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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载有一番晏子与齐侯的对话。齐侯问晏子:忠臣应当怎样侍奉他的君王?晏子答:不为君王的灾难而死节,不为君王的流亡去护送。齐侯大惑不解,晏子于是说: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君王就不会有灾)怎么会因君王落难去死呢?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吸取,(君王就不会流亡)怎么会因君王流亡而去护送呢?忠臣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是与君王共陷于灾难之中。王充在《论衡・定贤》中,引述了晏子与齐侯的这番对话之后说:“大贤寡可名之节。”我很想套用王充的这句话说:大德寡可名之孝。
何平确有“可名之孝”。早在读小学时,何平就每天放学后去花炮厂打工,回家后干家务、做功课,常忙至深夜,就这样读完了小学,读完了中学。然而,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本来是不该让这样一个女孩,用她稚嫩的肩膀扛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而且年复一年,艰难地走过了这段漫长的岁月。她本来也该有金色的童年,温馨的梦乡。
何平确实有“可名之孝”。就在数月之间,父亲突然脑出血中风,手术费需要数万元。弟弟先天性心脏病突发,智障的妈妈又从医院出走。有报道说:当时在读高三的何平,几近崩溃。她四处奔波筹钱,各方寻求帮助,父亲和弟弟方才得救,这个本来十拿九稳地可以上北大、清华的“尖子生”也终于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然而,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本来是不该让一个正在花季的少女,费力四处奔波“筹钱”的,其中包括募捐乞讨;本来是不该让一个面临高考的学生,分心各方寻求“帮助”的,这是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多不堪。恰恰相反,没有“我们这个社会”,何平未必能够挺得过来。包括政府、乡邻、医院、学校以及慈善机构,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的支撑,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何平的“可名之孝”又使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离《礼记・礼运》中提出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样的特困家庭,本来应该早就进入政府、残联、福利机构与慈善机构的视野而使之主动援手的,无须一个女孩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处在去“寻求”,去“奔波”,去“争取”的状态之中。对于何平这样的特困学生予以特别的支持,难道不比以重金奖励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更为有益?值得称道的倒是何平的学校与老师,他们对于带着一家人上学的何平的帮助,就会主动而且切实得多。我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有关方面,都能如此急人之急,主动援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社会机制与社会氛围,何平能有那么多的“可名之孝”吗?
北京有一位名叫窦珍的老人,从2002年起,连续11年,几乎每一天,都带着自己的扫帚、簸箕和抹布,义务清扫“连心桥”,老人也因此而被人们尊称为“扫桥爷爷”。不久前(2013年11月25日),这位87岁的“扫桥爷爷”从桥上坠下身亡。老人的事迹确实相当感人,北京市民纷纷前往“连心桥”献花悼念,当地的志愿者服务队,也因此而更名为“窦珍志愿者服务队”。然而,在窦珍老人11年义务扫桥的同时,“连心桥”的管理方究竟是谁始终是谜。与此有关的三家单位均称“连心桥不属于本单位管理”,而且各自都很有理。倘若没有这种互相推诿,倘若没有这种没完没了的“踢皮球”,早已在耄耋之年的窦珍老人也无须不管是风霜雨雪还是高温烈日每日上桥尽义务,甚至不至于会从桥上坠下身亡,依照前例,这可称为“大德寡可名之义”。
一、知识方法的呈现点
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是数学教学的最基本素材,是构建数学大厦的基石.数学教学首先是知识和方法的教学.教师钻研教材时,首先要明确列出教材中涉及的知识点和方法点,进而采取切实措施,引导学生掌握这些知识和方法.如“数列的概念及表示”一节要明确如下知识和方法:数列的定义、数列的通项公式的概念、数列的常用表示方法、数列与函数的关系、递推公式的理解、观察(归纳)法确定数列的通项公式等.
二、再现过程的探究点
“突出过程教学”是新课改的核心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高中数学课程应力求通过不同形式的自主学习、探究活动,让学生体验数学发现和创造的历程,发展他们的创新意识.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设置适合学生自主探究的素材,放手组织学生参与探究活动,在探究活动中获取新知,提升能力.一般来说概念的归纳抽象(如平面向量坐标的概念的建立),解题方法的探索(如错位相减法的来源),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如椭圆第二定义的推导)都可以作为学生的探究素材.
三、新旧知识的联结点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明确建议:教学中应注意沟通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通过类比、联想、知识的迁移和应用等方式,使学生体会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感受数学的整体性,进一步理解数学的本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教师钻研教材时,教师要特别关注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准新旧知识的连接点,在把握新旧知识联系的基础上,组织课堂教学,帮学生建立完善的认知结构.
