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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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
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
一、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对《》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和独立的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和《》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2篇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它处于危机来临前的高度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外贸易也日渐频繁、国库充盈。这样充裕的物质条件使得清朝统治者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各种奢侈享受、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无论是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都是极尽奢华，当然作为日常起居不可或缺的家具也不例外。本文从清式家具的装饰风格入手，分析这一时期的家具的装饰风格形成的过程以及形成这一种家具装饰风格的各种原因。
清式家具发展的沿革
1.西方文化的传入
中外交流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如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自明朝中期起，中西方国家交流更为频繁，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开拓殖民领地，中国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各地，宣传圣经，争取新教徒，扩大教会势力。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他们不仅实现了曲线布道，同时也将欧洲的巴洛克、洛可可艺术风格传给了中国人。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来华，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美学观念，促进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2.中国文化的西化
由于海运交通日益频繁，明清两代，广东沿海一带的“侨乡文化”日渐繁荣。光绪19年，清政府放宽华侨政策，颁令准许华侨“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大批有志之士华侨纷纷回国开办工商业，兴办学校，建房置业。西方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和家具工艺也随之传播到沿海的侨乡，欧美式样家具也就成为清代家具变革的参考模式 。伴随着的硝烟，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清政府发动的“”、“”等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举动都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的快速交流。
清式家具的装饰艺术特征分析
1.装饰题材
在清式宫廷家具中，用龙纹作为装饰最具代表性。无论床榻、椅凳、桌案、几、架、屏风、箱柜等，用龙纹作装饰是极为常见。故宫太和殿中陈设的金漆雕龙纹宝座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凤鸟纹具有象征吉祥、美丽的意义。它与龙纹组合在一起，意为“龙凤呈祥”象征美好。宫廷内亦常用凤纹装饰器用，以喻后妃。明清时期，凤纹装饰形成了较为特定的形式，如工匠艺人口诀称：“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头如藤云，翅如仙鹤。”花卉纹在较大的插屏、挂屏、屏风上使用较多，在实用家具上则多用于边缘装饰，并大多用在漆家具上。常见的花卉有牡丹、荷花、灵芝、西蕃莲以及一些外来的西洋装饰花纹等。几何纹也是清式家具中常见的一种装饰题材，常用的几何纹包括锦纹、回纹、万字纹。除以上题材意外，清式家具中装饰题材还包括：神化故事题材以及一些寓意富贵吉祥的吉祥图案。
2.装饰手法
清式家具中的装饰工艺以雕饰、镶嵌工艺和蜡饰为主要的工艺手法，也最能代表中国古典家具的技艺水准。从家具发展方面来看，明代家具以简洁素雅著称，清式家具在造型与结构上仍然继承了明代的传统，但宫廷家具的造型趋向于复杂，同时吸收工艺美术的成就，出现了雕漆、填漆、描金的漆家具。同时，木家具的装饰和雕刻也大量增多，并利用玉石、陶瓷、珐琅、文竹、贝壳等做成镶嵌，破坏了家具的整体形象、比例和色调的统一和谐。其装饰由于填塞过满，难免有生硬堆砌之感，显得匠气有余而灵气不足。这种倾向到清代后期更为明显，但是广大的民间家具以经济、实用为主，很少有此弊病。
清式家具的装饰风格形成的原因探析
1.主观上，清朝经历康乾盛世，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力增强。“天朝大国”的自诩和“皇权天授”的威严给清式家具以鲜明的规制。乾隆以后，为显示朝廷的正统地位和皇权的威严，家具便负载了更多的政治和伦理意义。各种家具的制作水平和装饰工艺基本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家具造型变得宽大，构造变得复杂起来，形成了家具装饰雄浑、繁缛、华丽的时代风格。
2.客观上，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欧洲，是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风靡的时代。洛可可式家具风格柔媚华贵，追求线条的缠绵盘曲和雕刻的精细纤巧，其家具的构造形式常常采用不对称手法，以C 形和S 形的曲线处理家具的轮廓，卷草舒花连成一体，以轻盈的不平衡装饰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法则。这些都深深的影响了清式家具的形制与装饰风格。
3. 本质上，在家具繁缛的装饰和技艺的高超的背后是清朝统治者的欲望的膨胀和对享乐主义的追求。在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清朝统治者有足够的条件来满足他们对奢侈逸的生活和对皇权控制的欲望的满足。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3篇
关键词：标杆管理；销售管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见贤思齐”、“师夷之技以制夷”……均包含了标杆管理的朴素思想。现代的标杆管理是通过对比业界典范，从宏观目标、微观行为、运行过程及结果等全方位向行业典范学习，从而为企业管理提供解决思路，指明工作方向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管理模式。
通过对标杆管理理论的学习，结合销售工作的实践，按照销售工作的流程及销售工作的相对特殊性，结合对标管理的程序内涵，从销售前、销售中、销售后运用对标管理理论对销售工作做一个全面的梳理，销售管理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对标管理工作。
1 销售目标的标杆管理
销售工作首先要制定明确的销售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根据公司总体生产计划安排及市场情况制定，也可以根据同行业优秀企业的销售业绩而定，当然也可两者兼而有之。唯有此才能统领整个销售工作全局，在销售过程中有方向，有目标的开展相关工作，做到有的放矢。否则，部门工作必将陷入忙乱无序的低效率循环中。
在煤化工企业营销中，无论是兰炭、煤焦油（加氢）还是金属镁，既可以通过部门内部将月、季度或年的销售增长率、货款回收率进行比对，也可以把同行业优秀竞争对手的销量、价格、利润、营销费用、货款回收率等数据作为微观目标定期进行比较分析。内部的比对有助于正确的把握销售市场行情，准确的预测未来的销售趋势，把握市场营销的大方向，为部门提升营销质量夯实基础；同时也为公司领导的营销决策提供客观有效的数据支撑；同类型企业的定量比对，找出两个公司之间在营销水平上优势和劣势，找出自身在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实现营销水平的进步，促进营销质量的提升，以便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
2 销售过程的标杆管理
过程对标，指的是在保证营销管理过程规范性的前提下，结合公司产品、服务水平、市场变化等情况，对营销的全过程即营销流程进行对标。此类对标是无形的对标，实际上是对营销流程的优化。管理者在设法减少与最佳典范的差距时，需用衡量标准来监测实施的有效性。由于表现最佳的公司本身也会继续发展，所以过程对标管理是一个开始就没有结束的过程，这是一种持续不断发展学习的过程。
过程对标管理的核心就是标准化及规范化，这几乎涉及到销售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如电话销售的规范用语，销售合同的规范签订，产品专业知识的掌握，货款回收的规定，售后服务的流程甚至运输物流的规范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围绕销售目标这个中心任务而进行。通过过程的对标可以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和趋势，优化营销流程，将市场特点、行业特点紧密的与公司自身的产能，产品本身结合起来，做到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将过程对标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在保证工作规范性的同时，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形成持续提高的良性循环。
3 销售结果的标杆管理
现实工作中，工作的实际效果与期望的目标总会存在偏差，这种偏差就是问题，我们只有对照标准和制度来检查，发现的问题才是科学合理的。销售结果对标即是对销售目标及过程的总结与反馈。只有目标和过程而没有结果的对标管理，必将是虎头蛇尾、高开低走的低质量、低效率的盲目工作。
销售结果的比对，主要是针对同规模、同类型优秀企业的对标。如果结果上存在巨大的差异，那正说明我们的目标对标、过程对标中存在诸多瑕疵和不足。营销工作不仅注重目标和过程，更注重结果。只有认真比对工作结果，并且认真的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才能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针对不足改进提高，使工作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标杆管理的创始人陈鸿冰先生曾对此有精妙的论述，他引用武术巨星李小龙的截拳道理论类比结果对标。即“剪枝脉，立主脑”。中国武术太多的关注了招式、套路、动作优美、健身养性等，而把武术最根本的目的“格斗”看轻甚至忘记了。因此，销售工作中以结果检验我们的目标、过程才是对标管理的核心所在，通过不断的修正我们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以期达到我们的结果，才是销售工作的目的所在。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4篇
相对于政治、经济等因素，教育更根本而又长远地决定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几乎可以说，今天的社会是昨天的教育的结果，而今天的教育，又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的明天。之后，中国遭遇内忧外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汤因比说：“挑战激发应对。”中国在基础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应对如是：班级授课制代替传统的私塾，科学取代了两千多年来一家独尊的儒家教诲，这是理性在中国教育领域的第一次胜利。近十年来，中国教育进一步向上集中，村小被拆并，乡镇初中日渐缩减，这是理性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理性化带有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悖论特质。本文即对基础教育的理性化及其后果进行历史梳理，并提出化解思路。
一、君子不器：传统的私塾教育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并且教育主要针对贵族子弟。孔子开始面向平民讲学，可以说是流动的私塾。此后直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一直都是——以私塾为其形式，以四书五经为其内容的——人文教育。
