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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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1篇
在杨泽勇副书记的领导下，太阳岛文学社成员喻莲、强燕、梁小红、张琦、王小亮、任德坤和我组成了一个由我担任队长职务的七人暑期实践小分队，共同致力于《郭沫若诗歌精选集》和《郭沫若二三故事》两书的编纂工作。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代文豪，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然而，近年来对郭沫若成长历程，特别是其在乐山期间成长历程的研究少之又少；对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其少年时代诗歌，在我国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推广和普及方面的工作也还不够。据此，杨副书记提议由我牵头，发挥太阳岛文学社成员的力量为郭沫若研究的事业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于是，我们便在这个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里，对郭沫若在乐山期间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收集整理，并按照分页编排的方式为后期制作提供蓝本，这方面的工作将在杨副书记的协调下，由美术系的同学完成后期制作，将文本转化为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或者漫画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大量作品进行了收集整理工作。初步完成的精选集里一共收录了郭沫若诗歌98首，配以写作背景和注释，共77页，38685字。本实践取得了初步成功。
收集整理故事和诗歌的工作看似简单，着手做起来却发现庞大并且繁琐。分队队员们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精诚合作的优良品质，在杨副书记的指导带领下，圆满完成任务。对每一位成员来说这既是考验，又是锻炼；既是辛苦的工作，又是丰甜的果实。并且我们暑假所作的这两方面的工作，既为家长们提供了讲故事的素材，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培养青少年对诗歌这门文学艺术的兴趣提供了一扇窗口，并让更多人有机会有途径正面的接触到郭沫若，以及他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郭沫若 诗集 成长故事 团队）
二、正 文
从杨副书记找到我，跟我谈要凭借我师院学生自己的力量做两本这样的关于郭沫若的书籍那一刻起，我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全力以赴。我知道，这是杨书记对我、对我们07级学生的一个殷切的希望以及信任，担子虽重，但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去克服、去完成。
从迅速而略显仓促的在太阳岛文学社中募集成员，在接到任务第二天就正式组建起暑期实践小分队那一刻起，每一个分队成员，都似乎和我一样很快的进入状态并获得了那种共同的激动心情。
出一本书，这四个字对每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虽然这次的任务是通过收集别人的故事和诗歌来做两本书，但这也并不失发现和创作的成分。责任感和自豪感，是将我们分队七人凝聚在一起的看不见的力量。
（1）准备工作
在杨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分队座谈会上，每个人都对此后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及看法。会议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对郭沫若这个人的成长历程和他的创作情况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会后，分队七人分组到学校图书馆和郭沫若研究中心借来每人两本，共十四本不同方面关于郭沫若的书刊。
由于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值期末，队员们从紧张的复习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自己手上的书籍都进行了快速而有针对性的浏览。每三天开一次小会，互相交流了自己阅读的两本书里介绍的情况，让每个人都获得了整个十四本书中包括的重要信息。
（2）初步分工
一星期后，我们一行人又一起来到系办党员接待室进行第二次座谈会议，向杨书记汇报了这一星期中阅读资料所得到的收获。杨对我们掌握的有关信息进行肯定和鼓励的同时，也根据他本人多年来对郭沫若的研究了解，对其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补充。
第二次会议，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暑期客观条件对工作进行了第一次具体的初步分工。两个人进行诗歌的收集工作，先从网络上去收集他的诗歌。另外五人分成两组，一组人收集郭沫若童年故事，另一组则收集青年。
（3）工作小结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分队初期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由于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效果甚微。收集故事的同学从一本《郭沫若少年时代》上发现并记录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下来，但这些对于制作一本书的故事容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收集诗歌的同学则发现网络上郭沫若的诗歌特别稀少，必须花时间将现有书籍上的诗歌一首一首地输入到电脑上去。
针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杨书记决定，由系上赞助，让我们分队七人一同前往郭沫若的故乡——沙湾。实地考查郭沫若童年故事，并感受其写作环境。而诗歌收集方面的工作由于太过繁琐，在原来收集诗歌的两位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包括队长在内的两名成员，一边收集故事，一边做这个打字工作。
（4）沙湾之行
①由于学校已经放假不方便再在寝室住宿， 2010年7月7日晚，我将分队七名成员都带到了我家。当晚，我们对次日去沙湾之后的行动、目的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及规划。
②7月8日上午，分队成员主要进行探路工作，午饭后分四组开始进行正式的走访调查。去沫若广场的一组人顶着烈日的曝晒，重点与广场漫步的行人以及垂钓的人们进行了交流。一下午的谈话中，收获了五个关于郭沫若童年的有趣故事题材。 「 1
第二组是去一棵古老的黄桷树下与树下众多的老人攀谈。辛勤的努力也收获了3个故事。第三组去文化宫收集到郭沫若在沙湾地区亲属的资料。第四组调查书店的人却发现整个竟无一个书店有超过3本以上关于郭沫若的书籍。
晚饭后，分队成员分两组，一组随队长一起代表我文新学院看望郭沫若的弟媳，另一组负责调查沙湾县城内一位正在创作一本郭沫若传记的作者的地址，未果。
③9日清晨，五名分队成员早早的起床，来到了沙湾沫若中学的校园当中。另五名则一同前往了沙湾县沫若图书馆。沙湾沫若中学的老师们热情接待了我们的成员并在引领其参观校园后将一本该校独立编订的关于郭沫若童年故事的内部资料赠予我们。在图书馆的同学找到了几本市面上不易见到的旧书，用相机拍下回来研究。
9日下午，分队集体参观了郭沫若旧居。古色古香的宅院和书卷气极浓的氛围让分队成员们备受感动。从老宅出来之后，我们便依依不舍的踏上归程。
④10日上午，在杨书记的指导下，分队开了一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全体会议。会上，首先就沙湾之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以及总结。从数据上看，我们此行一共收获了8个郭沫若在沙湾时期的生动故事，得到沫若中学珍贵内部资料一本。在此书内，我们又发现了3个郭沫若的故事。经过整理，一共发现了16个故事的线索。五个负责故事的队员，除梁小红、强燕一个人负责四个故事，我本人负责两个故事之外，每人分配三个。
