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学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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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学射范文第1篇
与分布及九仙刻石
山东莱州的云峰山是一处风水宝地。北魏永平三年(5lO年)，时任司州大中正的郑道昭被任命为光州刺史，携眷到任。魏晋时代士大夫多好道，郑道昭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到任后便喜欢上了距城南十里的云峰山以及城东的大基山(俗称道士谷)，遂经常进山修炼。郑氏发现，这里不仅山好，“石也好”，其兴致所到之处，便将自己的诗文、感想题刻在云峰山及其周围的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年)，先后两次分别在天柱山、云峰山的摩崖巨石上刻下了为其父亲郑羲歌功颂德的碑文，被后世称为《郑文公上下碑》。
最早记载云峰刻石的文献是宋赵明诚所著《金石录》和郑樵《通志》，唯二书所载数量不多，仅有七、八种。在清代乾嘉以后，云峰山石刻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收录渐多，影响最大的，当属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和叶昌炽的《语石》。坊间甚至出现了所谓云峰山刻石的“全拓”。不同的著录，数量也多有不同，有三十八种、四十二种、四十七种等不同的说法。
据山东省石刻博物馆1983年9月到1984年6月的调查，云峰山地区(包括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共有北朝刻石42处，其中分布在云峰山17处，大基山14处，天柱山7处，玲珑山(古名百峰山)4处。这一数据是山东省石刻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和山东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上述四山进行了全面的田野调查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次调查，工作人员将每块刻石所在的位置、形状、石质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测量、绘图、摄影、鉴定，详细记录了每块刻石的行字数、字径、残泐情况及原因等，分别绘制了云峰山刻石分布图和局部示意图，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云峰山右阙左上主峰，有一块刻石，上书“此山上有九仙之名”(图一)，周围可见五处刻石，分别是“浮丘子驾鸿栖月桂之山”(图二)、“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图三)、“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图四)、“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图五)、“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图六)。这六块刻石，构成了以“九仙”为题的一组刻石。因有宋以来，世人所见，唯此安期子、王子晋、赤松子、浮丘子和羡门子这五仙之名，于是围绕“九仙之名”刻石聚讼不断。或谓此“九仙”乃五仙之外另有四仙；或谓九乃虚数，非实指；或疑“九仙”乃人名，颇多头绪，莫衷一是。
四仙刻石的发现经过
云峰山刻石声名远播东瀛，每年都有数百书法爱好者从日本到云峰山朝圣。莱州市政府于2000年给云峰山拨付专项经费，修一条通向山顶的参观道路。9月7日下午，施工民工在“九仙之名”题字东南上方约5、6米远山口处清理路基时，偶然发现一块带有镌刻文字的石块。
莱州市博物馆闻讯后，首先对发现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块的周边进行了仔细勘查。这是一处由两崖壁所夹成U字形的山沟，经年泥沙乱石块冲积，外口为人工叠垒，形成一外口宽约3.5米，纵深约5米，高不足3米狭小的台地，表面长有细小的树木和杂草。从9月8日至24日历时近半个月，博物馆组织人力对此狭小台地附近所有的石块进行了清理、发掘，并将所获刻有文字石块进行拼对、整理、复原，发现这些碎石块分属四块刻石(其中较完整者三块)，竟为久佚的四仙刻石。
四仙刻石之现状
1、“神人子”题字
刻石为中粗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黄色。刻石出土时已碎为八块，经拼接、修复后，石刻面高60厘米，宽78厘米，石厚21－32厘米。刻面未经加工，利用原石自然断裂面，左部末行字石面高出右部石面约4厘米。石面文字比较完整，刻字风化较轻，笔画较完整清晰，修复后断裂纹不明显，“神人子乘烟栖姑射之山”3行、10个字清晰可见(图七、图八)。
刻字为魏书体，字宽8.5－11厘米，高6－9.5厘米，横断面呈“V”字形，字画深3.1－7.1厘米。
刻石字面上部有一道石纹，自“烟”字“火”部左上点至“因”部左上角，致使“因”部左上角残连、“栖”字“西”部左上角部分残连。另因石破裂造成“乘”、“烟”、“神”三字局部有残损。
刻石中所谓的“神人子栖姑射之山”之典见于《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姑射为传说中的神山，据《山海经·东山经》描述：“卢其之山……又南三百作十里，日姑射之山，无草木，多水。”而《海内北经》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晋郭璞、清郝懿行先后对姑射山进行过考证，一般认为姑射乃山西临汾西之古石孔山。
2、“列子”题字
刻石为大粗颗粒花岗岩，表面呈赭红色(下部呈赭黄)，出土时刻石从“列”与“子”字间断开，碎为一大一小两块。刻字的石面未经加工，中部有-一宽约9厘米的石脉，由“栖”与“华”字、“乘”与“风”字之间高起。
此刻石风化较重，有些字迹不甚清晰，石面文字笔画也有残缺：“列”字“歹”部左下侧、“子”字右上部及横笔右半部分大部残损；“乘”字“千”头左上部及中间右部“十”字左下部、“风”字中部左下部残连；“风”字的“几”部左竖撇，竖成二笔，相近较宽，似为误刻所致；“华”字、“山”字头下部笔画漫漶较重(图九、图十)。
