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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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税务部门规章 税收规范性文件 效力 涉税纠纷
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公民生活水平，政府开支每年均持续增长，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税务部门的压力有增无减。
随着依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各级立法机构制定的涉税法规、涉税文件现已多如牛毛，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定期清理，但是基数庞大的涉税法规、文件对于普通纳税人而言，仍旧存在巨大的涉税法律风险。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之间属于行政关系，产生纠纷时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行政法规。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上述规定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类别之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自然也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当涉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如何区分税务部门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自然对于判断涉税案件审判依据以及合理预期涉税案件诉讼结果存在重要意义。
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实践操作，税务部门规章与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虽然都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和的，并且都调整税收法律事项，但两者之间仍存在以下区别：
一、能否作为法院审判税收行政案件的参照
《立法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据此，税务部门有权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制定税务部门规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税务部门规章可以作为审判税务行政案件的参照依据。
《行政诉讼法》并未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审判税务行政案件的依据作出规定，纵观《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具体行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以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行文采用封闭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参照的法规范围，税收规范性文件未被列举在依据或者参照范围之内，因此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不能作为法院审理税收行政案件的依据或者参照。
二、效力层级不同
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低于税务部门规章，因此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能与税务部门规章抵触，也不能变相对税务部门规章做出修订或者废止。
三、名称和编号不同
《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七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六条以及《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分别规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应采用的名称，如税务部门规章的名称一般称“规定”、“规程”、“规则”、“实施细则”、“决定”或“办法”；而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称“办法”、“规定”、“规程”、“规则”等名称，但不得称“条例”、“实施细则”、“通知”或“批复”。名称中包括“办法”、“规定”、“规程”、“规则”的文件可能属于税务部门规章也可能属于税收规范性文件。
根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由局领导签发，以公告形式公布，并及时在本级政府公报、税务部门公报、本辖区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在政府网站、税务机关网站上刊登。”税收规范性文件以公告形式发出，单独办理公告编号，其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XX年第XX号”的文号、文种，不能再选择原有的“国税发”或者“国税函”等文号、文种。而根据《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上款规定联合制定的税务规章，应当送其他部门会签后，由局长和有关部门首长共同署名，并以国家税务总局令予以。”税务部门规章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XX号”的文号、文种。从形式上看，文号、文种可以作为区别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一个便捷手段。
四、能否审查合法性不同
根据现有规定，税务行政相对人可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申请合法性审查，但不能对税务部门规章申请合法性审查。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据此，税务行政相对人认为税务部门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时，税务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同时申请复议机关对该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合法性审查。以上是税务行政相对人申请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一个方式，但税务行政相对人不能单独申请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并且明确规定了可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合法性的文件范围不包括税务部门规章，因此能够启动合法性审查程序的主体仅限于申请行政复议的税务行政相对人，主体范围相对局限。
与《行政复议法》相比，《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规定了新的更有利于税务行政相对人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方式，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行政相对人认为税收规范性文件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以向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有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税务机关应当建立有关异议处理的制度、机制。”《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规定了税务行政相对人只要认为税收规范性文件违反了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都可以书面提出审查建议，而不再必须作为申请行政复议的附带审查申请，有利于在税务部门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出损害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之前提出审查建议，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只是规定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有权提出审查建议，既然是审查建议，那么对于税务部门只有有限的影响，税务部门可以不采纳该等审查建议，如果不能要求税务部门对于采纳或者不采纳该等审查建议在合理期限内做出充分的解释，那么该合法性审查方式也会流于形式。
五、能否设定行政处罚不同
税务部门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措施，但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措施。
《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2篇
证监会；证券监管机制；行政法；政府监管机构；
【中图分类号】D922.28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36-02
1证券行政监管理论概述