由于我家和张琦家都有电脑，所以诗集这边打字的工作也主要由我们承担，另外两名队员主要负责查找创作背景和收集更多诗歌、排版等等工作。
（5）暑假期间
暑假期间，我们依然坚持兵分两路，相互策应的基本原则。制作故事书的这一组人，将工作具体分为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故事线索转变为一个800字左右的大的故事，具体生动；第二步，是将大故事简化，制作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平白浅显的语言表达；第三步，则是分段，将精简的故事分为4到7个页面，每一页都能独立制作成画，为美术系同学提供方便的创作蓝本。
每一步计划耗时两周，不紧不慢，不争不抢，成员们均在规定时间完成了此阶段规定的阶段任务，并都坚持了每周周四上网讨论这个惯例。（放假后，为方便联系我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召开网络会议的qq群，分队成员七人每周四都要上网召开例会。）并在专门的博客上对各自发在网上的阶段性故事成果进行了肯定或者批评。
制作诗集的同学则按计划每天几首每天几首的完成了整本诗集的打字、注释工作，并对每首进行注音方便儿童阅读。
三、结 束 语
通过一整个暑假的努力工作，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团队精神的力量和坚持不懈的伟大。本次实践虽然前期遇到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障碍，但队员们都在杨书记的引导下，冷静而有效的找到了解决的途径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和积极态度都将使我终生受益。
但其中诗集部分注音和排版上存在的一系列纰漏由于分队成员在技术和经验上的限制而变得依然难以解决。这些，还需要开学后杨书记组织专家进行校正修改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郭沫若；翻译思想；鲁拜集；风韵译
1.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根据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年代前期和20年代中后期。
1.1 20年代前期
郭沫若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他曾说：“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外，当得有种‘风韵译’”。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郭沫若在译诗上很反对直译，倾向于意译，提倡风韵译，强调译者要译出原作的“神韵”来。
郭沫若还强调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在《雪莱的诗》的小序中，他写到：“译雪莱的诗，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到他的心声……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可见郭沫若注重译者对原作者的了解，译者不仅要弄清原文字句的含义、意义以及原作的韵味，更要真正从原作者的角度出发去翻译一部作品。
1.2 20年代中后期
郭沫若还对重复译问题发表过见解。《屠尔格涅甫之散文诗》中，他写到：“翻译不嫌其重出，译者各有所长，读者尽可能自由择选。”
这一时期，他纠正了“翻译是媒婆”这一比喻。在20年代后期的《简论》中，郭沫若写到：“……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这责任并不轻松。”这段话能看出在这一时期他对翻译的目的和意义及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肯定了翻译这项劳动，并且指出翻译对于各个国家的文学文化交流等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影响。
2.从《鲁拜集》分析郭沫若译诗的特点
《鲁拜集》是11世纪波斯人莪默·伽亚谟所著的四行诗集。郭沫若采用了使《鲁拜集》变得永垂不朽的美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这种诗形一首四行，第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一般不押韵，与我国的“绝诗”相类似。
2.1押韵
《鲁拜集》中诗的不朽，既来自诗中所表达的思想观念这种情感的真切，又来自韵律的精确。郭沫若译的《鲁拜集》尽量做到了追随原诗的韵律，按照译入语的表达习惯重述原书作者的情感并作与原文最相近的押韵，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Now the New Year reviving old Desires，
The thoughtful Soul to Solitude retires，
……
新春苏活着旧时的希望，
使沉思的灵魂告了退藏，
……
在这首诗中，原文的第一、二行的结尾单词分别是：desire， retire，分别读作[di'zai']、[ri'tai']，音标的最后一个音节都是 [ai?]，这里原文作者做到了押韵。郭沫若为了达到以诗译诗的效果，分别将desire与retire译成了“望”和“藏”。“望”与“藏”同样押韵于[ang]。同原诗一样，郭沫若在这两行的行末处进行了押韵，使译成汉语的诗更便于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译文读起来起伏跌宕，朗朗上口。
2.2移译
郭沫若在《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中提出：“我们相信，……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译。”由于英语术语拉丁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因此英语与汉语在修辞，语法，句子结构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强调，翻译英文原文时，在不损及源语意义的情况下，要尽量做到按照译入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转述原文内容。为了使译入语的读者享受同原文读者一样的读书效果，译者难免要在翻译的同时对原文的语句顺序进行调整，以方便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郭沫若在翻译《鲁拜集》时就充分运用了“移译”这一翻译方法。我们看下面这首诗：
Into this Universe， and Why not knowing
Nor Whence， 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
And out of it， as Wind along the Waste，
I know not Whither， willy-nilly blowing.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许。
郭沫若采用“移译”的手法翻译了这首诗的前两行。为了使译入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作者的意思，他将原文第二行后半部分的“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抽出来与第一行前面的“Into this Universe”一同翻译，将人类出生的不可逆转比喻成“水之不得不流”，这种比喻既恰当又十分有诗意；郭沫若又将第一行的后半部分“Why not knowing”与第二行的“Nor Whence”串在一起，译成“不知何故来”和“不知来自何处来”，这种“移译”的手法使译文读起来更加富有诗意，原作者的意思也传达得更加全面准确。
2.3风韵译
郭沫若曾说：“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对诗歌驾驭十分熟练，这使他在翻译《鲁拜集》时经常运用“风韵译”这一手法，来看下面这首诗：
YESTERDAY This Day’s Madness did prepare；
TOMORROW’s Silence， Triumph， or Despair：
Drink！ For you know not whence you came， nor why：
Drink！ For you know not why you go， nor where.