所谓私塾，一般是基层社会里的初识文字的秀才带三五个学生读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等，以便启蒙。私塾具有如下特质：第一，完全属于社会办学，政府对其不加干涉：“民间自由处理，政府毫不过问。”[1]338唯一间接影响的途径是科举：“政府不开办学校，却举行竞争性的考试。”[2]293与其说学而优则仕，不如说学而优则师。在传统中国，理论地看，教育之地位高于政治，甚至可以说，政治不过是教化的手段。因此，与其说政府控制教育，不如说教育指导政府。第二，师生间完全是私人关系。父子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关系，师生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逻辑扩展。故而，师生如父子。第三，制度化程度低。明恩溥尝言：“中国的小孩没有星本文由收集整理期六，没有休息，没有升级，也没有转学。……教师从来没有听说过分班级这回事。”[3]第四，内容之人文性。传统基础教育主要从《三字经》开始发蒙，随后读《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再逐步深化到四书乃至五经。这种教育具有整体性、综合性以及人文性质，而不设专业：“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偏狭，但是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犹如百科全书，这种表面上的偏狭恰是广泛知识的基础。”[4]71例如，作为启蒙读本的《幼学琼林》即如此：“从天文地理到草木虫鱼无所不包，中间还夹杂着城市、商业、耕作、游记、发明、哲学、政治等等题材。”第五，重“情理”，而轻“物理”。即注重教化，而不重视实用知识、技术：“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人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规范、净化心灵。”[5]故而传统教育在宗旨上以培育君子为主。“《论语》及周秦诸书，凡孔子及其弟子所形容君子的一切言行，无不是模范人格说话，……这种人格，不仅富于知识，实优于品性，得志时能致君泽民，不得志时能安贫乐道。”[1]39这就是论语所言的“君子不器”。朱子集注对此的解释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相通。成德之人，体无不具，故用而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因为读书人理想在于进入四民之首——士人阶层，而不是做实用人才。罗斯曾经说：“古典格言就成为了训练政府官员的基础，导致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在实际工作中缺乏专业技能。”[2]290第六，理性化程度低下。理性之核心是可计算性。而中国的教育无此特性，如明恩溥所言：“在中国，一个人的学问越大，他在环境中谋求生存的数字能力就越弱。”[3]
二、从“情理”到“物理”：基础教育理性化进程之历史回眸
中国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以后内忧外患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士人君子试图“自强”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极具理性化色彩的班级授课制代替了私塾。从内容看，以科学实用为主的“物理”内容取代了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情理”教化。
（一）私塾的终结：清末民初基础教育理性化之发端
日俄战争直接促发清政府于1905年毅然宣布废止科举：“慈禧太后朱笔御批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决定采纳一项新的国家教育制度，规定由政府创办各级学校，学校课程包含西方科学和中国学科。村成立初级小学，……接着又创办了商业学校、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军事学校和政法学校。”[2]294自此，“年青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代替科举的是抄袭日本的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人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4]57。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形式是夸美纽斯创建之班级授课制。它是以——洛克之感觉论为其核心的——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方式。洛克以人性为“白板”，这与传统儒家对人性及教育功用的预设迥异其趣。传统教育既讲究人性，也重视人性完成之条件：教育。如论语云：“性相近，习相远。”先从字面意思看，它首先预设性的存在，并且，性相“近”，而非一致，更不是白板。孔子把人性之清、浊（或智、愚）分为上中下三等，并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只不过，孔子强调教育或“习”的作用：“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 反正尽管人性有差异，但是只要努力，就可获取知识。
作为现代基础教育形式的班级授课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工厂逻辑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扩张。现代学校以专业化的教师对集中化了的为数众多的学生进行统一的教育。它在逻辑上完全符合理性之如下特征：“效率、可预测性、强调量化而非定性以及非人性化。”[6]第一，专业化的教师对集中在一起的许多学生进行教育，其效益自然高于仅有三五个学生并且个别化教育的私塾先生。第二，缘于现代教育规章、纪律之规定的确定地点、时间讲授确定的内容，这较之于私塾，必然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与可控性。第三，作息时间以及考试升学标准等完全数量化，因此更加客观。第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作为教育过程的角色，而不注意个体的情感、意志。
此外，现代基础教育在内容上更是强调实用的技术技能，而轻视乃至忽视人格教育。传统基础教育偏重于教化，忽视实用技能，甚至沦为心性之学。读书人只会坐而论道，而无实际才能，不能不说有所偏颇。因此，清末以降的“实学”转向实在必要。而此后的基础教育又几乎仅是“自强”的手段而已，忽视传统继承与价值训导，唯实用之马首是瞻。仅从基础教育的科目即可见得，关于“物理”的科目如生物、化学等取代了千百年来四书五经一直占据的独尊地位。近年来，教育几乎只受制于分数这个指挥棒。因此，甚至连历史、哲学等人文教育内容也沦丧为技能与分数之争的武器了。当前，学生围绕着分数而竞争，学生父母即使给孩子进行一点美术、音乐、舞蹈等所谓“素质”训练，其动机也主要在于让孩子多一“技”之长而已！
（二）教育集中化：理性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
百年来，中国教育是无根的教育。其一，由于过于强调实用而对传统的继承不够，因此造成读书人文化意识、乡土情感淡漠。其二是教育越来越离开乡土，而集中于城市。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日趋抽空，村落小学被拆并，乡镇初中日渐缩减，中小学逐步集中到乡镇及以上学校。这是理性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扩张。
教育集中利弊兼有。利在于：第一，利于农村学生在更为专业化的教师的指导下接受更统一的教育。第二，教育规模更大，效益更高。第三，农村学生更早地离土，甚至离乡，利于这些少年城市化。第四，集中化也愈加科层化，因此便于教育部门管理等。其弊在于：第一，乡村教育资源几近抽空，直接加剧教育资源的城乡失衡。第二，小学生自幼离家（甚至离土、离乡）读书，家庭因陪读、交通费用等原因，教育成本显著提高。陪读者脱离生产，除了给孩子洗衣、做饭这外，就无所事事，交往匮乏，并且他们还难于辅导学生等。另外，由于农村家庭经济水平不一致，教育负担大客观上造成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于读书，从而影响教育机会的公平。第三，交通事故之类的风险因学生集中而加大。甘肃、江苏等地的小学生校车事故就是明证。现代社会风险多，并且与人数集中成正比，因此学生集中也造成了风险的积累。第四，学生自幼离家读书与父母、家人隔阂，与乡土的疏远，这将招致农村人才流失，从而在根本上加剧城乡失衡。曾经指出，1910年以来，中国教育的一个悖论是：出生于农村的人才回到家乡建设的少，“过去三十年中长成的一代是在向都市集中。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在一个小学校里出来的学生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回去了”[7]。乡土教育的缺失造成读书人的无根性，并导致城乡失衡：“二三十年来的教育，有能力把农工子弟从乡村吸引出来，却无方法把他们送回乡村去，从而改造农村，重新奠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乡村的发展，除了硬件之外，更重要的是热爱乡村的人才。当前的教育集中，表面看是乡村人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本质地看，则直接把受教育者从乡土剥离，对于乡村发展的人才需求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农村人才流失与农村衰败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三、文化自觉：照亮基础教育理性化之光
（一）价值虚无：基础教育理性化之阴影
理性化实乃悖论，即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8]15基于此，马克斯·韦伯一方面骄傲于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繁荣，另一方面则忧虑甚至悲观于在一个知识发达、物质丰盛的世界里，人们却由于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而丧失生活的意义：“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于世界意义的知识呢？”[8]20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内忧外患所激发的“自强”之反应，其发端不外乎“师夷长技以制夷”之逻辑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在其发展进程里进一步学习西方的制度乃至价值，而对于传统价值的传承十分不够，甚至带有文化的虚无主义。20世纪初期考察中国的美国人罗斯对此洞若观火：“明天的道德从哪里来？在反对强调伦理道德的旧式教育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忽视道德指引的趋势。……年轻人却在心底嘲笑说：孔子！他从未坐过火车，用过电话，发过电报。他知道什么是科学？他只不过是一个老学究！”[2]313一百多年来的基础教育的理性化，除了不够重视中国文化意识外，也忽视了地方性知识，因此读书人越来越成为无根的精神漂泊者。这也危害乡村的发展，因为出于乡村的人不了解、不热爱乡村。忽视本土文化与道德，而单纯地追求富强，这种财富必将最终反过来成为扼杀追求富强的人的凶器，富强之梦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梦魇！“现在中国人追求的是富强，认为西方的富强依赖于立竿见影的科学，因而学生们都向往科学。但是他们忽视了西方潜在的道德基础，他们会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性因素，这将给中国带来的是灾害而不是富强。”[2]313百年前在中国发起“中国妇女天足会”的立德夫人鉴于中国人的美国化，曾经说：“这些中国人已经美国化，归宿何在？不禁惘然。”[9]百年前这几位域外人士的警告，依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理论地看，理性化是一个世界进程，但是，理性之种子必须根植于文化之土地，才可生根发芽。现实地看，一个后发达的国家迟早都要面临文化归宿的问题。目前，较为富强的中国社会也越发意识到，文化归宿之于中国人安身立命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所在[10]。克服教育理性化阴影，在于文化的再植入。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创新人才；实践反思
中图分类号：C961；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5）09-0008-02
一、大学文化：传统精神与现代躯壳的纠结
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研究积累，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最主要是通过大学形成的创新文化实现的：大学提供的年轻人没有约束地思考、交流与批判，理性学者与无畏青年的对话，人类文化遗产的整理继承与批判发展，各类奇思妙想的验证与实现，这些都是大学创新的源泉、培养创新人才的“熔炉”。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归根结底取决于大学创新文化环境的营造。
中国类似大学的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从西周就有了雏形，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与传统。现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则是从西方舶来的，近代学制确立后我国现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体系才正式形成。
