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伦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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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1篇
江南林若兰是小说《绝代战神归来》。作者“小马”的最新力作，原名叫做《王者战神》，讲述的是主人公江南以及林若兰的爱情故事以及江南的复仇经历，非常精彩。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小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神话、仙侠、武侠、科幻、悬疑、古传、当代、爱情、家庭伦理篇、浪漫青春、游戏竞技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
（来源：文章屋网 ）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2篇
范建明李婧婧小说叫《烈血狂枭》又名《烈血狂枭》受到别人挑唆，被范建明被黑中介带到海外，过了七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七年后，他逆袭归来，成为王者，他不只是衣锦还乡，他还要报复。意外被他人撮合，娶了爱慕已久的校花李婧婧为妻，并得知她家的情况后，暗地里帮助对方解决危机，李婧婧得知后，对他态度大有改变。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小说”出自《庄子·外物》。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按照表现的内容可分为神话、仙侠、武侠、科幻、悬疑、古传、当代、爱情、家庭伦理篇、浪漫青春、游戏竞技等。按照体制可分为章回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自传体小说。按照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来源：文章屋网 ）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3篇
拷问现实能力的贫弱
我是先看了温亚军这个名字才迫不及待地看《桃花落》(《人民文学》2007年第4期)这部小说的，或许是作者去年发表的那个精彩的短篇《成人礼》给我留下了太美好的印象，这部同样以叙写家庭伦理为主的中篇却让我略感失望。小说叙写了中年女性庄晓然挣扎在现实中的有些凄惨的命运。出于对父亲的爱，作为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的她积极托关系联系最好的医院为病重的父亲治疗，此一举动未能挽救父亲的生命却让签字的弟弟背负了17万的医药费。弟弟煽过来的两记耳光彻底表达了家人对她的愤怒和误解。而返回城里的她还要面对的是已经濒临死亡的婚姻和由此而起的无休止的财产分割。最终，走投无路的她以肉体交换的形式从单位顶头上司那里筹得17万元，可这笔钱也使这个世界上惟一对她怀有一丝温情的男人面临法律的追责。按照作家的说法，他想写的是“一个女人在本质和欲望的纠缠中，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温亚军《创作谈》，《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但小说中为了展示这种可能性制造了太多的偶然，这些偶然有些已经背离了生活的日常逻辑，我同样在小说中看到了作者对女性内心情感把握和生存逻辑的犹疑与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作者以小说形式拷问现实能力的贫弱。
鲁敏《逝者的恩泽》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4篇
结构主义文论始于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思潮.在当代西方文论史上起着承上启示下的作用.一方面它传承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科学分析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结构主义和阅读理论的新思想.结构主义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关于客观事物的结构模式来达到对客体的认识.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世界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现象。具体到结构主义文论,它则是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领域运用的结果,结构主义文论家们认为文学也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在文学发展背后存在一种深层结构或固定模式。它能实现对文学及其作品理性而深刻的认识。