昨日已准备就今日的发狂；
明日的沉默、凯旋、失望：
饮罢！你不知何处来，何故来：
饮罢！你不知何故往，何处往。
这首诗的汉译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整个诗行读起来荡气回肠，发人深思。前两行中的“昨日，今日，明日”引起读者的思考，三四行中两个祈使句“饮罢！”的使用使读者感到神清气爽。郭沫若翻译此诗的巧妙之处在于后两句，他译时跳过“for”不译，而直接引出原因—— “不知何处来，何故来”。
2.4了解原作者的生活
郭沫若曾经说过： “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这充分说明他强调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之前，要充分了解原作者的生活阅历及创作风格等各个译者能够了解的方面对原作者的了解能使译者的翻译过程进行的更加顺利。这点在郭译本《鲁拜集》中也有体现： （下转第230页）
（上接第221页）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I sow，
And with mine own hand wrought to make it grow；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d-
“I came like Water， and like Wind I go.”
我也学播了智慧之种，
亲手培植它渐渐葱茏；
而今我所获得的收成——
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郭沫若在《鲁拜集》的序言中提到，诗人莪默·伽亚谟早年在纳霞堡读书时结识了两位好友——尼让牟与奔沙伯。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尼让牟后来被奔沙伯刺杀。尼让牟将死时说：“啊，大神呦！我在风的手中去了。”——正和莪默原诗“来如流水，逝如风”句相类。这说明了郭沫若在译莪默的诗之前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 [科]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创造季刊（第二卷）.上海书店.
[3]（波斯）莪默·伽亚谟.（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郭沫若汉译，鲁拜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郭沫若译诗选.
[5]莪默絕句甲集譯箋_伯昏子.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郭沫若 翻译思想 创作论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四川乐山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和翻译家。纵观郭沫若的翻译言论，发现他的译学思想立论新颖，值得我们研究。本文试从译者伦理观、翻译动机论、翻译创作论三个方面对他的译学思想作一探析。
1.译者伦理观
在《理想的翻译之我见》（罗新璋，1984：331）一文中，郭沫若认为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这样的译法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译者的语学知识要丰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这说明他强调翻译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从事翻译工作要有严肃的态度。上世纪20至30年代，我国翻译界出现了一些不良的风气，如翻译作品不加选择，对原著的理解浅尝辄止，粗滥翻译随处可见。针对这一情况，郭沫若曾多次提出批评。当然译者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并不容易，所以郭沫若慨叹“翻译终于是件难事”。
在抨击了这些译界弊端后，郭沫若随之正面指出关于译者译德的“挽救之方”，即在译者方面：应该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望真有学殖者出而从事完整的翻译。在读者方面：应该从教育着手，劝知识未备的青年先从事基础知识的储积；注重语学的研究，多培养直接读外籍的人材；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一层，尤为当今之急务而易见特效的。”这对当时整顿译界的“一潭混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而这些思想至今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仍不乏现实意义。译者伦理观在现今译界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区域，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目下已有学者（庄智象，2007）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相信译界会对这个问题更加关注。
2.翻译动机论
郭沫若认为，在翻译中，有两种过程不能混二为一。一个是翻译的动机，一个是翻译的效果（罗新璋，1984：329）。这里郭沫若指的是，译家对译品有选择的权力，对读者有指导教益的责任，翻译的目的是由译家个人确定的。
1922年，读者万良浚在《小说月报》第13卷7号（1922年7月1日出版）的“通信”一栏，对文学研究会（主要是郑振铎）的翻译主张提出了质疑。对当时一说到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姆雷特》等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价值的著作，便认为这些是不经济的做法，表示不同意。茅盾对此答复说：“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对此，郭沫若撰写长文《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载于1922年7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对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的这一译介观点进行批驳。郭沫若认为，文学研究不论研究作家或研究作品，都属于研究者的个人自由；而文学的介绍，当然比个人介绍多出三个因子来：文学作品，介绍家和读者。介绍者是三个因子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对文学作品有选择之权，对读者有指导之责。郭沫若还就介绍家即翻译家的态度论述了翻译的动机。他认为如果翻译家对于自己要译的作品能涌起创造的精神、有精深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能充分理解作品的表现和内涵，能把自己的创作精神融入原作中并进行移译，那么他的译品必然会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必然能产生极大的效果。这种翻译家的译品在任何时代都是切要的，对任何读者都是经济的。怎么能说翻译《神曲》等作品是不经济、不切要、盲目呢？郭沫若还指出，文学的好坏，不能说它古不古，只能说它醇不醇、真不真，不能说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都是好文学，全部都有介绍的价值。这些观点与当今译界崇尚的翻译目的论颇为异曲同工。
3.翻译创作论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论东西方文化视野之开阔，古今中外学识之渊博，精通外文语种之多，翻译成就之伟大，是现代文学家、翻译家难以比肩的。翻译创作论是郭沫若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
3.1翻译：无异于创作