证券市场是由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人为设计的组织体制及资本运行机制组成的庞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产生了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证券法》是调整证券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其中行政机关权力、程序规范、资格限制、强制规范、禁止性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均较多，本质上是部管理法。所谓证券监管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经《证券法》及相关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的，因监管行政权力而形成的监管机构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证券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活动都是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共同完成的。1997年8月起证券交易所的管理权从地方政府收归到了中国证监会。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实行分业管理，并决定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证券期货管理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多级监管机构间的关系，并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行使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监管职责。
2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缺陷
我国在加入WTO后，国内的证券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证监会作为统一监管机构体制下的监管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然而鉴于以往的历史及经验，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两部分，一是监管主体方面，证监会机构定性模糊、监管权力不足、独立性欠缺等；二是监管行为方面，证监会的行政许可审批权过大、监管行政处罚滞后、政策干预广泛，并且又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监督机制。
3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证券监管行政法规立法体系
在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此时，行政法规具有法律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对于证券发行、市场交易、中介机构、上市公司等各方面的监管问题，可以行政法规加以规范。在行政法规的立法活动中，要严格遵循《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立法质量，并且对于已制定的行政法规，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和废止。
2.完善监管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套完整的行政程序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管辖、行政委托、行政协助、回避、申请及处理、调查、证据、陈述意见、公听会、听证、政府信息公开、阅览卷宗、说明理由、期间、送达、费用、简易程序等。因此，对于我国证券监管行政程序法制化问题提供以下两点建议：
2.1健全监管信息公开制度，我国监管机构的信息公开制度仍然并不健全，如首次申请股票发行，发行审核标准的公开制度缺失就导致在证监会经常驻有各种“公关团体”，试图通过各种不当渠道以获取信息争取顺利通过。因此，对于证券发行、交易等各种证券活动的监管信息，监管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开。
2.2健全行政听证程序，如：听证适用范围应仅限于监管机构做出的较为严重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事项的行政许可；不应由当事人来承担监管机构组织的听证费用；当事人如认为听证主持人可能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应有权申请其回避，并且听证主持人的职能应由非本案的调查人员担任；举行听证时在调查人员提出违法事实、相关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后，当事人有权进行申辩和质证等。
3.抽象监管行为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
我国证券市场常被人称之为政策市，常常存在着救济难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之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极不利于证券监管中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将行政诉讼范围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我国应适当地扩大行政诉讼范围，尽快建立起对抽象行政监管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制约证券监管机构的行政权力，从而达到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从根本上改变政策治市的模式，进而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4.完善监管机构制衡机制
监管机构监督机制的对象是监管机构做出监管行为的整个过程，目的是保证监管机构的各种监管行为的公平、公正、合理，防止监管机构的强制性权力被滥用。
4.1强化证监会监察局的独立性，中国证监会监察局作为证监会行政监督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缺乏独立性、地位不高、权威不够，应将监察局人事任免权收归国务院，并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同时，各项开支费用应当单列，分别由国务院审议后列入财政预算。
4.2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证券监管往往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第四权力”的地位，使其监督的功能得以发挥。
4.3充分发挥自律监管体系的作用，提升证券业协会及证券交易所等一系列自律性组织的独立地位，并应赋予它们更多的监管权力和责任。对于证券业协会，证监会应放松进而放弃对证券业协会的行政控制和领导，并将其改变成对协会的依法监督关系，使协会成为在法律和行政双重地位上能完全独立于证监会的一个自治组织；对于证券交易所，应强化其独立性，降低证监会对其的直接控管，将证券交易所作为一个监管的对象而非是完全附属于自己的下属单位，并应归还人事任免权于证券交易所。
参考文献
[1]洪伟力.证券监管：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李东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3篇
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修订、废止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作为立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法的修订，是通过对现行法的内容加以修缮改动，使法臻于立法主体预期达到的完善状态。随着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在新的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使法的修订成为今后包括档案立法在内的整个国家立法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之所以需要对法进行修订，主要原因和意义在于：第一，法以调整社会关系和适合社会关系的需要为使命。社会关系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相对变动性。当现行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时，对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加以修订，使其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就是必要的；第二，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现行法中有不科学之处，如不明确、不确切，容易引起歧义，或有遗漏、不协调、不切合实际的毛病，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已带来明显的甚至较大的弊端，难以执行、适用、遵守，因而有必要加以修订；第三，现行法本身是暂行的或试行的，经过一定阶段的实践，有必要加以变动，以便从暂行或试行的形式过渡到正式的形式；第四，一个重要的新法出现了，或一个重要的法修订了，也要引起或可能引起对另外一些法的修订。就当前国家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现状而言，上述情况在现行档案法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法的修订既要及时，又要慎重。及时才能使法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保证法的体系的协调一致，消除法中的弊端，有益于执法、司法、守法的进行；慎重，才能维护法的权威性，保证法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当前档案法规修订的及时性不够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当一批档案法规是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制定的，与处速变革中的社会环境和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存在相当的距离。许多档案法规执行情况不好，档案法规的规范效应下降，与档案法规没有及时进行修订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档案立法应高度重视档案法规修订在进一步完善档案法规体系中的突出作佣。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4篇