结构主义文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论前提,即作品是有意义的文学问题的处理。须在多元项目中找出基本的二元对立,作为结构或意义的来源,具体到文本的解读上,结构主义者们习惯于把作品分解成一些即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二元对立项,然后再把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系统,从而得出作品的意义。
2.《黑羊》 中的二元对立
卡尔维诺早年时期的经历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的作品,并在诸多小说中有所体现在他本人的人生经验影响下,尤其是当他处在法西斯的死亡阵痛下难逃社会和政治命运。因而,这则短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对法西斯国家的嘲讽以及对诚实者命运的哀痛,小说中主要的二元对立因素体现在小说的背景,主题和人物的刻画上,即黑羊与白羊的对比,诚实人与不诚实人的对比,新旧伦理秩序的对比,凸出反映社会分配不均和先进文化与腐朽落后文化之间的问题。
2.1黑羊与白羊的二元对立
表面上看,黑羊讲的是在人人是贼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个诚实者的故事。 实际上, 这部小说所涵盖的主题要比这个故事深刻得多,首先不管是黑羊中的白羊,还是白羊中的黑羊 都体现了物质之间的普遍差异关系。
2.2诚实与非诚实的对立
小说的标题黑羊,在 欧洲文化指害群之马败类等所指是一个扰乱大家正常生活秩序的不受欢迎的人,而这个不受欢迎之人正是诚实者小说的开头提到有个国家人人都是贼,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贼,依次轮流偷完一家又一家的东西,而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东西也被偷,就像等价交换方式的进行着。
2.3新旧伦理秩序的对立
小说的开篇是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所谓贼就是人们彼此你偷我的我偷他的到最后谁都没损失,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换而已。这是一个稳定的生活圈子,在诚实人未出现之前,这个国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贼。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表明这一秩序是大家共同遵守和维护的,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很和谐,但不幸的是诚实人这个个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审视 欲望 心灵 人性
对于女作家铁凝的认识，是从她的成名作《哦，香雪》开始的，随后又读了她的《玫瑰门》、《大浴女》等长篇小说。在她的作品中，似乎总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且引人思考的女性形象。她善于从那些日常生活的褶皱之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撕开人们常见却难以言说的生存状态，从中捕捉丰富而隐秘的人性风景，引发对人的全方位的审视与深刻的思考，追寻一种在欲望中徘徊、挣扎与解脱的人性的至真至诚。
在铁凝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中，她以日常生活中一次简单的空中之旅为视角。在狭小封闭的机舱和短暂的飞行时间中，聚焦了几出“看”与“被看”的故事。
一. 偶然事件彰显复杂人性
小说中均已离婚的“我”和表姐结伴同游俄罗斯，却因为我厌烦表姐在飞机上就开始她的新恋情而分手，随后“我”独自去往哈巴罗斯克然后回国，在这次原本并未纳入旅行计划的偶然飞行中，“我”看到了几件令人深思的事情，包括俄罗斯新贵和两个女郎对其谄媚的举动，两个男同性恋高雅精致的打扮却引人侧目的诡异行为以及“我”最为感兴趣的伊琳娜与瘦子的暧昧故事。这些“偶然”事件，其实是人性中的种种必然，泄露了潜藏在人性底处的欲望，也弥补了人性中自我无意识的某处缺憾，正是这种偶然成为了逃避现实伦理枷锁进行情感宣泄的幌子，同时也构成了世间百态，使人物生存的真实情态展现出来。
二. 温情，对爱的补给
伊琳娜的儿子萨沙在小说中多次被提到。刚开始作者用“老谋深算的哲学家”来形容他，当他与“我”都看到他的母亲和瘦子暧昧行为时，他没有去打断他们，而是拒绝了“我”试图化解尴尬递给他的巧克力，并且对我产生了示威性的愠怒，表明了他内心的敏感，而后当伊琳娜起身去照看萨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作者又用了“也许是假寐”来形容他，意味深长，暗示了他虽然意识到母亲不光彩的行为，但又不想给她难堪，是出于对母亲的爱。在最后，当“我”把礼帽还给伊琳娜的时候，萨沙把食指竖在双唇中间，示意“我”不要说出他母亲暧昧的行为，再一次将他这种与年纪不符的处事不惊的隐忍表现出来。在由无数个体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因为一些私欲而彷徨挣扎，萨沙对“我”的托付，让“我”感觉到人是被人需要的，而亲人默默的温情是更被一个在在欲望边缘挣扎的人所需要的，就像萨沙不管出于何种形式的爱和宽容，都是对伊琳娜心灵救赎的默默支持，也是为他们一家三口团聚如初的无声奉献。
