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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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电影范文第1篇

翻开履历，长长的作品名单中，已有多部获得认可：凭借在电影《盛夏光年》里的出色表现，他获得第4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和最佳新演员提名；2009年，他出演的《泪王子》入围了第6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2012年他又凭借《女朋友・男朋友》获得第14届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第49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如今的张孝全是公认的台湾新生代演技派小生，他的“光芒”也获得了业内的肯定，被林青霞盛赞“演技发光有如钻石”。

他看上去温文尔雅，实际上却是害羞、慢热的性格。拥有一副傲人的好身材，一双深邃的大眼睛，怪不得很多与他合作过的女明星都会提到“张孝全让我脸红心跳”。导演林奕华也曾形容他是新吴彦祖 ――从容自若、蓄势待发。

一部《被偷走的那五年》入围金爵奖，凭借片中温柔深情又不失阳刚的形象，张孝全开始步入内地观众的视野，被影迷封为“治愈系男神”，而他的作品也第一次在内地正式亮相。

台湾演艺圈中的异类

如果讲起张孝全，一般只会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名字耳熟”，另一种是“我喜欢他！”

在花样美男辈出的台湾演艺圈，张孝全一直是个异类。2001年，17岁的他在捷运站被导演易智言一眼相中，成为电影《蓝色大门》男主角的候选人，那时，张孝全留着板寸，块头又大，在一群细胳膊细腿的高中男生中，很是显眼。

那年，张孝全开始频频出现在台湾电视荧屏上：在麦当劳广告中，他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在S.H.E的《恋人未满》MV中，他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在最初期他就已展现与同龄男演员不同的特质：可以是青涩的学生恋人，也可以是温柔熟男，集“大叔”和“正太”于一身。《蓝色大门》筹拍一年后终于准备开机，张孝全却生长发育得愈高愈壮，被导演认为“不像高中生”而弃用，结果，接替他的陈柏霖瞬间走红。

出道初期，张孝全接演的多是偶像剧，配角居多，但演技不断成长。这期间有一部对他来说举足轻重的戏――白先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子》。剧中，他出演的吴敏为自己依恋的张先生受尽委屈。据说，导演曹瑞原当初选张孝全时，白先勇就提出过反对，因为书中这个人物是个清秀阴柔的少年，而“张孝全太胖了”。

2006年初，退伍归来的张孝全瘦到68公斤，而且把身上的钱花得分文不剩。母亲只答应负担伙食，拒绝再给零用钱，他只好管母亲借钱，一周1000新台币，承诺还钱。于是离开军队十天后，他就重返剧组。

张孝全接演了电影《盛夏光年》以及林奕华的舞台剧《水浒传》，那年也是他事业上的转折年，他以《拍卖世界的角落》入围金钟奖迷你剧集的最佳男主角奖，又以《盛夏光年》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和男配角奖。虽然最后都空手而归，但入围的鼓励让他“更确定地走下去”。

演戏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分别获得过金马奖提名的《盛夏光年》与《女朋友・男朋友》两部影片中，张孝全均挑战了“同性之爱”，因表演精准，常被问及饰演同志的感受。对此，张孝全表示，因为这样的角色，他得到了没有体验过的人生经历，因为接触过同性题材的作品，也让他培养了对同志更健康的心态。“一部戏的开始，都要有前置作业，对于角色和族群都必须去了解。人常会因为不了解而去害怕或排斥，当你了解之后，就会觉得这没什么了，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同一类角色，两度演绎，却是不同的表现。对于后者，能明显看到他的表演的精进且越来越具深度，《女朋友・男朋友》中的良是一个对于自己情感内敛压抑，令人心疼的角色。张孝全表示他很在意自己在一部戏剧中得到了什么、体会到什么。或许就是这样日久天长的积累，深入每一个角色，他才能有如此慑人的精彩表现。

天生的精致面孔与羡煞旁人的好身材，张孝全也一直是游走于各个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此番出演《那五年》，让他感受到了与众不同。“以前的角色都是比较青春的，而这个剧本里的角色设定跟我实际年龄接近，他有一份对爱情的执著与坚定，他所经历的，与我和周围朋友的经历相似，特别贴近自己。他在某些关卡上的纠结与艰难，我没有尝试过，所以很吸引我。”

尽管曾与金马影帝失之交臂，但张孝全坦言并不气馁。今年才满三十岁的他，还有很长的艺术前途与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今，演戏于他而言，更是一种兴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演戏很有趣的是，它可以让你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不一样的事情。它也是一种宣泄，当角色的经历跟自己的经历相似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感悟投射其中，尤其是不好的感受，观众是不知道的，正好可以借此大胆地宣泄掉。日后再看的时候，还会被感动，因为知道那段话是对谁说的。”