郭沫若指出：“我们试问：翻译作品是不是要有创作精神寄寓在里面？这我恐怕无论是怎样强辞夺理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会答应一个‘是’。”如果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感受到一种“迫不得已的冲动，那他所产生出来的译品，当然能生出效果，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罗新璋，1984：329）。从这一意义上讲，翻译与创作实在没有根本的区别，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陈福康，2000：263），这个困难恐怕就在于如何去“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如何唤起同作家一样的激情。郭沫若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对创作与翻译的比较，说明他是深知其中甘苦的。在《郭沫若论创作》编后记中说道：文学翻译“与创作无以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因此，文学翻译须“寓有创作精神”（王文华，1989：29）。
除了强调翻译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以严肃的态度从事翻译工作，郭沫若还指出，翻译外国文学必须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著的时代背景要有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们要介绍西洋文艺，绝不是仅仅翻译几篇近代作品，便算完事的。就是要介绍近代作品，纵则要对于古代思想的渊流，文潮代涨的波迹，横则要对于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性格，作者的环境，作者的思想，加以彻底的研究，然后才能胜任。”（王文华，1989：32）一般人都知道，创作需要有生活体验，可很少有人注意到翻译也需要有生活体验。据此，他指出译者不是“鹦鹉名士”，译者对他所译作家和作品如果没有涌动起“创作精神”、“创作冲动”，没有对所译作家和作品的“精神的研究”、“正确的理解”，那就只能是“鹦鹉学舌”了。
3.2原则：传出原作风韵
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郭沫若主张意译和风韵译。1923年8月，他在复孙铭传的信中写道：我“对于翻译素来是不赞成逐字逐句的直译”。在同年写的《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他说：“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办法，并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
30年代初，他翻译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等人所著的《生命之科学》后，在译者弁言中便谈到了自己的翻译原则：“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字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可见郭沫若并不一概反对直译，他反对的是完全拘泥于字面的“死译”或“硬译”。至于采用意译好还是直译好，这要看原著属于何种类型的作品。对科学著作来说，当然以采用直译为好；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来说，则采用意译较为妥当。采用意译的目的，并非是要为自己寻找一条比较轻松简便的道路，而是为了在保留原著的内容和精神的同时，尽量地增强其艺术性。照郭沫若的话说，就是“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是很紧要的关键。我看有许多人完全把这件事情忽略了。”所谓“风韵译”也可以叫做“气韵译”，即指翻译时不仅不能背离原文的意义，而且“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郭沫若总结出来的这一方法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尤为适用。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做出了贡献（陈福康，2000：261）。
3.3译作：译者作者共鸣之“产物”
将原作精神实质和艺术风格溶注在自己的笔端，进行了思想与艺术的再创造，这便是郭沫若的共鸣说。在这一点上，他十分强调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罗新璋，1984：334）翻译过程中译者自己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参与和融入，这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郭沫若作为浪漫诗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指出和强调了这一点，自成一家之说，是对译学的丰富和贡献（陈福康，2005：262）。
3.4译者：要有诗人般文学修养
翻译家需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语言修养，既要外文好，又要中文好。这样才能既忠实原文，又能照顾本国读者的需要。对此，郭沫若认为翻译家应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文学修养和语言修养。他说：“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但是仅仅懂得一种外文，也不容易把工作做好。除了一种外文以外，最好还能懂得第二第三种外文，这样不但在研究上方便，而且翻译时还可以用来作为助手。把别国的译文拿来对照，对自己的翻译确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等作品时，就参考了其他语种的译文，从而保证了翻译质量。针对翻译界有的人只注重提高外文水平，忽视本国语文修养这一倾向，郭沫若特别强调提高本国语文修养的重要性：“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他认为诗的修养对文学翻译很重要，因为“任何一部作品，散文、小说、剧本，都有诗的成分，一切好作品都是诗，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行的。”郭沫若之所以在翻译上取得突出成就，就是因为他是诗人，又具有深厚的本国语文修养。
4.结语
通过对郭沫若译学思想的评述，我们发现郭沫若的译学思想在继承前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立论依据的多元化。郭沫若从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角度论述了翻译动机论、翻译伦理观和翻译创作论，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2）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郭沫若强调译者的修养和译德，如翻译工作者必备的修养是译者的语学知识要丰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他的翻译创作论则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是不可或缺的，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强调了译者的主体地位，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
但是，我们在看到郭沫若译学思想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他译学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有失偏颇的方面。比如，他曾指出翻译是媒婆，将翻译视作一种“附属的行业”，认为翻译只有“消极的价值”，不过后来他对此修正为：“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行业……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能认识并且及时纠正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要正确认识郭沫若译学思想研究的意义，运用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54-263.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28-336.
［3］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139-153.
［4］王文华.郭沫若翻译成就研究［J］.郭沫若学刊，1989，（3）.
