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第1篇
桐城文庙为明清以来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雄居县城中心，面临广场，正对繁华街区和平路，名人故居集中的老街三面环拥，如众星拱月。据《安庆府志》、《桐城县志》，文庙原在县城东郊外，始建于元延佑初年(公元1314年)，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初移建于今址。后因屡遭兵火与风雨侵蚀，明清两代修葺19次。虽然迭经废兴，而今还其原貌，整修一新的文庙，仍然格局堂皇、古朴典雅。
文庙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以南北中心线为对称轴。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泮池、泮桥(又名状元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东西长庑等。占地总面积达3200平方米。主次建筑，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好似一组凝固的优美乐章。门楼正鎏金“文庙”二字，系赵朴初先生题书。
主体建筑大成殿，面对月台，前眺大成门和门楼，两侧接东西长庑，檐廊回绕，院落开阔，中铺石板，为晋谒通道。大殿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风格具明清特色，兼有辽金遗风，是古建筑研究的珍贵立体资料。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刘大櫆；生平；事迹；考辨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57—04
自清朝乾嘉以来，文人学者对“桐城派”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桐城派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各方面研究都有所深入、发展，包括对桐城文学流派代表人物《年谱》的再整理和再充实。对于刘大櫆年谱的整理成果主要表现在吴孟复先生的《刘海峰简谱》和孟醒仁先生的《桐城派三祖年谱》里；另外，蔡锦芳先生曾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撰文对个别问题作了考证。尽管成就明显，但各家年谱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刘大櫆生平中一些基本事迹的描述存在分歧和错误。如刘大櫆的出生年问题，吴孟两家年谱说法不一：有认为康熙三十六年，有认为是康熙三十七年；又如刘大櫆入湖北学使幕的时间，两家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对刘大櫆后期事迹行踪的描述，各家意见出入很大。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应是当代桐城派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进一步深入桐城派研究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程。鉴于此，笔者不揣固陋，针对有关问题，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辨。
一、刘大櫆生年考
出于自身科场失意的特殊经历，刘大櫆一向很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年龄，他写文章也很少像其他人那样在末尾标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作”的字样。这给我们了解刘大櫆的生平活动制造了障碍，也给我们的作品编年工作增添了困难。甚至连其生年问题，至今都没有一致的结论。关于刘大櫆生年，当时文献记载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刘大櫆弟子吴定《墓志铭》言其“年八十二”，《祭文》言“天赐公寿，八十二秋。”一是同乡姚鼐《传》文中言其“年八十三”。现代人基本依据此二说，吴孟复《刘海峰简谱》认为姚刘同乡，语当可信，遂从姚说，认为刘大櫆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孟醒仁《三祖年谱》则以吴定《墓志铭》和《祭文》以及《辞源》等书为据，认为刘出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并言：“但姚鼐作《传》，言其八十三岁，可供参考。”看来，孟醒仁采取康熙三十七年说，但对姚鼐三十六年之说，没能找出证据进行否定。
笔者认为，姚鼐的说法有误，吴定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依据是刘大櫆自己提供的一则材料。在《刘大櫆集》卷十《祭张闲中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昔在康熙之辛丑（笔者按：公元1721年），初托子以交契，愧学业之未成，年甫（笔者按：刚，才的意思）臻于廿四。举一世以杈枒，子独揄芬而匿秽。信两情之无疵，与草木同其臭味。”①看引文中字下有标点的部分，可知刘大櫆1721年时，年刚二十四，即虚岁二十四。根据这则材料，我们可以推知，刘大櫆生于公元1698年。因此笔者断定，刘大櫆生年问题当以吴定说法为准，即刘大櫆（1698—1779），享年八十二。姚鼐《传》文和吴孟复《简谱》说法有误。
二、刘大櫆入湖北学使幕时间考
关于刘氏入湖北学使幕时间问题，研究者说法不一：首先，吴孟复《刘海峰简谱》中言：“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刘）应湖北学政陈浩聘，入其幕中。”②其次，孟醒仁《三祖年谱》第127页有：
1753年乾隆十八年癸酉刘大櫆五十六岁
大櫆入湖北陈学使幕，充幕宾。按学使乃指陈浩，其任湖北学使，《通志》年月失考。考大櫆《寄叶书山》诗自注：“予以经学应举在京，值书山视学贵州、湖南时。及彼事峻北上，予又在湖北学使幕中。”又考《清史列传·叶酉传》，谓酉于“乾隆十二年提督贵州学政。十七年提督湖南学政”。又，《湖南通志》载十五年任。学使三年一任，此乃连任，应为十五年任，十七年底任满，回京述职。则大櫆约于十八年春间入陈学使幕。故系于此年。
春，将赴湖北学使陈学使幕，道过好友倪司城家，读其所作诗。为作《倪司城诗序》，序从略。（《海峰文集》）③
笔者认为，刘入湖北学使幕时间吴孟复《简谱》所言为是，而孟谱这段文字则存在多处错误。
