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班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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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材，丝绸之路，分途地
汉代西北丝绸之路插图（见图1，以下简称插图），人教版初、高中历史教材皆曾选用[1][2]，以图示的方式诠解汉代中外交通的要隘与线路，2002年全国文综卷、2010年四川文综卷以本图为蓝本命制高考试题，显见插图在中学历史知识点考查之重要性，图中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途地（阳关、玉门关）与南道支线分途地（于阗）与汉代史实难合，现借助前哲研究成果予以简要辩正。
一、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路地当起自鄯善，并非敦煌玉门、阳关
西北丝绸之路按地域可划分三段：东段（长安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西段（葱岭以西）。《汉书》首次将丝绸之路中段、西段路线明录史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南道从鄯善傍南山（今昆仑山）北、波河（即塔里木河）西行至莎车（今莎车地区），西逾葱岭可至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安息（今伊朗高原）。北道从车师前王庭（即交河城，今吐鲁番地区）随北山（今天山）、波河（即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地区），西越葱岭可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奄蔡（今咸海之北）[3]。插图之中中转地与路线参据班固之记而编绘。《汉书》之中中段路线南北道分自玉门、阳关之说颇受诸多学者质疑，王国维、王育民二先生依助《史记》《汉书》行军线路与出土简牍驳斥班固之说[4][5]，认为鄯善当为南北道分途地，即自阳关（或玉门关）始发，抵至鄯善分成两路，自鄯善向西北循塔里木河至疏勒为北道，向西南沿塔里木河至莎车为南道，今撮其要旨条陈如下。
1.玉门地区出土廪给过往食客之事汉简，简文之中记录供给车师、莎车使者粟粮数量，车师位于丝绸之路北道，莎车位居丝绸之路南道，南北道使者皆可从玉门关而出入西域，故插图以玉门、阳关而分丝绸之路南北道明显讹误。
2.鄯善地处罗布泊附近，地当丝绸之路南北道之要冲，汉武帝数次遣发使者出使西域，鄯善须提供过往汉使宿食，以致耗费大量国力、人力，汉廷又多次与匈奴争夺鄯善控制权，鄯善不得已乃将两王子分送汉与匈奴为质，足见鄯善沟通东西交通之重要地位；汉武帝之时李广利西伐大宛，循北道进发，获胜之后由南道东归，去往途中均路经楼兰（即更名之前鄯善，今罗布泊西北）之地，故鄯善必为南北两道分途地。
3.汉魏之时塔里木河下游注入孔雀河而东流罗布泊，可由鄯善溯孔雀河西北行至渠犁（今尉犁地区），复沿塔里木河西行抵疏勒，此为汉代自敦煌郡入北道之捷径；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向西北延伸至渠犁，分布着连接成线的汉代烽燧遗迹，亦可旁证鄯善至渠犁之间道路当为汉使去往北道诸国的官道。
4.终两汉之世，自敦煌直达车师前王庭道路尚未开通，即使将车师前王庭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中转站，从鄯善北上越过库鲁克塔格山，复沿觉罗塔格山南缘西行，再绕至博斯腾湖北焉耆以至渠犁，如此迂绕回旋，何如从鄯善西北顺孔雀河直达渠犁。
二王之论证是以玉门出土汉简否认玉门、阳关为汉代丝绸之路南北道分途地，又以鄯善地理位置、汉代行军择道及考古遗址肯定鄯善为南北道分路地，运用史料充分，推证过程严谨。况《汉书・西域传》之中又载北道西域都护治地乌垒城至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3]，乌垒距阳关距离表明由阳关可达北道，上述之论可供历史教材再版之时参考。
二、丝绸之路中段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并非于阗
插图之中丝绸之路南道支线自于阗（今于阗附近）分出，往西南去往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区，本支线在《汉书》《后汉书》之中确曾载及，然从于阗以达印度河流域之说，两汉书并无一言述及，所言分途地乃于阗之西、莎车之东的皮山（今皮山附近）。
1.《汉书》云：皮山南与天笃（今印度河流域）接，当宾、乌戈山离道，皮山西南至乌国一千三百四十里，乌国至宾国二千二百五十里[3]。
乌国即今克什米尔洪扎河流域罕萨地区[6]，宾国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7]，二国均居印度河上游，由皮山至乌、乌至宾距离，可知汉代由皮山可达印度河上游的乌与宾；西汉成帝之时，言官杜钦曾对权臣王凤言：宾国与汉绝远，自皮山之南行，须历经不属汉的四、国及县度（即悬度）方能抵达宾，道路维艰且盗贼横行，汉使自长安送还宾使者至皮山即可[3]。汉使自长安循南道东来送还宾使者，途中必经于阗而才能到达皮山（按：皮山位于于阗之西），可见汉代南下印度河流域国家路线分途地并非起自于阗。
2.《后汉书》曰：自皮山西南经乌，涉悬度，历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8]。
悬度即《汉书》所言“县度”，均系布鲁沙斯基语Sinda之汉译[9]，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达丽尔与吉尔吉特之间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10]，乌戈山离即今阿富汗西南地区，《后汉书》路线与上文杜钦所言皮山至宾国路线相合，大致行走路线即自今皮山县西行至叶城县，复沿叶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盘河至叶尔羌河上游（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往西直行至塔什库尔干河上游，由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逾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再南下沿印度河支流至宾国，西行后至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复由阿富汗南部洛拉河、赫尔曼河至乌戈山离[11]。《后汉书》之中皮山至印度河流域乌、宾路线如此明晰而又与实地相符，自皮山确可至印度河流域。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土诸多僧徒西去天竺求取佛经、朝拜佛陀，法显、智猛即自佛教盛地于阗而入葱岭（即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至印度河、恒河流域，可见两汉之后于阗方取代皮山成为南入印度河流域隘口，插图乃描述汉代丝绸之路路线，以于阗为南道支线分途地不甚恰妥。
三、汉代典型中外交通线路与插图路线之印证
汉代中外交通典型事件，首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与东汉甘英出访大秦。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诏联络大月氏以抗击匈奴，初出陇西（今甘肃地区）即为匈奴截扣，还押漠北匈奴单于庭，后藉匈奴监管松懈之机逃奔至大宛，越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抵达阿姆河河畔的大月氏、大夏[12]，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大月氏路线相合；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奉敕联结乌孙（今纳伦河上游、伊塞克湖东南）以断匈奴右臂，至乌孙后往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遣派副使，西北方向前往康居，西南方向去往大宛、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岸）、大夏（今阿姆河南岸）、安息、身毒（今印度河流域），东南方向径往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今新疆策勒县地区），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康居、大宛至安息路线相对应。
甘英出访大秦路线，东晋袁宏《后汉纪》略有载及：甘英逾悬度、乌戈山离抵条支，自条支东北通乌戈山离，可百余日行[13]。范晔《后汉书》亦记：（甘英历）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8]。沙度亦即《汉书》之中悬度，可知甘英去往大秦路线选取丝绸之路南道，其西使路线途经地当为：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结合上引《汉书》之言（皮山当乌戈山离道），甘英大秦路线可进一步完善：皮山―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载有自皮山去往安息路线：自皮山西南经乌，涉悬度，历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按：前文已引），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8]。此当为甘英西使完整路线，根据如下：《后汉书・西域传》序言言明《西域传》全文节自东汉安帝末年班勇所记，按班勇出生之初即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只生未曾踏足葱岭之西，而范书《西域传》载及诸国地域范围则横跨葱岭之东西，故诸多学者认同范晔葱岭之西相关史实应是班超时代的内容；加之前揭甘英出使路线、时间与范晔所记如此吻合（按：《后汉纪》谓条支东北至乌戈山离百余日之行，可视作袁宏据乌戈山离西南马行百余日抵条支之逆推，可证《后汉纪》、《后汉书》乌戈山离至条支行程时间相同），故可推测甘英自安息而归，将行军路线汇报都护班超，班勇将之纳归己书[11]。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中段路线分途地当为鄯善，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见图2），除插图所示自大宛可直抵安息路线之外，自皮山西南行，越过葱岭抵印度河流域，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东北部、阿富汗西南、伊朗高原亦可抵达安息。另，汉代丝绸之路则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丝绸之路则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广义丝绸之路则包括塞北草原丝绸之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插图以“丝绸之路”命名过于宽泛，建议改为“西北丝绸之路”，或教师在讲授之时别为详解丝绸之路双重含义。
参考文献
[1]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古代史：高三全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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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7]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9] 陆水林.新疆经喀喇昆仑山口至列城道初探.中国藏学.2011（S1）.