可以在新旧知识的连结点处设置问题,创设问题情境.如学习双曲线的简单几何性质前,学生已学习了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初步掌握了通过曲线方程研究曲线性质的基本思想方法.教学“双曲线的简单几何性质”时,可先引导学生回顾如下问题:我们是从哪些方面研究椭圆简单几何性质的?这些性质分别是怎样研究的?分别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也可以利用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类比旧知得到新知. 如通过如下问题引导学生由样本数据的均值得出随机变量的均值的概念.
问题1:求1,1,1,1,2,2,2,3,3,4的均值.
列出■=1×■+2×■+3×■+4×■.
问题2:如何用概率的视角解释上述算式中的■,■,■,■?
问题3:类比上述均值的算法,已知随机变量的分布列,你能否得到其均值的算法?
四、理解教材的关键点
“打蛇找七寸,钻研教材抓关键.”何谓教材的关键?教材的关键是指对掌握某一部分知识或解决某一个问题起决定作用的知识或思想方法,它往往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突破口.掌握并抓住了关键,教学就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有效.例如,学好数学归纳法,关键是在“奠基步”的基础上,理解为什么可以假设n=k成立,从而推出n=k+1成立的道理.钻研教材时,应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学生理解好这一关键.
五、因材施教的分层点
因材施教是教学的最基本准则.《普通高中数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高中数学课程应具有多样性与选择性,使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正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使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钻研教材时,除了制定面向全体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措施以外,还要针对不同的内容和学生实际,制定不同的要求和措施,以切实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如学习算术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不等式,基本要求是掌握二元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关系定理,但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可鼓励他们研究三元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的关系,并给出证明. 对这一问题,教学大纲不要求学生掌握,但学有余力的学生若能对此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不仅可以体验研究的乐趣,培养研究的能力,也可以对二元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关系定理有进一步的认识.
六、学生学习的困难点
学生实际,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只有切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才可能是有效的教学.教师钻研教材时,要善于换位思考.站到学生角度分析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而采取切实措施帮学生解决这些困难. 如学生解决等比数列问题时,常由于忽略定义中的隐含条件(a1≠0,q≠0)或忽略前n项和公式Sn=■的适用范围(q≠1)而致错,教学这类例题时,就要引导学生首先关注定义中的隐含条件和公式的适用范围,养成缜密思维的好习惯;再如解决求轨迹问题时,学生的难点是找不到动点所满足的几何条件.讲解这类例题时,重点就应放在指导学生发现几何条件上. 为此可以通过组织合作交流讨论等形式,从多角度探求几何条件.
七、形成技能的训练点
数学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引导学生获取知识、形成技能、提升能力.组织技能训练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钻研教材时,教师要结合课程标准对教学要求的界定,合理确定训练点,并配以适量的训练素材,采取恰当的训练手段,以切实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达到提升技能的目的. 如“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一节是不等式的重要内容,运用这一重要不等式(以下称为“均值不等式”)可以解决许多求函数的最值问题. 高考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但对这一类问题,教材中并未给出具体的例子,教材上的训练也不够,为帮助学生掌握这一类问题的解法,教学中有必要设计以下一些例子.
例1.已知m>0,求函数y=6m+■的最小值.
例2.设0
例3.已知θ∈(0,■),求函数f(θ)=sinθ+■的最小值.
例4.求函数y=■(x≥■)的最小值.
例5.已知正数a,b满足ab=a+b+3,求ab的取值范围.
例6.已知x>0, y>0,■+■≤a■恒成立,求a的取值范围.
其中例1、例2是基础题,主要帮助学生体会用均值不等式求函数最值的基本方法;例3主要提醒学生应用均值不等式求函数最值时,一定要注意等号成立的条件;例4主要引导学生掌握通过适当的变形(直接化为部分分式或换元后化为部分分式)借助均值不等式求分式函数最值的基本方法;例5,例6是均值不等式的综合应用.
八、开发课程的拓展点
课程开发能力是新课程理念下,数学教师的必备能力之一.数学教师应重视在钻研教材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拓展和引申,使数学教学内容更厚实,学生收获更大. 如学习函数的奇偶性时,可对函数的对称性进行拓展,研究函数的互对称和自对称问题;学习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时,可引导学生在教材基础上系统探究两类特殊数列的有趣性质.