用这样的方式诠释作品，不仅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到看电影的人。张孝全坦言自己已然找到一种独特且真实的表演方式。

问他是否期待“爆红”时，他只是淡淡地表示，“我喜欢表演，表演对我来说，是人生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将来还想尝试不一样的类型、题材和角色，那应该会有更大的启迪”。

张孝全明白，再好的演技，也无法代替别人去生活，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在表演中的感受与收获。

谈恋爱就是做实验

在与白百何合作的浪漫爱情片《被偷走的那五年》中，张孝全以其一贯受欢迎的“魅力熟男”形象出现。坚实宽厚的臂膀，再配上一个深情款款的眼神，导演黄真真说：“看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是我的男一号。”

张孝全在片中大展好男人的优秀“内核”，不但对现任女友安心亚呵护有加，对前妻白百何更是关怀备至。白百何饰演的“女强人”前妻遭遇车祸，失去了记忆。原本两人矛盾很深，可张孝全还是回来帮助她找回过去的记忆。

谈及接演这部电影的原因，张孝全说：“这几个人的关系好像就发生在我的周遭，虽然我还没有结婚，但我也有过好几段恋情，经历过这些。”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他发现，周围有些人的婚姻“可能有摩擦”，“这些东西对我是一种冲击”，而在拍戏中，他通过角色经历这个过程，“好像会看到某一种观点，蛮好的。”演完再检验自己对婚姻的态度，张孝全说：“我没有恐惧。”

与张孝全合作过的演员，总说他性格害羞。刚出道时，张孝全曾喜欢流连夜店，喝点酒后，平日腼腆的他，看到漂亮女生就想认识。早年拍偶像剧时，没有一部让他一夜爆红，真正让他被大众关注的却是八卦――他是“平民天后”徐怀钰唯一对外承认的男友，两人在《寻找Mr.Right》中相识，只可惜这段姐弟恋在一年后，就因习性不合而告吹。

孽子电影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悲情意识”；文化性格；隐忍

1989年，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影片《悲情城市》在台湾岛内外引起了轰动。侯孝贤以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静谧安详的镜头语言，表达着台湾这座在历史上几度孤悬海外的岛屿民众独特的精神诉求和经年离索之后的满怀幽怨与无奈。影片用纪实的手法，叙述了台北的林氏家族在一个特殊年代中的悲剧故事，整部作品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悲情气氛，不断渲染着一种欲哭无泪的心灵之痛，它触动了不少台湾人的历史记忆，使台湾艺术作品有的“悲情情结”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

台湾文化中“悲情意识”的形成，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台湾长期与内地的隔离，使台湾人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惑，身陷压制与抵抗、理想与挫折的“人生困境”，使许多台湾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无奈与悲凉的情绪。台湾文学的“悲情意识”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只有把它放到历史的坐标中，才能真正揭示“悲情意识”与台湾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正如黎湘萍先生所说，台湾“一直重演着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的悲剧”，“这一点使台湾文学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和政治的双重认同相关的移民或遗民色彩。它一方面背负历史遗留下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为这种苦难进行着充满了悲情的救赎。”［1］这种悲情既体现了汉民族自我反省的文化传统，又反映出台湾知识阶层的忧患意识。

17世纪以前，台湾还是一个孤悬海外、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岛，主要居民是被统称为高山族的12个原住民族。17世纪后，以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为主的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民族开始大量向台湾移居，其中不乏因生活愁苦而被迫漂洋过海的下层百姓。他们多是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动移民，因而在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悲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封闭性大陆文化，其特点在于安土重迁，重家庭，以血统相连接。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的早期移民，不可避免地怀有“恋乡情绪”。台湾虽然资源丰富、风景秀丽，但因四面环海，经常会遭遇台风、暴雨的侵袭，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更加引发岛内大陆移民对故乡的思念。难舍中原，难舍故土，思念和回忆是人类生命历程的复制，也是人类本能的思维活动，尤其是当这种思念和回忆被艺术加工之后，其感染力会更大。

1661年，郑成功，抱着抗清于海外的思想，时刻想着反清复明，然而，郑氏集团退守台湾之后，实际已经失去了与清政府正面抵抗的能力，他们从开始“恢复中原”到最后偏安一隅，建立地方政权，孤悬海外。与早期的大陆移民相比，这些明朝的遗民不仅承受着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而且还背负着“孤臣孽子”（钱穆语）的沉重历史使命，多重的精神负荷不断积淀，“悲情意识”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集体心理代码，一代代传承下来。

