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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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物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言文；史记；阅读；小组学习；商鞅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082-02

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在本校2013级两个教学班开展了《史记》课外阅读活动。除去春节假期，活动持续时间9个月，参加活动近150人，阅读《史记》短篇近100篇。实践证明，这个活动对提高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和培养其人文素质有较大的帮助。本文将介绍阅读的实践过程以及效果。

选择阅读《史记》的原因有三。

《史记》因其文不那么通俗易懂，没有像四大名著那样被大家普遍阅读。可以这么说，高中不读，大学不学相关的专业，绝大多少人接触《史记》的方式就是影视作品。但其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往往又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充分体现。

《史记》中的文言虽有一定难度，但其中大量的内容都是人物传记，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这又是学生阅读的兴趣所在，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

《史记》通过人物故事，艺术的展现我们这个民族某些群体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阅读《史记》可以加深对过去的了解，对当下的把握。读史可以明智。

阅读《史记》主要包括“学生小组学习”和“教师检测”两个主要环节。

学生小组学习是《史记》课外阅读活动的主要方式。学习小组由一名组长和五名组员构成。小组组功能如下：

1组长组织组员讨论解决阅读中的难点。

2小组选派一位组员在早读给全班同学讲析某个史记短篇中的难词，难句。（讲析的内容由小组讨论确定）

3在讲析的前几天，小组给全班同学布置史记短篇中的两个翻译句子。

其他小组在早读讲析以前要阅读完相关的篇目，并翻译的句子。讲析结束后，各个小组成员都要归纳词汇，订正翻译句子，做好笔记，还要复习已经讲过的内容。

一周三个早读，可以讲读三篇。每读完10篇，教师组织一次测试，记录学生成绩的情况。

不论是小组讲析，还是教师检测都是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一个长期的课外活动，没有兴趣就没有动力。在实践中，还对早读讲析加入了“教师点评”和“拍照上网”两个环节来调动学生的阅读热情，营造一种轻松的阅读氛围。

最客观的阅读效果可以这样表述：在几个月里，绝大多数学生认真的读完了数十篇史记短篇，与《史记》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史记· 变法》

这是《商鞅变法》小组讲习内容。

学生板书内容：

音义

1.必见敖于民 ：诋毁

2.疑行无名：犹豫不决

3.愚者暗于成事：看不见

4.而循礼者不足多：赞美

5.僇力本业：合力

6.黥其师公孙贾：刺面，刑法

二、翻译

1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直译：已经成功的事情，愚蠢的人看不见，没有征兆的事情，智慧的人却能看明白。

2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

直译：当初说法令不方便的秦国民众现在却来说法令方便，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把他们全迁徙到边远的城市。

除了字词句以外，很多小组还对人物进行丰富的挖掘。有的收集人物的名言。讲习《孟子著书》，学生总结的孟子名言：

1.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

2.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4.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5.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6.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7.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有的还引用诗词来评价人物，讲习《伍子胥鞭尸楚平王》，学生用唐寅《题伍子胥庙壁》来评价伍子胥：

白马曾骑踏海潮，

由来吴地说前朝；

眼前多少不平事，

愿与将军借宝刀。

还有的能对文言的内容提出问题，探究思考。讲习《荀卿立言》，在了解荀子性恶的观点的基础上，请大家一起来思考“欲”（荀子性恶中多谈到人的欲望）与“志”（我们常提到的理想与追求）的区别。

荀子说的：“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意思是，像眼睛喜欢华色，耳朵喜好音乐，心中渴盼利益，身体追求安逸，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感觉到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后天事情促发养成的。

学生引用的荀子言论

最让人激动的是学生讲习设计的板书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篆书行楷，古朴有力;插图配画,简洁大方。特别是根据文意想象夸张而成的板书，风趣幽默，智慧毕现。

讲人物故事范文第2篇

一、远程教育条件下教师角色的定位

在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是学生的信息源，是教学中的主讲人，是信息传授者，是知识传递者。教师在教学中占“支配地位”，属“专业型”。

在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教师的这些传统角色已经悄然发生转变。

在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教师脑中及手中信息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远程教育给学生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教师就不再是信息源。在组织教学活动中，教师成了学生学习知识的参与者和导航者。学生知识的获得不再主要靠教师讲授，教师不再是教学中的主讲人，而是学生学习活动中的指导者。

远程教育强大的信息量使老师们感受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贫乏，尽管教师们都接受过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的学习，但与远程教育所提供的综合信息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教学危机感趋使教师自觉学习各种知识，如自然科学知识、历史知识、社会知识、音乐美术欣赏等。远程教育使教师由“专业型”转变为“一专多能型”。