[1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 颜世明，高健.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2篇
该成语是投笔从戎。
解释：扔掉笔去参军。指文人从军。
出处：《后汉书·班超传》：“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例句：爆发，革命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的前方。
（来源：文章屋网 ）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3篇
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
（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
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
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
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了汉代，武帝曾在燕人卫满所统治的朝鲜半岛西北部，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莬四郡。于是，那里与汉朝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如今，在朝鲜半岛出土了不少汉代文物就是例证之一。西汉时，乐浪是朝鲜的贸易中心，当时中原通往朝鲜的交通有水、陆两路：陆路以燕（蓟）为起点，史称：“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这是燕（蓟）与朝鲜、秽貉、真番之间的交通干线；水路乃从齐（今山东）的之罘出发，浮海直达朝鲜半岛。当时中原内郡商贾去的不少，朝鲜的特产和西汉的漆器、丝织品等，是相互交换的主要内容。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始于秦代，传说，秦始皇时曾派徐巿下海求灵药到了日本。西汉时中、日交往增多。据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2]
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3]
日本（倭人）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的，日本商人一般先浮海至乐浪，再舍舟经辽东而入。到了东汉，中、日联系日趋频繁。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4]。光武帝绶予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已在日本出土，这标志着中、日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式建立。两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献见”、“朝贺”带有官方易货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取得了中国的铁器、铜器和珍贵的丝织品等，使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2、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贸易主要动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大宛、大月支、大夏、安息、奄蔡、條枝、黎轩等国，中西贸易日趋频繁。如据《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的记载：
（西汉王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條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西汉同这些国家加强交往，主要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分匈奴西方之援国”，遏制匈奴势力；但同时也有与各国开展经济交流，寻找新的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西汉时，随着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许多手工业品，特别是丝绸等，需要在域外市场上打开销路，换取“殊方异物”。而中亚、西亚诸国与汉通使，也多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在那些地区或国家本来就不乏擅长经商、逐利者。如大夏“善贾市……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5]。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6]。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7]。各国来汉的使节，很多是“贵汉财物”的变相商人。利之所在，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西汉方面，一年出使十余批的人中，去中亚、西亚各国的“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外出经商的时间很长。
东汉时期，为进一步打通对西方市场的商贸联系，曾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故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旅途之艰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的严重障碍，未能到达大秦。《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具体地点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以为专指叙利亚者。当时罗马帝国国力强大，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显为活跃。到东汉桓帝时，中国乃开始与罗马帝国正式接触。据《后汉书·西域传》载：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罗马皇帝安敦究竟是何人？待考。但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后，中国与罗马帝国有了正式交往当属实事。
两汉时期，从东西方交换的商品来看，当时中国对中亚、西亚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漆器、玉器、铁器、纺织品等，其中尤以丝和丝织品占突出地位。而中亚、西亚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主要是毛皮织物和奢侈品等。
3、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西南的“滇缅道”、“蜀布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是通往今缅甸（掸国）、印度（身毒或天竺）、越南（林邑）等地的商贸要道。缅甸是中国近邻，两国人民早有往来，东汉明帝时派人去印度取经途经缅甸。同时它又是东汉与大秦之间的桥梁。《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和帝至安帝时，“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说明大秦也通过缅甸与中国发生过联系。在缅甸之南的印度，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后汉书·西域传》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自西汉武帝经营西南夷道后，中、印联系增多。蜀布、邛杖等蜀郡土产，可“市之身毒”[8]。蜀地商人不顾当时政府禁令，“或窃出商贾”，以走私方式前往该地区从事贸易[9]。东汉和帝时，印度对中国“数遣使贡献”[10]。至于山水相连的越南，自秦以后，因受经济文化的影响，货物交流不断。
自从南越设郡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随之得到发展。当时海上交通初具规模，在沿海已出现了可供船舶停靠和出船的港口。番禺（今广州）是南海最大的港口，已成为国际性商贸海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不少绮丽器物，估计来自东南亚地区，表明番禺至迟在南越王时期已与海外有贸易交往。此外，徐闻、合浦也是当时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材料在航海史上极为重要。其中所记录的地名，中外学者多有考证和研究。大都认为：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邦的康普腊姆；皮宗国即今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岛；已程不国即狮子国也就是今之斯里兰卡。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的具置，学者虽然意见不一，但就大的范围而言，都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乃可肯定。为何西汉商使的海船只到达东南亚的黄支国而不继续向西至印度洋？有人认为其原因有多种。“或者因为到了黄支国已满足了要求，不必继续向西远航；或者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利用信风，横渡印度洋；或者因为怕被马六甲海峡西岸、安达曼群岛和尼科马群岛的海盗或野人所剽掠杀”[11]。
至东汉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中国与印度（天竺）、罗马（大秦）已有频繁的海上往来。他们的船舶利用信风，横渡孟加拉湾或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越南沿海而达番禺（广州）。通过这条交通线，更有利于与东南亚及西方各国人民互通有无和商贸的发展。
两汉时期，中国在对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中，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杂缯”或“缯帛”，还有漆器、铜器、陶器等。“杂缯”或“缯帛”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绢、练、纱、绮、锦多种。中国的这些特产，产量多，质量好，深受东南亚人民的喜爱，所以销路极广。进口商品主要是琉璃、果布、犀牛、琥珀、玛瑙。还有象牙、翡翠、玳瑁、水晶、珊瑚等。大多数是供统治阶级用的奢侈品。
[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后汉书》卷85《东夷传》。