原告：福建省地方电力福州经营部。
法定代表人：杨德茂，经理。
被告：福建省广播电视厅。
法定代表人：林爱国，厅长。
被告：福建省公安厅。
法定代表人：黄松禄，厅长。
被告：福建省国家安全厅。
法定代表人：吴纪宗，副厅长。
福建省地方电力福州经营部的所属机构？？福建省地方电力开发公司及其主管部门？？福建省水利水电厅农村电气化局，为解决电力系统分布在山区峡谷中小水电站广大职工长期收看电视难的问题，曾先后于1993年3月24日和1993年6月12日，分别向福建省广播电视厅申请批准核发《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广播电视厅于1993年6月24日以闽下函（1993）25号文《关于同意中小水电站系统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批复》，答复“原则同意你局与福州中赛卫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联合为省内基层中小水电站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亚洲一号卫星传送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和云南、贵州两省电视节目”。“请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基层单位名单报来，现办理审批手续”。其后，原告的所属机构及其主管部门未办报批手续，没有取得《许可证》。而原告于8月设置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1993年9月21日，福建省广播电视厅、公安厅、国家安全厅及下属福州市和鼓楼区的三个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了查处：认定原告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亚洲一号卫星传送的香港电视节目的行为违法，扣留了原告的卫星接收机5台、21寸彩色电视机1台。9月22日，三被告认为原告为推销卫星接收器材，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香港电视节目，以招揽生意。根据经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关于《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省广播电视厅、公安厅、国家安全厅闽广音〔1991〕164号、〔1993〕00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以闽广音（1993）283号《处理规定》，对原告作出了“处以1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福建省地方电力福州经营部不服，于1994年1月10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1.原告并无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接收香港电视节目的违法事实。原告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小水电站广大职工收看电视难的问题和监测水电设备之用，以保证设备以合格的质量供中小水电站使用。为此，原告的上级机构和主管部门曾分别于1993年3月和6月间向被告省广播电视厅申请批准并核发卫星电视收视《许可证》，省广播电视厅在闽广音（1993）25号批复中已同意其申请。三被告在进行现场检查时，当时原告接收的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但是，三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却认定原告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香港电视节目，以招揽生意。这完全是主观臆断，无中生有。实际上，原告既未向客户销售和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备，也不存在投入使用和所谓的“招揽生意”。2.三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在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送达原告之前，国务院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于1993年10月5日施行。根据《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原告即使是“擅自设置”，也有六个月的办理审批手续的时间。被告不应以国家三部门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3.三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被告在扣押原告的财物时，未出示有关法律文书和执法人员的身份证件。三被告于1993年9月2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至10月15日才送达原告。因此，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在执法中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行政处罚权，其处罚决定是错误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三被告的闽广音（1993）283号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被告通过适当方式恢复原告名誉，消除影响。
被告辩称：1.对原告的行政处罚有充分、明确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为依据。经国务院批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均明确规定：凡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均需报省级广播电视部门审批，取得《许可证》后方可设置和接收，否则，“可以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2.原告未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省广播电视厅闽广函（1993）25号文函复省水利水电厅农村电气化局，只是原则同意该局与福州中赛卫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联合为省内基层中小水电站单位设置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但明确提出：“请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基层单位名单报来，再办理审批手续。”但是，原告及其主管部门其后没有办理报批手续，更不用说取得了《许可证》。即使如原告所说，当时其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因为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属香港亚洲一号卫星传送，也违反了国家三部门的《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亚洲一号卫星接收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3.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表明身份，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对卫星接收机和监视器进行扣押，开具了《扣押清单》，并有原告的一名负责人员签字。被告随后于次日即正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上，原告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其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执法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