复原后现石刻面高105、宽87厘米，石厚24 37厘米，刻有“列子乘风栖华之山”8字。刻字为魏书体。字宽约11厘米、高9－14厘米，镌刻字画深3.2－4.4毫米，横断面呈U形，个别为V形。分3行，前2行，每行2字，末行4字。
“列子”，即列御寇，又作列圄寇、列圉寇，为春秋战国郑人。《庄子》记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吕氏春秋·不二》云：“子列子贵虚”，指列子虚静、无为思想，被道家尊为前辈。
华山位于陕西华阴县南，古称西岳，亦日太华山。《山海经》云：“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望而坐之若华然，故日华山。”
列子学射范文第2篇
原文：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
——尹文《尹文子·大道上》
译文：齐国有个黄公，喜欢过分的谦虚。他有两个女儿，是全国的美女，非常漂亮，可是黄公却经常在人们面前说：“小女相貌很丑，见不得人。”久而久之，他的女儿“丑名远扬”。齐国人以为她们真的很丑。结果，黄公的女儿已过了结婚的年龄，全国没有一人前来求婚。
寓意：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状态。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促成事物的质变。因此当我们需要保持事物的原有性质时，就要坚持适度的原则，把量变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尽管谦虚是一个人的美德，但是由于黄公过于谦虚而导致他的女儿“丑名远扬”，造成了与自己愿望相反的后果。
二、翠鸟移巢
原文：翠鸟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爱之，恐坠，稍下作巢。子长羽毛，复益爱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
——冯梦友《古今谭概》
译文：翠鸟做窝的时候，最初把它做在很高的地方，为了躲避灾祸，后来小鸟孵出来了，翠鸟非常疼爱自己的小宝贝，生怕它从窝里摔下，就把窝移到稍低一些的地方。看着看着，小鸟长出毛来了，毛茸茸的，十分可爱。翠鸟更加喜欢自己的孩子了，又把窝移得更低一些。然而，灾难也因此发生了，人们把它们都捉走了。
寓意：矛盾即对立统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这启示我们想问题做事情时要坚持两点论、坚持全面的观点，反对一点论、片面的观点。翠鸟只考虑鸟巢位置高低对小鸟安全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危及安全的其他因素。导致了最终灾难的来临。
三、随珠弹雀
原文：今且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
——庄子《庄子·让王》
译文：随侯之珠是非常珍贵的宝珠。有一个喜打鸟的人，却用随珠作弹丸，去射飞翔在千丈高空中的一只麻雀。人们看了，都嘲笑他。这是什么道理泥？这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太昂贵，而得到的东西太轻微。
寓意：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做事情要善于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用价值昂贵的随珠去打低廉的麻雀，说明打鸟的人做事情分不清轻重缓急，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四、利令智昏
原文：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更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列子《列子·说符》
译文：从前，齐国有个人一心想发大财，得到很多金子。这天清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集市，直奔卖金子的地方，看见黄澄澄的金子，伸手抓了就走。官吏捉住他，问：“集市上这么多人，你为什么公然拿别人的金子呢？”这个人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人，只有金子。”
列子学射范文第3篇
一、现代方言中的嵌[l]词
嵌[l]词现象不局限于晋语区，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多种汉语方言中。其中闽方言的“切脚词”较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梁玉璋于1982年即撰文《福州方言中的“切脚词”》，[2] 此后有马重奇的《闽南、漳州方言中的反切语》，[3] 邓享璋的《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等文，[4] 展示了闽方言中丰富的“切脚词”。闽语“切脚词”不同于“嵌[l]词”，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一文作了比较。[5] 闽语“切脚词”中有大量第二个音节声母为[l]的嵌[l]词，与晋语嵌[l]词虽然一南一北，但是应该有着共同的来源。（详参李蓝文）
除闽方言外，河南多个地区都存在嵌[l]词，见整理的有获嘉话等。[6] 获嘉地处河南北部，仍属晋语。除获嘉话以外，王森《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一文展示了荥阳广武话的嵌[l]词36条。[7] 广武是郑州市所管辖荥阳县的一个乡，位于荥阳县的东北部，属于中原官话区郑开片。另有安华林撰《河南固始话的“嵌[l]词”》，共辑嵌[l]词52条。[8] 固始位于河南的东南角，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历史上曾属楚地，今归河南省管辖。固始话属于中原官话的信蚌片，据安文研究，这里的话带有明显的西南官话色彩，也具有一些下江官话的特点。笔者曾对中原官话区内的淮阳和郸城二县的语音做过调查，发现也有大量嵌[l]词存在，如“翘”言“截料”（弯曲），“划”言“胡拉”，曾在《系与联等字古音同源》一文中列举。[9] 山东省内也存在嵌[l]词，《山东方言中的“嵌[l]词”》[10] 一文以山东寿光方言为例，共辑嵌[l]词60余条。此外，山东莱西市文化局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普查中，发现莱西市店埠镇前寨村存在古老的“反切语”文化现象，当地群众将“反切语”俗称为“切语”，其中也有大量嵌[l]词。嵌[l]词还盛行于淮河两岸，如徐州话把柳条编的或长或圆有边的大盘称为“勃阑”，小睡一会儿称“迷楞”一会儿；还有早年徐州的小炉匠沿街吆喝的“钯碗骨露锅”，其中“骨露”即“锢”，等等。张天堡先生《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一文对临淮关、蚌埠、寿县正阳关一带进行了考察，发现三县流行着大量反切语，[11] 其中不乏嵌[l]词。有些方言中嵌[l]词虽然数量不多，但亦存在，如广州话“角”说“圪落”，“胳”（腋下）说“嘎拉”，“猱”说“马骝”等。