首先，证据错误。本谱言十八年春，大櫆赴学使幕，以叶酉任学政事为据。并引《清史列传·叶酉传》，谓酉于“乾隆十二年提督贵州学政。十七年提督湖南学政”。又，《湖南通志》载十五年任。学使三年一任，此乃连任，应为十五年任，十七年底任满，回京述职。关于叶酉任贵州学政的时间，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十五年，诸书所载相同，但就叶酉任湖南学政的时间，各书所载不同，主要有两种。一是，乾隆十五年说。（有《湖南通志》，《清代职官年表》）。二是乾隆十七年说，（有《清秘述闻》、《清史列传》、《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073404号》）。笔者依据《乾隆实录》记载，认为应以“乾隆十五年”说为准。材料如下：
八月。辛未朔。丙戌（笔者按：十六日）。谕：直省学政，已届更换之期。安徽学政双庆、广西学政罗源汉俱著仍留原任。湖北学政，著葛德润调补。湖南学政，著叶酉调补。④
据上文可知，叶酉任湖南学政应是“乾隆十五年八月”。又《清秘述闻》第344页载：“庄存与，字芳耕，江南武进人，乾隆乙丑进士，十八年以侍读学士任湖南学政。”⑤《清代职官年表·学政年表》亦载：庄存与于乾隆十八年九月戊辰，任湖南学政。可见，叶酉应于十八年九月离开湖南学政任。
那么叶酉任湖南学政的时间应为乾隆十五年八月至乾隆十八年八月，任期三年。孟谱言“此乃连任，应为十五年任，十七年底任满，回京述职”之言不妥。叶酉并非连任，也不是乾隆十七年底任满回京，而是于乾隆十八年九月任满回京。则孟谱以叶酉十七年底任满回京，并推言其十八年春入湖北学使幕，显然不确。
其次，大櫆十八年“春，将入湖北陈学使幕，道过好友倪司城家，读其所作诗。为作《倪司城诗序》。”此言误。据《清代职官年表·学政年表》载：陈浩于乾隆十八年九月甲子十二日任湖北学政。⑥那么，十八年春，陈浩尚未有湖北学使任，大櫆如何能未任先赴，于十八年春往陈学使幕呢？又据大櫆《倪司城诗序》言：“岁庚午，司城一至京师，余与相聚才数日，怅然别去。忽忽阅四岁。今春，余将之武昌，道过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气慷慨，其平时飞动之意，犹不能无。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庚午之岁是乾隆十五年，司城与大櫆相见，“忽忽阅四岁”之后，应当是十九年。根据上述两则材料来看，《序》中所言：今春，余将之武昌，道过司城。这里的“今春”应是乾隆十九年春，刘大櫆赴湖北学使幕，此时叶酉已离开湖南回京（根据上述文字知，叶酉于乾隆十八年九月离开湖南学政任并回京），这种境况与刘大櫆《寄叶书山》诗自注语：“及彼事竣北上，予又在湖北学使幕中”所言情景相合。
因此，“大櫆入湖北陈学使幕，充幕宾”之事在乾隆十九春，不是十八年春。鉴于此，孟谱中“其道过倪司城家，读其所作⑦诗，为作《倪司城诗序》”等事迹俱在十九年，而不是乾隆十八年。孟谱此年下所录诸多与湖北及学使幕有关的事迹（见该谱第127页）俱应移于十九年下。
另外，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载刘大櫆“1753—1755在湖北学政陈浩幕”。⑧应据此改为“1754年—1755年在湖北学政陈浩幕”。
三、刘大櫆入黟时间考
关于刘大櫆赴黟任教谕的时间问题，此前学界说法有三种：
首先，吴孟复《刘大櫆简谱》言：“大櫆于乾隆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在黟。”⑨
其次，孟醒仁《三祖年谱》相关文字如下：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刘大櫆六十四岁
旋赴皖南黟县教谕任。此后在教谕任约共六年。按《黟县志》载刘大櫆二十六年任，桐城人，副贡生，入名宦传。其前任为吉梦赍，二十五年离任，后任陈国林三十二年任。知大櫆任教谕，前后共六年。⑩
最后，是蔡锦芳在《刘大櫆与徽州学术文化》一文中认为刘大櫆入黟在乾隆二十八年应是不易之论。其材料依据是歙人汪梧凤的《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原文如下：
乾隆癸未（二十八年）秋，桐城刘海峰先生官博士于黟。先生抱圣贤之道，精经史百家之言，作为文章，崛奇幻渺，与唐退之、宋欧阳氏相上下。黟地近吾歙，吾数人乃得师事先生，数闻议论。岁丁亥（三十二年），先生去官居歙，于是吾徒与先生共晨夕，乐杯酒，雄论古今得失是非。悲歌欢笑，辄时时益念东原、藻中远隔数千里。不能与先生肆志于山巅水涯之间，为可惜耳。今年辛卯（三十六年），易田又以乡举走都门献赋天子，而先生亦以年髦思返桐城，然后知聚散不常，又不仅以出处之途异也。
汪梧凤是刘大櫆在黟县任教谕时的从游弟子，这篇《送序》是刘离开徽州时汪送别之作，题目中名言“归桐城序”。如果这篇作品可信的话，那么作为及门弟子且亲历其事的汪所述的内容，应该可信。但“乾隆癸未（二十八年）秋，桐城刘海峰先生官博士于黟”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是值得推敲的。这句话，不一定说明刘一定是二十八来黟任职，只能说明刘二十八年在黟居官，并不能排除刘二十六年来黟的可能。那么蔡锦芳依据汪文，以为刘大櫆于二十八年秋入黟无疑，笔者以为有点武断。《刘大櫆集》有《马湘灵诗序》一文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之秋，湘灵橐其诗遗余数百里之外，使为之序。”又言：“马湘灵名苏臣，马朴臣之弟，桐城人。”从这个数百里之外文字推测，刘此时应该是在黟，与汪梧凤文中“癸卯之秋官黟”时间相合。但这则材料也只能说明刘癸卯之秋即二十八年秋在黟，不能说明刘一定是此时来黟。
而孟谱据《黟县志》认为刘二十六年入黟，笔者翻检嘉庆年间编撰的《黟县志》，所载与孟《谱》内容相合。嘉庆与乾隆时间相去不远，县志所载应该是可信的。因此，笔者认为，刘在二十六年入黟可信，吴氏《简谱》中“刘大櫆二十四、二十五年入黟”的推测不确，蔡锦芳先生的结论也不可靠。
四、刘大櫆若干作品写作时间考
吴孟复《简谱》言：“乾隆二十七年（1762）壬午……是年，江永卒，作《江先生传》。”并言：“海峰为黟学教谕时，‘巡抚托（闵）公（振武）檄令主安庆书院’，诗集中亦有《至安庆书院》。此当在乾隆二十七八或三十年、三十一年。盖二十九年曾在徽州，偕程瑶田、方根矩、吴阆游黄山，而三十二年则已辞去教谕。”
蔡锦芳文依据刘入黟在二十八年说，以为《江先生传》写作时间，不一定在二十七年，可能是后来江门弟子请托而作。笔者认为，其二十八年说牵强，所谓后来弟子请托之说更为牵强，难以让人信服。孟醒仁《三祖年谱》亦认为，《江先生传》作于乾隆二十七年。笔者认为，吴孟年谱所言是。
至于《至安庆书院》写作时间问题，吴孟复《简谱》所言过于宽泛。蔡文认为，应作于三十二年。根据当时制度，各地的教职人员由各省巡抚负责选聘。笔者以为，“巡抚托闵公振武檄令主安庆书院”之事，应在二十九年第一届任满或三十二年上半年第二届任满时，正值刘大櫆斟酌去留之际发生。根据其诗集中《至安庆书院》等诗来看，刘大櫆确实去过安庆书院，并在途中作《至安庆书院》等诗。但除了这几首诗，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或反映他有安庆书院任教的经历。笔者以为，刘大櫆确实去过安庆，但他主讲安庆书院之事，未必竟成事实。