[3]《文献通考·四裔考一》。
[4]《后汉书》卷85《东夷传》。
[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7]《汉书》卷96《西域传》。
[8]《汉书》卷61《张骞传》。
[9]《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0]《后汉书》卷88《西域传》。
[11] 周连宪、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
（二）对外贸易中出使兼通商合一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当时的官营贸易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有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出使兼通商，外交与外贸的合一。
随着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发展，在外贸政策上，通常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延伸。当时的外交联系与商务活动往往结合在一起。外贸并非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多以某种政治目的为先导，政治指导外交，外贸要服从外交。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就是为了“截断匈奴右臂”，使汉之“威德遍於四海”[1]。同时，也有与中亚各国开展经济交流、进行贸易往来的用意在内。当“丝绸之路”打通后，汉廷去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同样肩负着外交和外贸的双重任务。如《汉书·张骞传》记载：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师古注：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支、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又《汉书·西域传》载：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大）宛善马，……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
张骞出使中亚各国，率领随员三百人，携带黄金、丝帛数千钜万，牛羊以万数抵达乌孙，还派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康居、月支、大夏等国。通过使团的活动，不仅在外交上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也有商贸往来，将带去的大批金帛，买回了汉廷需要的物资。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扩大与南方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开展对外贸易，汉廷时常派出庞大的使团到各国活动。这些使团由官府出面组织，其成员中，有的是皇帝的亲信、黄门属吏；有的是为谋取厚利的商人。他们不单是为了耀威海外；也有进行贸易的目的，将带去的大量黄金、缯帛与沿途各国交换珍宝异物。而海外来中国的使者，其人员构成往往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另一种是官方使团以“献见”或“贡献”的名义而来。史称：“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2]。这都说明，当时的对外贸易和外交是结合在一起的。汉廷对外国的“奉献”，要报以“回赏”，这实际上是一种贡纳贸易，是以“贡献”与“回赏”形式的商品交换。
东汉时期，随着中国与周边各国联系的加强，贡纳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据《后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于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條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天竺国)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永宁元年，撣国王雍由调復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以上列举的只是安息、天竺、掸国的“献见”。此类事例还有许多。大凡外国使团或使者的朝贺、贡献，中国皇帝一般都会对其回赠、“厚遗”，并给予盛情款待。史称：西汉武帝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会外国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3]。东汉时期，对外国使团来献，同样是岁餐四夷之客，热情接待，并赏赐“金银、綵缯”。外交与外贸的合一，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个问题，对后世历朝有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虽然多为政府行为，大部分是政府组织的贡纳贸易，而民间私营的域外贸易往往受到限制。但它仍有历史进步性和重要意义。
首先，它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例如：西汉时，罽宾国“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通过交往接触，乃经常“遣使奉献”。康居国开初也因“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由于汉使的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终于使中、康关系得到改善[4]。东汉时甘英出使大秦，已抵條支，临大海，到了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正式与中国交通，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为款待外国使者和商人，汉廷设立邸舍供应沿途食宿，甚至还派人对他们护送回国。总的来说，自武帝后，中亚、西亚各国与汉廷的关系未断，或遣使奉献，或遣子入侍，或接受册封，通过不同的形式保持联系，同时，在此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渐提高。
再者，通过派出使团和开展对外贸易，大大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汉自张骞“凿空”，开辟丝绸之路后，外国商旅交往频繁。《汉书·西域传》说：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贾贩，日款塞下”。又云：“武帝之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又《后汉书·李恂传》说：“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遣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除此之外，当时进口中国的商品、物资还有其它一些特产。如大宛、康居、大月氏、 罽宾等国的葡萄、胡瓜，大宛的胡麻、苜蓿、酒杯藤，安息的石榴、胡桃、橄榄，印度的胡椒等。另外，西方各国的文化，也随着使节往来和贸易发展，而对中国发生影响。如大秦艺人的魔术、杂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如丝绸、漆器等，也使外国感到神奇，并陆续传入西方。《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丝绸、漆器极受西方各国珍视。丝织品在大秦的价格很高，一匹缣可卖二十五两黄金，非常珍贵。汉代中国是比较开放的时期，中国的先进的产品，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汉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汉书》卷61《张骞传》。
[2]《汉书》卷96《西域传》。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罗马，中国，交往
古代罗马与中国虽然相隔万里，但它们之间的交往很早就已存在。当然，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了解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笼统到具体的过程。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传闻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物品交往为主的阶段、最后发展至使者或商人交往的阶段。这三个阶段虽然特色各异，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后面的阶段更包含了前面两个或一个阶段的内容。从罗马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交往，对我们重新评估古代世界人类的活动能力帮助很大。
公元前8世纪中叶以前，地球上还没有罗马这一国家，整个地中海西部区域皆处于蒙昧和野蛮状况。根据传统的说法，罗马建城的时间为公元前753年。最初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国，后经将近5个世纪的发展，成为意大利和西部地中海的主人。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开始，罗马开始关注东部地中海的事务。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人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地区。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在结束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的同时，还战胜了亚美尼亚人、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卡帕多西亚人、西里西亚人、叙利亚人、斯基太人、犹太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巴斯达尼安人(Bastamians)，从而把罗马人的领土从西边的西班牙、赫尔库利斯石柱扩张至攸克星海，扩张至埃及边界上的沙漠地带，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与远东国家间的距离也因此大大缩短。中国物品尤其是丝织品陆续进入罗马人的视野，成为罗马学者竞相报道的内容。