除了方言，现代普通话中也使用着许多嵌[l]词，如窟窿、机灵、激灵、角落、葫芦、螳螂、轱辘、骨碌、呼噜、喉咙，等等，这些与其他方言中的嵌[l]词大同小异，在汉语历史文献中也多能找到它们的根源。随着方言调查的深入，相信嵌[l]词会在更多的方言中被挖掘出来。嵌[l]词广泛存在于多种汉语方言中，说明这一语言现象的出现与北狄人学习汉语无关。
二、古文献中的嵌[l]词
传世文献中的嵌[l]词也十分丰富，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不局限于晋语区。请看下面例子。
笔，《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注：“蜀人呼笔为不律，语之变转也。”
，《说文》：“堂也。”段注：“今江东呼斫郎。”郭注《方言》：“螳螂，有斧虫也，江东呼为石。”
貔，《方言》：“北燕朝鲜之间谓之 。”郭注：“今江南呼为皮 狸。”
邾，春秋诸侯国，古地在今山东省邹县境。《公羊传・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t。”何休注：“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礼记・檀弓上》：“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陆德明《释文》：“《公羊传》与此记同，《左氏》、《Y梁》但作邾。”一般研究认为《公羊》多齐语。
船，须虑，古越地称海船。汉袁康《越绝书・吴人内传》：“越人谓船为须虑。”
以上所举早期文献中的嵌[l]词多见用于晋语区以外地域。还有许多嵌[l]词在文献中没有明确使用的地域，尽管如此，我们根据文献具体情况不难推测嵌[l]词形式应为当时较普遍使用的通语。例如：
绾，《说文》：“绾，恶绛也，一曰绢内，读若鸡卵。”
杜，《尔雅・释草》：“杜，土卤。”邢m疏：“香草也。一名杜，一名土u。”
荠，《易・困》：“困于石，据于蒺藜。”《说文》：“荠，蒺藜也。”《尔雅・释草》：“茨，蒺藜。”按：荠、茨乃声符不同的异体字。
，《仪礼・大射》：“奏首间若一。”郑注：“之言不来也。”
阜，《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子大叔曰：部娄无松柏。”杜注：“部娄，小阜。”《说文》：“附，附娄，小土山也。”按：附、阜上古声同韵近。
停《诗经・周南・湍尽罚骸澳嫌湍荆葛累之。”毛传：“木下曲曰汀！毖镄邸陡嗜赋》：“揽土饔诟吖赓猓容方皇于西清。”班彪《北征赋》：“涉长路之绵绵兮，远迂回以土鳌！卑矗骸汀狈忠艏础土鳌薄
头，《庄子・至乐》：“庄子之楚，见空髑t。”《列子・大瑞》：“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t，q蓬而指。”《说文》：“髑，髑t，顶也。”《广雅・释亲》：“ B谓之髑t。”王念孙疏证：“此叠韵之转也。疾言之则曰头，徐言之则曰髑t，转之则曰 B”。
以上所辑嵌[l]词多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已经出现，有些径以嵌[l]词形式入文，更多的是以嵌[l]词形式注释单音。以常用词解释疑难词是释词的一般作法，可见嵌[l]词在当时应是比较常见的表达形式。
三、汉语中的分音词
嵌[l]词在许多文章中又称“分音词”，如果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分音词”是嵌l词的一个上位概念，它容纳了多种分音的形式，嵌[l]词只是分音词中最常见的一个类型。大量出土和传世文献证明，分音词也是汉语中早已广为存在的古老语言形式。如：
吴，《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木B，自号句吴”。句吴即吴国之名，春秋吴国、宋国铜器铭文又称“攻”（攻王光剑）、“工”（者p钟）、“句”（宋公 ）、“攻吴”（攻吴王夫差a）等。
钲，《左传・宣四年》：“楚伯棼射王，汰c及跗，著于丁宁。”杜预注：“丁宁，钲也。”春秋许国铜器徐 钲铖铭文曰：“自乍（作）征（钲）城（铖）”，“钲铖”即“丁宁”。
椎，《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杼上，终葵首。”郑注：“终葵，椎也。”《说文》：“椎，击也，齐谓之终葵。”
虎，《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b，谓虎於菟，故命之曰kb於菟。”
x，《尔雅・释木》：“x，苦荼。”郭注：“蜀人名之苦荼。”
F，《说文》：“X@也。”《尔雅》：“F，X@。”郭注：“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江东呼为XR。”
以上所举分音词皆见用于非晋语区。此类分音词在古文献中比较常见，且多见于以分音词为单音节词作解，可以推定分音形式在当时使用得比较普遍。从文献时代来看，分音词早已扎根于汉语中了，并不是北狄人改造汉语复辅音才产生的。
这里顺便指出，有许多学者以嵌[l]词和“分音词”为据证古有复辅音。如果将嵌[l]词等看作复辅音的遗迹，那么上古的复辅音将是十分复杂的。再者，今天所见方言中的嵌[l]词或“分音词”也都不是以复辅音形式存在的，而是双音节形式，故认定古有复辅音尚无确证。关于嵌[l]词和“分音词”性质问题，迄今意见仍存分歧，相较而言，张崇主张传统的缓读分音说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赵秉璇. 太原方言里的复辅音遗迹[C]. 第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论文，1986.