五、刘大櫆离黟后去向及归里事宜考
刘大櫆于乾隆三十二年去黟县教谕一职，这是大家共同承认的，《黟县志·职官·学校》中有明确的记载。且其下一任任职时间是“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刘应在七月或稍前离任去黟。但大家对刘三十二年离黟后的去向却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吴孟复《简谱》言：“（刘）自黟去官，应聘至歙，主讲问政书院，金榜、吴定、吴绍泽等从受业。在歙纂修《歙县志》、《黄山志》。”
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言：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刘大櫆七十岁
大櫆归陈家洲（今属枞阳）后，主讲安庆书院，吴定又从之游，继续学习古文及经学。按大櫆《赠大夫闵公传》：“予以黟县博士，巡抚托闵公振武檄令主安庆书院。”（《海峰文集》）则其回桐城约在冬春之间。
蔡锦芳先生文所引汪梧凤文《送海峰归桐城序》中称刘大櫆于乾隆三十二年“去黟居歙”（引文详见入黟时间考部分）。笔者认为，汪梧凤是刘大櫆及门弟子，刘大櫆在徽州后期一直从游，应当知悉刘去黟及离开徽州的情况，其文章所叙应当可信。孟醒仁《三祖年谱》中所谓大櫆“于此年归陈家洲后，主讲安庆书院”，并断定刘于此年冬春之间“回桐城”之说皆误。刘大櫆三十二年离黟后入歙则符合历史事实。
且据汪文可以推断，刘大櫆于乾隆三十二年七月离黟后，遂居歙而教，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归，其后遂“不复出”。又据吴简谱知，此期他在歙县问政书院谋职。而孟醒仁《三祖年谱》中则认为：
刘大櫆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辞去安庆书院主讲，归里，盖自此年始。按大櫆《汪在湘文序》：“辛卯之岁，予以老病，将归，诸子相送，远出城阙之外，依依不忍别去。”可见此后不再主讲书院。
根据上文，笔者认为，此处刘大櫆于是年“辞去安庆书院主讲，归里”，误。大櫆于本年归里，不是自安庆书院，而是从歙县归里。又孟谱此处引刘大櫆《汪在湘文序》文，如果用此文来证明其此年离开安庆书院主讲归里不出的话，显然不妥。文中文字只能证明，刘于此年归里，但不能证明刘于此年自安庆书院归里。《序》文中虽言及诸子相送的依依不舍之状，但这里的“诸子”应指在徽州歙县的从游弟子们，包括汪梧凤在内。据郑虎文《汪明经梧凤先生行状》记“梧凤卒于乾隆辛卯（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六。”汪一直在家乡闭门读书，并没有言其到安庆读书之事；如果据孟《谱》所言，是年辞安庆书院而归，则诸子应在安庆书院读书，与史实不符。又姚鼐《刘海峰先生传》云：“（先生）年逾六十乃得黟县教谕，又数年去官归枞阳不复出。”并未言及刘主讲安庆书院事，而吴孟复《简谱》言：“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刘大櫆七十五岁离歙回桐城枞阳。诸生送至城外河桥，有泣下者。海峰纂修《歙县志》刊印。其后吴定亦多次渡江来请益。”结合吴《谱》、《汪在湘文序》、《送海峰归桐城序》及《汪明经梧凤先生行状》中所言，慎重思之，这场归里送别，应是从徽州歙县归里，而不是在安庆送别。因此，孟《谱》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刘大櫆曾主讲安庆书院之说内容皆误。
注释
①②⑨[13][14][15][20]刘大櫆：《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4、619、619、82、620、620、620页。
③⑩[16][17]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142、152、159页。
④《乾隆实录》（卷之三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99年。
⑤法式善：《清秘述闻》，《清秘述闻三种》（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344页。
⑥⑦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660页。
⑧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84页。
[11]蔡锦芳：《刘大櫆与徽州学术文化》，《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
[12]汪梧凤：《松溪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十辑第二十八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第3篇
关键词：道咸“新学”西泠印社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夏，丁辅之、吴石潜、王福庵、叶为铭四人在长夏苦昼中把玩印石，品评篆刻，有了创立印社的动议。就在这一年，这些有志于传承印学的年轻人在孤山旁聚资买地，营建印社。吴石潜在上海开设了“西泠印社”书肆，百年传承的西泠印社文化基业在这个夏天开始。西泠印社的建立与其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颇深。道咸以降，清代学术一变，国家的内忧外患促使学术界有了“变革一切”的愿望，从而形成了道咸“新学”。它对西泠印社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分析道咸“新学”在西泠印社建立中所起到的作用，探索其思想对清末乃至近现代篆刻思想的启迪。
一、道咸“新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1923年至1924年间，梁启超开出了一门叫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他自己的解释是，“要将清学各部分稍微详细解剖一番”。而后，此风气蔚然而起，民初的中国许多时人动辄以“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人们意识到思想学术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而之所以不叫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年已开了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年作为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冠以此语。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的“思想”和“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者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所以清代的学术史，同时也是思想史的必读。
