧阳修对石曼卿的缅怀的境界是不同的,他们虽然都是从个人不幸境遇和内心失落而起,但苏轼之悲已超越了个人乃至伦理道德的层面,他是从人和宇宙自然的宏观视野中寻找答案,而不是单纯地停留在个人的情感失落和空虚无助的思辨中。

在《赤壁赋》中,苏轼以水月的往来盈虚,说明人间万物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因此无须为时光流逝、世幻、人生短暂而伤感,应该随遇而安,恬然自适。文中首先描述了水月的自然变化特点,即在变化中也有不变,不变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变与不变的思考:“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可见变与不变,“一瞬”亦或是“无尽”,全在乎一念之中。而这一念,却超越了单纯的人生本体的存在,由儒家讲求“中庸”、“中和”的人生观而拉伸延展出两种极端的认识,即“一瞬”的狭隘和“无尽”的旷达。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是从“人观水月”到“以水月观人”的变化,其中蕴含着人生在世与宇宙自然不可分离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之水月本为一体,水月的变与不变源自大化之流行,人之生灭亦如此。可以说人的痛苦和悲哀并不来自于人生之短暂这一现实,而在于人对这种既定命运的无用的怀疑和无力的挑战。

苏轼面对着人生屡屡遭遇和巨大痛苦之时,能用相对思想穿透人生自然的本质的同一,所以他说:“物我皆无尽,而又何羡乎?”苏轼在文中不仅多次使用佛家用语,而且其人生观中也有很多佛家思想的成分。苏轼“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佛家思想早已深入其思想创作当中。佛家的“四谛说”中,集中阐释了人生苦难的来源和解决之法。“苦谛”揭示了人生的本质为“苦”的圣谛,其中尤为强调了“五盛阴”及其对于事物欲求的痛苦。这一思想在苏轼的《超然台记》中也有所表现:“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就是说人生的痛苦就在于以“无所穷”的欲望追求“有尽”的外物。佛家将苦难的原因归结为“集谛”,其核心将世间万物人情种种总归为“空”。但是苏轼在此并没有完全按照佛家“无自性,无实体,因缘生”绝对遁世,而是认为对于人生世情的追求是心为形役的“游于物内”,认为要齐同万物,对人生的夷险顺逆不作分别,不生执著,随遇而安,“游于物外”,从而无往而不乐。很明显其中有着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看到《逍遥游》中大鹏在逍遥境界中对于人间“视下亦若然”的境界。因而在《超然台记》中传达出“痛苦的解脱在于不要刻意的追求”的思想,即是痛苦的解脱在于无分别心而达到的无欲无求。虽然这种思想并没有直接回应人生短暂的痛苦,但自哀人生短暂的背后也同时包含着因短暂而无所作为的痛苦,这与《前赤壁赋》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空虚之后的无尽藏其实就是一种哲学的超脱。庄子逍遥游、齐物的思想可以通过超越人生的层面,从而超越人生的痛苦。然而苏轼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在凌空超脱看清人事之后,重新回到世间,用宏大的心胸囊括无尽大自然和宇宙,并在其中的富于变化而又永恒不变的“明月”、“流水”中积极地寄托人生,即是寄托于“吾与子之所共适”的“造物者之无尽藏”。“无尽藏”一词源自佛语,佛性广大无穷,妙用无边,谓之“无尽藏”。《维摩诘经・菩萨品》用“无尽灯”比喻菩萨化导无量众生,后亦以“无尽藏”泛指事物之无穷尽者。《前赤壁赋》中即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世界上所谓无时无刻的变化都是暂时的,变化中总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自然的无尽藏,它永恒存在并且无穷无尽。苏轼思想的超越性就在于此。他用齐物思想看清人世之无分别,用佛家的“四谛”解读苦难的根源,但是终究还是在寻的“空”之后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十分人性化的寄寓,避免完全进入虚空和遁世而消磨人生。在虚空的背后寻找出一个永恒存在的“无尽藏”,使人在失去一切之后仿佛又重新得到了一切。这种在情感上的大起大落表现了苏轼精神上的大彻大悟。一失一得之间,体悟人生的意义。大鹏是超越于人世间的绝对的超越,而苏轼是在江河之间的平凡的超脱,在庄子式的超脱之后又将精神安置于大自然中最稳定永恒的事物当中,即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并将自我存在感与外物存在感化一,通过“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方式将永恒的事物化为自我欣赏中获得的永恒,“无尽藏”之无尽,因而我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并强调这种永恒是不因为个体“得之、观之”而有任何改变和消减的,因而可以“吾与子之所共适”,达到一种个体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由此反观苏轼的生命经历,其追求之盛,其变动之多,其命运之舛,使他始终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他对生活的安定感的缺失,更加深化了对人生生命乃至灵魂的安定感的强烈需求,因而也就在重重遭遇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当中,走到了一个生命和思想的极端。物极必反,苏轼用他性格中的调和与旷达造就了超然物外的永恒不尽绝对精神。因而他才可以在屡屡贬谪之后,依然如常,在各地当任期间合风俗、理民情,表现出一种大悲哀之后的大旷达从而无往而不乐。

