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的诗句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等人的诗句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1篇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隋朝末年其先租因罪住在中亚细亚。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李白就诞生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碎叶城，五岁时随父迁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 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 李白性情豪放，喜爱纵横家的作风，爱好任侠之事，轻视财货。早年在蜀中度过。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李白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全国，走过湖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他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写李白的几句诗，它像一幅素描，把李白狂放不羁、不阿权贵的性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一个受人人千古传诵的诗人！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2篇
于诗歌的意境中，于悠扬的旋律中，于流淌的河流中，我的身体离开了如诗的文字，可我的心魄却依然在清流的怀抱中停驻，久久地，久久地……
――题记
总是这样，我蜗居的城市的夜空是如此寂静，当缕缕月光幻化为条条江河，透过玻璃窗棂，在我凌乱的书案上的诗卷间缓缓流淌，我不由得沉醉于其间。
眺望远处，是笼罩在一片幽暗之中的隐约屋顶和朦胧树林，像排山倒海般的浪潮扑面而来。
此刻，我想起异国他乡的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自古希腊以后，实际上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语言和存在最原始的关系被遮蔽了，这是海德格尔后期持久地思考着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如何才能进入海德格尔语言的“江河”呢？
马丁・海德格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在语言与存在之本质的关系中，来沉思语言，寻找到“语言是存在的家”和“人诗意地栖居”。他还说，唯有一种存在者，总是不断在追问中引人注目。
此时，马丁・海德格尔沿着那条洒满月光的林中小路，听着小河在身边轻歌曼舞，独自慢慢回到他的孤独小屋，他究竟想了些什么？他是否也曾在月光下的水流声中翻阅过那些过往不朽的灵魂，并从中得到另外的某种启示和安慰？
万籁俱寂，思绪纷飞，我无法停止自己对于诗歌迷恋，一次又一次地用心海去触摸、翻动与思索。
在那些思绪涌动的漫漫长夜里，唯有窗外的那片薄薄的如水月光，伴随我不断地在诗歌的河流中徜徉。
我想，那些浸泡着融融月色的诗歌，渐渐被人遗忘和丢弃，然而却在我脑海之中嬗变为一条清亮见底的小河，或许已经深深地涌入我的灵魂深处。
回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夜晚，那一段难以抹去的记忆，那是我在昏暗的少儿书店里，沉迷于寻找诗人与拜读诗歌的时光。
月光黯淡，凉风习习，一场不约而至的骤雨正从远方匆匆莅临。
空气中，散漫着一股海棠花的清香，在芜杂的人影里，我在焦急地搜寻海子、顾城、舒婷、北岛等人的诗集，相信它们似乎可以让自己免于时光寂寞的一阵阵紧锣密鼓般的扣问与敲打。
后来，轻飘飘的月光消失了，心河断流变得很干涸，我仿佛忘却了我自己的存在，疏雨滴梧桐的声响，都作为一本本诗集里某个场景的背景音乐，而时光之河流逝得那样缓慢无力甚至苍白迷离，在那些让人心灵感到温暖的诗集面前，时间同样可以被压缩打包，并最终被永远地植入我的记忆。
笔耕多年，纵横文海，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在那些忙于应付中考的日子里，那种父母睡熟之后急切地打开唐诗宋词和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歌赋集注》、聂鲁达《诗歌总集》、余光中诗集时的跃动与激越的心情。
暖暖的感动纷至沓来，河水一般拍打我的心岸，可我不得不借助于窗外的月光匆匆地读上几行，当我读到宝岛诗人余光中的诗句：“回去的路上魂魄在游行/水，在桥下流着/泪，在桥上流”时，我的整个身心不禁为之剧烈震颤，我相信窗外洁白的月光也在颤抖，那条溪流也在闪动，我感到了诗歌背后那种不谋而合充满着默契的眼神，它来自于一个远在海峡对岸的诗人迷离的眼睛，在一种接近于纯洁的月色之下，那种独特的气息温馨而火热，就像旷野里的木槿花一般孤独地傲慢地绽放。
我感到这一生或许都将沉迷于这种诗歌所编织的或清新或迷茫的梦境，那是怎样无以言传的幸福还是不幸，在那以后无数个沉默或是烦躁的夜晚，那缕月光，那条溪水，将伴随着我无尽的幻想和现实的创作，永恒地萦绕在我的梦境里。
我想，我从未远离清新月光和那条清溪，就像从未远离诗歌远离诗人一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已习惯于在皎洁月光下长久停留，聆听河流的淙淙歌舞，习惯于一种生活的姿势和写作的动作，低头阅读、指尖灵动、轻嗅与抚摸，各种妙曼的声音与悠扬的气味在我的指间流动，那些或是粗糙或是光滑的诗卷纸页，全如同家乡半边山脚下幽静的水磨河，成为这喧闹的人世间灵魂唯一的安放之所。
从此，我不再为岁月的流逝而感到惋惜，久久地安静与思索，竟使我对于窗外紊乱的世界多了一份豁达心情。
当街边的路灯渐次明灭的时候，那条盈满诗句的小溪依然抚慰着我的内心世界，涓涓清流正静静地环抱着我孤寂的心。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诗人，他定格在汨罗江小舟上的恒古背影，在月光底下，在江水上，在那些泛黄的诗句中间，温暖的气息依然那样坚毅而执着。