三. 作为“人”的心灵花园
在善良与道德外衣的掩盖下，瘦子主动帮助伊琳娜把礼帽放到自己的行李舱内，随后为了调换座位方便实行自己与伊琳娜的暧昧行为，又主动大方地买吃的讨好萨沙，并与伊琳娜共饮红酒。面对瘦子步步为营的和调情，伊琳娜开始了在欲望边缘与人性道德的挣扎，但随着飞机的落地，伊琳娜终止了欲望的前行。作者用娴熟细腻的笔法刻画了这个在现实中遭遇到欲望诱惑、人性考验之时欲拒还迎但最终回归人性真善美的女性形象。
而“我”是一个被情所伤而心理略带偏执阴暗的人，厌烦表姐在飞机上开始新的恋爱，还有在小说中所写的“看正派女子出丑也会让我莫名的满足”，而且“我”希望萨沙过来看到他母亲与瘦子的调情，并希望他们出丑。但最终两个人理智的妥协，也唤起了“我”心中对人的复杂性和隐秘性的宽容，在下飞机后助人为乐的将礼帽送到伊琳娜手中，从而化解了尴尬。在小说最后，“我”使用了曾经极为厌烦的表姐的口头语“客观地说”，这也暗示了“我”从阴暗偏狭转为宽容温情，完成了极端心灵的另外一种救赎。
其实，任何简单的以人的本能欲望就来等同于一个整体的人，最终都不可能彻底地理解人。“人事文化与生物之间永远解不开的纠结。”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者，铁凝既正视了人物来自肉体欲望的合理要求，也面对了内心深处克服了欲望而走向伦理尊严的吁求。这也就表明，一个人的身体既有欲望性，同时也有伦理性，二者水融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这个复杂的有机体。也正因为如此，生命才会有一种厚重感。
铁凝以她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感悟，妙曼细腻而丝丝入扣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摹，直面丰富的生命形态，挖掘了人性底蕴的真善美。用充满温情与智慧的笔尖去传达心中宽厚的人文情怀和温馨的伦理趣味。
参考文献：
[1]刘莉.玫瑰门中的中国女人----铁凝与当代女性作家的性别认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伦理关系；悲剧
《重返巴比伦》写于1930年，是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他亲历了美国二十年代生活的奢华与落魄。他将生活融入作品，也思考着解救美国的药方。我们感受到作者试图用爱、道德和良心来温暖人心，但他依旧给了小说一个略有悲剧色彩的结局，这说明他对自己开出的这一药方仍有疑虑。但这种疑虑并非否定，作者相信爱、道德和良心能拯救堕落的时代，但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更多的时间去验证。
小说通过“重返”表现了主人公查利・韦尔斯前后的变化。故事的背景是1929年股市大崩盘后的巴黎。题目中的“巴比伦”是古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以奢华著称，在文中就是指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通过研读作品，笔者认为可以用文学伦理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反映文本中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演变过程；应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是如何体现了社会的变迁；还应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了文学内部诸要素――文学内部伦理的改变。”[1]阅读作品，我们感到查利在两个伦理维度上发生的明显变化：查利与女儿――从忽视到回归，查利与损友――从亲近到疏远。经济上的急转直下和妻子的去世是查利改变的主要原因。作者展现了经济萧条对人们产生的重创，并给出拯救这个国家的药方。他希望查利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改变能温暖一个普通的家庭，倘若美国人都能重拾道德和爱，这个国家自然会有希望。尽管结局稍有悲凉，但那是黎明前的黑暗，作者将自己开出的药方留给时间去检验。
1 查利与女儿――从忽视到回归
故事围绕查利重回巴黎索要九岁女儿霍诺丽亚抚养权的过程展开。查利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改变。从花天酒地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背后隐藏着社会变化对个体的影响。一年半前，查利还是个靠股票暴富的富翁，酗酒成瘾，和妻子海伦的关系也不愉快。妻子临终时他正在疗养院，便同意把孩子交给海伦的姐姐马里恩一家监护。一年多的时间里，妻子去世，自己在股票市场上的钱也全部蚀光，女儿又不在身边，查利的整个世界仿佛都空了。幸好本质上来讲，查利并非游手好闲，见利忘义。他的良心与道德在“荒原”中复苏。