公元前55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就职叙利亚总督，率军征讨帕提亚。据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报导，在双方对阵时，克拉苏士兵就看到了帕提亚军队用丝绸织物制成的军旗。当恺撒在埃及见到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时，克利奥帕特拉穿的就是透明的丝织衣服。据路加(Lucan)记载，这些丝线分三步制成：先经过赛里斯人的梳织，后由埃及的针织工人分拆，再经过加工制作使其薄透可见。另据狄奥·卡西乌斯(DioCas-sius)记载：公元前46年，恺撒为了使罗马的观众免遭阳光暴晒之苦，将丝绸幕帘置于观众席的上面。数年以后，罗马人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尚，以至于在提比略元首时期，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丝织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声誉。此外，罗马政府还对妇女使用丝织服装作了严格的限定。不过，此令并未在罗马产生作用。这可以从当时人的以下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据普林尼(PlinytheElder)记载：赛里斯人(指中国人)以出产林中之毛而闻名。这种白色绒毛，再经过罗马妇女纺线和织布这双重工序，制成衣服。罗马贵妇们穿着这些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
“更为惊奇的是，今人乃凿山以求大理宝玉，远赴赛里斯以求衣料，深潜红海以求珍宝，掘地千丈以求宝石。”“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人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塞斯退斯。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
罗马进入安敦尼王朝以后，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丝绸成了罗马市场上广受欢迎的商品。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说：“从前，这种赛里斯布仅为贵族们专用，而如今最低贱者也能毫无差别地使用了。”
丝绸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丝绸贸易的发展，从事丝绸交易的商人也随之增加。据《希腊铭文集》(CIG)记载：有一位叙利亚商人，名叫赫里奥多鲁斯(Heliodorus)，就在那不勒斯经营丝绸贸易；另据《拉丁铭文集》(CIL)记载：一位名叫Epaphroditus的叙利亚籍希腊人也在意大利的伽比伊(Gabii)镇从事丝绸交易。此外，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如第布尔和罗马城，也皆有专销中国丝绸的市场。
在中国的丝绸运往罗马的同时，罗马的商品也不断输入中国，其中主要有：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罗马东部行省的玻璃、亚麻布、珍珠、珊瑚和黄金。当然，也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奴隶，他们常常被政府所遣的使者作为礼品送往中国。但从双方贸易的角度看，丝绸显然是最重要的商品。
丝绸架起了中国和罗马之间相互交往的桥梁。但在1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人员间的直接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由陆路抵达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达罗马。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是由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和印度等地的中间人来完成的。
公元97年，甘英受遣出访大秦，成为第一个出使罗马的中国人。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汉朝使者没能到达罗马，那么罗马使者是否到过中国?赫德逊认为：没有。他在其《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汉文典籍中毫无关于罗马臣民经陆路来华的迹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罗马的商人曾于公元100年经陆道到达中国。有关这些事实皆保存于中国的古典史籍之中。
据袁宏的《后汉纪·孝和帝纪》记载：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也载：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后汉书·西域传》再次把蒙奇兜勒贡献之事看做是汉和帝时期经营西域的巨大成就。范晔曾这样写道：
“(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后汉纪》《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显然不是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今译马其顿)。蒙奇兜勒纯粹是Macedones的音译。从现有的材料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
此后不久，罗马的商人又从海路来过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碡瑁……”
这里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大秦王安敦则是指元首安敦尼·庇乌斯的继子马尔库斯·奥理略(161－180年在位)。这是第一批已知的由海道来中国的罗马人。到三国和晋时又有罗马遣使到过中国的报道，这些都说明中国与罗马之间已经建立了直接的商贸关系。
3世纪以后，罗马进入危机状态，帝国内部经贸衰落，民众的有效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不过，丝绸贸易和丝绸消费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据记载：公元401年，罗马君主阿卡狄乌斯为其刚刚出生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全城(指君士坦丁堡)的人都头戴花环，身穿丝绸袍服，戴着金首饰和各种饰物，没有人能把全城当时的盛况用笔墨将其描述出来。此外，人们可以看到犹如海波一样众多的居民；还可以看到款式各异的盛装。”由此可见，丝织品在东部帝国使用的普遍性。
丝绸在罗马帝国的流行，也促使大批商人到中国经商贸易。公元528年，杨街之记录了北魏都城洛阳的相关情况，描述洛阳南部，“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道西有四里”。来到洛阳的外国人按东西南北不同方位，以及到达洛阳先后时间划分住所。刚来的住道东四馆，三年后则在道西得赐宅一所。“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大秦等西域国家居民来华经商并定居洛阳表明：中西文化在交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某些新现象，即交融。
公元552年左右，东部罗马获取了用蚕卵养蚕的技术，查士丁尼曾向突厥人介绍过有关蚕之诞生以及做茧的过程。“突厥人对此感到惊讶不已，因为突厥人当时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而这一切过去均属于波斯人。”公元6世纪60年代，粟特国王马尼阿赫(Maniakh)向突厥大汗提萨布鲁斯(Dizabulus)提出建议，认为：“建立与罗马人的友好关系，把丝绸销售予他们，会更符合突厥人的利益，因为罗马人消费的丝绸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粟特国王马尼阿赫还主动要求陪同突厥使者一同前往拜占庭。突厥大汗批准了这一建议。公元568年突厥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拜占庭君主查士丁尼二世的热情接待。不久，由西里西亚人择马尔库斯(Zemarchus)为团长的拜占庭使团回访突厥，到达突厥大汗的宫中，从而再次开通了北部通往东方的大道。这次拜占庭与突厥的交往虽然没有继续向东推进，但它还是把中国的有关信息带到了拜占庭，并将其保存于拜占庭的历史文献中。
隋炀帝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人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裴矩报告的北道，即：“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此即中国、突厥可汗庭至拜占庭道。此外，还有中、南两道。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至中国唐朝，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许多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经陆道或海道来到中国。据《旧唐书·拂秣传》记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这些都是中国和罗马友好交往的标志。
除了正史中记录罗马使者访问中国以外，民间来华的使者也不少。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明证。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忽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日：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摹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壁。俗无寇盗，人有乐康。……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5篇
2、遂是中国常用汉字，读音为suì和suí。部首为辶，总笔画数为12。有称心、如意、成功等意思，亦可做时间单位。可作动词、名词、副词、形容词。
基本字义
3、遂suì
〈动〉
(1) 形声。从辵(chuò)。
(2) 同本义 [escape]
遂，亡也。——《说文》
(3) 行，往 [go]
遂，往也。——《广雅·释诂一》
不能遂。——《易·大壮》
遂贤良。——《礼记·月令》
(4) 又如：遂行（通行；顺适地进行）
(5) 称心如意；使得到满足 [fulfill]
他年如遂隐，五老是知音。—— 唐·李中碧《庐山》
王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6) 又如：遂怀（遂愿）；遂隐（满足隐遁的愿望）；遂初（旧时辞去官职，实现隐退的本愿）
(7) 顺利地完成；成功 [succeed]