但也正因为如此,苏轼的哲学的解脱更具有悲情的况味。因为苏轼在哲学的宽解之后,赏月观景已退居次要,“杯盘狼藉”,只求一醉解千愁,赢得一晌贪欢,便成为情理中的结果。现代学者余秋雨在《坡突围》中说得好:“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坡内心的这种痛苦矛盾在七个月之后所作的《后赤壁赋》中更是表露无遗:“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真情难掩,即使欲纵情山水也不得,这才是真正的苏轼――在前后《赤壁赋中》悲不自胜的苏轼。

参考文献:

[1]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化观.学苑出版社,2004.

[2]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

苏轼生平范文第5篇

关键词：以读助写；议论文写作；突破难点

中图分类号：G633.34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8-0082

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困难很多，教过的教师都知道。根据教学实际，按写作的顺序，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准确的审题立意；选择典型的论据；倾向性地表达论据和扣住观点对论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合理安排论证结构；简洁、准确、深刻地表达。

从检测学生写作水平高低的考试来看，笔者认为论据的选择、表达和分析尤为重要，在实际教学中也是最难突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考试的命题来看，现行的作文命题形式，不管是命题作文还是材料作文，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面对的是全省乃至全国的考生。一道好的作文题目应该尽量让绝大多数考生都有话可说，也就是通常说的“不在审题上为难学生”。当然为了避免套题和宿构，肯定还是会存在审题问题。

至于论证的方法和结构，对于中学生来说，论证的方法和结构就那么几种，学生经过训练，一般都会掌握。而具体的写作，只要条理清晰就可以，不一定要拘泥于某一种结构。况且文无定法，形式说到底是为内容服务的，要根据具体的内容来安排的。说到语言，对于自己的母语，大多数学生还是能表达清楚的，要达到深刻和有文采就比较难。深刻，说到底是思想的问题；有文采，则是长期的阅读和练笔的结果。

最难解决的也是最重要的，笔者觉得是论据的选择以及论据的表达与分析。为什么说难解决，因为据我观察，学生写作时最怕的是对作文题目没有什么想法或虽有想法却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来证明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大多数学生并不是什么“巧妇”。为什么说最重要，因为不论是从学生的写作还是从教师的阅卷来看，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从写作来看，学生对于作文题目，总是会有或深刻新颖或浅显一般的立意，可是有了立意后，学生就要找到合适的论据来证明它，而观点能否被证明清楚，内容是否充实，关键还是看论据的选择、表达和分析。从阅卷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说主要看内容和形式。形式主要是结构和语言表达，即怎么写的，除非很突出，一般的学生都差不多。内容主要是论点和论据，就看他写了什么，这是文章的主体，也是打动阅卷教师的关键。

学生论据的选择、应用和分析的现状又是怎样呢？论据的选择，首先要有东西可供选择，学生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积累，他头脑中的材料很有限，考试时想到的总是那几个，国外的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国内的就是司马迁、陶渊明、苏轼等。因为没有可供选择的论据，运用起来不是不能证明观点，就是虽能勉强证明，也因太过陈旧而不能引起阅卷教师的兴趣。

