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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慢慢的才发现世界上的难事终究是离不开你的生活。我们超市人为自己错过了很多的路,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我们觉得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可以成功。
可是后来呀。一切都变了模样。在发现我们一直都在欣喜和悲伤当中徘徊,世界太大了。有些人见了一面,便是最后一面。但有的时候世界又很渺小。几次三番都能遇见那个人。
他们说有一定的压力才能向前进步。才能有向前的动力。可我就是不喜欢被压力压着抬不起头。没有压力的生活一样可以过的很精彩。前行的动力是有很多种的,不只是非得有一定的压力。
与中国相比,柬埔寨每年在科技方面的产量和产值都比较低,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来参加此次会议更能够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学到先进的科技方面的发展经验,从而使我们国家在科技领域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柬埔寨的面积有18.1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340万。我们的国家发展情况来说,还相对落后,有85%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中。以前柬埔寨面临了包括战乱在内的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现在不断地追求政治上的和平和稳定,希望在内部和外部都有一个和平和安定的形势,这样才能够有机会实现我们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柬埔寨要发展经济,政府必须首先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从而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柬埔寨的经济增长在2003年到2008年之间达到大约10个百分点,而在这期间,我们的GDP增长的峰值达到了13.3%,这是2005年取得的成就。同时我们的贫困率从1993年到1994年的47%下降到2007年的35%。
取得了成绩的同时,我们仍然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无可否认,柬埔寨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柬埔寨每年GDP的30%来自农业,超过50%以上的工作机会分布在农业领域。由于对出口的较高的依赖性,致使国际金融危机对柬埔寨的影响非常严重。
面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扩大我们能够保护的人群范围是必须的范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试图增强我们国家的竞争力,通过融合地区的经济,从而增强我们的经济基础。
首先,要使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要让农业对经济的增长有所贡献。在我们强调农业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时,必须同样也强调我们盟友的重要性,我们的这些重要盟友能使我们的发展目标变成现实,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盟友就是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农业地区的就业率。柬埔寨政府已经在追求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消除贫困的增长策略,这个策略已经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宽广,更加具有多样性。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
第二,要不断地加强农业行业。为了能够把农业建设成一个经济的重要基础,就必须不断地把农业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行业。当然,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刺激柬埔寨国内市场,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改变现在的有些不好的做法,必须从外部筹集到一些资金,来帮助我们的农业发展。
这些做法都是对我们的家庭增长和国家的经济非常重要的,农业经济的结构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会注重生产力的提高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会为我们的社区建立起一个网络,使他们能进入国际市场。同时我们也会利用现代化的科技帮助我们发展。
柬埔寨还处在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初期,在世界位居第159位。但是柬埔寨一直都在积极地促进新技术的引进,过去10年,已经在ICT的发展,以及相关的技术投资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柬埔寨,不同的国家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上还面临着巨大的贫困人口,在世界的62亿人口中,有接近28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够2美元;其中有12亿人,每天的总花费不超过1美元,这是2000年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
今年夏季,在腾讯举办的大数据论坛上,腾讯高管与来自全球最顶尖的学者热烈地讨论着大数据的各种迷思――隐私、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易。在最近一个大数据的活动中,大数据开源技术Hadoop之父Doug Cutting以及大数据链条上掌握着命脉的“原油型”公司――英特尔和Cloudera的牛人们再次聚首。
数据化生存
IT行业的“指数效应”威力惊人,比如,IT的基石芯片行业有个摩尔定律,每18个月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会翻番,由此会带来一系列指数式连锁反应――CPU的性能翻番,芯片的成本折半,功耗也会折半。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看到电子产品快速降价的根本原因。