九、联系实际的应用点
数学来源于实际,数学服务于实际生活.“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为切实将这种理念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善于将书本上的数学知识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揭示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设计适当的实际问题,鼓励学生用所学数学知识予以解答. 如教学“等比数列求和”时,让学生调查解决分期付款问题;学习完“分期付款中的有关计算”后,安排学生到房产公司及银行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数据分析,通过详尽列式计算(利用高一数列知识及解方程知识),解析还贷过程中的每一步骤,了解购房者在还贷过程中的账目细则,以及房产公司和银行在其中的赢利情况,从而对此实际生活中的常见经济事件有进一步的数学上的正确认识.
再如,学习导数时,引导学生探究为什么易拉罐做成圆柱形而不做成其他形状. 学习概率后,让学生计算各种彩票的中奖概率,让学生研究抽签先后是否公平. 学习双曲线定义和方程后引导学生解决确定爆炸点问题.
通过具体问题的解答,学生必能更好地领悟数学思想和方法,进一步认识数学的巨大应用,其学习数学的热情必然更加高涨.
于1969年革命性地提出“定位”理论的全球知名营销战略大师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于日前到访中国,以“中国企业如何转变增长模式”为主题为中国企业讲授了他的经典理论与实践,即企业“战略定位”之道,为中国企业从“产品经营”走上“品牌经营”的战略转型之路指明了方向。
准确定位是关键
厚德战略定位培训公司总经理邓德隆对中国企业的制造力作了精彩的概括。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也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比如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制造大国,还不是一个品牌大国,中国的机电产品的产量达到了全球的70%。“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品牌,所以销售额只有全球的30%,利润只有全球的1%。”邓德隆不无感慨地表示,“但是大家去看苹果公司的iPhone,全球的销售量只占1%,它的利润规模却占全球手机市场的20%,这就是一个品牌对于企业如何实现更好的增长带来的益处。”
“我本人还是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的增长,但这不是中国经济潜力的全部,中国经济潜力至少还有两大部分是需要增加效益的。”邓德隆表示。但是在未来增加效益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走怎样的道路,选择方式至关重要。
而“定位”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可以为企业进行品牌营销的全方位调整,可以通过提升效率实现企业效益巨大的提升,从而使企业从优势出击,占据良好的市场定位。在西方被誉为“效率的第三次大革命”的“定位的革命”,从此引发了全球的讨论热潮。
在“定位理论”中,特劳特强调只有在心智中才有可能寻求与众不同,特劳特认为一个企业最好是先从心智中发现可能找到的定位不同,通过自下而上或者由外而内的方式来设计企业,否则社会的资源就会被浪费。
对于特劳特的“定位”理论,许多中国企业家都非常有感触。这就不得不提及在特劳特战略定位指导下获得品牌迅速提升的王老吉公司。“其实王老吉并没有比他的竞争对手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王老吉在每瓶饮料的投入费用上比竞争对手还要少,但是他投对了地方。”邓德隆表示,“定位理论告诉企业家的是不要关注利润最大化,而要关注定位最大化。”
与会的诸位中国企业的领导,如燕京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劲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连进、乌江榨菜集团营销总裁何平、香飘飘食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蔡建峰,以及东阿阿胶总经理秦玉峰,他们作为与特劳特合作愉快的企业家代表,发表了精彩演讲。
李福成表示曾经几次和特劳特先生探讨商战理论,对定位理论理解深刻。“特劳特讲的商战理论总结了四种基本‘战法’,包括战略防御战、进攻战、侧翼战和游击战,他讲不同的企业要有不同的选择。”李福成表示,“拿我们燕京啤酒在北京85%的市场份额来说,我们面对的是国外几十个品牌的‘进攻’,包括大中型的中国国内品牌的轮番‘进攻’,燕京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其实燕京本身四种战术都有,如北京打防御战、山东打游击战等。”
劲霸(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连进则从企业自身产品定位谈了自己的看法。“特劳特先生的一本书中提到赛马,成功的关键在于你能否骑上一匹好马。”连进表示,“中国有一个成语叫马到成功。劲霸成功的第一步就是骑上了一匹好马,这匹好马就是夹克衫。”
差异化取胜
论坛中,特劳特以《实现差异化的九大方法》为主题展开精彩演讲,必全新的视角向企业家详解战略定位之道,案例顺手拈来、语言风趣幽默,令在座的嘉宾和企业家无不记忆深刻。“当今世界是一个传播过度的社会,产品激增,竞争残酷,消费者面临太多的信息和选择,企业唯有让自己的品牌进入消费者的心智并占据一个独特的差异化定位,才能赢得顾客。”特劳特表示。
怎样实现差异化,却并不容易和简单。通过“价格”、“顾客服务”、“口号”建立差异化,这是许多企业惯常的错误做法,特劳特从自己40多年战略定位实践中开发总结出来企业实现差异化的九大方法,即“成为第一”、“新一代”、“领导地位”、“特性”、“制作方法”、“传统”、“最受青睐”、“专家”和“热销”等。
在我的梦里,一直有一个模糊的画面:悠悠流水缓缓穿过城镇,乌篷船轻轻荡过水面。河两岸是青石板铺成的道路,一家家茶楼,客栈,货行随意坐落在两岸,缕缕炊烟从客家楼房上飘出。傍晚时分,独自一人登上高楼,推开古老的窗儿,捧上一杯花茶,伴着轻缓的音乐,望着窗外夕阳陌陌,流水悠悠,吟几句“春花秋月何时了”;或相约几个挚友,走出古城,在田野望着繁星点点,以灵山为枕,以秀水为弦,赋广陵之仙乐,操伯牙之妙音。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多么令人魂牵梦绕。
只是,我知道,这仅仅是个梦而已。试问如今的城市在哪还能看到清澈的流水穿过城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然而,有多少古人曾欣赏过的美景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还能再现呢?也许曾有些地方,虽不能称得上世外桃源,却也能说是风景如画,有那么几丝韵味。
一直向往着,向往着只身前往大西北,在朔风呼啸中追逐那消失千载的驼铃声;一直向往着,向往着能够独下莺花烟雨的江南,在月光盈盈风拂芭蕉的夜晚,漫步在退思园的小径上,贪婪地呼吸着远风吹来的檀木花香;一直向往着,向往着独自一人泛舟于赤壁之下,赏“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直向往着,向往着……立于常年断流的黄河边时,除了满目的干涸和河床爆裂的褶皮,除了缺水的焦渴和嘴唇的干燥,纵然我们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难以见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还有谁能够从那断流的河水中打捞起一千多年前李太白心中的那份豪迈?再过几百年,孩童们是否会得出“文学就是撒谎和胡扯”的定论呢?
童年的记忆中,时常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等诗句在脑海中盘旋。可如今,校园里还飘荡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朗朗书声,而那里却已是秃山裸岭,雀兽绝迹;一边是常年流水如丝的瀑布,一边还在吟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本已经荡然无存的意象,在现实中难以找到任何参照和对应,却硬要晚生们在其中抒情陶醉一番,这是何等的荒唐,又是何等的悲怆!