有人说，中国的诗歌总是与孤独并存的，更是与忘却并存的，我记住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忠告和诗人屈原的悲情，似乎唯有月光下的诗歌演化的河水，永远维系着我向那缪斯之神靠拢的信念。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贾岛诗风；特点；多元化成因
关于贾岛多元化的诗风体系，我们首先应该从当时整个文学体系中了解和发现，针对当时的创作氛围不难发现，元和时期在当时的诗坛上总是涌动着一股创新的思维，其实这种思想的出现跟当时的文学氛围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在元和时期以前的唐朝，诗词文化就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古典抒情派的诗风，而且创作出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而这一系列情况就变成了阻碍贾岛他们这个时期文人墨客的一大阻碍，为此，如果想要得到更大的突破，那就必须进行创新，创作出新的一类属于元和时期文人墨客的独特诗风。而作为当时最先开始变革的文人群体之一的韩孟一派的诗人就为了超越盛唐时期的文人墨客，开辟出与之相反的诗风，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都不在去抒漫幻想，而是将自己的经历写入文章，用自己强烈的现实环境来来激起读者的共鸣，并通过这样的作品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贾岛其实在很早以前就认识韩愈等人，并且多次主动去请教韩孟诗派的文人，因此，在贾岛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受到了韩孟学派思想的影响，作品也就拥有了求奇求怪的特点。
一、贾岛诗风的特点
根据史料记载，贾岛少年时期曾经出家为僧，直到三十多岁才开始还俗步入社会，由于这样的僧侣经历正好发生在他人生观还是建立的重要时刻，因此使得贾岛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青灯古佛的苦修生涯使得贾岛内心对于佛禅思想根深蒂固，这一点其实在他的作品中也都常有体现。由于这样不同于他人佛堂经历，造就了他不一样的人生性格，也使得他拥有了时常自省内心心态，也正是因为这类原因，使得贾岛在文学创作中也深受自省思想的影响。根据前人统计，贾岛在文学创作中就拥有过六十余篇关于僧侣的文章，并在他非常关注一些表现凄凉落寞的客观事物，这些现象都不难表现出贾岛在思想上深受佛堂枯寂生活的影响。由于多年的佛堂生活还使得贾岛养成了坚毅的性格，在这样的性格的驱使下，他总想给读者传递一种警示的精神，让读者能够更好的感受这个现实的社会，而不至于被这绚烂的花花世界所诱惑。这样一段另类的生活经历也成为了影响贾岛文学创作风格的非常大的原因之一。
二、贾岛诗风的多元化成因
其实对于贾岛的佛堂经历，史料上记载的都多少有一些差异，但是有一点在史料上却都有记录，那就是贾岛出身寒门，根据他的好朋友苏绛在文章中所说，贾岛出生于一个彻彻底底的布衣人家，也正是因为穷，才使得贾岛不得已投靠佛门，以求可以填饱肚子，并且可以读书习字，事后在遇见韩愈之后，听韩愈之劝，开始步入科举，可惜多次不中，全靠朋友接济才得以生活。这样的悲苦生活，也使得贾岛的内心多处于悲苦的情感之中，在他的眼中，这个社会就是灰暗的，就是缺乏温暖的，因此在他的是各种所借代的物品也都是一些凄凉萧瑟之物，也正是因为这些借代物，使得贾岛的作品整体呈现出悲苦的氛围，也同时抒发了作者对于内心的悲凉。在其所有作品中大肆表现这种悲苦氛围的虽然不多，但是多多少少带点感觉的却不少，在他的作品中给读者带来的不是精神上的鼓励而是现实悲凉。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悲苦的经历，使得贾岛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另类的奇怪之美。
其实导致贾岛诗风各种成因中还有一项其实就是受到前人的影响，元和时期的文人墨客虽然想向超越盛唐时期，但是却也还多多少少被前人的作品所影响着，其中贾岛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员。在前人的评论中，大家也都觉得贾岛在文学创作中深受杜甫的影响。就贾岛奇僻的诗风而言，其中就有两个方面能够体现出贾岛与杜甫的关系，其中一项就是风调，在杜甫的文学创作当中，也曾有过一段抒发悲苦情怀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所创作的文章也同贾岛的诗词一样多选用悲戚的借代物，诗句也都奇僻幽峭；还有一项那就是奇特的句法结构，在杜甫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不仅可以熟练地运用正统句法，偶尔也会加以创新，通过打破定式句法来构造另一种不一样的美学。也正是这样的创新精神开始影响着贾岛，使得贾岛在创作中偶尔也会突破定式，创作出一种另类的句式结构，通过这两点不难看出贾岛在文学创作中深受前朝诗人杜甫的影响，使其建立起一种奇僻的另类诗风。
参考文献：
[1]喻芳.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
[2]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J].东方丛刊.2008（01）.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梅文化；影响；梅句
一、梅在日本古典诗文中
苏轼曾写道：“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开”意思是说在冬季，百花凋零，即使是傲霜的，也终于抵挡不住严寒的而憔悴枝头，而梅花就在冰天雪地中傲然绽放，向人间预告春的信息。梅传入日本大概在公元700年左右，据池田彦胜考证，梅花是由初期遣唐使连同大陆文化一起带到日本的，梅传到日本后，欣赏和厚爱梅花的文艺思潮也随之在上层贵族官僚中间传播开来，赏梅、咏梅成了当时日本宫廷宴饮、诗文唱和的主题。良岑安世等人于天长四年（827）编定的《经国集》中，就记载了文武天皇所写的三首咏梅诗。《万叶集》四千五百多首和歌中，写梅的和歌有119首左右。万叶时代，咏梅的诗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以至达到“梅”几乎成了“花”的代名词的程度，那时的「花不是指赏樱花，而是中国传去的桃花和梅花。及至《古今和歌集》时代，梅花之花坛翘楚地位渐被樱花所替代。尽管如此，在“四季歌”的134 首咏花之作里，咏梅的和歌仍有24首。江户时代的诗人也写了很多有关梅的诗歌，如俳人松尾芭蕉的俳句“莫忘记，梅花开在草丛里”，以在草丛里的梅花比喻自己。“梅枝作牛鞭，村童哟，请莫折尽”写了村野的情趣，“寒梅折枝响，联想老胳膊”这是与谢芜村用寒瘠的梅枝比作自己的老瘦的胳膊，“白梅正初开，破晓只为看花来。”据说这是与谢芜村临终时吟的三句中的最后一句。