清代学术历经三变，以国初、乾嘉、道咸三点分成三个阶段。王国维对其各自特征进行了总结，即：“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五月初十之后，天下变成了清顺治元年。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朝代更替，新朝的统治者是满洲人，而且北京、南京在一年之中，毫无抵抗的被唾手而得，这种刺激造成了清初的学术环境。当时的学者虽然在阳明学的浸下成长，但是由于时势的突变，抛弃了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大多为政治而做学问。甚至宁可把“经世致用之学”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求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所以，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到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间，学术界被前明遗老支配着，他们对王学实行革命。康熙二十年以后，随着遗老的凋谢，学术不再如之前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日趋健实有条理。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康熙朝的结束发生了改变。
学术要由明末的蹈空变为核实，由主观推想到客观考察，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即自然现象方面和社会文献方面。按康熙间的形势，本有可能趋重自然科学，然而由于八股取士，耶稣会内部的分裂以及康熙末年皇子争位中太子党的失败，都使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又因中国学者本就看轻“艺成而下”的学问，结果走上了文献这条道路。再加之自雍正帝起日渐苛酷的“文字狱”，学者所有的聪明才智都只能用来注释古典。于是，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富的乾嘉之间流行的考证学，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
文网过密所逼成的考证学在乾隆末年开始松动。嘉、道两朝，川、湖、陕有教匪；甘、新有回乱，浙、闽有海寇，跟着便是。大部分学者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继续着他们的考证工作，但是绝不问政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而真正对思潮有所影响的，不得不注意到“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源头有二：一是经学，二是文学。他们在经学上是公羊家经说，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两派合一产出了一种新的精神，就是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它的代表人物龚自珍与魏源对后来光绪初期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而究其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大约是因为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人做尽，后人想开辟新的天地而政府的权威逐渐衰退，导致了对文化的钳制开始松动，思想渐渐解放。但在嘉、道间，大部分的学界势力还存在于“考证学正统派”中，“常州学派”所取得的成绩也并不显著。
咸丰和同治二十多年间，运动席卷全国，接着就是捻军等，还有八国联军之难，政治上的重创不必再提，学术上也是满目疮痍。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手稿，散轶大半；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后辈也在教育年龄失学，乾嘉诸老的风采再也不能重现。之乱的前后，思想界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引出三条新路。一为宋学复兴。罗泽南、以宋学相砥砺，其后以书生犯大难成名，与他们共事的人多是门生或朋友，自此学人转变了乾嘉以来对宋学的轻蔑观念。这也使得对汉学的评价渐低。二为西学的兴起。自雍正元年驱逐教士到失败，中国与外国学界断绝了一百多年。、八国联军侵华、、皇帝客死异乡，这样的痛苦让整个民族都受到了重创。学界开始出现“洋务”“西学”的名词。此时对于西方之强的认识，最初停留在“船坚炮利”之上，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等最能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的心理。直到江南制造局的几位忠实学者—如李善兰、华蘅芳等的翻译工作，才让人们知道“船坚炮利”之后的学问。但这是少数中的少数，一般的士大夫依旧对此充满了轻蔑和排斥。从郭嵩焘被排挤，侘傺以死便可知。三则是由运动引发的排满思想。“洪杨之乱”虽平，但是他们打出的“驱逐胡人”的旗号则与一部分人民的心理相应。这种力量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直到光绪末年提倡革命的时候，小说式的故事成为了宣传中最鼓舞人心的资料之一。
同治间，为了恢复秩序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到了光绪初年一口气终于喘过来了。清朝的正统学派考证学也继续工作着，但是当时最流行的学问还有三，即金石学、元史及西北地理学和诸子学。也因为提倡桐城派的古文，便也有些宋学点缀。由此可见，道咸新学正是“国初与乾嘉两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因为时代政治的变化，特别是国势不振的情况下，促成了一种“变革一切”的愿望。所以当时的人治学并不遵循国初和乾嘉诸老做学问的成法，而是想“务为前人所不为”。这个趋势到了光绪年间变得更为显著，张之洞戊戌年有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2〕张氏很显然表现出了对学术变化的不满，而“务为前人所不为”也颇有些所谓的“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