「审判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福建省地方电力福州经营部的上级机构及主管部门虽然曾向被告福建省广播电视厅去函申请办理卫星地面接收站收视许可证，但其并未按被告批复中的要求办理报批手续，原告尚未取得《许可证》。原告在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亚洲一号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其行为违反了经国务院批准，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和国家三部的广发录字（1991）467号《关于加强亚洲一号卫星接收设施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在原告的该行为发生时，国务院的《管理规定》尚未施行，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于1993年9月22日即已作出。国务院《管理规定》并未对国家三部的《管理办法》作明令废止，《管理办法》仍然有效。因此，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其对原告所作的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但是，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于1993年9月22日即已作出，至10月15日才送达原告，其行为违反了《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予以指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该院于1994年10月7日作出判决：
维持被告福建省广播电视厅、公安厅、国家安全厅闽广音（1993）283号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宣判后，当事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评析
本案争议的问题如下几个：
（一）关于是否违背“高层次效力法律规范优于低层次效力法律规范”原则的问题这项原则是指处理各类案件时，不同效力的法律规范都作了规定的，应当适用高层次效力的法律规范，而不应当适用低层交效力的法律规范。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这些规定体现了上述原则。本案适用法律问题中的争议之一，就是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背这一原则。有的意见认为，经国务院批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于1990年5月28日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外国卫星传送电视节目管理办法》，是行政规章；国务院于1993年10月5日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是行政法规，后者的法律效力高于前者。本案处理应当适用国务院的《管理规定》，如果适用三部的《管理办法》，即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法律适用的一种误解。因为《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定》，都是行政法规，两者具有同等的效力。国务院关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总理审定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或者由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因此，两者的法律效力等级是一样的，本案适用《管理办法》并不违背“高层次效力的法律规范优于低层次效力的法律规范”的原则。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123-01
一、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公众参与内涵的研究
理论界对公众参与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王锡锌在《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认为，“规范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是指公共权力在做出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公共权力机构通过开放的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的个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反馈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
在《和谐社会与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求索，2006年第8期）一文中，戴雪梅认为：“所谓‘公众参与’主要是指公众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拥有知情权、话语权、行动权等参与性权利，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
2.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件涉及到公众参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宪法层面上，1982年宪法第一次在中国宪法中明确确立了参与制民主，《宪法》第2条：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在行政法规层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条例》等一系列法规都占用相当篇幅对公众参与予以规范。如《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3.关于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的研究
在行政决策和政府管理领域，学术界主要对于此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存在问题做了研究并提出了完善措施。在《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探索》（领导科学，2013年第7期）一文中，王艳珍、孙立樵认为，“我国的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公众知情权没有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无法充分落实、公众选择权不能充分行使、公众监督权无法充分执行等”。王士如、郭倩在《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当今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960年，瓦尔特・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民主”概念，随即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对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问题的研究，美国政治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在其著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中提出了公众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五种模型，这五种模型为管理者引导公众进行积极的参与提供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开展，民主行政和大规模政府改革浪潮的出现，国外学者开始日趋关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方面的理论成果也比较多，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在《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一书中根据公民参与的范围、程度和频率等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具体途径分为四类：“即以获取信息为目标的公民参与，包括关键公众接触等；以增进政策接受性为目标的公民参与，包括公民会议等；以构建政府与公民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为目标的公民参与，包括培养知情公众等；公民参与新的高级形式，包括申诉专员等。”
立法方面，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行政程序法，与之相配套的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包括《行政会议法》（1946年）、《情报自由法》（1966年）等。这些为美国公众了解行政决策信息，有序参与行政决策、维护自身利益、表达决策建议和意见提供了现实的保障。
二、综述
综观国内外对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研究，我国公民参与行政决策一直是热点与难点。比如：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决策制度也未作出统一的规定，关于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规定，大都散见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并且这些法律的规定比较笼统，缺乏操作性。
针对问题找出根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长久。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之下，以及庞大复杂的行政决策实践中，对公众参与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使其主体明确、程序规范、科学可操作等才能真正解决我国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伍志锐.试论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D].广西大学，2012.