西方大学体系进入中国始于之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是其基本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大学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其精神和灵魂被阻隔了，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从一开始就影响甚至主导大学的发展。可以认为近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建立是西方大学教育制度与中国古代大学文化结合的产物，在“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发展起来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创造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中国的大学需要精神文化的再次超越和重塑，应当把大学精神的重建作为改革的重点。没有丰富灵魂的躯壳无论多么完善仍然只是躯壳！
二、社会话语：关注功利胜过关注知识本身的意义
社会话语是影响人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环境之一，一个时代出现什么样的人物、不出现什么样的人物与社会话语不无关系。有关创造能力、创新思维发展的研究表明，社会话语直接影响人的心智模式、影响人的价值追求和动力机制，最终成为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比如：众多研究都发现，鼓励独立性、创新精神、主张男女平等的开放社会儿童创造力高，男女差别也小，独断、专制、强调服从、男女地位悬殊的社会儿童创造力低。学校教育鼓励质疑和批判、崇尚理性思考、重视和鼓励个性、主张民主平等、多样的文化刺激等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形成。
社会话语对青少年的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影响我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和大学创新能力的众多社会因素中，社会话语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国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主导性的社会话语多数与创新所要求的个性特质相矛盾，这样的话语无意识地影响我国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上学之前的家庭教育，衡量好孩子最为常用的标准之一是“听话”，孩子的好奇探究较少受到鼓励，倡导的所谓“理想”也大部分是功利性的。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好学生”的主要标准是分数，我们在高中阶段的调查表明，相当比例的学生赞同“不在乎学了什么、只在乎考了第几”。对知识本身的兴趣被忽视了，好奇心得不到鼓励，知识仅仅被当成获取分数的工具，在以分数论英雄的话语体系中，学生越来越忽视自身所学习知识的现实意义。高考填报录取志愿时，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清楚选择要学习的专业，多数是听家长的、看专业是否热门，基于对知识意义与兴趣选择大学和专业的考生并不多。
我国社会整体处于赶超的发展中，社会更看重金钱、权力等利益，形成了功利的社会话语环境，创新者、探索者、思考者较难得到认同，这样的社会话语直接影响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培养。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与当时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当时的社会崇尚智慧和知识胜过财富，这样的社会话语环境才涌现出了讲学的智者，孕育了大学的诞生。
当今时代，创新的意义与价值已经充分体现在社会话语体系中，但社会话语对创新人才的个性特质却难以包容。今天我们思考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充分关注社会话语带来的影响，努力营造崇尚创新、鼓励质疑、尊重真理、包容多样的社会话语环境。大学内部应当率先营造相对独立的社会话语“小气候”，并引领社会话语发展，为创新人才成长创设环境而不仅仅关注结果。
三、高考选拔：期望选择与现实改革的疏离
当今中国大学选拔人才最主要的途径是高考，高考在个人社会地位配置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高考是最受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高考的选拔标准、选拔模式直接影响着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期待通过高考选拔创新人才，但现实未必与我们期望的一致，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目前的高考是以省为单位组织进行的，是一种常模参照测验而不是标准参照测验，以总分为录取的基本依据，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省为单位的考生排序活动。出于保障公平和可操作性的现实考量，实际的高考能否录取、录取到什么学校仅仅根据排位的次序，与个人的知识能力、爱好兴趣、个性特质几乎不发生直接联系。这种按总分选拔的方式，录取的通常是“全才”未必是“创新人才”。
这样的高考本质是一种“田忌赛马”式的博弈，对于一个方面优秀的学生而言，能否获胜的关键恰恰是自己弱项能否提高，比如数学好的学生，其能否录取可能取决于他最不擅长的语文成绩。这样的规则使得中学教育不敢放手推动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总要千方百计“抑长补短”，一科成绩好就要停下来等等其他科，最终以各科均衡的成绩才能取得高考的最高总分。长期的高考选择使学生关注分数而不是关注知识和兴趣，个性特长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而创新素养是与个性特长发展密不可分的，创新兴趣更需要在特长发展中形成。高考选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的冲动与期望，促使学生放弃了个性特长的发展。
受到考试技术的限制，现行的高考基本采用纸笔测验的方法，在教育测量学中对纸笔测验有充分的认识：纸笔测验是有局限性的，通常只能测出部分能力素质，多元智能中的多种智能无法得到充分表现。这样的考试容易选拔出更多数理逻辑、言语技能方面比较好的学生，其他方面优势智能就难以体现，导致众多创新人才在选拔中被淘汰。
纸笔测验的高考需要标准答案作为评分的依据，所有学生采用相同的、显性的评分标准，即几乎所有题目的评分都要有“标准答案”，否则就难以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这样的评分依据促使中学的教学努力靠拢“标准答案”，学生的思维方式被“标准化”，创新人才需要的发散性思维受到抑制。而学生的动手能力等方面无法在纸笔测验中体现，一些中学就放弃这样的努力。经过这样的选拔大战获胜进入大学的学生，长期的僵化训练、以往成功的经验都会成为影响大学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创新特质不容易得到发挥，很多学生继续陶醉在考试的“成功”中，加上大学自身评价机制对分数的鼓励，更加影响了大学创新人才的成长。
所以，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指导各地根据实际探索本地区高考改革，是当务之急。通过扩大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范围，完善高职入学考试“知识+技能”的考核办法，探索高考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则不失为积极的、进步的改革思路与举措，意义深远。
四、学科规训：在创新中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创新
大学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作为专业教育其内部主要根据知识的类别进行组织架构。从最初知识活动不分类的“全科教授”，到大学内部的“术业有专攻”，分学科、分专业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大大提高了知识创造与知识传承的效率，推动大学迅速发展。不仅学科知识进入“知识爆炸”时代，新知识、新经验的创造以加速度前进，而且整个大学也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现代大学就像一部高效运行的机器，知识的创造、传播、应用都在走向专业化。
这样的过程在促进知识发展、效率提高的同时，过细的分工与学科分化，逐渐强化着学科壁垒，知识分工使得专业人士只能在越来越窄的领域了解越来越多的知识，却在更大的知识范围里变得越来越无知，知识与经验的迁移带来的更大困难，借鉴其他学科专业的智慧变得不容易。这样的学科壁垒阻断了大量创新灵感的源泉，使人的思维越来越狭窄。
对此众多大学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鼓励学科交叉、推动大学内部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推动创新团队建设、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等，在大学生的课程体系中重视通识教育，延缓专业方向选择，实施大范围的培养计划。所有这些措施都发挥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学组织模式始终没有突破，建立在不断分化的学科基础上的大学组织，如何创新发展是当代大学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
在学科内部，学科规训的发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完善，但“异想天开”“失误的发明”越来越困难，思维定式越来越多，使得越来越科学的同时越来越难发散。这样的思维定式直接制约着大学创新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大学在产出越来越多知识的同时，突破性的创新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对此我们不能不从大学系统进行思考。
五、社会化：缺失擢升创新个性特质的推手
创造学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接近创新思维特征。教育在推进人的社会化中，帮助我们适应了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把“生物人”变成“社会人”。但与此同时，社会化的过程也会抑制、扼杀一些与创新思维相关的思维方式、思维特性，随着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定式越来越多、创新能力越来越弱。思考创新人才培养不能忽视教育在使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于个人创新思维特性的影响和改变。
历史上的大学曾经被称为“象牙塔”，这样的称谓有两重含义：一是非世俗的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问人间疾苦，更多醉心于高深知识探究的“孤芳自赏”中；二是当时大学消耗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对社会影响不大，可以不向世俗低头、“不为五斗米折腰”，体现出精神贵族的独立坚守与追求。
现代大学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汇集了众多利益群体的各种社会利益，使得大学高度融合到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大学成为一个真正世俗的社会组织，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会成为现代大学的主旨。这一方面为大学赢得更加有影响的社会地位，大学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大学更多受到社会风气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否培养更多创新人才，除了大学体制自身以外，社会环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大学的社会化、世俗化发展中，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大，参与经济活动的增加使得大学变得越来越功利，获得更多收入的同时大学的精神越来越贫乏。尤其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中，传统文化的世故、市场经济的趋利、现代人际交往的冷漠都体现在大学教育中。其中很多方面对学生的创新个性特质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
中国古代大学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形成的是一种依附统治者的人格，但有自己的骨气与坚守。在市场化迅速发展中，这些民族记忆逐渐消退，现代大学精神没有随之建立。现实中热血、热情、担当与责任留下了太多的反思，使得更多人变得世故与世俗。