是否还记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当我们抚摸《诗经》的同时,内心除了对美的深切感受外,更多的是一份莫名的恐惧与冰凉,疼痛与战栗。我曾在傍晚时分站在长江边上,望着夕阳余晖,闭上眼睛,试图去感受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但却悲凉地发现这份意境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而如今阅读竟成了永诀与追悼!
滴滴答答,几滴泪珠滑过脸颊,滴落在地上,泪珠与地板撞击声发出如广陵散一般的绝唱,是为已逝的美丽而哭泣,还是为今后的世人感到悲怆呢?当曾经的繁星点点化为现在的霓虹灯;当曾经的踏雪寻梅、祝酒对歌变为现在的奢靡攀比、欲望涌动,我们该何处寻找当初的生活?
正值A股市场进入下行盘整时期,一份意欲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的文件不久前上报国务院。
这份文件即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其主旨在于赋予省级社保经办机构以投资自,引入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参与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投资细节仍存争议
所谓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是指根据中国现有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参保职工按工资8%比例缴纳的社保费累积形成的基金账户。根据制度设计,个人账户资金长期积累,待其未来退休后支取。这便对个人账户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了挑战。
截至2008年末,吉林、黑龙江、天津、山西、上海等13个省市共积累个人账户基金1100多亿元,基金规模未来仍将不断扩大。而近期正在全国10%的农村陆续推开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也将为参保农民建立一一对应的个人账户。未来若全面推行,账户积累额甚至有可能超过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其后亦面临巨大的增值压力。
面对基金贬值阴影,人保部在上述文件中给出了一个方案:让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承担委托人的角色,拓展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渠道,采取信托模式进行市场化的投资。
不过,该“办法”目前尚未获得国务院通过。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前投资环境欠佳,另一方面是诸多基本问题争议较大,还难见共识。决策层考虑到现在的市场情况,对是否放开市场化投资仍有疑虑。“办法”是否能够出台,具体基金管理模式最终如何确定,仍是未知数。
此外,由于“办法”的规范对象仅针对个人账户中地方财政补助资金,而非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资金作出整体性的安排,因此即便通过,也将仅是一个过渡方案。
“沉睡的基金”
据人保部有关官员透露,酝酿出台“办法”,首先是为了“规范个人账户基金管理行为”;同时,据《财经》记者了解,其中一项重要规定是拓展地方社保经办机构手中的基金的投资渠道。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投资细节仍存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个人账户陆续建立。但事实上,基金至今未能投入实质性的投资运营。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绝大部分地方的个人账户,均已被当地政府挪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由此形成空账。
为消除空账,偿还历史负债,本世纪初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注资,开展做实“个人账户”的国家试点。截至2008年末,已有吉林、黑龙江、天津、山西、上海等13个省市开展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共积累个人账户基金1100多亿元。人保部官员多次公开表示,各地将进一步做实个人账户,其基金数额还将扩大。
当前已做实的个人账户基金中,有中央财政的补助,也有地方财政“自掏腰包”的资金。在大多数省份的试点方案中,中央与地方的补助比例为3∶1。部分经济发达省市,如上海、浙江等,则并无中央财政补助。还有些地区,如江苏,则全部依赖于个人缴费,而无政府财政补助。
2006年12月20日,天津、山西、吉林、黑龙江等九个试点省份将个人账户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交给社保基金理事会委托管理,社保基金理事会承诺3.5%的保底收益率。此外,地方政府自筹的财政补助以及个人账户缴纳的资金,根据现有规定只能存银行、买国债。在某些省份,目前这笔补助资金其实仅纳入财政专户保管,每年只根据活期存款利息登记收益。
2005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的名义收益率仅为2.18%,加权通货膨胀率却为2.22%――这意味着养老保险基金不仅未能按制度要求实现保值增值,反而处于缩水状态。2009年初,全国各地的城镇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纷纷下调。以上海市为例,2008年度的记账利率为4.14%,而2009年度的记账利率则参照人民币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下降至2.25%。此时,人民币五年定期存款的利率是3.6%。
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放宽投资限制。由此,是否以及如何将基金置于市场化投资运营,始终是理论界和实践界探讨的重点,而上述投资管理办法也就应运而生。
“这个‘办法’,还是尽早出台为好。不能老不做,把钱空放在那儿。”人保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表示,现在开放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压力并不大,一旦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建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推开,个人账户基金增值压力将越来越大。“这个事很紧迫。”
下放投资自
根据人保部的设计,在投资模式方面,“办法”拟仿效企业年金,采取信托模式进行投资。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并不直接进行投资运营,而是作为委托人,选择社保部门认可的、具有资质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等角色分立,不同机构之间相互监督制约,以此保障投资的安全性。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投资细节仍存争议
至于资质的认定,初步确定为由社保部门对投资机构执行认证许可制度,规定投资机构量化标准,比如注册资本、净资产、展业期限、人员要求等,作为资质认定的基准。
此种模式,将在事实上赋予省级社保经办机构以投资自。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也将有机会参与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运营。
根据设计,方案拟允许银行存款以及国债之外的投资组合。比如考虑投资基金、金融债、公司债;并进行投资比例限制,实行比例监管,对不同组合规定严格的投资上限。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透露,具体的投资工具和比例,较企业年金还可能有所调整,股票等权益类产品亦在投资范围之内,但比例限制将更为严格。
人保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办法”必将拓展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渠道,但最终选择何种投资工具,仍留待决策层定夺。