“伦理批评着重于分析人与人之间或事物之间关系的演变，以及隐藏其后的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2]查利是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经历是美国经济从暴富到崩盘的具体体现――可以让贫儿短暂体会一下阔佬飘飘然的感觉，也可以给自力更生的老实人一场噩梦。“‘当初我也苦苦干过十年，你也知道――直到跟许多人一样，在股票市场上交了好运。运气好极了。看来用不着再干什么了，我才不干的。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3]查利本是一个勤恳的人，而暴富带给了他 “梦魇” 般的生活。面对一切归于零的个人世界，查利在物质和精神上重新开始。 “‘我代表的那些企业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要把我的姐姐从伯林顿接出来，给我管家，我也非常想跟霍诺丽亚一起生活。你们知道，哪怕她的妈跟我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让任何事情影响霍诺丽亚。我知道她喜欢我；我也知道我照顾得了她’”[4]他要回归家庭，为女儿规划新的未来。
首先，他用事实向马里恩证明自己已经改过自新，可以好好抚养女儿。一进门，查利就在努力讨好马里恩，因为她一直认为海伦的去世与查利有直接关系，而且查利没有能力把孩子抚养好。而查利一直在表达诚意“‘我巴不得马上有个家，我也巴不得马上让霍诺丽亚待在那个家里。’‘拿我来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要求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5]他立志要给孩子一个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不仅改掉酗酒恶习，还重新创业。
查利还为女儿规划了未来，为她买了一所别墅，请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从花天酒地以至于被怀疑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到主动上门，真心实意要要回女儿抚养权，并且为女儿准备一个温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我们看到了查利的回归。人间唯有爱、真情才能温暖人心。查利要让他爱的种子――可爱的女儿健康成长。
2 查利与损友――从亲近到疏远
文章中查利的两位老朋友――大学同学邓肯・谢弗和一位三十岁脸色苍白的金发美女洛兰・夸尔斯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两人是在查利发达时投奔他来混钱的。但再次见面，查利对二位的态度却与以前截然不同，将他们称为“往昔的幽灵”。“三年前，在那挥金如土的日子里，帮他们一个月过得像一天那样快的那一伙就有她。”三年过去了，查利浪子回头，两个朋友却依旧过着糜烂的生活。查利大发雷霆：“‘真！’‘简直透顶！’‘我两年没见的人，竟这么死皮赖脸――’”查利绝不再让这样的朋友影响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查利的回绝和疏远正是他对纸醉金迷的那段时光的悔恨。
3 查利与自己――从不负责任到浪子回头
本质上来讲，查利是一个吃苦肯干靠双手挣钱的人。天降的横财却改变了他奋斗的历程。当不再需要辛苦工作就可以大把地赚到钱时，勤奋、自力更生这些美国人所崇尚的品质也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想的是如何消遣这些钱，满足自己的酒欲，风光地周游世界，游戏人生。然而，股市崩盘，所有的美好瞬间消散。查利几次将这段回忆称之为“梦魇”。没有了钱财，没有了妻子和孩子，查理良心发现，重新回归自己的事业家庭，他的生活也重燃希望。
《重返巴比伦》围绕查利展现了大萧条对一个个体的正面影响。在任何时候，人都不能缺少道德、爱和良心。查利在失去妻子、金钱和女儿的抚养权后，回归家庭，重启事业，这些都源于他内心的转变。浓缩在查利身上的道德、爱和良心的复苏，正是作者找出的拯救当时美国的出路。如果每一位曾误入歧途的美国人能在空空世界中酒醒、梦醒，重新靠自己为之骄傲的双手去挣钱，美国梦就仍会实现。
菲茨杰拉德用查利的转变给当时的美国以希望，然而最终又用他惯常的悲剧形式将这一希望搁浅。但这次他并没有完全让查利陷入绝境，而是给了他希望的种子。结尾处，查利索要孩子未果将要离开，作者这样写道：“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们没法让他永远付账。可是他要自己的孩子，而且现在，除此之外，别的都算不了什么了。他不再年轻，也不再有个人的美妙的念头和梦想。他完全能肯定海伦不会要他这么孤独。”“会回来的”，“要自己的孩子”，“海伦不会要他这么孤独”，这些透露了查利坚定的决心。虽然暂时遇到了挫折，但他的心是坚定的，总有一天会赢得马里恩的信任。纵观全文，菲茨杰拉德让查利浪子回头，良心重现，是因为他觉得爱、良心和道德能拯救这个被金钱物化的时代，但因为人心需要慢慢地温暖，方法需要时间去验证和更多的人去实践，所以小说结尾又在失落中蕴含着失望和力量。
【参考文献】
[1]修树新，刘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J].外国文学研究，2008，4：168.
[2]修树新，刘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J].外国文学研究，2008，4： 167.