二、俳句中的梅句与中国文化
藤正二指出“日本人的文学趣味和文化意识的是伴随梅的发展变化的，可以说梅的发展、进化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自古以来，中日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的文化积淀和对梅花的审美意象，深刻地影响着日本诗人的想象力。在他们所写的梅诗歌中，有着我们似曾相识的面影，以下就几首江户时代著名俳人所写的梅句与中国梅文化进行比较。
1、梅一一ほどのあたたかさ。/一朵梅花绽，更添一分暖。（服部雪）
梅在日本的古名叫“春告草”，在中国也被誉为花魁，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之美誉，由于梅花开放时并非同时开放，等到花蕾全部开放，历时十到十五天。这首俳句所表达的意思是：春天到了，虽然眼下还是寒气逼人的季节，但每绽开一朵梅花，就令人感到天地间多了一分暖意。这俳句的影响很大，至今仍出现在新年书信以及贺年片上。
2、梅白し昨日ふやを盗れし/白梅开正好，白鹤昨天可被盗？（松尾芭蕉）
这句出自林和靖的典故，这是芭蕉于1685年访谈林派俳人三井秋风的别墅时所写，他见到别墅白梅盛开，清幽雅致，使他联想到有“梅妻鹤子”之称的中国宋朝的大隐士林和靖。三井秋风的别墅虽然没有林和靖喜爱的白鹤，但其风雅之趣甚为相似，芭蕉此俳句也表现了他对林和靖高洁情操的欣赏。
3、青梅に眉あつめたる美人哉/双弯蛾眉颦，美人食青梅。（与谢村）
这首俳句很容易让人想起宋朝梅尧臣的“梅叶未藏禽，梅子青可摘。江南小女子，手弄门前剧。齿软莫胜酸，弃之曾不惜”和李清照《点绛唇》中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诗句。中国诗词常把青梅比作美丽的少女，这是因为青梅是成熟的果实，与少女成熟的春相似，青梅在中国诗歌中的这个意象也被日本俳人吸收，这首俳句中的美人形象极像梅尧臣笔下的江南小女子，使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情趣与甜美。
4、白梅や墨芳しき/白梅绽放，墨香飘满鸿胪馆（与谢村）
“”是日本仿照中国的寺而修建的国宾馆，分别设在京都、九州、大阪，用来接待外国使节与客商，鸿胪馆的客人大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主人以诗会友，在梅香中飘溢着墨香中与客人欢聚一堂，别有一番情趣。
5、梅けど、けど、一人かな/梅开莺啼，我一人。（小林一茶）
小林一茶的这首俳句，写于自己与家人死别之时，意为梅花开也罢，黄莺唱也罢，诗人茕茕孑立，人世的春天进不了自己的世界。这首俳句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句的影子，杜甫有诗吟道“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绝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俳人和杜甫的浓浓的乡愁深深感染着我们。
三、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有与其他民族相通的东西，又有自己的独特点，在中日两国，咏花诗词成了古典诗歌的一大品类，形成富有民族风味的一大特色。在万叶时代和古今集时代，梅是王谢堂前燕，咏梅的诗人主要是达官贵族，到了镰仓时代末，梅飞入了平常百姓家，在江户时代，梅花以及梅的果实成了日本人平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梅已经逐渐本土化，它与日本的风土紧紧相连，但中国梅文化仍影响着日本的诗人们。
参考文献：
[1]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2第1版
[2]彭恩华，日本俳句史[M]，学林出版社，2004.04第1版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戈麦 语言 张力 否定 绝对性意味 多重转喻 色彩变形
戈麦，原名褚福军，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至今日，戈麦离开人世已经十二个年头了，但他的诗歌仍不如比他稍早时期的北大诗人海子、骆一禾等人那样知名。戈麦的长期被“埋没”，并不证明他的诗歌是平庸之作，相反，这位把诗歌作为“语言的利斧”的诗人，生前一直致力于在自己的诗歌中发现语言突破之可能，并通过语言张力的运用使诗歌本身呈现出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紧张感，互否与悖论充斥与诗句之中。正如同戈麦对诗歌的理解中所陈述的那样，他的诗歌的确是“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作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i因此，对戈麦诗歌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张力进行分析，能够从一个角度展示戈麦诗歌的美学特征，也使这位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物的诗人的作品的价值得到应有的评价。
一.诗歌语言中的“张力”概念综述
“张力”一词，本是物理学术语，是指事物之间与事物内部——力的运动所造成的紧张状态。1937年，艾伦·退特首先将张力引入诗学，主要在事物内涵和外延的范畴上进行讨论。稍后，1943年罗伯特·潘·沃伦进一步提出诗歌解构的本质即张力的观点，新批评流派的代表人物克林斯·布鲁克斯最终确定了张力在诗歌艺术中的“本体性”地位。因此，“张力”是一个从西方文论中引进的概念。然而，在中国古典哲学、诗学中，“张力”的含义也隐约有所体现，但尚未形成完整、具体的言说系统，如道家强调的“有无相生”、格律诗中的“一字易诗”（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的运用）等。所以，“张力”的被提出，有其历史渊源。
