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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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范文第1篇
一、鼓子词在宋代的发展
“鼓子词特点是以同一词调反复演唱，主要以鼓伴奏。”①从形式看鼓子词和变文相类似，韵散构成，或说唱相间，或只唱不说，篇幅较为短小，每组词大约有十章左右的歌唱，可能增益一二章。鼓子词流行于宋代的民间，后来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兴趣。鼓子词和社会联系比较密切，以社会习俗、时令节序、风景事物为主要题材。从现存的宋代鼓子词看，最早见于欧阳修的创作，包括其《采桑子》十首、《渔家傲》十二首。之后的张抡、侯置、姚述尧均有作品留世。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是宋代鼓子词的代表作。从音乐角度来看，鼓子词包括多样广泛的表演形态和体制在内。词的连章数、乐器使用、表演体制等皆由创作者，即演唱者选择。由于宋代的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发展、国家重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娱乐场所开始普及，文人们的活动也由单纯的家庭聚会和朝廷组织等正式的活动，转向市井的瓦舍勾栏，娱乐性明显增加，因此鼓子词就成了文人娱乐化很好的代言。欧阳修等政治文人也受其影响加入了其中，使得鼓子词不仅具有了文人的气息，又带有了世俗的氛围。
二、欧阳修的鼓子词的创作
从词的音乐性和形式看，欧阳修的《采桑子》十首、《渔家傲》十二首，可以被归纳到鼓子词中。并且分属于两种形式特点的鼓子词。《采桑子》前的“西湖念语”是有致语型的鼓子词，《渔家傲》则是没有致语的一种。可以从文学特色和音乐特色两方面的结合来看着这些组词的创作特色。首先，《采桑子》十三首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作。其中前十首在形式上都有“西湖好”并且内容上都以歌颂西湖的美丽景色为主。后三首则是主要写人生感悟，与前十首在形式上不是完全呼应，并且没有鼓子词的典型特征，不属于联章体，因为在此暂不划分到鼓子词中。从音乐的角度看，《采桑子》采用了联章体的写法，十首用同一形式，运用一个词调。把词的用韵和民间艺术的联章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使人读之有一种音乐感和美感。鼓子词与传统文人词最主要的区别是其可歌性，在宋代由于娱乐设施的完善，说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一直忙于诗歌创作的文人们也深受这一社会环境的影响。《采桑子》在创作的时候就符合这一可歌性的要求。其次，在欧阳修的鼓子词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渔家傲》。关于《渔家傲》作为联章体出现是在宋代民间，是作为一种叙述风土民情的新腔。分别以正月、二月等为开头，写春耕、端阳、七夕、中秋和冬至等民俗节庆活动。《渔家傲》在民间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以地方口语入词，语言上清新活泼、自然朴实。把民歌的创作形式应用到了词的创作中。民间的各种风俗被写到了词里，突破了文人词被称为词为艳科，小技的范围，把文人词的写作范围做了更大的拓展。
三、欧阳修鼓子词对宋代文人文学影响
宋代文学范文第2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范文第3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相比唐诗，词的格式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更能满足人们抒感的需求，所以继唐诗之后，宋词有很大的发展。宋朝时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与社会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词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
词是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为宋代儒客文人智慧精华，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来源：文章屋网 ）
宋代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宋朝;文学雅俗观;文化成因
雅俗观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作品风貌的展现。雅俗观自形成之初便有崇雅黜俗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雅俗观也在不断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与宋朝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前者经历着大变革、大动荡，封建社会拉开帷幕，文化变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后者紧承封建鼎盛时期的盛唐，与中晚唐一道成为中古至近代的转折点。两断代在继承崇雅黜俗雅俗观的同时，也表现出“雅俗对立”与“雅不离俗”的焦点性差异。
魏晋南北朝雅俗观，一方面在文学形式上对雅俗观进行革新，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儒家“雅正”观念的“雅丽”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玄学的盛行，文人多追求高蹈爽利的精神自由，表现出睥睨世俗的“雅俗异势”的雅俗观。宋朝一方面承袭了魏晋风流，将绝妙风神的高雅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将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渗入到“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质量和内容”上[1]（P52）。宋代的雅俗观集中体现在“以俗为雅，已故为新”八字上。苏轼说“诗需有所作为，当已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东坡题跋》卷二《柳子厚诗》）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不同昭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差异。