[3]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8：341.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一个小时的故事》 三重人格论 反讽
凯特・肖邦（1851―1904）是一位非常前卫的作家，凭借小说《觉醒》她声名远扬，然而，也恰恰是《觉醒》使得她在该小说出版当年不得不封笔。在肖邦的作品里，她塑造了一个个不同寻常的女性，正因为如此，多年来评论界一直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肖邦的作品，挖掘其作品中角色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为了个人自由而进行的反叛。肖邦的短篇《一个小时的故事》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位因为听闻丈夫死讯而莫名欢喜又因为发现丈夫还活着而丧命的妻子。在这部作品里，肖邦展现了她在小说方面精湛的创作技巧，并设计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尾。
对这部作品，评论界主要从三方面来研究，首先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其次是对其创作手法主要是对反讽、象征等的研究；近年来还有人从婚姻对个人自由束缚的角度进行解读。不管怎样，这部作品流传至今并备受关注，也足以证明肖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杰出才能。
本文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这部小说中的反讽进行解读。本文作者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反讽，是由于主人公的本我（表现为生命冲动）与超我（表现为道德伦理）矛盾冲突的结果。
一、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论”及故事梗概
弗洛伊德堪称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而他的“三重人格论”尤为著名并被广为应用。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他把人类精神非理性的、未知的、无意识的部分称为本我，并且认为本我隐藏着人类一些原始的欲望，比如。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时时刻刻想要满足它追求的要求，并且不受意志控制。而人类精神理性的、逻辑的部分被称为自我。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起调节作用，努力帮助本我实现其要求，既防止过度压抑造成伤害，又避免与社会公德公开冲突。人类精神的第三部分，弗洛伊德将其称为超我。超我代表社会利益的心理机制，总是根据道德原则，把为社会习俗所不容的本我冲动压制在无意识领域。
《一个小时的故事》讲述的是有心脏问题的马拉德太太最后一个小时的生命历程。首先得知马拉德先生遇难的是他的朋友理查德先生，经过确认后他匆匆赶到马拉德家以防其他人不小心将消息透露给本身就有心脏问题的马拉德太太。理查德和马拉德太太的姐姐约瑟芬商量之后，由她的姐姐约瑟芬委婉地将此事告知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昏厥过去，她立刻扑到姐姐怀里号啕大哭，哭过之后就独自上了楼。在楼上她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欢喜，嘴里溜出令自己听了都战栗的“自由”两字。在楼上畅想了自己将来无拘无束的生活之后，担心的姐姐将她叫到楼下。而此时从远处赶回的不知发生什么的马拉德先生突然出现在女主人公面前，所有的人都惊愕不已，而最为惊愕的莫过于马拉德太太本人，随着一声尖叫，她离开了这个人世。医生的诊断：死于极度欢喜！
故事里面充满了反讽，而最大的反讽莫过于小说的结尾：医生诊断马拉德太太死于欢喜。而结合整个故事恰恰相反，马拉德太太的死是一种惊恐抑或是绝望。本文试图运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论”论证：故事中的反讽完全是马拉德太太的自我（表现为生命冲动）与超我（表现为道德伦理或社会习俗）两相矛盾的表现。
二、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
马拉德太太在得知先生的死讯后，在楼上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欢喜状态，并非通常状况下的悲痛不已。实际上，马拉德太太的这种莫名的欢喜着实是一种情境反讽。所谓情境反讽，也就是一个动作或情况的结果与料想的完全不同。那么有这种反讽，根源就是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
在文中，马拉德太太的本我以一种对自由的追求欲望的方式表现出来。当她自己在楼上畅想没有丈夫的未来时，她突然发现主管自己的生活是她最最向往的。文中这样写道：“现在可以自作主张了――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的生存中最为强烈的冲动。”（申，104）而这种生命冲动不是一开始就让马拉德太太接受的，它和表现为道德伦理和社会习俗的超我也进行了一番斗争。
前文提过，本我储存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不受意志所控制，它会伺机表现出来以达到满足。在文中，当马拉德太太独自上楼后，她感到了一种冲动，不可抑止的一种冲动向她袭来：
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心中感到恐惧。那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太微妙难解了，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她感觉得出来，那是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满天空的声音、气味、色彩向她奔来。
这会儿，她的胸口激烈地起伏着。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推进、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的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无能为力。（申，104）