学生写作时论据的倾向性表达和分析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学生在运用论据时，往往像讲故事一样，表达上概述不够，更不知该从哪里开始表述，表述时该突出什么，即不能扣住观点进行倾向性表达。论据的分析也是问题多多：有的只是观点加材料，不对材料进行分析；有的能对材料进行分析，但只是用观点贴一下标签；有的分析则另起炉灶，与前面的论据完全脱节，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前面的论据难以得出后面的分析等。论据的概述和分析，涉及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下面重点讲讲笔者平时是如何帮助学生，突破写作时“无米下锅”的难题。

笔者2013-2014年主持了福建省教育学院的课题《“以改促写”的作文教学方式研究》，“以改促写”其实是“以改促读，以读助写”的缩写。

这里的“改”是“自主合作的评改”，在改之前，学生要先阅读教师编写的学案。课上，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明白此次写作训练的目的和要求后，参考教师对于优作和存在典型问题习作的评改示范，先对自己文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小组互助合作评改，学生再根据自评和他评来修改自己的文章，并写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所谓“以改促读”是教师根据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学生一起找一些与这次写作有关的阅读材料，如作文的素材、名家的范文、同学的优秀作文、有关这次写作的知识和技巧等，提供给学生阅读，（当然每次有所侧重，不求面面俱到）。读完之后，让学生自己讨论所给材料中对本次作文有益的内容，在老师的引导下运用到写作中去，这就是“以读助写”。

当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阅读是吸收，是积蓄；写作是释放，是支出。没有阅读，写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当然大家都明白，这里的阅读，不仅仅指纸质的文字阅读，其实观看一些视频，参加一些活动等，应该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阅读。

下面，笔者谈谈自己在开展课题研究过程中是如何帮助学生解决“无米下锅”的困难的。

一、缺什么，补什么

缺什么，是指学生在每次作文训练中没有想到的典型论据或者缺少的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补什么，是指老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源，把学生缺少的东西及时补充给学生，让学生在修改文章时能用上，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写“痛而善言”这篇文章时，笔者给学生补充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陆幼青的《生命日记》，并提醒学生忽视的课内文章――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李密的《陈情表》就是很好的材料。

这里说的写作知识，一般不是纯理论的知识，而是同龄人或者一些大家同类的作文，其中往往含有一些写作的知识和技巧。

高一写记叙文时，有一次让学生写《我的母亲》，要求写出人物的个性，学生大多只是写母亲操劳家务以及如何照顾自己，难以体现个性。于是我给他们提供了《自传》中“我的母亲”的内容，老舍的《我的母亲》，丰子恺的《我的母亲》和邹韬奋的《我的母亲》。从这些感人至深的文章中，学生学到了如何从生活小事中去选材，如何通过个性化的言行去突出人物的个性。

在写过“化心为湖，融化生命中的苦痛”的文章后，我给学生提供了毕淑敏的几篇散文和于丹《庄子心得》里的几篇文章，学生看后豁然开朗，对于里面的几个例子印象深刻，自行修改时当堂就用上了。

学生写作时绞尽脑汁想不到素材，现在一下子把典型素材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一般都比较感兴趣，让他们在评讲后修改或重写一段，用上补充的例子，学生都能学以致用，并且印象深刻。这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吧。

二、阅读课教学时，适当拓展

阅读和写作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在平时的阅读教学中，笔者有意识地拓宽学生的阅读面，让他们占有更多的素材、汲取丰富的营养。

具体做法有两点：一是在学习作家作品时，围绕作者生平，给学生提供一些关于作家生平的知识和文章，这样可以让学生能全面了解作家，以便“知人论世”，更好地理解作品。同时作家本身的故事也是很好的写作素材。

