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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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1篇
没有关系，只是有相同的姓而已。
司马相如，字长卿，汉族，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皆载明司马相。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来源：文章屋网 ）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2篇
1、当炉卖酒的典故指的是卓文君的创业史。
2、出自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与(卓文君)倶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
3、这个典故流传甚广，人们常以此比喻美女卖酒，或表现饮酒和爱情，同时也常用来描写蜀地风情。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诗“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陆游《寺楼月夜醉中戏作》：“此酒定从何处得，判知不是文君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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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赋；虚构性；艺术世界
[作者简介]李泽需，梧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广西梧州543002
[中圈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107―04
虚构是与实录相对的一种创作手法。“文学并不是客观对象如实投影于人的大脑的产物，而是在主体的积极参与下，通过虚构方式才得以形成的，一种包含了主体成分在内并受主体的情感、意志所支配的意识现象。”只有通过艺术虚构，文学才能实现对人生的审美把握。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在“体物写志”时有着明显的虚构性。汉赋的虚构性使创作主体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能够更加自由地创造艺术世界，使作品焕发出扑朔迷离、美轮美奂的魅力。
一、汉赋虚构性的表现
如果把汉赋作品中的那些非现实、非历史、非理性或无法证验的成分都视为一种虚构的话，那么，汉赋的虚构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神话传说意象入赋
不少汉赋都充满了神话传说的意象，这是汉赋虚构性的一种突出表现。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桓谭的《仙赋》，刘歆的《甘泉宫赋》，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傅毅的《洛都赋》，班彪的《北征赋》，班固的《两都赋》《终南山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塑造了一个具有帝王之度、能凌驾众仙遨游天外的“大人”形象。“大人”虽拥有天下，但仍感到人世间的迫隘，于是“轻举而远游”。他乘云驾龙，驱使各路神仙，人帝宫，过阴山。见西王母，吸沆瀣，餐朝霞，咀琼华，最后进入无闻无见无友的虚无道境。文中所用的神话传说意象有“应龙”、“赤螭”、“青虬”、“五帝”、“大壹”、“陵阳”、“玄冥”、“黔雷”、“长离”、“皇”、“伯侨”、“羡门”、“岐伯”、“祝融”、“句芒”、“灵娲”、“冯夷”、“屏翳”、“风伯”、“雨师”、“西王母”、“丰隆”、“雷室”、“鬼谷”、“昆仑”、“五河”、“炎火”、“帝宫”、“阆风”、“阴山”、“不周”、“玄阙”、“寒门”等，其数量之多，令人叹服。大量的神话传说意象的运用，使游仙过程显得更加浪漫瑰丽。
桓谭在创作《仙赋》时亦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对神仙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天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在这里，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的意象，如“王乔”、“赤松”、“玉女”、“青龙”、“鸾凤”、“麒麟”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神仙世界，使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大人赋》《仙赋》这类作品主要是描述纯属想象的虚幻世界。另外，我们发现，赋作家即使在面对现实中的客观事物时也喜欢融入神话传说的意象。如不少汉赋经常将皇家的宫殿建筑写得充满仙界的气息。刘歆的《甘泉宫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篇作品中有这样一些描写：“回天门而凤举，蹑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天门”、“明庭”、“昆仑”、“黄帝”、“共工”、“祝融”等神话传说的意象，使甘泉宫俨然成了人间仙境，令人无限神往。汉赋中诸如此类的描写是很多的。如班固的《西都赋》对皇家园林的描述：“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张衡的《西京赋》用“清渊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等句子描写建章宫，亦充满了神话传说意象。
(二)对客观事物的夸饰性描写
对客观事物的夸饰性描写也是汉赋虚构性的重要表现。所谓夸饰性描写，是指作者通过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对事物进行描写，使事物超越其现实世界的本来面貌，获得一种审美性的表达。这种夸饰性描写是汉赋在描绘事物时最普遍的描法。如汉赋写宫殿楼阁的高危，总是高耸入云，与日月星辰相接；写帝王苑囿的广大，往往大到无边无际，日月出入其中；写异花奇卉、珍禽怪兽等等，也总是包罗万象，不可胜数。在诸如此类的夸饰性描写之中，汉赋的虚构性得以充分显现。
前面提到的刘歆的《甘泉宫赋》、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等作品都在描述客观事物时融入了夸饰性描写。除此之外，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对云梦泽的描写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这篇赋中，司马相如先描绘云梦泽的山势、土色、玉石，接着对云梦泽的东西南北上下各个方位进行描写，把云梦泽的花草果木、飞禽走兽等尽收笔下。很明显，司马相如把云梦泽方圆九百里的景物描绘得如此琳琅满目，是运用了夸饰的手法。如写到云梦泽的山，不仅从正面实写山的迂回曲折，山峰高峻而错落不齐，同时又从侧面虚写，用“上千青云”、“日月蔽亏”来衬托山峰之高，而且详写山上的各种土地、矿物和玉石；写到蕙圃，就把各种香草一一列出；写到阴林，就把各种树木和鸟兽囊括其中。读了这一段文字。读者仿佛走进一座树木参天、香草遍地、飞鸟翱翔、走兽咆哮的大苑圃。而实际上，这个令人神往的大苑囿是作者融合各种事物的产物。“融合，使各种不同因素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融合也是一种虚构化行为，它的基本行为方式同样是跨越疆界。”
司马相如笔下的“上林苑”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放大、延展的虚构世界。正如宋人程大昌在中所说的：“亡是公赋上林，盖该四海言之。其叙分界，则‘左苍梧，右西极’；其举四方，则曰：‘日出东沼，人乎西陂’，‘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至论猎之所要，则日‘江河为，泰山为橹’，此言环四海皆天子园圃，使齐楚所夸，俱在包笼中。彼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土毛川珍，孰非园囿中物?叙而置之，何一非实?”