字而幼孩，遂而鸡豚。——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上无乏用，百事乃遂。——《礼记·月令》
四者无一遂。——汉· 司马迁《报任安书》
令遂前功。——《后汉书·班超传》
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明· 顾炎武《复庵记》
(8) 又如：遂初（辞官归隐，达到原来的愿望）；遂过（促成过失）；遂志（实现志愿；满足愿望）；遂事（成就事业；完成某事）；遂功（成功；建立功业）
(9) 推荐或举荐 [recommend]。如：遂贤（荐举贤能之士）；遂能（荐举贤能之士）；遂良（荐举贤良之士）；遂材（荐举才能之士）；遂举（进举，进用）
(10) 通达 [understand]
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商君书·箅地》
(11) 又如：遂达（通达）
(12) 表明 [make known]。如：遂威（展示威力）
(13) 生长 [grow]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淮南子·修务》
(14) 又如：遂长（生长；成长）；遂字（生长，成长）
(15) 养育 [bring up]。如：遂成（养成；成就）；遂生（养生）；遂滋（养育；滋养）
(16) 顺从，如意 [be obedient to]。如：天遂人愿；遂罪（顺受其罪）；遂过（顺成过失；掩饰过失）
(17) 顺应；符合 [comply with]。如：不遂；遂非（顺着过错去做而不改悔）；遂性（顺应本性）
(18) 决断 [make a decision]
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汉书·冯奉世传》
(19) 又如：遂事（决断事情）；遂疑（决疑）
(20) 因循，拖拉 [procrastinate]。如：遂迷不悟（执迷不悟。坚持错误而不觉悟）
(21) 延续 [continue]。如：遂哀（哀而不止）
(22) 坠落，往下沉。通“坠”(zhuì) [fall]
震遂泥。——《易·震》
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墨子·法仪》
人有此三行，虽有大过，天其不遂乎。——《荀子·修身》
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荀子·王制》
(23) 又如：遂失（坠失；废弛）；遂亡（坠亡；废弛）
(24) 田间水沟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周礼·遂人》
词性变化
4、遂suì
〈名〉
(1) 道路 [road]
使开阶立遂。——《春秋演孔圆》。宋均注：“道也。”
禽夫差于干遂。——《史记·苏秦传》。索隐：“遂者，道也。”
(2) 又如：遂路（道路）
(3) 射者穿的臂衣 [dress for hunters]
袒决遂。——《仪礼》
(4) 田间排水的小沟 [furrow]
凡诒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周礼·地官·遂人》
(5) 《注》：“遂，广深二尺”。又，遂人，周代官名，地官之属。
(6) 水道 [water course]
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可以涉水而过的路）；亡人好独。——《荀子·大略》
5、遂suì
〈副〉
(1) 就；于是 [then, there upon]。多用于书面语
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左传·庄公八年》
则遂取以来。——唐· 韩愈《祭十二郎文》
魏军遂退，放逐北至涡阳。——《梁书· 韦放传》
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于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 宋·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
晋尔卿佐，为我典型，遂用覃恩授具阶。——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
（袁可立）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事遂定。——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君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庵庐云。——明·宋濂《看松庵记》
遂置巾笥以归。——明·顾彦夫《村落嫁娶图记》
(2) 又如：遂尔（于是；就）；遂乃（于是，就）；伤者经过包扎抢救，流血遂止；因天气恶劣，郊游计划遂告落空。
(3) 竟然 [to ones surprise]
若遂不改，方思仆言。——南朝梁· 丘迟《与陈伯之书》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4) 表示最后的结果，终于，到底 [after all;in the final]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徐霞客游记·游黄山记》
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5) 尽；完全 [to the full]。如：遂夜（终夜）
6、遂suì
〈形〉
(1) 顺利的 [smooth;unhindered]
可遂破也。——《资治通鉴》
小儿辈遂已破贼。
(2) 已成，终了 [finished]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
(3) 久 [long]。如：遂古（往古，远古）；遂往（以往的错误）
7、遂suí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6篇
关键词:汉代婚俗;汉代音乐
汉代时期,对人们的影响最深的是儒家、道家思想。人类的婚俗活动,有它的社会属性,也有它的自然属性。儒家多倾向于社会属性,道家多倾向于自然属性,因此,汉代婚俗离不开儒、道思想的影响。
汉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早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汉代社会伦理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是“三纲”和“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根据“天人相与”的神学观点,由春秋时期孔孟儒家学总结而来,其后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施观念,汉族通行一夫一妻制婚姻,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儒家通行的原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父系家庭的延续,人丁的兴旺,香火的延续,是家庭、家族实力的保证,对于维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汉代的婚俗,从而使汉代把婚俗看成是神圣的事情。《礼记》曰:“上以宗庙而下以渎后世也。”这就使汉代婚俗与先秦时期的婚俗有了不同的思想认识,先秦时期称婚俗为“昏俗”,《说文》解释“婚”字:“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娶妇以昏时”,这说明先秦时期的婚俗是不举乐,不庆贺的。《礼记.郊特性》曰:“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序,谓相传之第也,昏礼舅姑授妇以室,子有传重之端,则亲有代谢之势,人子所不忍言也,顾不贺”。说明了先秦婚俗含有对父母老去的忧哀之意,是不用音乐相送或庆贺的。
而汉代婚俗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从思想观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蔡邕《协和婚赋》,“嘉宾僚党,祁祁天聚,车服照路,骖马非如舞,既臻门屏,结轨下车,阿傅御竖,燕行蹉跎”,描绘亲迎归来的盛况。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收藏有一块“亲迎图”,东汉中期画像石,画面中间为男女二人缡带相结,双手相执。新娘身后为送亲队伍,其中一人吹篪,一人吹笙,两人之间似为二幼童。这说明汉代婚俗送亲队伍出现了以乐相送,补证了汉代婚俗与汉代音乐有了联系。《盐铁论・散不足》曰:“今富者仲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描写的是有钱人遇到喜庆事,钟鼓齐鸣,琴瑟并弹,跳舞唱歌的情形。先秦婚俗和汉代婚俗最大的区别就是汉代婚俗与汉代音乐有了联系,汉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摒弃了先秦时期的婚礼不会乐,不庆贺,而是以乐相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汉代婚俗与汉代音乐的联系不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和汉代奖励生育政策有关联,这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战国末年,七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后经秦朝的残酷剥削和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人口锐减,汉初人口大约只有六、七百万,汉朝建立之初,高祖刘邦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奖励生育就是其中措施之一,《汉书・高祖下》《民产子・复算二岁》,就是说免除两年的赋税和劳役。因此,汉代婚俗与先秦时期的婚俗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汉代人认为是喜庆之事。“婚姻协而莫违,播训欣之繁社,良民既至,婚礼已举,二族崇饰,威仪有序”(蔡邕《协和婚赋》),在汉代人的眼里,婚姻是缔结二姓之好的喜事,比之于先秦人,对老者的忧哀之意,已被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对现实生活的享受所消解,汉代婚礼中的以乐送亲,真实反映了汉代人的心态,反映了汉代婚俗中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包含了对生命、生活的热爱。