［5］袁荻涌.郭沫若文学翻译思想管窥［J］.贵州社会科学，2003，（1）.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4篇
刘国正先生回忆他的语文老师给他们上杜甫的诗歌时说，在简要地讲解词语以后，他的先生开始朗读或朗吟，读或吟到妙处就停下来，说一声“妙啊”，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尽管先生没有明说妙在哪里，但是学生却能够潜移默化地感知语言的优美，领略诗歌的韵味。无独有偶：苏教版七年级（上）中于漪的《往事依依》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记得有一次教辛弃疾的《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老师朗诵时头与肩膀左右摇晃着，真是悲歌慷慨，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爱国情怀油然而生，此后我每次登上满眼风光的北固楼，望着滚滚长江水，回顾千古兴亡事，总是感慨万端。”语文教师用入情的大声范读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之主动参与，自觉投入到深情朗读的状态中，让学生在美感享受中切身感悟言语的规律和意蕴。这样，我们的学生也会像当年的于漪一样，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能深情地吟出：“模糊的村庄已在眼前/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依稀是十年前的园柳/屋顶上寂寞地飘着炊烟。”这些语文名师都凭借接续传统的诵读、涵泳式诗歌传统教学方式，吸引学生进入诗歌文本中去进行自己的情感体验，感受到朗读诗歌的乐趣，感受到诗歌的可爱，让学习诗歌成为自己的一种内在需要。
语文教师在朗诵指导的实际操作中，设计要面向全体学生。对所教授诗歌从节奏、韵律、语调、感情上给予学生朗读技巧的指引。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全诗共七节，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又格式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优美的节奏像涟漪般荡漾开来，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学生在语文教师的点拨下，读出与挚爱告别般的轻轻软语，读出与挚友道别时的殷殷深情，读出对赋予了自己灵性的康河的恋恋不舍。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诵读，一定会读得酣畅淋漓。学生对作者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的感知也就水到渠成了。
然而不是每个语文教师的范读都具有这样的感染力。反复地读同一首诗歌会让学生产生阅读疲倦感。我们既要注重语文教师诗歌的朗读，也要采取多样性的朗读或者背诵方式。如教余光中的《乡愁》，可以采用《二泉映月》做背景音乐，请朗读出色的男女两名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诵。合适的配乐营造出优美而典雅的艺术氛围，使学生容易沉浸到诗歌文本的特有氛围中，有助于他们读出诗歌的特有韵味。现在，一个班级的学生往往来自五湖四海，有时可以请几个学生用自己的家乡话来进行朗诵，自是别有一番风味。
诗歌教学中的有声朗诵已为大家所认可并实践，但是一堂诗歌课的教学不可能一读到底，诗歌需要想象与联想，读者应该静下心来进行鉴赏，品味。我们要求学生阅读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领悟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宋人朱熹说:“观书必须读书，使其言皆若出于吾口；继以深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心。”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诗歌的阅读。在诗歌教学中，我们也要留给学生静默、思考、拓展的时间，开辟学生思考创造的空间。
如余光中的《乡愁》一诗设置了四个象征性的意象：一是“小小的邮票”，二是“一张窄窄的船票”，三是“一方矮矮的坟墓”，四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对于这四个意象的理解，学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遍朗读就透彻地理解。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在诵读后，给予学生一个静默的时间段，让个体有自己解读的空间，有自己审美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体的交流，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从而真正参透四个意象的内涵：邮票象征着作者少年时代的骨肉之情，船票象征着作者青年时代的恋人之情，坟墓象征着作者中年时代的生死之情，而浅浅的海峡象征着作者晚年时代的故国之情。语文教师还可以进一步揭示海峡虽然“浅浅”，但是故国之情却是深不可测。随着四个意象的更迭，作者的情感是层层深入、步步递进，它绵远深长、回味不尽，作者“乡愁”的内涵和境界，在不断地深化和提升，从个人和家庭的亲情，扩展到海峡两岸的爱国之情。这些思考需要一个相对宁静的氛围，否则在一片喧闹的读书声中，尤其是理解能力稍逊的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很难体会到这种深情。
诗歌教学中静默拓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诗歌的比较阅读。如教郭沫若《天上的街市》，可以和他的另一首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来比较阅读。通过这两首诗歌的比较阅读、思考，学生对郭沫若诗歌文字风格的清新俊逸与豪放洒脱，描叙方式的虚实相生，心灵世界的复杂与深邃，会有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对郭沫若诗歌的认识也就不局限在某个狭窄的领域，学生从郭沫若诗歌感性、具体的层面，转入到潜隐在言语直觉之后的深层次理解。学生从郭沫若诗歌中得到的独特发现和“意外”收获，主要是通过静默拓展，经过师生的理性思考归纳提炼而来，这些是响亮的齐声共性朗读无法比拟的。那样的方式，学生不太容易全面深入体验郭沫若诗歌的风格和内涵。诗歌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单纯朗读直觉经验的低层次上，要重视在静静的思考中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理性认识和个性经验的提升。
此种诗歌中的静默延伸方式，余映潮老师运用得很是得心应手。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许多语文教师通常都觉得它是没有华丽语言、没有曲折情节的诗歌，只会让学生泛泛地朗读，一背了事。而余映潮老师没有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这首诗歌的诵读上，而是给予学生静默思考的空间。他采用诗歌联读的设计思路，“短诗长教”，找到具有相同主题、相同题材、相同写法的另外两首诗歌：宫玺的《假如你欺骗了生活》、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来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同时充实了这堂诗歌课的教学内容。一首诗歌，如同露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可以把它与其他的优秀诗歌连缀起来，寻找适宜的比较点，以诗解诗，以诗证诗，以已有的经验来获得更多的新的体验，使诗歌教学走向，让学生获得最美的享受。事实证明：余映潮老师的这堂诗歌联读课，得到了听课老师与学生的一致好评。
诗歌教学的静默拓展，还表现在学生在理解这些优秀诗歌文本的过程中是否创造产生了新的意义，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诗歌中作者那种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创造出来的虚实相生、韵味无穷、能够开拓出无限审美空间的艺术境界，往往呈现出一种或蒙漾模糊或飘逸灵动、不能一语道破的境界。仅凭流于表面的诵读，是不可能领会到作品的意境的，读者自己也不会有独特的审美与创作体验。有位教师在教授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一诗结束的时候，要求学生加入个人的情感和体会，用诗歌化的语言描述一下望月时的意境。学生在拓展想象、动笔创作中，回忆起曾经在中秋之夜赏月的经历与体验，来重新构建作者笔下的意境，从而获得自己独特的审美感悟、创作快乐。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诗 《女神》 文学价值 文学史价值
在众多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视为新诗经典之作。然而，笔者认为《女神》在诗歌艺术上存在着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阅读、评价和认识中，存在着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明显错位。