在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开展教学活动，小学语文教师只得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学习与新环境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在不断的钻研中，语文教师由“单一传授型”转变为“教学科研型”。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教师拿着自己编写的教案，在课堂上支配着学生进行学习，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向预定的教学目标。在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学生具有很大的学习自主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选择学习内容，教师就不再占有“支配地位”，而是平等、民主地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了学生学习活动的合作者。

二、远程教育条件下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因为远程教育可以提供虚拟的教学环境，具备丰富的信息资源，具有便捷的讨论空间，所以，在传统的教学方法基础上，远程教育条件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灵活而多样。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发现法、研讨法、创造法、演练法、表演法、论辩法、智力竞赛法、实验法、小组合作学习法、个别观摩法等教学方法，远程教育条件下还可使用虚拟课堂讲授法、虚拟实验操练法、同（异）步辅导法、人机交互讨论法、远程视听——问答法、课后浏览法、网络演示法、课堂网集中讲授法等新的教学方法。

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远程教育条件下，教师可以真正地做到因材施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个性特征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既可以在网上进行指导，也可以在网外进行指导。教师还可以创造性地使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三、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学生素质快速提高。

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例如，学了《黄山奇石》，我让学生收集有关黄山的风景图片，学生查到了“黄山四绝”的图片，制作了幻灯片，还复制到了自己的软盘上。在学习《赤壁之战》之前，我让学生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学生找到了三国历史人物故事，赤壁之战的背景，与火烧赤壁有关的“连环计”、“苦肉计”。学生根据这些资料，总结出赤壁之战中主要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双方胜负的根本原因。这为课文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例如，学了《称象》一课，我让学生思考在当时条件下还可以用哪些办法称象。学生查找了大量科学知识，最后创造性地提出用杠杆称象，用跷跷板称象，用绳索悬于巨梁，一边笼中吊大象，一边笼中装石头，直到两边高度相当等办法。学了《狼和小羊》一课，我让学生在网上讨论：狼向小羊扑去，会有哪些结果？学生想出了十几种结果，如：狼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正好猎人经过，猎人用枪打死了狼；牧羊犬赶来与狼搏斗，赶跑了狼；羊妈妈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吓走了狼；狼掉进了陷坑；一个孩子正准备用弹弓打鸟，见状射伤了狼的眼睛；小羊被狼吃了，它的爸爸决定复仇，就设计打死了狼……版权所有

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更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和自主精神的培养。在远程教育条件下，学生具有充分自由、独立的学习空间，有充足的时间动手动脑，这不断促进学生增强自觉性，培养独立自学能力和自主精神。

讲人物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平面化 解构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语境催生了《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守望。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由于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主要形态,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因此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大众有很大的距离,基本没有进人大众的视野,进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大众和社会小众知识分子之间的断层。比如我们的民族精英文化――京剧、越剧等已濒临灭绝;国学研究被外文研究远远地压在了下面;精英的学术专著无人问津。无论从哪个领域看,精英文化都处于传播、传承的深度困境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体改革逐渐推行,各家媒体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大众传媒追求市场效益,不断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将精英文化的高雅、艰深、晦涩消解为通俗易懂、娱乐搞笑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传媒获胜的法宝,也是时展的潮流。《百家讲坛》即是在这种语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宠儿,它集寓教于乐、娱乐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既满足电视媒体追逐商业利润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也曾经历过从精英文化蜕变为大众文化的过程。其开办之初表现的是知识精英的理想――“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节目主要面向中上层知识分子,试图构筑一所全民的大学。但精英文化的传播随即遭遇了大众口味的滑铁卢。接近零收视率的惨痛现实迫使制片人反思,市场经济的利益链条最终决定了编导重视受众群体的口味,重新调整节目制作思路。随后,《百家讲坛》便以观众趣味为导向标,不断调整节目内容和表达形式,刻意将学术的思想深度浅薄化、娱乐化,以满足公众的审美能力和精神需求。《百家讲坛》定位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妥协和让步。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塑造了《百家讲坛》

制作理念――学术通俗化。《百家讲坛》开办之初确定的宗旨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精英文化“三品”高定位,结果因为收视率等原因经过了三次改版,内容历经了由“系列专辑”到宽泛零散节目的转变;学术性、专业性向大众化偏移;主讲人也由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泰斗向易中天、刘心武、金正昆等文化生活“讲学大师”转化;受众也由“教育金字塔”顶端向底端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们扁平式发展;同时采取简化文本的方式,抽取主题中比较有趣味性的内容进行加工后传达给大众。

《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①我们来看一看制片人万卫的说法:“他们的提纲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基本上是论文的方式。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