市场调研公司IDC认为,大数据行业也有“摩尔定律”。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非常认同这个说法,他曾是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首位“首席工程师”,主持大数据研究。“如果说摩尔定律是我们所在的指数社会的基因,那么大数据就是指数社会的蛋白质。”吴甘沙说。
有人说大数据是新的原材料、新的原油、新的资产,甚至是新的货币,而吴甘沙认为,人类现在的生存就是一场数据化生存。人类社会的各类设备在不停地感知、传输、存储数据。今天,人们认为谷歌可能是最大的数据拥有者之一,但按照指数增长规律,到2020年,一年所产生的数据将是1000个今天的谷歌或10000个百度。
“我们看到数据和计算能力在过去15年间一直呈现指数级增长,这种增长给我们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不能再看单独的数据,而是把全部数据放在一起来考虑,来描绘出对人、企业或是业务的高清晰图像。”大数据之父Doug Cutting说,“这件事是一个革命性、阶段性的变化。”Doug Cutting是开源技术世界中一个很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打造了目前在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里如日中天的开源技术Hadoop。他是Apache 基金会主席,也是大数据平台企业Cloudera的首席技术官。
大量、快速增长的数据需要实时储存、整合和分析,过去的IT架构已经无法应付,这就促成了一种名为Hadoop开源新架构的诞生,这是个可以无限扩容的分布式计算结构。
在这个无限扩容开放式架构的发展大势下,IT业界才倡导了“软件定义基础设施”的趋势,把计算、存储和网络做成开放式的标准模块,降低设施的门槛;在基础设施之上,推动开放、可信数据处理平台Hadoop;在此之上,推动整个生态圈的创新,实现各类分析应用,把高级分析功能平民化,使得它能迈入主流市场,实现规模经济。
数据咖啡馆
腾讯高级副总裁汤道生曾请教欧洲信息哲学创始人、牛津大学教授Luciano Floridi一个困扰腾讯大数据应用的问题――数据如何互联互通,这对于发挥数据的价值至关重要。
现在,数据已成为各个组织的商业资产,数据交换成为一个挑战。Luciano以人类早先对石油资源的应对方式进行类比:挪威当年建立了复杂的综合体系去处理自然资源,从而让整个人群受益。现在,政府和手握数据的企业也有责任去摸索一个综合体系,把数据的价值扩大到广泛的人群。
在英特尔,吴甘沙他们也正在开展“数据安全流通以及定价”这样的研究。英特尔有一个研究平台,叫做“数据咖啡馆”,意思是希望这个平台能像咖啡馆那样起到“汇聚”作用,汇聚不同领域、不同企业的数据,一起来产生新的价值。这里面需要大量的核心技术,例如,顶层的多方安全计算、数据审计及定价等。
英特尔与美国癌症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癌症是一个典型的长尾病症。过去50年来,癌症的治愈率仅仅提升了约8%,这是因为研究机构拥有的基因组样本太少了。如果通过“数据咖啡馆”把基因组样本聚合起来,就能期待癌症技术获得突破。而聚合就需要数据交易。
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数据是论斤按两来交易的,因为数据的价格很难衡量与预测。“在这样一种数据不易定价的情况下,我们的理念是先用起来,在使用过程中去发现它的价值。”吴甘沙说。
在英特尔宏大的愿景中,希望在2020年之前,一天之内能完成三件事:对病人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锁定癌症的相关基因,形成个性化的用药以及修复方案。现在癌症很难治愈的原因是新药更新速度赶不上癌细胞的变化速度,有了大数据技术,癌症治愈率将指日可待。
数据交易只是英特尔在大数据研究上的重要方向之一。英特尔的其他重要研究领域还涵盖两个重要领域:数据与机器的关系――什么样的可扩展架构能更好地存储和处理数据;人和数据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分析工具能增强人的分析能力。
以往,在英特尔,1~3年的事由产品部门来做,3~5年的由英特尔研究院来做,5~8年的与大学合作研究。但在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的时代下,英特尔把对“大数据”的研发周期进一步缩短,与大学合作研究的技术也希望尽快推向市场,像Spark、集成了数据分析及交换的Datahub,内存数据库H-Store、可视化、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
大数据之星
今年3月,英特尔以7.4亿美元收购了Cloudera18%的股份,成为Cloudera的战略投资者。一家IT巨头的高管评论说:“英特尔占领了大数据领域的制高点。”
Cloudera是一家在大数据领域起着关键作用的创新企业。它由来自Facebook、谷歌、雅虎和甲骨文的高管和工程师在2008年创建,其商业模式类似Linux领域的开源软件企业红帽公司(Red Hat)。
开源技术的开发类似今天互联网世界的众筹模式――成千上万背景不同的技术爱好者聚集在一个“开源社区”中,一起创造一个他们热爱的软件技术,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在此过程中,红帽创造了一种名为“订阅”的商业模式,它基于开源社区的软件,通过更多测试和验证,开发出更稳定、更易用的“企业版”。用户可以免费使用它,但如果需要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就要付费。Cloudera仿照红帽模式,提供企业级Hadoop平台的服务。
如今,Cloudera已经带头形成全球最大的大数据生态链,有1200个合作伙伴。在美国,每天70%的智能手机数据都是在Cloudera平台上进行处理的。同时,Cloudera对新兴大数据领域进行普及,在全球培训了5万多名Hadoop专家。
9月,Cloudera落户中国。苗凯翔成为其在中国的第一个员工,担任该公司中国区副总裁。之前,他在英特尔负责大数据业务,参与了中国第一个Hadoop项目――2011年中国移动的通话详单查询项目。
苗凯翔发现,美国的大数据业务发展要比中国早两年,美国很多集群规模都已是上千个节点,中国才几十个,他预计明年中国企业会部署更大的集群。
“中国的企业,如运营商、银行在大数据的规划上越来越务实,设想也越来越大。目前他们要先想清楚大数据的商业价值。”苗凯翔说,“还要考虑清楚用大数据的目的是节省成本,还是创造价值,这是大数据的两个主题。”
苗凯翔用全球最大在线支付公司的实践来说明大数据的意义。这家企业本来用小型机做数据存储,在备份系统建设中,如果使用同样的小型机,一套就要上千万美元,太昂贵。最后,它们购买了Hadoop平台。Hadoop已经足够稳定、容量非常庞大,成本只是小型机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份之一,可以为企业节省可观的成本。这是企业使用大数据技术的第一步。之后,这家企业又基于Hadoop平台开展新业务,例如,给自己的客户提供各种报表,仅这项业务就为企业创造了百亿美元的销售额。