其另一个主要特征则在于崇“宋学”。不仅经今文凸显而出，宋学也得到了复兴，讲义理，于是推重唐宋家的桐城派借机复兴；诗坛出现“同光体”，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尊宋诗。这个影响一直到民国仍有余波。对此，钱穆比梁启超的推崇更为明显。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道：“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非。”又在引论中说：“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者。不识宋学，无以识近代。”〔3〕
再加之“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道咸“新学”表现出一种调和汉宋的趋势。（汉宋之说的界定，学界自有界定和不同时期相应的表述习惯，在此不另做解释。）虽是调和的面貌，但其中一些人是明显偏向宋学的，再加上清人所兴的“汉学”中已经有了程、朱，特别是朱子系统“宋学”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复宋学终的。西泠印社就是在这样大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下诞生了。
二、道咸“新学”对西泠印社建立的影响
数峰阁作为祭祀明崇祯时死事六君子的西湖旧迹，原本在六一泉上，光绪三年时由丁丙移建。丁氏四世藏书，曾在杭州梅东里建八千卷藏书楼，到丁丙最为著名，丁辅之便是丁家后人。出生于藏书世家的丁辅之在与叶、王二人避暑之时，把所收藏之印拓成了印谱，并在数峰阁旁设立了西泠印社，研究印学。而在沪上的吴石潜闻讯而来，后来又在上海设立了上海分社。社员们买地置产，并将之充为社产，提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主张。
自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国侵略者在侵吞领土的同时也进行文化掠夺，并且盗卖中国文物。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西北简牍、石刻造像、青铜玉器、印玺古玩、书画典籍，无所不涉。西泠印社在此时提出了“保存金石”的主张。其最著名的举动莫过于辛酉时有外国人欲高价购得《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吴昌硕、丁辅之闻风而动，在他们的提议下，印社社员先后65人筹得8000银元，赎回此碑。保留了这块浙江出土的唯一东汉石刻。其余还有汉齐桓公吴王画像刻石、魏侯景明愔墓志铭、隋羊孝仁本墓志铭等，以及诸多元、明、清墓石、买地券、建桥碑记等。
道咸“新学”中乾嘉学派的融合的部分，对于“保存金石”的提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对“经世致用”的理念使得他们将“保存金石”的理念转变为行动，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在建社初年，丁仁便辑《西泠八家印选》四册本和《泉唐丁氏八家印谱》三十四册。他将先世旧藏“西泠八家”存印手自精拓，附上边款，一字不漏的装成巨册。其中西泠八家四册共收录五百零三方，印谱每方印下均有边款，侧以宋体字注释印文、边款，附有丁氏按语和印家小传。《泉唐丁氏八家印谱》较四册本少九十九方。如此巨大的积累与工作量，并非一年之功可成，道咸“新学”中还保留着的考据功夫以及丁氏四代的收藏为丁仁辑录如此丰富的金石资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后的几年中，西泠印社的社员先后有《封泥印谱》《集古印存》等诸多印辑、印存、图谱等相继完成。
而任何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艺术活动也是如此。西泠印社对于篆刻的贡献，若仅仅停留在金石学上面，那么它只能是乾嘉朴学的一个支流或者只是金石爱好者的一个集会。而并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天下第一社”。
在元代以前，篆刻一直在实用的领域。随着唐宋以来篆刻实用程度的降低，局限在收藏一途，并慢慢的开始扩大到书画创作的领域。到了元代，赵孟兆页 在汉印、古玺之外创圆朱文；吾衍的《三十五举》成为篆刻史上的篆刻理论开山之作，也是典范之作。而他们确立的“印宗秦汉”的审美标准，也成为了元明篆刻审美的主流。但是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它依然是配角，是附属。可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实用的附属变成了书画的附属。尽管篆刻家们钤编印谱，力求不依附书画而有自己的独立世界，但是依旧不能撼动它附属的地位。篆刻长久处在文徵明所定义的角色中 “我之书斋，多于印中起造。”这表现了大部分人的看法，篆刻的钤红是为了调和水墨黑白而出的。
到了清初，身为学术思想大师的一代巨擘颜习斋给了篆刻乃至艺术重重的一击，这位被称为“开两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两千年不敢下之笔”的人物抛出了：“后世诗、文、字、画，乾坤四蠹也。”〔4〕的评论，少年时代守丧的经历促使他极其厌恶曾经修习的程朱理学，成为了一个极端维护周、孔学术的卫道士。钱穆在分析他与王阳明的相异之处时说道：“惟阳明深非功利，习斋则澈骨全是功利。”〔5〕在他的眼中，宋明理学的一切都无甚可取，也包括其在艺术中熠熠生辉的“艺道一体”论。主流的诗文字画尚且被如此鄙斥，更何况作为“小技”的篆刻呢？
以颜习斋在学术上的地位，他所高举的大旗自然影响了有清一代，清代的艺术创作并不蓬勃，这也或为一部分原因。道咸新学此时变成了一个历史给予的机遇和转折点，在“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风气浸下，这些才二三十岁的青年做了一个决定，他们重新回归了“艺道一体”的思想，并第一次将篆刻作为主角，推到了历史和学术的前沿。在此之前的篆刻大家们都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的，他们在篆刻上的数量与贡献都远远少于其本身其他的艺术行为。“研究印学”的提出让印学不再是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拥有明显的学术目的。这也正是西泠印社卓然独立百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把与工艺美术颇近的篆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来研究看待。这就不得不归功于道咸“新学”所具备的独立精神。