[2]梁玉璋. 福州方言的切脚词[J]. 方言，1982，（1）.
[3]马重奇. 闽南漳州方言中的反切语[J]. 福建师大学报，1994，（1）.
[4]邓享璋. 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J]. 三明学院学报，2006，（3）.
[5]李蓝. 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J]. 方言，2002，（2）.
[6]贺巍. 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J]. 方言. 1980，（1）.
[7]王森. 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J]. 语言研究，1994，（1）.
[8]安华林. 河南固始话的“嵌l词”[J]. 信阳师院学报，2005，（2）.
[9]师玉梅. 系与联等字古音同源[J].古汉语研究，2006，（1）.
列子学射范文第4篇
“鹤立鸡群”中的“鹤”代表高雅，“鸡”意谓平庸。鹤立鸡群当然超乎脱俗了。
这说的是晋代嵇绍的事。嵇绍是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儿子，他体态魁伟，聪明英俊，在同伴中非常突出。晋惠帝时，嵇绍官为侍中。当时皇族争权夺利。互相攻杀，史称为“八王之乱”，嵇绍对皇帝始终非常忠诚。有一次都城发生变乱，形势严峻，嵇绍奋不顾身奔进官去。
守卫宫门的侍卫张弓搭箭，准备射他。侍卫官望见嵇绍正气凛然，连忙阻止侍卫，并把弓上的箭抢了下来。不久京城又发生变乱，嵇绍跟随晋惠帝，出兵迎战于汤阳，不幸战败。将士死伤逃亡无数，只有嵇绍始终保护着惠帝，不离左右。
敌方的飞箭，像雨点般射过来，嵇绍身中数箭，鲜血直流，滴在惠帝的御袍上，嵇绍就这样阵亡了。事后惠帝的侍从要洗去御袍上的血迹，惠帝说：“别洗别洗，这是嵇侍中的血啊！”嵇绍在世时，有一次有人对王戌说：“昨天在众人中见到嵇绍，气宇轩昂如同野鹤立鸡群之中。”后来“鹤立鸡群”就用来比喻一个人的仪表或才能在周围一群人里显得很突出。
呆若木鸡
“呆若木鸡”这一成语与斗鸡有关，出自《庄子》和《列子》。
据说，周宣王爱好斗鸡，纪子是一个有名的斗鸡专家，被命去负责饲养斗鸡。10天后，宣王催问道：“训练成了吗？”纪子说：“还不行，它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叫，就跃跃欲试。”
又过了10天，宣王问训练好了没有，纪子说：“还不行，心神还相当活跃，火气还没有消退。”再过了10天，宣王又说道：“怎么样？难道还没训练好吗？”纪子说：“现在差不多了，骄气没有了，心神也安定了，虽然别的鸡叫，它也好像没有听到似的，毫无反应，不论遇见什么突然的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真像木鸡一样。
这样的斗鸡，才算训练到家了，别的斗鸡一看见它，准会转身就逃，斗也不敢斗。”宣王于是去看鸡的情况，果然呆若木鸡，不为外面光亮声音所动，可是它的精神凝聚在内，别的鸡都不敢和它应战，看见它就走开了。
“呆若木鸡”本来是比喻精神内敛，修养到家。有人从中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认为人的处世如不断绝竞争之心，则易树敌，彼此仇视，如消除竞争的心理，自然战胜竞争的对手。“呆若木鸡”的意义逐渐演变为比喻人呆木不灵，失去知觉的样子，或形容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样子。
闻鸡起舞
“闻鸡起舞”中的“鸡”是指鸡鸣，“舞”是舞剑、习武。
它说的是晋代人祖逖的故事。祖逖胸情开阔，不怎么讲究仪表，但却胸有大志。起初他不喜欢读书，后来发愤攻读，学问大有长进。他与刘琨一道担任过司州主簿，感情很好，夜里经常同盖一床被子谈论国家大事，谈到激动的地方，即使是半夜也要坐起来。
一次半夜里忽然听到鸡叫，祖逖踢醒刘琨说：“这是吉祥的声音呀！”边说边下床，走到院子里舞起剑来。他们曾经相约：天下大乱，豪杰涌现，若遇不到明主，他们就一道到中原去避难。晋元帝时，祖逖任豫州刺史，北伐渡江之际，他叩着船桨发誓说：“不收复中原而再渡江返回者，誓不为人！”渡江以后，他率领部下与石勒的军队相持，收复了不少失地，恢复了东晋黄河以南的许多领地。因而用“闻鸡起舞”形容有志之士及时奋发自励。
列子学射范文第5篇
关键词：明清 课程设置 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文明和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撰写了7卷本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写道：“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一、明清课程设置
在“明体适用”思想的指导下，明清各级各类学校课程的设置，均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仅不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反而成为科技发展的阻力。
1、明清国子监的课程设置
作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教育机构，明清的国子监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子监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清的教育发展情况。
为了详细考察明清时期的教学计划，我根据《明实录》、《南雍志》、《明会典》、《辟雍纪事》等史料，查证了明初国子监课程设置，内容如下：
经史类科目，具体课程：《四书》、《五经》，为必修课程，但学生通常只需选择一经主修；
律类科目，具体课程：《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明律令》，为选修课程；
礼、乐、射类科目，均为必修课程；
书，具体课程：名人法帖，为必修课程；
算类科目，具体课程：《九章算术》，为必修课程，此课程在洪武年间开设一段，以后退出国子学。