一、《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再认识
《女神》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评述。在流传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学者们认为《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与重视，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翔起来。”[1]“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但笔者以为，《女神》虽然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的确是新诗的奠基之作，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女神》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并未超越古典诗歌。《女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转折期（即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但要称其为穿越时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文本却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审美缺憾
《女神》艺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白话新诗的倡导者曾这样说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3]为了突破传统文言文学的束缚和藩篱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矫枉过正，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诗艺术的貌似自由实则无视审美的状况。《女神》中不少诗篇充斥着大量口语白话，这些口语显得自由随意而缺乏精雕细刻。这直接导致了《女神》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感觉不怎么像诗。
（二）诗歌形式。的《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样做”。[4]《女神》中的很多诗篇正好符合这样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篇幅、句式、韵律等形式上显得比较随意。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完全没有束缚，绝对自由，抛弃一切艺术和审美规范，任意为之，诗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
（三）激情过剩。在《女神》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能看到激情过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向着广袤的宇宙一声声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具体心境，这种波浪翻滚的时代激情，这种袒露直切的情感抒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激情过剩作诗却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诗篇是政治激情、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感、思想力度与厚度，关乎着社会变革、历史演进、思想启蒙，却与文学审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为作者把诗歌当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张和排比这几种，这些修辞手法尽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却显得比较单一。
总之，在思想与审美的抉择中，《女神》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审美价值。思想内容地位崇高，审美价值却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却很难称为艺术上的成熟圆润之作；是文学史经典，却不是文学经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新诗的滥觞之作。《女神》的这些不足和影响绵延在百年新诗之中，在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这样的诗成为要么不押韵，要么只押韵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现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学的规范和价值被彻底批判和瓦解。新诗作者们无不主张诗歌创作的绝对自由。正如前文所说，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6]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旧体诗词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给诗人和读者以误解，即认为新诗极易创作，仿佛新诗无规范，随意用白话写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诗，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阻遏的粗制滥造的浪潮，这无异于新诗的自杀。[7]
（二）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现代汉语语言幼稚。“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尚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也难怪写新诗的诗人们对所用白话的种种特性缺少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中的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对于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精准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诗都精于炼字，曾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创作时代是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的时期，还没有认真研究和探讨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规律性，这是《女神》审美价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历史环境导致诗人文学观念的偏颇。“五四”一代的文学家们，都幻想依赖文学改革社会、启蒙思想，夸大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赋予了文学过多的非文学负担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角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9]创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动机，更多是为了给体现着特定历史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内心的双重郁积寻找宣泄口。这种文学观念的偏颇导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没有能够形成神完气足的诗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诗的发展
由于《女神》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新诗的弊端也一直影响和绵延在百年新诗的创作之中。过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艺术和审美追求，甚至将二者对立，新诗必然走入死胡同。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尴尬就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这种尴尬的困境和新诗诞生以来的缺憾与弊端不无关系。