由于文学从属于文化，魏晋南北朝到宋朝雅俗观的变奏，是与文化和鸣的。当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宋朝的社会背景做了详尽的论述，从中可以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文章分别从文学参与的主体、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文人精神三个方面来探讨两断代雅俗观差异的原因，并在论述中贯通文学创作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探究出导致雅俗观差异的从物质至精神逐步纵深的因素。
一、诗自分雅俗，所操之人不同
文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对文学风格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背景等所造就的个性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换言之，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变更对文学雅俗观的演变有着重大的作用。文人主体不同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与宋代雅俗观的差异。
就作者来说，宋朝文人的出身相比较魏晋南北朝门阀大族下移为地主阶层。南北朝时期门阀大族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的中心，他们的审美趣味决定着文化的趋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创造的团体多以家族为单位，而非像宋朝以相同创作追求的流派为单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森严，寒门知识分子在苛严的等级制度下也很少有进身仕途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民”，而这种由门阀士族统治文学的局面直到宋朝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宋代大举实施科举制度使布衣大量入仕，冲击并更新了传统文人团体。新进的地主文人在努力向传统雅正靠拢的同时，显示出对世俗的亲近：大量的俗词、俗题入诗，对世俗日常生活平等性的反观，对俗体文学小说、戏曲津津乐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古音与夏同，代表的是王都地域的音乐，随着雅、俗对立的发展，雅逐渐与代表边缘性地域的俗相区分，于是乡土之俗是士子们极力摆脱的。而至宋代，文人对乡土有着一种静谧的、冲淡的喜爱之情，在偏僻的贬谪之地也能怡然自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一面汲汲追求功名，一面又依托玄学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决口不言世俗，形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接受者看，宋朝的读者下移为市井民众。随着社会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有了飞跃。《京都梦华录》中楼馆亭台、勾栏瓦肆、青楼画阁目不暇接，反应了市井生活的丰富。有着庶民背景的文人创作团体其作品必然受市井生活的影响。此外，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接受者由单纯的贵族文人转向兼顾平民阶层，鉴于此，文人的创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关照大众审美，显示出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加之宋代统治者提倡娱乐，大兴养伎之风，文学的娱乐性倾向更加鲜明，俗文学创作在所难免。
二、雅不足以娱情，返归于俗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处于不同的文学历史发展时期，对文学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前者文学自觉和人的自觉，要求文学不再单纯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于是出现了“雅且丽”的文学雅俗观，对用字、造句、修辞、韵律上进一步锻炼，使文学精英化超越世俗。时至宋朝，诗、文的艺术成就经过唐朝的历练已近乎成熟，宋朝的文学创作面临“不能出新”、因袭拟古的危机，这激发了文人援俗入雅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认识到“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不满于受制于唐诗，更不满于宋初沿袭五代文习，宋朝文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梅欧体”细大不捐、雅俗共荣、以文为诗、革故鼎新;苏轼矫正严守的法度弊病，以意运诗，尚奇趣、反常道（《诗人玉屑》）;黄山谷以故为新，造语拗僻奇巧，奇书异闻化入雅体，“文章最忌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中兴四家”平滑轻巧、活法直寻。钱锺书先生有言：“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他，曰以不文之文， 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裴然成章。”[2]（P29）宋朝文学正式将魏晋以来受雅文学关注已久的用字、造句、修辞、韵律、风神进行改造，并将雅文学未曾关注的世俗事物、情感引入雅的范畴。
三、诗无雅俗，归于志趣
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山谷集》）真俗二谛相互依存，真不碍俗，俗不碍真。此种辩证意识反应在文学作品上便表现出雅俗对立统一的韵味，雅、俗本不可分，只要志趣高洁，俗皆是雅。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内涵往往规定者文学的艺术风格、审美内涵，从而规定着具体的文学创作风格。换言之，文学雅俗观在创作方法上的表现归根结底是受文人士大夫精神志趣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均以潇洒的人格魅力著称，但是两者又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内涵，以宋朝为主线分述如下。