[3]杨杰.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现状、问题与对策[D].吉林大学，2012.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确立标准完善
回顾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出现至今20年间，它以较强的生命力在不断发展壮大着。随着行政程序价值在依法行政过程的凸显，作为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仍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行政听证的适用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不足，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听证可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我们关注较多的则是借鉴了司法程序的正式听证。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是指行政法上影响当事人哪些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经过听证。我国对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从中可以了解我国行政听证的现状。
(一)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现行规定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1996年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且是现代意义上的听证制度第一次在我国出现。该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听证程序在行政处罚中适用，促使行政案件公开、公正地处理，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行政听证在政府定价中的适用。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又使听证制度的适用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方面迈进了一步。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价格、公益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指导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正式听证程序在价格法中的适用，改变了过去政府定价程序上的单向性，注意发挥经营者、消费者在政府价格行为中的积极性，将调查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政府定价中的重要程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行政听证在行政立法中的适用。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该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亦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关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事前的听证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抽象行政行为缺乏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不足。
4.行政听证在行政许可领域中的适用。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顺应时代需要亦引入了听证制度。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尽管之前理论界一直对行政许可是否适用听证存有争议，但随着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发展，我国对行政许可听证给予了肯定，这可谓在行政法治化、民主化上又迈进了一步。
5．行政听证在其他领域的适用。除了以上主要领域适用行政听证程序外，一些部门规章还就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听证程序作了规定，如海关行政复议听证程序，城市规划、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中的听证程序，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成员国，WTO协议要求我国在涉外行政管理领域注重程序公开、透明，行政听证制度也因此在相关领域得以适用。实践中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现行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从行政听证的现行规定中不难发现其适用范围呈扩大趋势。但我国在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这方面确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1.行政听证在行政处罚领域中适用范围狭窄。行政处罚法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这三类行政处罚适用听证程序，而把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人身自由利益价值高于从事特许行业进行劳动的利益和财产利益，位阶更高的利益却得不到听证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2.行政听证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中的适用范围狭窄。在行政处罚法中确立听证制度后不久就有学者预测了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发展趋势：从现定的三种行政处罚种类向其他行政处罚种类拓宽；从行政处罚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拓宽；从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宽。[1]而近年来我国行政领域内的立法也恰恰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行政管理领域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能造成影响的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收费和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样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从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是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3.行政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我国对于行政听证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比较零散，没有统一明确规定。这种状况影响了行政程序的权威性，而且不便于具体操作，可能使行政机关对行政听证的适用流于形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领域要求适用听证程序，但由于缺乏关于适用范围的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些行政行为是否该适用行政听证程序一时难以下结论。而且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往往是在实践的迫切要求下才得以适用的，谈不上对其适用范围有科学合理的规定。
二、确立完善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
听证程序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就其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但考虑到采用听证的成本消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行政过程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所有行政行为都适用听证程序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有科学的标准来界定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界定行政听证范围一般涉及两类标准，即行为标准，或者利益标准。(一)行为标准