从《女神》遭遇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现象来看，联系新诗遭遇的创作和阅读窘境来看，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抛弃传统，必须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极营养，丰富和完善审美价值，才有可能创造汉语新诗的辉煌。“但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是对其形式简单袭用便能奏效，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10]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新诗作者们不断做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尝试。
注释：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03页。
[3][5]：《文存·谈新诗（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版，第234页。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5页。
[7]陆耀东：《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8][10]朱晓进：《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6篇
《秋天的风》刘益善
（选自《小学语文新补充读本》）
《我们去听秋的声音》毕国瑛
（选自《小学语文新补充读本》）
《山茶花》郭沫若
（选自《小学语文新补充读本》）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文，走进秋的怀抱，感受秋天的声色美。
2.赏读诗文，在语言情境中进一步学习观察，丰富积累，想象表达，深化对秋的体验和感悟。
3.激发对秋的喜爱之情，学做一个热爱生活的有心之人。
【教学重、难点】
感受秋天的声、色、韵……在听说读写中表达对秋的喜爱与赞美。
【教学过程】
一、再现记忆里的秋
1.谈话：孩子们，走在秋天里，秋天的太阳更红更娇；走在秋天里，秋天的空气更甜更好。欣赏一组秋景图。
2.诗文引背《秋天》。
设计意图：叶圣陶先生曾指出，“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于亲”。因此，教学必须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使学生如入情境，产生真切感。课伊始，将图片、音乐这些直观的艺术形式与教学语言的描绘相结合，创设情境，唤起学生对秋，以及关乎秋的那些美好诗文的记忆，使之欣欣然张开欣赏的眼，自然而然进入文本情境。
二、赏读诗文里的秋
板块一：聚焦画面，领略秋色绚丽
1.看，徐徐吹来的是――《秋天的风》。（出示《秋天的风》）课前我们已经读过诗歌了，谁来读给我们听听？
2.出示活动一的第1条。谁来读一读？
活动一
1.秋风是位勤奋的画家。细细品读，你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怎样的画儿？（自己先用心读，细细品，再在小组内交流）
（1）自主阅读思考，组内交流。
（2）小组代表汇报。
3.读一首诗，赏一幅画。（板书：赏秋色）读着读着，这绚丽的秋色就入了我们的眼，醉了我们的心。读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发现？
4.秋风可是位勤奋的画家，（音乐起，图片出）它挥动着画笔，到处涂写色彩，一幅幅迷人的画卷铺展在我们眼前。看――田野变了，果园变了，山林变了，天空变了，校园变了……（音乐渐止）
秋风又画了什么？
5.孩子们，秋风徐徐地吹着，这画上的色彩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灿烂，仿照诗歌的样子接下去写一段话。
（1）出示活动一的第2条。
活动一
1.秋风是位勤奋的画家。细细品读，你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怎样的画儿？
2.秋风徐徐地吹来，到处涂写色彩。秋风还画了什么画儿呢？仿照诗歌的样子接下去写一段话吧！（写出颜色写出颜色的变化语言富有诗意）
（2）学生自主练笔。
（3）组织交流。谁来展示展示？
6.小结：带着发现的眼睛走进秋天，秋天就是那么绚丽，就是那么灿烂，让我们一起发出内心的赞叹，啊！――（出示最后一段齐读）
设计意图：情境教育追求的不仅是在审美的乐趣中有情有境地感知文本，而且还要在此过程中发展儿童的言语表达能力。在入境朗读后，借助图片唤醒已有认知，通过想象写话发展言语能力，旨在实现“读写结合”的目标。
板块二：入耳入心，聆听秋声烂漫
1.听――（音乐出）你听到了哪些秋的声音？
2.诗人毕国瑛写了哪些声音呢？（出示：《我们去听秋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读读！（指名分段读）
3.出示活动二（前半部分），情境对话，入境朗读。
活动二
你听到了秋的什么声音？它们在告诉我们什么？
4.太美妙了，这秋的声音！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听――（出示第5节）你听到了吗？
叶子“ ”
小花“ ”
汗水“ ”
谷粒“ ”
…………
从它们的声音里你又听懂了什么呢？（出示活动二）
活动二
你听到了秋的什么声音？从这些声音中，你听懂什么了？
听听
秋的声音
（1）小组集体讨论，推荐发言人汇报。
（2）组织交流。
5.孩子们，用心聆听，这烂漫的秋声（板书：听秋声）就入了我们的耳，暖了我们的心。
设计意图：《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这一板块，在情境中先引导学生听到秋声，进而听懂秋声，入耳再入心，渐次深入，充分勾连，实现了“语言训练与思维发展”的结合，同时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秋声烂漫。
板块三：拥抱秋天，留住秋韵悠远
1.孩子们，这么美的秋天，你想把什么带回你的小屋？
2.郭沫若先生带回了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山茶花》。
活动三
静静地听《山茶花》，看看郭沫若先生带回了什么？ （静心听，留心看，答案就在诗行里）
3.交流：他带什么回来了？
（出示：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多明快的韵律！一起读！
他把秋天请进自己的小屋，他带回了秋的绚烂。（出示：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他带回了秋的芬芳。（出示：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好一个“漾”啊，那缕缕淡淡的香都送进我们的心里了，再读一遍，轻一点，柔一点。
这就是秋的韵味啊！（板书：悟秋韵）
4.郭沫若先生为什么要带回这些？
一壶山茶醉清秋！他是为了把这清秋永远留在心底啊！怪不得作者在文末发出这样的感叹――（引读结尾句）仅仅是活在壶里吗？清秋更活在我们――心里呀！
三、留住永恒里的秋
1.小结：发现了吗？孩子，走进秋的怀抱，（板书：入秋怀抱）善于观察，乐于倾听，懂得感受……我们就能拥秋入怀，（板书：拥秋入怀）留住秋天的美好！就像诗里所写的那样――（出示：课文《秋天》最后一段）走在秋天，头顶有明丽的阳光照耀，捡一片黄叶悄悄地珍藏，秋天永远会向我们微笑！
是的，捡一片黄叶――（引读）
2.布置n后活动。
1.继续品读《山茶花》，感悟郭沫若先生笔下秋的韵味。
2.收集关于秋天的古诗词，读一读，背一背，品一品。
设计意图：走进秋的怀抱，我们可以全身心地去欣赏，去聆听，去感悟秋的美好，我们也可以像郭沫若那样，拥秋入怀，感悟秋韵悠远，让秋天活在我们心中。郭沫若的文字，别有一番韵味，入情入境的诗音画和情境诵读，将这份韵致留在孩子的心间。作业的设计将课堂教学自然延伸至课后，以期实现“文与道”“课内与课外”的融合。
板书：
秋天，秋天
听秋声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7篇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学 审美 差异 以人为本 宗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7-0008-01
现代文学观念以及文学理论学科的生成发展，无疑与“审美”有着难以斩断的密切关联。在文学属性的系统中，“审美性”是一个不断受到重视的因素，并且在很多时候被泛化为一种批判和质疑的思想力量而参与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绎之中。 “审美”要素在文学中日益膨胀。文学的审美具体又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包括诗、散文、小说、剧本等。（童庆炳）“审美”是文学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1981）由于不同环境与差异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和文化内蕴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东西方文学作品中必定也存在着审美差异。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命题与范畴，而且也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对人之生命价值意义的关切与肯定。 在西方，宗教思想自古希腊起就是审美文化的一个支点，甚至有研究者指出，卢梭“ 对宗教的重视” 乃是托尔斯泰小说中所张扬的宗教思想的源泉之一。可见西方审美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对西方文学名著有着独特的影响。