中国大陆近年来对诗歌语言中“张力”这个概念的研究，比较系统和具体的有陈仲义教授。本文所引用的观点大多来自于他在2012年的著作《现代诗：语言张力论》一书。陈仲义教授在书中对“张力”一词做了这样的定义：“张力是诗语活动中局部大于整体的增值，诗语的自洽能力（即“自组织”状态）以最小的‘表面积’（容量）获取最大化诗意。”ii并且陈仲义教授认为，诗歌语言中的“张力”是“对立因素、互否因素、异质因素、互补因素等构成的紧张关系结构”iii，因此“张力”主要体现为词与词、句与句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通过“差”与“合”建构起来的，在语感方面给读者紧张感、惊奇感的语言艺术修辞效果。不仅如此，诗歌语言中的“张力”还可以让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情感，“张力”的存在好比潜伏、流动于诗歌内部的炽热熔岩，使诗人的平淡语言充满力量。因此，“张力”对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自然也是富有诗性的诗歌语言。“张力”的存在能彰显一个诗人运用语言的艺术功底。
二.戈麦诗歌语言中的“张力”分析
如前文所述，“张力”对于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戈麦，作为一名热爱语言、重视语词、“意识到我们时代的语言的弱点并竭力创造新的语言元素来加以矫正”iv的诗人，在诗歌中运用“张力”完全是潜意识中对语言的创新，也是个人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体现。不仅如此，戈麦对诗歌语言“张力”的运用也是“利用朴素的形式传达超负荷的情感”v的需要，他在表达上追求客观性，将内心炽热的情感压缩至近乎于“无”的境界，呈现出一“冷”一“热”的对比，这种对比在他自《誓言》之后的那些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诗人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人类中的一员”的所有悲剧与不幸，他对人类的命运始终保持着警觉态度，并对俗世生活表现出了排斥。而语言让戈麦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通过“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种对诗歌语言“张力”的自觉追求，使戈麦“在自己和语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和亲密的关系，他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拯救”。vi因此，戈麦虽然自沉于万泉河，使自己的肉身在尘世中消失，但他的灵魂却在诗歌语言中得以保存，读戈麦的诗歌，便会感受到他看似平淡、冗长、繁琐甚至晦涩的语言背后“张力”的奔流，“张力”的存在使他的诗歌语言不同于稍早于他的海子的“热烈”，也不同于骆一禾的“平静”，而是类似于两者的综合，呈现出“外冷内热”的特点。而具体到文本，戈麦诗歌语言中的“张力”又有如下特点：
1.否定性连接词的大量运用，如“不可能”“不是”“不会”“不好”等，使连接起来的意象和诗句之间产生尖锐的对立感和紧张感，通过“不可能“来达到诗人心目中的“可能性”。如《界限》：“发现我的，是一本书；是不可能的。/飞是不可能的。/居住在一家核桃的内部，是不可能的。/三根弦的吉他是不可能的。/让田野装满痛苦，是不可能的。/双倍的激情是不可能的。/忘却词汇，是不可能的。/留，是不可能的。/和上帝一起消夜，是不可能的。/死是不可能的。”诗人先设置了一系列陈述句和意象，然后立即进行斩钉截铁的否定：“……是不可能的。”那什么是“可能性”呢？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但细读诗篇，结合诗人生平的信念和观念，可以推测出诗人虽然对现实生活和人生命运持悲观态度，但诗歌使他发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他把自己的灵魂置于诗句中，因此“死是不可能的”。戈麦诗歌中运用否定性连接词的例子还有“学不会的舞蹈”（《命运》）“不再理会活的东西”（《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生活是再也编织不好的花篮”（《我是一根剔净的骨头》），等等。诗人对现实中的“存在”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实不过是一场令人惊悸的破碎的噩梦”，因此他“渴望一种超越的生活”“向往现实背后的彼岸世界”vii，所以戈麦在诗歌中设置的否定，实质上是为了达到心中对“超越”、对“彼岸”的肯定，在“否定——肯定”之间，张力得到了凸显。
2.戈麦对于富有“绝对性意味”的词语的喜爱，在他的诗歌语言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戈麦喜欢把话说“绝”，与前文所述的否定性连接词的运用一起促成了诗歌中的紧张感，并彰显出诗人在诗句中流露出来的对世界、对人类彻头彻尾的绝望。如“人类呵，我要彻底站在你的反面”（《我要顶住诗人的咒骂》）“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竟能梦见/这荒芜的大地，最后一粒种子/这下垂的的时间，最后一个声音/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件事情，黄昏的星”（《献给黄昏的星》），同时，戈麦诗歌中的“绝对性”词语的运用也有“完成性”的意义，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只要此在存在，它也向来已是它的尚未”viii。而“最后”“毁灭”“死亡”这些词语，在意味着“存在”的终结的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完成：“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ix。如诗人在《誓言》中所述：“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戈麦的生前好友西渡认为，《誓言》这首诗标志着戈麦的写作风格从此发生了重要转折，诗人从而更为彻底、决绝地拒绝俗世生活，走上一条追求内心理想完整性的道路，直至死亡。