《西京杂记》记载了司马相如说的一段话：“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可见，夸饰性的描写与“赋之迹”和“赋家之心”的创作要求是相一致的。在对客观事物的夸饰性描写中，“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
(三)假设问对，采用主客问答方式组织篇章
虚设主客问答来构篇，是汉赋比较普遍的构篇方式。汉赋有所谓“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之说。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采用了主客问答的方式。以虚设主客问答来构篇，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汉赋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是汉赋虚构性的典型表现。
汉赋的这种虚构性已有不少人谈到。如司马迁在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时就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称楚；‘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空籍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段话指出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所写的对话、事件和人物全都是虚构的。当今也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关于这篇赋的结构特征，首先应予指出的是它是由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三人的对话组成的。并且这三个人的名字均为‘没有’之意。而在这三位非实在人物各自以明确的功能推动情节进展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基于细致考虑的虚构。由这三人讲述的齐王、楚王、天子的狩猎情况，规模依次增大，奢华度也随之增加，从而把作品整体不断推向；而最后又准备了一个‘讽谏’天子的归结点，实为出色安排。”古今学者对司马相如赋的相同看法，为我们指出了汉赋在整体上具有虚构性这一特征。
另外，有些以主客问答方式构篇的汉赋，其赋中人物因作者自我的介入而很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如东方朔的《答客难》，一般都认为是东方朔“设客难己”，把作品中的“客”看作是作者虚设出来的人物，而其中的“东方先生”就是作者本人。这其实是不对的。这里的“东方先生”确有现实生活中作者的影子，但因其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已不能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作者了。这从后来扬雄、班固、崔驷等人的模拟之作中可以看到，“客难东方朔日”与“客难扬子日”(扬雄《解难》)、“宾戏主人日”(班固《答宾戏》)、“或说己日”(崔驷《达旨》)等是一样的，其中的“东方朔”也可以是“扬子”或“主人”或“己”，他只是作者出于构篇行文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接受美学批评家伊塞尔指出，“文本世界只能被看作一个仿佛如此的世界，它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说到底，文本终将要在读者的经验世界面前再一次越界：它激发了读者面对一个非真实世界的热情，并使读者的自我真实性在想象中暂且得以展开”。可见，汉赋的虚构性充分显示了赋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使读者在作家创造的“文本世界”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愉悦。
二、汉赋虚构性的成因
伊塞尔认为。“文学文本作为作者生产的产品，它包含着作者对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并非存在于他或她所描述的对象之中，它可能只是作者以文学形式介入现实世界所采取的一种姿态。这种介入不是通过对现实世界存在结构的平庸模仿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来实现的。……这种倾向性是作者在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体系等多重因素中作出选择的结果”。这是很有道理的。汉赋的虚构性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秦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发展有传承性。先秦的各种文章体裁对汉赋的形成和发展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的虚构手法如假设问对、设事喻理等自然也影响到汉赋虚构性的形成。章学诚曾说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惠施问难也……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文史通义・诗教上》)“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可见，先秦各种文章体裁都存在一定的虚构成分，都具有某种虚构性，在汉赋虚构性的形成过程中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楚辞》“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班固《离骚序》)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就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前面谈到，汉赋中有不少作品描绘了神仙境界，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屈原作品的继承和发展。姚鼐在分析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时就说：“此赋多取于《远游》。《远游》先访中国仙人之居，乃至天帝之宫，又下周览天地之间，自于微闾以下，分东西南北四段。此赋自横厉飞泉以正东以下，分东西南北四段，而求仙人之居，意即载其间。末六句与《远游》语同，然屈子意，在远去世之沈浊。”(《史记会注考证・司马相如传》)姚鼐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另外。张衡的《思玄赋》写作者在现实中受到排挤、打击之后，心中充满失望和矛盾，最终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周游四方，句芒、黄帝、西王母、巫咸等神明均与他见面。这篇赋很明显是屈原《离骚》的模仿之作。
(二)汉代神学思想、方术仙道风行的文化语境的影响
法国艺术家丹纳曾说过：“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汉赋虚构性的形成除了先秦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汉代神学思想、方术仙道风行的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汉代，封建统治者把神学思想当作加强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使“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之学大行其道。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其核心是宣扬一种“君权神授”的思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性非继仁，通以已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董仲舒的这种思想，被汉代最高统治者利用，对汉代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谶纬之学是西汉后期产生的宣扬神学迷信的学说，它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二是纬书，假托孔子之名，以儒家经义和神话资料附会人事吉凶福祸。预言治乱兴废。这种带有巫术色彩的谶纬之学，经光武帝的体认和倡导，成为一门显学。神学思想的盛行，导致汉代的文化走向虚妄和迷信。此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帝王还幻想着长生不老、得道成仙而痴迷于方术，导致汉代的方术极为流行。这种情形，从以下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史记・封禅书》)“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篆，越登槐鼎之