此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种冲动正向她袭来，不可遏止的、莫名的冲动，并且这种冲动不受她的意志所控制，很明显这是隐藏在马拉德太太本我里向往自由的冲动。可是她的超我在这时也没有放弃对本我的控制，“恐惧”及“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都是超我在起作用。因为这种冲动如若得到满足，那么马拉德太太就会很快乐，可是道德伦理根本不允许这种快乐发生在这个时候――丈夫去世本该悲痛的时候。
可是这种斗争以超我的失败而告终。马拉德太太压抑已久的、对自由的向往终于得以实现。她不自主地呢喃着“自由，自由，自由”，虽然连自己也被吓到了。文中肖邦对此段这样描述：
当她放弃抵抗时，一个悄声说出的词语从她那微张的嘴唇间溜了出来。她一遍又一遍地低声重复着那个词：“自由，自由，自由！”紧跟着，从她眼中流露出茫然凝视的神情、恐惧的神情。这两种神情强烈而明亮。她的脉搏加快了，流动的血液使她全身感到温暖、松快。
她没有停下来问问，控制自己的究竟是否是一种邪恶的欢欣。一种清楚和亢奋的感知使她得以认为这一问题无关紧要，不再加以考虑。（申，104）
那个从她嘴里溜出来的“自由”在弗洛伊德那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即“弗洛伊德口误”。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一些隐藏的欲望、抱负、恐惧以及一些非理性的想法都以一种伪装的真实被储存在无意识里，它们会以梦、艺术、文学或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口误就被称为“弗洛伊德口误”（Bressler 149）。那么此处马拉德太太压抑已久的、对自由的向往就以一种口误的形式得以实现。很显然这是无意识的，因为在后面连她自己听了都感到恐惧。之所以恐惧，就是因为超我所指导的社会道德不允许她有这种不合常理的表现，但是超我还是失败了。马拉德太太不再想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是否正确，而是享受这一刻的欢欣与自由。
而文中最大的反讽，也就是小说的结尾：医生诊断说马拉德太太死于极度的欢喜。这个反讽实际是一种戏剧反讽，戏剧反讽指的是文中的人物并没有意识到的错误，而读者却意识到了。马拉德太太真的死于欢喜吗？那么肖邦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来描写她在楼上的快乐状态岂不失去了意义？实际上，马拉德太太是死于一种绝望，或者说，她的本我在与超我的这场斗争中才是最终的失败者。刚刚尝到了获得自由带来的欢乐，刚刚冲破了道德伦理而享受生命冲动的释放，这一切却又被突然活着回来的丈夫冲散了。到底是对婚姻生活的厌倦，还是对男权制度的反叛，这里很难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马拉德太太的本我（生命冲动）再一次受到了超我（社会习俗）的抑制，而本身就有心脏毛病的她怎能受得了如此打击呢？
三、结语
综上所述，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中的反讽完全是马拉德太太的本我与超我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她在丈夫“去世”时，本该悲痛欲绝，却表现为莫名的欢喜，造成了一种情景反讽。实际上这是本我不受控制的表现。而当她发现丈夫的归来而猝死时，医生诊断她是由于过度高兴而死。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她恰恰是因为一种绝望而死。这又造成了一种戏剧反讽，而这种戏剧反讽的产生，也是由于超我在与本我的斗争中最终胜利的表现。不管肖邦是在抨击婚姻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束缚，还是在指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还是其他的任何动机，整个故事的矛盾冲突以及反讽都是马拉德太太本我与超我之间斗争的外在表现，而《一个小时的故事》绝对是她小说创作技巧的高超体现。
参考文献
[1] Abrams，M. 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2] Bressler，Charles E.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New Jersey：Prentice Hall， 1999.
[3] 金莉，秦亚青.美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 申丹.叙事文本和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J].外国文学评论，2004（1）：102-113.
[5] 孙胜忠.反讽、象征与女性意识――评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和《暴风雨》[J].山东外语教学，2003（5）：95-98.
短篇伦理小说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中国文化；犹太文化；苦难；救赎
《傻瓜吉姆贝尔》是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名篇，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学颇有影响的小说。当代中国作家不约而同的推荐这篇小说。余华和苏童同时把这篇小说列入影响自己的十篇短篇小说之一。尤其是作家余华，一些评论家认为余华由先锋作家的代表转向以写实手法来记叙，这一路走来是受了辛格创作思想影响的。
在《活着》自序中余华赞美《傻瓜吉姆佩尔》时说：“在这部短篇小说中读到了比很多长篇小说还要漫长的时间，由时间创造了叙事，让时间把一个人的一生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他在“温暖和百感交集”一文中更加直接评论《傻瓜吉姆佩尔》说：“《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吉姆佩尔的一生在短短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整个大海一样，辛格的叙述虽然只是让吉姆佩尔人生的几个片段闪闪发亮，然而他全部的人生也因此被照亮了。这是一个比白纸还要洁白的灵魂，他的名字因为和傻瓜紧密相连，他的命运也就书写了一部受骗和被欺压的历史。”（余华，42-48）