《礼记》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蓑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休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下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先秦时期的音乐是贵族化的,而到了汉代,音乐逐渐走进了平民的生活。汉代,人们性格奔放、豪爽,表达感情的方式是自由不羁。礼乐不仅仅是统治者移风易俗,教化封建伦理道德,维系统治的工具,也是平常百隆满足自己情感表达及审美需要的重要途径。《毛诗序》曰:“诗者,圮这所也,在心办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汉之;嗟叹之不是,故永唱之,永唱之不是,不知于之舜之,是之蹈之也。”《史记》《汉书》《后汉书》都记载了上自帝王下至食之吏、庶民百姓,善歌舞者,比比皆是。所以,汉代宫廷、达官贵族、富豪、巨商们迷迹歌舞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汉书.礼乐志》曰:“初,高祖既是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衷,作《起风》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同而歌之。”记述了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6年平定了天下,路过家乡沛郡(今江苏省沛县)邀请父老、子弟一同饮酒叙情,酒兴激动,心想大业已成,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亲自击筑,引吭高唱《大风》歌:大风起兮正扬,威加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汉书・仲民统列传》记载:“(梁)冀、秦(冀妻)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弟内,多以倡伎,鸣仲吹管,酣沤竞路。”随着汉代经济的发展,也使汉代音乐发展迎来了时代,汉武帝时,乐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乐员增至千人之巨,为汉代音乐发展和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使汉代音乐由宫廷走向民间有了良好的基础。首先从宫廷开始了演出场所的不断变更,即由殿堂到庭院,再由庭院到广场,规模越来越大,反映出汉代音乐由宫廷内部向社会化转移的显著特征之一。《汉书・武帝记》曰:“三百里内皆来观”,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跋涉三百里路去看一场文艺演出,绝非宜事,普通百姓为能观赏到过去只有宫廷贵族才能享受的美妙音乐,而不惜走三百里,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说明了汉代音乐与先秦音乐所不同的是已由宫廷走向民间。从而使汉代民间有了深厚的音乐欣赏的群众基础,这使得汉代婚俗与汉代音乐的联系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西汉时期,西方的音乐、西域的音乐,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大量国外音乐进入内地,经过乐府都尉李延年把内地民歌和西域输入的乐曲融合,又配以新的乐曲,为中原地区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嘉祥县武化祠石刻一出行图中,堂之人车驾之前有步行小吏二人,每人双手各执一管,右手管顶置于唇部作吹状,左手管置于肩上。图中的管状乐器即为葫芦。琵琶,西域乐器,多用于马上弹奏,四川乐山虎头崖墓门上方所刻乐伎图中,一男性乐伎着冠斜地琵琶,乐器大致似梨形,直径、头有弦槽,可能是用指弹奏(见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胡笛,也是汉代由匈奴传入内地的一种乐器。相传,班超在西域时欣赏过,后传入内地后曾普通演奏。西域民族的婚俗与先秦的婚俗是不同的,特别是匈奴受西方的影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婚俗是由音乐伴之,这就不可避免地受西域婚俗的影响,汉代婚俗与汉代音乐的联系或多或少由于西域乐器和音乐的传输,必然会在婚俗上产生一定的仿效。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汉代婚俗与汉代音乐的联系是受汉代孔孟儒家思想的支配,从思想上对先秦的婚俗发生了认识上改变。它是汉代生产力发展和统治阶级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下的产物,借助于汉代音乐由宫廷走向民间。受西域的外界影响,汉代婚俗与汉代与音乐融合在一起,并经过漫长的历史,流传了下来。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2007年8月
[2]安平秋分史主编.《史记•封禅书》.上海:成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1月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古代；“佣书”；职业；清贫；成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113-02
中国古代书籍的复制与文化的传播，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主要是靠人手工抄写的，在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昌盛以后，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换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
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着“佣书”这一职业。战国时期曾以“合纵连横”谋略在华夏大地纵横捭阖的张仪、苏秦，二人在发迹前都有过“共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画於掌内及股里，夜还更以竹写之”的经历（《太平御览卷・王子年・拾遗录》）。
东汉名将班超为人有大志，孝谨勤苦，其兄班固被诏到朝廷做官，他与母亲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后汉书・班超传》）
佣书这个职业从战国至明清，代不乏人。
一、佣书为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誊抄作为古代书籍复制传播的一种手段，与“佣书”这一古代的职业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文献无不是佣书的产物。
即使到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技术颇为发达的明清两代，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手工眷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 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 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 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佣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图书事业的重要活动，历代佣书者为中华文化创造和保留了灿烂浩繁的古代文献。
要说不同，那就是秦汉之前文字是在竹木简牍和丝绸抄写的，魏晋以后则是抄写在纸张上；再就是雇主对象的差异，以及称呼的不同：一般的佣书者称“书佣” “书工”、“书手”，而专抄佛经的则称之为“经生”。
二、佣书是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
从文献记载来看，佣书大多上是由社会上一些贫穷或不得志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组成的，为人抄书以获取报酬，似乎不是一个体面的或收入丰厚的职业。否则张仪、苏秦也不会“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头发在古代是人格尊严和孝道的一种象征，髡（kūn）刑（剃光犯人的头发）就是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张、苏二人的剪发之举显然是以此示贱，放下架子，甘当抄书匠以解决生计问题，即所谓生存第一。
而历史上借助佣书解决生计的名人还真不少。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王嘉《拾遗记》）。
三国东吴大臣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挣些笔墨钱（《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大约也是由于“佣书”这一职业社会地位低，报酬也不高，而且挺辛苦，因此胸有大志的班超才会不耐寂寞，辍笔长叹：大丈夫当立功封侯，怎么能长久地干这种玩弄笔砚的营生呢！
而且佣书者在雇主家也不是很方便的：张仪、苏秦在雇主家抄书，遇到好的文句，只能用笔写在手心和腿上，晚上回家再眷抄。主人家的简牍是不便动用的。
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该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宿字99号）当然，这也只是发发牢骚，当面是不便说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抄书者更为凄凉。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诡习》载，唐大历年间，在东都洛阳天津桥，经常有一个失去双手的残废儿童，“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这个残疾儿童用脚写的字比官府书吏写的还好。拿现在的话说是以顽强的毅力赢得了一个谋生的职业。
历史上那些在抄书中刻苦努力，“学而优则仕”，后来成为名人的佣书者，终究是少数人。
而那些在政府从事誊抄缮写、有稳定职业的，自然也不是普通人。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新唐书・艺文志》看来只有朝廷五品（相当于现代的厅级、师级干部）以上的官宦子弟才能入选，惠及不到普通老百姓。
至于极少数有着商业头脑，在抄书时遇到有价值和销路好的书籍就大抄特抄，或者雇人批量誊抄，广为销售而发了财的，亦属个案。只是这些人已经从抄书者变成了组织者或营销者，其身份已不属于“笔耕砚田”的佣书者了。
总体来看，大多数抄书者的命运是不济的，累世从此职业者社会地位更低。
三、佣书者有着较高的书写水平和职业素养
佣书职业对佣书者有着一定的从业标准。
首先，字一定要写得好，必须擅长当时的标准书体，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文献记载：《魏书・刘芳传》“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
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或者擅长楷书，才能担当抄书的工作。
官修大型类书《四库全书》选拔抄写人员就颇费周折：始用保举，次用考查，皆有弊病。最后采用了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的方式，才保证了誊抄人员的素质。
