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与“通经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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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这种学说在该书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虽然在民族问题上表达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但是区分“诸夏”与“夷狄”的标准则是文明和道德进化的程度而不是种族，并且“诸夏”与“夷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换句话说，《公羊传》的“大一统”与“夷夏之辨”是一体的。但是经过宋、明士大夫以及清初反清士人的宣扬，“夷狄”与“诸夏”的界限被绝对化了，加上康、雍、乾三朝对“夷夏之辨”说的压制，“夷夏之辨”成为一种取消清政府合法性的学说。清代今文学者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都对“夷夏之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论证“大一统”与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学说。

列强的侵略使士大夫们不得不求助于今文经学，以发掘其中“制夷”、“改制”的“大义”，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努力，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时代不得不选择今文学说，而今文学说又不得不为适应时代而改变自己。

魏源作为一个今文学者，自然十分重视“大一统”与“夷夏之辨”等观念。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他对来自海疆的危机做出反应，改造原有的“夷夏之辨”观，建立新的“夷夏之辨”观，并进一步将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所论证的“满汉一体”落实到具体的知识实践中，为清王朝抵抗来自海上的威胁出谋划策。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主旨不出乎其一贯主张的“以经术为治术”、“通经为文，淑世致用”，以“救裨当世”。

鸦片战争的失败，《江宁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的美、法的趁火打劫，使得魏源再也不能像他的前辈一样以传统的“夷夏之辨”、内外观来对待英法美等“夷狄”。魏源在《海国图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大理传叙》等书中指出了具体怎样“制夷”。在魏源抵御外敌的战略战术中，最为我们所熟知与赞赏的就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策。在魏源眼中，外邦是“夷狄”，但也并非野蛮之地，并且它们可能有些“长技”超越“中国”，因此“天朝”必须“师夷”才能“制夷”。针对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提出“师夷”的主张，“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师夷”之目的在于“攻夷”、“款夷”、“制夷”。要“师夷”首先必须了解夷情，因此魏源十分重视研究外邦。他说：“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为此，他编成《海国图志》，先后扩充为一百卷，认为此书与昔人海图之书不同，“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并认为此书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功。

传统的内外观已经无法应对时势的变迁，因此魏氏的内外观与“夷夏之辨”与早期今文经学有重大差异：“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魏源在这里从全球角度来看待“从古不通中国之地”、“夷狄”，试图将整个世界收入清王朝的朝贡体系的视野中。这虽然还带有传统“用夏变夷”的意味，但毕竟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外部还存在着“礼仪之邦”。

魏源不再将“夷狄”观念用来指称满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指称“满汉一体”的“中国”外部的民族和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一指称是运用在世界范围之内的。按照魏源的理解，“从古不通中国之地”也有“教化之国”，“远客之中”也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之人，他们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况且“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而已”。因此，他主张主动了解“夷情”以为“师夷”。他提出“师夷”也表明他认识到“夷狄”还有值得“天朝”学习之处，从而在实践上承认“中国”外部的“礼仪之邦”的教化程度。

当然，在魏源心中，外部的“教化之邦”并没有与“中国”平等，儒家教化仍然居于这一夷夏、内外观的中心。这一夷夏、内外观也并非鸦片战争后对欧洲民族国家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对原有朝贡脉络的重构与扩展，也就是将一种新的夷夏观与内外矛盾来代替原有的满汉矛盾、种族平等等问题。

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魏源认为不仅需要对外抗拒的“制夷”心态，而且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即“满汉一体”。从这个角度而言，魏源的夷夏、内外观继承了今文经学的“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的传统，也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部分因素。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在《圣武记》中总结经验教训，对外表现出“制夷”而非所谓的安抚政策，并提出加强内部团结、收拾人心、招揽人才等制度改革等问题。“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这其中虽然有明显的“用夏变夷”、“怀柔夷狄”的意味，但在这里提出“饰天下之人心”、“延天下之人材”，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加强王朝内部的团结与认同感在抵抗外来征服时的重要性，并以之来整合社会力量，已具有近代民族主义意识萌芽。

魏源根据公羊学的“大一统”与“夷夏之辨”观念，突破传统学术的束缚，提出“师夷”主张，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面对“变局”，为了维护“大一统”局面而提出“师夷”的口号，这意味着清代经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引西学人经学。这实际上也开了近代“中体西用”的先河。

魏源的变易思想、经世实践在《海国图志》中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呈现出来。面对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重大“变局”，他以“大一统”为号召，重构原有的朝贡网络，试图从公羊学中寻求理论依据抵制“外夷”。这多少已经蕴含了民族平等、国家等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也初显建构民族国家的端倪。

面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变局”，魏源将“通经致用”推至极致，倡导“以经术为治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救裨当世”。让他万万未曾料到的是，他改造今文经学，提出“师夷”主张，在经学内部引入西学，开启了中、西学的融合与冲突之路，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与侵蚀了其所供奉的“通经致用”的基础――经学。并且，这种中、西学之间的冲突成为近代经学的一种发展趋势，而其间中、西学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魏源无法消解的。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提出的“师夷”是要维护“大一统”、保存“先王之道”，但时代与后来者将他提出的“师夷”的范畴不断扩大，“师夷长技”的取向最终成了保存“先王之道”的经学的掘墓人。

当然，这不仅仅是魏源“以经术为治术”的困境，而是“通经致用”本身无法逃脱的困境。它是近代经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经学无法摆脱的宿命。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