在2009年9月28日的“中国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情况和住房建设成就新闻会”上,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也确认,针对已做实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管理问题,人保部已在前一阶段进行了重点研究。
他表示,当前,“我们需要把这个领域展得更宽。”
胡晓义透露,农村养老保险积累的资金以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都将进入保值增值、投资运营的领域,“我们准备做一个综合性的研究”。
操作细节悬而未决
虽然人保部对于个人账户投资已有初步方案,但胡继晔认为,“很多问题还没想清楚,当前的规定只能是试探性的。”他告诉《财经》记者,在投资主体与投资工具两个问题上,仍存较大争议。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投资细节仍存争议
目前,采取信托模式进行投资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委托人应当由谁来担当?“按道理来讲,钱是个人的,但是让每个人都来单独委托,是不太现实的,需要一个‘集合体’。”胡继晔认为,这个角色可以由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来承担,以避免制度的碎片化。“这样,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实际上是双重身份:它一方面是个人账户所有者的受托人,另一方面又是基金投资的委托人。”
然而,社保经办机构能否代表参保人的意志,仍有学者提出质疑。他们建议由企业、职工代表组成独立机构,扮演委托人的角色。但当前,此种模式的可操作性较低。
委托人之外,谁是受托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一些专家赞成由市场化的专业机构,如基金管理公司担当受托人,效仿企业年金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市场化运营的条件尚不具备,且要杜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的商业逐利行为,所以建议由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来承担受托责任。
不过,倡导后种模式的学者亦认为,重新建立起一套机构,不仅不现实,亦无必要。不少专家表示,当前比较可行的方案,还是将个人账户基金交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由其承担受托责任。
社保基金理事会相关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们尚未听说相关政策,亦未着手此类准备。但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接受地方省市的委托,实现个人账户基金的安全增值。
胡继晔强调,在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起步之时,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是可取的。“但是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本质是国家储备基金,不应该长期承担这样的功能。”
“从长远来看,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还是应由权益所有者来决定。”何平介绍说,在健全的金融市场中,理想的模式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委托投资公司,“当然也可以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等机构。”
具体到投资工具上,能否采用企业年金的投资套路,业内仍有不同看法。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强调,个人账户基金不能为了投资而投资。“这笔钱不是投资用的,不能背离制度的根本。它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够足额发放养老金就行了,不能一味追求高回报。”
褚福灵表示,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的原则应是“适度增值,安全投资”,需要以慎重的态度,稳妥增加一些低风险的投资渠道,其对安全性的要求必然高于企业年金。
中国的商业保险占整体医疗支出的比例不到3%,非常不成熟。除了缺乏成熟的税收优惠体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保险公司无法干预就医过程。公立医院是绝对主导的服务方,而且力量强大,尤其是三级医院,有患者数量和医生资源上的绝对优势。保险公司缺乏会员量的优势,无法和公立医院去议价,也没有办法和医院进行有效的数据互通,严密跟踪和管理整个就医流程。在这样的体系下,很多情况下保险公司只能被动理赔,对治疗方案、产品选择、医生的决策都无法做出干预。再加上中国医生的服务价值被严重低估,扭曲了医生的决策。因此,无论是医保还是商业支付方,在这样价格畸形的体系下,都无法避免医生的决定不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缺乏和服务方的深入合作,保险单纯靠自身的产品很难成长为一个产业。如果只做一个轻资产的“小保险”,不仅亏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永远也做不大。为了要平衡潜在的赔付可能,健康险只能将保费的价格调高,而一个高端保险的市场始终是非常小的,无法快速成长。
在当前的局面下,中国的医疗保险未来很可能不得不被逼去做一个整合的大保险产业。包括平安、复星在内的险资已经开始布局整个医疗产业,希望通过拥有自己的服务方来做突破口,和保险产品形成一条产业链。
这种试图打造服务和支付方闭环的模式在中国现有的服务体制下可能是逼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其好处是可以建立一个以服务为核心,有助于医疗控费的服务产业,并且通过这些公司其他板块的互补去形成整个医疗产业的利益,比如复星的医药,平安的其他保险产品、国寿的养老布局等。这样的模式类似打包,可能有助于降低单纯健康保险的风险。
但是,这种做“大保险”的模式也有风险。这是一种重资产模式,需要很长时间去布局。同时,服务方――医疗机构受到地域限制,要想快速铺开非常困难。而且对于保险会员来说,他们也会倾向于用一个开放的医院网络,保证灵活性。
从国外的例子来看,目前只有美国的凯撒医疗相对成功,成为整合医疗的典范。但凯撒的成功是以其完全局限于一隅来作为代价的,凯撒虽然在美国九个州有业务,但医院网络主要集中在加州并且整体的营收也主要来自加州。而另一保险巨头BUPA则选择最终在2007年出售其在英国的医院网络,只保留诊所等轻资产。
因此,对商保公司来说,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是需要做好深耕区域市场的准备,在布点的过程中尽量将医疗机构控制在一个区域内,而不是全国性的布点。这是做“大保险”要坚守的第一个原则。从这一点来看,目前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真的依从这个原则来进行线下医疗布局。当然,这与中国的医疗市场的现状有关,无论是购买还是新建,与地方政府的谈判是非常缓慢和异常困难的。很多公司都不得不选择能够快速突破的地区,而无法顾及整体的布局。但如果不能在区域进行布局,这就会导致医疗资源无法与保险真正联动,甚至连有限闭环的模式都无法展开。
其次,与其他板块的联动需要整体性战略。以平安的其他保险产品为例,庞大的寿险和产险用户都可能转化为健康险用户。但个险的逆向选择风险很大,如何规避可能的风险是一大考验。如果能够打包在其他的团险销售渠道中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受制于区域性市场的影响,联动效应可能不会太强。
最后,卫星诊所模式和有限闭环是发展方向。通过一个城市的大医院向基层去辐射,是打造整合医疗必须要做的,而且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医院是无法深入基层去获取用户并真正粘住用户的。整合医疗最主要的优势就是用户比较稳定,不需要每天获取大量新用户。因此,用户的粘性至关重要,而这就需要基层诊所提供优质的服务。但是,如果只有诊所而无医院,则无法真正成为一个闭环,因为基层只能看小病和慢病,大病还是需要大医院的技术能力。另外,由于用户的灵活性需求,这一网络必须尽早打开,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其他医疗机构。