赵孟兆页 是第一个将篆刻引入文人化创作领域的人，而文彭借助对新材料的发现，给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明时文人篆刻兴盛的两大标志在于石质印材广为文人应用，形成了“石章时代”；二是文人多自篆自刻。不难发现，造成这股风气的思想原因正是明弘治、正德年间所产生的阳明心学，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伏笔，也正是由于此时的思想转型使得文人士大夫对工商技艺之人的社会地位与价值重新评判，不再把篆刻当做“雕虫小技”，开始参与到篆刻这项曾经被认为“匠人”工艺的活动中来。明代印学中包含的“尚意”思想让篆刻家们矢志创新，印坛掀起了探索真理，追寻“精神”的热潮；在印学理论方面虽然没有形成系统，但也有一批精彩的研究和评论出现。然而政治上的变化以及随即而来的思想变革使得这种风气在清初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渐渐衰落，又在道咸时重新复活。值得庆幸的是，此时的篆刻家们历经了清初对阳明学派的变革和反思，在乾嘉朴学丰富的研究基础上，对于金石艺术比先代有了更深入的累积、研究和探索。此时的篆刻家们已经看到了曾经被强烈反对的“宋学”，对于过度发展的空谈和沉闷的考据有着中和矫正的作用，他们意识到篆刻的变革应该不仅仅止于材料、形式和篆刻家的阶层上，如果它要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发展，那么就必须形成其特有的理论研究，也就是印学研究。这样思想的交融与反思，来自于历经了思想碰撞与现实变革后形成的道咸“新学”，篆刻作为主角的独立观念由此崛起。
跟随其同时形成的则是在文化方面的投入。与书画相比，篆刻若是想要介入文化，确实显得有些单薄。西泠印社的创立者们深刻地认识到，篆刻虽然成为了主角，但是仅仅靠此一项是不可能支持印社长远发展的。此时“保存金石”的目的使得印社有了更广泛的文化空间。社长吴昌硕带了上海书画家们入社；推举哈少甫为社长的提议虽然因其谢世而未能成事，但也看得出印社并不以印自缚；募集资金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则是更大的文化方面的举措。它虽然以印社起步，但是并没有作茧自缚，在提出篆刻艺术独立的思维上深刻的认识到，它的独立并不能脱离文化层面的支持。
于此同时，西泠印社也不被流派地域所限，四君子虽均为浙江杭州人氏，印社也大都是杭州乡绅集资所建，但并未因请来的社长是上海人而有所不满。虽然创设者印宗浙派，但是也并未因此将西泠印社变为一个发扬浙派的印社，相反，它明确提出了“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古索今，开后启之先声”。认同不同地域，不同流派都应传承弘扬。其于1905年建立仰贤亭，将历史上各派印人有画像可考的二十八人均列入其中，其中西泠派十二人，浙江籍五人，而外的十二人均来自全国其他地方。在对于社员的吸收方面，它不仅广纳全国各地的篆刻家，也首开了中国国内民间学术团体吸收外籍社员的先例，西泠印社吸收了汉学家、日本印人河井仙郎和长尾甲作为社员。此举促使了日本江上印社的建立，推动了印学的宣传与发展。
从西泠印社的百年社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初期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清末民初（即1904—1913年）为第一时期，也就是在这十年的时间中，印社不但建立了合法雅致的活动场所，并且辑集了甚多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泉唐丁氏八家印谱》《铁花盦印集》《杭郡印辑》《钱胡两家印辑》《宾虹藏印》《逸园印辑》《晚翠亭藏印》《楼村印稿》《印储》《悲盦印存》等，当时印社并有出版事务，先后编辑出版了《吴让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福盦藏印》《求是斋印存》《补罗迦室印存》《遯盦秦汉古铜印谱》《遯盦古泉存》《十六金符斋印存》《杨啸村印集》《铁庐印谱》《遯盦秦汉印选》《蒋山堂印谱》《秋景盦印谱》《蒙泉外史印谱》《杨龙石印谱》《吴苍石印谱》等数十部。印学书籍有《广印人传》《续印人传》《再续印人小传》《篆法约言》等。印谱与印学书籍的整理出版，为印社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这也得益于其包容性使得更多的艺术家加入到篆刻艺术的研究与创新当中，是其印学有成的主要原因，也使得它更具有生命力与创造力。
三、西泠印社精神对当代篆刻的启迪
篆刻艺术独立的滥觞起源于明时的“阳明心学”，经历了晚明文艺思潮的高峰，跌回到考据金石学的藩篱中，最终借助道咸“新学”复苏，并以西泠印社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和成果。西泠印社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历经了漫长孕育后，思想交织碰撞的时期。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各种思想的融合，它对于金石的研究和保存深深地蕴涵着乾嘉学派朴学中的一丝不苟，结社后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态度由残存着“经世致用”的气息，然而其卓然独立的创新精神保留了晚明时期的浪漫，宋学的复兴则使得它的行为中带着文化层面上的视角。
傅斯年先生对于西泠印社存在和发展的时代有着重要的见解，他更侧重清学“文艺复兴”的一面。西泠印社建立后所处的一段时期，正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他把这段时期作为分界，在此以前，是中国学艺复兴的时代，在这以后是中国学艺再造的时代。西泠印社综合了一个时代的反思建立，又历经了一个文化转移的时代进行起步和发展。它展开胸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丰富的吸纳来自于各种思想，各种流派，甚至是各种艺术形式的营养。将它转化和吸取为自己的精髓。它时刻不忘记其建社之初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历经了百年的西泠印社，所依靠的是其百纳海川的包容和学习，保存传统又时时不忘记吸取新的营养，探索新的道路。