1894年，中日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割让台湾。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大陆成了隔海相望的祖国，台湾却成了“异域”，而那里的民众不再是遗民而是“弃儿”。时空与地理概念的转移，使台湾文化中的“悲情意识”从思乡思亲演变为对祖国的怀念和对自身遭遇苦难的倾诉。

“就生命个体而言，悲剧情结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2］日据台湾50年，在殖民者／亡国者、征服者／被征服者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语境中，台湾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肉体与精神双重的痛苦。日本殖民者大力推行殖民教育，刻意混淆台湾人的民族记忆，扭曲他们的民族认同，这种丧失民族身份所产生的苦难和屈辱，使得台湾人民内心中的“悲情意识”更加浓烈。

二

《悲情城市》将台湾人民内心的这种“悲情意识”放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基隆林氏家族的悲欢离合，反思着“悲情意识”对生命个体的深层影响。影片融入了更多的对历史隐痛的批判和对人物遭遇的怜悯。讲述了林家四兄弟的悲惨命运，展现了日本殖民台湾50年之后，台湾人的身份迷失。

日据时期，作为被殖民者，林家与其他无数台湾人家一样，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老大林文雄混迹黑道，老二本是一名医生，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征到东南亚，从此杳无音讯，只有二嫂还在痴痴地等。老三文良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人带到上海做翻译，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台湾，但是已经神志不清了。林家的四儿子文清，8岁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从此变成聋哑人，自己开了一家照相馆。兄弟四人无一不有尴尬，无论其行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当时台湾社会的一个时代群像缩影。

电影一开始天皇终战诏书的广播宣告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历史结束。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祖国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最初对祖国有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憧憬。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混合着女人生产的声音，黑暗中电灯乍亮，林家长子林文雄把光复之际所生下的孩子取名为“光明”，林家新开的酒店取名“小上海”，象征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喜悦和对于未来的满怀希望与憧憬。不料，台湾在重回祖国怀抱的期待中，面对的“劫收”和腐败，遭遇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与冲突，演变成为一个高度暴力的融合过程，终于酿成“二二八”悲剧。“一个战争才刚结束，另一个战争怎么会接替就来。”“二二八”成为转型期台湾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的集中表现，成为台湾命运的一个悲剧性的符号。

林家老大林文雄被导演塑造成最具台湾本土文化性格的人物。日据时期，他主持家务。为了生存，周旋于各种黑道势力。面对家族连续遭到的不幸和变故，他无法理解灾难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对于他来说，不论是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还是的腐败政治，都是一种对于他的压迫。在他弟弟文良被上海佬诬陷为汉奸，抓进了监狱以后，面对政权的腐败和黑暗统治，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反正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便他们翻起翻落，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林文雄的这番言论在台湾民众中具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当初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得台湾人沦为亡国奴，被日本人欺压50年，如同一个“孤儿”，无人为其伸张正义，无人向其伸出援手，只能靠自己拼命挣扎。林文雄之所以落入黑道，根本的原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家人。因此，台湾人在感受痛苦和无主之外，自然也就滋生出对祖国哀怨。林文雄所说的“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即一种被抛弃的“孤儿”内心的痛楚。他看不到台湾所遭受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民族所遭受的屈辱的一部分，因此，台湾民众的这种对祖国的哀怨，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性的悲情意识，一方面反映出经过5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两岸之间产生了隔阂；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殖民者通过殖民教育人为地制造出的民族内部分裂的悲剧。

林家老二和老三的命运使影片中的悲情意识得到深化。老二被日本人征调南洋当军医，一去不返，妻子守了活寡。老三文良被征到上海，为日军做翻译，年轻的妻子留在家中。这两个人的悲剧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最大的悲剧。影片中林家的老父亲对祖国还有很深的感情，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老二、老三生于殖民时代，接受的是殖民教育，最后又以殖民者的身份被派往战场，导演在这里所展现的不再是简单的个体性悲剧，而是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殖民者通过殖民化的手段，混淆了台湾人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记忆。老二老三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最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老三虽然回到了台湾，但被当局当成汉奸，遭受毒打，精神失常。对于生在日据时期的一代台湾人，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奴化教育，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被迫与自己的祖国作战，当日本战败后，他们又成了汉奸被清算，这种悲惨的命运正是台湾一代人命运的缩影，也是近代以来，台湾社会中的悲情意识向具有分离意识的“台湾意识”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本片的导演侯孝贤与编剧朱天心都是1949年之后外省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父辈从内地来到台湾，背井离乡，而他们大多是生长或出生在台湾，台湾是他们的家，内地是他们的故乡。对于这两位创作者来说，他们生于此，长于此，对台湾的文化有切身的感受，同时，又由于他们父辈的特殊身份，又感受到了台湾社会中所谓省籍与外省籍的隔阂。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台湾人对内地产生了陌生感，相互之间难以理解和沟通，再加上后一连串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及政府迁台后若有似无的歧视，乃至与内地对抗所形成的“受压迫心态”，有形与无形中强化了台湾人心中所谓“悲情”与“被压迫”的意识。