【关键词】基础设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Rosenstein-Rodan(1943)、Rostow(1960)就认识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前提条件。Aschauer(1989)通过对美国1949—198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核心基础设施存量(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机场,电力设施等)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其产出弹性为0.24。而且他还发现l97l—l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Aschauer的这一结论立刻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就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基础设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本文的目的旨在对现有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众多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各种争论进行梳理和评析。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鉴于绝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献都采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上述文献本身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梳理文献;第三部分对国内外实证研究所取得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评述;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的进展
(一)增加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
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对一国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作用,研究基础设施的有效提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直接现实意义。目前有不少学者逐渐从政治制度角度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关注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最早从制度层面研究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代表人物是Hayek。他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当地民众,更具信息优势,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方面也更具优势,所以分权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沿着上述理论,我国学者利用各种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状况,并将这些指标加入计量模型中,使原有的计量模型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从而更加全面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军等(2007)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公职人员平均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每万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来度量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状况。其研究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傅勇(2010)构造了三个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用财政负担率和反腐败力度来度量政府治理指标,发现分权体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推动力,但非经济公共物品领域并不是分权体制的受益者。上述的文献因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丰富了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拓宽了基础设施研究的视角。
(二)改进指标选取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考察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本存量数据,只能借助于基础设施实物存量或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数据来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在选取基础设施指标时,学者根据基础设施不同性质分类,从统计口径里挑选代表性指标来反映这一类基础设施,而在这一过程中,学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王宇新、刘贵(2010)选择了运输线路长度(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民航航线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的几何平均数)、电力生产总量、邮路总长度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而卫生机构数作为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王若飞、王进杰(2007)直接选取公路里程、铁路运营里程、航空线路里程、电路交换机容量和电力装机容量作为基础设施变量。另外,还有不少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众多基础设施变量综合成一个指标以避免将各个基础设施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所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如王玺(2010)采用PCA方法将公路里程数、铁路里程数、内河行道里程数、电力消费量四个指标构建成一个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来反映基础设施存量。
(三)改进生产函数
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1970)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即把公共资本存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加入生产函数中。之后,许多学者使用生产函数考察基础设施资本对总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其中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研究最多。而C—D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替代弹性恒为1,但在不同的企业、部门之间,这种替代可能性是不同的,而C—D生产函数不能反映这种差异,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就是针对这一限制提出的。范九利等(2004b)建立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利用我国1981—2001年间数据,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且测算出我国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分别为3.3和0.848。