（一）出世入世的智慧――淑世情怀下的广大、多样的人格魅力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面对政治时弊焦灼又高昂，至六朝，文学作品极少关心世态民瘼，大多隐遁避世不问俗世。正如鲁迅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3]（537），佛教和动乱的世道让门阀文人们见怪不怪。在晋朝谈玄成风，也促使文人厌弃绝俗，以清谈为务。文人视角转向脱离社会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致使文章的内容趋于狭小，文人创作上的革新主要集中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谈不上与世俗的事物结合的可能，社会和个人始终对立出现。而宋朝四海宴清，文人入仕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文人参政热情高涨，于国于民有高度的责任心，关注世态人情，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心态产生强烈对比。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的淑世情怀使文学作品关怀政治的同时在，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宋代文化开放包容的魅力促使宋代文学的内容也可以容纳世间万物，俗物自然也不在话下。并且，各种事物进入作品时，受宋人囊括宇宙气魄的淘洗时，也呈现出创作主体精神的多样性和诗风的多样性，更是“雅”的革新化展现。
（二）审美意象中的情理追求――儒释道合一语境下的以理统情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追求自由，但始终偏激、决绝，难以调和现实与个人、理性与情感。文人追求一种以玄学为旨归的放逸人格，于是诗歌徒有理言没有理趣。宋朝追求高妙诗风的同时更关心现实，在人生际遇中有一种儒释道合一的睿智。六朝胸襟仅妙欠高，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放纵;宋朝胸襟即妙且高，是一种荡涤苦难后的深淳。
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自我个性的体认，宋人的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我个性的肯定，更体现在对自我深刻的反省上。宋人追求的自由是在关注现实同时保有的人格独立性，他们自信、理性、包容，区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狂放。儒家的崇高情怀加之佛道的静观达变，在道德理想中得到“寓意于物”“不留于物”的自由。宋人求道得理并非流于清谈，而是在现实中体悟哲理;宋诗内敛、理性却不乏理趣，它与开放、复杂、情感激越的唐诗相区别，表现出来的是“外枯中膏”，淡薄宁静的情感体味。宋诗中的日常事物之俗在轻描淡写中表现出韵味无穷的雅致，有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品格。
（三）乐易的机趣――独立主体意识关照下的放任畅达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爽利，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使依附于政治强权放望，也要体现出不婴世事的平淡、高雅的心态。这种率直、洒脱与逃避政治和放望互参时，显得清高却无不表现出内心的扭结。宋代文人不矫揉造作的爽利体现在面对困境不是要与之决裂而是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态冲淡之;打通日常生活之现实与精神之高妙，游心于世俗却“不为物欲所累”。
宋代政治清平，统治者提倡娱乐，加之儒释道观照下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淑世情怀总与自由、乐易相半而生。例如庆历至元v间，馆阁以“举乐”为雅集，以“携妓游”为雅趣，以“诵猥语”为雅谈，以“惑官妓” 为雅兴，以“苦风疾”为雅虐。[4]（P23）这种风流逸乐并不排斥认真地对待生活、仕途。宋人往往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宠辱偕忘，保有“乐道”品质。宋人的生活是诗化的，宋人的作品也是达意之词，那些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莫不融俗物、雅物于其中。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哲学思潮、文人心态、审美理想等现实层面和审美意蕴层面。文人阶层的变更，文学接受者的下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维度对文学活动进行干预。同时，对于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和革新，是对文人创新性的考验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此外，文人精神追求以及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精神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一代作品形成区别他时代的审美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是时代政治、经济的展现，也是文化纵深层次上人的审美意识差异性的体现。同时探究雅俗观的文化成因也为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内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式。（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钱锺书.谈艺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宋代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宋代雅乐的特点；宋代雅乐的评价；宋君臣对雅乐的态度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4] 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J].中华民族专题.