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后汉书・方术列传》)方术的流行，越发使鬼神观念深入人心。所有这些，使汉代的文化语境成为一个充满想象、幻想的场域。这直接影响了赋作家在创作时大量采用虚构的创作手法。
(三)汉代统治阶级审美情趣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美学品格的形成与产生这类作品的社会审美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又往往决定着这一历史社会中的文学作品的美学品格。”因此。要探讨汉赋虚构性形成的原因，我们还必须注意汉代统治阶级审美情趣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4篇
历史文献涉及两汉洱海区域的族群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洱海区域从无文字记载的时代进入有文字记载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被称为“昆明”“斯榆”u”的地域性族群也以非华夏的“他者”形象进入到中央王朝的视野当中。之后，《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均延续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撰述体例，对包括洱海区域在内的“西南夷”族群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记述。然而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华夏与非华夏人群的疏离，加之撰述者本身的文化偏见，能够在文献中留下历史印记的只是少数族群，而且相关记载不仅对其族称、族源、文化习俗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对其具体地理空间和方位的描述也非常模糊，这些不连贯的，甚至是“碎片化”的历史叙述，一直主导和影响着历代研究者对洱海区域族群历史的认识。尽管不少学者将文献记载中族群演变的线索与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识别比较，试图找到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实际上，由于族群流动及其空间转换的多变性，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要想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的历史进行重构，除了传统的文献与考古“二重证据法”之外，可能还需要借助文化生态学、民族地理学、人类学等多重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在下文中笔者拟从斯榆”个案研究入手，对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流动与文化变迁的特点进行分析。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关文献对两汉时期洱海区域族群历史记载除了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以外，还涉及到另一族群—斯(叶)榆人，关于斯榆人的记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略定西夷，邓、榨、冉、雕、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又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说:“于是乃命使西征……因朝冉从,，定榨存邓，略斯榆，举苞满。方国瑜对此认为，“疑斯榆就是碟榆，碟即某。……司马相如所远略的斯榆就是某榆。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淮、句盯、夜郎、叶榆、桐师、篙唐，侯王国以什数。编发左社，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方国瑜认为，《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这段记载，专门提出叶榆而没有昆明地名，以叶榆来代替昆明，正反映了叶榆是昆明部落中最大的族群。从上文对“昆明’，概念的释义可知，昆明作为族群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昆明与叶榆同为两汉时期洱海区域重要族群，广义上，昆明又是涵盖了叶榆在内的两汉时期洱海区域各族群总称。方国瑜注意到史籍中对叶榆人的记载，并认为叶榆人是昆明部落的重要族群，识见可谓卓越，但较为遗憾的是，因为对“昆明”一词理解上的偏差，方国瑜似乎混淆了叶榆与昆明之间既区分又统一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将叶榆看作是昆明部落之下的一个族群，即看到了广义上叶榆统一在昆明之下的关系，而忽略了狭义上叶榆与昆明彼此作为独立族群相互区分的情况，也没有进一步从文化生态与生计方式等方面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如上文所述，早在昆明人进入洱海区域之前，当地土著居民就已经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生计方式。在洱海区域的核心地带，如海东银梭岛、剑川海门口、宾川白羊村等，都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茂盛，居住在坝区和湖旁台地的土著人群，充分利用洱海、剑湖等高原湖泊为主的生态系统，在对环境的适应中形成了农耕、渔猎、家畜饲养等不同的生计方式。可见环境对于早期人类活动有着重要意义，人类一切行为表现包括生计类型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同时环境对早期人类的“族性”( ethnicity)和“认同”( identity)的形成也有重要意义。诚如沈海梅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史前时代的很长时期捕鱼和稻作农耕是洱海区域最主要的生计类型，形成‘土著洱海人’整体中不同人群分类的基础。生计差异是洱海区域史前时期有意义的族群身份标志，生计差异产生族际意义的地方在于，不同的生计下会形成不同的寻食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使用的工具不同，所获取的食物不同，对环境的利用和依赖不同，对作物和牲畜的驯化不同，结成的社会关系不同，构成了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核心内容。进一步讲，不论是早期土著洱海人，还是外来的昆明人，其族性及文化表征都是在有差异的生计和文化特质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生活在同一地理空间但不同时代的“土著洱海人”与“斯榆”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张增棋等学者认为二者在文化类型上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指出:“斯榆是洱海区域的古老民族，至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即已定居在洱海沿岸及其以南地区，从事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直至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亦无太大的变化。