中国社会对创新人才的渴望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但现实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天天讲创新、讲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学，对创新个性特质的包容十分有限，质疑、批判、独立思考、坚守真理经常让人难以接受。大学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如何坚持、坚守自己的精神和理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因此，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必须反思自身的传统与文化、制度与精神，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思考大学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包容、发扬学生创新特质的“小气候”，不应更多停留在“抢苗子”、要结果上。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是一种慢的艺术、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只要创设最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与文化，各种类型的创新人才就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我们不仅需要创新的天赋，更需要调动天赋的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6篇
摘要：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限的文化。中国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不同文化、民族实现着跨文化交流，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因而武术非但没有中断，还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随着武术与“他者”交流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武术对“道”的追求，以及对武术的“误读”五方面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对这五方面障碍的深入分析，对于武术真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切实理解武术自身和所需跨越的环境才能为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范围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进行不同程度的交往与碰撞，在保持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促进人类文化互相理解和彼此尊重，进而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实现文化的繁荣。而在这一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铭刻着民族血脉和精神的民族文化无疑会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焦点，一种文化想在“他者”开花结果，必须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互动，这就涉及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就是“谁在对谁行为?谁的文化在跨谁的文化?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跨骑、凌驾的意思，那么谁的文化可以超越、跨骑、凌驾谁的文化呢?或者换句话说，谁的文化在对谁的文化行为呢?”随着‘她球村”的出现，武术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既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又能同异质文化实现良好互动是所有武术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跨文化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得通俗些，“跨文化”交流就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交流。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变动性，使跨文化交流活动表现得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既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中美、韩日等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同一文化圈之内不同地域、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如英法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
在人类文化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以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时随地在发生，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表现得较为剧烈，而且难度也较大，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则相对表现得比较平稳，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产生跨文化交流的前提首先是有这种交流的需要和相互的认同感。“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全球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文化认同即是人类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并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人类普同文化的共识”。文化认同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能够接受“他者”的文化为己所用，促进相互间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中国武术在其发展历程中秉承了祖先的包容心态，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拓展了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了武术的内涵，使得中国武术绵延数千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时过境迁，人事俱非，武术与“他者”交流的内外部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每天能够获取和拥有的信息量剧增，各种信息之间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而且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文化具有“终极竞争力”的作用，因此在和平环境下，各种不同文化间的竞争、渗透与演变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代表之一的武术，如何与异质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并发挥先锋作用将是武术跨文化交流所必须面对的。
一、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在学习中国地理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谈及中国武术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源远流长”，诸如此类的词汇使得我们对其认识平添几分优越感，进而导致对其缺乏全面的认识。历史越悠久的同时也说明其劣根性越多，其弊端愈加顽固，因此，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应保持平常心。“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跨文化传播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面临着许多困难，除了要了解跨过去那端的情况，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
武术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是对武术发展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今天武术的发展，不仅不是需要‘转型’、‘进人’，而是需要回复传统和净化的问题。我反对‘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人奥运会’之类的口号，这是对民族、民族文化犯罪的真正的‘全盘西化’。武术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体育大舞台上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平分秋色、交相辉映。我个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来，武术将以不同于奥运会的另一种体育盛会的方式，聚会全世界的东方武术、中国武术精英与爱好者，并同样举世瞩目”。还有就是对于竞技武术现展与转型的批判，认为竞技武术是“舞术”、“东方体操”等。实质上，竞技武术是在汲取传统武术养分的基础上，接纳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它只是武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武术运动的全部，尽管这一新生的武术运动形式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传统武术如果不经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不孕育出竞技武术这一新的武术运动形式，仍保持师徒传授、庙会献艺与擂台打擂等传统的竞技形式，武术就不可能进人高等学府的大门，乃至享受硕士、博士教育的礼遇，社会武术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局面也很难想象。
对于武术发展的盲目自信实际上“是文化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弱势文化的精神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这种文化自大感是非常危险的，它会使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从而导致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文明的冲突’。更糟的是，这种文化自大感会造成拒斥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减缓中国为了自强而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挤压却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放缓，结果，中西之间的现实国力(首先是经济实力)将会拉开更大的差距，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时的力度就会减轻，到头来，中国文化也就不会得到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武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良胜互动应该尽量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情结，因为中国武术目前在世界上仅仅处于“边缘体育”的角色，尽管存在着国人引以为自豪的130个拳种，但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武术究竟该如何发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国内的武术开展现状并不理想，也不必硬要把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平分秋色，任何盲目的自信都将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制造前进的障碍。因此，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应秉承中国文化的极强包容性，根据武术只是发展的需要，借鉴、吸收他者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实质上，中国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化的主导，既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运用西方科学而展开的选材、训练、疲劳恢复等措施与手段，“当今的中华武术的技法和训练方法中，就有许多是来自他邦异域的。近亲繁殖、营造排他性的所谓‘纯中华武术圈’，只能使中华武术学术资源日渐枯竭”。
二、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