所谓行为标准，就是指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种类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在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采用行为标准来规定听证范围。从行政行为的范围看，听证在美国、韩国、葡萄牙、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既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以听证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为例，在美国法律上，听证包括在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听证的形式可以从正式的听证到非正式的会谈，以及合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灵活适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种形式的听证，不要求固定形式的听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适用正式听证程序的法规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他法规不适用正式听证程序而适用非正式听证程序。同时规定了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的听证范围。对哪些行政行为可以适用听证程序各国规定不一，从宏观上看，美国的听证适用范围最广，既适用于法规制定，又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裁决。德国适用于行政行为，即相当于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决的行为。根据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影响裁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因此，当事人原则上在一切具体行政案件中享有听证的权利，但该法也规定了例外情形。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听证程序限于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行为中，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正式听证程序仅限于撤消许认可、直接剥夺相对人资格或地位、对董监事等做出解职这三种不利处分。
我国适用听证的事项，基本可以将其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决定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等；第二类，决策类：听证会的结果影响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立法、政府价格决策、城市规划等。两者的性质和对听证的需要是不一样的，适用的规则也应当有所不同。
决策类相当于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由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一旦其不公正合理，以后将产生普遍而长远的危害，即使将来能通过事后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济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需要通过事前的听证程序来弥补这种不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的听证范围作了规定，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听证的范围，这一点值得借鉴。我国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介绍说，美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有一定的标准要求：第一，抽象行政行为必须听证，如果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没有听证的抽象行政行为成为规范后，法院对这规范可以不采纳；第二，所征求的意见必须记录在案；第三，作出规范时，必须表明确实已考虑过这个意见。[2]
(二)利益标准
所谓利益标准，就是根据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不同利益确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从世界范围来看，适用听证程序保护的权利范围也在扩大。以美国为例，根据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剥夺公民自由、财产权必须举行听证，法院后来又通过判例将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谓的特权领域。并且“合法期待”也适用听证程序，合法期待即可期待的利益，包括已经拥有并希望继续拥有某种合法权利，及行政机关承诺或延续给予某种利益。基于合法期待，如果某人已经拥有某项许可证，当他申请更换许可证时就享有继续拥有该许可证的合理期待，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其更换申请，就应该履行听证的义务。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或是行政管理领域的迫切需求或两者兼有之，我国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就规定了听证程序。
在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并由其它法律予以具体化而受保护，公民直接受到行政权影响的权利主要有：(1)人身自由权，行政处罚法中的行政拘留就是对公民该权利的限制。(2)财产权，公民的财产是公民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在行政管理领域公民、组织的财产权受行政权的影响最大且范围最广。财产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企业经营执照的申请权、特种行业的经营许可权、知识产权等(3)社会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就业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补助的权利。(4)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升学权、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创作及其它文化活动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有权利必有救济，故对行政行为可能侵犯的权利有必要进行事前的听证，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时也应遵循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原则和成本不大于收益原则。任何制度程序的设置都要尽可能作周全的考虑，在确立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时，也该对听证的免除事项作规定。我国在规定行政听证免除事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决定对个人利益的影响程度；第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第三，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以及给财政和行政带来的负担。同时借鉴各国的规定，免除听证的事项应包括：(1)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以及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轻微，无听证的必要；(2)涉及国家安全的决定；(3)紧急情况；(4)可以通过计算、实验等方式解决事实争议的；(5)根据行政决定依法作出的行政执行行为；(6)涉及人数众多或作出大量相同种类行政行为的。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标准作出界定并对排除事项作出规定是我国今后立法过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7篇
一、指导思想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审计监督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全力助推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有序推进，为XX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二、监督原则
（一）依法有效。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按照法律法规制订监督办法和监督细则，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确保依法监督、规范监督、有效监督。
（二）责任明晰。依法依规认真梳理行政职权，公布权力清单，明确与权力相对应的监督责任，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能。
（三）协同监督。根据工作性质和业务范围，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信息互通、相互衔接，实现监督范围全覆盖。
（四）公开公正。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将监督内容、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结果等相关信息对外公开，切实将监督工作纳入公众的监督之下，既要防止监督缺位，又要防止监督错位和越位。
二、监督事项
1．县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县直各部门（含直属单位）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
2．镇政府和街道办预算的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收支，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3．使用县级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务收支。
4．县级政府投资和以县级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及决算。
5．县属国有企业、县政府规定的县属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资产、负债及损益。
6．县政府部门、镇政府管理和其他单位受县政府及其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
7．根据上级审计机关授权，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和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及损益进行审计监督。
8．法律法规规定应由县审计局审计的其他事项。
三、监督方式