3.戈麦诗歌语言中的“张力”还有一个表现是戈麦善于把表面上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词语用“串珠串”的方式连接起来，把它们组合成诗句。这使戈麦的诗歌语言简短、简洁、富有力度的同时，又增加了读者理解戈麦诗歌语言的难度，有时甚至晦涩。这些诗歌多以“十四行诗”的面目出现，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戈麦对于诗歌语言形式规范的严谨性。如《爱情十四行》《儿童十四行》《欢乐十四行》等。《爱情十四行》的主题是“爱情”，但诗句中出现的却是与“爱情”不相关的词语：“黑夜。苦水。照耀中的日子。/早晨的花。一个瞎子眼中的光明。/苍白的脚趾。苔藓。五行血的歌子。/死者喉中翻滚的话语。/不知名的牺牲者。残废的哑巴。……”一个词，就是一句诗，运用了一种类似于“换喻”的手法。所谓“换喻”，“是以密切相关的事物在推理过程中从本来事物转换到另一事物去”x，因此诗中出现的词语，表面上看与“爱情”没有太大联系，给读者一种陌生感，这是因为诗人常对“此在”的人生存在怀疑与悲观情绪，“爱情”在诗人眼中也是具有消极意义的，而诗歌中出现的词语，如“黑夜”“苦水”“死者喉中翻滚的话语”等，皆有悲伤、痛苦、短暂的特点，无形中契合了诗人心中对“爱情”主题的认知，把个人的情感紧密在包裹在词语的内部，如果不仔细品味，很难发现诗中所指，也很难体会诗人的感情。因此戈麦的诗歌语言，有一种“谜语”的韵味，这便是“张力”造成的效果。
4.戈麦诗歌语言中出现的色彩，也呈现出视觉上的“张力”感，这是因为戈麦把色彩的传统象征意义取消了，换之以陌生的意义，用来表达诗人的独特认知，与整首诗的氛围相契合。纵观戈麦的诗歌，这种“陌生化”效果最显著的是对“绿”的运用。有的研究者曾认为戈麦对“绿”是持一种“厌弃的态度”xi，其实细察戈麦诗歌中出现“绿”的诗句，其中蕴含的情感的不仅是“厌弃”，还有“绝望”“悲伤”的寓意，给人一种冷冽的感觉，甚至与死亡相挂钩，与“绿”在传统意义中所持有的“生机、美丽、活泼”等具有积极意味的意义相逆反。如“死死命定的冰冷/指甲已染为绿色”（《经历》）“那些冷绿的太阳/从不曾预期的位置/向你走来”（《冬天的对话》）“在云涡中抖动的是一颗发绿的心/在一朵黑云上张望的是一个灵魂的空壳”（《大风》）等。这种对色彩陌生化意义的运用，与海子在后期诗歌中对“桃花”色彩的描写有相似之处。人们经验中的桃花是粉红色的，从色彩学上讲，这是一种柔和的，给人以美好希望的色彩。而海子笔下的桃花却是血红色的，这是一种处于压力与爆炸力边缘的颜色，从某种程度上讲，血红比黑色更黑暗xii。海子对桃花的色彩进行了“变形”，而戈麦也对自己诗歌中“绿”的色彩意义进行了变形，“张力”即在“变形”中产生。
“语言对个人的压力常常转而表现为个人对语言的贪婪。”xiii正如臧棣所说，对语言的珍爱以及对语言“张力”的运用造就了戈麦诗歌的“尖锐”的特点，这在当代诗歌史上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但对语言的热烈追求，也使得戈麦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加速”的特点，加之戈麦自觉地“站在人类的反面”，因此他的诗歌在冰山般的表面下是汹涌奔突的火海。戈麦在诗歌语言中找到了通向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但他却使自己的肉身消遁于尘世中，只留下他的那些闪烁着苦痛灵魂的诗作，以及他的格言：“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戈麦：《戈麦诗全编》，西渡编，上海文联出版社，1999年。
2.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3.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昆仑出版社，2013年。
4.孙基林：《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
5.【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6.孙佃鑫：《戈麦诗歌色彩论》，《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第5期。
7.吴 昊：《海子诗歌中的桃花意象分析》，《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注 释：
i戈麦在《关于诗歌》一文中曾有如下观点：“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它能够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原载《诗歌报》1991年第六期。
ii 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iii 同上，第73页
iv 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戈麦诗全编》，西渡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38页。
v 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昆仑出版社，2013年，第252 页
vi 西渡：《拯救的诗歌和诗歌的拯救》，《戈麦诗全编》，西渡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54页。
vii 孙基林：《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第127页。
viii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 282页。
ix 同上，第302 页。
x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xi 孙佃鑫：《戈麦诗歌色彩论》，《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第5期。
xii 吴昊：《海子诗歌中的桃花意象分析》，《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6篇
关键词：性情论气骨论 尚唐论 摘句批注论 现实价值