“文化自卑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孔子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自乾隆年间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1840年魏源在《》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遂成为洋务派的共同思想纲领，李鸿章即说过“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张之洞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遂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自此，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彻底动摇了。的惨败和的夭亡后，国人强烈主张政治改革；“五四”运动前后则全面实行“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致使中国文化饱尝断梗之痛和断根之忧，致使年轻人对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起码的敬意和必要的信心；“”期间不尊重传统文化的行为，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数千年来的最大劫数。这是中国文化自卑情结的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在‘体用取向’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定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师总是欺侮学生’的无数事实时时告诫国人，对于外来文化要十二倍地小心”。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
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前的中国武术与他国武技一直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与融合，由于经济实力的衰退、落后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丧失了话语权，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不得不奋起直追，而“拿来主义”无疑是学习、赶超的有力武器，由此导致“拿来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武术作为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产物，有着自己固有的运行方式，而为了适应“拿来主义”的改造需要，中国武术开始在同类项目的借鉴中寻求发展的“短、平、快”，而这却失去了武术的特质和固有形式，无形中失却了武术本身，这在竞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舍本求末，谋求暂时的发展无疑是不可取的下策。因为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太着急没有用，即使我们慷慨地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送给别人，也取决于别人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乐于接受，否则也只能是“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在武术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摒弃自大与自卑情结，坚守自信，构筑武术跨文化交流的全新体系。
三、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种族、地域的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和内在基本需求，但是不同的外部生存时空环境又决定了其到达目的的手段不尽相同，这种外在的物化形态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在文化形态上留下了深厚的烙印。因此，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总有其特殊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需要。同样，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又总有其共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此处所指的文化同一性并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各国武技作为人类抵御外界动物及敌人侵袭的一种格斗搏击术，尽管由于各民族的生存背景和文化观念千差万别，其外在表现方式也迥然不同，但是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早期各民族间缺乏文化交流，但随着各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发展，都产生了各自的攻防技击技术，我们可将其统称为武技。仅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些武技和中国武术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虽然不同人种的人在其人体结构上各有其特点，可人体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所以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也相同，这种共同的人体运动基本规律，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都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攻防技击技术”。因此，各国武技总体而言具有格斗搏击术的共性，这使得各国武技具有了交流的平台，但是中国武术与其他武技的最大差别无疑是讲求“打”而不追求“打”，将人类的各种攻防格斗技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主宰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从本质上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境域。技击被赋予理想化，中国武术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将讲求“打”的技术、效果艺术化处理后，产生了有别于他国武技的独特运动形式—套路。
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可能与需要，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技击性使得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具有可能，而中国武术通过技击的艺术化—套路，使得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需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既为武术的发展带来机会，也使武术的发展陷于艰难的抉择。首先，人类结构的相似使得不同种族的人类学习格斗技术较为容易，但是套路使得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解与掌握增添了些许难度。武术套路向来以含而不露的技击韵味、抑扬顿挫的演练风格、纷繁复杂的肢体展现、变化多端的运动路线而著称，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武术平添些许畏惧，使得武术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次，西方人究竟喜爱中国武术哪些内容，这应该是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面对的。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竞技武术，利用国家力量进行武术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竞技武术无疑是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阐释的产物，但是西方人对我们不遗余力地传播竞技武术并不“买帐”，因为他们从竞技武术中看到了曾经熟悉的体操化、舞化倾向，他们更加偏爱传统武术，由此而造成了传播理念的错位，人为制造了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加拿大爱特蒙顿基宏太极拳学院的罗红元、古岱娟两位院长告诉笔者：竞技武术在加拿大开展并不理想，因为现在的跳跃、平衡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传统武术尤其是太极拳更加符合西方人健身、休闲、养生的需要。
四、武术的“误读”
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饮食和中国功夫。而对中国功夫的了解则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该片的全球热映带来了中国武术的全球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武术扶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动了中国武术的流传，但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习练武术者可以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排山倒海，大大突出了武术防身、攻防的一面，为武术包装了太多光怪陆离的“现代观念”、“新潮情感”，添加了神奇的特异功能或妖术鬼技，动辄腾飞万丈，潜地千尺，或者搞一些连名称都吓人的“阴阳大法”，伪化的武术使得西方人对武术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对武术的“误读”。等待“热”过之后无疑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是被武打片骗了，与武术没有关系，但这笔帐最后要记在谁的头上、让谁买单?长此以往，必将会影响中国武术的良性发展。
生活中的武术是实实在在的，影视中的武术是加工后的艺术武术，是宣传武术的一种手段、途径。电影与武术的结合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享受，宣传了文化，但是对于武术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透过虚幻的表面看到真实的武术本身，我们不能改变电影对武术的艺术创造，但是我们能通过我们喜欢武术的人们将武术的真实、武术的精神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武术包括术、技、理、意、道等含义，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术与技的纠缠中，“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签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是中国人自己存在的文化方式，因而赋予了中华武术无限的文化内涵和魅力。“我想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央视武林大会的举办揭开了传统武术的面纱，涤荡传统武术的污泥，人们真正认识了中国武术，给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空间，这条道路泥泞而艰辛，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五、中国武术注重“道”的追求
由于东西方是在不同的文化范式下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运行的，而产生于其中的武技因此也受着不同文化特质的主宰与控制，西方主智、重外显、自然和思辩的理性精神、以科学为支撑的人文精神，东方主德、重内求、道德和人伦道德精神。总体来讲，西方文化注重结果，而东方文化追求过程，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内核存在上述差异，使得东西方人对中国武术的学习也产生了迥然有别的态度。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7篇
一、当前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现状及分析