历代的佣书者以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目前见到的湖北省荆门县郭店楚简的篆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隶书、特别是敦煌遗书中的北朝至五代的楷书，佣书者的书法都是相当出色的。明代的《永乐大典》，嘉靖年间重录，主持其事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赞叹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清代的《四库全书》皇皇数万巨册，均用馆阁体抄写，字体端庄，风格统一，亦属难能。
当然，我们在肯定历代抄书者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的书佣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枯燥的工作，其辛苦可想而知。作为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他们除了写好之外，还得多写快写以提高报酬。而字一旦写快、写熟，必然会失去书法个性，出现千字一面的程式化现象。
其次，抄写必须认真，不能出错。我们不否认书佣们的敬业精神，但抄书对他们毕竟是一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手段，多抄快抄无疑是提高薪酬的捷径，而誊抄快了难免出错。因此书籍在誊抄中出现差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左师触龙，其名在古文献中一直作“触（读zhé）”。直到现代考古出土汉代简帛以后，人们才清楚这个人名原来是古人书写时将龙、言两字挨的太紧，其后的传抄者误为一字，将“触龙言”误成“触”，不但文句错了，连人名也错了，以讹传讹，终成千古之错。
再如，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所选文章均是当时的经典，由于属随葬之书，有些佣书者就不太认真，据学者们考证，不但文章中有错别字，还有成段遗漏者。
故而，北齐的赵彦深正是由于在佣书中认真，主人才“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让他担负了更重要的抄写工作（《北齐书，赵彦深传》）。
为了保证了书籍的誊抄质量，防止差错，中国历代都有严格的校书制度，古时叫“校雠”。校对时一人读，一人看，如仇人相对。1958年湖南省长沙曾出土一件西晋的青瓷书俑，两人对坐，神态严肃。一人执笔，一人执板，似乎是在校对书籍。
官修的《四库全书》誊抄时就制定了严厉的奖罚条例：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 000字。相当于十天的工作量；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等。记过超过规定，就会受到处罚。
四、佣书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
抄书是一种知识积累的过程。古人常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又常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说起抄书，现在许多人会觉得很笨，其实读一遍与抄一遍，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抄写者在抄书中，对每个字、每组词、每句话、每段文字都要一笔一划地写出，字字手过，句句亲为，较之阅读，留下的记忆似乎更为深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再加上留心思索，领悟琢磨，终会有所收获。
历史上的不少名人就是在抄书过程中认真学习，终成大器的。
战国的张仪、苏秦在抄书过程中就有随时在手上和腿上记下好文句，晚上回家再眷抄的先例。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也是“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南朝刘宋的吴喜佣书，主人“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宋书・吴喜传》）。
北宋苏轼也有抄书的习惯。他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友人叹服地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其实这是苏轼抄书的苦功（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东坡》）。
因此，抄书的确是一种看似很笨，其实收效很高的独特的学习方式。
佣书者为知识储备和入仕准备了条件。一些好学的佣书者，在抄书中饱览各种书籍，日积月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的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官员。如阚泽，少时佣书，后来历任东吴的尚书、中书令、太子太傅。如东晋张肇，以佣书为业，嗣后成为著名的高僧。如梁朝王僧孺，因“佣书成学”，被举荐出仕，历任御史中丞，南康王长史（《梁书》）。
这些人之所以功成名就，与其早年的佣书经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第8篇
摘要：文章结合古典文献中记载古代私人抄书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先秦至清朝私人抄书活动演变之轨迹，认为古代私人抄书的发展脉络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极大地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发行，在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2-0138-03
抄书是指以手工抄写图书资料的制作和复制行为，也是一种出版行为。通常情况下，古代抄书分为官府抄书和私人抄书，前者多为政府官员受命在征集图书、整理藏书过程中的抄书；后者往往出于自身知识需求，或因生存需要，或为爱好（藏书）等进行的抄书活动。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中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
1先秦时期
抄书行为始于先秦时期，与图书的产生、发展相生相伴[1]。《墨子・兼爱下》中记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相对开放，出现了百花争鸣、文化繁荣的景象，私学与官学并存，抄书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大量的士阶层著书立说，积极地推广、宣传各自的为学治世政治主张，著作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编纂著作，只能依靠书写，抄写复制成为必然，在传递各自言论的同时，也利于图书的长期保存。史籍中关于抄书者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据东晋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四[2]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之良书。”“佣力写书”即受雇于他人誊抄图书资料，张仪、苏秦曾经因为生活所困，不辞辛苦，充当佣书活动。“剥树皮编以为书帙”蕴含了古典目录学的思想，逐一校雠，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张仪、苏秦二士的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且可知抄书者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时间应在秦昭襄王、秦惠文王时期[3]。西周时期“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因此造成了“学在官府”。抄书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禁锢政策，私学被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先秦两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实行焚书坑儒、“挟书律”“禁私学”等一系列摧残文化事业的政策，造成大量图书资料在秦汉之际消失，新的学术著作鲜有问世，抄书者的境况随之滑入谷底。直到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藏书和相关书籍的复制行为，于是，民间私人抄书盛行。私人抄书当首推河间献王刘德，他用精写本换取民间故旧本，抄书数量“与汉朝等”。另外，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王溥、李邰、班超、高君孟、盖晋、陈长次等人也相继抄了不少书籍。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曾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唐代司马贞《索隐》注：“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可见《史记》于正本之外，还另抄了一副本。梁子初、杨子林抄书的事迹见于东汉桓谭《新论》：“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
3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抄书活动继续发展。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魏时蔡琰（蔡邕之女）继承其父遗书4，000余卷，但因颠沛流离，丧失殆尽，后根据记忆抄写了400多篇。晋代私人抄书可考的有葛洪、纪瞻、范汪等。《晋书・葛洪传》称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纪瞻传》称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范汪，字玄平，十三岁丧母，家贫无资，“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最终博学多通。晋代抄书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洛阳纸贵”的故事了。西晋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初不为人所重，皇甫谧为其写了篇序言，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这也说明当时抄家甚多[4]。《梁书・袁峻传》记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中记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
4隋唐