笔者同意张增棋关于斯榆人为“土著洱海人”的认识，但是对斯榆人在与其他族群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还能够一直稳定地维持固有的生计方式存有疑问。结合沈海梅对洱海区域史前文化的研究，笔者更倾向认为，以斯榆人为代表的汉代“土著洱海人”应该仍以渔猎捕捞和稻作农耕的生计类型为主，但是也不排除其中一部分从事畜牧业的当地土著人群，会随着昆明人的大量进入而逐渐被同化和融合的可能。另外，其他学者关于古代洱海区域土著族群的相关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林超民认为:“从目前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明显反映的，我们只能认定洱海地区新石器与青铜器的创造者是文献失载的‘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定居农耕族类。‘洱海人’是洱海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白族最早的源头。他们很可能就是唐代洱海区域的‘西洱河蛮’的先民。虽然文献记载并没有明确斯榆人的生计类型及文化特征，但结合上文对斯榆人地域、文化、生计类型的分析，可以判定，两汉时期洱海区域的土著族群中，斯榆人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系统地继承了“土著洱海人”的农耕文化因素之外，又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周边其他族群特别是游牧人群的文化因子，因此其生计方式较为多元化—部分从事稻作农耕经济，部分从事渔猎捕捞，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由于地域环境的原因混杂在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人之中，从而使所在区域带有了游牧族群特有的文化面貌。
实际上，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秦汉时期的洱海区域，除了“昆明”“斯榆”等较大规模的族群外，也有来自于滇西北的“禽n\滇西的“哀牢”、川南的“淮人”，以及滇东的“焚人”等不同类型的族群，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区域。由于洱海区域地广人稀，因此人们可以在山地丘陵、河谷地带、湖旁台地和平坦的坝区，找到适合他们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并根据当地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迁移。这些族群虽然由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相互间的交往、交换较为频繁，甚至因资源竞争而发生冲突，但彼此之间由于经济文化交流而完全融合的情形却相对较少。在《华阳国志》中说古代洱海区域有“上方夷”“下方夷”的人群划分，在考古发掘中，也“极少发现斯榆文化渗透或叠压在别的民族文化分布区或其他地层之上的情况。说明当时洱海区域各民族均有其较固定的文化分布区域和生活空间”。这些都反映出地理环境族对群的生计及其文化的其他方面所带来的莫大影响，使得不同人群在交往和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以及西南地区特有的“大分散，小聚合”的空间分布格局。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5篇
关键词墙；意象；心墙
一、“墙”意象的生成
墙是房屋界域的标志，这是墙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本来自然属性。墙的存在象征着人与外界的隔离。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墙”又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这时的“墙”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
由于“墙”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跳墙”就被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成为具有贬抑含义的词语。《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其结果是“父母国人皆贱之”。在孟子那里，“墙”则被赋予体现男女之防之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钻穴逾墙”是悖越礼制的大逆不道行为。
在中国文学场景中，男女爱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往往与“墙”或“跳墙”联系在一起。不得其允的青年男女，一旦两情相悦，常常会通过“跳墙”的方式来完成男女二人的“相见欢”。《诗·郑风·将仲子》中就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的记载。战国时宋国的美男子宋玉，在其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提到东家之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汉语成语“偷香窃玉”讲述的是晋代美男子韩寿的“跳墙”故事(事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该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垣墙重密，门阁急峻”情形下两个有情男女逾礼幽会的细节。同时，由于这个故事的存在，后人就把“偷香窃玉”当做男子通过不合礼法的方式得到心上女子的代称。“跳墙”也成了“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代称，富含文化和伦理意义。
“墙”的这种特定文化内涵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反映。唐代的王维、李白、李商隐、元稹都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过这种积淀了特殊文化意蕴的“墙”及其相关意象。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曰：“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虽然作者声称写作的目的是“止奔”，但事实上，这种“墙头马上”的故事仍是“窃玉偷香”的别种“逾墙”演绎。李白有《效古》“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王维有《杂诗》“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李商隐有《楚宫》“王昌且在墙东往，未必金堂得免嫌”。元稹的“墙”文化意识最为浓厚，其《古艳诗》《压墙花》都以“墙”意象统领全诗，在其传奇代表作《盈盈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将男子隔墙闻听女子的娇笑而生发出爱慕的心理感受准确而细微地表达了出来。此外，秦观的《调笑令》词、赵令畴的《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有对“墙”意象的描述。
元代的散曲中也频频出现“墙”的字眼。“粉墙高似隔银河”(兰楚芳散曲《沉醉东风》)、“数枝红杏，闹出围墙”(滕斌《题情》)等，这里的“墙”往往象征的是闺房、家室或道德伦理规则。在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更有元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李渔的《风筝误》等戏曲小说拿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墙”意象大做文章，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把男女之间的婚外恋爱行为称为“红杏出墙”或者“出墙”。
二、“跳墙”恋爱模式的演变