从明初国子监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在必修课中，“经史”是各代皇十分重视的。洪武二十年的监规规定：“三日一次背书，每次须读《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不但熟记文词，务要通晓义理。若背诵讲解全不通者，痛决十下。” 虽然国子监中以《五经》作为首选的教学内容，但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去学习全部的《五经》。相反，每个学生通常只需要选择一经作为主修。正因为如此，博士才分经教授。虽然“律”是选修，但是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因此实际上变成了必修。礼仪、乐、射、书、数同样是必修，但并不是主要的科目，是“经史律”科目的陪衬，仅是作为未来官吏必备的技能而已。
明代国学教学科目的安排，在藏书上也有着清楚的反映。以北京国子监为例，除字帖外，在嘉靖年间，有藏书54种，其中各朝所颁的8种，儒学著作18种，子书6种，史书22种，没有一部属于算数类。
明北监藏书表内容如下：
颁书类：《》（空格为字迹不清，不能辨认为何书，共三本，推想应是《大诰》一类的著作）、《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五伦书》、《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明伦大典》、《大明集礼》；
儒学典籍类：《易经大全》、《书经大全》、《诗经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易经本义》、《书经集注》、《诗经集注》、《春秋胡传》、《礼记集注》、《仪礼》、《祭礼》、《丧礼》、《孝经》、《四书大全》、《四书集注》、《性理大全》、《周礼全书》；
诸子类：《太学索瘾》、《杨子太玄》、《老子》、《列子》、《尉缭子》、《杨子法官》、《读书记》；
史书类：《史记》、《汉诏》、《蜀汉本末》、《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魏书》、《南史》、《北史》、《五代史》、《元史》、《宋辽金正统》、《资治通鉴》、《文献通考》、《通鉴纲目》、《梁书》、《后周书》；
其他类：红签字帖、白签字帖。
南监的情形也与北监相似，除当朝所颁图书外，儒学典籍、史书乃是其藏书的主要部分，所有藏书中同样没有算数类著作。
清代国子监的课程设置与明代基本相似。国子监“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日摹晋、唐名帖数百字，立日课册，旬日呈助教等批晰，朔、望呈堂查验。”可见，清国子监开设的课程也是经史律书科目。在乾隆时期，采纳孙嘉淦仿胡瑗经义、治事斋遗法教学建议，国子监“分经义、治事以教诸生。经义以御纂经说为宗，旁及诸家；治事若兵、刑、天官、河渠、乐律之类”。表面上看，增加了一些实用的知识，但是由于学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根本不去学习与科举无关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也是将来为官做准备的。
2、地方儒学的课程设置
明代府、州、县学的课程内容，奠定于洪武年间。
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重新规定了各地儒学的教育内容，计分礼、射、书、数四科：
（1）关于礼的内容，要求诸生熟读朝廷所颁布的经、史、律、诰，以准备科贡考试。经，从“五经”中可任选一经修习。史，即诵十一史和朱熹《通鉴纲目》等历史著作。律，即《大明律》。诰，即《大诰》、《大诰续编》与《大诰三编》。
（2）关于射的内容，即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各地教官等人督导诸生习射，要按朝廷所颁布的仪式进行，凡射中目标的赏酒。
（3）关于书的内容，临摹名人法帖，每日习五百字。
（4）关于数的内容，则为熟习《九章算术》。
3、社学的课程设置
明代官方设立社学的时间始于洪武八年（1375年）。明代官方设立社学是“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这表明统治者意图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普及教化，诱导民众、美化风俗。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诏，“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以后又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视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要求民间子弟讲读《大诰》和律令，并且给予奖励。可见统治者强调的是政治教化，而不在于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所以在教学别重视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这就直接影响了社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明代的小学教材主要有《小学》、《孝经》、《孝顺事实》、《家礼》、《论语》、《春秋》、皇帝的圣谕、明代的律令（如明太祖的《大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九章算术》等等。从中可见，明代社学所使用的教材比较单一，偏重于道德和语文知识训练，而缺乏科技教育方面的内容。
清代的小学教材大致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八股教材《小题正鹄》等等。
让我们看一下同时期西方的课程设置情况，通过对东西方课程设置的比较，从而分析出课程设置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二、西方的课程设置：
十四世纪以前：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文艺复兴（14－16世纪）：文法、文学、历史、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力学、音乐；
17－18世纪：文法、文学、历史、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算术、代数学、三角法、几何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力学、物理学、化学、音乐。
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进行分析：