余华在文学的道路上和辛格有交集是由于他们都是优秀的充满人文关怀和细读两部作品，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待底层人民，关心民族的生存境遇，不断追寻真理，向人们展示高尚。然而由于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各自的特质，《活着》和《傻瓜吉姆佩尔》散发着相通气息的同时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苦难
美国犹太文学有一种基本的Schlemil人物类型，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傻瓜”型人物。乔国强教授在《美国犹太文学》中定义Schlemil式叙事类型时指出这类小说的创作表现模式为：“主人公处于受苦或受蒙骗的境地，他们常常‘以德报怨’，在自救或救赎他人过程中获得人生的大智慧。”（乔国强，2）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就是这是“傻瓜”型人物的代表。
文章开篇，吉姆佩尔介绍自己：“我叫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们叫我傻瓜” 。这句话是辛格给我们的第一个悬念。从吉姆佩尔的叙述来看，他并不是个逻辑混乱、糊里糊涂的傻瓜。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人们都叫他傻瓜呢？他是个孤儿。但他是个面包店老板，还是个壮汉。“打人一拳，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按道理说，这样的一个体魄健康经济独立的人是不会沦落到受人欺负的地步的，他却是例外。他受欺负的原因就是他容易受骗，他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个人”。为什么要如此轻信呢。吉姆佩尔有他的理由。“第一，凡事都有可能……第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使我不得不相信。” 在辛格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吉姆佩尔所生活的小镇已经成为听魔鬼的话居多，听上帝的话的为少数的世界。吉姆佩尔清楚地认识到整个小镇的人都在欺骗他和捉弄他。他选择坚持信仰，坚守着善良与宽容，即使在别人眼里他的忍让愚不可及。
镇上的人对他的嘲弄愈演愈烈，他们硬塞给他一个生活不检点还带着个私生子的女人为妻。吉姆佩尔虽然认识到他是在受人欺骗，可是他还是想：“且看它结果如何吧，整个市镇不可能全部都发狂”。无论他人对他如何，他对世界总是存在些许希望。然而，如同犹太民族坎坷的命运一样，生活并没有因他的忍耐变得美好，他和妻子埃卡尔渡过的20年，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剧。婚后，埃卡尔依旧行为不俭，生了六个孩子。吉姆佩尔对妻子无法生气，仍然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他忍受着妻子的不忠，自欺欺人的过每天。他活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纯洁的像张白纸，因为有信仰所以能安然忍受被欺骗和被侮辱。他的默默承受让我们看到了谦卑的力量，感受到了灵魂的纯净，体验了一个圣徒般傻瓜的高尚人生。
实际上，吉姆佩尔的伟大体现在他能忍受一切上帝安排的苦难上。他的受难意识和犹太人的信仰息息相关。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与上帝立了约。可如果他们想享受作为耶和华子民的好处，就必须承担契约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就会招致恶果。上帝选民对犹太人来说实质上是责任而不是权利。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的考验、磨难和痛苦。正如吉姆佩尔心中 “肩膀是上帝给的，负担也是上帝安排的”这种受难意识支撑着吉姆佩尔一样，特选子民的责任和义务延续了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命，是他们饱经苦难却仍具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的根本原因。
余华的创作似乎与此十分接近，他和辛格的文学主张高度一致。他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创作中伸张这样特别的性格”（余华，15）他在转型后开始描写底层生活中的小人物。并逐步把目光投向民间，关怀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活着》中的福贵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阔少爷，因赌博而败尽家产。父亲在他赌输家产后含恨而死，接着是年迈的母亲撒手人寰，相濡以沫的妻子家珍累死过去，儿子有庆为人献血而夭折，女儿凤霞因难产而死，女婿在工地上意外身亡，外孙苦根发烧后死去。福贵的经历给我们呈现了中国社会近百年的演变，抗日时期、民国末年、解放、、、、改革开放……作为普通的生命个体，福贵无法面对、无法把握自我卑微的生存权力。余华《活着》自序中解读活着时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福贵一生历经苦难而不对命运发出怨言，不对世界抱有看法，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似乎就是余华所说“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也正是余华从民间寻找到的对抗苦难的方式之一。
余华之所以成功的在世界文学中找到辛格这样一位导师，势必与中犹文化的精神联系有一定关系。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一样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两个饱经忧患的民族的都有坚韧不拔又逆来顺受的传统。尤其是两个民族的人民，虽然饱受折磨，仍然坚守民族精神不断适应逆境。吉姆佩尔和福贵都有着受苦和忍耐的一生。坚守信仰对抗苦难归根结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但由于中犹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吉姆佩尔和福贵的悲剧必然有其文化差异。