“跳墙”作为男女之间恋爱的一种行为方式，更多地出现在戏曲当中。在元明及后来的许多戏曲中，男女主人公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故事情节反复上演，几成才子佳人爱情叙事的一种模式，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鲁迅的批判自有其道理，但这种“跳墙”模式和结局的“大团圆”又往往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两大看点。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对涉及“墙”的题材情有独钟。他的两部作品《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和《墙头马上》均是通过主人公的“跳墙”来完成其爱情故事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男主人公马彬在董秀英家的花园墙头上窥视，引起了秀英的注意，之后，经过隔墙弹琴、联诗，仆人中间递诗等过程，最终定下了东墙之约。马彬于是跳墙赴约，与秀英成就美好姻缘。另一部“跳墙”恋爱剧本《墙头马上》，本是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改写。一个墙头一个马上的“墙头相幕”到了白朴的笔下就演变成了“墙头相幕，逾墙欢会”的故事。书生裴少俊春游时，偶遇在花园游玩的李千金，裴少俊写诗：“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而李千金即刻会意，约定裴少俊当晚跳墙来会，“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捻青梅半含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这种增加“跳墙”情节的戏曲故事还有明代孙柚的《琴心记》，讲述的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史记·列传第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记载的原本有“情挑”和“私通侍者”，但没有“跳墙”的情节。而在《琴心记》中，心猿意马的司马相如在西斋看见鸟飞花动，怀疑文君来到，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文君闻听感叹，司马相如的反应是：“事有古怪，你听墙外低吟，其声清婉，莫是小姐果在那厢。待我手板庭树，跳过高墙。正是尽情传绿绮，拼死为红颜”，正待跳墙，却有人来，不得相会。所以，司马相如有了“将成好事多魔障，天上人间只隔墙”的唱词。这里的“跳墙”情节是白朴的再创作。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无疑成了突破封建礼法制度、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
古代文学最为经典的“逾墙”文学是《西厢记》。从唐朝到元代，盈盈和张生的故事广为流传，宋有官本杂剧《盈盈六幺》、赵令畴《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金代有院本《红娘子》、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杂剧的《西厢记》，“墙阻”和“跳墙”的设计走向成熟。从“墙角联吟”到“隔墙奏琴”，再到红娘传信，张君瑞兴冲冲跳墙意与盈盈相会，错搂红娘，却不料盈盈出于羞涩而变卦终惹得张君瑞害相思。这种种诙谐、轻松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墙”的作用在于阻隔、间隔、分离，正因如此，人物的相聚和欢会才更扣人心弦。戏剧围绕“墙”的设置，巧妙处理了故事叙述的断延、情节的张驰、人物的离合、故事进展的快慢等。在这类戏剧中，墙的存在增加了悬念和矛盾，强化了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墙”和“跳墙”在剧本中就有了象征意味。
三、“心墙”意象的现代表现
以《西厢记》为例，在崔张爱情故事的铺展过程中，横在他们之间的阻隔和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具象化的“墙”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伦理等方面的阻碍——一种无形的阻隔和障碍。这种阻隔和障碍一样为设置戏剧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主人公奔向爱情的途中，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普救寺”之“墙”，还有一些由于封建礼制、个性甚至误解所产生的无形之“墙”。
从特定意义上来讲，“普救寺”的墙由于有了种种“墙阻”而具有了象征意味。除了这堵砖石之墙，在各等人物之间还有心墙、礼教之墙、伦理之墙等。具形之墙与无形之墙的重重设置，使得这一文本比之其他的“跳墙”之作略高一筹而成为经典。
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表现。翻检鲁迅的作品。作者的“心墙”意识强烈而惊人。《故乡》中，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少年闰土伶俐、勇敢的想象中。回响着鲁迅对闰土的感叹——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他那一声谦卑的“老爷!”彻底打碎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少年形象，也更能体会鲁迅为什么“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障壁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生生拉开了两个纯真少年的心。《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为了自由爱情发出呼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也曾经“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两颗年轻的心贴得那么近。然而，在他们意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心墙”使彼此难以沟通，无法交流。最终，爱情失去了，生命陨消了，留给生者的只是无尽的悲哀。《祝福》中，在祥林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对她竖起的厚厚的“墙壁”，因为再嫁和丧子被认为是不洁的女人。她走到哪里都是“碰壁”——四叔家不准她沾祭祀的物品，鲁镇的看客和听众用嘲笑的“墙壁”来抵挡祥林嫂的倾诉。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不能体谅祥林嫂死前对“灵魂和地狱的有无”的发问，也不能作出令她满意的回答，徒增祥林嫂对死亡的恐惧。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6篇
〔东汉〕马 援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①，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②，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③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④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⑤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节选自《古文观止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①择言：挑剔的话。
②清浊无所失：是指善恶他都与之交往。
③谨敕：谨慎而庄重。
④鹄：天鹅。 鹜：鸭子。
⑤下车：指官员到任。
译文：