价值是在关系中确定的。李光①诗论的现实价值，是由朝鲜诗学史的独特地位以及在中朝诗论比较的关系中确定的，李光的性情论、气骨论、尚唐论、摘句批注论等诗歌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诚如赵钟业先生所言：“韩国历代不少学者学养丰硕，诗学湛深，谈论诗歌问题时，往往能提出独特而可取的见解。这些见解或者中国学者从来未提及；或者即使提及，也在韩人之后，可能又不如韩人的清晰完整。他们的独特可取的见解，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李光独特可取的诗歌理论，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
性情论和气骨论的现实价值
诗歌是以感情为纽带的，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性情是构成诗歌艺术生命的主要的因素，是东方古典诗话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李光在《芝峰类说》中高度重视诗歌的性情本质，他说：“诗本触物寓兴，吟咏性情。”“文出于人之性情。”“诗道之正，发自性情。”李光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即诗歌要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李光的性情论有其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李朝中期的诗坛，深受朱子学、江西诗派余弊及科试制度以科诗为主的影响，诗歌创作严重脱离了现实，违背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只注重在诗歌形式、技巧等方面下工夫。李光主张诗之本质在性情，对扭转当时诗坛盛行的形式主义之风，恢复诗歌的本来面目从而清除宋诗余弊，创造出好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朝鲜李朝中后期诗坛出现的大量表现性情的诗篇，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光的性情论不仅匡正了李朝诗坛形式主义的不良诗风，更奠定了朝鲜性情论的理论基础，从此，性情这一范畴便在朝鲜诗论中频繁出现。朝鲜文人申景浚主张诗是修养性情的手段，他说：“诗所以养性情。”诗家金昌协认为诗歌创作本乎性情，他说：“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实学家李则发展了性情，他说：“好善恶恶具出于性情之正。”朝鲜性情论从李光初始对唐诗性情的认同，经申景浚的诗是修养性情的手段，到金昌协的诗歌创作本乎自身的性情，再到李对性情内涵的揭示，经历了“认同性情――肯定性情――分析性情――发展性情”的不同阶段，而李光的性情论无疑起到了奠基的现实价值。
气骨论是李光诗歌本质论的又一重要观点，他说：“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气骨而已。”“气骨”与通常所说的“风骨”就文论范畴而言是具有相同意义的。傅璇琮、李珍华在《河岳英灵集研究》中指出：“‘气骨’可通‘风骨’，‘风骨’可通‘气’。”“风骨”论是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提出的，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即要求一部文学作品应该是感人至深的思想内容和简练精准言辞的和谐统一。《风骨》篇论风骨的主要语句如下：“是以惆怅抒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险也。”
李光以“气骨”作为诗歌的本质，他所称颂的诗人诗作都本于“气骨”，他在“沈期、宋之问诗歌赞”条中说：“二子继纵，风骨独雄。神秀精工，律家所宗。”“诗说赞”条中说：“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李光的“气骨论”对朝鲜后世诗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李就继承了李光的气骨理论，在《星湖说》“李杜韩诗”条说：“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诸杜气骨不足。”指出韩愈相较杜甫的诗歌，在本质上欠“气骨”。
尚唐论的现实价值
唐诗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其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是任何朝代难以企及的。唐诗以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和具体可感的艺术情境，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趣味，更以其诗史的崇高地位，引起了古今中外诗评家的广泛关注。李光评诗，就以唐诗为标准，这与其性情论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唐诗是从六朝诗歌传统里脱胎出来的，因而最具性情。《芝峰类说》云：“李达洪洲人……其诗脍炙。《田家诗》……《寒食词》……逼唐可喜。”“权应仁……于壁中一绝……牧隐见之以 为逼唐。”韩国赵钟业先生说：“芝峰之诗话一言以蔽之：强调唐诗。是以‘逼唐’‘唐调’‘盛唐韵’‘近唐’‘非唐’等语往往有之。”陈伯海先生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