（一）学校教育方面：一是导向的错误。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今天，各中、小学校都以学生升入重点中学或考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多少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教育导向的错误，必然造成管理重心的偏移，因而无可避免地大面积出现各学校忽视学生交通安全的问题。二是学校交通安全基础教育薄弱。学校主动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很少，即使有交警部门来督促，多半都是走走过场而己；学生的交通安全防护差不多都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学校将学生的安全责任完全寄希望于家庭和社会；学校对学生遵守交通法律的情况掌握不实，缺乏必要的考试、考核和督导；教育的对象层面窄，仅限于小学生或低年级的学生，中学生很少有上交通安全课的，更不用说参加交通安全实践活动了。三是对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的规范欠思考。学校对接送学生的机动车是否无牌、无保或报废全然不知也不闻不问；对学校的安全提示牌、警示牌、人行横道线设置缺乏必要的考虑和规划，各种标志、提示、警示牌等交通安全设施很不完善。以富顺县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县68所中小学，不同程度地共缺少139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二）学生自身因素方面：一是由于中小学生自身具有生性好动、好奇心强、争强好胜、天生贪玩、心理脆弱、记忆力强等特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当前，中小学生存在的主要违法行为有：未满12周岁骑自行车及未满18周岁无证驾车和偷开机动车；过马路时不作前后张望，随意抢道，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道路；追爬、攀趴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骑车在公路上互相追逐、胡闹玩耍、双手离把或单手扶把等；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车和农用车、拖拉机等等。二是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普通较少。由于中国的应试教育，造成了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象，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相对较少，对110、122、120这些常识性的报案电话也不太熟知，因而常常出现中小学生骑车上车、成群结队，步行上路，不守交规，搭乘公车、不守秩序等现象发生，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而且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及时报警，从而给肇事逃逸驾驶人以可乘之机。
（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方面：一方面从警力而言，警力严重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由于基层中队及一线交警承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任务重，工作忙，日常交通管理勤务已显得捉襟见肘，因而面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少数同志确实存在为完成任务而走过场的现象。另一方面宣传形式和内容单一、枯燥。上交通安全法制课、作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报告、播放电视光盘和图片展览几乎是惯用的几种宣传方式。缺少针对性、新颖性，中小学生接收效果相对较差。
（四）各职能部门方面：
一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漠然对待校园的交通现状。受经济指标和招商任务的压力，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对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只浮于表面，华而不实。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对这方面的考虑更是乏善可陈，很少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的。二是社会舆论及各大宣传媒体对校园的关爱缺乏热情。大对数的宣传只是流于行式，没达到预期的宣传教育效果。
二、开展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对策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曾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在以人为本、实施人性化教育的今天，我们对中小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也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要求，宣传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要顺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减少并及时发现和排除事故隐患，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堵塞漏洞，防患未然，确实给广大的中、小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安宁、安心的学习环境。
（一）政府重视、部门参与、齐抓共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
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1、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制定长期的、全国性的交通安全教育规划，以法律形式加强确定并保障实施。
2、召开定期联席会议。由政府牵头，定期组织安全、公安、教育、学校、交警、公路、交通、农机、保险、医疗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各部门要对学生安全状况进行讲评，对好的作法予以推广，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防止问题已经被发现或虽被发现但由于整改不到位，而酿成不应该发生的安全事故。
3、建立考核机制，严格逗硬奖惩。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各单位年终目标考核范畴，制定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严格兑现奖惩。
（二）纳入日常教育日程，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四款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
1、强化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的教育和监督管理工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要把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高度重视对中小学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在校学生的交通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通过不断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促进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的提高，远离交通事故、健康成长。
2、建立校园交通安全形势分析制度。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各中、小学校分管安全的负责人，定期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例会，对照公安机关的相关要求，对学生遵守交通法律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特别对潜伏的隐患，看似不经意的违法行为，要通过形势分析会得到有力的纠正。真正使“车祸猛于虎，生命不回头”的观念牢记于广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心中。
3、建立“交通安全学校”、“交通安全班”、“遵守交规好学生”等评选制度。可采取学生“持卡上路”方式，违法时，由执勤交警予以纠正和教育并记系卡中，每月底交警部门将登记的学生违法情况反馈给学校和县教育局。每学期由县教育局牵头，对辖区内的学校实行考核评定，奖优惩劣。各学校也可以根据此对班级、学生进行考评。
4、加强校车管理，建立交通违法举报制度。发动学生、家长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举报校车超载、不按规定行驶等交通违法，拒乘不具备载人资格的交通工具。凡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将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学校法人的责任。
（三）履职尽责，全面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对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要立足本职，采取新颖、创新的方式全面开展：
1、针对学生特点，对症下药。要借助其好动性，组织学生开展交警警体操训练；借助好奇性，组织学生开展行式新颖、灵活多样的普法活动。如在校园设置模拟道口及复杂路况。让学生搞好模拟规范道路交通行为训练；借助学生的好强性，组织学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识竞赛，道路交通知识漫画比赛等项活动；借助学生记忆力强的特点，组织他们观录像看展板、搞典型案例剖析，通过直观形象的教育形式增强他们对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消化吸收。
2、形式新颖、内容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中小学生日趋成熟，以往灌输式的宣传教育方式必将被“按需求接受知识”所取代。这就要求交通民警在宣传教育方式上要推陈出新。一是在内容上。交通安全图片展，可以使用卡通形象设计制作，尽量搜集内容涉及中小学生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案例，要将正确的交通行为用简洁、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图片学生传播；二是在形式上。可以以开展“少年儿童平安才能回家”活动为载体，推广小学生交通安全“小黄帽”路队制，开展交通安全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小手牵大手”等活动，以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3、运用心理学理论，探究宣传教育新方式。一是“护花”理论。教育心理学中的这个理论认为：一个花园，如果都用禁止性、惩戒性的标语来阻止游客采摘花朵，不但起不到任何效果，反而采摘的人会更多，但换上温情式的宣传标语后，游客遵守的自觉性就大大提升。在对中小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上也同样如此，恐吓性的语言、血腥味的图片不仅达不到宣传教育的效果，还将使受教育者出现恐惧、紧张、失眠、忧郁的症状，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中小学生尤其如此；二是“破窗”理论，心理学中的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座大楼的一块玻璃破了而没有马上修好，那么人们会认为大楼无人照管，不久以后所有的窗玻璃可能就会被打破。同样，如果一个路口，一群人正在等红灯，只要其中有一人冲红灯，那么跟着冲红灯的人就很多，那么集体的冲红灯就会导致信号灯控制事实上的不存在。这就提醒了广大交通民警在对中小学生进行安全宣传教育时要从抵制“小”（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始，从“平常”不经意的交通违法开始，从纠正个别交通违法开始。让中小学生从小树立起正确的道路交通安全观，让“遵守交通法规，从小做起，从我做起”的理念根深蒂固。
（四）发挥新闻媒体力量，营造社会宣传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有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义务”。
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广播、报刊、杂志、宣传栏、宣传车、宣传单、信息简报等宣传阵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交通法规、交管动态、事故图片巡展等活动，在社会中营造一种“交通管理人人有责”的氛围。定时播出提示中、小学生安全出行的宣传画面，特别是推出动画片等中、小学生喜欢的节目时，有意识地插播一些宣传教育公益广告，此种宣传方式长期坚持，久而久之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各广播电台的交通频道，是广大驾驶人最喜爱的一档节目，在学生上、下学的重点时段，连续播出提示驾驶人集中精力注意观察路面学生行走动态及谨慎驾驶的语言，使驾驶人即觉得温馨又不致感到枯燥乏味。新闻、出版要充分发挥本行业的独特优势，刊发一些事故案例，供广大驾驶人和中小学生在平时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电信、移动等部门，也可以借用短信的方式，向广大驾驶人群发提示短讯，提醒其在特别的时段应倍加提高警惕，慎防一不留神闯下滔天大祸。
（五）娃娃教育，从家庭开始。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家长有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法定职责。