Hadoop非常复杂,苗凯翔认为,Cloudera的意义是能在中国把它构架起来、跑起来。他希望把Cloudera在金融、电信、零售、制造、政府和医疗领域的实践带到中国。
伴随Cloudera 在中国落地,其全球性合作伙伴Oracle、HP、DELL、SAS等会与Cloudera有更多在中国的合作。同时,它也在找寻本土合作伙伴,像博康智能这样在一个细分市场做得出色的系统集成商。明年第一季度,Cloudera也会在中国开展培训业务。目前,苗凯翔团队在与中国客户沟通,探讨Cloudera在中国的商业模式。
未来之路
近些年,Doug Cutting一直推进Hadoop在企业级市场的实践。让他欣慰的是Hadoop在各行业中开展的实践。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信用卡公司。之前,这家企业检验欺诈行为需要3个月,当它采用Hadoop分析过往5年的交易历史后,发现了一个欺诈模式,这个模式在多年中会连续出现。于是,这家信用卡公司采用了Hadoop技术,不仅节省了很多成本,效果也非常好。
Doug Cutting也曾拜访过一家位于亚特兰大的儿童医院。在医院的一间急诊室中,有几十个早产儿。婴儿身上有很多监测器,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屏幕来看这些数据。一开始,这些数据随时就被扔掉了。后来,人们把数据从那些老式电脑中取出来,存储起来并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为了检测孩子的身体状况,护士每天都要在孩子脚底扎针取血,一开始孩子们会哭,过了几天他们就不哭了。可是,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会发现,实际上,在扎针取血后30分钟内,婴儿的心跳和呼吸都特别快,他们非常紧张,这对他们的健康不利。这帮助医护人员了解了很多情况,并改进了他们对婴儿的护理。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利用大数据分析来提升业绩。”Doug Cutting说,“这些企业并不仅局限于高科技产业,它们还来自其他行业,比如采矿业、交通业。”
目前,大企业是最早采用大数据分析平台的,Doug Cutting观察到,这些企业通常是从个别部门开始使用Hadoop,然后扩展到其他部门。Doug Cutting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使用Hadoop。在美国,一些小型农场主甚至农民,现在也是大数据的生产者――他们有GPS定位设备,他们的拖拉机和其他机械设备也收集了大量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更好地分析土壤状况,提高播种效率和产量。
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并不那么容易。北京丰台利智康复中心的艰难之路或许就是最好的佐证。
利智之路
5月12日,在卖饮料老板的指引下,记者穿过一个偏僻的小市场,找到就蜷缩在几栋老旧的居民楼之间的利智康复中心。门外两位老大妈正在晒太阳,康复中心的大门还是锁着的。
这个由废弃幼儿园改建而成的智障人士民间康复训练机构就犹如它的处境一般,9年来,它期待着破茧。
肖培琳和一个耳聋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在狭小的办公室值班。
肖培琳领导的北京丰台利智康复中心,是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办非营利机构,创办于2000年8月,2003年5月在北京丰台区民政局正式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康复中心招收符合要求的智障人士进行康复训练,目前有70多个学员,其中包括10多个未成年人。今年3月,康复中心主办的幼儿园也在世界公园开业,学员只有3名。另外,它还承担全国成人智障“十五”试点康复训练的事务。
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残疾人数量逾8296万,其中智力残疾554万人,在这其中就有大量的智障儿童。相对于这么庞大的人群,肖培琳的力量显得有些薄弱。对于一直从事铁路工程建设的她来说,这已是最大的能量,毕竟为残疾人服务的事业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原本打算办一所敬老院的肖培琳误打误撞,偶然的机会,却与智障孩子结了缘。于是,肖培琳开始了一条没有心理准备、完全陌生的探索之路。在这条路上,无数个进退之间,肖培琳选择了心灵指引的方向。
涉足其间时,她已年过50,是向单位主动要求“内退”以后开始干的。到今年肖培琳已经整整60周岁,默默地工作了9年。
几年来,康复中心还是取得了一些值得肖培琳骄傲的成绩:
获得“北京市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作为惟一的民办机构代表,参加全国成年智障人士康复训练培训班;成为全国成年智障人士试点单位和“十五”成人智障康复训练的技术指导中心;还作为惟一的民办机构代表参加了中残联组织的内地与香港成年智障人士康复训练交流会;被评为“北京先进民间组织”……
不管是前些年遇到的土地纠纷,还是为每年6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而奔波,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肖培琳感到既艰辛又自豪。利智康复中心的发展之路,几乎是中国残障人士发展遇到障碍的一个缩影。
歧视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就业权的实现中,残疾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社会上对待残疾人的观念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关于残疾人就业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贯彻落实。如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招聘中对残疾人做出的不平等的规定,人为将残疾人排除在本应就业的范围之外。
至今,利智康复中心已经为400名学员提供了康复训练服务,有300多名学员回归社区,其中有近60名学员走向社会,参加了竞争性的工作,比如打字员、洗衣工、绿化员、销售员等,实现了自食其力。利智康复中心在此方面的工作,在北京20多家民办类似机构中应该算是出众的。
集体生活有利于儿童成长。每个孩子都应该享受一种正常的生活,即便他瘫痪、失明、失聪或智力有缺陷。孩子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有权在家庭及其周围的环境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当然是我们的理想。现实中,残障儿童生存并不那么乐观。