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周密谨慎，从来不说挑剔的话。他谦让节俭，公廉又不失威严。我爱护他，敬重他，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这个人豪侠好义，有正义感，把别人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无论善恶的人都与他交往。他的父亲去世时，很多人来参加丧礼。我爱护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学习龙伯高不成功，还可以成为谨慎而庄重的人，正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而一旦学习杜季良不成功，那你们就成了轻浮放荡的人，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到现在杜季良还不知晓，郡守到任就怨恨他，百姓的意见很大。我常常为他痛心，这就是我不希望子孙向他学习的原因了。
这是一封劝诫信，作者对当世贤良的作为得失加以对比评析，并劝诫子侄，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言辞之间饱含对晚辈的关怀和期待。其中“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比喻更是深刻有力、发人深省，是传诵千古的警句。
滑稽列传
《史记》
淳于髡①者，齐之赘婿②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③，好为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④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⑤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⑥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节选自《古文观止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①淳于髡（kūn）：《滑稽列传》传主之一，复姓淳于，名髡。
②赘婿：旧时嫁到女方家的男子。
③隐：隐语，即谜语。
④蜚：通“飞”。
⑤县令长：县的行政长官，万户以上的大县称令，万户以下者称长。
⑥振：通“震”。
译文：
淳于髡是齐国的“招女婿”。身高不足七尺，能言善辩，屡次出使诸侯之国，从没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时，喜欢说谜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沉湎于酒乐，不理政事，把政事托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放纵，诸侯各国一起来侵犯，齐国灭亡就在朝夕之间了，齐王身边近臣都不敢进谏。淳于髡用谜语来劝谏齐威王，说：“都城中有一只大鸟，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飞也不叫，大王知道这鸟是怎么一回事吗？”威王说：“这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则已，一叫就使人震惊。”于是威王就诏令全国七十二县的长官入朝议事，奖赏一人，诛杀一人，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都归还了侵占的齐国土地。齐国的声威竟维持达三十六年。
淳于髡以“大鸟”巧妙设喻向齐王进谏，展现了他机智聪敏的一面，以及于“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非凡讽谏才能。
骡 说
〔清〕刘大
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夫煦①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②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③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而骡贵矣。
（节选自《明清小品文选》，山西古籍出版社）
〔注〕①煦（xù）：温暖。
②行止：言行举止。
③拔：变动。
译文：
驾车和骑行的人都轻视骡而看重马。用恩惠使它感到温暖，不拘束它，让它自觉地这样做，它却不肯这样做；用威力强迫它，驱使它这样做，因而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卑贱。用恩惠使它感到温暖，不加强迫，让它自愿这样做，它便这样做；用威力强迫它，驱使它这样做，它偏偏不这样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出自它的内心，而且意志十分坚定、不能随意改变，这就是世人所说的高贵。如此说来，应是马贱而骡贵了。
因为骡“行止出于其心”，“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具有倔傲之性，而马则往往屈服于威势，所以作者认为马贱而骡贵。作者以骡马为寓，实际是写人应有傲然不屈的品质。
送天台陈庭学序
〔明〕宋 濂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①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②。越三年，以例③自免④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⑤矣。
（节选自《古文观止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①擢（zhuó）：提升。
②工：精巧，精致。
③ 以例：依照惯例。明制，官员任满（一般为三年）之后，需经考察，然后按考察情况，决定去留升降。
④自免：自请免官。
⑤侈：多，大。
译文：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7篇
关键词 《隋书》 儒林传 札记 何妥 西域 刘绰 郭懋 避讳
分类号 K241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是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最早刻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该本已失传。今仅有南宋嘉定间刻本残卷六十五卷及南宋另一刻本残存五卷传世。元朝大德年间饶州路刻本是比较好的版本，涵芬楼百衲本《隋书》即据此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是较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校点本即依据以上数种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笔者在阅读中华点校本《隋书》时，发现其在点校方面仍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兹对《隋书》儒林传部分加以举证，以就正于方家。
1.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何妥传》：“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众咸异之。”[1] 1709
按：“西城人”当作“西域人”。《隋书》误，中华点校本未出校语。《北史》卷八二《何妥传》[2]2753、《通鉴》陈纪八误同。《北史》点校者对“西城人”已有所疑，“何妥先世当为西域何国人，疑《通志》是。”[2]2773检《册府元龟》卷七七五《总录部》幼敏条第三：“何妥，字栖凤，西域人。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3]9210又卷八一二《总录部》富条：“隋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终国子祭酒。”[3]9658《通志》卷一七四儒林传：“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至巨富，号为西州大贾。……”[4]2810《册府元龟》《通志》所引均不误，《隋书》“城”“域”，形近而讹。又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西州”，一指汉晋时凉州的别称，甘肃省西北部的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二是指公元640年，唐灭高昌置西州，辖今吐鲁番盆地，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5]279。又“西城”，汉西城县在今陕西安康西北，西魏移今安康。东汉时在此建西城郡，魏名魏兴郡，西魏称金州[5]280。又“郫县”，古称“郫”，最初以古蜀国的都邑闻名于世[5]724。“西域”，是指汉代以后对今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及中亚细亚等地区的总称，狭义上西域与西州历史地理范围一致[5]281。若何妥为西城人，则与其父由胡入蜀，号为西州大贾相抵牾；而为西域人，与其父本为胡人正相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正改作“西域人”[6]55-56，可参。据上，何妥为西域人无疑，当以《北史》《通志》为是。