在家庭里，长辈们的言传身教，给中小学生带来的影响绝不亚于其他人。因此，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配合学校，经常对孩子进行安全行车走路方面的自我保护教育，以避免不该发生的交通事故给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家长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注意言传身教，以自己遵守交通法规的模范行为影响子女，使交通安全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扎根。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范文第8篇
[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渊源；黑格尔；约翰・罗斯金；克罗齐
一、黑格尔与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关注历史学研究发展，通过追问“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评价与总结史学史中存在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但他并不仅仅通过评述历史学研究证明历史思维方式即“历史地思考”的必要性。他也通过评判西方哲学发展史证明这一论题。在他看来，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的非历史思考方式使哲学研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威胁。而“历史地思考”，是维护哲学研究合法性的重要保障。由此看来，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着力阐明的历史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历史学，也适用于哲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相对，“历史地思考”是人类认识与反思自身文明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当时人文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的越俎代庖现象，即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取代“历史地思考”是柯林武德批判的。
称柯林武德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常”，正是因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系统批判。在此，我们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评述当时西方哲学传统中与柯林武德相关的学者与观点，并不想对其做整体介绍。同与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关系一样，这些学者既是柯林武德批判的对象，也是他构建自身理论的学术源泉。从地域上说，西方哲学传统分为欧陆哲学与英国哲学两部分。与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相关的欧陆哲学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黑格尔、意大利的维柯、克罗齐、乔凡尼・金蒂利[1]、吉多・德・鲁吉奥[2]。英国的约翰・罗斯金、史密斯[3]与布莱德雷。这些人物及其观点是以何种方式与柯林武德邂逅的呢？我们可以从学术界对柯林武德的理论定位开始阐明这个问题。
国内学界曾经存在的一种比较广泛的观点是，将柯林武德看作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这典型地体现在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四章“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下）――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中。黑格尔确实是欧陆哲学中对柯林武德理论影响较大的。但是，随着西方历史哲学由思辨的向分析的或批判的转型观点在学界流行，以及注重研究柯林武德在诠释学、美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学术趋向必然弱化学界在历史哲学方面研究柯林武德与黑格尔的关系。黑格尔对柯林武德的影响体现在，其划分的三种历史类型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影响了柯林武德的历史思维模式。比较《历史哲学》与《历史的观念》，可以看出柯林武德划定的剪刀加浆糊历史学、鸽子笼式史学、批判的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溯源于黑格尔。“历史学家必须适当考虑他们研究过去的方式，坚持寻求更有效的类别。这种历史有三个阶段，原始的、批判的和哲学的，可能被看做一种形式的等级制。这个等级中的每个形式体现历史的观念，但更高级的形式更全面地体现历史观念。每种形式是特定时段历史观念的体现。每种都被认为最好地表现了历史观念，直到它无效了。当那种无效呈现出来后，历史学家就被迫采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念。”[4]（P147）“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极有用地表述了柯林武德后来吸收的观点。”[5]（P72）在阅读《历史的观念》、《史学原理》过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柯林武德代表性的史学观念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与历史思想的重演均受黑格尔启发。
这种学术承继关系体现在柯林武德对黑格尔“对的”与“错的”评价中。“黑格尔说自然没有历史，因为他完全理解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历史研究首先是历史方法论研究。他认为自己时代的历史方法非常糟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并未帮助历史学家完成其职责：它们未能看透记录下来的活动以发现潜存其中的思想。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尽管他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历史方法克服了这个困难。”[6]（P60）柯林武德认为黑格尔的历史方法是“逻辑强制的”，将历史学置于逻辑学的约束之下，并非真正历史的方法。
柯林武德与黑格尔学术立场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二人进行学术思考的环境迥然相异。“柯林武德与黑格尔共有三个本质上相似的主张：两人都异常崇拜古希腊人，都独特地拥有其所处时代学术争论的广博学识，都一贯确信人类经验构成一个单独的整体。如果学者们发现柯林武德的整体性观点不如黑格尔的那么令人满意，那么责任主要在于柯林武德进行研究的氛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牛津是怀疑主义的、专门化的，并非1816年至1831年间充满热情的海德堡与柏林。就柯林武德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达不到黑格尔的高度，而在于在完全相反的工作境况下他的学术观点与黑格尔如此相似。对那些不熟悉黑格尔的人来说，柯林武德的早期著作特别是《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是对这位伟大德国学者的有用导读。”[7]（vii）
二、约翰・罗斯金与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构建自身史学理论体系，有对既往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是批判与超越。“哲学家能够制造外在于历史事件的永恒真理。我们看到了内在于黑格尔世界观中的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使黑格尔被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理解。一些人不考虑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用历史资料适应他的哲学观念。另一些人称赞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将历史的维度引入哲学。然而，两个方面的读者都赞同，黑格尔对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包括历史哲学的影响，使得理解黑格尔说了什么很重要。”[8]（P146）黑格尔对柯林武德的影响，并非通过著作，而是通过柯林武德父亲（威廉・格肖姆・柯林武德）终生忠实追随的哲学家约翰・罗斯金。柯林武德及其姐妹在少年时接受的家庭教育与学术训练内容，都由罗斯金安排。罗斯金经由这种方式将黑格尔及其个人的学术理念传递给柯林武德。
比较两者学术观点的相似性无疑是证明柯林武德与罗斯金之间学术承继关系的理想方法。“更为有趣的是，将柯林武德的演讲《人性与人类历史》与罗斯金的著作比较时，会发现典型的罗斯金式洞察力。柯林武德也认为，无论历史人物何时活动，理解其心中所想是基本的。对他来说，目的比‘偶然事件’（罗斯金）或实际发生事情的‘外部’（柯林武德）更为持久。至于说明柯林武德强调辨明历史当事人思想，他对凯撒穿过卢比康河的阐述，同样可以用来证明罗斯金强调的研究过去活动的目的。”[9]（P26）在柯林武德看来，罗斯金虽然主张通过想象重构过去，但是这并非同情式理解即历史地理解。二者差异在于，柯林武德将历史学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中理解，并在当下语境中评价。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是历史地理解的关键。
无论如何，罗斯金是柯林武德个人成长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者。柯林武德的广博学识与在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主要受罗斯金对生活多侧面研究的激励与启发。罗斯金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在艺术评论、宗教、科学与史学领域著述甚丰，为了能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他甚至放弃稳定工作机会。他不仅活到八十一岁，而且写了几千封信件，坚持写日记并在七十岁时写下个人自传。他强调只有亲自进行艺术实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艺术。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柯林武德在音乐、绘画等领域造诣颇深，也为其后来《艺术原理》写作打下实践基础。两人的丰富著述表明他们都相信书面文字的力量并坚持心灵独立性的理想。与罗斯金不同的是，柯林武德并未放弃而是主动谋求在牛津大学的工作机会。但他始终坚持思想上的独立性，以致显得与当时学术氛围格格不入。有研究者将他称为其所处时代的“学术孤儿”看来不无道理。
柯林武德为了论证历史知识合法性，一贯坚持历史与自然的区别。虽不能说这种立场完全导源于黑格尔，但与黑格尔紧密相联。“黑格尔主张，在自然领域存在不断的重复，原因与结果彼此相对并外在地联系着。自然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过程，其中发生的现象由外在的必然性促成。在精神领域或心灵领域，所发生的现象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区别于自然中的外在必然性，并且具有创造与发展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倾向。心灵并不是单纯的重复，它能够创造真正的新事物。这是因为我们具有一种实现完美的强烈愿望。在自然中，由于存在不断的重复，事件是可预见的。在精神领域，过去的逻辑并不能使我们预见未来。”[10]（P120）柯林武德继承了这一立场，进一步认为，历史知识是对心灵活动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产生的历史理解模式是一种自律的思想形式。他否定黑格尔将心灵观念作为历史实质的观念，突出认识心灵活动的历史知识，以此论证历史学的合法性。
柯林武德区分、探讨历史学的先验概念（作为一种活动形式）与经验概念（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之后，指出历史哲学研究的指向是历史学的先验概念。历史学的这种先验概念是无需定义、一看便知的。他的这种观点彰显他与黑格尔的相似之处。黑格尔声明其历史哲学是在普遍性、必然性层面对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是在普遍性、必然性层面对历史学概念的哲学思考。这是在研究柯林武德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克罗齐与柯林武德
为了更清楚说明柯林武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在此不得不提及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国内学界曾将柯林武德作为克罗齐后学，并分析比较二者观点相似性以证明这种师承关系。柯林武德《自传》对此却惜墨如金，并未表露意大利的影响，因此遭到指责。这种状况与学界直接将柯林武德与克罗齐思想挂钩，却未关注这种学术影响发生的方式有关。柯林武德导师卡里特在“哲学家茶座”上结识史密斯，史密斯向柯林武德介绍克罗齐的著作，并在1923年向克罗齐推荐柯林武德。史密斯本人也是克罗齐学说的信奉者。柯林武德在此过程中陆续翻译了克罗齐的《维柯的哲学》、《自传》和《美学》。克罗齐影响柯林武德另外一种、也是更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其两个学生乔瓦尼・金蒂利和吉多・德・鲁吉奥。在与史密斯及克罗齐两个学生的学术往来中，柯林武德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中历史化的特点很感兴趣。经过柯林武德自己的探索，“历史化”也成为其学说特点。