（一）监督流程
1.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县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确定年度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2.根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组成审计组，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情况，编制审计方案，并在实施审计3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
3.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应当向县审计局提出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报送县审计局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对象的意见。被审计对象应当自接到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审计组。审计组应当将被审计对象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县审计局。
4.县审计局按照审计署规定的程序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进行审议，并对被审计对象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研究后，提出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意见。
（二）审计方法
审计人员实施审计时，可以采取下列方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获取审计证据：
1.通过检查、查询、观察、监督盘点、询问、外部调查、发函询证、重新计算、重新操作、分析等方法；
2.通过收集原件、原物或者复制、拍照等方法取得证明材料；
3.对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会议和谈话内容作出记录，或者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会议记录材料；
4.记录审计实施过程和查证结果。
四、主要分工
一般审计事项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XX县审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所定内设机构职责分工实施；重要（大）审计事项根据实际情况组成综合审计组统一组织实施。
五、责任追究
（一）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
（二）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规定，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1.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
2.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
3.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4.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5.其他处理措施。
（四）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并可以依法给予处罚。
（五）审计机关依法责令被审计单位上缴应当上缴的款项，被审计单位拒不执行的，审计机关应当通报有关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扣缴或者采取其他处理措施，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六）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级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七）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国家规定，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八）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社会审计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执业准则等情况的，应当移送有关主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落实责任。明确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各科室落实责任制管理。做好内部职能分工，落实岗位责任制，任务细化，责任到人，确保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治行政收费依法行政
引言
行政收费并非法律术语，而是一个法学理论术语。目前通说认为：行政收费是国家机关向特定对象实施特定管理，提供特定服务强制收取相应对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①。因此行政收费也可称为政府收费，在我国，与行政收费相关且已被立法确认的概念是行政性及事业性收费。1982年辽宁省物价局首先使用了行政性收费和事业性收费的概念，并为1987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所确认。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88)价涉字278号《关于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通知》规定：“行政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为加强社会、经济、技术管理所收取的费用。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为社会或个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②无论怎样定义行政收费，事实上都是对管理相对人财产的一种直接处分和变相剥夺，对相对人来说并不亚于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随着行政处罚法的出台，至少已经在法律上得到了规制，行政收费却至今还没有相应的比较高层次的法律出台，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行政收费的泛滥，不仅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作为一个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的国家，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加入WTO后，WTO对我国政府行为的影响是空前的，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理念在更新我们的原有的观念，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行政，政府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规制，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法治的视角解读行政收费存在的问题，进而为行政收费找出一条法治路径。
一、行政收费的法治资源匮乏
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依法行政，英国法学家威德说过：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对行政权的控制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行政收费作为一项与相对人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行政行为，自然应当奉行行政法治的原则，而当我们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各种不同的行政收费行为加以解剖时，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法治资源的匮乏。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政收费的依据混乱。行政收费其实质是对相对人的财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从这一结果来看，它与行政处罚并无多大区别，但法律对行政处罚有着严格的规范，而行政收费在我国的行政法规至今还没有针对性的规范，更不用说是法律了。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对政府收费大都实行法律保留，有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我国在198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的决定》中把大量本应由立法机关的权限授权给行政机关，至今这个授权决定也没有被宣布废止。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得以而为之，那么现在这种解释就不免显得苍白。这种做法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行政收费的混乱，只要有管理权的主体都自己制定规范性的收费文件，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红头文件都在作为收费的依据，这种实体规范的的多主体低层次造成了各地区各部门往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争相给自己设定收费权及项目和标准，使有关行政收费的规章和非规范性文件泛滥。对这种现象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说“如果在控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之权，行政机关则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领域里任意制定法律，这样，主要立法者成为行政机关，而不是国会。”③授权行政机关确定行政收费的权力，这实质上就是政府机关自我赋权，而所收之费，也就是政府凭借权力向相对人实施的掠夺。严重违背了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第二，行政收费程序存在重大缺陷。行政程序在法治行政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学习和研究行政法的人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行政程序这些实现行政法目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没有正当的程序，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行政管理者也难以在管理过程中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我国由于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程序法的建设始终跟不上法治建设的需要，这种现象在行政收费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行政处罚和税收相比，行政收费的随意性相对较大，所依据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大都比较粗糙，存在许多程序瑕疵：