陈振濂先生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导论中将西泠印社对近现代印学史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七个方面，即社团组织观念的被认同；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对文化的全面介入；普及印学的功高盖世；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主导篆刻学术研究；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他认为：“研究西泠印社史，几乎就是在研究一部近现代篆刻史的大半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6〕
在当代，西泠印社的活力依旧。它兴建了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印学史料陈列场馆及印学研究中心 印学博物馆；在2001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它拥有西泠印社出版社、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仅以2011年为例，西泠印社进行了庚寅春季（纪念沙孟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秋季雅集；举办了西泠印社第七届篆刻艺术评展、西泠八家篆刻展、中国西泠网图形标识设计大赛、第五届浙江省青年书法选拔赛、第十三届“锦带桥之缘”中日友好书法交流展；关注超山梅花节、遂昌劝农节、汤显祖文化节等文化活动并融入篆刻创作；其摩崖石刻拓片被藏入中国文字博物馆。
由此可见，时至今日，西泠印社俨然已成为“天下第一社”。它在学术、创作、考古等方面的成就，带给我们的不应当是一个不可跨越的规则，也不应当是不可违反的印学条例。道咸“新学”就是在乾嘉学派发展到末流的桎梏中，奋然突破而出，它所孕育的是一种向往变革、自由，做前所未有之事的精神。而它所孕育的西泠印社也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每一个篆刻家，每一个印人，治于艺术，治于篆刻都应当勇于创新，而非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派别，一种印风之中，甚至于拒绝接纳其他的流派审美。它的存在也昭示着，艺术的成功不在于一个流派的独大，更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审美趋向能成为天下宗师。它通过一个世纪来证明了，西泠印社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西泠派篆刻，而是所有艺术家在篆刻道路上的探索与努力，而它的不可超越也正在于此。它的出现和所代表的精神在篆刻史上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也必将长久的影响着人们对篆刻艺术的认识和发展。
注释：
〔1〕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观堂林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C]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4〕戴望，刘公纯.颜氏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5〕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
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第4篇
作家秦牧曾指出：“不会写作的语文教师，是很难真正理解教材中写作上的微妙之处的，是难以真正教好语文课的。”教师下水作文，其功效显而易见，报杂网络见解杂陈，概而言之：一者，激发学生兴趣，刺激其动笔欲望；二者，教师提供了现实的优劣参鉴，学生取舍有；三者，有了范例引领，趋向取向更为明晰，预设的目标更易达成；四者，师生互动，教学偕长，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强化教学生长的内驱力。
凡此种种，无须赘言，紧要之处，在于教师如何以长久的践行，对学生产生长期的、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对学生的写作习惯、认识水平、思维角度、技能方法、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长效发展与良性蜕变，产生由量的积累而生成的质变，并对其应试能力、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铺垫蓄势。基于此，在长达十余年的“弹唱结合”中，我确立并贯彻了以下操作思路。
一、形为先导，领其上路。
纵览当今高中学生作文之现状，大都一无技法，二无文采，连学生自己都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教师的评语也往往是“平平淡淡，亮点寥寥”。据此，教师下水作文，择取技巧运用、语言锤炼为突破口，由点而面，可操作性可掌控性显著，颇切实际，也易收成效。如在训练学生“以类比方式开头”的环节中，我随堂写了《解不开的球结》，开篇第一段是这样的：
这人间，有一些情，一经萌生，就会顽强生长，分蘖拔节、生枝添桠，密密匝匝，缠缠绕绕，盘根错节，直至拧成一个结，怎么也解不开。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老聂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过五关，斩六将，大挫了东洋人的锐气，于是，古老的“国粹”被哄抬出场，围棋一时热浪滔天。你看那堂前檐下，老老少少，不是在围着一盘棋指点比划，便是在眉飞色舞地谈论棋道人道。围棋成了一个结，一个一代人的心结。
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1）班解不开的球结。
另外，在语言的铸炼上，鼓励学生多务实，少务虚，多“去陈言”，少当“搬运工”。记叙文多创设情境，多让文中人物自己登台表演，少去做“代言”，少去“替人受过”。如2002年上半年，我班学生以“选择”为话题作文。我结合自身实际，取题为《我选择这样的生活》。下面是文中一段：
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我又鬼使神差地漠视了黄土地上学子们渴望的眼神，作别故土，混迹于都市的滚滚红尘。几回回，临风把盏，朋友们苦苦相劝：算了，改行吧！我无言，我恪守着如金的沉默。而第二天的清晨，在凛冽的寒风中，当我一如既往地“老夫聊发少年狂”，单薄着衣裳，率领孩子们奔跑在操场上时，我知道，孩子们急着要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那里贮有我未见的美妙诗行。北风呼呼，脚步匆匆，热血在奔腾，青春在激荡，我岂能放慢自己的脚步？