柯林武德面对的两种英国哲学传统是实在论与格林学派的唯心主义。继承格林学派精神衣钵的柯林武德，认为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在当时学术界属于“小众”，甚至也像实在论一样出现衰落迹象，面临崛起的重任。在寻求解救方法过程中，他遇到欧陆哲学中的克罗齐及其两个学生的学说。在与霍华德・汉内共同英译鲁吉奥《现代哲学》的“译者前言”中，柯林武德写道“这部著作的首要特点也是意大利唯心主义的基础是，最为彻底的历史训练。唯心主义对这些意大利学者来说，正如对黑格尔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哲学。”[11]（P6）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历史化”是由克罗齐开启的意大利哲学的新发展，也是他找到的摆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危机的“夷之长技”。
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发展最清晰地体现在自由的发展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阐述的自由发展过程，典型体现了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逻辑。克罗齐认为，黑格尔的重要贡献就是这种关于对立面关系的辩证法观念。“哲学概念不是从一个种及其从属方面界定。哲学概念内部包含彼此相异的形式，它们与其他形式及整体联合。”[12]（P82）但克罗齐并不赞同黑格尔下述观念。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概念是正―反―和。这就要求彼此相异的对立面在一个新的概念中统一。正如彼此不同的原始的、批判的历史学在更高级的哲学的历史学中得到统一一样。而克罗齐认为，和即正反，即原始的、批判的历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学内部彼此有差异的构成要素，两者的统一不需要一个更高级的第三者，这种统一是一种内在的统一。跟随克罗齐，柯林武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早期柯林武德将哲学，后期柯林武德将历史学分别作为其在《精神镜像》中阐述的五种经验形式最终统一的归宿。
按照大卫・布歇的观点，柯林武德对意大利克罗齐的学术影响“讳莫如深”是因为这种影响太过明显而无需言说。但柯林武德却坦承另外一位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他的影响。“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学理论是第一个确切地阐明强调过去与现在差异，强调历史学家同情地理解过去的必要性，并拒绝笛卡尔要求的缜密证明。”[13]（P76）否定了笛卡尔的历史知识怀疑论，维柯的历史知识论立场也为柯林武德继承下来。“柯林武德辨别历史学与哲学关系的信念，是维柯175年前在新科学这一标题下创始的方法。……失去的科学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反思的。”[14]（P95）从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上证明历史知识的合法性与独特性，是柯林武德孜孜以求的。
柯林武德对克罗齐的影响表面上闪烁其词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他的学术经历中，并未与克罗齐本人而是与克罗齐的两个学生金蒂利和鲁吉奥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学术联系。这在其学术著作和书信中都有体现。超越心物二分法，强调哲学的历史特点这些学术主张主要是柯林武德从金蒂利和鲁吉奥那里习得的，也对他个人学术创造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在史学理论方面，笔者认为将柯林武德与克罗齐的学缘关系界定为因学术观点相似而产生的惺惺相惜的“朋友”关系，比“师徒”关系更为恰当。“重要差别在于，坚持克罗齐影响了柯林武德不如比较二者著作意义深刻。尽管柯林武德可能从克罗齐、维柯和金蒂利那里借用了大量术语。但他的灵感来自他处。已有足够证据表明，约翰・罗斯金是柯林武德目标与灵感的主要来源。柯林武德用意大利学者的哲学术语准确表述了罗斯金灌输给他以范例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柯林武德对克罗齐表达了极大同情，然而让人感觉他并非这位意大利人学徒的原因。”[15]（P68）二者不同的研究领域可以证明这一点。克罗齐研究领域主要是美学、文学评论和现代欧洲政治史。而柯林武德主要致力于考古学、罗马不列颠古代史、哲学和艺术研究。即使如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影响与被影响关系。
克罗齐影响了早期柯林武德思想。“柯林武德尤其赞同克罗齐的一点是，通过将历史学与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比较，才能最充分地描述历史学。这就是柯林武德在《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中试图论证的。那本著作在一些方面延续了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柯林武德做了很多修改，将宗教提升为一种经验模式，将经济学与道德降级。然而，如果我们在二十世纪哲学年鉴上查找在柯林武德之前描述经验模式的哲学家，克罗齐赫然耸现。可以确定的是，金蒂利在克罗齐论题上做了一些修改，并为柯林武德吸取。黑格尔是这项研究的学术来源。但正是克罗齐在二十世纪重新使用这种方法，那也是他对早期柯林武德最重要的贡献。”[16]（P76）
史密斯以的方式将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历史哲学介绍给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就职演讲《美学与实践》内容就是意大利思想。柯林武德也是受众之一，他所热衷的历史化方法即由此获得灵感。“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特点是历史的。……史密斯直接被意大利唯心主义的这个方面吸引，而且查明维柯在其表达方面的影响。史密斯强调，这些意大利学者突出历史学在塑造哲学上的作用并将哲学作用规定为‘理解历史，首先是哲学自身的历史’。……丝毫不出人意料的是，柯林武德发现这些意大利人与他是意气相投的，与他个人的哲学倾向是协调一致的。如果柯林武德的《自传》可以信赖的话，他在牛津学习哲学史上重要人物时期，独立地了解了意大利哲学。这段时期就是史密斯提高他意大利语水平，以使他更彻底更准确地理解意大利思想家的时期。”[17]（P14）史密斯对意大利学者的热切关注对柯林武德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柯林武德对史密斯的学术影响并未表现出写作《自传》时号称坚持的秉笔直书原则。
柯林武德对史密斯影响的评价不客观，认为他是个失败者，“未能避免自己所属学派（按：指格林学派或唯心主义）瓦解的命运”，不承认带领自己接触意大利哲学的这位引路人的启蒙教化之功。“他们（指史密斯和乔基姆）不能写作，因为感觉没什么可写”。[18]（P18）虽然柯林武德在《自传》中直接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敬重，但这种评价仍带有蔑视和人身攻击的味道，使得本应客观的学术评价变了味儿。柯林武德本人也未逃脱“躺枪”的命运，后来也成为这种评价的对象。亚瑟・马维克在评价柯林武德时更有“谩骂”的味道。后现代主义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对海登・怀特的评价也充满火药味。或许这就是西方学者学术评价中的常态，笔者认为这也是其人情味儿的体现。
对于布莱德雷，柯林武德将其视为超越的对象，根本没有谈及布莱德雷对他的影响。这同样是不公正的。1914年，柯林武德在莫顿结识当时正在撰写研究布莱德雷论文的艾略特。“1932年，柯林武德第一次得到他和艾略特无比敬重的形而上学家布莱德雷的鲜为人知的著作。这就是1874年首次出版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这也成为柯林武德关键艺术术语的来源。”[19]（P215）柯林武德的学术风格明显受布莱德雷影响。
从学术谱系上说，柯林武德的思考方式是承袭黑格尔的，对其历史学思考的最大影响者是维柯，对其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影响者是克罗齐。如果我们在柯林武德著作中按图索骥，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历史思想家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直接的、隐蔽的，这种关系并不是直线的、即时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用这些原则审视柯林武德对克罗齐、金蒂利和维柯的研究，我们发现柯林武德对不同思想家做了不同解释。但他是在详尽阐述那些使他感兴趣观念的过程中被它们吸引，进而研究它们的。我们已经理解柯林武德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实践兴趣源于他的少年时代。看来好像柯林武德在意大利唯心主义者中发现了一种从哲学方面讨论他从其父亲那里吸收的多方面兴趣。正是柯林武德兴趣的多样性和对多个学术领域的掌控能力，使他‘能够取经’于克罗齐、金蒂利和维柯。正是柯林武德几乎独一无二的心智上的多才多艺，‘使他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正是这种多才多艺使柯林武德运用他们的文化哲学结出累累硕果。”[20]（P89）柯林武德对这些学术前辈的文本或理论主张不是单纯阐释性的介绍，而是创造性的运用。
不同于戏剧，真实生活本身是不能排练的。但在人一生的跌宕起伏展露出来后，体现出来的连贯性及时间本身赋予它的线性发展似乎又表明其中存在着刻意的规划。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成长阶段都存在不同促动因素，而个人思想发展也会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因而，用某种单一的“因―果”模式，去解释一个人的人生成长轨迹或思想发展轨迹是不客观的。柯林武德一生的思想发展就展现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体系，是上述任何一个影响来源都不能解释的。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努力与学术原创性，而且对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对实在论的反抗、对历史学发展状况的自觉关注与理论辩护，只有在柯林武德的学术问答体系中才真正成为与历史知识性质相关的问题。结合英国学术境况批判性地引入欧陆哲学传统，针对英国学界问题批判占据哲学主流的实在论并修正英国唯心主义传统，使柯林武德成为一位地道的学术“反叛者”。但这个反叛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也留有既往思想传统的痕迹。
参考文献：
[1]全名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学术观点与克罗齐有相合之处，政治观点与克罗齐向左，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
[2]全名Guido de Ruggiero，意大利哲学史家，赞同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唯心主义学说，先后在墨西拿大学和罗马大学任教。
[3]全名John Alexander Smith，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牛津大学道德与形而上学哲学教授。
[4][8]Marnie Hughes-Warrington，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M]，New York： Taylor &Francis Group，Routledge，2008.
[5][10][12][17]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6]R. G. 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M]，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H. Dray and W. J. Van Der Dusse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9][15][16][20]William M. Johnston，The Formative Years of R.G.Collingwood[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7.
[11]Guido De Ruggiero，Modern Philosophy[M]，transl. by A.Howard.Hannay & R.G.Collingwood，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1.
[13][14][19]Fred Inglis，History Man： 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8]R. G. 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