在网络上,有一个关于“如果你孩子所在幼儿园有40%的残障儿童,你会让他继续就读吗”的调查,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一位家长留言说,长时间会影响自己孩子的智力发育,绝对不会让孩子继续就读。
利智康复中心在开始筹办期间,周边居民很多都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儿童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肖培琳招收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反对声音中被送回了家中。
随着肖培琳工作方式的改进和自己的组织关系调入,利智康复中心与周边社区有了逐渐良好的互动。这也是记者能轻易打听到康复中心并找到这里的原因。
立法
刚刚过去的5月17日,是第十九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关爱残疾孩子,发展特殊教育”。
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个计划特别提出中国大力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行动计划说,中国完善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和保障残疾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制定精神卫生法,启动制定残疾人康复条例、无障碍建设条例等行政法规,推动地方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和优惠扶助规定。
但是,受整个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影响,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亟待完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真正完备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更为滞后,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许多条款还停留在原则性的规定上,缺乏可操作性。
据调查,包括北京在内,与利智类似的各种残障康复机构90%都没能得到注册,处于“黑户”状态,利智算是其中的幸运儿。
就算一些利好政策出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面临着工作困难。肖培琳为记者出示了“京残882号”文件,文件中规定政府将为残障儿童的康复治疗提供每月1900元的补助,但这个补助却是要先提供服务,然后政府买单,对于利智来说,这显然有些难以承受。
悠易互通:中国首家受众网络平台
要了解“中国首家受众网络平台”的含义,首先要重新定义互联网广告行业的热词――“精准”。
互联网广告发展前十年,在一个垂直网站上投放相对应广告就可以称之为精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消费者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门户、垂直网站、SNS社区等等都可以保证消费者对于产品知识的获取。这不仅使消费者感到迷惑。也使广告主在投放广告时无所适从。数据显示,如果继续按照以前的精准模式进行广告投放,广告效果可能严重下降,甚至不如从前的百分之十。
历时4年,悠易互通潜心独立开发了基于互联网用户行为的技术体系,以技术为导向,实现原始数据库的积累。截止2011年4月,悠易互通的活跃样本库已经超过2.3亿用户。占整体网民的40%以上。这个数量并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实用的。
首先,悠易互通的样本是活跃的,这些人每个月要有10次以上的互联网访问行为,否则将被数据库剔除,这种更新行为每周都会进行,这保证了悠易互通数据库的鲜活有效。其次,通过搜索引擎、云计算、SVM等技术,实现对数据的分类,实现细分化管理,目前。悠易互通的数据库被结构化的分为22个兴趣大类,230个兴趣小类。
悠易互通的“精准”应当这样描述:忽视媒体属性,直击目标受众。有了庞大鲜活的数据库,悠易互通就能通过定向技术,将广告投放精准到每一位消费者。实现―对一营销。
受众洞察是悠易互通进行精准投放的第一步,通过对广告主传递信息的分析,找到关键词,再与数据库进行匹配,找到合适的目标受众,进行创意制作及测试。这是悠易互通在进行广告投放之前的必备过程,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悠易互通通过三个维度的定向来实现精准受众的确定:内容定向、行为定向、技术定向。通过内容定向,选择与广告页面最匹配的正文页面推送广告;在行为定向中,根据用户兴趣属性提供相匹配的广告;技术定向则可以实现地域、时间、天气、频次、浏览器、OS和URL等方面的精准投放。
因为悠易互通的所有产品全部基于庞大的数据库资源,悠易互通的发展理念有了新的定义――“中国受众网络”。
全案解决方案
“目前的广告网络市场还未完善,我们很希望和业界同行一起。将整个产业做强做大。”刘俊丰说。悠易互通目前拥有2.3亿的庞大鲜活数据库,为了保证样本的活跃度,悠易互通固定每周进行更新,如果用户在一周内没有达到浏览标准。会直接被剔除出数据群。另外,搜索引擎、云计算、SVM等技术是悠易互通领先同行业的技术保证,如果没有搜索引擎那所有技术都不能实现。即便建立起搜索引擎,接下来还需要建立一个优秀的服务器去解决数据存储问题。最后是利用搜索和用户数据形式高效的并行运算。庞大的数据库和先进的分类管理工作成为悠易互通获得成功的基石。
刘竣丰一直坚信互联网广告一定会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因为对于广告主和媒体来说,最划算的还是CPM。他这样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从广告投放原理上讲,一般的广告投放流程是先确定广告投放目的,接下来确定目标人群,最后,传统思维通过投放哪些媒体覆盖目标人群,而悠易互通则可以跳过了寻找媒体这一环节,直接将广告信息投放给合适的人。
具体操作是,先确定广告主想要传递的信息,然后悠易互通会对广告主信息进行分析,比对数据库中相关人群属性,锁定目标受众,直接对其进行广告投放,使广告效果明显提升。最后在结案报告的时候,其他家互联网广告公司只能提供PV、点击、CTR这些常规的数据,而悠易互通基于其庞大的数据库及先进的技术支撑,还能为客户提供目标受众的兴趣属性,简单说就是某品牌的目标受众还对什么其他信息感兴趣,为客户的下轮广告投放提供智力支持,这种增值服务,目前只有悠易互通做得到。