二、神为中继，促其叩门。
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首倡为文应重“义理、考据、辞章”，认为无“义理”的文章没有灵魂，当为下品。在实施了训练技巧、训练语言的基础上，在初步完成“形”的平台搭建与基本建设之后，着手“神”的触击与开掘，遵循了渐进性原则，也符合学生思维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文体自然有别，但灵魂的贯注与统摄却没有区别。叙述类作文讲求叙述流畅，情感丰沛、饱满、真挚，流露自然，切忌游离与矫情。2001年，为配合讲评学生作文《校园红绿色》，我取达夫先生旧题，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旨在寄托一份复杂的师生之情。下面是其中几段：
教学楼六楼。独自凭栏。身后是我的班，那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高三（1）班。数学张平老师那洪钟般的声音正拂过孩子们的耳际，透过玻璃窗，播扬并消失在广漠的夜空。我回头看看教室，张老师正在讲圆锥曲线，孩子们都很专注，或静静地看，或细细地想，或痴痴地算。不时有学生提问，那里有我――一个二十年前的文科生都觉得并不复杂的问题。张老师顿了顿，略带苦笑地点了点，孩子们也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又跟着老师继续赶路。我不觉想起了白天课堂里提及的“悲壮”二字，想起了二战初期的波兰战场，而我身边的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当年那些装备恶劣却英勇不屈的波兰人！
不由自主地，目光又落到了第一组第三号那个空空的座位上。那是《一碗阳春面》里的“二号桌”，虚位以待陈婧。不过陈婧是不会回来了，这个承载着我太多关注与幻想的女孩，曾信誓旦旦要考个象样的大学为我争口气，却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几近完美的中学生活打下一个句点，便毅然决然，匆匆打点行囊，远走异域，去寻她的另一种好梦了。陈婧不参加高考，或许是我心中永久的痛。
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重点，议论类作文崇尚理性与思辨，讲究观点鲜明，事例典型，理性充盈彰昭。如何将诸多材料有机整合，如何紧紧围绕中心展开论述，这是议论文写作首当其冲的问题。此外，学生作文在中心论点的确立上也易入误区，或观点林立，或主旨飘浮，或看法偏激，不一而足。强化中心意识，是作文之路上极其重要的一程。此文开头提及的我在1995年那堂公开课上的下水作文，标题为《人要有点量》。此处节选几段：
人生在世几十年，风风雨雨，坑坑洼洼，尽在意想之中。然而是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呢？我看未必。常言道：“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要能忍，就得有点量，有了量就能透过眼前的风雨，窥见未来的曙光。同在三国的舞台上，曹操的表现就远胜于周瑜。当兵破赤壁，败走华容时，曹操为什么能从关羽的利刀下悄然走过，继而重整旗鼓，再定江山呢？这就是因为曹操有“量”。细心者不难发现，关羽曾经被迫寄寓曹操麾下，然而在得知刘备去向时，毅然头也不回，单骑走千里，过五关，斩六将。而此时的曹操，已对关羽的忠肝义胆钦佩得夜不能寐，只得三遣信使，令沿途关隘悉数放行，其大人大量可见一斑。倘若没有此时的大量，又何来走投无路时的路呢？
由此看来，“量”既抽象又具体。纵使人生路上再多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但有了气量，有了度量就有了更多的留住青山、柳暗花明、逢凶化吉的可能。
最近几年，新课标逐渐施行，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顿成教育的时代性主题。在议论文的写作中，引导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问题，倚靠传y文化之大树，掺合时代元素、时新观念、流行主调，写出既具历史感又具时代感的文章，就成了我们语文教师思考与实践的课题。下面是我几年前与学生同观美国电影《热血教师》，同题《请为平凡中的执著鼓掌》而写的文章中的片段：
影片里未曾介绍，我们无法揣摩克拉克老师的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无法断定他的天资他的悟性，也一时无法明晰所有这些与他后来人生成就之间的必然或偶然关系，但，相形之下，我们这些起点高、悟性好、多少有些自命不凡的人，却经受不了几场人生的酸雨，挨受不了几顿命运的鞭笞，用余秋雨的话说：“几乎要走到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现实交手不了几回合，便迅速地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地浩叹终身。”更其可悲的，还喜欢用一些过往的诗家词家的话来自我解嘲，如“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却木然浑然，全然不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三、形神兼修，助其入室。
虽说前路迢远，但有了引领、激励与扶掖，学生一路思考、一路拾掇，一路尝试磨砺，也会日渐贮满行囊，步履矫健。有了侧重于“形”的训练，也有了着眼于“神”的操习，完备的作文雏形逐渐浮出水面，形神整合，汇演合练，则学生“登堂入室”为期不远。
形神兼修，重要的是“和谐”，是余光中先生提倡的“感性与知性的统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汇合。同时，应务求“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因题而变，因时而化。下面附录参观上海世博会所写的《变》的结尾：
两天甜蜜的煎熬过去，第三天的上午，导游给了我们40分钟游览外滩，聊作道别上海的最后一瞥。原本占地不多的黄浦公园不见了，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刺目的招牌自然也不见了，旁边1906年由外人修建的铁桥――外白渡桥依旧，前来留影者一拨一茬的；外滩内侧的万国建筑群依然赫然矗立，其方正与伟岸似乎仍在昭示着某种不愿褪却的威严与凛然，但楼房的脸面上，大都早已嵌入了“中国”二字。尤其有趣的是，这个群落与隔江而立的由“东方明珠”、“经贸大厦”、“环球金融”以及其它诸多现代建筑组成的摩天楼群悄然对峙，难免让人思绪丛生，浮想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