唐代私人抄书盛行。唐代著名史学家韦述“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旧唐书・柳公绰传》中记载柳仲郢（柳公绰之子）“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吴彩鸾是古代女子抄书的著名代表，据《列仙传》中记载：“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全唐文》卷八一六引李竣《慧山寺家山记》中记载：“贞元中，先丞相方肃公……退隐山寺僧房，犹孜孜勤经史，洎十年，手写书籍，前后约五百轴。”华良夫“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很多也是通过传抄才得以流传下来的，如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就曾先后誊写五本，分寄五处，以便传诸后世。
5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可考的抄书者不少，且抄书动机各异。为自学而抄书的，如：南唐查文徽“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书百卷。”备遗忘而抄书的，如：后蜀文谷“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为聚书而抄书的，如：北汉王景绝“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吴越林鼎“性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喜诗文而抄书的，如：博陵安平人崔“平生所著文章、碑诔、制诏甚多，人有借本传写者，则曰：‘有前贤，有来者，奚用此为！’”喜佛经而抄书的，如：棣州滴河人马裔孙“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喜史传而抄书的，如：魏州冠氏人杨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为促进图书流通而抄书的，如：南唐北海人韩熙载是五代书画家，“性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之声名。”
6宋元
宋代私人抄书，或为藏书聚书，或为读书治学，或为修史著书，或为练习书法，陶冶性情，当然也有为牟利而充当书手的。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有抄书的经历。李行简，字易从，冯翊人，官至尚书刑部郎中，“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司马光68岁时还亲自抄书，“所抄自《国语》而下六卷，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吕大防，字微仲，蓝田人，官至宰相，“常分其禄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刘仪风，字韶美，“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李常，字公择，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苏轼（坡）抄书，曾手抄过三遍《汉书》，据南宋陈鹄撰写的史料笔记《耆旧续闻》中记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可见宋人读书是很重视抄书的。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其夫人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当时馆阁藏书多有散佚出来的，赵明诚凭借在馆阁任职的亲友的帮助，阅读了很多珍藏图书资料。叶梦得，字少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家，手抄书籍不计其数。一年夏日晒书，晒了20余日方完，其《避暑录话》曰：“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宋代抄本质量很高，不仅具有文献价值，有的还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元代抄书者文献可考的不多。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嗜学如饥渴，然遭乱世，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龙镇人，“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
7明代
明代私人抄书者甚多，袁同礼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有言：“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如：孙道明，字明叔，华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书家，抄书数千卷，至老不辍。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文学家，少时家贫无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叶盛，字与中，昆山人，“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十万余卷，闻某处有异书，必千方百计购求缮写。陆深，字子渊，华亭（今上海）人，坚持抄书56年，晚年尤喜抄方书。严嵩，字惟中，分宜人，曾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钱谷，字叔宝，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以其余功点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倩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其子钱功甫，“贫而好学，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抄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范钦，字尧卿，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著名藏书家，曾从丰道生、王世贞等处抄录了不少异书。其从子范大澈“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赵琦美，字元度，常熟人，著名藏书家。传世《古今杂剧》242种，即为赵氏所抄，现藏国家图书馆。吴宽，字原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所藏书多手抄，传世者亦多，如《吴沈诗草合卷》《孟子注疏》《尊前集》《裔夷谋夏录》《春明退朝录》《河东先生集》《石湖居士集》等。冯复京，字嗣宗，江苏常熟人，其子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冯氏一门有抄书家风，据各家书目可知者甚多。黄廷鉴《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云：“吾乡冯己苍昆仲，闻寒山赵氏藏有宋椠本《玉台新咏》，未肯假人。尝于冬月挈其友舣舟支硎山下，于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径造其庐。乃许出书传录，堕指呵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虞山人，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雇用了很多书手，专事抄书，“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明代抄书人有史可考者还有谢肇J、何大成、包柽芳、朱谋土韦、何乔新、文徵明、朱存理、阎起山、王履吉、陆师道、黄居中等。明人抄书不像宋人那样以常见书为主，而是精心挑选不易得到的所谓秘本、珍本、异本来抄写，且在书法上非常讲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很多宋元以前的书籍凭借明代影抄本得以保留原貌[5]。
8清代
清代民间私人抄书成风，如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一生抄书很多。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检讨，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粹》《山中白云词》等。他曾设计窃抄过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最后竟发展到为抄书而丢官。吴翊凤，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抄秘籍数百种，最后竟因疲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蒋衡，字湘帆，曾用12年时间抄写《十三经》，计80余万言，“以碑洞石经为式，购善本校正，用东洋纸，界乌丝栏书之”。梁同书，字元颖，钱塘人，曾用5年时间手抄《文选》16册，全书无一字草率者。倪模，字迂村，望江人，抄有《宣靖备史》《鄂国金陀粹编》《孙子》《刘宾客文集》《骑省集》《小畜集》，并在《宣靖备史》抄本之后附一书目，列书34种，欲待购求原本抄录。陈敬璋，字汝霖，海宁人，喜抄书，可日抄万字。钱熙祚，字雪枝，松江金山人，为编刻《守山阁丛书》，借抄文澜阁《四库全书》432卷。刘履芬，字彦清，江山人，喜藏书，“其不能得者，辄手自抄录，日课数十纸”。瞿世瑛，字良玉，钱塘人，以抄书为日课，且喜收藏抄本，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蒋汝藻，号乐庵，南浔人，手抄宋本100多卷。赵魏，字晋斋，仁和人，因家贫，曾抄秘书数千卷，换米度日。曹言纯，字种水，秀水人，坚持抄书长达30年。由于宋本毕竟有限，清代抄书也多以善本为底本，只好通过抄写特别是影抄来弥补这个缺憾[6]。
9余论
在印本书时代，抄书行为成为文化传播和书籍保存的主要工具，至唐初进入雕版印刷术时期，抄书行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次衰微，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化为爱好与兴趣，例如书法艺术。同时，许多的手抄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例如珍本、善本，为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
[2]（东晋）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78.
[3]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103-106.
[4]吴永贵.中国出版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32-174.
[5]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