第一，西方科学的发展和新学科的出现。文艺复兴时代和在这个时代影响下的后来几个世纪里，学校课程的范围大大加宽了，总结人们知识成果的学科不断增加并日益分化，到17―18世纪已发展到17种学科。实学科目地理、天文学、力学均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西方自然学科的增加分化尤为显著。西方的逻辑学、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力学、动物学、植物学、化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三、结语
教育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其变化的过程中，总会增加某些课程或是淘汰某些课程。然而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却保持一种亘古不变的稳定性，
我国古代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因此现代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必须紧密结合市场的经济需求，克服脱离实际的现象，设置一些实用的学科，同时还要避免因迎合市场而盲目追求最新的理论和课程，而忽略以至丧失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课程。
参考文献：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220，中华书局，1989。
列子学射范文第6篇
工艺设计团队在进行工艺过程的设计时一般先需要如下原始资料：产品装配图和零件图，企业的制造相关信息。产品装配图有助于工艺设计师了解零件在产品上的位置，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工作的条件情况；零件图则表明了该零件的尺寸和精度要求；了解企业的制造相关信息有利于工艺设计师根据生产厂的生产条件，生产厂现有的设备规格，型号及性能，物资供应状况等信息设计出更加符合本企业的产品工艺设计。这些原始资料是制定工艺设计的基础。根据工艺设计流程和工艺设计相关内容，可以把工艺设计活动分为四个阶段活动。第一阶段：工艺性分析阶段，工艺设计人员从产品详细设计人员处获得新产品的CAD图，对CAD图进行工艺性分析，审查图纸上的视图、尺寸和技术要求是否完整、统一、正确；找出重要的技术要求结合企业的加工能力分析是否能达到要求，分析零件的结构工艺性，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结构或者可以改进的地方，与产品设计人员协商。只有对零件的结构工艺性进行充分分析，才能清楚零件的结构特点，加工表面与非加工表面、重要表面与非重要表面、技术要求的高低等直接影响零件加工性的因素，才能制定出最合理的工艺设计方案；第二阶段：确定毛坯及其制造方式，通过图纸的审查之后，设计人员开始确定毛坯及其制造方式，毛坯的确定是工艺设计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选择不同的毛坯就会有不同的加工工艺，采用的设备，工装也不同从，从而对生成率和成本有影响。因此必须正确的选择毛坯类型和制造方法，确定毛坯精度及余量，之后绘制毛坯图；第三阶段：拟定产品的工艺路线，工艺路线是指用各种方法将毛坯加工成零件的整个加工路线。在毛坯确定后，根据零件的技术要求、表面形状、已知的各种机床加工工艺范围、刀具的用途，就可以初步拟定零件表面的加工方法，工序的先后顺序，工序的集中还是分散。工艺路线的拟定不但影响加工质量和生产效率，而且影响工人的劳动强度，影响设备投资，车间面积，生产成本等，因此拟定工艺路线是工艺设计过程中的关键阶段；第四阶段：进行工序详细设计，工艺路线拟定之后确定各工序的具体内容。包括确定各工序加工余量、计算各工序尺寸及公差，选择各工序使用的机床与工艺设备，确定各工序的切削用量及时间定额。工序设计应该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生产效率，这个阶段最终形成加工工序卡片。当过程流程图，加工工序卡片都通过审核之后形成将文件，整理文件保存，整个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的工艺设计到此结束。之后将文件下发，指导一线工人进行生产。
2工艺设计过程的要素模型
质量管理体系国际标准将过程定义为：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7]。过程方法是指组织内各过程的系统的应用，连同这些过程的识别和相互作用及其管理。过程构成要素模型，如图2所示。根据过程定义并结合图2过程构建要素模型可知:一个过程包括输入、输出、相关转换活动、所需资源、过程所处的环境以及检测评价等六要素。其中输入是实施过程的开始，而输出是完成过程的结果，通过使用合理的资源和科学的管理，来对处于一定的环境的过程进行增值转换活动。为了确保过程的结果质量，对输入过程的要素、环境要求和输出的结果（有形的或者无形的）以及在过程中的适当阶段应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评价。工艺设计过程中的转化活动是由一系列按照时序要求展开的活动，首先是包括审查图纸、产品结构及技术分析、工艺性评价的工艺性分析活动，之后是选择毛坯精度确定余量、绘制毛坯图的确定毛坯及其制造方式活动，然后是划分加工阶段及确定工序顺序的拟定产品的工艺路线活动，最后是确定工序余量计算工序尺寸及公差，选择切削用量，计算时间额定，选择加工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详细的工序设计活动。
3工艺设计过程影响因素分析
工艺设计过程是指工艺设计相关的一切活动，信息，数据，资源的总和。它是由一系列子过程工艺设计活动组成。由于每个过程活动的任务和目标不一样，如表1所示。使得不同阶段的活动所需的资源，输入输出，环境等要素也不同。在产品结构性工艺审查，毛坯的选择，工艺方案设计与评价，工装设计，材料与工时定额等活动时要综合考虑企业自身条件，生产设备，生产能力，生产环境，工艺相关经验，工具相关信息，设备相关参数，加工人员技术水平信息等影响因素，还要结合所处的环境和资源等因素，如环保规则，加工生产条件，安全条件，经济性等方面。最后输出最经济，最可行，最合理的工艺设计方案等文件内容指导企业生产制造。