宋代文学范文第6篇
(一)梅雨特征描述的细致化
到了宋代，由于南宋时期文化政治中心发生了南移，江南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于梅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也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记载。陆佃在《埤雅》中对于梅雨的地理范围、特征、发生和持续的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罗愿在《尔雅翼》中对梅雨的记载说其“连日不绝，衣物皆裛”，又说明了梅雨持续时间长、容易使衣物发霉的特征。地理环境能够对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梅雨细密绵长的特征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敏感和消沉的情绪，而且梅雨天气一般伴随着高温、无风，会使人感觉到湿热、沉闷和压抑。文学作品中也对此有着很多的描写，如陆游在《枕上》中写道:“冥冥梅雨暗江天，汗浃衣裳失夜眠。商略明朝当少霁，南檐风佩已锵然。”写出了长时间的梅雨天气下空气湿度较大、万物容易发霉的特征。
(二)梅雨内涵情感的丰富
潮湿闷热的空气容易使人心情压抑、愁苦，而且淅沥绵长的雨丝往往会触动文人的愁情。比如王之道在《相山集》中写道，“昏沉浑似醉，憔悴不禁愁”，其中饱含了浓浓的愁思，还有刘敞和袁燮的两首《梅雨》诗，都写出了梅雨所蕴涵的这一感情特点。虽然梅雨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梅雨中农人们却可以借此时间暂将农事放下，享受一下难得的闲适和逍遥。宋代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着很多这一类生活的描写，比如袁燮笔下有“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禾稼勃然兴”的诗句，表达了梅雨带给人们的悠闲惬意的感受。宋代文人经常赋予梅雨以“轻”“细”的特点，用“溟濛”“处处”等词语来描写如烟如幕的梅雨景色，如李纲《梅雨》诗中写道:“小麦青青梅正黄，连山雾雨湿溪乡。轻丝袅袅摇空界，重滴涓涓响暮廊。”着重描写梅雨的缥缈、细密、轻柔的特征。还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把梅雨时节描写得清新自然，富有自然和生活情趣。梅雨有着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自然状态，与爱情的缠绵悱恻极为相似，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梅雨来比喻男女之间绵绵的情思。如晏殊的《鹧鸪天》、程垓的《忆秦娥》、向子諲《鹧鸪天》等诗词，都抓住梅雨的缠绵、轻柔、无绪的特征，梅雨的这些特征像极了男女的离愁别恨，因此能够恰当地把男女感情表现出来。
(三)梅雨意象和江南地域特征的联系
由于江南地区在宋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而且描写梅雨的作品也大大增加，梅雨的意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文学意蕴和艺术美感的得到了突出，这也就使得梅雨的意象和江南的地域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梅雨落在江南的暮春时节，其自然有序的情境很容易引发文人的春愁和感叹。梅雨意象的文学和情感内涵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丰富，而且自宋代以后，梅雨和江南文学象征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如“烟雨江南”这一种意象的固定表达。
二、梅雨意象经典表述的形成
(一)“烟雨江南”经典表述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梅雨似乎已成为江南的标志。在王琪《望江南》中有着“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沈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的诗句，描述了江南的一川无边烟雨中，碧瓦、杨柳、红墙相互掩映、若隐若现的场景，这是江南梅雨时节的典型写照。元代《平江记事》中细致地描写了梅雨对吴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说明在元代，梅雨已经成为江南地区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从地理意义上看，说起“梅雨”，即令人首先想到江南。从美学上来看，梅雨意象的江南地域性在地域、心理和文化优势三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在人们的心理认知上，“烟雨江南”即指的是梅雨季节的江南景色，如古诗中常用的“江南风物”“江南烟雨梅子肥”等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实际生活来看，梅雨和江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茶叶出产自江南，而采茶的习俗和梅雨有着重要的关系，清代《续茶经》中关于梅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作品中对于梅雨的描写大多和江南有关，比如“迷蒙”“烟雨”“溟濛”等词语，而这些词语正是如烟似雾的梅雨的真实写照，这在雨的意象中是独特和别有韵味的。
(二)苏州的“烟雨江南”意象
明清以来，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其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理认知中的江南，因此苏州也就逐渐成了烟雨江南意象的代表地。苏州地处江南，由于其地势较低，在梅雨的时节，池塘青草、树木、山峦、黛瓦粉墙在迷蒙的烟雨中若隐若现，别有一番韵味。以清代王士祯的“诗地相肖”的文学理论来看，梅雨和苏州正是绝妙的搭配，宋代王仲甫也有“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的诗句。