在学苏轼的诗文时，笔者给学生印发了余秋雨先生的《坡突围》和林语堂《坡传》中的相关内容；在学清照词的时候，笔者又提供了梁衡的《乱世中的美神》。然后指导学生阅读，他们的兴趣都很高。读后对作品的理解更深了，如学习苏轼的《赤壁赋》，文中关于主客的问答，其实是苏轼自己内心的挣扎，可因为什么而挣扎，为什么是这样的挣扎，学生如果仅仅只知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不一定能真正体会到苏轼此时的心境。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的情感是消极还是积极，读完余秋雨先生的《坡突围》，就好理解了。同样，对于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声声慢》，学生对“凄凄惨惨戚戚”的理解也许只停留在教师对文学史的介绍上，可如果读了《乱世中的美神》，就真正能体会到一位才貌出众、生活幸福的大家闺秀，在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之后，历经国破、家亡、夫死、金石散失、遇人不淑种种变故后，她此时内心的愁苦。才能真正体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意境，再读“凄凄惨惨戚戚”时，才会有“仿佛嘴里含了一颗千斤重的橄榄”的感觉。

由于理解较深，在学生的笔下，苏轼、李清照就不只是一个失意的文人形象，还是一个敢与命运抗争、永不沉沦的强者形象，是一个立体的形象。在以后的写作中，不管是有关“自我成长”还是“关注人生”类的题目，学生都可以用以上两人。在写“痛而善言”时，学生就运用苏轼一例，在政治压力之下，没有一位昔日友人寄来片言只语，苏轼痛苦郁结于心，借诗文来言内心之痛，这里就有阅读相关材料的功劳。

另一点是在学习一个作家的作品时，把这位作家其它的作品作为阅读材料提供给学生，并做适当的阅读指导。这样学生对于这位作家选入教材中的作品就会理解得更透彻，对于作家的特点也把握得更到位。

在学鲁迅先生的《祥林嫂》时，笔者为学生提供了先生的《呐喊・自序》，让他们了解鲁迅先生写作的目的，同时还补充了《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传统名篇，让学生明白了课文后面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引起疗救的注意”真正指的是什么，让学生对“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有了更深的思考。学生因为有了这些底子，在面对“文化”有关的作文时，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思考。

三、利用教学常规，引导学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虽然笔者的课题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教师应尽量多地给学生提供素材。但教师一个人的视野毕竟有限，精力也有限。更重要的是教师教给学生的不应该只是知识，而应该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才能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要让学生平时就要养成收集、整理素材的习惯，真正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样学生写作时才会有“源头活水”。

在具体操作上，笔者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落实：

1. 是利用学生平时的课前演讲和读书笔记来落实

课前演讲，大家都知道可以锻炼演讲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其实引导得法，还可以为其他学生提供较好的写作素材。笔者的做法是：学生轮流演讲，须提前做好准备，把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拿来和同学分享。要求是：课前，演讲者要写一句名言警句，同时要把这次演讲内容中的关键词，如主要人物的姓名，所讲内容的核心观点等，写在黑板上，名言与所讲内容最好相关。学生在演讲的时候，要求其它学生边听边记，记下人物故事、人生道理等。讲完后，教师针对所讲内容做适当的点评和延伸，听的学生就相当于积累了一个新的素材，并对它有了一定的思考。有时针对一些热点话题，笔者还会引导学生进行辩论，这样学生的印象就更深刻了。

如五班一个学生讲到现行教育制度的话题，笔者看到学生都有话要说，就让他们自由发言，谈谈自己的看法，学生既是听众又是讨论嘉宾，在思想的碰撞中，他们对“教育”问题认识更全面了、思考更深入了。而且我还鼓励他们课下对教育做一个专题探究。如孔孟的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杜威的教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等的教育思想。引导他们思考：自己喜欢谁的教育思想，今天我们的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如果你是校长，你会做哪些变革？下次写到有关教育的题目，他们肯定就会有更多的思考。至于读书笔记，就是学生课外阅读时，把觉得有价值的材料摘录下来，并做适当的点评。看过文章，把其中感受最深的内容摘录下来，本身就是对材料的再加工，而点评则是对材料的深入思考。这样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就不愁没有作文的素材，当然也不愁没有思想和语言了。