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C—D和CES生产函数,都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但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各种投入要素的技术进步是各不相同的,而超越对数函数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Eberts(1988)利用38 个都市区制造业1958—1978 横截面数据,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4;Wylie(1996)通过对加拿大1946—1991年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全部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高达0.52。目前国内关于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的研究还是空白。
(四)检验因果关系
在实证分析的结论中,也存在一些认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产出的正效应不能确定的观点。持这类观点者主要是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是由宏观经济产量的提高引起的。针对这一问题,王任飞、王俊杰(2007)分析了中国1952-2003年全国主要门类基础设施指标与总产出之间的协整及Granger 因果关系,表明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中,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居于主导地位。王宇新、刘贵(2010)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主要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文献研究结论
(一)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学者对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进行的经验研究始于李泊溪、刘德顺(1995),他们利用全国30个省级数据,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与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范九利等(2004a)利用1981—2001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4。范九利等(2004b)使用1996-2000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混合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9。通过范九利200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发现采用不同数据类型,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不一,却都能证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我国基础设施提供的政治激励
张军等(2007)、李一花、骆永民(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政治体制上垂直集中的模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激了发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财政分权是我国良好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解释变量。
(三)财政分权、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
李一花(2010)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集中表现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影响较小,财政分权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
四、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研究均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也有文献从制度层面经验分析我国基础设施的供给,为财政分权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但是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依然有完善之处:
(一)目前我国关于基础设施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是采用基础设施实物存量,而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研究较少
虽然范九利(2004)、姜轶嵩(2004)使用的是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但他们均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而他们估算的时间跨度较短,无法克服时间趋势特征,因而不能很好反应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
(二)缺乏基础设施对经济运行变量影响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由于使用了较为简单和不完全适当的研究方法或数据,其结果相对于后期研究结果,就会出现一些错漏和不一致。目前学者普遍意识到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关于研究基础设施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经济的文献较少,这是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希望后面学者可以探清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机制。
(三)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必须要先区分基础设施对经济是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
目前有许多文献通过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来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但是这一做法往往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是GDP核算的一部分,到底基础设施投资是扩大了社会总产出还是拉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必须严格区分,这样用基础设施投资来衡量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才有可靠的说明性。
参考文献:
[1]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第19卷2期.