(三)明清时期“烟雨江南”表述的固化
在明清时期，“梅雨”和“江南”的经典意象表述组合已经逐渐固化，梅雨有着迷蒙如雾的状貌特征，迷蒙的江南正是对梅雨意象之美的最好体现者。在明清时期，描写江南的诗句中无不是这一点的突出体现。明代高启的《梅雨》诗中有“江南烟雨苦冥蒙，梅实黄时正满空”一句，写出了梅雨江南迷蒙满空、婉约缠绵之美。而“烟雨江南”这种极富诗意和离愁别绪意味的表述方式又成为明清文人常用来抒怀的意象，无论是诗句还是书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明代《清河书画舫》《续书画题跋记》，清代《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画典籍中，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意象。
三、结语
宋代文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燕山亭》；赵佶；格律；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003-02
一、赵佶及其艺术风格
赵佶即宋徽宗（1082-1135年），是宋神宗之十一子，是北宋的最后一代皇帝，又被尊称为“教主道君太上皇”。赵佶虽然是一代君王，但他的文学艺术造诣却异常深厚、超绝。他不仅精通诗词，还擅长书画、音乐等，可谓多才多艺，只可惜词人在政治才能方面却昏聩无比。由此可见，赵佶在某种程度上与后唐五代的李后主李煜极为相似，都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才华和极为平庸的政治才能，同时都是艺术造诣高绝而断送了江山社稷，可谓爱美人不爱江山，爱艺术不爱政治。这种自身反差均如此巨大，既让后人为之钦佩不绝，又让今人为之惋惜不已。
从文学创作上来看，赵佶现存的词作共计十七首，总体上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其早期的词风多艳，而晚期的词调多凄婉，当然，这种词风的转变主要是与作者的人生阅历和生活遭遇密不可分的。赵佶的政治才华虽然平庸，但艺术造诣却极为高卓。他的词作每一首都可以称得上是彪炳史册，他首创了“瘦金体”的书法风格也是前无古人，其的总体艺术追求，可以概括为“神形兼具”，也就是说，他提倡诗、书、画、印等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因此他的词中有画、画中有书、书中有印。仅从词的创作角度来说，赵佶的词作与李煜的词风十分相近，属于婉约一流，下笔多从细微处着力，文字曼丽、秀美，情感细腻而略带忧郁。从词的内容来看，他的词文一般而言都是描物与抒情相得益彰，惟妙惟肖，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因此，他的文学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佶文学艺术方面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高的，因此，他的词作内涵还是非常丰富的。同时，由于他放荡不羁的性格和人生阅历的局限性，他的词作整体上具有一种单纯的雅致。加之，他之后江山易更，沦为亡国之君，这种生活经验的巨大落差又为他的词平添了悲楚、婉转的气质。这也就是本文所言的《燕山亭》艺术风格和情感内涵的真正来源。总之，这两种气息在赵佶的词调风格中交融在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美学品格。因此，对于赵佶及其词曲的解读和理解要建立在上述认识基础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他的文学艺术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领悟。
二、诗词格律概述
“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故有“唐诗宋词”之称，诗与词可谓关系密切，或者说词就是从诗发展出来的，所以又有“诗余”之称，一般俗称作“长短句”。虽然诗、词不尽相同，但二者却都非常讲究格律。从规整性来说，虽然词不如诗结构严整，但其对格律的要求也是非常考究的。就字数来说，王力先生认为，词可分三类：五十八字之内的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的为中调，九十字以上的为长调；按段数来分，一段为单调（一般是小令）、两段为双调、三段为三叠、四段为四叠等，其中以双调最为常见，其次是小令，三叠、四叠最少见。
所谓“格律”，“格”本意为“方形的框子”①，“律”之初义是“法则、规章”②，由此可见，“格律”的本意就是事物的规则，或言操作模式。从词本体结构来说，词有词牌，词牌不是词的题目，而是表示词的格律，即平仄、字数、句数、韵脚等规则，后人按词谱写词，就叫做“填词”，如的《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等。从词韵来说，它与诗韵合并，且一韵到底为最常见，换韵的较少。此外，词的律句比诗更严格，即平仄脚、仄仄脚等，五言第三字必平，七言第五字必平，而仄平脚、平平脚等则五言第三字必仄，七言第五字必仄。词的对仗没有严格要求，只要前后两句字数相同就可以等。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来说，词就是诗的变体化，或者说诗的自由化形式。众所周知，诗从体裁上可分为古体诗和新体诗，从字数上来分有可以分为五言、七言等，譬如我们熟知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等等。诗在平仄押韵等格律上的要求比词要严整得多，但二者内在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词在格律的规则和内在性方面是与诗相近的，而只不过从外部来看，词的形式和字数更为自由随意而已。