从制片人的思路可以看出,《百家讲坛》的节目录制出来是给大众上知识普及课而不是思想启蒙课。所以,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讲述的重点,观点隐藏于背后或被细节完全淹没,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成为叙事细节的牺牲品。而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似乎给了主讲者以绝对的优势传播其思想学说。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因此,我们看到《百家讲坛》表现得通俗易懂,甚至模式呆板,缺乏思想。不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缺乏思想,而是节目制片人了学者们的思想。

筛选机制――重学问,轻思想。《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述、注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概言之,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文学者。我们以2004年～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为例,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积累,重史实的考辨。

而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如五四时期的鲁迅和是思想型学者;50～60年代的陈寅恪和顾准是思想型学者;80年代的高尔泰和李泽厚是思想型学者;90年代的李慎之和钱理群也是思想型学者。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然而,《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却大都是学问型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实、马瑞芳、隋丽娟等人也莫不如此。

《百家讲坛》成为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标志,显然与它的筛选机制有关。谨慎地选择演讲题材和主讲者类型,杜绝艰深、晦涩的思想在节目中传播,以免造成观众的理解障碍。于是,大量故事性、情节性较强的历史题材进入讲坛备选之列。主讲者只需输出知识点,激起观众兴趣点即可,不必传播艰深、晦涩的思想。这是电视媒体导致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必然结果。

制作模式――重形式,轻内容。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娱乐性、消费性。而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工具,其传播的节目不可避免地必须具备大众化特征。因此,《百家讲坛》节目的特点也必然打上娱乐化的烙印,以形式上的新奇、独特来吸引观众。本是一档科普节目,却制作出电视剧的效果是《百家讲坛》的一个亮点。如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等等,这些讲座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交流,不如说是在向观众讲故事、说评书。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百家讲坛》的每期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尾声四段式的结构。观众完全沉浸在“说书人”的表演中,无暇顾及演说的内容是否精辟、独到或值得推敲。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社会根源

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同时也经历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过程之后,原来那些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大都在专业和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他们也逐渐丧失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基本冲动。专业化和体制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大敌,而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进程又把他们卷入其中。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知识分子也变得崇尚物质、拜金、奢靡、腐化……价值观的扭曲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甚广。学术精神的崩溃、学术偶像的坍塌是当代学术界的现状和窘境。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百家讲坛》捧红的学术明星们,在一个个光环照耀下变得身份游离,“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②学者介入电视确实有利于改变电视的生态环境,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也是传播精英文化,以学术精神唤醒民众的良方;从学理的层面思考,这也是精英文化改造大众文化的一种有益尝试。然而学者介入电视之后对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学者还能保持精英的姿态,完成伟大的梦想吗?

在多数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电视节目的可信度,仅仅起一个摆设的作用。陈力丹教授曾有如下感言:“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③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尽管需要放下知识精英的架子,放弃学术的坚守,但为了头顶的光环,不少知识分子还是对电视媒体趋之若鹜。可见,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一个首要社会根源。

电视媒体的“平面化”传播特性。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电视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突出的视觉性。与印刷媒体的想象空间丰富不同,电视作为视觉媒介,其流动的画面作为线性传播方式没有给人的思考留下任何余地。其内容的不可逆性迫使人们只是被动地追随画面,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和思考空间。尽管电视可以发挥很多功能,从本质上讲,它却最适合作为娱乐工具。媒介学者波兹曼写道:“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因此,“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④。因此,媒介特性决定了电视讲坛的主持者只能充当电视传播的符号工具。

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的平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⑤,“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在电视领域,那些戴着光环的专家、学者只是受操纵的“木偶而已”⑥。《百家讲坛》按照明星机制对主讲者进行包装和推介。电视媒介具有强大的“赋予功能”,“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过电视处理的现象与认识,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徕观众的符号。一旦进入电视传播领域,他们便不再是专家、学者,也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

长此以往,学者的思想被平面化、片面化了。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其生产机制遵循的是价值规律。《百家讲坛》是追求收视率的节目。精英文化大众化固然可以创造高收视率,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文化庸俗化、浅薄化的高风险。

注 释:

①王小峰:《打造学术演讲明星》,《三联生活周刊》,第44期,2005年12月28日,省略/program/bjjt/20051230/101132.shtml

②王朔:《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③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2)。

④尹继佐:《当代文化论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⑥皮埃尔・布尔迪厄[法]著,许钧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2页。

参考文献:

1.方健文:《学者介入电视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1)。

2.王俞波:《略谈精英文化大众化的风险及防范原则――以〈百家讲坛〉为视点》,《湘潮(下半月)》,2007(11)。

3.赵海萍:《从“知识分子”到“知道份子”》,《咬文嚼字》,2006(6)。

4.徐梅:《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南方人物周刊》,20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