1.行政收费的设定缺乏民主性
从法理上讲，立法应当充分吸纳和体现民意，而不能单方面决定，尤其是为公民设定义务的立法过程中，公众相对人的参与应成为一项原则，也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我国《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政会等多种形式。”在立法上为公众参与行政收费设定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就现实而言，由于没有与之配套的制度设计公众的意见很难进入决策者的视线。行政主体在设定行政收费时，往往很少征求相对方(行政收费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虽说现在听政似乎也很流行，但听政在某些人眼中无非是聋子的耳朵，一种摆设而已。比如一些价格听政会，你根本就不用猜，结果肯定是价格上调，价格听成了价格上涨的代名词。个中原因很多，但听政程序不完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民主化只是流于形式，公众参与制度等于形同虚设，这种情况任其发展，将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民自觉守法，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言：“法律程序中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不会尊重法律。”④2.有关行政收费的规定不透明
收费的法律依据不公开、不透明，很多的收费权所依据的是行政机关内部文件和规定，有的甚至是已经被废止的内部规定仍在作为收费依据使用。在很多情况下缴费的人根本不清楚哪些该交，哪些不该交，更搞不清楚他们缴纳的这些费用有多少是真正交给了国家，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所谓的交费项目上。面对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公民、法人等行政相对人往往无从知晓，不知道哪些是属于合理收费，哪些属于违法收费。行政收费项目的废止或收费标准的变更也缺乏公开性。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信息公开逐渐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一个基本要求，美国于1966年和1976年分别制定的《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前者规定除几种特殊情况外，政府文件必须公开；后者则对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公开作了具体规定。公开原则是政府活动公开化的体现，是公民参政权的延伸，如果行政主体以并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文件规定为依据征收费用，显然违反了政府公开原则，也是与WTO规则相悖的。
3.行政收费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行政收费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才能防止被异化。在对行政收费的监督制约方面，至少还存在这么两个问题，一是对执行收费的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监督，也有利于防止执法腐败。我认为一套规范、完整的行政收费程序至少应包括以下要点：①表明身份，说明收费理由，出示收费许可证；②实行“定、收”分离制度，通过指定的金融机构来统一收取行政收费以减少腐败贪污现象；③相对人填写收费登记卡；④收费主体填写统一、法定的收费收据；⑤收费主体告知相对人不服该收费的救济途径。二是收费的使用缺少监督，支出极为混乱。由于征收的资金没有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使得部分资金游离于预算外，坐收坐支。有的把行政性收费变成了脱离预算监督脱离审计监督的第二财政，致使大部分资金留在机关的“小金库”里，收入不入帐，支出不记帐，几乎成为行政机关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而且收费监控、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收费混乱的原因之一。现有的监督体制下，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混淆，导致监督作用难以发挥。按照控制论要求，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应当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否则，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审查自己，必然导致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二、行政收费的法治进路
行政收费作为交换公共部门所提供的特别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支付，其存在有其合理性，而且实际上，收费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不可缺少的一种收入形式，但我们也必须把它归置在法治的框架内，针对当前行政收费所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符合现代法治观念的行政收费制度，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明确和严格行政收费的设定主体。今后应当明确主要行政收费必须由法律和法规来规定，规章和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行政收费，从而彻底改变行政收费主要由行政机关设定的状况，从源头上遏止行政机关随意收费，超标收费，借收费创收的可能性。至于规章是否享有创设行政收费的权力，笔者认为即使给予规章创设行政收费的权力，也应将其严格限定在创设一定数额的行政收费之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则坚决不允许其创设行政收费；在有上位法的情况下，下位法的细化规定不可超过上位法关于收费的条件、种类、幅度的规定。
第二，早日制定统一的《行政收费法》。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目前法律对收费的规范处于严重缺失状态，不但修改相关法律极为迫切，制定一部收费基本法更是刻不容缓。”⑤笔者认为如果目前尚感制定一部系统完整的行政收费法典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话，也可以考虑采取制定“行政收费法通则”的过度办法。“通则”中规定行政收费的原则和行政收费的一般条件以及运用的范围，借此统一各类行政收费的立法、设定活动，以及为司法机关和行政准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的收费行为实施监督提供依据和标准。待实践中积累了充足的经验时，再将“通则”上升为法律。
第三，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往对行政收费采取的内部监督实施的办法经时间证明具有很大的缺陷，基本上不能使行政主体乱收费得到有效的控制，为此，必须在严格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行政收费的外部监督机制。在此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即不管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只要违反体现正当程序或自然正义要求的行政程序，即可导致整个行为无效，当事人就可拒交费用，从而在事前就起到了一个监管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完善行政收费的救济制度，通过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给予相对人充分的救济，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收费进行司法审查，审查行政收费是否有法定依据，审查行政收费是否越权、是否、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对行政主体违法行使收费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受害人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取得国家赔偿，从而是相对人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
注释
①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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