三、《燕山亭》的格律特征
《燕山亭》是宋徽宗赵佶北行时候写的一首感触之词作，词的副题为“北行见杏花”。《燕山亭》全词内容如下：“裁剪冰绡，打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③该词的大意为：杏花的花瓣如轻薄洁白的绢子一样，重重叠叠，如同均匀涂抹上了胭脂。新颖的样式、美丽的装扮，香气融合、艳丽欲滴，让仙宫里的宫女都羞愧不如。然而美艳容易凋零，更不知有多少无情的风风雨雨。内心愁闷苦楚，在这悠闲的院落无比凄凉，经历多少春夏与朝暮。这对燕，满怀重重的离愁别恨，可有谁人能理解呢？天地遥远，万水千山，不知道故乡在何处。怎能不思量，可只是在梦里曾经回去。我无所依凭，最近连这样的梦也不做了。
从中我们看到，《燕山亭》是双段结构，亦即“双调”，上阕主要是描状事物，下阕是抒怀。如果用修辞手法来说，第一段是“比”，第二段则是“兴”。首段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杏花的楚楚动人和怜怜姿态，通过“色”、“态”、味、“形”等多个维度的描画向读者呈现了北行路上的杏花之美艳怡人。后段作者直抒胸怀，用无情风雨和愁苦鲜明地对比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的杏花，尤其用杏花被无情风雨摧残而凋零的情状表达自己犹如这凋零的杏花，曾经的美艳多姿、艳溢香融都成为了过往，而凋零的现实人生已经只能用愁苦二字来表达了。尤为高绝的是，诗人为了后段情感抒发的强烈感染力，在上阕中运用了很多美好的词汇堆砌在一起，烘托出杏花的美，而后才急转直下，用无情和凋零表达内心的离恨和苦楚。这种对比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戏剧性情感冲突，但又不觉得唐突、低俗，而是充满了艺术性和感染力，具有非常深刻的美学意蕴。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说，《燕山亭》是一首具有卓越审美价值的宋词佳作。
从格律来看，《燕山亭》一共九十九个字，上下两阕，上阕五十言，以四言与六言为主，二言、三言、四言、六言交错相生，韵律错落有致。同时，在这不对称的格律的表面之下却暗涵着格律整齐的对仗句式，如此，在凌乱与规整之间，词格均匀有致、节律疏密有序，不失气质。下阕四十九言，语句与上阕形成一种对比，结构显得零散不拘，随性飘零。整个格律不在四平八稳，而更显得“章法”不足。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呈现，完全是作者内心情感的不平所致。从一代耀世之君沦落为一个素颜的阶下囚之人，巨大的人生反差让人内心激情难耐，纵有千头万绪却无人诉说。因此，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诗词作为表达人内心情感的文学艺术，格律或章法都是依据作者内心的情绪气韵而生的。词的格律不是一个毫无生气、目无人情的死框框，而是充满生命力和激情的有机结构。
四、《燕山亭》的文学内涵
《燕山亭》是赵佶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具有典型的婉约词风。由于宋徽宗的历史评价和政治昏庸之故，这首作品一般不被大众所熟知，不常被语文教科书所采用。但仅从文学本身角度来说，这首词的艺术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其词作的文学内涵还是非常深厚的。从文学内涵来说，《燕山亭》借北上之行见杏花生悲情，表达了自己内心寥落不堪、失魂落魄的情状。《词苑丛谈・卷六》就曰：徽宗北辕后，赋《燕山亭》杏花一阙，哀情哽咽，仿佛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听。从文本来看，作者描写杏花凋零，实是借以自悼；从文字层面来说，该作上阕描写杏花之态，笔力细腻、好似工笔画一般，下阕抒怀离恨别愁，丝丝入扣、内心悲楚层层包围，让人为之动容。因此，笔者认为，《燕山亭》在文学情感上独具魅力，它对心灵感受的细腻的描述方法和抒情方式是非常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也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借鉴的。
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词作为古典文学样式，它的本质特点其实是与音乐相通的，即都是内心情感的表达。所谓诗歌就是这个道理。情在心即“志”，说出来就不是“志”了，当这种情志高涨而不得不以言说之，就是“诗”了。此外，中国古典《毛诗序》也有云：“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不分家，宋代的词语唐代的诗一样，是吟唱的文学，或称“曲子”。因此，宋词也是内心情志的体现，人类情感的表达。离愁别绪、悲欢离合都是人们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不论是大富大贵的大起大落，小户人家的柴米油盐，都是人类情感的构成，都需要被表达和书写。赵佶作为一代皇帝到沦为阶下囚，这种人生落差是从天上到地下的差距，这种情感落差充实地反应在了他的艺术创作中，词的格律中。因此，笔者认为在词这类文学艺术中，格律即情感。
五、结语
《燕山亭》是赵佶极为重要的词作品之一，该词借杏花美艳绝伦的秀丽姿态而后被无情风雨摧残凋零的对比写照，抒发了诗人赵佶人生急转直下的悲苦情怀，深切的笔触和自由的格调彰显了作品此处无泪胜有泪的文学意象。该词在格律上字数很多，属于长调一类，上下两阙，上阕描写事物、下阕抒发内心，两阙相互呼应，一美一悲，极具艺术张力，因此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诗词作品。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后人用唐诗宋词来表达对宋词的喜爱。宋代在经历了盛唐之后的用一个统一昌盛的国家。与唐朝相比，宋代的经济也非常繁荣，尤其社会风气和谐。其中就拿宋代不杀文人这一条来说，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代出现文学作品多样，表达的思想自由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宋代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因此，从社会角度来说，正是这种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造就了“宋词”的历史巅峰。