悠易互通能够为客户提供六大产品线:受众调查、创意测试、整合媒介计划、广告定向投放及优化、客户关系管理的端到端。这六大产品线结合起来,可以为广告主提供一体化的整合营销解决方案。体系化的服务为客户带来体系化的价值。这些产品的有效结合,给浮躁的产业市场带来强有力的冲击,悠易互通相信,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只有有真材实料的企业才能最终存活下来。
选择不浮躁
如今,行业对本土独立设计公司的态度、看法,都有了本质的变化,与早期相比,他们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车企的认可。相对于车企自身设计而言,独立汽车设计公司更能够跳出车企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设计。他们更容易带来不同车企的文化并加以融合,从而更容易创新。而且他们的思维更活跃、更关注汽车前沿科技,与国外汽车设计公司相比,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更深入、更实际……而且,从设计质量、时间节点、设计成本等方面来讲,外包给本土独立汽车设计公司也更容易控制。基于以上优点,很多车企已经越来越愿意将包括正向开发在内的设计项目交给独立汽车设计公司来做。这一点从很多设计公司近年来业绩的快速发展就可见一斑。
那么,为什么最近会出现本土独立汽车设计公司的动荡并引起大家对整个行业的担忧呢?或许看看几家典型独立设计公司的发展之路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上海同捷 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最大的一家独立汽车设计公司。在2008年前后,同捷开始有意向整车制造领域拓展。2009年,同捷高调携其设计的四驱跑车S11正式宣布进军国内超级跑车市场。值得关注的是,同捷在圆自己“跑车梦”的过程中变得十分“醉心”于资本运作。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引入创投、产业资本,同捷把自己推入了一个股权结构非常复杂、股东利益很难平衡的境地。同捷在实现梦想之路上目标发生了重大偏离是其梦想破灭的根本原因。仅仅从同捷被并购来对独立汽车设计公司的行业前景做预测似乎过于牵强。
北京阿尔特 成立于2003年,是目前国内营业收入最高的独立汽车设计公司之一。2006年前后,阿尔特的业务从整车设计拓展到动力系统研发。2008年前后,阿尔特顺应汽车行业发展潮流,开始对电动汽车及其零部件进行研发并寄予厚望。但近几年,阿尔特高层之间似乎分歧严重,总经理已经离职。不仅如此,阿尔特近期的战略也很难让人看懂,似乎开始热衷于跑马圈地、快速扩张。2011年在成都投巨资设立了比本部还要大的“旗舰店”,试图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设计数据库;宁波、武汉等子公司也在2011年前后纷纷开张。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汽车产业全面复苏尚待时日之际,这种扩张是否理性确实值得商榷。
苏州奥杰 成立于2003年,和前两家设计公司相比,奥杰的品牌知名度似乎不是很高。2007年,奥杰建立了行业内唯一一家专业汽车门户网站,通过网站积累来自终端用户的第一手用车信息。2008年,奥杰根据自身的工程设计优势发展了一家工业子公司,主要业务是汽车轻量化和节能产品、系统集成产品研发生产。2012年奥杰员工达580人,营业额超亿元,在设计行业已然处于第一梯队。
1.未来之路计划的目标未来之路战略计划共有三个方面的总目标:一是提高学前教育的参与度。该目标包括提高学前儿童的入园率、增加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机构和加大学前教育资金的投入和持续性。二是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该目标要求增加具备教师资格的师资数量,通过制定政策与法规加强对父母和家庭主导教育机构的支持。严格《课程纲要》的执行力度,在教育和学习实践中提高教育质量。三是加强学前教育机构与其相关机构的合作。一方面涉及到幼儿园与家庭、小学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主要目的是提升0~8岁儿童教育的连贯性,为儿童、家庭提供更加综合的学前教育服务。
2.未来之路计划的内容(1)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学前教育参与度。为提高学前儿童的入园率,新西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学前教育资助计划,主要包括“公平基金计划”(EquityFunding)、“促进学前教育参与计划”(thePromotingECEParticipationProject)、“学前教育酌情补助金计划”(theECEDiscretionaryGrantsScheme,简称DGS)、“建设基金”(EstablishmentFunding)等。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教育部设立了“激励津贴”(IncentiveGrants)、“学习津贴”(StudyGrants)、“新西兰教学奖学金”(TeachNZScholarship)等资助计划。[4]计划的实施主要是为了扩大学前儿童的参与度,尤其是提高处境不利儿童的入园率。如“促进学前教育参与计划”最开始是为了缩小新西兰少数民族儿童与欧裔学前教育参与度上的差距,后来逐渐扩展到学前教育参与度较低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的家庭。仅2004—2005年度就签订了25个“促进学前教育参与协议”,共拨款122.7万元(新西兰元,下同),实现让1223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目标。[5]而“公平基金计划”主要面向所有注册的公立幼教机构,目标是减少各群体学前儿童之间的教育差别,消除弱势群体儿童参与学前教育的障碍,实现教育的公平。此基金计划主要针对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之一的学前机构进行资助: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区,招收特殊儿童或非英语背景儿童,属非英语语种的机构,地处偏远地区。每个条件都有相应的测算指标。为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的参与度,新西兰工党政府2004年宣布实施“20小时免费计划”,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将为非盈利性质的、合格注册教师的学前教育机构中所有3~4岁的儿童提供每周20小时的免费学前教育。2008年5月,计划扩展到盈利性学前教育机构。2010年7月,该计划又将游戏中心和语言巢的5岁儿童也纳入其中。[6](2)规范学前教育机构标准,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新西兰通过一系列法规制度来规范学前教育机构。