4工艺设计缺陷因素结构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好的表达缺陷因素与工艺设计过程的关系，避免工艺设计缺陷的产生，并参考多数企业的工艺设计流程，采用过程方法构建的工艺缺陷因素结构关系模型，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硬件产品工艺设计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步骤和分阶段的设计过程。整个工艺设计过程涉及的影响因素因不同阶段而不同，分布于产品工艺设计过程各个阶段的活动中。工艺缺陷影响因素结构关系模型不仅表达出工艺设计过程中各设计阶段间的逻辑顺序关系，理顺了工艺设计阶段的各个活动的输入、输出，而且还清晰地呈现出设计资源、环境等缺陷因素与工艺设计过程的关系，为以后的工艺设计缺陷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从整个模型可以看出，影响工艺缺陷的因素比较多，在具体的工艺设计活动中，往往是由于模型中缺陷因素不能合理有效的控制这些因素，增加了工艺设计缺陷的风险。因此，需要进一步定量掌握工艺设计阶段的影响因素对工艺设计活动的影响程度，以及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以便更好的，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优化工艺设计过程，提高工艺设计质量。
5工艺缺陷影响因素定量化分析
5.1基于DEMATEL方法的工艺设计缺陷因素分析
DEMATEL（decisionmakingtrialandevaluationlaboratory）决策实验室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运用图论与矩阵论原理进行系统因素分析的方法，它通过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直接影响矩阵，计算各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度以及被影响度，从而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然后，根据因素所对应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得出该因素所属的种类（原因性因素还是结果性因素）。DEMATEL方法关注的不仅是因素之间的两两直接影响关系，还考虑了所有因素之间的间接影响关系，从而获取众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采用DEMATEL方法对影响工艺设计缺陷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分析过程直观、明晰，其结果不仅可以表达各缺陷因素之间的量化因果关系，还能根据量化结果对影响因素集进行因果分类和重要程度排序，为缺陷因素控制管理以及识别提供科学依据。
5.2基于DEMATEL方法的工艺设计缺陷因素分析步
骤如下（1）构建各因素间的直接影响矩阵。工艺设计缺陷影响因素表示为Tx，其中x=1，2，3……n，如果因素Ti对因素Tj有影响，则表示为tij。设定影响关系评价标度(如根据较强，强，一般，弱，无五个等级分别赋值)，定义：当i=j时，tij=0表示因素自身对自己无影响；当因素Ti对因素Tj影响很弱时，tij=1；当因素Ti对因素Tj影响一般时，tij=2；当因素Ti对因素Tj影响较强时，tij=3；当因素Ti对因素Tj影响很强时，tij=4。构造因素间的影响矩阵G。影响度Hi为综合影响矩阵D中i行的行和，表示因素Ti对其他所有元素的综合影响值。被影响度Lj为综合影响矩阵T中j列的列和，表示Tj受其他所有因素的综合影响值。中心度Mi为综合影响矩阵T中第i行的行和与第i列的列和之和，表示该因素在系统中的重要性程度。原因度Ui为综合影响矩阵T中的第i行之和与第i列之和的差，表示该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因果逻辑关系程度，若为正，表示该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大，称为原因因素;若为负，则表示该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大，称为结果因素。（5）根据第四步计算的结果，以Ui为纵轴，Mi为横轴，绘制因素的原因—结果图，得出各缺陷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排序。
5.3举例分析
以某雨弹发射架的工艺设计为例，影响雨弹发射架工艺设计缺陷的因素众多、关系复杂。按上述方法，从与工艺设计有关过程活动的角度来考虑，同时考虑输入输出类、资源类、环境类以及监测评价四大类工艺缺陷影响因影响因素体系，构建了雨弹发射架工艺设计缺陷因素表以及按DEMATEL方法步骤计算出综合数据，如表2所示。（1）缺陷因素的原因—结果图根据综合影响关系表，以Ui为纵轴，Mi为横轴，绘制因素的原因—结果图，得出各缺陷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排序。应用SPSS软件将各雨弹发射架工艺设计影响因素标注在坐标系上，如图4所示。（2）分析结果由以上结果从整体所有因素可以看到：（1）雨弹发射架工艺设计的原因因素有24个位于0线以上，依次f1、f2、f3、f4、f5、f7、f8、f10、f11、f13、f14、f15、f17、f21、f23、f24、f25、f28、f30、f32、f35、f37、f39、f40，它们是导致雨弹发射架工艺设计缺陷的主导因素。根据20/80原则，影响度大小排序前五位为f10（工艺流程图）、f13（工序操作指导卡片）、f5（现有生产能力资料）、f7（毛坯方案）、f2（组件明细）、所以，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2）结果因素有16个位于0线以下，依次为f6、f9、f12、f16、f18、f19、f20、f22、f26、f27、f29、f31、f33、f34、f36、f38，这些因素受其他因素影响比较大。按被影响度大小排序前三位为f38（成本约束）、f22（毛坯的相关经验）、f12（工序卡片），它们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必须加以重视。（3）从工艺设计缺陷因素原因—结果图中也可以分别按类中的因素比较，如输入输出类缺陷因素（正方形表示）中的f10（工艺流程图）、f13（工序操作指导卡片）、f5（现有生产能力资料）中心度值较大，是输入输出类最可能导致工艺设计缺陷的致因因素；从图4可以看出输入输出类因素相对其他类因素大部分都在0线以上，这说明此类因素中原因因素较多，应该给予一定控制。资源类缺陷因素(圆圈表示)中f22（毛坯的相关经验）原因度第二小，说明受其他因素影响最大。环境类缺陷因素（正三角形表示）中f38（成本约束）原因度最小，中心度第三大，说明成本约束不仅受其他因素影响大外，自身影响其他因素也大，应给予控制。监测评价类成本约束（倒三角形表示）f39，f40，都在0线以上，说明此类缺陷因素影响其他因素较多。（4）从整体来看缺陷因素f5（现有生产能力资料）、f10（工艺流程图）、f12（工序卡片）、f13（工序操作指导卡片）、f22（毛坯的相关经验）、f38（成本约束）相对离散，应重点控制监测。以上结果只是针对雨弹发射架工艺设计，对其他硬件产品工艺设计缺陷因素分析可参照此方法，但分析结果因产品而异。