[2]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级三要素CES 生产函数法估计[Z].经济论坛,2004(11).
[3]王任飞,王进杰.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7(3).
[4]王玺,蔡伟贤,姜朋.我国地方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J].财政研究,2010(10).
[5]张军,高远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
在我心中,陆毅与邓世昌距离太大,要说要他去演梅兰芳,我信。一想起当年《甲午风云》中那个顶天立地的邓世昌,我真的很难让陆毅与他划上等号。直到观影完毕,我在从心里说,陆毅把邓世昌演得是一回事。前些天我又碰到冯小宁,他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现如今的观众不知是用什么喂的,看武打看妖怪看家斗!怎么就不去关注咱的民族英雄!”
我安慰冯小宁,也由衷地夸赞陆毅和夏雨在影片中出色的表演。我一声叹息的是,虽然当下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是革命和历史,可《甲午大海战》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啊!冯小宁跟我说:“你知道吗?陆毅这小子根本就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上海奶油小生,这回他给我演活了一个能文能武的邓世昌。”
我说,看过片子了,陆毅演得不错。冯小宁急了:“岂止是不错,那完全是最佳!你太不了解他了!”
我乐了,不去跟冯小宁争辩,我了解冯小宁的脾气。我跟他合作过《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三部戏,他的电影都是玩儿命干出来的,但像他这样玩命夸演员的尚不多见。
其实,对陆毅我还是很了解的。
认识陆毅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屁孩儿,五岁,刚刚不穿开裆裤。大头,大眼睛,长睫毛,文文静静的,有点像个女孩,跟在当时的小明星方超的屁股后面,奶声奶气地说着台词,演着他的第一部电影……那部戏是石晓华导演、张瑞芳老师主演的,片名叫《泉水叮咚》,陆毅在戏里边,大概也就十几场戏,跟着玩。
转眼陆毅长大了,进了上海戏剧学院,我俩算是前后师兄弟。记得有一年,已经当导演的我到他们班上找后来也成为知名演员的田海蓉,在红楼的过道里找人打听,问的正是陆毅,他很客气,叫我老师,告诉我排练室在哪里……事后,他们老师何雁告诉我,刚才那个为你引路的男孩叫陆毅,是班上五岁就开始拍电影的小老艺人,我这才把他和《泉水叮咚》里的那个大头娃娃联系在一起。
后来我们熟了,像兄弟,我有活动都带着他,后来他成大牌了,我有要撑场面的事情,去请他,只要有空,他从不打回票,来了总是静静地坐在某个角落,像等待拜访的新姑爷。后来陆毅真成新姑爷了,新娘子是他的同班同学鲍蕾,他俩的爱情是典型的上海小资,卿卿我我,缠缠绵绵,让很多人嫉妒、羡慕。
陆毅和鲍蕾的爱情,曾经常被报端炒作,有时候还得凭空造出个“第三者”,可时间一长,所有的声音都没了,因为陆毅和鲍蕾“一爱定终身”,他俩都太没绯闻了。有哥们戏问陆毅:“这辈子你就一个女朋友一个老婆一个孩子他妈都叫鲍蕾,真够‘十三’的。”陆毅听了,仍是傻笑。我便说,这小屁孩儿就一“路易十三”。
陆毅做人很真诚,我没当“官”时,他送给我一个很昂贵的包,后来我坐了机关当电影局副局长,他从不来。问他为何?说怕人觉得拍领导马屁。我便笑他迂腐,他憨憨一笑,算是默认。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送过一样挺“贵重”的东西给他,值三块钱。那是我调北京工作不久后的一个风雪之夜,在22路车站等末班车时从地摊小贩手里买的,一张印有二十多幅陆毅彩照的粘贴纸。我珍藏在办公室里五年多,直到上回陆毅当爸了,我珍重地馈赠与他,我想,他儿子会把这些粘贴画贴在门上、墙上、冰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