从今天来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最著名的词人几乎都产生于宋代。其中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充满着“大江东去”的豪情和壮阔胸襟，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则体现出“蓦然回首”的委婉和细腻柔情。这两种词派表达了人类不同而又真切的生活情感，是中华文化审美情趣的真实表现，更是古代文人情感的典型样态。《燕山亭》作为徽宗赵佶的名篇，也正是这一时代杰出的词作之一。这首词不仅是赵佶这位文学家的代表作，还是婉约词派的力作。该作品婉转悱恻、充满了人生的感触，让人读后不仅具有一种个人情感的体验，更有一种审美情趣上的享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名篇。在对《燕山亭》的格律研究中，笔者认识到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学魅力和艺术想象力，同时觉得对于文学流派的研究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譬如所谓豪放派、婉约派的词派在艺术特征上的特点，尤其是其与音乐的内在联系，都是可以进行进一步探讨的，而这也是笔者接下去要进行的研究工作。
注释：
①辞海・语词分册（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376页.
宋代文学范文第8篇
“多情自古伤离别”，歌咏别离作为古典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始见于《诗经》中的《邶风燕燕》，清人王士稹《分甘余话》称其为“万古送别之祖”。在宋词中，别离主题似乎表现得更加执著、更加意味深长。从开宗立派的词坛巨擘，到独树一帜的词苑名家无不“刻意伤春复伤别”，在别离文学的园地里耕耘开拓。落魄江湖、坎坷一生的南宋词人姜夔，固然多次书写过“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长亭怨慢》）的深刻体验，即使是以“太平宰相”著称于史的心得意满、优游岁月的词人晏殊也多次倾诉过“一向光年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浣溪沙》）的痛苦心声。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宋代词人都与离别主题有着不解之缘。
考察宋代别离主题，不得不指出，别离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生命现象。别离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国家，长期处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人们处于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并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严酷的宗法制度、礼教制度等一系列的封建制度。这些封建制度长期禁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积淀成了一种“重情”“重礼”“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土重迁”也可以反映出人们重团结、伤别离的传统心理。然而别离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别离主题有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从深层次上讲，“安土重迁”“重团圆”“伤离别”体现出一种生命现象，即“个体的忧患意识与缺憾意识”。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意识不到生命的可贵与短暂，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别离情感。加之当时交通、通信极不发达，一旦别离就可能意味着诀别。正因为人们能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团圆的可贵，所以才更加渴望有限的生命中多些圆满的团聚，少些痛苦的别离。而别离一旦来临时，人们心中便会产生深重的缺憾与伤感情绪。
宋代文化作为一种成熟、理性、重反思与内省的文化类型，无疑会使“别离”这种客观现象背后隐藏的缺憾情感，被更深层次地理解与感知。可以说，对别离这一生命现象的深刻认识，更加深重地损害了宋代词人的生命机制。而从客观上讲，两宋时期，国力衰弱，政治黑暗，外族侵扰，深重的社会危机，造成了更多的党争世变、宦游贬谪、英雄失志的伤感，更多的家国沦丧、转徙他乡、郁郁愤懑的悲哀。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别离现象，也为别离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与契机，从而产生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别离作品。缺憾忧患意识的长期历史积淀，宋代文化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的影响，宋词词体的契合，使别离主题在宋词中更意蕴深长，更发人深省，更深刻厚重，更具美感效应。别离这一古老的文学主题，也就无庸质疑地在宋词中得到更深刻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