二、救赎
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理想的选民，终有一天救世主会来拯救犹太人，把他们带出苦难，恢复荣耀。可是在犹太人流浪和受难的历史上，赛弥亚始终没有降临。很多犹太人此时发生了信仰危机，在呼唤赛弥亚没有答案的时候，他们把自己交给了魔鬼，放弃了信仰。吉姆佩尔也遭受了魔鬼的挑衅。在吉姆佩尔最难过的时候，魔鬼蛊惑他把尿撒在面包上，来报复镇上的人。他按照魔鬼说的做了。这时，他忽然梦到死去的妻子劝说他，告诉他另一个世界有最后的审判。吉姆佩尔顿时醒悟，通过了这次艰巨的考验。正如著名犹太作家辛西娅·奥兹克评价辛格的作品时所说 “辛格用罪恶的存在证明了人间仍有圣洁的救赎，圣洁的光芒可以驱散魔鬼”，（辛西娅·奥兹克，357） 吉姆佩尔的结局无疑是在宗教的光辉下给读者圣洁救赎的希望。
然而，悲剧的根源不仅仅来自吉姆贝尔人性善，更是周围的人都抛弃信仰的悲剧。《傻瓜吉姆佩尔》的文本模糊了时间的概念，我们看到吉姆佩尔面对同胞的嘲笑愚弄的同时也看到一个失去信仰的世界。在感受犹太民族长期受难与救赎的同时，也看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命运。正如诺贝尔奖授奖词所言辛格用他“充满了激情的叙事艺术”，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困境”。（黄铁池，228）
余华《活着》中的福贵显然没有辛格的吉姆佩尔那样幸运，在上帝的光辉下闪烁着神性的智慧。福贵的命运反映了余华对民族历史和社会极具责任感的思考。福贵和吉姆佩尔闪烁着一样的光芒，然而这光芒背后显然不是。福贵赖以生存和对抗苦难的精神支柱在哪里呢？当人在历史的洪流下，生命如草芥，生存权如尘埃，活着该是何种境况呢？
回首中国的历史，可谓饱受战乱动荡之苦，下层百姓是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往往对社会变革只能无奈的逆来顺受。他们是被动的。从福贵身上，我们即看到了福贵的苦难史，福贵一家的死亡史，也看到了中国动荡的现代史。活着带来了无边的苦难，可福贵并非孤立无援，我们不能忽略他一直有亲情的抚慰。他活着的意义建立在伦理亲情上，这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寄托。福贵的家人身上各有各的美好品质，这种亲情的温暖正如辛格笔下上帝的光辉，时时在作品中闪光。这种亲情虽然加剧了福贵的痛苦，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另一方面福贵的善于回忆和乐于讲述是他消解苦难的办法。福贵活着，回忆着，假想着有亲人有牛的平凡日子。这时的余华和辛格一样，给我们一点似是而非模糊的希望。就余华作品来说，血缘亲情是面对苦难的良药，是维系民族生存的根本。
余华和辛格有着迥然不同的民族背景，但是他们在文学路上相遇了，不约而同的表达了同样的艺术理想。他们通过自己的灵魂的写作，在截取吉姆贝尔和福贵人生的真实细节的基础上，把个体命运和现实历史联系起来，探寻着各自民族小人物的生命延续的精神支柱，从而带给我们对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深思。苦难的忍受最后变成了救赎，他们用不同方式超越了现实，找到了他们心中的答案。
三、余华与辛格
评论界普遍认为《活着》是余华的写作的分水岭，标志着余华从先锋叙事转向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展现。《活着》背后的辛格，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力量。这位精神导师，影响了余华的写作，让他回归到乡间土路，回归到小人物的人生，回归到传统文化。
《活着》之后余华作品《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再次呈现了一个和吉姆贝尔一样的小人物的伟大高尚。许三观为了家人，忍受着生命中的坎坷和不公，他只能通过卖血帮助家人解决问题，他一次一次卖血，直到晕倒在地。他延续了《活着》中的家庭伦理主题，让我们看到了辛格式的温情、感动和升华。05年，在《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十年之后，余华的《兄弟》一上市立即引起轰动。有读者指出在这部作品中 “看到了更多的辛格”（转引自傅晓微，200）。和福贵、许三观相比，宋平凡多了某些现代知识分子的特质，他是有意识的维护和坚守他的家庭伦理观念。他对妻子对孩子朴实仁厚的爱，对家庭的责任担当是余华又一次向我们展示的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
我们不难发现余华《活着》及以后的写作，直面历史，审视生命，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底层民众的生存意识和道德伦理。他和辛格一样都在坚守和回归民族传统同时，探寻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并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超越自我。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余华还没有像辛格一样走入世界最优秀作家行列，但是他创作中的任何努力和尝试都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分析、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傅晓微.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黄铁池.《当代美国小说研究》. 上海.[M]学林出版社.2000.
[3]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读书》7，1999.
[5]辛西娅·奥兹克， 《犹太好鬼》[M].《艾·辛格的魔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6]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