2.《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何妥传》：“……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实此之由也。”又同卷“时苏威权兼数职，先尝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1]1711
按：“傅岩滋水”当作“傅岩渭水”，中华点校本《隋书》未出校语。《通志》卷一七四误同。检《北史》卷八二：“……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不卢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颠沛致，实此之由。”[2]2755又同卷：“时苏威权兼数职，先尝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2]2755《册府元龟》卷五三一谏诤部规谏第八：“……今当官之人，不度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惟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盖此之由也。”[3]6342又同卷“时苏威权兼数司，先尝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3]6342《北史》《册府元龟》均不误。此处亦可据历史典故证明。“傅说”“太公”的历史典故为人熟知：“傅说被刑筑于傅岩，武丁以为己相”；“周文王卜兆，遇太公吕望于渭水之滨”。据上可知，“滋水”为“渭水”之误，当以《北史》《册府元龟》为是。
3.《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刘焯传》：“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沈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授诗于同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1]1718
按：“受左传于广平郭懋，问礼于阜城熊安生”一句，“郭懋”，又有文献作“郭懋常”或“郭懋”者，此处当出校语。“常”与繁体“”、“”字形近，容易产生讹误，清代学者已提出怀疑：朱彝尊径改为“郭懋常”，其所著《经义考》卷七八书：“刘氏焯《尚书义疏》：《唐志》二十卷，佚。《北史》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7]85又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刘氏焯《尚书义疏》：《唐志》二十卷，案二十当作三十。《北史》条内，受《左传》于广平郭懋，懋下脱‘常’字。”[8]13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卷四十六“经义考”条：“刘氏《尚书义疏》、《唐志》三十卷，刊本三讹二，据《旧唐书》改。《北史》刘焯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刊本脱‘常’字，据《北史》增。”[9]646检《北史》卷八二《刘焯传》中华点校本[2]2762、百衲本（影印元大德刻本） [10]1106《北史》武英殿本等各本均作“受左传于广平郭懋，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疑清人朱彝尊、翁方纲等据《北史》误本，改“”为“常”。又明初刻本《册府元龟》[3]9644、宋残本《册府元龟》[11]3038卷八一二、《通志》[4]2803卷一七四皆与《北史》各本同，不误。据上，“”疑为“”之误，中华点校本《隋书》承北衲本《隋书》“郭懋”[12]766之讹，当以《北史》《通志》《册府元龟》等为是。
4.《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刘炫传》：乃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馀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1]1722
按：“仰均先达，贻笑昆”句中“昆”当作“後昆”。检《北史》卷八二：“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徽美，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进，贻笑後昆？……”[2]2766又《册府元龟》卷九九穷愁条：“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後昆……”[3]10764清代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隋书札记部分已有辩驳：“《列传》第四十《儒林・刘炫传》：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昆，页十三上。慈铭案当作後。”[13]848查《汉语大词典》：“後昆，亦作後绲。後嗣，子孙。《书・仲虺之诰》：垂裕後昆。《隶释・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追羡遗绩，纪述前勋，于是刊碑，以示後绲。宋苏轼《吊徐德占》诗：死者不可悔，吾将遗後昆。鲁迅《且介亭杂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敢契贞石，以励後昆。”[14]961“昆”，检《基本古籍库》，尚未见其他用例。若作“昆”，则无法与“先达”指“有德行学问的前辈、先行者、前辈”相匹配；而作“後昆”即“後来者、後代子孙”与“岂敢仰均”连用，有“不敢仰视而等量齐观”之义，与“先达”义正相合。据上，《隋书》此处当作“後昆”，于义为优。“昆”“後昆”，形近之讹，当以《册府元龟》《北史》为是。
5.《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王孝籍传》：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窃以毒螫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蹙。况怀抱之内，水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舌缄唇，吞声饮气，恶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不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1]1725
按：“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句中“槁树”“深渊”当作“树”“深泉”。检《北史》卷八二《儒林传》：“……虽复山川绵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2]2769又《文苑英华》卷六九一《上牛弘书》：“……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缢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矣。”[15]3563《北史》《文苑英华》等均作“树”“深泉”，不误。又从语义和避讳方面可证。槁，《说文》本作，木枯也[16]119。假设作“槁树”即枯枝与“救经”即“救助上吊的人”，文意不协；而作“树”，“”《说文》高而曲也[16]214。“”为高，正与“悬”“救经”义相符，与“深”义相对。仅据语义，“渊”，与“泉”二者义同，作“深渊”或作“深泉”皆可。然唐人避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泉、水、深、川”等，《晋书・文苑传・顾恺之》：“投鱼深泉放飞鸟。”[17]122可为佐证。隋书、晋书等皆成于唐人之手，避“渊”字讳为普遍现象。又检《隋书》，出现“渊”字，仅此一次，其他涉及“渊”避讳的，均改作他字，如《经籍志三》“《书图泉海》二十卷，陈张式撰。”[18]363书名本为《书图渊海》，讳改。据上，《隋书》此处当作“则必悬于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矣”，“槁”本作，疑与“”字形近而讹，“深渊”为后人疏忽唐人避讳妄改，当以《北史》《文苑英华》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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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8篇