教师只要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就行。笔者就经常推荐学生订阅《语文周报》、《语文报》、《中学生阅读》、《读者》、《杂文选刊》等报刊。除了高考必读的名著外，还鼓励学生看看鲁迅、柏杨、朱光潜、余秋雨、毕淑敏、周国平、张晓风、贾平凹、莫言等人的作品。引导他们看《财经郎眼》、《大家》、《人物》、《艺术人生》、《对话》等电视节目，看看《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天》等经典电影。好的影视作品往往思想性和艺术系兼备，也是非常好的素材。

2. 课内适当拓展，让学生自己寻找相关的材料

所谓的课内拓展，实际上是教师在课文讲解时，为了加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根据课文的内容，作适当的拓展。笔者的做法是围绕课文内容给学生几个写作话题，要求他们先自己写出片段作文，再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改写片段作文，互相交流。

学了《项羽之死》，笔者就给了学生几个话题：我心目中的英雄、性格与命运、智与勇、谈民心、无情未必真豪杰、生存还是毁灭、谈尊严，让学生自己根据课文内容以及后面李清照、王安石等的诗词来写片段作文。然后鼓励他们自己去找相关的材料，于是学生找来了《项羽本纪》，找来了易中天的《汉代风云录》，找来了张艺谋的《英雄》，甚至网络上关于刘项谁才是英雄的辩论材料。学生占有材料后，修改自己文章，然后全班交流。这样，让学生自己围绕教材，选择合适的角度，写一写，读一读，改一改，学生阅读的材料多了，思考问题的角度多了，写出来的片段作文质量就会高很多。这其实也是“以读促写”。

3. 作文评讲后，引导学生开展找典型素材比赛

每次讲评完作文后，笔者都会针对这次习作给学生提供较多的典型论据。除此之外，笔者还会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看那个小组找到典型论据多，小小的竞争会让他们乐此不彼。通常情况下，先引导学生尽量利用课内的材料，让他们懂得学以致用。如写完“痛而善言”，笔者告诉他们，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李密的《陈情表》是非常典型的素材。笔者给他们示范，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表达。至于课外的就要靠他们的阅读积累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学生的积极性一旦调动起来，每次他们自己找到的材料远比教师一个人找的要多，而且他们对自己动手找的材料，印象也更深。教师只要对不典型的材料适当把关即可。

苏轼生平范文第6篇

本学期我接到了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亲硎椤罚ㄋ战贪迥昙断虏幔┕开课的任务。磨课期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针对五年级的学生，古诗教学是否还停留在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教后，有一种认识和理念逐渐清晰：古诗的教学也可以归类到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从诗人的背景出发钻研诗句，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课堂应该是“生长性”的，基于文本的同时，更应该在文本中多挖掘，带给学生不一样的教学体验。

在此理念下，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以下三点：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古诗，背诵古诗。2.体会夏日西湖骤雨初晴的美。3.感受诗人苏轼豁达开朗的胸怀与豪迈奔放的作品风格。教学的重点就是感受诗人苏轼豁达开朗的胸怀与豪迈奔放的作品风格。而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则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一、“抓主动”

我在教学导入时以描绘西湖的美作为开端，通过师生合作的方式背诵描绘西湖的诗句，有明代杨周的《苏堤春晓》，有清代田庶的《西湖柳枝词》等，在这么多诗人满怀情感的诗篇中，最出彩的应该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对学生而言并不陌生，之前就接触过他的《水调歌头》《题西林壁》，所以学生在介绍苏轼的生平时，更关注到苏轼与西湖的渊源：两次到西湖做父母官；将西湖认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疏浚西湖，利用淤泥建构苏堤等，通过自己主动学习的方式了解到苏轼与西湖的关系和难以分割的情感，来走进他的诗歌。而且在理解课题中的“醉书”时，学生刚开始都认为是苏轼在喝醉酒的前提下，写下了这首诗，我并没有马上否认，而是打上了一个“？”，通过对于诗意的整体感知后，学生及时地对自己理解的错误进行纠正，那是苏轼因雨而醉，因景而醉。通过这样的主动学习，让学习不再是学生的负担，而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愉快的体验。

二、“重感悟”

苏轼的这首诗，他抓住了下雨的整个过程中最精彩特征进行描绘，四句都是写景，但景中有情，情中感悟！所以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我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寻找最打动他们的一副画，并说清理由。以下是小组合作交流片段―