李光的尚唐论，为朝鲜唐诗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鲜文人许筠也高举尚唐这面大旗，其《惺叟诗话》有如下评价：“洪舍人侃诗……似盛唐人作。”“郑圃隐……有盛唐风格。”“李陶隐……可肩盛唐。”“李阳城之燕诗……酷似唐人。”“李忘轩胄诗……有盛唐风格。”诗家洪万宗亦推崇唐诗，其《小华诗评》云：“李仁老诗……酷似唐家。”“荪谷李达尤长于七绝，殆逼唐调。”“余观石洲……辞意极其天然，无让正唐人。”“木川道中诗……极逼唐家。”“丽朝规模大而近宋，我朝格调清而近唐。”南龙翼也崇尚唐诗，以唐诗作为学诗的准则，南龙翼的尚唐论是与朝鲜李朝时期的李光、许筠崇尚唐诗一脉相承的，但在李、许二人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南龙翼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标准，更加看到“我朝诗名家，各有所尚”，指出朝鲜诗人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之法”。具体来说，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芝峰（李光）等12人是崇尚唐诗的。南龙翼对唐诗体制还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闻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李光在《芝峰类说》中也认识到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应推举孟浩然，七绝应推举王昌龄。他说：“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
这些理论，构建了朝鲜唐诗学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李光的尚唐论，与他力主性情为诗歌本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亦云：“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李光曾编选过《唐诗汇选》八卷，在汇编的过程中，通过对初唐、盛唐、晚唐诗歌的泛览，他对唐诗有了整体的把握，确定了他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唐诗批评研究地位，更给中国唐诗学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和理论资料，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可以拓宽现代唐诗学的研究领域，增加现代唐诗学的分量，意义深远而重大。
摘句批注论的现实价值
摘句批注是东方传统上的一种批评方式，是对诗歌具体诗句的审美批评，它更多地表现出摘句者的审美心理。摘句批注与诗歌发展也有直接关系，摘句加速了诗句的传播，保存并突出了诗中的精华，由于一些诗人随身携带摘句书卷，以备没有诗兴却要作诗时吟咏，启发自己，因而摘句也成了诗人寻求灵感的契机。李光在《芝峰类说》中的摘句批注法论，具有如下几个较为突出的价值。
域外视角价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李光从域外视角摘句批注诗歌，有其现实价值。如他评杜甫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其语近俗”；说杜甫诗《岳阳楼》前后“不属”，“与岳阳楼不相称”。李光也有不拘于成见之论，针对历代诗家之定论――李白“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李光举例指出李白也有“诗中之文”、韩愈亦有“文中之诗”。结合李光的这些观点看待中国古典诗歌，能避免仅仅站在本民族视角上的局限，容易获得对诗歌全面、客观的认识。
诗歌赏析价值。李光对诗歌的赏析体现出了朝鲜诗家的审美心理，中国诗家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域外感受，从而反向观照古诗。如李光对卢诗句的分析：“卢诗：‘抱玉三朝楚，怀书十上秦。年年洛阳陌，花鸟弄归人。’此言下第而归，为花鸟所嘲弄。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但‘三朝楚’，‘朝’字似来稳。”“下第而归”是对此诗主旨的分析归纳；“‘朝’字似未稳”，是评价；“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是鉴赏品析。这种熔主旨归纳、炼字技法分析等为一炉的诗歌摘句批评，整成了一个批评诗歌的整体。尤其是对诗句中“弄”字的赏析，更见诗家之功力：“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张先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说：“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李光、王国维二人都赏析了“弄”字在诗词中的妙用，而李光比王国维足足早300多年。
诗歌品评价值。诗歌品评是诗品与诗评的结合，注重评定诗歌地位的高低、分析诗歌创作的优劣，李光诗论的品评价值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他说：“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李光从诗歌的内蕴、炼字炼句等入手，评定杜、李、王三人诗歌的优劣高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歌摘句的传承价值。李光身处李朝中期，其摘句批注法上承李仁老、崔滋、徐居正等人，又开启了李朝中后期诗歌摘句之滥殇。如金万宗在《小华诗评》中，以摘句的方式评价了朝鲜诗人的各种诗风：“凄惋如崔孤云《姑苏台》诗：‘荒台麋鹿泳秋草，废苑牛羊下夕阳。’”“寒孤如林西河《赠人》诗：‘十年计活挑灯话，半世功名把镜看。’”……共摘36句诗，涉及18种诗风。而李圭景的《诗家点灯》仅唐代就摘抄了31位诗人的139联、278句诗，保持了诗歌形象的完整，给人一种独立的审美感受，同时也包含了摘句本人的主观倾向。
结语
朝鲜诗话是东方诗话学园圃中一朵艳丽的奇葩，也是朝鲜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研究的一笔宝贵遗产，在朝鲜汉文学史乃至东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李光的性情论、气骨论、尚唐论、摘句批注论等诗歌理论，在朝鲜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构建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独特意义，对当时及后世的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对于本文论述的核心人物，有的版本亦作李光，邹志远《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名字的考证》（《东疆学刊》2006年第一期）通过分析考证认为应作李光，本文从其观点。