[关键词]《后汉书》；李贤；商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前已刊发《（后汉书）李贤注札记十则》。再读《后汉书》，仍发现若干有待商榷，以求教于方家。
1.《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秩蛔钥陶咭病！
李贤注：“刻犹责也。”
按：“刻”通“劾”，意即检举揭发罪状。《说文・力部》段玉裁注：“按劾字俗作（亥+刃）。”《广雅・德韵》：“劾，俗作（亥+刃）。”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劾，字亦误作（亥+刃）。”《说文・刀部》：“从刀亥声，（亥+刀）。”“劾”“刻”盖形似而误也。《汉书・叙传》：“刻石。”萧该音义：“曹大家本作劾石。”《文选・幽通赋》：“妣聆呱而劾石兮。”李善注：“应劭日：‘刻其必灭。’羊舌氏本或为劾。”“自劾”在《后汉书》中屡见。《显宗孝明帝纪第二》：“三公免冠自劾。”《郭沉写第二十一》：“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因此，李注未为确诂。
2.《杨震列传第四十四》：“朕昔初载，授道帷幄。”
李贤注：“毛苌注云：‘载，识也。’”
按：“载”宜训为“年”，不宜训“识”。《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初载。”《朱熹集传》：“载，年也。”《干宝（晋纪总论）》：“然怀帝初载。”吕向注：“载，年也。”皆与原句意思基本相同，结构完全一致，奈何此独训为“识也”。
3.《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
李贤注：“方，正也。格犹标准也。”
按：“方格”宜为“方略”。依作者的行文习惯来看，“方略”在全书中出现了31次之多，而“方格”仅此一次。依句子的意思来看，“方格”则诘屈聱牙，而“方略”于文中则文从字顺。而且，与其它的例子意思和结构也相差无几。如：《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日：‘宜重其购赏。’”《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
4.《符融列传第五十八》：“郭林宗始人京师，时人莫识，（符）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李贤注：“古人相见，必因绍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见也。”
按：注“古人相见，必因绍介”，甚确，然训“介”为“因”，则不妥，宜训为“介绍”或“绍介”。首先于文意未安，且未知“以”后省“之（代郭林宗）”。如果训为“介绍”或“绍介”，则文从字顺。其次，《谢承书》曰：“融见林宗，便与之交。又绍介于膺，以为海之明珠，为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膺与林宗相见，待以师友之礼，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从此可知，“介”宜为“介绍”或“绍介”之意。再者，“介”训为“介绍”为常训。《玉篇・人部》：“介，绍也。”《汉书・谷永传》：“无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颜师古注：“介，绍也。”《文选・李康（运命论）》：“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李善注：“介，绍介也。”这也与《全译书》相吻合：“郭林宗刚到京师的时候，当时没有一个人了解他，只有符融一个人刚见到郭林宗就认为他是一个大贤人，因而对他非常佩服，大加赞赏，并把郭林宗介绍给李膺，由于这件事，符融才大大地出了名。”
5.《李王邓来列传第五》：“晨兴鸿S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
李贤注：“衍，饶也。”
按：“衍”宜训为“散、布”，“流衍它郡”即扩展，散布到别的郡县。《汉书・司马相如传上》：“离靡广衍。”颜师古注：“衍，布也。”《文选・张衡（东京赋）》：“仁风衍而外流。”薛综注：“衍，布也。”《文选・枚乘（七发）》：“衍溢漂疾。”李善注：“衍，散也。”如：《后汉书・杜笃传》：“衍陈于起岐梁。”李贤注：“衍，布也。”
6.《邓寇列传》：“罪无申证，狱不讯鞠。”
李贤注：“讯，问也。鞠，穷也。”
按：“鞠”通“鞫”，两者古音同属见纽觉部。《书・盘庚》：“尔为自鞠自苦。”孙星衍今古文注疏：“鞠，同鞫。”《广雅・释诂三》王念孙疏证：“鞠，鞫字异义同。”“鞫”为“问”义，与“讯”同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鞠狱不实。”如淳曰：“鞠者，以其辞决罪也。”即审讯犯人。《汉书・车千秋传》：“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颜师古注：“鞫，问也。”《玉篇・革部》：“鞫，问鞫也。”《袁张韩周列传》：“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鞫”亦为“问”。可见，“讯鞠”即为同义复词，因此，训“鞠”为“穷”，不确。
7.《循吏列传・王涣》：“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
李贤注：“剽，劫夺也。”
按：李氏训“剽”为动词“劫夺”，恐非，宜训为形容词“轻”。“剽轻”为同义复词，共同修饰中心词“少年”，意谓“多次交通那些轻浮的游手好闲的少年。”如训为动词“劫夺”，则望文生训。《汉书・陈汤传》：“且其人剽悍。”颜师古注：“剽，轻。”《文选・曹植（白马篇）》：“勇剽若豹螭。”李善注引《方言》日：“剽，轻。”《广韵・笑韵》：“剽，轻。”《汉书・地理志下》：“已患其剽悍。”颜师古注：“剽，轻也，急也。”“剽轻”经常连用在一起，如：《后汉书・千乘贞王伉传》：“并任侠通剽轻。”亦可颠倒之，如：《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晋人轻剽。”所以，“剽”乃“轻”义，为同义连用。
8.《窦融列传》：“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措，以成其奸。”
李贤注：“相解说而结措。”
按：“解措”即“解槽”，义为“间槽”，“离间谗构”，即挑拨离间。如《隗嚣列传》：“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槽之言。”李贤注：“解槽犹间槽也。”“转相”即“各处”，李贤等将“解措”训为“相解说而结措”，“解”不应为“解说”，“解说”与“离间”之间，不论从其意义来看，还是从其感彩来看，差别可谓大也。《玉篇・角部》：“解，散也。”《汉书・陈馀传》：“恐天下解也。”颜师古注：“解，谓离散其心也。”“构”也不宜为“结构”。《诗・小雅・青蝇》：“构我二人。”朱熹《诗集传》：“构，合也，犹交乱。”《左传・桓公十六年》：“构急子。”杜预注：“构，会其过恶。”根据上下文语境看，嚣欲设间隔之计，于是转相间隔，其目的是乱惑真心，以成其奸。如释为“离间谗槽”，不仅前后一致，而且怡然理顺。 9.《杨震列传》：“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
李贤注：“舆，众也。《诗》曰：‘询于刍荛。’《左氏传》：‘听舆人之谋’也。
按：李氏引《诗经》和《左氏传》之言为证，有断章取义，不明语境之嫌。其实，“刍”“荛”“舆”三者皆为并列，分别指“割草”“砍柴”“造车”之人。此三等，皆地位低下之人也。“舆”诚有“众”义，但于此不妥。《周礼・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韩非子・备内》：“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全译书》：“乞请仅施以宫刑，保全赵腾的性命，以诱发割草，砍柴，推车之人的言论。”
10.《陈元列传》：“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