（一）《封神演义》与《荷马史诗》
虽然《荷马史诗》早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就已出现，而《封神演义》写于明代，并非同时期的作品。但二者描写的却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事情，因此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首先，都是关于人类文明之初，较为久远的故事；其次，都描写了关于战争的故事；最后，战争都有神灵的参加。
《封神演义》与《荷马史诗》都描写了战争，而且两场战争皆因神灵而起。《封神演义》中，纣王亵渎女娲引来灾祸；《荷马史诗》中，女神故意让帕里斯拐走海伦，引发战争。两场战争都有许多神灵推波助澜，甚至亲自参与。但在《封神演义》中，神与人界限并不是绝对的，神是由人修炼而成的，而人也可以杀死神。《荷马史诗》中，神灵高高在上，操纵人类。既使其中的人类英雄，不是具有神的血统，就是具有神所赋予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决定历史的变化方向。人类所谓的智慧，在神灵面前不过是一个笑话。
两部作品表明，东西方民族早在幼年时期审美就有着巨大差异。直至今天，东西方审美都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始终对人的生命与价值有着执着的关切。对比中国，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学中审美最开始就受宗教思想的束缚。西方一方面试图向神表明人类理性的力量，一方面却无法摆脱上帝的束缚。
（二）《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爱与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东西方审美倾向的共同指向。欧州文艺术复兴时期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中国宋朝以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共同的主题。
比较《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两部不朽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审美所存在的巨大差异。首先，东方“爱”的含蓄与西方“爱”的直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所描述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是那样火热和大胆。罗密欧和朱丽叶不管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多深，也不管世俗的看法多么顽固，一见钟情后便迅速敞开心扉，向对方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他们爱得狂热，爱得象火山爆发一般喷泄而出。这种直率的表达“爱”的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追求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宗教思想的束缚与反抗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根源。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在哭祭完毕梁山伯之后，一头撞裂坟墓，钻进去以死殉情。他们化为两只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在人间的万花丛中。死得不仅悲壮而且美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其实就是东方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表征。在我国的其他民间传说及文学创作中，这种浪漫的结局俯瞰皆是。死的美丽，是东方古老哲学中关于“好人必得好报”、“得道多助”的认知结果，是关于相信“涅盘”和人有“来世”的一种响往的具体表现。尽管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但是中国文学中的审美一直更关注于人本身的美好结局。
（三）女神 和 序曲
诗歌文本集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于一体，蕴藏着丰富的审美宝藏。诗歌的审美文化就是为激发审美兴趣、培养审美心理，提高审美创造能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无论是审美形式还是审美意象，都有客观的现实生活或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都是人在清醒状态之中形成的审美心理形态。因此中西方诗歌在审美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郭沫若的《女神》和华兹华斯《序曲》同是抒发自己的感情、反映诗人心灵诗集。郭沫若的《女神》是一部浪漫主义诗集，重视主观，强调自我表现。《女神》是“自我表现”的诗作，诗中的凤凰等，都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诗中的“自我”主观精神，是强烈的反抗、叛逆精神，是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诗中的直抒胸臆表现为喷发式的宣泄，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是诗人郭沫若对中国对民族对自我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审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对人的自我追求和关切。
和郭沫若的《女神》类似，华兹华斯的代表作《序曲》就是一部反映诗人心灵成长的哲思长诗。他的诗歌对于人、上帝以及人所生活的世界都有深入的思考。华兹华斯的宗教观点及其在诗歌中的体现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研究的困难就在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很难找到直接描述宗教主题或宗教教义的诗句；他的诗歌语言也避免使用宗教词汇和形象；他总是巧妙地把宗教与其它诗歌主题融合起来，将自己的宗教思想传递于字里行间。他的宗教语言的模糊性使评论家们对他的宗教观点有了多种阐释，他是否是一个宗教诗人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序曲》中，华兹华斯特别阐释了他对想象的观点，延续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总体特点，但是和《女神》最大的不同就是诗中总是渗透宗教思想。这就是东西方审美差异的具体体现。 尤其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批判现代专制主义的同时，也表现出以“ 人” 为中心的现代人文主义，关心人， 表现人的内心生活，探寻人的深层意识，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又与其时关于人性、 人情、 人道主义、 人的个性、 人的本质力量等。而在西方特别是整个中世纪，宗教思想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居于独尊地位，教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虽然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都对其进行着反抗，但宗教在西方社会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西方众多文学名著中都会或多或少的体现着西方审美中的宗教思想。
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清晰的看出，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性导致中西方在审美态度、艺术追求等多方面显示出极为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导致东西方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审美差异，无论从古代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从国内到国外的文学作品都渗透这审美这一主题差异。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一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