参考文献：
1.邝健行：《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年版。
3.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
6.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7.邹志远:《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名字的考证》，《东疆学刊》，2006（1）。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7篇
早在中晚唐时期，也就是茶圣陆羽的那个时代，根据陆羽的《茶经》李肇《唐国史补》等历史资料记载，天下之茶，便有50余种进入“唐朝名茶录”。这其中，最著名的剑南的蒙顶茶（今四川雅安蒙山顶）、湖州（今浙江长兴）的顾诸紫笋茶（又名顾诸茶、紫笋茶）和常州的阳羡茶（今江苏宜兴）。
到了宋代，蒙顶、顾诸、阳羡茶的什么金腰带、银腰带全都摘下了，一片茶叶上所能承载的所有荣耀，都汇聚到大名鼎鼎的北苑茶上。关于北苑茶的荣耀，前文（《逝去的北苑》）已有充分论述，总的说来就是一句话：宋代是中国古代茶文化最为鼎盛的时代，宋代最负盛名的茶就是北苑茶，整个宋代的茶学、茶文化都是围绕北苑茶发生的。如果说宋代是中国古代最精致的一个王朝，那北苑茶就是中国古代名茶里最精致、最高端的一种茶。
可万千宠爱集一身的北苑茶，在她风华绝代，倾城倾国的时光里，料想不到，美人迟暮，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唯一归宿，她一切的美丽和荣耀，都将随着雨打风吹去。
可极顶的名茶永远不会迟暮，它一直不缺新的宿主。在北苑茶还挂着天下第一名茶的宋代，已经有另一个茶，在大宋赵家的天下里“杨家有女初长成”，只是当她接过天下第一名茶的金腰带的时候，天下早已不再姓赵。
这个茶就是武夷茶。武夷茶是在赵家的江山里长成的，虽然在那时，在赵家的天下名茶谱里，她还不见经传，寂然无名。
话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说起。这一年，一位当时混得并不怎么样，后来被尊称为“文公”儒家另一位圣人的人辞去官职，来到福建省北部的崇安县，在武夷山中创办了一个书院。
这个人就是朱熹，南宋的著名诗人、理学家。那时的他，和他所到的地方武夷山一样，都只是有些名气，但却没什么大名气。为了提升自己和武夷山的名气，朱熹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书院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武夷精舍”。朱熹清楚，取这样霸气的名字，有助于他的讲学、布道事业。遥想当年的佛祖，不是也在“祗园精舍”说法布道吗？自己的“武夷精舍”分他“祗园精舍”的一点灵气，定是一种极好的加持。
在“武夷精舍”著书讲学之余，朱熹也不忘享受自己的一点业余爱好，这就是喝茶。
朱熹喝茶的地方极讲究，武夷精舍所在地为“武夷九曲”的九曲溪畔的隐屏峰之下，附近有天柱峰与晚对峰隔水相望，两山的溪水中有一巨石，似岛非岛，可供八九个人围成一圈坐下，巨石中央凹陷，像一个灶台。在《武夷精舍杂咏诗》中，朱熹把这块巨石命名为“茶灶”。他用这样的诗句描绘这个“茶灶”：
仙翁遗石灶，
宛在水中央。
饮罢方舟去，
茶烟袅细香。
这里溪水较深，水流湍急，朱熹和他的朋友们是坐着所谓的“方舟”（其实是木筏子）到这块巨石上饮茶的。作为宋明理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朱熹把喝茶这样的小事弄得极有仪式感，活生生把一块溪中的巨石升华成了茶香缥缈的仙台，无意中就此开始了武夷茶的诗化之旅。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任何一种日用之物，要成为一种文化，要成名，都离不开诗歌，只有诗歌，能一种事物诗化，乘着诗句的翅膀，声明远扬。
其实，早在朱熹之前，武夷茶就已入诗了。唐代诗人徐寅收到朋友赠送的蜡面茶，作诗感谢：
武夷春暖月初圆，
采摘新芽献地仙。
徐寅是唐末至五代时期人，名气不大，所以对武夷茶诗化的加持之功也可忽略不计。而另一位为武夷茶用诗加持的人名气就大了，作为诗人，他的名声比朱熹还大，并且大多了！
他就是坡。他有诗作《咏茶》加持武夷：
武夷溪边粟粒芽，
前丁后蔡相宠加。
坡很有意思，他大约是得了朋友送的“粟粒芽”状的武夷茶，按理要用诗为这茶加持一下。他是怎么加持呢？一下就把北宋声誉最著的两大茶人“前丁”和“后蔡”搬出来，说这茶好啊，好得连这丁谓、蔡襄两大茶人都叫好啊！我怎么能不跟着叫好呢？可在残留的丁谓《北苑茶录》和完整保留的蔡襄《茶录》中，却都找不到武夷茶的只言片语。丁谓和蔡襄，是宋代茶学的奠基者，他们所奠基的地方，是建安县的北苑，那里哪有什么武夷茶的一叶之地？大约，坡如此加持武夷茶，只是扯前丁后蔡的虎皮作大旗罢了。又或许，坡没有胡说，《北苑茶录》和《茶录》中虽不见武夷茶的影子，但丁、蔡的其他诗文中是提过武夷茶的，坡见过或者听过，他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就不会错的。我们还是要相信坡，他是才华盖世的诗人，也是个厚道人，没见过的不会胡诌乱说。
等人的诗句范文第8篇
杜甫草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它不像游乐园那样让人心潮澎湃；或许没有动物园那样吸引人；还或许没有书店那样引人入胜。可是它有一种特殊的美，吸引着我......
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来到了杜甫草堂。
穿过浣花溪公园，来到一个大门前，一股“诗”的味道飘到了我的鼻子里，透过全身。那是种什么感觉。
走进杜甫草堂只觉得里面空气清新,甜润,看到旁边古树参天,树枝纵横交错.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嗯，还有股诗的味道。
杜甫草堂内溪流环绕，竹木葱茏，台池阁掩映在花木丛中，是一处颇有特色的祠宇园林。
我漫步在通幽小径,听见河水潺潺声,左边的樱花红中带粉,垂柳细细的枝条,绿得醉人。真是世外桃源啊!杜甫在这么美丽的地方居住,难怪写下如此绝佳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