生：我们小组喜欢的是第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山”，从“翻墨”这个词语我们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乌云，就像打翻的墨汁一样。

师：有没有见过黑云翻滚的样子？这个“翻”字让你想到了哪些词语？

生：翻滚涌动云翻墨滚。

师：这句中的“遮”是个生字，注意一下字形，诗中什么遮什么？

生：乌云遮山。

师：那这乌云遮住了吗？

生：没有。

师：为什么呢？

生：来势汹汹的黑云都来不及遮住山头，一场雨就来了。

师：真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啊！

在小组合作中，让学生找到苏轼看到的“云”、“雨”、“风”、“天”四副画面，感受到“云如墨”、“雨如珠”、“风卷地”、“水如天”的急速变化，通过引领他们去发现感悟表达，探寻深藏于画面中诗人的豁达开朗的胸怀与豪迈奔放的作品风格。

三、“共识、共享、共进”

教学一首诗，我并没有只停留在这首诗的教学中，反而我更注重将学生接触过的诗篇或与本诗有关的诗篇穿插地出现在教学过程中，以下是我的两个教学片段：

【片断一】

师：我们还学过带有“忽”字的诗句吗？

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生：“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生：“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师：有了“忽”这个字，立刻给我们一种意料之外，很惊叹的感觉。

【片断二】

师：你们喜欢苏轼的比喻吗？

生：喜欢啊，我们从“跳”字中可以看出蕴含着雨大而急以及作者对雨的喜爱之情。

师：苏轼本人也非常喜欢这句，直到15年后重游西湖他还念念不忘，特意写到“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出示《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师：雨点不只是落进船里，更多的是落在湖面上，溅起无数朵水花，很美！震撼人心的美，令人激动的美！谁来将这场又急又大的雨，通过朗读带到我们大家眼前？

在学生分析完每一句的精彩过后，我都用一句诗进行了总结，比如说最后一句的“望湖楼下水如天”和“秋水共长天一色”相呼应；对于对“醉书”的理解，我用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做批注……

我还选择了苏轼的另一首写西湖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进行对比阅读，通过寻找两首诗的异同点，来感受苏轼豁达开朗的胸怀与豪迈奔放的作品风格。

学的是诗，悟的也是诗，让学生整个沉浸在诗意中感受中华诗歌的魅力！在教学中我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苏轼生平范文第7篇

在石刻的发展史上，就实物真品而言，先秦石鼓文是我国石刻第一古物，鼓字为籀文大篆。秦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此时期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刻石》《芝罘刻石》等，字形为小篆。至西汉，刻石的传世作品比较少见，现仅见十余种，如《鲁孝王刻石》《（biāo）孝禹刻石》等。东汉书学昌盛，刻碑大兴，《袁安碑》《乙瑛碑》《礼器碑》《鲜于璜碑》《子游残碑》等都是此时期的代表。魏晋时期是石刻艺术发展的低潮，这与当时官府禁碑有直接关系，此时期的碑刻有《受禅表碑》《爨（cuàn）宝子碑》《好大王碑》等。南北朝时期，北朝碑刻的各方面成就空前，从种类上几乎具备了所有刻石形式，如龙门造像、云峰山刻石等。而南朝则因禁碑的缘故，碑刻较少，如《瘗（yì）鹤铭》《爨龙颜》等。隋代基本继承了北朝遗风，《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即是这时期的代表。唐代是我国碑刻发展的高峰，大部分碑刻都是名家书丹、名家镌刻，如《九成宫》《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代以后墨迹存世，碑刻渐衰，法帖兴盛，一直延续至明清。

天津博物馆收藏历代碑帖近万件，其收藏有以下几个特色：种类较为齐全，上溯先秦，下迄民国，汇集了历朝各代的名碑名帖。形制多样，如碑、碣、墓志、造像、摩崖、法帖等。题跋、藏印丰富，馆藏碑帖中，历代金石名家、收藏家的题跋藏印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捐赠、征集收购、文物拨交等方式。馆藏碑帖中，善本碑帖多来自收藏家徐世章、韩慎先、朱鼎荣等的捐赠。