2008年启动了学前教育监管系统,该系统出台了不同的机构标准和规章制度,用来规范各种类别的学前教育机构,内容指标涉及到课程设置、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和管理机制等。教育部计划在5年内重新认定所有的学前教育机构,如果评估合格,政府将给予资金补贴,如果不合格,教育部将颁发一个为期18个月的过渡性执照。[7]新西兰教育部为了促进学前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于2003年7月实施了学前教育创新中心项目,该项目从2003年7月至2009年6月共实施了5个阶段。每一阶段教育部都要根据不同的任务从注册的教育机构中选取正在进行创新教学并实施国家课程的机构作为改革中心,每个参与该项目的学前教育机构都有自己的创新特色。(3)建立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增加合格注册教师数量。2002年,新西兰成立了教师协会,代替教师注册委员会负责合格教师注册工作,加强教师的资格认定和管理。该协会2005年颁布了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并要求所有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师只有经过培训合格后才能在此协会注册,也才有资格上岗。新西兰学前教育十年规划的目标是:到2007年12月31日,幼儿园和教师主导式学前教育机构要有50%的员工拥有由新西兰教师协会颁发的幼儿教师资格证书。2010年,要有80%的幼儿教师成为注册教师,2012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00%。[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西兰政府针对不同情况的教师,实施了不同类型的资助计划,如“激励补助金”、“学习津贴”、“新西兰教学奖学金”等资助计划。如“激励补助金”是用来激励幼儿教师申请教师资格证书。申请合格者每年可获得2094元,3年半最多可获7329元。“新西兰教学奖学金”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的,通过比较学生的学术成果、学籍信息等对学生进行筛选,符合标准并愿意选择学前教育的学生除可以免交学费外还可以获得1万元的津贴。[9]以此鼓励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从而提升学前教师的素质。(4)加强家园合作,提高家长参与学前教育的能力。为了加强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之间的合作,2006年2月,新西兰教育部和社会发展部共同实施了“学前教育父母支持和发展”项目。该项目充分发挥父母的优势,实现他们对儿童的有效教养,提升弱势儿童家长的参与程度,引导弱势儿童的父母能够融入广泛的学前教育系统中。项目首先选取了8个学前教育机构作为试点机构,第二次又选入10所机构,被选入的学前教育机构要与教育部签订三年的合约,为偏远地区和特殊需要儿童和家长幼儿提供支持和帮助,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为了有效衔接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中的教育,教育部专门为家长开设了网上专栏,向家长普及学前教育的相关知识,如学前教育机构的类型、课程内容、选择学前教育机构的策略、学前教育的优惠政策等。2007年5月,教育部向儿童家长免费提供《学前教育合作手册》,内容包括育儿建议、教育信息等,鼓励家长协助幼儿学习。[10]
二、未来之路计划的主要成绩
未来之路计划实施过程中,新西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项目来保障计划的实施,并且使学前教育有了良好的发展。主要成绩如下:1.学前儿童的入园率显著提高未来之路计划的实施迅速增加了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从而提升了学前儿童入园率。在未来之路实施的十年中,新西兰每一年学前儿童入园率都保持一定的增长。2012年计划完成时,新西兰学前儿童的总入园率达到95%,比2002年增长了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学前儿童的每周在园时间也逐步增加,3岁以上儿童每周在园时间由2002年的14.3小时增加到2012年的21.1小时。2岁及以下儿童每周在园时间由2002年15.8小时增加到2012年的20.4小时。[11]2.合格注册教师的比例不断提升为了增加合格教师的数量,提升注册教师的比例,新西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既关注了职前教师的教育质量,又重视了职后的教师培训。在新西兰政府一系列措施的激励下,新西兰注册学前教育教师和合格教师的比例得以提升。据调查数据显示,新西兰合格学前教育教师所占的比例由2002年6月的48.6%上升到2012年6月的71%。而注册学前教师的比例也由2002年的35%提升到2012年的73%。[12]3.0~8岁儿童学习效果良好未来之路计划加强了学前教育机构与社区和小学的衔接与合作,维持了0~8岁儿童在教育上的连续性,并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据调查发现,0~8岁儿童的各项发展指标均有明显提高,在阅读方面,有40.4%的儿童达到了国家标准的要求,有35.9%的学生甚至超过国家标准。在数学方面,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的儿童分别是50.5%和21.8%。而在写作方面,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的儿童则分别为50.8%和17.2%。以上数据显示,学前教育机构与社区、小学之间的合作计划开展顺利,效果良好。4.父母参与儿童学习与评价的机会增多通过加强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的合作,未来之路计划让更多的家长参与到儿童的教育和学习中来。2006年的“学前教育父母支持与发展”项目,在两次试点的18个机构共与2246名家长进行了合作。家长通过参与这个项目增加了教育儿童的知识与技能,增强了对社区的自我归属感,形成了社会支持网络。家长素质的提升使其能为儿童创设积极的家庭环境,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参与项目的学前教育机构来说,既提升了机构的目标意识和服务能力,又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能力。5.提高了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未来之路计划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水平。例如通过“促进学前教育参与计划、公平基金计划”等资助少数民族中弱势儿童,提高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参与程度。通过教师教学金计划来激励弱势群体中注册幼儿教师的数量,通过制定学前教育机构标准来提升弱势群体学前机构的质量。以上政策的落实和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水平。以太平洋岛屿裔的学前教育发展为例,从2002年到2012年,入园率增加了7.7%,注册教师的比例提升了48%,执照豁免式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由133所下降到48所。