侯孝贤和朱天文都没有回避这一困扰台湾现代社会的族群问题，尽管影片中没有直接地表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镜头获取这些方面的信息。比如影片中一共出现了6种语言：台语、粤语、国语、日语、上海话、客家话。这些五花八门的语言，各种腔调混杂着、交织着、冲突着、辉映着，勾勒出那个年代小岛特有的一种人文风貌。看上去荒诞不经，可一闪眼，便显出了悲剧性和严肃。在此之前，侯孝贤的电影更多地表现出父辈的乡愁，在这部电影里，他一改往日的风格，乡愁被隐去了，对台湾当代社会存在的省籍之间的对立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影片开始的部分，“光明”“祖国”“再生”这些美好的事物，便借着、妇人生产、停电复电做多重象征交错，构织成一片新生命的乐观、理想、欢庆的气息。天皇的投降广播，光明来时生下的孩子，拥抱祖国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家来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新找到的工作，对未来的憧憬(影片女主人公宽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台湾的再生(重回祖国)一片美丽光明的庆贺和期待。而这种光明、浪漫的节庆气氛，不久就被纷至沓来的死亡和伤痛破坏，及至片尾堕入悲情的昏暗空间：“小上海”酒家内的空镜头，昏黑幽暗的室内，浓艳五彩的镶嵌玻璃。一种压抑、狭窄、不开展的感觉，与电影开首的光亮、自由与浪漫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通过这种艺术处理，导演试图向人们客观真实地揭示省籍之间对立的缘由。

影片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二二八”事件。这一事件背景复杂，侯孝贤并没有想对此进行主观地解读。他所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影像真实展示当时的现实，比如，影片中出现了三次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的广播讲话，先是安抚民众，再是宣布对相关人员宽大处理，当援兵抵台后，却下令，最终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悲剧。陈仪这三段原声讲话，无疑是对那段历史的最好注解。刚从殖民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民众，他们还沉浸在回归后的荣耀中，却遭到这些从祖国来的军队的镇压。这个历史的悲剧使台湾民众内心深处的悲情意识再次被激发出来，民族内部之间出现了裂痕。影片中有一个镜头，在一个火车车厢里，几位操着外省口音的无辜乘客被素不相识的本地人殴打，虽然这个镜头不长，但是，这里面却隐含着作为外省第二代移民的编剧和导演自身内心的伤痛，编剧朱天文曾经谈到，她年轻的时候“有人对我们这些台湾外省第二代人说，台湾不是你们的家乡，你们最好离开”［3］。原本同根同祖的同胞，由于当政者的暴力，使一些台湾民众将这股怨气转移到所有的外省籍人上。“二二八”之后，台湾省族群之间对立加深，无论是本省籍还是外省籍的人，相互之间缺少信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隐痛。

四、结 语

西班牙著名作家乌纳穆诺认为：生命的悲剧意识来自人类对不朽的渴望，是生命与理性、精神与实体的矛盾。“悲情意识的诞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悲剧性深化、理性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寻求解脱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族群独特的文化性格。”在台湾，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悲情”已经成为沉淀在台湾人心目中的一种文化意识。《悲情城市》以一种客观的写实精神，将这种文化渗透到台湾民众的生活、历史及心境之中，但是，导演侯孝贤始终以他特有的长镜头表达方式客观冷静地为观众展示着一群普通台湾人的生活。影片中的老四林文清是个聋哑人，其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他要借助纸笔和照相才能表达他的情感和思想，面对家族的悲剧自己无法言说，这个人物形象恰恰将隐藏在台湾民众心中的悲情意识解释得如此深刻：悲剧是无可逃避的，面对悲剧，自身又是无法言说的，只能隐藏在心中和忍耐。影片的最后镜头又回到了林家已经衰落的酒店里，尽管林家的男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但是，林家的老人依旧平静地吃着饭菜，小孩依旧嬉戏打闹，不论生活被洪流碾碎成了什么模样，这些普通的台湾民众生活依旧。导演通过摄像机的镜头，远观着这风雨飘摇后顽强生存着的家族，它未尝不是一个民族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黎湘萍.文学台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蓝天.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形成与演变［J］.江淮论坛，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