天津博物馆藏宋拓本诸如《墨皇本圣教序》《西楼苏帖》《绛帖》等，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墨皇本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图1）

此碑为唐太宗时长安弘福寺怀仁和尚积20余年之功，汇集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于咸亨三年（672年）摹勒上石，原石现安碑林博物馆。此碑可谓佛法书学两臻绝妙，一直以最著名的行书碑刻闻名后世。清崇恩旧藏墨皇本共一册，46开，92页，其中碑文部分共25开，50页，每页4行，行约10字。后有收藏者崇恩题跋15开，另有何绍基、孙钟祥等人的跋语。因首开有隶书题字“墨皇”，故称之为墨皇本；亦因有崇恩长跋，故亦称崇恩长跋本。此拓本为白麻纸，纸圈档，木夹板。拓工精细，用墨浓重，字体肥润。“圣慈”之“慈”字完好，“圣缘”之“缘”字不与石花泐连，“诚重劳”之“重”字，左中损。是传世重要的宋拓本之一，曾经孙尔、崇恩、廷雍、孙钟祥递藏，后经近代大收藏家徐世章购藏，并由其亲属捐赠天津博物馆。

《西楼苏帖》（图2）

宋拓《西楼苏帖》是我国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书法的集帖。南宋汪应辰搜集刊刻，收录苏轼29～66岁之间的诗文、信札，有些内容未见于《坡全集》。帖石至明时已佚，全帙难见，传世原刻仅见6册宋拓本：天津博物馆现藏5册，4册（曾经吴荣光，后归潘正炜）与单册曾分别流传于世，端方于宣统元年（1909年）搜集在一起，民国初年归天津徐世昌、徐世章收藏；北京市文物公司藏1册。虽非全帙，但亦为我们了解苏轼的书法面貌及生平事迹提供了珍贵资料。1920年文明书局影印。

《度人经》（图3）

天津博物馆藏《度人经》为一册精致的小楷帖，国家一级文物。旧锦面册页装，每开5行，共9开半。此帖传为褚遂良所书，小楷婉畅绮丽，典雅隽秀，法度俱足而无局促之态。帖后有清翁方纲、今人朱鼎荣的题跋。翁方纲辛亥（1791年）仲春题签“宋拓褚河南度人经”。翁氏边跋述及“辛亥（1791年）二月两峰道人所赠”，可知此帖原为罗聘所藏，后赠与翁方纲。此帖后辗转于北京庆云堂，1949年前天津古碑帖鉴定专家朱鼎荣从北京庆云堂张彦生处以200元购得，20世纪50年代末入藏天津艺术博物馆（现天津博物馆）。详审此帖，纸墨淳厚，字迹清晰，神采奕奕，翁方纲所题小字比蝇头小楷更小，与袖珍拓本相映成趣。翁方纲考为宋末所拓。关于此帖是否确为越州石氏本，或是以越州石氏本为底本的转摹本，尚无定论。

《佛遗教经》（图4）

传为王羲之所书，宋拓，一册，共17开，原为天津著名文物鉴藏家韩慎先所藏，帖尾有韩氏鉴藏印“夏山楼藏书画记”一方。帖后明郭僖跋：“黄庭、遗教并书家大乘，而此拓清润疏朗更是善本。得之玩谛难释，当永作吾家临池羔雉。时万历庚戌（1610年）夏日记，叔鲁。”下钤“郭僖之印”“鲁氏”两方印。近人张伯英题签：“慎先藏旧墨本，庚辰（1940年）冬十月，张伯英”。此帖静气迎人，稳重规整，墨色古厚，诚为宋末善拓。

除珍贵的宋拓善本外，馆中初拓本安刻《孙过庭书谱》、明拓《冯宿碑》、民国整纸《好大王碑》拓片等也是弥足珍贵的碑帖善本。另外还馆藏有汉碑原石三种，即《子游残碑》《鲜于璜碑》《党锢残石》。

《鲜于璜碑》（图5）

苏轼生平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代诗歌；深度教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