三、未来之路战略对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启示
我国目前学前教育所存在的普及率不高、教育质量不均衡以及学前教育机构参差不齐等问题,与十年前的新西兰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新西兰未来之路计划给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许多启示。
1.研制托幼机构评价标准,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既要追求教育机会公平,更要追求教育过程公平。如果没有基本的质量保证,入园机会对幼儿的发展来说意义不大。[13]要想保障学前教育机构的质量,就要研制一套科学可行的学前教育机构标准,用来评价和规范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行为。我们可以借鉴新西兰的三级监管框架对我国学前教育机构进行监督和规范。我国目前的学前教育机构中民办机构占了半数以上,由于没有统一的国家专业标准来规范导致质量参差不齐。目前我国仅有20世纪制定的部分单项标准,如《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玩教具配备目录》、《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这些标准内容单一、不系统不全面。因此我国应尽快研制各级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的国家标准,对现有的学前机构进行审核和监督。国家标准的内容应该包括基础设施、课程内容、师资规格、健康安全、教学管理等。政府及学前教育主管部门要定期参照标准对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审查,以确保学前教育质量。对于合格的园所要分出级别,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园所要分批次限期整改,到期达标的正常营业,仍然不达标的要强制关停。但妥善安顿好幼儿的园所流转,避免因此造成大批儿童失去学前教育机会。
2.实施灵活的教育资助计划,提高弱势儿童入园率制约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经费问题。当前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是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状况更加严重。新西兰政府在未来之路计划中的学前教育资助措施,成功提高了学前教育参与度。我国学前教育可以借鉴其经验探索学前教育资助政策。对于我国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机构数量不足、质量差的现状,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专项资金,进行实地调研。没有学前教育机构的地区新建一批合格的学前机构,对于原来已有的不合标准的园所进行改建,确保每一个乡镇至少有一所符合国家标准的学前教育机构,让儿童有园可上。对城市的学前教育机构可以学习新西兰实施“公平基金计划”。通过制定一系列标准对学前教育机构进行测评,对于接受低收入家庭儿童或者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机构实施免税或者财政资助政策。另外可以探索对于农民工子女及城市弱势群体进行现金、教育权等多种方式进行资助的政策,以确保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参与度。
3.加强教师教育和培训,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新西兰实施的“教学奖学金计划”值得我国效仿。我国的免费师范生计划虽然也能鼓励学生从事教师职业,却难以保证质量。可以对有志于幼教事业的优秀学前专业学生进行资助,通过《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进行考核,对于达标优秀的学生减免学费。这样就能吸引比较优秀的学生从事幼儿教师职业,从源头上保证了学前教师的质量。教师职后培训也是提升专业化水平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幼儿教师培训的效果低下、流于形式、缺乏系统规划等问题,我国教育部门的培训政策应探索教师培训的整体规划和培训模式,重点考虑年轻教师、转岗教师以及低水平教师的培训策略。改变以往只重视“骨干教师”的培训观念、低水平重复培训的形式,切实提高我国学前教师的专业水平。
【关键词】工业4.0 东莞制造业 机器换人
所谓工业4.0,是基于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的划分。按照目前的共识,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慧化时代。它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并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
“工业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布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工业4.0”项目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智慧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慧生产”,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三是“智能物流”。实质是实现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高度集成。