6结论
列子学射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列子学射范文第8篇
最初，在人们观念中，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只有神和巫。巫作为沟通神与人的中介，他们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超自然能力是不难理解的。《山海经》说巫具有复活生命的本领，《楚辞》中说巫能占卜、降神、招魂。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神仙方术的日渐兴起，从原始巫师蜕变而来的方士们为了自神其说、赢得信众，逐步把原始巫术中的一些仪式和方法移植过来，形成了他们的“法术”。于是，仙人或方士的“特异功能”开始充斥神仙故事。游仙作品的主人公既然要游于仙境，自然也需要一些异于常人的法术，其中出现最多的是通神致仙、飞行升天、占卜吉凶等。
致仙术
降神致仙可不是一般的求仙者所能做到的，当年秦皇汉武被方士们忽悠来忽悠去，折腾了一辈子也没能见到仙人的真面目。好在文学作品是想像的产物，在那里，游仙者几乎人人都能遇见神仙。
游仙者遇见神仙，大约有3种情况：一是仙界拜见。仙界是仙人所居之地，游仙者既然能飞到仙界，在那里见到仙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贾谊《惜誓》说：“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张衡《思玄赋》说：“叫帝间使辟扉兮，觌天皇于琼宫。”皆此类。二是人间偶遇。仙人有时也会到凡尘中游历一番，所以游仙者守候在仙人容易出没的山间林中或许也能遇见仙人。汉乐府《上陵》以极其天真的笔调写道：“芝为车，龙为马。览邀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曹植《仙人篇》则想象攀登泰山过程中突然看见“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三是以术致仙。致仙术在游仙诗中殊难表现，曹植《飞龙篇》提到的“西登玉台，金楼复道”其实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秦始皇以复道连通宫观，微行以避恶鬼候神仙之术。
对于游仙者而言，仙人的作用主要有4个：一是授道，二是授药，三是引路，四是交游。仙人授道，如《远游》中王子乔关于“道可受兮不可传”的那段论述，再如《七谏・自悲》：“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曹植《飞龙篇》则想象仙童“教我服食，还精补脑。”授道固然好，但毕竟还须游仙者自己悟道修行，不如干脆授药来得直接、简便，因此仙人授药也成了游仙诗中津津乐道的话题，曹丕《折杨柳行》说仙人“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至于仙人引路，汉乐府《长歌行》写道：“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能与仙人欢娱交游当然也是求仙者梦寐以求的事，《远游》的作者写道：“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有些作品中，甚至想象游仙者与仙女行男女之欢，《九思・守志》就有“与织女兮合婚”的奇想，张华《游仙诗》也有“云娥荐琼石，神妃侍衣裳”之句，陆机《前缓声歌》则声称“北征瑶台女，南要湘川娥。”
飞行术
跟致仙术一样，飞行术差不多也是游仙者的必备“技能”之一。在古人心目中，仙人通常就是掌握飞行之术并大多处行状态的人。《庄子》所说的神人、至人、圣人大略如此，《逍遥游》说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说至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淮南子》、《抱朴子》等也有大体相似的论述。
如果按照飞行方式区分，游仙诗文中所表现的飞行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腾虚飞行，二是骑乘飞行。
腾虚飞行是指飞行者无所依傍而自由飞升，或腾云驾雾，或振翅高飞。《淮南子・览冥训》说妲娥窃不死之药以奔月，应该就是如敦煌飞天那样长袖舞动、飘然升天的吧。《列子・周穆王》说西极之国的“化人”邀周穆王同游天宫，“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乃止”，《神仙传》说若士“举臂竦身，遂入云中”，大凡皆此类。游仙诗歌中也不乏这样的描写：曹操《陌上桑》之“驾虹霓，乘赤云，登彼曾九疑历玉门。”郭璞《游仙诗十九首》其六之“升降随长烟，飘砜戏九垓”云云，都是这种腾云驾雾式的飞行。但具有这种轻举飞升能力的高人毕竟不是很多，于是，古人想像仙人能像鸟一样长出翅膀，鼓翼而飞。不过，好端端的人长出翅膀来，看起来总有些别扭，甚至连老资格的仙人彭祖都说这样“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有似雀之为蛤，雉之为蜃，非人道也”(《抱朴子内篇・对俗》)。好在诗人们并不太在意，游仙诗中主人公展翅翱翔之例依旧比比皆是。
更多的时候，仙人或游仙者是被想像成骑乘飞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鼓翼而飞毕竟太累，而且也不够气派，仿佛是常人之步行，终究不如骑骏马、坐华舆来得省力快捷、气度不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有的求仙者学仙初成，尚未长出翅膀或学会腾驾，还须有所待、有所依。《列仙传》、《神仙传》中所描写的神仙，大多各有所乘，琴高乘赤鲤、王子乔骑白鹤、萧史乘凤凰、陶安公跨赤龙、茅君登羽盖车、韩众骑白鹿等等，不一而足。游仙诗中对飞行骑乘的描写始于《楚辞》传统。《楚辞》系列作品每每极尽铺饰之能事，主人公之坐驾往往龙马腾跃，象舆驰骋，风鸟前导，飞廉后从，青虬左骖，白虎右腓。后世游仙诗由于篇幅所限，不便铺陈，所以主人公的排场也就小了许多，气度大不如铺写辞赋的前辈们。往往轻车简从，孤身独行，骑乘之物大略不出龙、马、鹿、鹤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