通俗地讲,这意味着未来工业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智能通道。机器不再需要人工操作,各种智慧设备将被内置在从原材料到生产再到运输的各个环节当中,云技术将把所有的要素都连接起来,生成大数据,自动修正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这对传统的制造业将是巨大的冲击。在世人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产品的风靡全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幻。然而,中国制造业辉煌的背后却是沉重的付出、畸形的结构和较低的回报。整体来看,制造业资源消耗大,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而近几年制造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又在逐渐丧失。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到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
东莞,一个倍受争议而制造业又空前发达的地方,常常是制造业大国的一个样本区域,但凡任何有关制造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在东莞找到分析样本的一块区域。而一向被视为“中国制造”样板的“东莞制造”正在经历第N次“企业倒闭潮”传言。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东莞制造业集聚缩水。2014年又相继发生了为苹果代工的万士达倒闭,联胜等企业搬走、关停,微软关停原诺基亚东莞工厂等事件,从2009年到2015年,据某协会内部统计,东莞有超过4000家企业倒闭。这一轮倒闭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倒闭潮有着本质的区别。2008年,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倒闭,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缩的影响,属于市场原因,这一轮的倒闭,更多的是产业因素,即传统代工类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那些自身运营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又没有品牌和技术的代工类企业,正在退出,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未来几年的东莞制造业将会发生如下几点变化:
(1)外资将持续看空中国制造,规模化制造业将持续缩减规模及数量。除了欧美资本的回流,台资及港资本就是低端制造的始作俑者,将会大批量倒闭。外资的撤离带来的是配套企业的大量倒闭,比如合俊玩具的倒闭或者金卧牛的倒闭,都连带拖累数百家供应企业或倒闭或缩减规模。
(2)企业的数量将大幅增长,但制造业的规模将大幅缩小。制造业的小微化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3)出口受阻。内需持续扩展,东莞获益不多。企业小微化将压低制造利润,国内工资将持续上涨,消费能力有所增加,因为产品价格的再次下探,将令消费能力提升,所以国内需求会有一定程度上涨,但东莞制造得益不多。
(4)企业转型难上加难,东莞的大多数公司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部分是低端制造,未来公司小微化会进一步阻止创新能力。
尽管制造业危机重重,但创新产品仍然面临着大的机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应用互联网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成为国家重中之重的战略部署。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东莞市政府2015年一号文《关于实施“东莞制造2025”战略的意见》,提出了未来10年间提升制造业的“东莞制造2025”战略。东莞将以实施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制造、优质制造、集群制造、绿色制造等“六大工程”为抓手,到2025年,实现从制造业大市向制造业强市的转变。制造业是东莞发展的根基、特色和优势所在。但与此同时,东莞制造业主要位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存在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薄弱、产品利润较低等问题。为此,东莞抢抓机遇,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率先探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莞制造业受到了一定冲击。人民币升值压力、工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渐趋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业的生态土壤。外部营商环境一直在急转直下。当年,他们赖以生存、藉以壮大的人力成本、特殊优惠政策等优势眼下却成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东莞制造2025”战略一个重要的创新性举措是加速开启“机器换人”时代。东莞的计划是,用机器替换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机器换人计划”。去年下半年,东莞正式提出“机器换人”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两会期间,广东唯美陶瓷高调携手小米,率先推动“机器换人”的大朗毛织产业也在向“淘工厂”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东莞已投入38.65亿元帮助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直接减少用工约3.1万人,平均产品合格率从89.3%增加到96.6%。实际上,企业实力的限制也是能否进行“机器换人”改造的关键条件。东莞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的趋势越明显,调研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企业实施“机器换人”的最大障碍是资金问题,未开展“机器换人”的150多家抽样企业中,有近半数是因为所需资金多而暂缓。机器换人,并非适用于每个企业。一些曾经在鞋企工作的人士称,国外的一些订单看重的往往是中国人工背后的工艺,“有些制作工艺是没有办法用机器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